未來的道教發展大勢，已經和政治分不開了，寇謙之在不長的餘生中，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表現出來的更多的則是一位老人的無奈。在他人生的最後八年裏，在崔浩的極力推動下，太武帝發動了殘酷的滅佛行動。雖然寇謙之實際上並不支持太武帝如此做，但由於寇謙之在北魏確立了道教的國教地位，很多佛教徒自然地把罪名也安在他的頭上，以為是他的原因才導致了皇室對佛教舉起了屠刀。
實際上，在寇謙之北上來平城之前，佛教在北魏經營得還是挺不錯的，很多王公貴族也都是佛教的信徒，就連國家的老大太武帝也信奉佛法，禮敬沙門。
隨著寇謙之的努力，新天師道得到了皇帝的崇奉，使道教成為了北魏的國教，為了和上級保持一致，一些官員自然也就改弦易轍，拋棄了佛教，改信了道教。
就算如此，太武帝對佛教還沒什麽意見，更談不上仇視，當然已經不再信奉佛教了，表麵上也不會再做出信奉的樣子了。太武帝對佛教的心理變化，實際上是有深層次的原因。
從春秋以來，華夏對蠻夷就有了排斥心理，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內諸夏，外夷狄，佛教這個來自印度，帶來了一位胡神的宗教，顯然是在挑戰華夏人民的忍受力了。不過鮮卑人本來就屬於夷族，從他們主張漢化，又自詡為黃帝的後代來看，他們對胡、夷這類說法是極其敏感、脆弱的，他們還是很想有華夏民族那樣悠久的文明的。包括後來太武帝接受太平真君的年號，進一步說明了鮮卑人實際上天然對佛教就不會親熱，隻有利用，這也可以從給高僧封將軍之類的細節上表現出來。
佛教自身方麵呢，同樣存在問題。佛教進入中原以後，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讖緯學說，常弄出些神神秘秘的理論出來，這對沒有文化的百姓來說很具有蠱惑力，對鮮卑人的統治產生了影響，觸及著了統治階級的底線。佛教發展勢頭非常強，僧人增加迅速，實際上有大量的假慕沙門，實則為了逃避賦役的人進入了佛門，加上有意收納農戶為他們種田生產，這種和國家搶奪人口的行為，進一步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發展和軍事擴張。
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為了推行儒學治國，急需消滅佛教，在崔浩等有心人的推動下，極力在太武帝麵前說佛教的不好，一些不利於佛教的大事小事時不時的傳到太武帝的耳中。比如一些和尚、尼姑守不住清規，發生一些在那時屬於傷風敗俗的事，這就令太武帝漸漸對佛教有了厭惡心理。
公元438年，太武帝就下詔，命令五十歲以下的僧人必須還俗，並且應征入伍，從而解決了第二年西伐北涼的人力不足的問題，這也是皇權第一次對佛教表達出的不滿。
在太武帝尊奉道教後，對佛教的容忍力就更低了，而佛教界依然沒有意識到危機的到來，反而繼續毫無節製地擴張，大搞土建，豪華裝修，生活奢靡。僧人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人口大量流入寺院，享受著免稅政策，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大量的僧兵，整個一個國中之國。
終於在公元444年，太武帝下詔滅佛，理由是“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規定上自王公貴族，下至百姓庶人，有偷偷供養沙門的，限你們二月十五日前把他們遣送官曹。如果藏匿，過期不送，嘿嘿，你明白的，一經查實，“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根本沒有免費的盒飯吃，直接就滅你全家了。
所幸這次滅佛行動不是很迅速，所以很多僧人及經籍沒有遭難。但是不久，公元445年，就發生了蓋吳起義，太武帝在鎮壓過程中，發現關中地區的佛寺內藏匿了大量武器，就懷疑這些和尚和蓋吳有勾結，是一起謀反的，對佛教的厭惡和敵視就更加深了。北魏在打天下，治理國家的過程中，社會一直不太安定，起義並不是新鮮事，所以蓋吳起義就不多說了。
還有一點，這些寺廟裏藏的金銀酒器等數量龐大，以萬計，這還不算他拉的人口、土地這些財富，心說你們哪來這麽多錢，比我這個皇帝都富有。
公元446年，在崔浩的推動下，太武帝終於下定決心，徹底解決佛教，第三次下詔滅佛，宣布佛教為邪教。《魏書》中甚至稱佛教為“鬼道”，說佛教的興盛，造成了“生民死盡”、“千裏蕭條，不見足跡”，所以，誰敢再信仰佛教的“門誅”，誰都不能私藏佛圖胡經，發現的都要燒毀，至於那些和尚，不管是老是少“悉坑之”，全都挖坑活埋了。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太武滅佛，佛教史上的太武法難，這次滅佛運動，佛教幾乎徹底從北魏消失。
曆史上對太武帝的滅佛的原因研究者眾多，有佛門的不知節製，在軍事、經濟、人口、信仰等諸多方麵與統治者發生衝突，也有儒、道方麵的壓力和引導及鮮卑人對宗教的利用而非信仰等原因，得出的結論也五花八門，諸如宗教說、經濟說、民族說、軍事說等等，通過上麵分析，實際上這些方麵的原因都包括，但本質上還是政治行為。除了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意識外，佛教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法 輪等義理方麵與儒、道存在差異，與統治階級發生直接衝突。經過這次打擊，反而刺激著佛教能夠更好地融入華夏文化中並傳承至今。
作為此次滅佛的積極推動者的崔浩，從維護北魏統治角度力主滅佛，由此也得罪了大量信奉佛教的鮮卑貴族，包括太子拓跋晃，太孫拓跋濬，就是後來的文成帝，也是文成帝繼位後，頒布了複佛法詔，佛教才得以複蘇。
在整個滅佛事件中，寇謙之並沒有頭腦發昏，跟著崔浩對佛教再投落井之石，反而多次勸崔浩收手，從宗教的立場上“苦與浩爭”，反對這種極端的滅佛行為，所以佛道之間雖然有矛盾，但這次滅佛並不是佛道之爭。
寇謙之之所以如此做，原因很多。作為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人生的閱曆和對時局的把握，都不會讓他有過激的想法和行為，在打擊佛教的過程中，難免會造成政局的不穩，這對道教發展也不是好事。加之道教已是事實的國教，佛教無力競爭，而且佛教的義理自己也吸收了不少，二者能相互融合更好於把它滅掉。更重要的是，太子為首的一大批貴族還是崇佛抵道的，絕不能為了一時之快，為後來埋下禍根。
但是，寇謙之過深地介入政治之中，加上與崔浩的親密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崔浩實現個人的野心，雖然在滅佛事件中沒有積極支持，但新天師道的興盛終究還是會受到信仰佛教的鮮卑貴族及佛教的懷恨，這也是新天師道後來衰落，百年後北齊佛道辯論失敗後被廢，教團散亡的主要原因。
不得不說，在這件事上，寇謙之睿智的決定不是偶然的。他不僅看到了崔浩一意孤行必會招致大禍，更對自己及新天師道也必會受到太子一黨的打擊有了預感。自己年紀太大了，這群弟子不論新老，來到京都後個個被花花世界迷了心智，自己後繼無人。自己的靜輪天宮已經修了十八年了，基本上成了爛尾樓，太子也多次參他勞民傷財，眼看著自己是等不到竣工那一天了。
終於，深感無力迴天的天師大人招來眾弟子，開始交代後事了。我活著時，有我罩著，你們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可是我不久就要飛升了，你們要早作打算吧，管不了你們了。不久，公元448年，寇謙之在未完工的靜輪天宮中悄然仙去，享年八十三歲。
而崔浩在主修國史的時候，毫不留情的把北魏先輩的同族相殘、各種不光彩（這裏涉及到了禁用詞，弄得改了兩天才知道，所以隻能用這種詞來表達了）的史實曝光揭秘，這還不算，又花了三百萬兩白銀，把國史刻成石碑，打算讓皇族的醜惡曆史流傳萬代。崔浩的行為，一方麵說明其文人的正義感爆棚，另一方麵也說明了他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這種膨脹得昏了頭。國史修成後，崔浩也被太子參了一本“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被誅殺，全族盡戮。
關於崔浩被殺的原因，學者們也專門有考證，表麵上有三種原因，一是陷入佛道之爭的漩渦；二是與南方政權有聯係；三是修國史的原因。至於深層次的原因，也有不同說法，但崔浩傳中有一句話，“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為了實現自身的政治抱負，致力鮮卑漢化，以恢複儒家的治國之道，終於隻是鮮卑人的工具，連自己的幾大族的姻親也被牽連夷族。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找找逯耀東的《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曆程》、王誌剛的《北魏崔浩石經石史考》、陳漢平的《崔浩之誅與民族矛盾何幹》、趙義鑫的《崔浩研究綜述》等文章看看，各有新意，當然還有大量相關的文獻研究崔浩的死因，貌似已經沒有什麽新觀點再出現了。
寇謙之死後，公元450年，太武帝下令拆除靜輪天宮，公元451年，終止用了十二年的太平真君年號，改元“正平”。十個月後，太武帝被近待宗愛殺死，這個宗愛因為煽動太武帝殺了太子拓跋晃，怕被太武帝秋後算賬，才先下手為強弑君。至此，寇謙之、崔浩和太武帝三人都成為了曆史，屬於國教的新天師道的輝煌也成了曆史。
新天師道並沒有因為寇謙之的飛升而立刻遭到打擊，究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鮮卑人需要它來證明自己的正統，並可以利用其思想加強封建統治。直到東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高澄把持朝政，奏請取消道壇。
最後，簡單解釋一個問題，就是有關靜輪天宮的名字。很多學者考證了寇謙之與佛教的關係，這個已經從很多方麵得到證明了，比如成公興與鳩摩羅什門下的釋曇影有來往，《雲中音誦新科之誡》與佛教律部經典有關係等等。在佛教的步步進逼的壓力下，道教方麵忙於重組自己的組織體係和神學體係，同時也汲取佛教的有用成分，這同樣也可以從寇謙之身上得到體現，而靜輪天宮一詞又是一個證明。靜輪一詞是有佛教的色彩的，佛教中有“轉寂靜法 輪”，所以靜輪天宮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也從側麵證明寇謙之與佛教的關係。更詳細的內容道友們可以看看陳寅恪、劉昭瑞等人的相關論著。
不同時代，道教也好，佛教也好，起起伏伏，都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完善自己，主動去適應社會發展，隻有能生存下去才有資格談未來。縱觀道教的南北發展，自漢末起，南方道教發展中政治的影子要淡一些，似乎更具有活力和想象力，這就是我後麵要聊的內容。
實際上，在寇謙之北上來平城之前，佛教在北魏經營得還是挺不錯的，很多王公貴族也都是佛教的信徒，就連國家的老大太武帝也信奉佛法，禮敬沙門。
隨著寇謙之的努力，新天師道得到了皇帝的崇奉，使道教成為了北魏的國教，為了和上級保持一致，一些官員自然也就改弦易轍，拋棄了佛教，改信了道教。
就算如此，太武帝對佛教還沒什麽意見，更談不上仇視，當然已經不再信奉佛教了，表麵上也不會再做出信奉的樣子了。太武帝對佛教的心理變化，實際上是有深層次的原因。
從春秋以來，華夏對蠻夷就有了排斥心理，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內諸夏，外夷狄，佛教這個來自印度，帶來了一位胡神的宗教，顯然是在挑戰華夏人民的忍受力了。不過鮮卑人本來就屬於夷族，從他們主張漢化，又自詡為黃帝的後代來看，他們對胡、夷這類說法是極其敏感、脆弱的，他們還是很想有華夏民族那樣悠久的文明的。包括後來太武帝接受太平真君的年號，進一步說明了鮮卑人實際上天然對佛教就不會親熱，隻有利用，這也可以從給高僧封將軍之類的細節上表現出來。
佛教自身方麵呢，同樣存在問題。佛教進入中原以後，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讖緯學說，常弄出些神神秘秘的理論出來，這對沒有文化的百姓來說很具有蠱惑力，對鮮卑人的統治產生了影響，觸及著了統治階級的底線。佛教發展勢頭非常強，僧人增加迅速，實際上有大量的假慕沙門，實則為了逃避賦役的人進入了佛門，加上有意收納農戶為他們種田生產，這種和國家搶奪人口的行為，進一步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發展和軍事擴張。
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為了推行儒學治國，急需消滅佛教，在崔浩等有心人的推動下，極力在太武帝麵前說佛教的不好，一些不利於佛教的大事小事時不時的傳到太武帝的耳中。比如一些和尚、尼姑守不住清規，發生一些在那時屬於傷風敗俗的事，這就令太武帝漸漸對佛教有了厭惡心理。
公元438年，太武帝就下詔，命令五十歲以下的僧人必須還俗，並且應征入伍，從而解決了第二年西伐北涼的人力不足的問題，這也是皇權第一次對佛教表達出的不滿。
在太武帝尊奉道教後，對佛教的容忍力就更低了，而佛教界依然沒有意識到危機的到來，反而繼續毫無節製地擴張，大搞土建，豪華裝修，生活奢靡。僧人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人口大量流入寺院，享受著免稅政策，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大量的僧兵，整個一個國中之國。
終於在公元444年，太武帝下詔滅佛，理由是“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規定上自王公貴族，下至百姓庶人，有偷偷供養沙門的，限你們二月十五日前把他們遣送官曹。如果藏匿，過期不送，嘿嘿，你明白的，一經查實，“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根本沒有免費的盒飯吃，直接就滅你全家了。
所幸這次滅佛行動不是很迅速，所以很多僧人及經籍沒有遭難。但是不久，公元445年，就發生了蓋吳起義，太武帝在鎮壓過程中，發現關中地區的佛寺內藏匿了大量武器，就懷疑這些和尚和蓋吳有勾結，是一起謀反的，對佛教的厭惡和敵視就更加深了。北魏在打天下，治理國家的過程中，社會一直不太安定，起義並不是新鮮事，所以蓋吳起義就不多說了。
還有一點，這些寺廟裏藏的金銀酒器等數量龐大，以萬計，這還不算他拉的人口、土地這些財富，心說你們哪來這麽多錢，比我這個皇帝都富有。
公元446年，在崔浩的推動下，太武帝終於下定決心，徹底解決佛教，第三次下詔滅佛，宣布佛教為邪教。《魏書》中甚至稱佛教為“鬼道”，說佛教的興盛，造成了“生民死盡”、“千裏蕭條，不見足跡”，所以，誰敢再信仰佛教的“門誅”，誰都不能私藏佛圖胡經，發現的都要燒毀，至於那些和尚，不管是老是少“悉坑之”，全都挖坑活埋了。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太武滅佛，佛教史上的太武法難，這次滅佛運動，佛教幾乎徹底從北魏消失。
曆史上對太武帝的滅佛的原因研究者眾多，有佛門的不知節製，在軍事、經濟、人口、信仰等諸多方麵與統治者發生衝突，也有儒、道方麵的壓力和引導及鮮卑人對宗教的利用而非信仰等原因，得出的結論也五花八門，諸如宗教說、經濟說、民族說、軍事說等等，通過上麵分析，實際上這些方麵的原因都包括，但本質上還是政治行為。除了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意識外，佛教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法 輪等義理方麵與儒、道存在差異，與統治階級發生直接衝突。經過這次打擊，反而刺激著佛教能夠更好地融入華夏文化中並傳承至今。
作為此次滅佛的積極推動者的崔浩，從維護北魏統治角度力主滅佛，由此也得罪了大量信奉佛教的鮮卑貴族，包括太子拓跋晃，太孫拓跋濬，就是後來的文成帝，也是文成帝繼位後，頒布了複佛法詔，佛教才得以複蘇。
在整個滅佛事件中，寇謙之並沒有頭腦發昏，跟著崔浩對佛教再投落井之石，反而多次勸崔浩收手，從宗教的立場上“苦與浩爭”，反對這種極端的滅佛行為，所以佛道之間雖然有矛盾，但這次滅佛並不是佛道之爭。
寇謙之之所以如此做，原因很多。作為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人生的閱曆和對時局的把握，都不會讓他有過激的想法和行為，在打擊佛教的過程中，難免會造成政局的不穩，這對道教發展也不是好事。加之道教已是事實的國教，佛教無力競爭，而且佛教的義理自己也吸收了不少，二者能相互融合更好於把它滅掉。更重要的是，太子為首的一大批貴族還是崇佛抵道的，絕不能為了一時之快，為後來埋下禍根。
但是，寇謙之過深地介入政治之中，加上與崔浩的親密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崔浩實現個人的野心，雖然在滅佛事件中沒有積極支持，但新天師道的興盛終究還是會受到信仰佛教的鮮卑貴族及佛教的懷恨，這也是新天師道後來衰落，百年後北齊佛道辯論失敗後被廢，教團散亡的主要原因。
不得不說，在這件事上，寇謙之睿智的決定不是偶然的。他不僅看到了崔浩一意孤行必會招致大禍，更對自己及新天師道也必會受到太子一黨的打擊有了預感。自己年紀太大了，這群弟子不論新老，來到京都後個個被花花世界迷了心智，自己後繼無人。自己的靜輪天宮已經修了十八年了，基本上成了爛尾樓，太子也多次參他勞民傷財，眼看著自己是等不到竣工那一天了。
終於，深感無力迴天的天師大人招來眾弟子，開始交代後事了。我活著時，有我罩著，你們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可是我不久就要飛升了，你們要早作打算吧，管不了你們了。不久，公元448年，寇謙之在未完工的靜輪天宮中悄然仙去，享年八十三歲。
而崔浩在主修國史的時候，毫不留情的把北魏先輩的同族相殘、各種不光彩（這裏涉及到了禁用詞，弄得改了兩天才知道，所以隻能用這種詞來表達了）的史實曝光揭秘，這還不算，又花了三百萬兩白銀，把國史刻成石碑，打算讓皇族的醜惡曆史流傳萬代。崔浩的行為，一方麵說明其文人的正義感爆棚，另一方麵也說明了他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這種膨脹得昏了頭。國史修成後，崔浩也被太子參了一本“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被誅殺，全族盡戮。
關於崔浩被殺的原因，學者們也專門有考證，表麵上有三種原因，一是陷入佛道之爭的漩渦；二是與南方政權有聯係；三是修國史的原因。至於深層次的原因，也有不同說法，但崔浩傳中有一句話，“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為了實現自身的政治抱負，致力鮮卑漢化，以恢複儒家的治國之道，終於隻是鮮卑人的工具，連自己的幾大族的姻親也被牽連夷族。有興趣的道友可以找找逯耀東的《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曆程》、王誌剛的《北魏崔浩石經石史考》、陳漢平的《崔浩之誅與民族矛盾何幹》、趙義鑫的《崔浩研究綜述》等文章看看，各有新意，當然還有大量相關的文獻研究崔浩的死因，貌似已經沒有什麽新觀點再出現了。
寇謙之死後，公元450年，太武帝下令拆除靜輪天宮，公元451年，終止用了十二年的太平真君年號，改元“正平”。十個月後，太武帝被近待宗愛殺死，這個宗愛因為煽動太武帝殺了太子拓跋晃，怕被太武帝秋後算賬，才先下手為強弑君。至此，寇謙之、崔浩和太武帝三人都成為了曆史，屬於國教的新天師道的輝煌也成了曆史。
新天師道並沒有因為寇謙之的飛升而立刻遭到打擊，究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鮮卑人需要它來證明自己的正統，並可以利用其思想加強封建統治。直到東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高澄把持朝政，奏請取消道壇。
最後，簡單解釋一個問題，就是有關靜輪天宮的名字。很多學者考證了寇謙之與佛教的關係，這個已經從很多方麵得到證明了，比如成公興與鳩摩羅什門下的釋曇影有來往，《雲中音誦新科之誡》與佛教律部經典有關係等等。在佛教的步步進逼的壓力下，道教方麵忙於重組自己的組織體係和神學體係，同時也汲取佛教的有用成分，這同樣也可以從寇謙之身上得到體現，而靜輪天宮一詞又是一個證明。靜輪一詞是有佛教的色彩的，佛教中有“轉寂靜法 輪”，所以靜輪天宮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也從側麵證明寇謙之與佛教的關係。更詳細的內容道友們可以看看陳寅恪、劉昭瑞等人的相關論著。
不同時代，道教也好，佛教也好，起起伏伏，都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完善自己，主動去適應社會發展，隻有能生存下去才有資格談未來。縱觀道教的南北發展，自漢末起，南方道教發展中政治的影子要淡一些，似乎更具有活力和想象力，這就是我後麵要聊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