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得了皇帝的認可之後，寇天師及眾弟子便兢兢業業，朝九晚五，五加二，白加黑……總之就是上班特認真。
審時度勢，寇謙之經常找拓跋燾匯報工作，偶爾露幾手道術，比如扶乩請神，降個天地異象之類的，中心思想都是為了讓王權日盛，百姓愈加敬畏。當然，也不能忘記交好權貴，沒事也常給皇帝和貴族們畫幾道符，拿迴家去驅鬼化災、治病祈福、健胃消食、夫妻和諧……總之，用過的都說好。當然了，出去講座、義診、走個穴、弄個直播什麽的，刷刷存在感，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收獲點信徒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課。考慮到北魏治國還離不開儒學，也為了迴報崔浩的引薦之恩，寇謙之也常把崔浩的儒學治國的方略和風細雨地推送給拓跋燾，自然收獲了越來越多的信任，拓跋燾則越來越倚重他了。
在取得了皇權的堅定認可和支持以後，時機成熟，寇謙之便開始著手對道教大刀闊斧地改革整頓。當然要師出有名，這樣才能理直氣壯、氣勢如虹，我是遵奉太上老君的法旨，哪個敢不服！沒意見最好，有意見也得保留，要不自己找他老人家反映去，我也隻是個執行總裁。
當時道教的現實情況我們也說過不少了，無論是五鬥米道還是地方性宗教，都已經不適應這個時代的發展了。底層百姓容易成為起義軍的主力，有人一場吆喝就拿著掃把、擀麵杖就敢攻城拔寨，統治者早就忍得快出內傷了。渙散的組織、廢弛的科律也讓士族失望，原來信道還是個很體麵、很有麵子的事兒，可實在受不了諸如塗炭齋，就是通過用炭抹臉，泥裏打滾這類悔過行為，太有點非主流了，哪能被清流們接受？其他諸如房中術、不入流的一些修煉功法、尊道貶儒的一些教義，更讓知識分子們嫌惡。同時，佛教的強勢、玄學思想的流行及儒家倫理的複興，都刺激著混亂的道教不得不變革。有關佛教，後麵我們講佛教之爭時再和道友們詳細探討，儒教是大家熟知的內容，不再多講，至於玄學思想，前麵也基本上探討過。實際上，在北方道教連一地雞毛都沒不知道怎麽收拾的時候，南方道教卻一直穩步、健康地發展著，並且上清、靈寶、三皇三大經係發展不久後也將被陸修靜整理成三洞經書，為後世道藏的編纂打下堅實的基礎，雖然南北相隔，但南方的道教界的消息卻一直影響、刺激著寇謙之。
寇謙之心裏清楚，此次清整工作勢在必行，但也絕不能魯莽行事，對道教改革影響的絕對不僅僅是宗教，還有很多政治方麵的因素要考慮，一步踏錯可能就是萬劫不複。越是在關鍵時刻越要保持平常心，掌握好步伐，步子邁得太大那會扯到……那會出問題的，所以，如果一味地詆毀或完全拋棄三張，把他們釘到十字架上，底下再點把火，搞個篝火舞會什麽的，對五鬥米道信徒來說是不可能接受的。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寇謙之提出了改革的總體原則，以“以禮度為首”為中心，首先要肯定張道陵的功績，並且對他的後代子孫也要表現出禮敬的態度，就算你心裏罵著張道陵，臉上也要百分之二百的真誠的笑，所以他的改革，實際上是盡量對合理部分保留，而對糟粕則盡可能得剔除，這除了受各方麵因素影響外，實際上在那個時代，還孕育不出完全的、徹底的改革家。
寇謙之的主要改革有哪些呢？綜合歸納了一下，大體如下。
一、取消了治的製度，“其蜀土宅治之號勿複承用”。
改革後的道教組織必須依附於統治階級的管理體係，也就是說得讓統治階級感覺到我能掌控它了，這樣消除了利用宗教犯上作亂的隱患，統治者們也能放心讓它發展，睡覺也不用再學貓頭鷹了。
曹魏時，五鬥米道教民大量移居洛陽、鄴城等地，到寇謙之時代依舊保持著治的宗教組織結構。治的形式在教團發展初期的管理上起過積極作用，但後來卻變成了各地自行其事，成了農民起義的創業孵化基地。寇謙之通過多年的實地考察和思考，托言太上老君授意，在《老君音誦誡經》中說老君當初讓張道陵如此立教，有當時的時間和空間的原因的，現在時間變了，空間也變了，當然就出現了不適合當今社會發展的情況，治的組織形式已經非常落後了，不適合新時代的發展了，所以現在老君他老人家授權給我打破舊製度，我們以後要穿新鞋，走新路了。寇謙之廢除治後，設置各級道官，使各地分散的教徒統一由他這個天師總領，全部教眾在特定的宮觀、道場定期禮拜、齋戒，強化了權威，也防止出現暗中的搞風搞雨的事情。
二、取消“天師”、“祭酒”職位的子孫承襲製。
想當年，張道陵飛升前對眾弟子們說，我飛升後，天師之位是要傳給我兒子張衡，你們不要多想了，而且今後必須是我們老張家的子孫才能接任天師，這也就宣布從此以後，五鬥米就成了老張家的私營企業了。弟子們如果知道二百多年後寇謙之取消了天師世襲的話，是不是希望他能早出生二百年呢？
寇謙之顯然不姓張，更不可能是張道陵的子孫，如果不讓太上老君取消這種世襲製，他還怎麽能理直氣壯地當上天師呢，這可不是改個姓或入個贅就能行的。當然，為了能更好地推進改革，祭酒的位子也順便不用再承襲了，防止家族勢力掌握權力。《老君音誦誡經》中給出了很有說服力的理由，“道尊德貴，惟賢是授。若子胤不肖，豈有繼承先業”，總之就是你們老張家的子孫不爭氣，不能領導公司健康發展，所以老君才讓我來當天師。當然，教內的等級製度是保留下來的，這樣才能設置各級的道官，幫他垂直統一管理整個係統，選人用人也是有原則的，那就是“唯賢是授”。並且要求傳教的人要保持威儀，不能總盯著富人發展入教，窮苦人也是我們的階級兄弟。
三、革除租米錢稅。
宗教體係是要有穩定的財政收入才能維持的，早期的五鬥米教徒秋收後需要交米五鬥，這也是教眾的標誌和義務，到張魯時代，就不僅僅限於是收米了，肉、布、席子、紙筆之類的，總之你家裏有的，值點錢的東西基本上都收了。到寇謙之時代，又進化了，連人帶牲畜沒有不收的，人嘛，當然都是漂亮的女仆了，所以，此時的租米錢稅已經成為了教民的沉重負擔了，五鬥米道實際成為了高層的斂財工具。寇謙之認為，張氏家族讓信徒交納的租米錢稅發展到如今，那是“髒錢逋稅，貪穢入己”，屬於非法所得。當免除了這些吃人的稅收之後，道民哪有不拍手叫好的，誰還不給他點個讚？這項改革，不但減輕了道民的沉重負擔，更重要的是緩解了統治階級和底層百姓的矛盾，維護了社會的安定團結，如果百姓有口飯吃，哪還有人沒事去造反？
審時度勢，寇謙之經常找拓跋燾匯報工作，偶爾露幾手道術，比如扶乩請神，降個天地異象之類的，中心思想都是為了讓王權日盛，百姓愈加敬畏。當然，也不能忘記交好權貴，沒事也常給皇帝和貴族們畫幾道符，拿迴家去驅鬼化災、治病祈福、健胃消食、夫妻和諧……總之，用過的都說好。當然了，出去講座、義診、走個穴、弄個直播什麽的，刷刷存在感，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收獲點信徒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課。考慮到北魏治國還離不開儒學，也為了迴報崔浩的引薦之恩，寇謙之也常把崔浩的儒學治國的方略和風細雨地推送給拓跋燾，自然收獲了越來越多的信任，拓跋燾則越來越倚重他了。
在取得了皇權的堅定認可和支持以後，時機成熟，寇謙之便開始著手對道教大刀闊斧地改革整頓。當然要師出有名，這樣才能理直氣壯、氣勢如虹，我是遵奉太上老君的法旨，哪個敢不服！沒意見最好，有意見也得保留，要不自己找他老人家反映去，我也隻是個執行總裁。
當時道教的現實情況我們也說過不少了，無論是五鬥米道還是地方性宗教，都已經不適應這個時代的發展了。底層百姓容易成為起義軍的主力，有人一場吆喝就拿著掃把、擀麵杖就敢攻城拔寨，統治者早就忍得快出內傷了。渙散的組織、廢弛的科律也讓士族失望，原來信道還是個很體麵、很有麵子的事兒，可實在受不了諸如塗炭齋，就是通過用炭抹臉，泥裏打滾這類悔過行為，太有點非主流了，哪能被清流們接受？其他諸如房中術、不入流的一些修煉功法、尊道貶儒的一些教義，更讓知識分子們嫌惡。同時，佛教的強勢、玄學思想的流行及儒家倫理的複興，都刺激著混亂的道教不得不變革。有關佛教，後麵我們講佛教之爭時再和道友們詳細探討，儒教是大家熟知的內容，不再多講，至於玄學思想，前麵也基本上探討過。實際上，在北方道教連一地雞毛都沒不知道怎麽收拾的時候，南方道教卻一直穩步、健康地發展著，並且上清、靈寶、三皇三大經係發展不久後也將被陸修靜整理成三洞經書，為後世道藏的編纂打下堅實的基礎，雖然南北相隔，但南方的道教界的消息卻一直影響、刺激著寇謙之。
寇謙之心裏清楚，此次清整工作勢在必行，但也絕不能魯莽行事，對道教改革影響的絕對不僅僅是宗教，還有很多政治方麵的因素要考慮，一步踏錯可能就是萬劫不複。越是在關鍵時刻越要保持平常心，掌握好步伐，步子邁得太大那會扯到……那會出問題的，所以，如果一味地詆毀或完全拋棄三張，把他們釘到十字架上，底下再點把火，搞個篝火舞會什麽的，對五鬥米道信徒來說是不可能接受的。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寇謙之提出了改革的總體原則，以“以禮度為首”為中心，首先要肯定張道陵的功績，並且對他的後代子孫也要表現出禮敬的態度，就算你心裏罵著張道陵，臉上也要百分之二百的真誠的笑，所以他的改革，實際上是盡量對合理部分保留，而對糟粕則盡可能得剔除，這除了受各方麵因素影響外，實際上在那個時代，還孕育不出完全的、徹底的改革家。
寇謙之的主要改革有哪些呢？綜合歸納了一下，大體如下。
一、取消了治的製度，“其蜀土宅治之號勿複承用”。
改革後的道教組織必須依附於統治階級的管理體係，也就是說得讓統治階級感覺到我能掌控它了，這樣消除了利用宗教犯上作亂的隱患，統治者們也能放心讓它發展，睡覺也不用再學貓頭鷹了。
曹魏時，五鬥米道教民大量移居洛陽、鄴城等地，到寇謙之時代依舊保持著治的宗教組織結構。治的形式在教團發展初期的管理上起過積極作用，但後來卻變成了各地自行其事，成了農民起義的創業孵化基地。寇謙之通過多年的實地考察和思考，托言太上老君授意，在《老君音誦誡經》中說老君當初讓張道陵如此立教，有當時的時間和空間的原因的，現在時間變了，空間也變了，當然就出現了不適合當今社會發展的情況，治的組織形式已經非常落後了，不適合新時代的發展了，所以現在老君他老人家授權給我打破舊製度，我們以後要穿新鞋，走新路了。寇謙之廢除治後，設置各級道官，使各地分散的教徒統一由他這個天師總領，全部教眾在特定的宮觀、道場定期禮拜、齋戒，強化了權威，也防止出現暗中的搞風搞雨的事情。
二、取消“天師”、“祭酒”職位的子孫承襲製。
想當年，張道陵飛升前對眾弟子們說，我飛升後，天師之位是要傳給我兒子張衡，你們不要多想了，而且今後必須是我們老張家的子孫才能接任天師，這也就宣布從此以後，五鬥米就成了老張家的私營企業了。弟子們如果知道二百多年後寇謙之取消了天師世襲的話，是不是希望他能早出生二百年呢？
寇謙之顯然不姓張，更不可能是張道陵的子孫，如果不讓太上老君取消這種世襲製，他還怎麽能理直氣壯地當上天師呢，這可不是改個姓或入個贅就能行的。當然，為了能更好地推進改革，祭酒的位子也順便不用再承襲了，防止家族勢力掌握權力。《老君音誦誡經》中給出了很有說服力的理由，“道尊德貴，惟賢是授。若子胤不肖，豈有繼承先業”，總之就是你們老張家的子孫不爭氣，不能領導公司健康發展，所以老君才讓我來當天師。當然，教內的等級製度是保留下來的，這樣才能設置各級的道官，幫他垂直統一管理整個係統，選人用人也是有原則的，那就是“唯賢是授”。並且要求傳教的人要保持威儀，不能總盯著富人發展入教，窮苦人也是我們的階級兄弟。
三、革除租米錢稅。
宗教體係是要有穩定的財政收入才能維持的，早期的五鬥米教徒秋收後需要交米五鬥，這也是教眾的標誌和義務，到張魯時代，就不僅僅限於是收米了，肉、布、席子、紙筆之類的，總之你家裏有的，值點錢的東西基本上都收了。到寇謙之時代，又進化了，連人帶牲畜沒有不收的，人嘛，當然都是漂亮的女仆了，所以，此時的租米錢稅已經成為了教民的沉重負擔了，五鬥米道實際成為了高層的斂財工具。寇謙之認為，張氏家族讓信徒交納的租米錢稅發展到如今，那是“髒錢逋稅，貪穢入己”，屬於非法所得。當免除了這些吃人的稅收之後，道民哪有不拍手叫好的，誰還不給他點個讚？這項改革，不但減輕了道民的沉重負擔，更重要的是緩解了統治階級和底層百姓的矛盾，維護了社會的安定團結，如果百姓有口飯吃，哪還有人沒事去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