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在西北折騰一通，北宋一眾大佬也都跑到西北跟李元昊挨個過了過招，慶曆三年李元昊請和之後，西北邊境戰事結束，範仲淹迴朝複命。
範仲淹迴到朝中，簡直如同天皇巨星站上舞台，名不見經傳時上梳劉娥還政給仁宗、率領群臣勸仁宗收迴成命保護郭皇後、與呂夷簡辯論廢後之事當朝首相啞口無言、西北戍邊期間與李元昊交手打的有來有迴，他不在朝堂的時候，朝堂上全是他的傳說，滿朝都是他的粉絲。如今他迴來，粉絲們願望實現了。
慶曆三年四月，範仲淹任職樞密副使，正式進入宰執，老夥計韓琦也同時就任樞密副使，死對頭呂夷簡致仕退休。
呂夷簡當時已經六十六，年紀太大已經無法處理政務，退休了也好，首相能得善終的不多，牆頭草呂大人給範仲淹留下了一出寬廣的舞台。
就任樞密副使僅僅四個月後，範仲淹更進一步就任參知政事，迷弟富弼就任樞密副使，好友杜衍任職樞密使而後升任首相，範仲淹在宰執班子的力量日益壯大。當年九月，範仲淹向仁宗上梳《答手詔條陳十事》，正式拉開慶曆改革的序幕。
我們這個章的章名叫做“真仁盛世”，但是在真宗仁宗這六十多年裏，北宋過的並不太平。真宗死後，北宋官場產生了一大批保守派，先是劉娥執政，後有呂夷簡當朝，圍繞著兩個長期執政者出現了既得利益群體，國家出現了大量土地兼並現象。
與遼夏兩國和談後，原本的歲幣增加，朝廷隻能把負擔攤派下去，民間土地兼並加之稅賦增加，激起大量民變，一時間全國各地揭竿而起的義軍不停出現，朝廷疲於應付。
要想徹底改變國家麵貌，必須整治官場，範仲淹改革的第一條就是整頓吏治，辦法很簡單：搞績效考核、廢世襲蒙恩。
說來也是感慨，堂堂北宋帝國，官員升遷是不看政績的，隻看資曆，論資排輩排到了就能升遷，你執政政績與升遷沒關係。範仲淹直接叫停了這種一刀切的官員選拔方式，並且設計了一套精密的績效考核法，從此以後個人升遷隻看績效，不再論資排輩。
再有就是世襲蒙恩，家裏有先人立了功了受了賞的，達到一定規格可以讓子孫直接做官，範仲淹的辦法也很簡單，諸如此類蒙恩做官的，一律免職，朝廷以後也不再因為蒙恩任命官員。
在仁宗的支持下，範仲淹甩開袖子直接開幹，無數屍位素餐履職不力的官員被革職，由於牽涉麵太廣，富弼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勸範仲淹，您這一筆下去大量官員落馬輕輕鬆鬆，可這背後一家人都要跟著哭啊。
範仲淹不在乎這些，告訴富弼，一家之哭何如一路之哭？
改革的措施一共有十個方麵，除了績效考核和廢除蒙恩外，還有細分公田、減輕徭役、加大農業投入等等七個方麵，然而還沒等其他七個方麵大力推行，範仲淹發現改革的阻力已經大到超乎想象了。
有句老話說得好，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改革派裏就出了一個豬隊友，給範仲淹引來了大量政敵。
這個人叫石介，在國子監任職，也是當時著名的文人，呂夷簡退休，範仲淹韓琦富弼先後進入宰執，開始實行改革，同是改革派的石介是大喜過望，寫了一篇文章《慶曆聖德頌》歌頌時局，看文章的名字就知道是一篇彩虹屁文章，把範仲淹韓琦富弼幾個人一頓猛誇，誇人還不夠，又把剛剛任職樞密使沒多久就被罷相的夏竦給惡心了一把，說夏竦是“大奸”。
這裏麵恩怨情仇可真是曲折，李元昊請和之後，西北邊境平靜下來，仁宗原本打算把西北戍邊的幾個重臣都調迴開封，韓琦和範仲淹任樞密副使，老領導夏竦任樞密使。
幾個人剛剛動身準備迴京赴任，歐陽修坐不住了，聯合諫院其他幾位諫官彈劾夏竦，說夏竦在西北任職時膽小懦弱貪生怕死，不敢跟西夏正麵對抗，直接導致後來幾場重要戰役失敗，連續上幾封奏疏彈劾，夏竦頂不住壓力主動請辭。
歐陽修這就是典型的對人不對事了，同樣在西北戍邊，夏竦主持工作確實有安排不當的地方，可韓琦範仲淹也沒見得就比夏竦做的好多少，而且除去三大戰役打了敗仗，其他的一些局部戰役宋軍也贏了很多次，尤其是到後期李元昊搞的偷襲戰騷擾戰幾乎一次都沒奏效過，打了敗仗怪一把手，守備做得好卻看不到，歐陽修就這樣把夏竦給彈劾走了。
要是說僅僅彈劾走了夏竦，夏竦頂不住歐陽修火力認慫，可能改革派還不至於與夏竦樹敵。可石介這一篇彩虹屁文章直接把夏竦寫成“大奸”，這誰能受得了？夏竦自此與改革派徹底翻臉。
範仲淹看到石介的這篇文章，氣的大罵石介胡說八道，歐陽修也罵他自視太高擺不正自己位置，為了挽救改革派的形象，歐陽修做了一篇著名的《朋黨論》上梳給了仁宗。
《朋黨論》原文實在太長太深奧，我就簡單給大家總結一下，歐陽修主要說了這麽一個道理：朋黨自古即有之，關鍵在於結黨的人是君子還是小人。君子之間結黨那叫君子之黨是真朋，小人之間結黨那叫小人之黨是偽朋。隻要皇上用君子之朋，摒棄小人之朋，那一定會國家太平天下大治。
言外之意：皇上，我跟範仲淹富弼我們幾個都是君子之朋，你得用我們幾個，隻要我們幾個一直當政就能天下太平。
***讀過《朋黨論》之後感歎，文章似是而非。說實話就歐陽修這政治覺悟，換個其他皇帝能給他拖出去砍了都不奇怪。結黨自古以來就是朝堂大忌，仁宗就算是出了名的人善心軟，也不會放縱著你們去結黨，結黨結成了，皇帝還怎麽控製朝堂？
仁宗對範仲淹改革動搖了，這真的是改革嗎？還是借改革之名黨同伐異？仁宗把中書全體成員招到宮裏，問大家，《朋黨論》看完之後有一事不明白，自古小人結黨的情況很多，難道君子們也結黨嗎？
範仲淹迴答仁宗，當年在西北戍邊，勇敢作戰的大臣們是一個黨派，懦弱怯戰的大臣們又是一個黨派；現在迴到朝堂上，仍然存在正邪兩黨，皇上隻要鑒別得當，重用正人君子黨執政，對國家百利而無一害。
雖然厭惡朋黨，但仁宗還是選擇信任範仲淹，繼續放手支持範仲淹改革，隨著改革的繼續深入，當年範仲淹和韓琦西北戍邊時的老領導夏竦先坐不住了。
原本應該迴朝任樞密使的夏竦因為歐陽修的彈劾開封城都沒進就黯然下課，外放之後的夏竦本來打算遠離鬥爭中心，可沒想到石介的一篇《慶曆聖德頌》又把自己拿出來作為奸邪狠狠的批了一頓，是可忍，孰不可忍？
慶曆四年三月，夏竦安排家中女仆臨摹了一封信，內容是石介勸富弼廢掉仁宗另立新君，徹底推行改革措施。臨摹好了之後夏竦把這封信上報給了仁宗，說是石介謀反的罪證。石介也真是個慫包，聽到消息後大驚失色，再也沒了當初寫《慶曆聖德頌》時候的意氣風發，明知道夏竦誣告，自己卻先嚇個半死，還沒等朝廷調查就憂懼而死了，此事不了了之。
好巧不巧，石介死後不久有個叫孔直溫的人謀反，叛亂被平定後官府去孔直溫家抄家，抄出來孔直溫與石介的書信，夏竦得知後又上梳仁宗，說石介其實沒死，之前裝死是因為被富弼派去遼國借兵了，等他迴來就會帶遼軍入侵。
仁宗大怒，派人去石介墓前掘墓要開棺驗屍，看看這個石介是不是真死了，最後打開棺材之後發現石介就躺在裏麵沒跑出去，事情才算作罷。
你說說這個石介，圖啥呢？
石介的下場隻是慶曆黨爭的一個縮影，範仲淹的改革派從一開始策略就出現了失誤：沒有團結大多數人。
現代社會某些無良企業裁員的時候，往往會選擇分批分組裁員，相互之間不讓大家知道，防止一次性裁員導致被裁員工抱團集體對抗公司。而範仲淹改革階段對於官員績效考核乃至整改改革政策來說，同樣也應該盡量團結大多數人，而非一鼓作氣搞***式的改革。由於改革步子太猛樹敵過多，原本不屬於同一派係的官員們因為利益受損抱團在一起對抗改革派，甚至原本關係很好的老領導比如夏竦都與改革派翻臉，範仲淹能控製得了中書，能說服仁宗支持，但範仲淹能說服被革職貶官的利益群體也支持自己嗎？
顯然不能，但以今人目光短淺的視角去審視範仲淹也未免太過夜郎自大，範仲淹的偉大是普通人根本不配評價的，也許範仲淹有超然於改革策略之外的考慮，下猛藥改革本就是改革策略的一部分，畢竟改革派也並非鐵板一塊，就算富弼韓琦歐陽修都能緊緊的團結在自己身邊，其他人呢？
改革的失敗，就壞在這些“其他人”身上。
慶曆四年春，禦史中丞王拱辰上梳彈劾慶州（今甘肅慶陽）知州滕宗諒，理由是擅用公使錢揮霍中飽私囊。所謂公使錢，就是朝廷撥給邊境州縣的特殊費用，知州可以根據當地軍事建設或其他需要自行支配，隨便花，但是要有台賬記錄費用明細。
滕宗諒顯然有很大問題，慶州知州多年，花了大筆的公使錢，王拱辰一彈劾朝廷安排專人來查賬，滕宗諒一著急，居然把賬本給燒了。
死無對證想得挺美，可惜朝廷和辦案人員都不傻，燒掉的賬本涉及十六萬貫錢，滕宗諒解釋不出這些錢的去處，按照製度被降職貶官，貶去了嶽州（今湖南嶽陽市）。
滕宗諒，字子京，嶽州在古代還有個名字叫巴陵郡，這就是“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由來。
能在範仲淹千古名篇裏留下名字的人是不簡單的，滕宗諒當然也不簡單，他最為著名的就是範仲淹親信兼鐵杆改革派身份。滕宗諒貪汙案查實之後，一時間搞得朝廷裏沸沸揚揚：你範仲淹不是為了國家改革嗎？怎麽你們改革派裏還會出貪汙犯？就這種人還能做好改革工作嗎？
一時間彈劾範仲淹和富弼的奏疏滿天飛，範仲淹壓力山大。可滕宗諒案子風波還沒平息，又發生了蘇舜欽案，直接導致了改革派的徹底失敗。
蘇舜欽是範仲淹的鐵杆親信，受到範仲淹提拔一路高升，到了中央之後又受到了首相杜衍的賞識，做了杜衍的女婿。滕宗諒被貶官之後，王拱辰馬上又上梳彈劾蘇舜欽，原因是在一次聚會中，蘇舜欽擅用公款請了幾名歌女到聚會中跳舞唱歌為聚會助興。公款是變賣當時進奏院的廢紙得來的，古時候紙很貴，不像現在不值錢，即使是廢紙攢的多了也能變賣出一筆錢。按照製度變賣所得應當充公，可蘇舜欽玩兒高興了就直接挪用這筆錢請了歌女助興了。
滕宗諒的案子發生在邊關，離中央還有一定距離，蘇舜欽案子就發生在開封，仁宗眼皮子底下，改革派的核心骨幹成員、宰相的女婿挪用公款，就這種人還敢指望他秉公改革？
接二連三的醜聞使得仁宗對改革派失去了耐心，慶曆四年十一月，仁宗很罕見的親自下詔，指責朝臣“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
仁宗的斥責，意味著改革派徹底失勢。慶曆五年正月，範仲淹、富弼、杜衍被罷相全部貶出開封，到了三月韓琦也被貶官，接著歐陽修也被貶官，慶曆新政宣告結束。
範仲淹迴到朝中，簡直如同天皇巨星站上舞台，名不見經傳時上梳劉娥還政給仁宗、率領群臣勸仁宗收迴成命保護郭皇後、與呂夷簡辯論廢後之事當朝首相啞口無言、西北戍邊期間與李元昊交手打的有來有迴，他不在朝堂的時候，朝堂上全是他的傳說，滿朝都是他的粉絲。如今他迴來，粉絲們願望實現了。
慶曆三年四月，範仲淹任職樞密副使，正式進入宰執，老夥計韓琦也同時就任樞密副使，死對頭呂夷簡致仕退休。
呂夷簡當時已經六十六，年紀太大已經無法處理政務，退休了也好，首相能得善終的不多，牆頭草呂大人給範仲淹留下了一出寬廣的舞台。
就任樞密副使僅僅四個月後，範仲淹更進一步就任參知政事，迷弟富弼就任樞密副使，好友杜衍任職樞密使而後升任首相，範仲淹在宰執班子的力量日益壯大。當年九月，範仲淹向仁宗上梳《答手詔條陳十事》，正式拉開慶曆改革的序幕。
我們這個章的章名叫做“真仁盛世”，但是在真宗仁宗這六十多年裏，北宋過的並不太平。真宗死後，北宋官場產生了一大批保守派，先是劉娥執政，後有呂夷簡當朝，圍繞著兩個長期執政者出現了既得利益群體，國家出現了大量土地兼並現象。
與遼夏兩國和談後，原本的歲幣增加，朝廷隻能把負擔攤派下去，民間土地兼並加之稅賦增加，激起大量民變，一時間全國各地揭竿而起的義軍不停出現，朝廷疲於應付。
要想徹底改變國家麵貌，必須整治官場，範仲淹改革的第一條就是整頓吏治，辦法很簡單：搞績效考核、廢世襲蒙恩。
說來也是感慨，堂堂北宋帝國，官員升遷是不看政績的，隻看資曆，論資排輩排到了就能升遷，你執政政績與升遷沒關係。範仲淹直接叫停了這種一刀切的官員選拔方式，並且設計了一套精密的績效考核法，從此以後個人升遷隻看績效，不再論資排輩。
再有就是世襲蒙恩，家裏有先人立了功了受了賞的，達到一定規格可以讓子孫直接做官，範仲淹的辦法也很簡單，諸如此類蒙恩做官的，一律免職，朝廷以後也不再因為蒙恩任命官員。
在仁宗的支持下，範仲淹甩開袖子直接開幹，無數屍位素餐履職不力的官員被革職，由於牽涉麵太廣，富弼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勸範仲淹，您這一筆下去大量官員落馬輕輕鬆鬆，可這背後一家人都要跟著哭啊。
範仲淹不在乎這些，告訴富弼，一家之哭何如一路之哭？
改革的措施一共有十個方麵，除了績效考核和廢除蒙恩外，還有細分公田、減輕徭役、加大農業投入等等七個方麵，然而還沒等其他七個方麵大力推行，範仲淹發現改革的阻力已經大到超乎想象了。
有句老話說得好，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改革派裏就出了一個豬隊友，給範仲淹引來了大量政敵。
這個人叫石介，在國子監任職，也是當時著名的文人，呂夷簡退休，範仲淹韓琦富弼先後進入宰執，開始實行改革，同是改革派的石介是大喜過望，寫了一篇文章《慶曆聖德頌》歌頌時局，看文章的名字就知道是一篇彩虹屁文章，把範仲淹韓琦富弼幾個人一頓猛誇，誇人還不夠，又把剛剛任職樞密使沒多久就被罷相的夏竦給惡心了一把，說夏竦是“大奸”。
這裏麵恩怨情仇可真是曲折，李元昊請和之後，西北邊境平靜下來，仁宗原本打算把西北戍邊的幾個重臣都調迴開封，韓琦和範仲淹任樞密副使，老領導夏竦任樞密使。
幾個人剛剛動身準備迴京赴任，歐陽修坐不住了，聯合諫院其他幾位諫官彈劾夏竦，說夏竦在西北任職時膽小懦弱貪生怕死，不敢跟西夏正麵對抗，直接導致後來幾場重要戰役失敗，連續上幾封奏疏彈劾，夏竦頂不住壓力主動請辭。
歐陽修這就是典型的對人不對事了，同樣在西北戍邊，夏竦主持工作確實有安排不當的地方，可韓琦範仲淹也沒見得就比夏竦做的好多少，而且除去三大戰役打了敗仗，其他的一些局部戰役宋軍也贏了很多次，尤其是到後期李元昊搞的偷襲戰騷擾戰幾乎一次都沒奏效過，打了敗仗怪一把手，守備做得好卻看不到，歐陽修就這樣把夏竦給彈劾走了。
要是說僅僅彈劾走了夏竦，夏竦頂不住歐陽修火力認慫，可能改革派還不至於與夏竦樹敵。可石介這一篇彩虹屁文章直接把夏竦寫成“大奸”，這誰能受得了？夏竦自此與改革派徹底翻臉。
範仲淹看到石介的這篇文章，氣的大罵石介胡說八道，歐陽修也罵他自視太高擺不正自己位置，為了挽救改革派的形象，歐陽修做了一篇著名的《朋黨論》上梳給了仁宗。
《朋黨論》原文實在太長太深奧，我就簡單給大家總結一下，歐陽修主要說了這麽一個道理：朋黨自古即有之，關鍵在於結黨的人是君子還是小人。君子之間結黨那叫君子之黨是真朋，小人之間結黨那叫小人之黨是偽朋。隻要皇上用君子之朋，摒棄小人之朋，那一定會國家太平天下大治。
言外之意：皇上，我跟範仲淹富弼我們幾個都是君子之朋，你得用我們幾個，隻要我們幾個一直當政就能天下太平。
***讀過《朋黨論》之後感歎，文章似是而非。說實話就歐陽修這政治覺悟，換個其他皇帝能給他拖出去砍了都不奇怪。結黨自古以來就是朝堂大忌，仁宗就算是出了名的人善心軟，也不會放縱著你們去結黨，結黨結成了，皇帝還怎麽控製朝堂？
仁宗對範仲淹改革動搖了，這真的是改革嗎？還是借改革之名黨同伐異？仁宗把中書全體成員招到宮裏，問大家，《朋黨論》看完之後有一事不明白，自古小人結黨的情況很多，難道君子們也結黨嗎？
範仲淹迴答仁宗，當年在西北戍邊，勇敢作戰的大臣們是一個黨派，懦弱怯戰的大臣們又是一個黨派；現在迴到朝堂上，仍然存在正邪兩黨，皇上隻要鑒別得當，重用正人君子黨執政，對國家百利而無一害。
雖然厭惡朋黨，但仁宗還是選擇信任範仲淹，繼續放手支持範仲淹改革，隨著改革的繼續深入，當年範仲淹和韓琦西北戍邊時的老領導夏竦先坐不住了。
原本應該迴朝任樞密使的夏竦因為歐陽修的彈劾開封城都沒進就黯然下課，外放之後的夏竦本來打算遠離鬥爭中心，可沒想到石介的一篇《慶曆聖德頌》又把自己拿出來作為奸邪狠狠的批了一頓，是可忍，孰不可忍？
慶曆四年三月，夏竦安排家中女仆臨摹了一封信，內容是石介勸富弼廢掉仁宗另立新君，徹底推行改革措施。臨摹好了之後夏竦把這封信上報給了仁宗，說是石介謀反的罪證。石介也真是個慫包，聽到消息後大驚失色，再也沒了當初寫《慶曆聖德頌》時候的意氣風發，明知道夏竦誣告，自己卻先嚇個半死，還沒等朝廷調查就憂懼而死了，此事不了了之。
好巧不巧，石介死後不久有個叫孔直溫的人謀反，叛亂被平定後官府去孔直溫家抄家，抄出來孔直溫與石介的書信，夏竦得知後又上梳仁宗，說石介其實沒死，之前裝死是因為被富弼派去遼國借兵了，等他迴來就會帶遼軍入侵。
仁宗大怒，派人去石介墓前掘墓要開棺驗屍，看看這個石介是不是真死了，最後打開棺材之後發現石介就躺在裏麵沒跑出去，事情才算作罷。
你說說這個石介，圖啥呢？
石介的下場隻是慶曆黨爭的一個縮影，範仲淹的改革派從一開始策略就出現了失誤：沒有團結大多數人。
現代社會某些無良企業裁員的時候，往往會選擇分批分組裁員，相互之間不讓大家知道，防止一次性裁員導致被裁員工抱團集體對抗公司。而範仲淹改革階段對於官員績效考核乃至整改改革政策來說，同樣也應該盡量團結大多數人，而非一鼓作氣搞***式的改革。由於改革步子太猛樹敵過多，原本不屬於同一派係的官員們因為利益受損抱團在一起對抗改革派，甚至原本關係很好的老領導比如夏竦都與改革派翻臉，範仲淹能控製得了中書，能說服仁宗支持，但範仲淹能說服被革職貶官的利益群體也支持自己嗎？
顯然不能，但以今人目光短淺的視角去審視範仲淹也未免太過夜郎自大，範仲淹的偉大是普通人根本不配評價的，也許範仲淹有超然於改革策略之外的考慮，下猛藥改革本就是改革策略的一部分，畢竟改革派也並非鐵板一塊，就算富弼韓琦歐陽修都能緊緊的團結在自己身邊，其他人呢？
改革的失敗，就壞在這些“其他人”身上。
慶曆四年春，禦史中丞王拱辰上梳彈劾慶州（今甘肅慶陽）知州滕宗諒，理由是擅用公使錢揮霍中飽私囊。所謂公使錢，就是朝廷撥給邊境州縣的特殊費用，知州可以根據當地軍事建設或其他需要自行支配，隨便花，但是要有台賬記錄費用明細。
滕宗諒顯然有很大問題，慶州知州多年，花了大筆的公使錢，王拱辰一彈劾朝廷安排專人來查賬，滕宗諒一著急，居然把賬本給燒了。
死無對證想得挺美，可惜朝廷和辦案人員都不傻，燒掉的賬本涉及十六萬貫錢，滕宗諒解釋不出這些錢的去處，按照製度被降職貶官，貶去了嶽州（今湖南嶽陽市）。
滕宗諒，字子京，嶽州在古代還有個名字叫巴陵郡，這就是“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由來。
能在範仲淹千古名篇裏留下名字的人是不簡單的，滕宗諒當然也不簡單，他最為著名的就是範仲淹親信兼鐵杆改革派身份。滕宗諒貪汙案查實之後，一時間搞得朝廷裏沸沸揚揚：你範仲淹不是為了國家改革嗎？怎麽你們改革派裏還會出貪汙犯？就這種人還能做好改革工作嗎？
一時間彈劾範仲淹和富弼的奏疏滿天飛，範仲淹壓力山大。可滕宗諒案子風波還沒平息，又發生了蘇舜欽案，直接導致了改革派的徹底失敗。
蘇舜欽是範仲淹的鐵杆親信，受到範仲淹提拔一路高升，到了中央之後又受到了首相杜衍的賞識，做了杜衍的女婿。滕宗諒被貶官之後，王拱辰馬上又上梳彈劾蘇舜欽，原因是在一次聚會中，蘇舜欽擅用公款請了幾名歌女到聚會中跳舞唱歌為聚會助興。公款是變賣當時進奏院的廢紙得來的，古時候紙很貴，不像現在不值錢，即使是廢紙攢的多了也能變賣出一筆錢。按照製度變賣所得應當充公，可蘇舜欽玩兒高興了就直接挪用這筆錢請了歌女助興了。
滕宗諒的案子發生在邊關，離中央還有一定距離，蘇舜欽案子就發生在開封，仁宗眼皮子底下，改革派的核心骨幹成員、宰相的女婿挪用公款，就這種人還敢指望他秉公改革？
接二連三的醜聞使得仁宗對改革派失去了耐心，慶曆四年十一月，仁宗很罕見的親自下詔，指責朝臣“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
仁宗的斥責，意味著改革派徹底失勢。慶曆五年正月，範仲淹、富弼、杜衍被罷相全部貶出開封，到了三月韓琦也被貶官，接著歐陽修也被貶官，慶曆新政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