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條英機，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二戰甲級戰犯，侵略中國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戰犯之一。第40任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是昭和天皇的手下，因獨斷專行、兇狠殘暴，在關東軍中有“剃刀將軍”之稱。
東條英機自幼就受到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染。1911年-1915年，東條英機就讀於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堅決支持日本軍部的右翼法西斯分子，謀劃、策動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東條英機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來到中國東北。“七·七”事變後，東條英機率日軍直撲察綏和晉北，並炮製偽“察南自治政府”。1941年10月，東條英機擔任日本內閣首相。同年在禦前會議上通過了對美國、英國和荷蘭開戰的決定。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日軍根據東條英機的命令，陸續開始對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關島等地發動進攻。1944年4月中旬，為加強中國大陸日軍與南洋日軍的聯係，東條英機命令盡快打通橫貫中國的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同年7月18日，由於日本在與美國的海戰中屢遭重創，在侵華戰爭中連遭失敗，東條內閣被迫辭職，東條英機退出軍政舞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12日，日本頭號戰犯東條英機自殺未遂，被捕入獄。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發動戰爭、侵略別國、反人道罪等罪行判處東條英機絞刑。12月23日，東條英機被執行絞刑，時年64歲。
人物經曆
少年時期
少年時期東條英機受家庭氛圍熏陶，他很早就渴望當少年時的東條英機一個軍人，能為天皇效忠。少年時代的東條英機曾先後就讀過東京四穀小學、學習院小學部、城北中學、東京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和陸軍中央幼年學校。東條英教為了培養兒子的武士道精神，專門請人教東條英機學習“神刀流劍舞”。
1899年9月，東條英機進入東京地方陸軍幼年學校學習。進入軍校，東條英機以父親為榜樣，渴望成為“效忠於天皇的合格軍官”，為日本“征戰建立功勳”。
在陸幼學習三年之後，1902年9月，19歲的東條英機進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學習。由於當時正值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清政府被迫簽訂《辛醜條約》，進一步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野心。東條英機在學習期間，就感受到日本國內對侵略中國得逞的“狂喜”。日俄戰爭爆發前後，日本國內更是舉國動員，日本政府積極加緊擴軍備戰，軍界則猖狂叫囂，對俄“複仇”，準備與沙俄大戰一場。培養軍官的各級軍事學校，為侵略戰爭服務，相應地實施“戰時教育方針”，一麵縮短了學製並加緊教育和訓練，一麵極力向學員灌輸軍國主義侵略思想。
初次出陣
自殺未遂的東條英機1904年的日俄戰爭(明治37年)，對日本軍國主義政府而言是“命懸一線”的關鍵一戰。東條英機由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升入陸軍士官學校。東條英機經常和一群誌同道合的同學，到士官學校後麵的市穀台高談闊論，東條英機經常跳出來向大家展示他那套並不十分專業的“神刀流劍舞”。眾人的陣陣喝彩使東條英機忘乎了所以，極度的亢奮使他完全陷入對未來的狂想而不能自拔。
畢業前夕
1905年4月(明治38年)，日俄戰爭已勝負分明，日軍在奪取了奉天會戰的勝利後，俄國已成強弩之末。從日俄戰場返迴日本後，東條英機重又迴到陸軍第3師團。
1915年(大正4年)，東條英機從日本陸軍大學第27期畢業時，已經31歲，距離他走出陸軍士官學校整整10年。
歐洲之行
畢業後，作為精英分子的一部分，東條進入了陸軍省實習，接著外放任日本駐德國大使館武官，正好碰上裕仁皇太子遊曆歐洲，接見駐歐洲各地日本武官，在閑院宮載仁親王等皇族前輩名將的引見下，以永田鐵山為首的青年軍官向皇太子宣誓效忠，發誓鏟除軍內長州閥元老勢力，清除政黨勢力對皇權的幹涉。隨後巴登巴登三羽烏(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和岡村寧次)擬定了計劃大綱。作為在巴登巴登的第四個人，東條英機當時負責在門外放哨。1921年夏天，他到德國遊覽，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長時間接觸非亞洲環境，年底在參觀完華盛頓會議後，他匆忙的乘火車穿越美國，返迴日本，他對德國的印象比對美國深，這可能是因為他懂德語而不懂英語的緣故。
沉浮之間
東條英機迴國後東條英機又先後當過陸軍大學的教官、陸軍省軍務局參謀等職，在軍隊中秘密發展橫向聯絡。
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聯隊聯隊長，
1931年8月任參謀本部整備局動員課大佐課長，“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各政黨對軍部所持放任態度不滿，東條英機馬上對政黨發表的不利於軍部的言行進行了“調查”，指控這是“挑撥軍民關係”。
1933年3月，東條英機被任命為陸軍少將，同年11月任軍事調查部部長。
1934年3月，東條英機在軍事調查部長的位置隻坐了四個月，便被調到陸軍士官學校，隨後又先後任職於步兵第24旅團和第12師團司令部。
1935年9月，陸軍部人事局長後宮淳，東條英機在陸軍幼年學校時代的校友力薦東條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而東條英機正是以此為跳板開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權力中心的衝擊。
日本以武力強占中國東北後，為了實現對偽滿洲國的所謂一元化統治，於1932年便出台了所謂的《八八》決議，隨後又於1934年將日本駐偽滿洲國的機構進行重新整頓。自此時起，關東軍實際上掌控了偽滿的政治、軍事、外交以及經濟大權，關東軍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東條英機所任憲兵司令官一職，按照規定同時兼任日本駐滿行政事務局長的要職。東條英機到任後，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黨羽。在此之前，關東軍憲兵隊僅僅是一個編製僅200人左右的隊伍。這點微不足道的力量，當然無法滿足東條英機的需要。於是他迅速從日本本土、台灣以及朝鮮等地調集了一批得力幹將，並為他們在憲兵隊裏安排要職，在短時間內培植了對其忠心耿耿的親信。
對蘇挑釁
“七七事變”爆發之前，日本國內政局不穩定。1937年(昭和12年)5月31日，由於林內閣急欲組成一個包括以均布為中心的右翼勢力在內的新黨，從而刺激了各位重臣，引發了原有政黨的反抗，導致了林內閣的總辭職。
1938年(昭和13年)5月26日，軍部電令東條英機中將自中國東北飛迴東京羽田機場。5月30日正式任命東條英機擔任陸軍次官。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的“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東條英機發表了據稱當時是極具所謂爆炸性的演說。
東條英機認為，要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與德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反蘇軍事同盟，就必須以實際行動對蘇進行武力恫嚇，迫使蘇聯放棄對中國抗日力量的支持。中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地域接觸麵廣，蘇聯可通過蒙古就近支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抗日鬥爭。為此，東條英機決定，在中國東北的西部中蒙邊境製造諾蒙坎事件，發起了對蘇聯的更大規模的一次武裝挑釁。
步步侵華
東條英機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盧溝橋事變後，在軍部中央形成了強硬派與謹慎派兩大派別，前者以陸軍大臣杉山元、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及參謀本部第3課課長武藤章等為代表，後者則以參謀本部第1部部長石原莞爾、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等為代表。兩派對時局的分析迥異。強硬派認為，中國已是不堪一擊，隻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時機。而謹慎派則堅持認為，時機尚不成熟，由於日本須全力準備對蘇作戰，如貿然發起對中國的大舉進攻，有可能泥足深陷，這樣不僅不會取得良好的作戰效果，同時也有可能使對蘇作戰處於被動地位。
8月19日，東條英機在張北設立了混成旅團司令部，便於臨近指揮。東條英機采取慣用的“閃電戰術”，沿平綏線依次進攻南口、居庸關、懷來和張家口等軍事要地。這一地區的中國國民黨軍隊約3萬餘人，而東條兵團則隻有幾千人。但由於中國國民黨軍隊抵抗決心不足、守備虛弱。日軍憑恃機械化武器裝備瘋狂進攻，中國國民黨軍隊不得不節節退卻。8月22日，張北守軍國民黨軍劉汝明部被擊潰。
29日，張家口失守。張家口的失守，使得在南口一線抗擊日軍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湯恩伯部麵臨著腹背受敵的危險。於是，隻得收縮防線，隨著張家口和南口阻擊戰的失敗，察南地區再無屏障，日軍輕輕鬆鬆地將察哈爾全省納入其控製之下。
1938年5月，鼓吹三個月結束中國事變的陸相杉山元被趕出中央，由板垣征四郎取而代之，東條英機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擔任陸軍次官。
1938年11月初，近衛文麿首相提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這實際就是日軍獨霸東亞的宣言。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點30分，在軍人會館召開的“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他大放厥詞，宣稱日本要“對蘇、中兩國同時作戰，同時也準備同英、美、法開戰”。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國內巨大震動。不僅對日本經濟界產生了強烈衝擊，致使東京的股票市場狂瀉，同時也令戰爭狂人雲集的軍部感到無法接受，紛紛指責其過於“輕率”。陸相板垣征四郎聲稱東條英機目的隻是想鼓勵日本軍需生產，這隻是一種宣傳的手段而已。壓力之下，這個上任剛剛半年的陸軍次官隻好灰溜溜地下了台，改任航空總監去了。
但東條英機的野心並未因此而有半點收斂。1939年5月，諾門坎戰役爆發，又見東條英機上躥下跳。在此次戰役中，蘇聯紅軍和日軍都動用了大批現代化武器裝備，特別是飛機、坦克和裝甲車。然而，戰役的結果卻讓東條英機顏麵全無:在蘇聯紅軍的強大攻勢下，日軍再次遭到重創，參戰的主力部隊第23師團幾乎全軍覆沒，關東軍出動的兵力，死傷近1\/3，重武器損失高達87%。就此，關東軍妄圖北進的野心隻得放棄。但東條英機卻並不吃虧，他將此役中陸軍航空兵的戰績無限誇大，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1939年8月，希特勒為了專心征服歐洲大陸而與斯大林秘密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德的“友好”加之蘇聯紅軍的威力，日本不得不暫時放棄了“北進”的野心。
1940年7月17日，經曆了平沼騏一郎、阿部信行、米內光政幾任走馬燈似的內閣更迭之後，近衛文麿再次出山組閣。在近衛的這次組閣中，強硬派軍國主義分子東條英機被起用為陸相。
開戰先鋒
1940年7月19日，東條內閣近衛召集陸相東條、外相鬆岡洋右等，確立了新內閣執政方針，包括:強化日、德、意三國軸心;日、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要將“東亞新秩序”擴展到英、法、葡、荷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即準備“南進”;盡全力排除美國的實力幹涉。
日本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展開“南進”第一步，這極大地損害了英、美等國在東南亞的既得利益，美國開始向日本施壓，凍結日方在美資產和要求日本放棄對中國和太平洋領土的野心。而日本暫時不想與美國起正麵衝突，並且由於深陷中國戰場，不敢貿然起事，因而選擇了與美國進行談判。但實際上，“談判”隻是像東條這樣狂熱鼓吹“南進”擴大侵略的好戰分子們拖延時局、進行備戰的幌子而已。談判桌上的日方根本沒有“誠意”，他們要求美國承認“滿洲國”，同意日本可以從東南亞獲取資源。雙方各不相讓，矛盾分歧越來越大。
東條英機的演講8月1日，外相鬆岡洋右公開宣稱“我們當前外交政策的直接宗旨是，根據皇道的崇高精神，建設以日、滿、華集團為鏈環之一的''大東亞共榮圈''”。此時日本的侵略野心已不局限於中國，而是要建立一個更大範圍的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了。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訂。
為了配合不斷升級的侵略戰爭，日本政府極力在國內煽動戰爭狂熱。首相近衛文組織起“大政翼讚運動”，而陸相東條英機則大肆鼓吹武士道精神。
1941年初，東條英機以陸相身份簽發了《戰陣訓》，鼓吹全軍和全體“皇國臣民”應向天皇效忠，每個人都要有“獻身奉公”的精神，以實現“大東亞新秩序”。
1941年6月22日，德國偷襲蘇聯，蘇德戰爭全麵爆發。與美談判不成的日本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
7月2日，東條英機參加禦前會議，在其鼓動之下，最終商討確定了《適應形勢變化的帝國國策綱要》，準備為“南進”不惜與英美開戰。
東條英機近衛文麿這個貴族臨陣退縮，於1941年10月16日宣布內閣總辭職。近衛內閣總辭職的第二天，經重臣會議提名東條組閣獲得通過。選中他不是因為他孚重望(他是不孚重望的)，或者他是個侵略主義者(他是個侵略主義者)，而是他對軍事紀律具有獻身精神，人們認為他在危難時機能控製魯莽的軍隊，並且忠於皇室，精力充沛。
1941年11月17日下午，天皇召見東條英機，晉升其為大將，誥命他以現役軍官身份擔任首相出麵組閣，並身兼陸相。這使他的地位比前幾任鞏固的多，當時處在戰爭邊緣的日本需要一個趟地雷的傻瓜作招牌，日本人選擇了東條英機，東條也自覺的踏上了這一步。
1941年11月18日，東條內閣正式成立，這是一個發動戰爭的集權“內閣”，東條英機一人身兼陸相、內相，以後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軍需相等職，集各種大權於一身。在就職聲明中，這個戰爭狂人叫囂“完成支那事變，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帝國之國策，要在“皇威之下，舉國一致，為完成聖業而邁進”。
東條英機自幼就受到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染。1911年-1915年，東條英機就讀於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堅決支持日本軍部的右翼法西斯分子，謀劃、策動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東條英機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來到中國東北。“七·七”事變後，東條英機率日軍直撲察綏和晉北，並炮製偽“察南自治政府”。1941年10月，東條英機擔任日本內閣首相。同年在禦前會議上通過了對美國、英國和荷蘭開戰的決定。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日軍根據東條英機的命令，陸續開始對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關島等地發動進攻。1944年4月中旬，為加強中國大陸日軍與南洋日軍的聯係，東條英機命令盡快打通橫貫中國的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同年7月18日，由於日本在與美國的海戰中屢遭重創，在侵華戰爭中連遭失敗，東條內閣被迫辭職，東條英機退出軍政舞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12日，日本頭號戰犯東條英機自殺未遂，被捕入獄。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發動戰爭、侵略別國、反人道罪等罪行判處東條英機絞刑。12月23日，東條英機被執行絞刑，時年64歲。
人物經曆
少年時期
少年時期東條英機受家庭氛圍熏陶，他很早就渴望當少年時的東條英機一個軍人，能為天皇效忠。少年時代的東條英機曾先後就讀過東京四穀小學、學習院小學部、城北中學、東京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和陸軍中央幼年學校。東條英教為了培養兒子的武士道精神，專門請人教東條英機學習“神刀流劍舞”。
1899年9月，東條英機進入東京地方陸軍幼年學校學習。進入軍校，東條英機以父親為榜樣，渴望成為“效忠於天皇的合格軍官”，為日本“征戰建立功勳”。
在陸幼學習三年之後，1902年9月，19歲的東條英機進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學習。由於當時正值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清政府被迫簽訂《辛醜條約》，進一步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野心。東條英機在學習期間，就感受到日本國內對侵略中國得逞的“狂喜”。日俄戰爭爆發前後，日本國內更是舉國動員，日本政府積極加緊擴軍備戰，軍界則猖狂叫囂，對俄“複仇”，準備與沙俄大戰一場。培養軍官的各級軍事學校，為侵略戰爭服務，相應地實施“戰時教育方針”，一麵縮短了學製並加緊教育和訓練，一麵極力向學員灌輸軍國主義侵略思想。
初次出陣
自殺未遂的東條英機1904年的日俄戰爭(明治37年)，對日本軍國主義政府而言是“命懸一線”的關鍵一戰。東條英機由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升入陸軍士官學校。東條英機經常和一群誌同道合的同學，到士官學校後麵的市穀台高談闊論，東條英機經常跳出來向大家展示他那套並不十分專業的“神刀流劍舞”。眾人的陣陣喝彩使東條英機忘乎了所以，極度的亢奮使他完全陷入對未來的狂想而不能自拔。
畢業前夕
1905年4月(明治38年)，日俄戰爭已勝負分明，日軍在奪取了奉天會戰的勝利後，俄國已成強弩之末。從日俄戰場返迴日本後，東條英機重又迴到陸軍第3師團。
1915年(大正4年)，東條英機從日本陸軍大學第27期畢業時，已經31歲，距離他走出陸軍士官學校整整10年。
歐洲之行
畢業後，作為精英分子的一部分，東條進入了陸軍省實習，接著外放任日本駐德國大使館武官，正好碰上裕仁皇太子遊曆歐洲，接見駐歐洲各地日本武官，在閑院宮載仁親王等皇族前輩名將的引見下，以永田鐵山為首的青年軍官向皇太子宣誓效忠，發誓鏟除軍內長州閥元老勢力，清除政黨勢力對皇權的幹涉。隨後巴登巴登三羽烏(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和岡村寧次)擬定了計劃大綱。作為在巴登巴登的第四個人，東條英機當時負責在門外放哨。1921年夏天，他到德國遊覽，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長時間接觸非亞洲環境，年底在參觀完華盛頓會議後，他匆忙的乘火車穿越美國，返迴日本，他對德國的印象比對美國深，這可能是因為他懂德語而不懂英語的緣故。
沉浮之間
東條英機迴國後東條英機又先後當過陸軍大學的教官、陸軍省軍務局參謀等職，在軍隊中秘密發展橫向聯絡。
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聯隊聯隊長，
1931年8月任參謀本部整備局動員課大佐課長，“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各政黨對軍部所持放任態度不滿，東條英機馬上對政黨發表的不利於軍部的言行進行了“調查”，指控這是“挑撥軍民關係”。
1933年3月，東條英機被任命為陸軍少將，同年11月任軍事調查部部長。
1934年3月，東條英機在軍事調查部長的位置隻坐了四個月，便被調到陸軍士官學校，隨後又先後任職於步兵第24旅團和第12師團司令部。
1935年9月，陸軍部人事局長後宮淳，東條英機在陸軍幼年學校時代的校友力薦東條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而東條英機正是以此為跳板開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權力中心的衝擊。
日本以武力強占中國東北後，為了實現對偽滿洲國的所謂一元化統治，於1932年便出台了所謂的《八八》決議，隨後又於1934年將日本駐偽滿洲國的機構進行重新整頓。自此時起，關東軍實際上掌控了偽滿的政治、軍事、外交以及經濟大權，關東軍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東條英機所任憲兵司令官一職，按照規定同時兼任日本駐滿行政事務局長的要職。東條英機到任後，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黨羽。在此之前，關東軍憲兵隊僅僅是一個編製僅200人左右的隊伍。這點微不足道的力量，當然無法滿足東條英機的需要。於是他迅速從日本本土、台灣以及朝鮮等地調集了一批得力幹將，並為他們在憲兵隊裏安排要職，在短時間內培植了對其忠心耿耿的親信。
對蘇挑釁
“七七事變”爆發之前，日本國內政局不穩定。1937年(昭和12年)5月31日，由於林內閣急欲組成一個包括以均布為中心的右翼勢力在內的新黨，從而刺激了各位重臣，引發了原有政黨的反抗，導致了林內閣的總辭職。
1938年(昭和13年)5月26日，軍部電令東條英機中將自中國東北飛迴東京羽田機場。5月30日正式任命東條英機擔任陸軍次官。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的“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東條英機發表了據稱當時是極具所謂爆炸性的演說。
東條英機認為，要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與德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反蘇軍事同盟，就必須以實際行動對蘇進行武力恫嚇，迫使蘇聯放棄對中國抗日力量的支持。中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地域接觸麵廣，蘇聯可通過蒙古就近支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抗日鬥爭。為此，東條英機決定，在中國東北的西部中蒙邊境製造諾蒙坎事件，發起了對蘇聯的更大規模的一次武裝挑釁。
步步侵華
東條英機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盧溝橋事變後，在軍部中央形成了強硬派與謹慎派兩大派別，前者以陸軍大臣杉山元、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及參謀本部第3課課長武藤章等為代表，後者則以參謀本部第1部部長石原莞爾、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等為代表。兩派對時局的分析迥異。強硬派認為，中國已是不堪一擊，隻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時機。而謹慎派則堅持認為，時機尚不成熟，由於日本須全力準備對蘇作戰，如貿然發起對中國的大舉進攻，有可能泥足深陷，這樣不僅不會取得良好的作戰效果，同時也有可能使對蘇作戰處於被動地位。
8月19日，東條英機在張北設立了混成旅團司令部，便於臨近指揮。東條英機采取慣用的“閃電戰術”，沿平綏線依次進攻南口、居庸關、懷來和張家口等軍事要地。這一地區的中國國民黨軍隊約3萬餘人，而東條兵團則隻有幾千人。但由於中國國民黨軍隊抵抗決心不足、守備虛弱。日軍憑恃機械化武器裝備瘋狂進攻，中國國民黨軍隊不得不節節退卻。8月22日，張北守軍國民黨軍劉汝明部被擊潰。
29日，張家口失守。張家口的失守，使得在南口一線抗擊日軍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湯恩伯部麵臨著腹背受敵的危險。於是，隻得收縮防線，隨著張家口和南口阻擊戰的失敗，察南地區再無屏障，日軍輕輕鬆鬆地將察哈爾全省納入其控製之下。
1938年5月，鼓吹三個月結束中國事變的陸相杉山元被趕出中央，由板垣征四郎取而代之，東條英機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擔任陸軍次官。
1938年11月初，近衛文麿首相提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這實際就是日軍獨霸東亞的宣言。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點30分，在軍人會館召開的“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他大放厥詞，宣稱日本要“對蘇、中兩國同時作戰，同時也準備同英、美、法開戰”。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國內巨大震動。不僅對日本經濟界產生了強烈衝擊，致使東京的股票市場狂瀉，同時也令戰爭狂人雲集的軍部感到無法接受，紛紛指責其過於“輕率”。陸相板垣征四郎聲稱東條英機目的隻是想鼓勵日本軍需生產，這隻是一種宣傳的手段而已。壓力之下，這個上任剛剛半年的陸軍次官隻好灰溜溜地下了台，改任航空總監去了。
但東條英機的野心並未因此而有半點收斂。1939年5月，諾門坎戰役爆發，又見東條英機上躥下跳。在此次戰役中，蘇聯紅軍和日軍都動用了大批現代化武器裝備，特別是飛機、坦克和裝甲車。然而，戰役的結果卻讓東條英機顏麵全無:在蘇聯紅軍的強大攻勢下，日軍再次遭到重創，參戰的主力部隊第23師團幾乎全軍覆沒，關東軍出動的兵力，死傷近1\/3，重武器損失高達87%。就此，關東軍妄圖北進的野心隻得放棄。但東條英機卻並不吃虧，他將此役中陸軍航空兵的戰績無限誇大，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1939年8月，希特勒為了專心征服歐洲大陸而與斯大林秘密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德的“友好”加之蘇聯紅軍的威力，日本不得不暫時放棄了“北進”的野心。
1940年7月17日，經曆了平沼騏一郎、阿部信行、米內光政幾任走馬燈似的內閣更迭之後，近衛文麿再次出山組閣。在近衛的這次組閣中，強硬派軍國主義分子東條英機被起用為陸相。
開戰先鋒
1940年7月19日，東條內閣近衛召集陸相東條、外相鬆岡洋右等，確立了新內閣執政方針，包括:強化日、德、意三國軸心;日、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要將“東亞新秩序”擴展到英、法、葡、荷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即準備“南進”;盡全力排除美國的實力幹涉。
日本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展開“南進”第一步，這極大地損害了英、美等國在東南亞的既得利益，美國開始向日本施壓，凍結日方在美資產和要求日本放棄對中國和太平洋領土的野心。而日本暫時不想與美國起正麵衝突，並且由於深陷中國戰場，不敢貿然起事，因而選擇了與美國進行談判。但實際上，“談判”隻是像東條這樣狂熱鼓吹“南進”擴大侵略的好戰分子們拖延時局、進行備戰的幌子而已。談判桌上的日方根本沒有“誠意”，他們要求美國承認“滿洲國”，同意日本可以從東南亞獲取資源。雙方各不相讓，矛盾分歧越來越大。
東條英機的演講8月1日，外相鬆岡洋右公開宣稱“我們當前外交政策的直接宗旨是，根據皇道的崇高精神，建設以日、滿、華集團為鏈環之一的''大東亞共榮圈''”。此時日本的侵略野心已不局限於中國，而是要建立一個更大範圍的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了。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訂。
為了配合不斷升級的侵略戰爭，日本政府極力在國內煽動戰爭狂熱。首相近衛文組織起“大政翼讚運動”，而陸相東條英機則大肆鼓吹武士道精神。
1941年初，東條英機以陸相身份簽發了《戰陣訓》，鼓吹全軍和全體“皇國臣民”應向天皇效忠，每個人都要有“獻身奉公”的精神，以實現“大東亞新秩序”。
1941年6月22日，德國偷襲蘇聯，蘇德戰爭全麵爆發。與美談判不成的日本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
7月2日，東條英機參加禦前會議，在其鼓動之下，最終商討確定了《適應形勢變化的帝國國策綱要》，準備為“南進”不惜與英美開戰。
東條英機近衛文麿這個貴族臨陣退縮，於1941年10月16日宣布內閣總辭職。近衛內閣總辭職的第二天，經重臣會議提名東條組閣獲得通過。選中他不是因為他孚重望(他是不孚重望的)，或者他是個侵略主義者(他是個侵略主義者)，而是他對軍事紀律具有獻身精神，人們認為他在危難時機能控製魯莽的軍隊，並且忠於皇室，精力充沛。
1941年11月17日下午，天皇召見東條英機，晉升其為大將，誥命他以現役軍官身份擔任首相出麵組閣，並身兼陸相。這使他的地位比前幾任鞏固的多，當時處在戰爭邊緣的日本需要一個趟地雷的傻瓜作招牌，日本人選擇了東條英機，東條也自覺的踏上了這一步。
1941年11月18日，東條內閣正式成立，這是一個發動戰爭的集權“內閣”，東條英機一人身兼陸相、內相，以後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軍需相等職，集各種大權於一身。在就職聲明中，這個戰爭狂人叫囂“完成支那事變，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帝國之國策，要在“皇威之下，舉國一致，為完成聖業而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