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成就
政治
支持新黨
在黎元洪的軍隊中，新興的革命力量還競相組織團體，結納同誌，組成各類組織俘鼓相應，宣傳革命，有些甚至還為後來大革命團體的成立和運動起到了不可抹煞的奠基作用。有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7月，第四十一標士兵任重遠倡議成立湖北軍隊同盟會，會眾多達四百餘人，各標營均有，其會員後來成了共進會和文學社的基幹力量。軍隊同盟會因刺殺湖廣總督陳夔龍事泄而被迫解體後，第四十一標的同誌利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安徽太湖秋操和光緒、慈禧先後去世的機會，重議另組團體。為“外避目標，內策自治”，改組成立群治學社，佯稱研究政治學說、扶植社會自治，實以挽救民族危亡為旨歸。群治學社集結了劉複基、蔣翊武、詹大悲等一批批孔武有力的革命力量，後因起義風聲外泄，未及發難而停止活動。
留鄂諸同誌遂另起爐灶，宣統二年(1910年)再組振武學社，標明宗旨聯絡軍界同胞。第四十一標同誌楊王鵬為社長，各標營設代表，第二十一混成協中就有第四十一標代表廖湘芸和第四十二標代表祝製六。群治學社和振武學社是發動武昌起義兩大組織之一的文學社的前驅，由此可見其發展的根據地第四十一標的奠基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此外，第二十一混成協中的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張步瀛、邱文彬、張大鵬、鄭兆蘭、戈承元、陳建章等，以交換學識、一石氏礪學問為名，成立益智社，潛謀革命。第四十一標士兵杜邦俊、張融、楊永康、楊兵之、葉茂林、羅良俊等組成義譜社，運動軍隊，反對專製統治。該兩社嗣後也並入了文學社。
文人(知識分子)在革命化的新軍中是占了相當大的比重的，黎元洪對這些人多是加一以保全，庇護部屬，在某種程度上客觀地保存和積累了革命力量，也使黎元洪本人贏得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維護共和
光緒十九年(1893年)孫中山在廣州行醫，黎元洪在廣甲艦當管輪。艦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請孫中山上艦看病。兩人就這樣見過一麵，但並沒有深入接觸。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當了大總統，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兩個人也沒有見麵。直到孫中山辭掉大總統後，民國元年(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請孫來武漢訪問，並熱情接待了孫中山。孫中山、胡漢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勞，稱讚他為“民國第一偉人“。最後到了民國十三年(1924年)，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到北京商談國事，路過天津。黎元洪在天津招待了他。民國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去世，黎元洪在家裏設靈堂供奉孫中山。應該說黎元洪從開始接觸到孫中山去世，他對孫中山始終很尊重。
袁世凱稱帝後，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但是黎元洪堅決抵製。後來張勳複辟，黎元洪也堅持抵製。袁世凱死了之後，黎元洪當了總統，段祺瑞擔任國務總理。但是實權還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當時並沒有太大的力量。雖然如此，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還是做了些事。具體來說，當時國務院各個部的部長，開始的名單裏麵都是親段祺瑞的，黎元洪說不行，要把南方革命黨人引進來。結果九個部中孫洪伊、穀鍾秀、張耀曾、陳錦濤等部長是革命黨人。
軍事
湖北是當時東南各省中最早編練新軍的省份。不管是外國人還是鐵良來參觀，都稱讚這支部隊練得不錯。正因為如此，黎元洪在整個新軍中名聲也很大。因而當時湖北變成江南練兵的中心，安徽、湖南、廣西、貴州都派人來湖北學習訓練，這些人隻或多或少都受過黎元洪的教育。
這樣一來，黎元洪的影響就不局限於湖北，而是擴大到了大江南北。黎元洪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調到湖北之後，一直到宣統三年(1911年)，除了三次到日本考察之外，主要的活動就是在湖北摸爬滾打，編練新軍。除了陸軍之外，因為他還學過水師，張之洞在練新軍時曾組建了一個艦隊，有六條以“楚”字開頭的軍艦，有四隻以“湖”為首的炮艇，也是委托黎元洪管理，用來保衛湖北的長江。在辛亥革命之前，應該說，黎元洪在新軍中的影響力和地位都是比較高的。
外交
宣統三年(1911年)，鑒於列強在武昌局勢中舉足輕重的作用，黎元洪就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後，立即著手與西方各國的溝通，以便獲得他們的承認和支持。10月17日，駐漢口英國領事葛福特代表英、法、俄、德、日等五國領事拜訪黎元洪，表達他們對革命軍英勇和文明態度的讚賞，並感謝軍政府對僑民的保護，宣布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各國嚴守中立。黎元洪聽後高興地說:“此次武昌起義，對於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當盡保護之責。但湖北軍隊之革命，亦屬出於萬不得已。……(清政府)今年又派瑞澄來鄂，遇事壓迫，所以人民都不願意，力謀自立，故有今日之舉。既勞閣下之駕，又承各國嚴守中立，甚為感激”。黎元洪為此所付出的努力，使他以及軍政府在外交上贏得了主動，很快促使各國公使、領事聯合會短期內正式發布了嚴守中立的公告，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由於國困民窮，政府財政窘迫，國家內部沒有合適的財源，隻好求助於外債。從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到民國元年(1912年)4月，外債收入達到1079萬元，占到全國總收入的54%。對於這種飲鴻止渴解決財政危機的辦法，黎元洪堅決反對。從民國元年(1912年)2月13日到3月9日這不到一月的時間內，為反對政府舉借外債，他先後六次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對其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犧牲本國利權，采取“急不擇蔭”的辦法，進行了狠狠地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孫中山等人認識到借款的危害性，從而取消了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為條件的向日本借款、抵押招商局借款、以全國賦稅作抵押向華俄道勝銀行借款等事項。
袁世凱執政時期，袁世凱以出賣國家權益換取帝國主義的承認。帝國主義則利用“承認”中國新政府名義，大肆勒索中國。英文日本紀事報指出，“近年來，所有外交上關於中國之約章類，不顧及中國之意見是則弱之罪也”。袁死黎繼，外國政府對黎元洪政府是否能擔當外交大任持有審慎態度。“至中國以外之各國政府，除非待至確定不易後，對於中政府決無遴願給予完全援助者也”。
民國初年，孫中山提出凡革命前所有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至於條約期滿而止。中國的外交也逐步實現了大轉折。經過民國政府一係列的外交努力，民國六年(1917年)9月，一戰勝利後中國簽署對奧和約廢除中奧不平等條約;民國七年(1918年)12月，民國北京政府修改進口稅則;民國八年(1919年)7月，蘇俄第一次發表對華宣言廢除中俄舊約;民國九年(1920年)9月，蘇俄第二次發表對華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立場並更加具體的提出廢止舊約的具體建議;民國十年(1921年)5月，廢除中德不平等條約;民國十三年(1924年)5月，中俄兩國正式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為擺脫中外不平等條約的羈絆，黎元洪或親自參與，或主持研究，或見證進行，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工商
民國十三年(1924年)，黎元洪迴到天津，從此不問政治。在告別政壇的這段時期，由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暫時減輕，國內愛國運動興起，市場需求大大增加，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極為有利的發展條件。政治上失意的黎元洪，受到企業盈利的巨大鼓舞，熱心發展實業。他自己也曾表示:“對於政治業已心灰意冷，以後將在實業界力求活動”，從而拿出自己的官傣收入、土地租金或利用個人的政治影響借債銀行，先後選擇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等13個省和香港等地，投資煤礦、鹽堿、鋼鐵、紡織、煙酒、食品、製藥、林場、銀行、證券、信托、保險、郵電等各種企業70多個，有的還親自出任董事長，或以子女的名義擔任要職，施展實業救國的抱負。
民國十六年(1927年)，蔣介石的北伐軍打到山東，要沒收黎投資最多的中興煤礦。他急忙找人向蔣疏通。蔣說:“別人的我沒收，黎黃陂的我不能沒收。”但他先是向中興煤礦攤派了100萬元的短期債券，之後又是100萬元的軍餉。為了湊錢，黎元洪身心俱疲。
人物評價
總評
黎元洪平生牽涉許多重大曆史事件，例如反對袁世凱稱帝、拒絕王封，為他贏得了較高的威望。其後護國軍擁戴他，護法力量爭取他，他也與護國護法運動相唿應，對袁世凱的垮台、北洋軍閥的分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他的最大曆史貢獻是介入武昌起義，並與眾多辛亥誌士一起推翻二千餘年的帝製，走向共和。在武昌起義中，他的介入與存在，就是一個曆史性的象征，就已經正式敲響了滿清政府及千年帝製的喪鍾。這一曆史貢獻是完全不容抹殺的，也無法抹殺的。
黎元洪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爭議的人物。他的一生，經曆了北洋海軍、湖北新軍、首義都督、三任民國副總統和兩任民國大總統諸時段，其間有功大於過者，亦有功過相償者，還有過失難辭者。
斯人已去八十載，作為政治家，黎元洪出任首義都督，為號召天下，震懾清廷，使辛亥革命一舉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他在武漢首倡的“軍民分治”，開創了民國黨政分開、軍政分開的先河;他率先實行的“高官製”、他二度當國時提出的“廢督裁兵”等依法治國主張，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他旗幟鮮明地反對袁世凱的帝製，斷然起用自己的政敵段祺瑞鎮壓張勳複辟，將永載史冊;作為軍事家他在治軍方麵，打造了近代中國與北洋軍齊名的“南洋軍”的品牌;作為與實業家，他是發展中國近代工業與對外開放的實踐者。他與華僑創辦的中國遠洋貨船公司，開通了香港經上海至美國舊金山的遠洋航線，填補了中國遠洋運輸的一項空白;作為書法家，他繼承創新，其書法作品遍及海內外名山名院名寺。
其他評價
黎元洪自我評價道:“沉機默運，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項城;明測事機，襟懷恬曠，洪不如孫中山;堅苦卓絕，一意孤行，洪不如黃善化。”
辛亥革命發生，當時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采訪黎元洪後說道:“中國革命是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劃世紀事件之一，如果沒有黎元洪-他的名字早已傳遍文明世界-就可能沒有這場革命。曆史將證明，黎元洪是中國給予世界的一個最偉大的改革者。”
民國時期《日日紀事報》北京記者丁格爾評價:，“黎公為一良善軍人，彼之品行決不為宦途腐敗及不名譽事業所染汙”，“彼之深得民心，不特見之於其駐節武昌之日，即當其在北京為副總統時亦未嚐稍減也。外國論說家均稱之為中國之愛特哇特(前英皇名)。其為人也並不在於一材一藝之表見，而豁達大度有開誠布公之概。……與其謂為強有力之人，不如謂為善人政見，雖有缺乏，固為日行事務上有能力之人也”。
時人貢少芹評價:“談之者，鹹謂天心厭惡專製，鬱極而發，人心憤疾滿清，蓄之已久，故假黃破之手，造成共和，且以其政治膽魄智識，在在俱臻優美，始得成此非常功業……低之者，謂其為人，庸常無特異之點，此次變帝製而為民主，彼實因人成事，適滿族氣數告終，彼會逢其巧，得所憑藉，遂成斯誌”。但他認為這種評價“是皆皮相之論，而非破的之言”，“黃破一生，別無他異，惟此庸言庸德四字，行之終身無懈而己……黃破長處，即在於沉毅以接物，鎮靜以應變耳”。
袁世凱評價:“公本首義，凱受其成”。“創造民國，推翻清室，功在國家”。
孫中山評價:“民國首義的第一偉人”。“武昌舉義，四海雲從，列國輿論，歌誦民軍，無微不至，而尤欽佩公之艱苦卓絕。文於中國革命，雖奔走有年，而此次實行，並無寸力，謬蒙各省代表舉為總統，且感且愧，惟有勉為其難，以副諸公之盛意。武漢為全國之樞紐，公之責任維艱，伏維珍重”。
胡漢民評價:“非有黎副總統之局麵號召，則各省響應，不能如是風起雲湧;又非黎副總統之謹厚，則壯軍亦不易於讚助共和”。
黃興致電黎元洪:“共和肇造，公為首功。興以菲材，謬蒙褒許，實所感愧。此後在野，仍當盡力民國，以副雅懷”。
嚴複評價黎元洪說:“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國圖存，斷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則?以柔暗故!遍讀中國曆史，以為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暗懦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
武昌起義首領之一熊秉坤:“自黎出之風一播，城內隱匿之軍官皆來”。
當時一位參加首義的革命黨人追憶道:“平心而論，各省聞風響應，黎之被迫參加革命也有一點推動作用”。
民國五年(1916年)6月，日本通過報刊媒體歪曲其軍事經濟上侵略中國的行徑，抬高對黎元洪的評價，期望得到黎的支持。“黎公元洪不若袁公有壟斷政治上權力之野心，對於中國將來有一種透辟之見。公以中國將來非得日本援助，不可披瀝恃我之至情。苟以我日本三十年來努力於中國者，公平觀之，日本實以誠意扶助中國者也，中國有凡人能知之，惟黎公對之獨具隻眼，黎公若不容雜近之言，不失其精神，則中國之保全不難也”。
安徽高官許世英致函:“遠適異國，昔人所悲，以元首守正被放，至不得己而養病於他邦，此英所以於恭送行族後，感慨之懷，每縈縈而不能止”。
東北軍首領張學良評價黎元洪:“締構新邦，功垂宇內”。
章太炎讚譽黎元洪為“功比孫黃”，是“一個樸素而果毅的傑出人物”。並在黎元洪病死後不久為之作挽聯:“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佞寇豈能幹正統;與五色國旗俱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
外國媒體稱讚:“黎總統天性溫和，毫無傲容，純然以共和主義談論時事，其親善之態殊足欽佩也”。
著名史學家章開沅先生指出:“長期以來，黎元洪就沒有享受過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麵的，不僅有國民黨的正統史觀的影響，而且有共產黨革命史觀的影響，此外還有湖北地區若幹首義誌士的黨同伐異乃至揮之不去的潛在的`反清情結”。“黎元洪在中國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盡管步履瞞姍，坎坷曲折，但畢竟也是邁開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們理應給以必要的尊敬”。
《黎元洪年譜資料》作者薛民見評價:“黎元洪乃近代擁護舊民主主義革命人物之一……有別於袁世凱、徐''世昌、段棋瑞、馮國璋輩者，其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意識較多，而封建主義色彩不若袁等之濃耳”。
劉振嵐、張樹勇認為，黎是一個“介於封建軍閥與資產階級政客之間的人物”。
政治
支持新黨
在黎元洪的軍隊中，新興的革命力量還競相組織團體，結納同誌，組成各類組織俘鼓相應，宣傳革命，有些甚至還為後來大革命團體的成立和運動起到了不可抹煞的奠基作用。有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7月，第四十一標士兵任重遠倡議成立湖北軍隊同盟會，會眾多達四百餘人，各標營均有，其會員後來成了共進會和文學社的基幹力量。軍隊同盟會因刺殺湖廣總督陳夔龍事泄而被迫解體後，第四十一標的同誌利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安徽太湖秋操和光緒、慈禧先後去世的機會，重議另組團體。為“外避目標，內策自治”，改組成立群治學社，佯稱研究政治學說、扶植社會自治，實以挽救民族危亡為旨歸。群治學社集結了劉複基、蔣翊武、詹大悲等一批批孔武有力的革命力量，後因起義風聲外泄，未及發難而停止活動。
留鄂諸同誌遂另起爐灶，宣統二年(1910年)再組振武學社，標明宗旨聯絡軍界同胞。第四十一標同誌楊王鵬為社長，各標營設代表，第二十一混成協中就有第四十一標代表廖湘芸和第四十二標代表祝製六。群治學社和振武學社是發動武昌起義兩大組織之一的文學社的前驅，由此可見其發展的根據地第四十一標的奠基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此外，第二十一混成協中的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張步瀛、邱文彬、張大鵬、鄭兆蘭、戈承元、陳建章等，以交換學識、一石氏礪學問為名，成立益智社，潛謀革命。第四十一標士兵杜邦俊、張融、楊永康、楊兵之、葉茂林、羅良俊等組成義譜社，運動軍隊，反對專製統治。該兩社嗣後也並入了文學社。
文人(知識分子)在革命化的新軍中是占了相當大的比重的，黎元洪對這些人多是加一以保全，庇護部屬，在某種程度上客觀地保存和積累了革命力量，也使黎元洪本人贏得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維護共和
光緒十九年(1893年)孫中山在廣州行醫，黎元洪在廣甲艦當管輪。艦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請孫中山上艦看病。兩人就這樣見過一麵，但並沒有深入接觸。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當了大總統，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兩個人也沒有見麵。直到孫中山辭掉大總統後，民國元年(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請孫來武漢訪問，並熱情接待了孫中山。孫中山、胡漢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勞，稱讚他為“民國第一偉人“。最後到了民國十三年(1924年)，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到北京商談國事，路過天津。黎元洪在天津招待了他。民國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去世，黎元洪在家裏設靈堂供奉孫中山。應該說黎元洪從開始接觸到孫中山去世，他對孫中山始終很尊重。
袁世凱稱帝後，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但是黎元洪堅決抵製。後來張勳複辟，黎元洪也堅持抵製。袁世凱死了之後，黎元洪當了總統，段祺瑞擔任國務總理。但是實權還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當時並沒有太大的力量。雖然如此，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還是做了些事。具體來說，當時國務院各個部的部長，開始的名單裏麵都是親段祺瑞的，黎元洪說不行，要把南方革命黨人引進來。結果九個部中孫洪伊、穀鍾秀、張耀曾、陳錦濤等部長是革命黨人。
軍事
湖北是當時東南各省中最早編練新軍的省份。不管是外國人還是鐵良來參觀，都稱讚這支部隊練得不錯。正因為如此，黎元洪在整個新軍中名聲也很大。因而當時湖北變成江南練兵的中心，安徽、湖南、廣西、貴州都派人來湖北學習訓練，這些人隻或多或少都受過黎元洪的教育。
這樣一來，黎元洪的影響就不局限於湖北，而是擴大到了大江南北。黎元洪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調到湖北之後，一直到宣統三年(1911年)，除了三次到日本考察之外，主要的活動就是在湖北摸爬滾打，編練新軍。除了陸軍之外，因為他還學過水師，張之洞在練新軍時曾組建了一個艦隊，有六條以“楚”字開頭的軍艦，有四隻以“湖”為首的炮艇，也是委托黎元洪管理，用來保衛湖北的長江。在辛亥革命之前，應該說，黎元洪在新軍中的影響力和地位都是比較高的。
外交
宣統三年(1911年)，鑒於列強在武昌局勢中舉足輕重的作用，黎元洪就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後，立即著手與西方各國的溝通，以便獲得他們的承認和支持。10月17日，駐漢口英國領事葛福特代表英、法、俄、德、日等五國領事拜訪黎元洪，表達他們對革命軍英勇和文明態度的讚賞，並感謝軍政府對僑民的保護，宣布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各國嚴守中立。黎元洪聽後高興地說:“此次武昌起義，對於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當盡保護之責。但湖北軍隊之革命，亦屬出於萬不得已。……(清政府)今年又派瑞澄來鄂，遇事壓迫，所以人民都不願意，力謀自立，故有今日之舉。既勞閣下之駕，又承各國嚴守中立，甚為感激”。黎元洪為此所付出的努力，使他以及軍政府在外交上贏得了主動，很快促使各國公使、領事聯合會短期內正式發布了嚴守中立的公告，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由於國困民窮，政府財政窘迫，國家內部沒有合適的財源，隻好求助於外債。從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到民國元年(1912年)4月，外債收入達到1079萬元，占到全國總收入的54%。對於這種飲鴻止渴解決財政危機的辦法，黎元洪堅決反對。從民國元年(1912年)2月13日到3月9日這不到一月的時間內，為反對政府舉借外債，他先後六次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對其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犧牲本國利權，采取“急不擇蔭”的辦法，進行了狠狠地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孫中山等人認識到借款的危害性，從而取消了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為條件的向日本借款、抵押招商局借款、以全國賦稅作抵押向華俄道勝銀行借款等事項。
袁世凱執政時期，袁世凱以出賣國家權益換取帝國主義的承認。帝國主義則利用“承認”中國新政府名義，大肆勒索中國。英文日本紀事報指出，“近年來，所有外交上關於中國之約章類，不顧及中國之意見是則弱之罪也”。袁死黎繼，外國政府對黎元洪政府是否能擔當外交大任持有審慎態度。“至中國以外之各國政府，除非待至確定不易後，對於中政府決無遴願給予完全援助者也”。
民國初年，孫中山提出凡革命前所有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至於條約期滿而止。中國的外交也逐步實現了大轉折。經過民國政府一係列的外交努力，民國六年(1917年)9月，一戰勝利後中國簽署對奧和約廢除中奧不平等條約;民國七年(1918年)12月，民國北京政府修改進口稅則;民國八年(1919年)7月，蘇俄第一次發表對華宣言廢除中俄舊約;民國九年(1920年)9月，蘇俄第二次發表對華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立場並更加具體的提出廢止舊約的具體建議;民國十年(1921年)5月，廢除中德不平等條約;民國十三年(1924年)5月，中俄兩國正式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為擺脫中外不平等條約的羈絆，黎元洪或親自參與，或主持研究，或見證進行，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工商
民國十三年(1924年)，黎元洪迴到天津，從此不問政治。在告別政壇的這段時期，由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暫時減輕，國內愛國運動興起，市場需求大大增加，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極為有利的發展條件。政治上失意的黎元洪，受到企業盈利的巨大鼓舞，熱心發展實業。他自己也曾表示:“對於政治業已心灰意冷，以後將在實業界力求活動”，從而拿出自己的官傣收入、土地租金或利用個人的政治影響借債銀行，先後選擇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等13個省和香港等地，投資煤礦、鹽堿、鋼鐵、紡織、煙酒、食品、製藥、林場、銀行、證券、信托、保險、郵電等各種企業70多個，有的還親自出任董事長，或以子女的名義擔任要職，施展實業救國的抱負。
民國十六年(1927年)，蔣介石的北伐軍打到山東，要沒收黎投資最多的中興煤礦。他急忙找人向蔣疏通。蔣說:“別人的我沒收，黎黃陂的我不能沒收。”但他先是向中興煤礦攤派了100萬元的短期債券，之後又是100萬元的軍餉。為了湊錢，黎元洪身心俱疲。
人物評價
總評
黎元洪平生牽涉許多重大曆史事件，例如反對袁世凱稱帝、拒絕王封，為他贏得了較高的威望。其後護國軍擁戴他，護法力量爭取他，他也與護國護法運動相唿應，對袁世凱的垮台、北洋軍閥的分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他的最大曆史貢獻是介入武昌起義，並與眾多辛亥誌士一起推翻二千餘年的帝製，走向共和。在武昌起義中，他的介入與存在，就是一個曆史性的象征，就已經正式敲響了滿清政府及千年帝製的喪鍾。這一曆史貢獻是完全不容抹殺的，也無法抹殺的。
黎元洪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爭議的人物。他的一生，經曆了北洋海軍、湖北新軍、首義都督、三任民國副總統和兩任民國大總統諸時段，其間有功大於過者，亦有功過相償者，還有過失難辭者。
斯人已去八十載，作為政治家，黎元洪出任首義都督，為號召天下，震懾清廷，使辛亥革命一舉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他在武漢首倡的“軍民分治”，開創了民國黨政分開、軍政分開的先河;他率先實行的“高官製”、他二度當國時提出的“廢督裁兵”等依法治國主張，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他旗幟鮮明地反對袁世凱的帝製，斷然起用自己的政敵段祺瑞鎮壓張勳複辟，將永載史冊;作為軍事家他在治軍方麵，打造了近代中國與北洋軍齊名的“南洋軍”的品牌;作為與實業家，他是發展中國近代工業與對外開放的實踐者。他與華僑創辦的中國遠洋貨船公司，開通了香港經上海至美國舊金山的遠洋航線，填補了中國遠洋運輸的一項空白;作為書法家，他繼承創新，其書法作品遍及海內外名山名院名寺。
其他評價
黎元洪自我評價道:“沉機默運，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項城;明測事機，襟懷恬曠，洪不如孫中山;堅苦卓絕，一意孤行，洪不如黃善化。”
辛亥革命發生，當時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采訪黎元洪後說道:“中國革命是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劃世紀事件之一，如果沒有黎元洪-他的名字早已傳遍文明世界-就可能沒有這場革命。曆史將證明，黎元洪是中國給予世界的一個最偉大的改革者。”
民國時期《日日紀事報》北京記者丁格爾評價:，“黎公為一良善軍人，彼之品行決不為宦途腐敗及不名譽事業所染汙”，“彼之深得民心，不特見之於其駐節武昌之日，即當其在北京為副總統時亦未嚐稍減也。外國論說家均稱之為中國之愛特哇特(前英皇名)。其為人也並不在於一材一藝之表見，而豁達大度有開誠布公之概。……與其謂為強有力之人，不如謂為善人政見，雖有缺乏，固為日行事務上有能力之人也”。
時人貢少芹評價:“談之者，鹹謂天心厭惡專製，鬱極而發，人心憤疾滿清，蓄之已久，故假黃破之手，造成共和，且以其政治膽魄智識，在在俱臻優美，始得成此非常功業……低之者，謂其為人，庸常無特異之點，此次變帝製而為民主，彼實因人成事，適滿族氣數告終，彼會逢其巧，得所憑藉，遂成斯誌”。但他認為這種評價“是皆皮相之論，而非破的之言”，“黃破一生，別無他異，惟此庸言庸德四字，行之終身無懈而己……黃破長處，即在於沉毅以接物，鎮靜以應變耳”。
袁世凱評價:“公本首義，凱受其成”。“創造民國，推翻清室，功在國家”。
孫中山評價:“民國首義的第一偉人”。“武昌舉義，四海雲從，列國輿論，歌誦民軍，無微不至，而尤欽佩公之艱苦卓絕。文於中國革命，雖奔走有年，而此次實行，並無寸力，謬蒙各省代表舉為總統，且感且愧，惟有勉為其難，以副諸公之盛意。武漢為全國之樞紐，公之責任維艱，伏維珍重”。
胡漢民評價:“非有黎副總統之局麵號召，則各省響應，不能如是風起雲湧;又非黎副總統之謹厚，則壯軍亦不易於讚助共和”。
黃興致電黎元洪:“共和肇造，公為首功。興以菲材，謬蒙褒許，實所感愧。此後在野，仍當盡力民國，以副雅懷”。
嚴複評價黎元洪說:“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國圖存，斷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則?以柔暗故!遍讀中國曆史，以為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暗懦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
武昌起義首領之一熊秉坤:“自黎出之風一播，城內隱匿之軍官皆來”。
當時一位參加首義的革命黨人追憶道:“平心而論，各省聞風響應，黎之被迫參加革命也有一點推動作用”。
民國五年(1916年)6月，日本通過報刊媒體歪曲其軍事經濟上侵略中國的行徑，抬高對黎元洪的評價，期望得到黎的支持。“黎公元洪不若袁公有壟斷政治上權力之野心，對於中國將來有一種透辟之見。公以中國將來非得日本援助，不可披瀝恃我之至情。苟以我日本三十年來努力於中國者，公平觀之，日本實以誠意扶助中國者也，中國有凡人能知之，惟黎公對之獨具隻眼，黎公若不容雜近之言，不失其精神，則中國之保全不難也”。
安徽高官許世英致函:“遠適異國，昔人所悲，以元首守正被放，至不得己而養病於他邦，此英所以於恭送行族後，感慨之懷，每縈縈而不能止”。
東北軍首領張學良評價黎元洪:“締構新邦，功垂宇內”。
章太炎讚譽黎元洪為“功比孫黃”，是“一個樸素而果毅的傑出人物”。並在黎元洪病死後不久為之作挽聯:“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佞寇豈能幹正統;與五色國旗俱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
外國媒體稱讚:“黎總統天性溫和，毫無傲容，純然以共和主義談論時事，其親善之態殊足欽佩也”。
著名史學家章開沅先生指出:“長期以來，黎元洪就沒有享受過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麵的，不僅有國民黨的正統史觀的影響，而且有共產黨革命史觀的影響，此外還有湖北地區若幹首義誌士的黨同伐異乃至揮之不去的潛在的`反清情結”。“黎元洪在中國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盡管步履瞞姍，坎坷曲折，但畢竟也是邁開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們理應給以必要的尊敬”。
《黎元洪年譜資料》作者薛民見評價:“黎元洪乃近代擁護舊民主主義革命人物之一……有別於袁世凱、徐''世昌、段棋瑞、馮國璋輩者，其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意識較多，而封建主義色彩不若袁等之濃耳”。
劉振嵐、張樹勇認為，黎是一個“介於封建軍閥與資產階級政客之間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