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行節儉
康熙的日常生活較為簡樸。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對大學士們說，“自朕聽政以來，一應服食，俱從節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秋，他斥責皇太子胤礽時又說：“朕即位以來，諸事節儉，身禦敝褥，足用布襪。”此言雖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認，他在努力為臣工做出節儉的榜樣。
康熙奉行節儉、表率臣民的舉措，在朝野上下產生了較大影響。王公大臣們紛紛效法，少用、不用金銀器皿及金馬鐙等貴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資費，也“較從前十分之內，已減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貴族為親屬祭葬時，仍以焚化皮衣為時尚，至康熙朝中葉“其風已熄”。
康熙分寸掌握恰當，內外有別。白晉對此深有感觸，曾記述如下：“他非常節製個人的開支，同時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國家的經費。隻要是為了帝國的福利，哪怕花費千百萬他也在所不惜。修繕公共建築，保持江河管道的暢通、建橋、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貿易的事情，他動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難斷定，他不為個人妄費分文，完全是出於賢明的節約，以便把金錢用於帝國真正的需要。”
推廣西藥
康熙40歲那年得了瘧疾，中醫藥未能治愈，耶穌會士洪若翰、劉應進金雞納霜（奎寧）。康熙服用後，很靈驗，病好了。他召見洪若翰、劉應等，在西安門內賞賜房屋，後這裏成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瘧疾，康熙賜金雞納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後，康熙便對西藥發生興趣，命在京城內煉製西藥，還在宮中設立實驗室，試製藥品，親自臨觀。他提倡種痘以防天花。關外的遊牧族群，特別怕患上天花。順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過天花，臉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莊、木蘭圍場，原因之一是蒙古貴族可以不入京朝覲，減少出天花的機會。他破除因循，推廣種痘，命先給自己子女及宮中女子種痘，還給蒙古49旗及喀爾喀蒙古部民種痘，這就使千萬人因種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劇。
狩獵
康熙善射。他晚年對近禦侍衛說：“我自幼至老，用鳥槍弓箭射死老虎135隻，熊20隻，豹25隻，猞猻10隻，麋鹿14隻，狼132隻，吹哨引來而射死的鹿幾百隻。射獲其餘野獸不計其數。曾一天之內射兔318隻。”
養生之道
康熙在位61年，是中國古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玄燁活到69歲，他壽命長與其含性養身，飲食、起居鹹成規度，潔衣淨寶，注意生活細節不無關係。
一、飲食有節，起居有序。
這是康熙的養生之要。康熙帝認為人若想長壽，不能靠服食所謂的可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而是靠飲食起居有序、有節、有度。這也是他養生之道的核心。在飲食起居方麵，康熙帝有一係列的主張和論述。
二、衣著潔淨，室內溫馨。
愛幹淨，講衛生，成習慣是康熙的健康之友。康熙認為：不論在家裏或出門在外，人們都應該養成幹淨整潔的好習慣。如果平常注意個人衛生，那麽清爽之氣便會附著於身，否則自身的清明之氣就會逐漸被汙穢之氣所取代。康熙帝雖提倡潔淨，但也反對太過潔淨而成癖。
三、飲酒有度，反對抽煙。
康熙不反對飲酒，而反對沉湎於酒中及不節製，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康熙能飲酒而不多飲，隻是“平日膳後，或遇年節、筵宴之日飲小杯一杯。”他厭惡貪杯之輩。此外，康熙帝也厭惡抽煙之人。他認為煙酒對健康的傷害很大，並告誡群臣要遠離煙酒。
四、清虛棲心，神靜心和。
“寡慮”、“寡嗜欲”、“寡言”，是康熙養生之道的另一招方。康熙認為一個人若想做到神靜心和，必須堅定自己的意誌，不意氣用事。心態自然平和，心誌就不會因外界事物的幹擾而動搖，就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雜念。若雜念不起，心中清明，即可清察明審，感情和順，自然身健長壽。此外，康熙帝還勸誡後人要心懷寬廣，他在《庭訓格言》中說：“惟寬坦從容，以自頤養而已。”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們把心胸放得寬坦一些，讓心氣平和一些，才能頤養天年。[1]
康熙從不追求長生不老，他認為人的一生，生長壯老已，從出生到死亡是一個自然過程，是不可遏止的。因而人隻能順應自然，多加保養，以求在一定範圍內延長壽命。
愛新覺羅·胤禛（1678.12.13—1735.10.08），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後第三位皇帝，康熙帝第四子，母為孝恭仁皇後，即德妃烏雅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為雍親王。在二廢太子胤礽之後，胤禛積極經營爭奪儲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暢春園病逝，他繼承皇位，次年改年號雍正。
雍正帝在位期間重整機構並且對吏治做了一係列改革。如為加強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統治，實行改土歸流。並且大力整頓財政，實行耗羨歸公等。特別是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同時設置軍機處加強皇權。雍正帝在位期間，勤於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的一係列社會改革對於康乾盛世的連續具有關鍵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廟號世宗，諡號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傳位其第四子弘曆。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時，胤禛出生於北京紫禁城永和宮，生母為德妃烏雅氏。由於其生母烏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給胤禛帶來皇子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清初時後宮也不允許生母撫育自己的兒子，因此胤禛滿月後由孝懿仁皇後佟佳氏撫養。孝懿仁皇後是一等公佟國維之女，孝誠仁皇後的侄女，孝懿仁皇後沒有生過皇子，隻有一個公主還早年殤逝，故而養育德嬪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貴，很可能有意巴結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歲進尚書房，胤禛跟從張英學習四書五經，向徐元夢學習滿文。與胤禛關係最密切的是顧八代，胤禛說他“品行端方，學術醇正。”少年和青年時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師傅的嚴格管束，從事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的學習，也在這個時期，作《春日讀書》、《夏日讀書》等詩歌。稍長，便跟隨康熙帝四出巡幸，並奉命辦理一些政事。十六歲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廟。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歲的胤禛隨從康熙帝征討噶爾丹，掌管正紅旗大營，此役胤禛沒有參加，然而他很關心這次戰鬥，作《狼居胥山大閱》、《功成迴鑾恭頌二首》，讚揚乃父用兵的功業。又往遵化暫安奉殿祭祀孝莊文皇後。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歲受封為貝勒。二十三歲侍從康熙帝視察永定河工地，檢驗工程質量。二十五歲，隨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從南巡江浙，對治理黃河、淮河工程進行驗收。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罷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選新太子的過程中，胤禛支持複立胤礽，同時與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關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複立胤礽為太子。同年封胤禛為和碩雍親王。此間諸皇子為謀求儲位，各結私黨，勾心鬥角極為激烈。
當時的太子胤礽兩立兩廢，康熙諸皇子儲位的傳奇猜疑很多。胤礽再立後，為鞏固儲位又進行了一些非法活動，引起父皇不快，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將他廢黜。以後不斷有朝臣為他複位奔忙，均遭康熙帝處罰。胤礽被遺棄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卻未令人替補，惹得諸皇子為之大動心機。胤禩有資本，繼續活動，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責。他的同夥胤禵“虛賢下士”，聯絡各方人士，“頗有所圖”。胤禛善於治國、懂得韜光養晦。他尊釋教道學，自稱“天下第一閑人”，與諸兄弟維持和氣，與年羹堯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時向父親康熙帝表現誠孝，畫西藏於版圖，贏得康熙帝的信賴。
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歲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慶，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迴京參加貢士會試試卷複查事務，冬至時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兩倉，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這些活動，對他來說有兩重意義，一是由於他多次隨從巡幸、外出代辦政務，足跡遍於中國主要地區，使他有機會了解各地經濟物產，山川水利，民間風俗，宗教信仰，曆史問題，取得了關於民事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觀察了康熙帝處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鍛煉了處理某些政事的能力，獲得了從政的一些經驗。這兩個方麵的因素，對胤禛日後治理國事都有很大的實踐意義。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暢春園病逝，胤禛繼承了皇位，次年改年號雍正。即位後，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過政敵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敗，所以雙方的鬥爭在雍正帝繼位後延續下來，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種措施以鞏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異己，分化瓦解諸皇子集團，將胤禵從西北軍前召迴，加以圈禁。晉封胤禩為廉親王和總理事務大臣。將胤禟發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鑒於清朝沒有行之有效的立儲製度，常因皇位繼承權產生爭端，創立了秘密立儲製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對政敵的打擊尚有所節製，這是因為政權還不太鞏固，不便太刺激對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勝利，雍正政權的力量增強了，隨即加緊懲治胤禩一夥。四月，對胤禩本人聲罪致討，說他“肆行悖亂，幹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並被改名為“阿其那”（意為待宰的魚），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並被改名為“塞思黑”（意為討厭的人）。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禎（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後來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後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蘇努貝勒，七月發出《禦製朋黨論》，進一步開展反對胤禩黨人的活動，不久年羹堯、隆科多問題的出現，遂放鬆了對胤禩的攻勢，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堯賜死，便加速懲處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後囚禁致死，胤禵遷於京城景山，蔡懷璽自殺，郭允進梟首示眾，其他胤禩黨人也遭到處分。至此，經營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團徹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結黨營私之名，責令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自盡，同時削隆科多太保，後圈禁致死。並因此株連出汪景祺《西征隨筆》案和查嗣庭試題案。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麵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爭；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產生他的政治綱領。雍正帝在即位的當月，諭令大學士、尚書、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緊接著，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別發布的上諭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號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內容：
第一，反對因循苟且。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著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總督的上諭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實際上發出整飭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極一周年的時候又說：“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表明他企圖通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對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幹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因此宣稱，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個內容，此外，他認為“有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內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撫諾岷的建議，施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財政收入，並限製地方橫征暴斂。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針對康熙末年各地虧空錢糧嚴重，決定嚴格清查，對貪官汙吏即行抄家追贓，對民間拖欠，命在短期內分年帶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虧空，限三年之內如數補足，如限滿不完，從重治罪。
康熙的日常生活較為簡樸。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對大學士們說，“自朕聽政以來，一應服食，俱從節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秋，他斥責皇太子胤礽時又說：“朕即位以來，諸事節儉，身禦敝褥，足用布襪。”此言雖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認，他在努力為臣工做出節儉的榜樣。
康熙奉行節儉、表率臣民的舉措，在朝野上下產生了較大影響。王公大臣們紛紛效法，少用、不用金銀器皿及金馬鐙等貴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資費，也“較從前十分之內，已減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貴族為親屬祭葬時，仍以焚化皮衣為時尚，至康熙朝中葉“其風已熄”。
康熙分寸掌握恰當，內外有別。白晉對此深有感觸，曾記述如下：“他非常節製個人的開支，同時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國家的經費。隻要是為了帝國的福利，哪怕花費千百萬他也在所不惜。修繕公共建築，保持江河管道的暢通、建橋、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貿易的事情，他動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難斷定，他不為個人妄費分文，完全是出於賢明的節約，以便把金錢用於帝國真正的需要。”
推廣西藥
康熙40歲那年得了瘧疾，中醫藥未能治愈，耶穌會士洪若翰、劉應進金雞納霜（奎寧）。康熙服用後，很靈驗，病好了。他召見洪若翰、劉應等，在西安門內賞賜房屋，後這裏成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瘧疾，康熙賜金雞納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後，康熙便對西藥發生興趣，命在京城內煉製西藥，還在宮中設立實驗室，試製藥品，親自臨觀。他提倡種痘以防天花。關外的遊牧族群，特別怕患上天花。順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過天花，臉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莊、木蘭圍場，原因之一是蒙古貴族可以不入京朝覲，減少出天花的機會。他破除因循，推廣種痘，命先給自己子女及宮中女子種痘，還給蒙古49旗及喀爾喀蒙古部民種痘，這就使千萬人因種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劇。
狩獵
康熙善射。他晚年對近禦侍衛說：“我自幼至老，用鳥槍弓箭射死老虎135隻，熊20隻，豹25隻，猞猻10隻，麋鹿14隻，狼132隻，吹哨引來而射死的鹿幾百隻。射獲其餘野獸不計其數。曾一天之內射兔318隻。”
養生之道
康熙在位61年，是中國古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玄燁活到69歲，他壽命長與其含性養身，飲食、起居鹹成規度，潔衣淨寶，注意生活細節不無關係。
一、飲食有節，起居有序。
這是康熙的養生之要。康熙帝認為人若想長壽，不能靠服食所謂的可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而是靠飲食起居有序、有節、有度。這也是他養生之道的核心。在飲食起居方麵，康熙帝有一係列的主張和論述。
二、衣著潔淨，室內溫馨。
愛幹淨，講衛生，成習慣是康熙的健康之友。康熙認為：不論在家裏或出門在外，人們都應該養成幹淨整潔的好習慣。如果平常注意個人衛生，那麽清爽之氣便會附著於身，否則自身的清明之氣就會逐漸被汙穢之氣所取代。康熙帝雖提倡潔淨，但也反對太過潔淨而成癖。
三、飲酒有度，反對抽煙。
康熙不反對飲酒，而反對沉湎於酒中及不節製，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康熙能飲酒而不多飲，隻是“平日膳後，或遇年節、筵宴之日飲小杯一杯。”他厭惡貪杯之輩。此外，康熙帝也厭惡抽煙之人。他認為煙酒對健康的傷害很大，並告誡群臣要遠離煙酒。
四、清虛棲心，神靜心和。
“寡慮”、“寡嗜欲”、“寡言”，是康熙養生之道的另一招方。康熙認為一個人若想做到神靜心和，必須堅定自己的意誌，不意氣用事。心態自然平和，心誌就不會因外界事物的幹擾而動搖，就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雜念。若雜念不起，心中清明，即可清察明審，感情和順，自然身健長壽。此外，康熙帝還勸誡後人要心懷寬廣，他在《庭訓格言》中說：“惟寬坦從容，以自頤養而已。”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們把心胸放得寬坦一些，讓心氣平和一些，才能頤養天年。[1]
康熙從不追求長生不老，他認為人的一生，生長壯老已，從出生到死亡是一個自然過程，是不可遏止的。因而人隻能順應自然，多加保養，以求在一定範圍內延長壽命。
愛新覺羅·胤禛（1678.12.13—1735.10.08），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後第三位皇帝，康熙帝第四子，母為孝恭仁皇後，即德妃烏雅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為雍親王。在二廢太子胤礽之後，胤禛積極經營爭奪儲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暢春園病逝，他繼承皇位，次年改年號雍正。
雍正帝在位期間重整機構並且對吏治做了一係列改革。如為加強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統治，實行改土歸流。並且大力整頓財政，實行耗羨歸公等。特別是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同時設置軍機處加強皇權。雍正帝在位期間，勤於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的一係列社會改革對於康乾盛世的連續具有關鍵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廟號世宗，諡號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傳位其第四子弘曆。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時，胤禛出生於北京紫禁城永和宮，生母為德妃烏雅氏。由於其生母烏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給胤禛帶來皇子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清初時後宮也不允許生母撫育自己的兒子，因此胤禛滿月後由孝懿仁皇後佟佳氏撫養。孝懿仁皇後是一等公佟國維之女，孝誠仁皇後的侄女，孝懿仁皇後沒有生過皇子，隻有一個公主還早年殤逝，故而養育德嬪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貴，很可能有意巴結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歲進尚書房，胤禛跟從張英學習四書五經，向徐元夢學習滿文。與胤禛關係最密切的是顧八代，胤禛說他“品行端方，學術醇正。”少年和青年時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師傅的嚴格管束，從事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的學習，也在這個時期，作《春日讀書》、《夏日讀書》等詩歌。稍長，便跟隨康熙帝四出巡幸，並奉命辦理一些政事。十六歲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廟。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歲的胤禛隨從康熙帝征討噶爾丹，掌管正紅旗大營，此役胤禛沒有參加，然而他很關心這次戰鬥，作《狼居胥山大閱》、《功成迴鑾恭頌二首》，讚揚乃父用兵的功業。又往遵化暫安奉殿祭祀孝莊文皇後。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歲受封為貝勒。二十三歲侍從康熙帝視察永定河工地，檢驗工程質量。二十五歲，隨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從南巡江浙，對治理黃河、淮河工程進行驗收。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罷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選新太子的過程中，胤禛支持複立胤礽，同時與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關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複立胤礽為太子。同年封胤禛為和碩雍親王。此間諸皇子為謀求儲位，各結私黨，勾心鬥角極為激烈。
當時的太子胤礽兩立兩廢，康熙諸皇子儲位的傳奇猜疑很多。胤礽再立後，為鞏固儲位又進行了一些非法活動，引起父皇不快，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將他廢黜。以後不斷有朝臣為他複位奔忙，均遭康熙帝處罰。胤礽被遺棄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卻未令人替補，惹得諸皇子為之大動心機。胤禩有資本，繼續活動，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責。他的同夥胤禵“虛賢下士”，聯絡各方人士，“頗有所圖”。胤禛善於治國、懂得韜光養晦。他尊釋教道學，自稱“天下第一閑人”，與諸兄弟維持和氣，與年羹堯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時向父親康熙帝表現誠孝，畫西藏於版圖，贏得康熙帝的信賴。
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歲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慶，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迴京參加貢士會試試卷複查事務，冬至時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兩倉，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這些活動，對他來說有兩重意義，一是由於他多次隨從巡幸、外出代辦政務，足跡遍於中國主要地區，使他有機會了解各地經濟物產，山川水利，民間風俗，宗教信仰，曆史問題，取得了關於民事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觀察了康熙帝處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鍛煉了處理某些政事的能力，獲得了從政的一些經驗。這兩個方麵的因素，對胤禛日後治理國事都有很大的實踐意義。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暢春園病逝，胤禛繼承了皇位，次年改年號雍正。即位後，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過政敵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敗，所以雙方的鬥爭在雍正帝繼位後延續下來，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種措施以鞏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異己，分化瓦解諸皇子集團，將胤禵從西北軍前召迴，加以圈禁。晉封胤禩為廉親王和總理事務大臣。將胤禟發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鑒於清朝沒有行之有效的立儲製度，常因皇位繼承權產生爭端，創立了秘密立儲製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對政敵的打擊尚有所節製，這是因為政權還不太鞏固，不便太刺激對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勝利，雍正政權的力量增強了，隨即加緊懲治胤禩一夥。四月，對胤禩本人聲罪致討，說他“肆行悖亂，幹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並被改名為“阿其那”（意為待宰的魚），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並被改名為“塞思黑”（意為討厭的人）。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禎（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後來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後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蘇努貝勒，七月發出《禦製朋黨論》，進一步開展反對胤禩黨人的活動，不久年羹堯、隆科多問題的出現，遂放鬆了對胤禩的攻勢，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堯賜死，便加速懲處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後囚禁致死，胤禵遷於京城景山，蔡懷璽自殺，郭允進梟首示眾，其他胤禩黨人也遭到處分。至此，經營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團徹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結黨營私之名，責令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自盡，同時削隆科多太保，後圈禁致死。並因此株連出汪景祺《西征隨筆》案和查嗣庭試題案。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麵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爭；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產生他的政治綱領。雍正帝在即位的當月，諭令大學士、尚書、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緊接著，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別發布的上諭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號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內容：
第一，反對因循苟且。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著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總督的上諭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實際上發出整飭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極一周年的時候又說：“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表明他企圖通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對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幹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因此宣稱，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個內容，此外，他認為“有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內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撫諾岷的建議，施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財政收入，並限製地方橫征暴斂。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針對康熙末年各地虧空錢糧嚴重，決定嚴格清查，對貪官汙吏即行抄家追贓，對民間拖欠，命在短期內分年帶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虧空，限三年之內如數補足，如限滿不完，從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