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社會
福臨在穩定社會經濟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努力。清入關之初，雖然公布以明朝會計錄征收賦稅，但戰亂之後，地荒丁逃，賦無所出。再由於連年用兵，國庫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臨親政時各直省錢糧缺額已至四百餘萬兩，“賦虧餉詘”，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困難。福臨認識到“兵饑則叛，民窮則盜”的道理。為穩定好社會經濟，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較突出的有鼓勵墾荒等政策。
福臨接受大學士範文程等人建議，於順治十年以後推行屯田墾荒。重點地區是受戰爭破壞嚴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發給牛犋籽種，招民開墾，實行三年起科。在遼東一帶更實行招民墾荒授官令，鼓勵人們赴遼東開發。順治十三年秋下令鼓勵富人墾荒：“如有殷實人戶，能開至二千畝以上者，照遼陽招民事例，量為錄用。”十四年夏公布督墾荒地勸懲則例。則例中規定督撫按及道府、州縣、衛所等各級官員在一年內，按墾荒數量給以記錄或加升一級的獎勵，同時還規定了文武鄉紳及貢監生民人等墾荒的獎勵辦法。並規定“若開墾不實及開過複荒，新舊官員俱分別治罪”。十五年冬，又實行捐資開墾法：“州縣士民暨見任文武各官並閑廢縉紳有能捐資開墾者請敕部，分別授職升用。”墾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對困弊不堪的社會經濟起了一些複蘇的作用，但因當時全國戰火未熄，社會仍在動蕩之中，總的說來收效不大。
當時由於戰亂，不僅出現地荒丁逃的現象，還有隱匿土地及占墾明代藩王勳戚地產不報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製土地的數量很少，嚴重影響了國家賦稅收入。福臨親政後對隱匿土地者實行了寬大政策：“直省報荒地方有隱漏田糧以熟作荒者，許自行出首，盡行免罪。其出首地畝，即以當年起科，以前隱漏錢糧概不追究。”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報墾者開始大量增加。對“為豪強侵占，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臨令地方官徹底清查後，實行“房屋應行變價，地土照舊招佃”的辦法，因而做到“糧租兼收”。
此外，福臨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產貢品，並一再蠲免受災地區的錢糧，以休養生息。但同時為解決燃眉之急，他還準許富紳捐官，甚至一再批準在某些地區征收練餉、遼餉。這類互相矛盾的現象，曾不斷出現。
維護滿人
福臨對漢人官元的信任政策，確實反映了他的勇氣與魄力，但他始終也未改變滿清“首崇滿洲”的既定國策，一到關鍵問題上他又總是保護滿人。他對維護滿洲貴族利益的五項政令，不僅從來不予觸動，反而一再重申要堅持滿洲的衣冠服飾，不許放寬逃人之令。為了捕獲所謂“逃人”，他批準設立督捕衙門，並“以逃人逃多獲少，不行嚴察”之故降革督捕官員。他將主張部院大臣專用漢人不用滿人及建議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滿洲，甚至於十一年四月下令將主張“留發複衣冠”的內翰林院大學士陳名夏處絞。正因為這種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對不少重大問題不了了之。
順治九年十二月在京查獲一起“元兇巨盜”李應試案。李應試又名黃膘李三，原係明朝漏網重犯。投降滿清後，他“交通官吏，打點衙門，包攬不公不法之事，任意興滅，甚至文武官員多與投刺會飲，道路側目，莫敢誰何”。他“盤踞都下多曆年所，官民震懾，莫敢攖鋒”，隻“因別事發覺”，才罪狀暴露。但鞫審之日，“諸臣畏不敢言。”大學士寧完我、陳之遴也“默無一語”。在奉命審理此案的濟爾哈朗詰責下，陳之遴說：“李三巨惡，誅之則已，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陳名夏上奏說：“李三廣通線索，言出禍隨。”這確是一起非同小可的大案要案。但福臨除將李應試等首要幾個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孫親戚等，皆免拿問，不加深究。當籍沒其家時“得縉紳名劄甚多”，福臨也一概“不問”。這在善搞株連，動輒興起大獄的清初來說，確是一個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與之後竟沒有一個漢臣和言官對此發出隻字議論。為何如此呢？原來李應試有一種特殊本領：“事諸王貝勒等得其歡。時漢官疏隔，冀通肺腑，並藉徑應試交關請托，勢傾一時。”他是與滿洲當權的王貝勒有密切關係之人，漢官不是一律畏李而是一律畏滿。這是畸形的心理，是清初滿洲貴族特權所造成的一個嚴重問題。這是滿洲王貝勒勾結惡人作惡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帝國，但福臨由於維護滿人，所以也就見不及此，福臨不加深究，黑幕究竟如何也就無人敢揭、無從知曉了，當然也談不上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十五年五月又發生了一起總督自殺事件。十四年年底福臨因孫可望於洪承疇軍前投降，特封其為義王。十五年年初特命滿洲學士麻勒吉為使，專程前往齎送敕印，並偕其來京。當返迴途中，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張懸錫迎接於順德，遭到麻勒吉淩辱，斥其“失儀”。“始而倨傲之不與見，既而鄙薄之不與坐、不與言，侮辱情狀，誠所難堪”。後又言“我們到南邊，洪經略差人遠接饋遺，日日來見，何等小心。”還明言索賄，要求“饋送駝騾”。張懸錫以賄賂、黨與為朝廷首禁之條，拒不納賄，但又慮以後難熬，因憤極自刎未遂。福臨得報後斥責張懸錫“殊失大臣之體”，降三級調用。“以聽勘詣京師，居僧寺”。福臨令大臣往勘取口供。張懸錫不敢盡吐實情，質審諸臣亦“瞻循麻勒吉等，不行詳察”。福臨遂令吏部詳察議奏。張懸錫在說出真象後，便於僧寺自縊身亡。麻勒吉公然索賄竟致總督以死，按福臨一再強調的命令是要遭到嚴懲的。九卿科道會議遂議麻勒吉應革職、籍沒家產並鞭一百為奴。議上，福臨下令“麻勒吉革去所加之級，再降二級，仍留原任”。這等於沒有處分。福臨竟如此同自己開玩笑，自亂章法，顯然他是把滿洲貴族作為法外之人。
剛愎任性
福臨有胸懷大誌富於進取的氣質，又存在著浮躁易怒、任性放縱的頑症。順治八年二月皇太後告誡皇帝的諭中有“懲忿戒嬉”，這是母知其子，可謂說到了病根。後來和尚木陳忞說他“龍性難攖”，茚溪森說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本來從努爾哈赤開始，清廷的規矩是宮女不以漢人充當。但在太監的影響下，福臨追求聲色，耽於逸樂，選收漢人宮女。順治十二年竟派內監赴江南采買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駭，為避免災禍臨頭，紛紛嫁女而“喧闐道路”。七月兵科右給事中季開生特上疏諫阻。福臨覽奏非常氣憤，他強辯說根本無買女子之事，於是將其革職，流放尚陽堡。象季開生這樣真心為清朝、為福臨著想而被懲罰、被流放的言官不止一人。事後，福臨怕因此堵塞言路而一再求言，十五年五月禦史李森先上奏說，皇上屢下求言之詔，而大小臣工猶然遲迴觀望的原因在於，“從前言事諸臣一經懲創則流徙永錮，遂相率以言為戒耳”。他建議要開路，首先應將因建言被流放的李呈祥、季開生等予以恩赦。一遇到這一實際問題，福臨又惱火了，他斥責李森先“明係市恩徇情”，“著吏部從重議處”。李森先又險些遭到流放。福臨剛愎自用，對一切冒犯其尊嚴或不順心者，動輒懲處。十二年八月國史院檢討孫自式目睹吏治敗壞的現實，上疏自請為本縣縣令，但這違背了居官迴避鄉裏的原則。對此，福臨卻采取了人們意想不到的舉動：“詔賜牛黃丸歸裏養疾”。其對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圖海的處理則純屬濫施專製淫威了。十六年閏二月，福臨突然諭吏部：“圖海向經簡用內閣，期其恪恭讚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虛公存心，凡事每多專擅。無論朕所見未見之處，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議論，往往謬妄執拗，務求己勝..如阿拉那一案，問理不公，是非顛倒，情弊顯然”，“負恩溺職，殊為可惡”。於是將其革職，家產籍沒。阿拉那是二等侍衛，因被訐告抽刀擊人，經兵刑兩部審理定罪，最後奏請福臨批準執行，此案已經結束，與圖海無關。福臨故意扯來，借題發揮，顯然是因圖海在其麵前“務求己勝”而大為惱火。
福臨的任性還表現在該懲而不懲。順治十二年他已嚴令不許太監幹政，並立十三衙門鐵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二月就暴露了“內監吳良輔等交通內外官員人等”，“作弊納賄，罪狀顯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門鐵牌敕諭應“即行淩遲處死”。福臨卻另有一番言辭：“若俱按跡窮究，犯罪株連者甚多。姑從寬一概免究。”“自今以後，務須痛改前非，各供厥職。”其實這話僅用之於太監，而與太監交通勾結突出者，如大學士陳之遴以及陳維新、吳維華等人，卻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寧古塔的懲處，太監，尤其是吳良輔卻仍然安然無恙。這種福臨自己也無法解釋的自壞章法的原因，是他偏愛太監之故。
但福臨並不是將錯就錯到底的昏君，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膽邁進，具有鮮明個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誠之心。他在堅持滿洲特有權利而嚴厲懲處漢臣的同時，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思想。當議政五大臣會議逃人法時，他曾表示：“因一罪犯牽連眾人，蕩家廢產遠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議大小官員等罪亦屬太過”。要求其“詳慎定議”，“另議具奏”。十三年六月在諭八旗各牛錄時說逃人法中所定的株連罪“非朕本懷也。爾等亦當思家人何以輕去，必非無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節其勞苦，無任情因辱，無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豈有思逃之理？”這是發自肺腑的明察之言。十七年五月他更向吏部發出這樣的諭旨：“朕統禦寰區，焦心圖治，前此屢有引咎省躬詔諭，自今追思，皆屬具文，虛邀名譽，於政事未有實益。且十二、三年間時有過舉。”“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詳察職名事跡，開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當盡言無隱，即朕躬闕失，亦直言勿諱，朕不惟不加罪，並不芥蒂於心”。在此諭後，季開生複原官、歸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盡管很少，但終能自責並見諸於實際行動。
優遇湯若望
福臨親政初期即認識了天主教耶穌會士湯若望。湯若望（1592—1666），德意誌人。明萬曆末年來華傳教。福臨親政後，湯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十年三月賜名“通玄教師”，十二年授為通政使，十五年誥封光祿大夫，秩為正一品。最初，福臨因母親孝莊文皇後稱湯若望為義父，而稱其為“瑪法”，即漢語爺爺之意。在頻頻的接觸中，福臨深為湯若望淵博的學識與高尚的品德所折服。對各種知識都感興趣而又好學的福臨，向湯若望請教有關天文曆算、社會人生等各種問題，他總是以獲得新鮮的知識而感到愜意，並愈加尊敬湯若望。他下令湯若望見他時免除跪拜，並屢加厚賜。福臨常常召湯若望至宮中，往往談至深夜，最後“命四位或六位青年貴胄護送他到家”，並一再囑咐其小心護送。福臨還多次親臨湯若望住宅，“作較長之晤談”，僅順治十三、十四兩年間就達二十四次。湯若望在考察了當時的情況後說“皇帝親到民宅，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除此之外，這兩年間福臨“僅有一次出宮拜訪一位皇叔於其府邸之中”。
湯若望在福臨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臨對他幾乎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當時的漢臣龔鼎孳評價湯若望“睹時政之得失，必手書以密陳。於凡修身事天，展親篤舊，恤兵勤民，用賢納諫，下寬大之令，慎刑獄之威，盤固人心，鏃厲士氣，隨時匡建，知無不言。”而更有甚者“乃至獵阻相如，表抗韓愈，抵觸忌諱，罔懾震霆，微聞拂耳，終諧納牖。最後則直陳萬世之大計，更為舉朝所難言”。他曾向福臨上三百餘封奏帖，福臨特“選擇一批，藏皇帝個人文書庫的另一格，在出宮遊獵時，攜帶身邊，以便閱讀”。有一次，湯若望“聽說有五位悉屬漢人部中高級官吏，被判決發往滿洲極邊充軍”，他“登時就去向皇上前替他們求恩”。結果又發生作用，五人“竟被赦免”。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張煌言海上反滿聯軍打進長江，攻到南京城下。福臨失去了鎮靜，初欲退走東北，經母親斥責，繼又宣稱親征，隨之暴怒，砍碎禦案，表示決不動搖，並在各個城門貼出布告。最後湯若望寫一封奏疏親自遞給福臨，於是罷出征之論。而福臨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燁為皇太子為帝位的繼承人，也是采納湯若望建議的結果。後來福臨由於完全被和尚所包圍，才與湯若望有所疏遠，但對其始終懷尊敬信任之情。
佛教的影響
福臨是從順治十四年開始接觸和尚，並立即被其包圍，成為佛教信徒的。這年深秋，福臨駕幸南海子，在太監的慫恿下幸海會寺，見到了臨濟宗龍池派和尚憨璞性聰，與語甚覺投契，因對佛教產生了興趣，遂於十月四日於南苑萬善殿召見憨璞，以後又不斷召見，詳細詢問佛教界的耆舊。他得悉龍池派內許多著名和尚的情形，心向往之。十五年九月，福臨遣使赴江南湖州報恩寺召名僧玉林琇來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辭謝不應召，使者不許，最後才於次年二月勉強入京麵帝。福臨盡管曾對玉林琇的怠慢耿耿於懷，但會麵後對這位禪宗和尚卻完全折服了。他當即封其為“大覺禪師”，並以禪門師長禮待玉林琇，自稱弟子，請其起法名。玉林琇不敢起而再三推辭，福臨不許，並“要用醜些的字眼”。玉林琇書十餘字進覽，福臨自選“癡”字，下用龍池派中的“行”字，即法名行癡。於是福臨又自號“癡道人”，以後鈐章還有“塵隱道人”、“懶翁”、“太和主人”、“體元齋主人”等。從此，凡請玉林琇說戒或致信劄，福臨均稱弟子某某。玉林琇住萬善殿凡兩個月，多蒙對問。他是一位諳通世故的和尚，“語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義諦啟沃聖心，“絕不接觸實際，盡為談禪談玄，這與湯若望迥然不同。但這些卻使這位日理萬機已弄得疲憊不堪的年輕皇帝感到慰藉，於是福臨對佛教的信仰愈加虔誠，盼識更多名僧之心亦愈加迫切。四月，玉林琇請求迴還，福臨賜黃衣、銀印，遣官送歸，並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至京。就在封玉林琇的同時，福臨又封憨璞聰為明覺禪師。由於憨璞聰的推薦，福臨在玉林琇離京前一月即閏三月遣使往浙江寧波天童寺召龍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陳道忞進京。這年七月茆溪行森應召到京。福臨是從玉林琇語錄中發現茆溪行森偈語最好，特指名召來。福臨在萬善殿接見茆溪森，問答佛法過程中，福臨不斷地“點首稱善”，而大慰平生。九月，木陳道忞攜其弟子旅庵本月、山曉本皙等到京。
木陳忞的到來使福臨對佛教的信仰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木陳忞知識淵博，才華橫溢，能言善辯，詞鋒犀利，深得福臨激賞、敬重，到京不久，便被封為弘覺禪師，受到優禮。他不時被福臨召入內廷，福臨對他說：“願老和尚勿以天子視朕，當如門弟子旅庵相待。”木陳忞不僅以高深的佛學造詣更以其特有的深厚文化功底，使福臨傾倒。
福臨在穩定社會經濟方麵進行了一係列的努力。清入關之初，雖然公布以明朝會計錄征收賦稅，但戰亂之後，地荒丁逃，賦無所出。再由於連年用兵，國庫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臨親政時各直省錢糧缺額已至四百餘萬兩，“賦虧餉詘”，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困難。福臨認識到“兵饑則叛，民窮則盜”的道理。為穩定好社會經濟，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較突出的有鼓勵墾荒等政策。
福臨接受大學士範文程等人建議，於順治十年以後推行屯田墾荒。重點地區是受戰爭破壞嚴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發給牛犋籽種，招民開墾，實行三年起科。在遼東一帶更實行招民墾荒授官令，鼓勵人們赴遼東開發。順治十三年秋下令鼓勵富人墾荒：“如有殷實人戶，能開至二千畝以上者，照遼陽招民事例，量為錄用。”十四年夏公布督墾荒地勸懲則例。則例中規定督撫按及道府、州縣、衛所等各級官員在一年內，按墾荒數量給以記錄或加升一級的獎勵，同時還規定了文武鄉紳及貢監生民人等墾荒的獎勵辦法。並規定“若開墾不實及開過複荒，新舊官員俱分別治罪”。十五年冬，又實行捐資開墾法：“州縣士民暨見任文武各官並閑廢縉紳有能捐資開墾者請敕部，分別授職升用。”墾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對困弊不堪的社會經濟起了一些複蘇的作用，但因當時全國戰火未熄，社會仍在動蕩之中，總的說來收效不大。
當時由於戰亂，不僅出現地荒丁逃的現象，還有隱匿土地及占墾明代藩王勳戚地產不報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製土地的數量很少，嚴重影響了國家賦稅收入。福臨親政後對隱匿土地者實行了寬大政策：“直省報荒地方有隱漏田糧以熟作荒者，許自行出首，盡行免罪。其出首地畝，即以當年起科，以前隱漏錢糧概不追究。”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報墾者開始大量增加。對“為豪強侵占，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臨令地方官徹底清查後，實行“房屋應行變價，地土照舊招佃”的辦法，因而做到“糧租兼收”。
此外，福臨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產貢品，並一再蠲免受災地區的錢糧，以休養生息。但同時為解決燃眉之急，他還準許富紳捐官，甚至一再批準在某些地區征收練餉、遼餉。這類互相矛盾的現象，曾不斷出現。
維護滿人
福臨對漢人官元的信任政策，確實反映了他的勇氣與魄力，但他始終也未改變滿清“首崇滿洲”的既定國策，一到關鍵問題上他又總是保護滿人。他對維護滿洲貴族利益的五項政令，不僅從來不予觸動，反而一再重申要堅持滿洲的衣冠服飾，不許放寬逃人之令。為了捕獲所謂“逃人”，他批準設立督捕衙門，並“以逃人逃多獲少，不行嚴察”之故降革督捕官員。他將主張部院大臣專用漢人不用滿人及建議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滿洲，甚至於十一年四月下令將主張“留發複衣冠”的內翰林院大學士陳名夏處絞。正因為這種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對不少重大問題不了了之。
順治九年十二月在京查獲一起“元兇巨盜”李應試案。李應試又名黃膘李三，原係明朝漏網重犯。投降滿清後，他“交通官吏，打點衙門，包攬不公不法之事，任意興滅，甚至文武官員多與投刺會飲，道路側目，莫敢誰何”。他“盤踞都下多曆年所，官民震懾，莫敢攖鋒”，隻“因別事發覺”，才罪狀暴露。但鞫審之日，“諸臣畏不敢言。”大學士寧完我、陳之遴也“默無一語”。在奉命審理此案的濟爾哈朗詰責下，陳之遴說：“李三巨惡，誅之則已，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陳名夏上奏說：“李三廣通線索，言出禍隨。”這確是一起非同小可的大案要案。但福臨除將李應試等首要幾個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孫親戚等，皆免拿問，不加深究。當籍沒其家時“得縉紳名劄甚多”，福臨也一概“不問”。這在善搞株連，動輒興起大獄的清初來說，確是一個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與之後竟沒有一個漢臣和言官對此發出隻字議論。為何如此呢？原來李應試有一種特殊本領：“事諸王貝勒等得其歡。時漢官疏隔，冀通肺腑，並藉徑應試交關請托，勢傾一時。”他是與滿洲當權的王貝勒有密切關係之人，漢官不是一律畏李而是一律畏滿。這是畸形的心理，是清初滿洲貴族特權所造成的一個嚴重問題。這是滿洲王貝勒勾結惡人作惡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帝國，但福臨由於維護滿人，所以也就見不及此，福臨不加深究，黑幕究竟如何也就無人敢揭、無從知曉了，當然也談不上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十五年五月又發生了一起總督自殺事件。十四年年底福臨因孫可望於洪承疇軍前投降，特封其為義王。十五年年初特命滿洲學士麻勒吉為使，專程前往齎送敕印，並偕其來京。當返迴途中，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張懸錫迎接於順德，遭到麻勒吉淩辱，斥其“失儀”。“始而倨傲之不與見，既而鄙薄之不與坐、不與言，侮辱情狀，誠所難堪”。後又言“我們到南邊，洪經略差人遠接饋遺，日日來見，何等小心。”還明言索賄，要求“饋送駝騾”。張懸錫以賄賂、黨與為朝廷首禁之條，拒不納賄，但又慮以後難熬，因憤極自刎未遂。福臨得報後斥責張懸錫“殊失大臣之體”，降三級調用。“以聽勘詣京師，居僧寺”。福臨令大臣往勘取口供。張懸錫不敢盡吐實情，質審諸臣亦“瞻循麻勒吉等，不行詳察”。福臨遂令吏部詳察議奏。張懸錫在說出真象後，便於僧寺自縊身亡。麻勒吉公然索賄竟致總督以死，按福臨一再強調的命令是要遭到嚴懲的。九卿科道會議遂議麻勒吉應革職、籍沒家產並鞭一百為奴。議上，福臨下令“麻勒吉革去所加之級，再降二級，仍留原任”。這等於沒有處分。福臨竟如此同自己開玩笑，自亂章法，顯然他是把滿洲貴族作為法外之人。
剛愎任性
福臨有胸懷大誌富於進取的氣質，又存在著浮躁易怒、任性放縱的頑症。順治八年二月皇太後告誡皇帝的諭中有“懲忿戒嬉”，這是母知其子，可謂說到了病根。後來和尚木陳忞說他“龍性難攖”，茚溪森說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本來從努爾哈赤開始，清廷的規矩是宮女不以漢人充當。但在太監的影響下，福臨追求聲色，耽於逸樂，選收漢人宮女。順治十二年竟派內監赴江南采買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駭，為避免災禍臨頭，紛紛嫁女而“喧闐道路”。七月兵科右給事中季開生特上疏諫阻。福臨覽奏非常氣憤，他強辯說根本無買女子之事，於是將其革職，流放尚陽堡。象季開生這樣真心為清朝、為福臨著想而被懲罰、被流放的言官不止一人。事後，福臨怕因此堵塞言路而一再求言，十五年五月禦史李森先上奏說，皇上屢下求言之詔，而大小臣工猶然遲迴觀望的原因在於，“從前言事諸臣一經懲創則流徙永錮，遂相率以言為戒耳”。他建議要開路，首先應將因建言被流放的李呈祥、季開生等予以恩赦。一遇到這一實際問題，福臨又惱火了，他斥責李森先“明係市恩徇情”，“著吏部從重議處”。李森先又險些遭到流放。福臨剛愎自用，對一切冒犯其尊嚴或不順心者，動輒懲處。十二年八月國史院檢討孫自式目睹吏治敗壞的現實，上疏自請為本縣縣令，但這違背了居官迴避鄉裏的原則。對此，福臨卻采取了人們意想不到的舉動：“詔賜牛黃丸歸裏養疾”。其對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圖海的處理則純屬濫施專製淫威了。十六年閏二月，福臨突然諭吏部：“圖海向經簡用內閣，期其恪恭讚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虛公存心，凡事每多專擅。無論朕所見未見之處，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議論，往往謬妄執拗，務求己勝..如阿拉那一案，問理不公，是非顛倒，情弊顯然”，“負恩溺職，殊為可惡”。於是將其革職，家產籍沒。阿拉那是二等侍衛，因被訐告抽刀擊人，經兵刑兩部審理定罪，最後奏請福臨批準執行，此案已經結束，與圖海無關。福臨故意扯來，借題發揮，顯然是因圖海在其麵前“務求己勝”而大為惱火。
福臨的任性還表現在該懲而不懲。順治十二年他已嚴令不許太監幹政，並立十三衙門鐵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二月就暴露了“內監吳良輔等交通內外官員人等”，“作弊納賄，罪狀顯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門鐵牌敕諭應“即行淩遲處死”。福臨卻另有一番言辭：“若俱按跡窮究，犯罪株連者甚多。姑從寬一概免究。”“自今以後，務須痛改前非，各供厥職。”其實這話僅用之於太監，而與太監交通勾結突出者，如大學士陳之遴以及陳維新、吳維華等人，卻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寧古塔的懲處，太監，尤其是吳良輔卻仍然安然無恙。這種福臨自己也無法解釋的自壞章法的原因，是他偏愛太監之故。
但福臨並不是將錯就錯到底的昏君，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膽邁進，具有鮮明個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誠之心。他在堅持滿洲特有權利而嚴厲懲處漢臣的同時，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思想。當議政五大臣會議逃人法時，他曾表示：“因一罪犯牽連眾人，蕩家廢產遠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議大小官員等罪亦屬太過”。要求其“詳慎定議”，“另議具奏”。十三年六月在諭八旗各牛錄時說逃人法中所定的株連罪“非朕本懷也。爾等亦當思家人何以輕去，必非無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節其勞苦，無任情因辱，無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豈有思逃之理？”這是發自肺腑的明察之言。十七年五月他更向吏部發出這樣的諭旨：“朕統禦寰區，焦心圖治，前此屢有引咎省躬詔諭，自今追思，皆屬具文，虛邀名譽，於政事未有實益。且十二、三年間時有過舉。”“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詳察職名事跡，開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當盡言無隱，即朕躬闕失，亦直言勿諱，朕不惟不加罪，並不芥蒂於心”。在此諭後，季開生複原官、歸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盡管很少，但終能自責並見諸於實際行動。
優遇湯若望
福臨親政初期即認識了天主教耶穌會士湯若望。湯若望（1592—1666），德意誌人。明萬曆末年來華傳教。福臨親政後，湯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十年三月賜名“通玄教師”，十二年授為通政使，十五年誥封光祿大夫，秩為正一品。最初，福臨因母親孝莊文皇後稱湯若望為義父，而稱其為“瑪法”，即漢語爺爺之意。在頻頻的接觸中，福臨深為湯若望淵博的學識與高尚的品德所折服。對各種知識都感興趣而又好學的福臨，向湯若望請教有關天文曆算、社會人生等各種問題，他總是以獲得新鮮的知識而感到愜意，並愈加尊敬湯若望。他下令湯若望見他時免除跪拜，並屢加厚賜。福臨常常召湯若望至宮中，往往談至深夜，最後“命四位或六位青年貴胄護送他到家”，並一再囑咐其小心護送。福臨還多次親臨湯若望住宅，“作較長之晤談”，僅順治十三、十四兩年間就達二十四次。湯若望在考察了當時的情況後說“皇帝親到民宅，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除此之外，這兩年間福臨“僅有一次出宮拜訪一位皇叔於其府邸之中”。
湯若望在福臨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臨對他幾乎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當時的漢臣龔鼎孳評價湯若望“睹時政之得失，必手書以密陳。於凡修身事天，展親篤舊，恤兵勤民，用賢納諫，下寬大之令，慎刑獄之威，盤固人心，鏃厲士氣，隨時匡建，知無不言。”而更有甚者“乃至獵阻相如，表抗韓愈，抵觸忌諱，罔懾震霆，微聞拂耳，終諧納牖。最後則直陳萬世之大計，更為舉朝所難言”。他曾向福臨上三百餘封奏帖，福臨特“選擇一批，藏皇帝個人文書庫的另一格，在出宮遊獵時，攜帶身邊，以便閱讀”。有一次，湯若望“聽說有五位悉屬漢人部中高級官吏，被判決發往滿洲極邊充軍”，他“登時就去向皇上前替他們求恩”。結果又發生作用，五人“竟被赦免”。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張煌言海上反滿聯軍打進長江，攻到南京城下。福臨失去了鎮靜，初欲退走東北，經母親斥責，繼又宣稱親征，隨之暴怒，砍碎禦案，表示決不動搖，並在各個城門貼出布告。最後湯若望寫一封奏疏親自遞給福臨，於是罷出征之論。而福臨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燁為皇太子為帝位的繼承人，也是采納湯若望建議的結果。後來福臨由於完全被和尚所包圍，才與湯若望有所疏遠，但對其始終懷尊敬信任之情。
佛教的影響
福臨是從順治十四年開始接觸和尚，並立即被其包圍，成為佛教信徒的。這年深秋，福臨駕幸南海子，在太監的慫恿下幸海會寺，見到了臨濟宗龍池派和尚憨璞性聰，與語甚覺投契，因對佛教產生了興趣，遂於十月四日於南苑萬善殿召見憨璞，以後又不斷召見，詳細詢問佛教界的耆舊。他得悉龍池派內許多著名和尚的情形，心向往之。十五年九月，福臨遣使赴江南湖州報恩寺召名僧玉林琇來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辭謝不應召，使者不許，最後才於次年二月勉強入京麵帝。福臨盡管曾對玉林琇的怠慢耿耿於懷，但會麵後對這位禪宗和尚卻完全折服了。他當即封其為“大覺禪師”，並以禪門師長禮待玉林琇，自稱弟子，請其起法名。玉林琇不敢起而再三推辭，福臨不許，並“要用醜些的字眼”。玉林琇書十餘字進覽，福臨自選“癡”字，下用龍池派中的“行”字，即法名行癡。於是福臨又自號“癡道人”，以後鈐章還有“塵隱道人”、“懶翁”、“太和主人”、“體元齋主人”等。從此，凡請玉林琇說戒或致信劄，福臨均稱弟子某某。玉林琇住萬善殿凡兩個月，多蒙對問。他是一位諳通世故的和尚，“語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義諦啟沃聖心，“絕不接觸實際，盡為談禪談玄，這與湯若望迥然不同。但這些卻使這位日理萬機已弄得疲憊不堪的年輕皇帝感到慰藉，於是福臨對佛教的信仰愈加虔誠，盼識更多名僧之心亦愈加迫切。四月，玉林琇請求迴還，福臨賜黃衣、銀印，遣官送歸，並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至京。就在封玉林琇的同時，福臨又封憨璞聰為明覺禪師。由於憨璞聰的推薦，福臨在玉林琇離京前一月即閏三月遣使往浙江寧波天童寺召龍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陳道忞進京。這年七月茆溪行森應召到京。福臨是從玉林琇語錄中發現茆溪行森偈語最好，特指名召來。福臨在萬善殿接見茆溪森，問答佛法過程中，福臨不斷地“點首稱善”，而大慰平生。九月，木陳道忞攜其弟子旅庵本月、山曉本皙等到京。
木陳忞的到來使福臨對佛教的信仰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木陳忞知識淵博，才華橫溢，能言善辯，詞鋒犀利，深得福臨激賞、敬重，到京不久，便被封為弘覺禪師，受到優禮。他不時被福臨召入內廷，福臨對他說：“願老和尚勿以天子視朕，當如門弟子旅庵相待。”木陳忞不僅以高深的佛學造詣更以其特有的深厚文化功底，使福臨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