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漢官
在爭取漢人地主，提高漢官權力、重用漢官方麵，福臨進行大膽的嚐試和努力。他已感覺到滿漢的和諧對維係統治的重要，決心改變“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的現象，於十年（1653）正月諭內三院：“嗣後凡奏進本章”，要“滿漢侍郎、卿以上參酌公同來奏”，以達到滿漢的“一心一德”。盡管實際上難以完全做到，他對漢官的態度也總有反複，但他提高漢官權力的思想卻有所發展。十六年十月，他諭吏部：“向來各衙門印務，俱係滿官掌管，以後各部尚書、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別滿漢。爾部即傳諭各衙門一體遵行。”這是破天荒的決定，不論實際執行情況如何，漢官權力地位有了明顯提高。他還一再要求滿漢官員和衷共事，“凡會議政事，原應滿漢公同商榷，斟酌事理，歸於至當”，“不拘滿漢皆可具稿”，不許“滿漢兩議”的現象再出現。
他對漢人地主的上層人物，也極力籠絡。他以皇太極第十四女下嫁吳三桂之子吳應熊，以示優寵。大學士黨崇雅告老還籍時，他兩次破格召見，賜坐，賜衣帽、靴襪、茶飯，“溫語慰勞良久”，並特命滿大學士車克送行。順治十五年（1658）狀元、翰林院修撰孫承恩英年早逝，他“深悼惜之，賜白金三百兩歸其喪”。對洪承疇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臨爭取漢人的勇氣。洪承疇原是皇太極時降清的明朝著名將領，他在建議滿清大軍入關和招撫江南中立了大功，後遭滿將猜疑被召迴京，任大學士而無實權。福臨為結束西南戰事消滅永曆政權，認為“必得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事理者，相機剿撫，方可敉寧”，而“偏察廷臣無如大學士洪承疇”，因於十年五月，特升洪承疇為經略，“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理軍務兼理糧餉”，破格授予“假以便宜”之權：“應巡曆者隨便巡曆，鎮撫以下聽其節製，兵馬錢糧聽其調撥。一應剿撫事宜不從中製，事後報聞。滿清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應取用者擇取任用。升轉補調隨宜奏請，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應用錢糧即與解給，戶部不得稽遲。歸順官員酌量收錄，投降兵民隨宜安插。”這是極大的信任。福臨又親自對洪承疇說：“卿練達民情，曉暢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應調度事宜，悉以委托。距京雖遠，眷注彌殷。務殫忠猷，副茲信任。凡有奏請，朕靡不曲體。”洪承疇就是在這種特殊的信任中坐鎮西南的。但洪承疇卻有負委任，他堅持“以守為戰”的方針，從未主動出擊，致使坐鎮數載，虛靡兵餉。因而引起朝臣不滿，認為這是“坐而自困之道”。後來，洪承疇也感到不妙，而上疏說，幾年來“一籌莫展，寸土未恢”，自知“罪狀有如山積”。於是一再請求解任。福臨一再“優旨慰留”，表示了對洪的不動搖的信任。後來，就在洪承疇難以為繼，準備“迴京調理”之時，大西軍發生內訌，孫可望到洪承疇軍前投降，終使洪收到了“以守為戰”的招撫之功。這裏福臨對洪承疇的堅決一貫的信任，作用巨大。當時魏裔介就說：“若非經略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閣部洪承疇亦豈能有所作為？”
招撫政策
福臨在政治上積極推行寬鬆和招撫政策以緩和矛盾，對各地出現的反抗鬥爭他不主張一概堅決鎮壓。他親政的第二個月諭兵部說：“朕思各處土寇本皆吾民，或為饑寒所迫，或為貪酷官吏所驅，年來屢經撲剿，蕩平無期。皆因管兵將領縱令所部殺良冒功”，“真賊未必剿殺，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輕動大兵，使玉石俱焚”。三月諭戶部，允許原清兵入關時俘獲而隸旗下為奴的漢人迴鄉探親，“其父母兄弟妻子有願投入旗下同歸一處者，”“準其完聚。以示朕滿漢一視之仁”。七月又諭戶部：“數年以來投充漢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為盜、窩盜者，朕聞之不勝痛恨。”他下令“今後各該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從公究治”。這對當時造成社會極度恐慌混亂的逃人法、投充法來說，雖然不能根本改變，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緩和作用。對各地的抗清勢力和抗清活動他堅持剿撫並施的方針，並突出招撫一手。順治十年四月，當偏沅巡撫奏報查獲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並偽劉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廢紳往來書劄一事時，福臨下令：“朱由杞著即就彼正法，文書即行焚毀。
若翻閱窮究必致擾害地方，所首文書內有幹連者，即行釋放。”他又頒敕江南等處，公開聲明改變多爾袞在世時凡因抗拒後來降者多被誅戮的作法，而“大開生路，許其自新”。十五年八月下令：“即事急來降者亦皆當收養。縱有逃亡聽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他還感慨地說：“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為愈也！”這種思想在對待鄭成功與孫可望的問題上表現得最為充分。順治九年十月，福臨指示浙閩總督劉清泰招撫鄭成功。他故意開脫鄭成功的“罪過”，把鄭所以抗清的原因歸結為“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事乖張”和多爾袞對降清後的鄭芝龍“看守防範”而使“成功等疑懼”所致。福臨保證如鄭成功聽撫“歸順”，“許以赦罪授官，聽駐紮原地方，不必赴京”。
十年五月，福臨又特頒敕諭對鄭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讚揚鄭芝龍降清大功，指責多爾袞與地方官吏之咎，造成鄭成功“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後有心而不能上達”的局麵，並懇切地對鄭成功說：“朕親政以來，知百姓瘡痍未起，不欲窮兵，爾等保眾自全亦非悖逆，”對鄭成功的抗清活動表示諒解。於是將“首倡歸順賞未酬功”而軟禁了七年之久的鄭芝龍特封為同安侯，封鄭成功為海澄公，鄭氏家族中其他要人也有封爵，“各食祿俸如例”。這是破格厚封重賞。福臨還特地差官專程往閩海“齎賜鄭成功海澄公印一顆、敕諭一道”。敕諭中同意鄭成功歸順後仍駐泉漳惠潮四府之地，勉慰鄭成功：“爾膺此寵嘉，受茲信任，務殫心竭力，以圖報稱。”他保證“山河帶礪，垂於永久。”但鄭成功並不剃發，且提出要管轄“全閩”、“屯紮舟山”等清廷難以接受的苛刻要求。對此，福臨仍以極大的耐心說：“剃發歸順則已，如不歸順，爾其熟思審圖，毋貽後悔。”仍對鄭成功抱有希望。招撫鄭成功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福臨的招撫政策仍然堅定不移。
順治十四年末，大西軍將領孫可望同李定國爭權鬥爭失敗，在喪失了十幾萬軍隊之後，走投無路，僅攜數百人倉皇降清。福臨接報後“深為忻悅”，稱讚孫可望是“識時俊傑”。他說“凡悔罪投誠納土歸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優加封爵，俾享尊榮”。於是特封孫可望為義王，“以示優眷”。他更把孫可望的投降視為他招撫政策成功的模式，感到“殊可嘉悅”。因此特命學士麻勒吉齎封王敕書專程前往迎接。當孫可望到京後，他命令隆重接待並予以白銀萬兩等豐厚賞賜。但滿漢朝臣對孫可望的勢窮來降卻“意懷輕忽”，甚至糾他“悖謬之罪”。對此孫可望心虛膽戰，“汗流浹背，寢食不安”，請求“處分”，並“疏辭封爵冊印”。福臨雖然看出了問題，說：“王以孤蹤疑畏，控辭冊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雖係孤蹤，不必疑畏”，但仍加留養，以表示招撫的堅定意誌與許諾必踐的信義。
重視蒙藏
福臨極為重視與蒙古、西藏等邊疆民族的聯係。他深悉蒙古西藏篤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聽”，因而奉行自皇太極以來寵幸喇嘛的政策。順治初年多爾袞攝政時曾遣官往請五世達賴喇嘛赴京，達賴應允辰年即順治九年（1652）前來。福臨親政後遣官再請，同時特於北京建西黃寺一座，預為達賴到京下榻之用。五世達賴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蕩前來。福臨準備親自離京赴邊外迎接，以示優隆，由於大學士陳之遴、洪承疇等諫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達賴到京“進獻馬匹方物”，福臨特於南苑接見，“賜坐，賜宴”。十年正月又宴賞於太和殿，同時命諸王“依次設宴”達賴一行。二月，達賴因水土不服辭行，福臨再次宴賞於太和殿，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於清河餞行，命和碩承澤親王碩塞等率八旗官兵護送返藏。四月遣官齎金冊金印賜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
澄清吏治
吸取明王朝滅亡教訓，澄清吏治，是福臨親政期間考慮最多、也最傷腦筋的問題。他有懲於崇禎帝的不幸遭遇，他認為朱由檢“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孜孜以康阜兆民為念”，是很想有一番作為的帝王，但因“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噂遝而營私”，終於造成“國勢莫支”，國破身亡的悲劇。他為穩坐天下，亟力尋求長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順治十年正月特召大學士陳名夏“問天下何以治，何以亂，且何以使國祚長久？”以及“得人如何？”十二年正月諭吏部，令在京七品以上滿漢文武官員，“凡職掌所屬，向來積弊之處，見今整頓之方，詳切敷陳”。並令地方官員亦“直陳無隱”。同時又諭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員“各據所見極言無隱”。盡管他一直未能找到良策，但確實進行了不懈努力，采取了不少的措施。
他推行甄別之法，擢優汰劣，要求各地督撫對所屬官員“嚴加甄別，有德有才兼通文義者著保奏”，“不堪為民牧者立行參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糾參即為溺職，事發一並治罪”。他認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盡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並認為全國百餘府中有三十府最為重要。為選好知府，他於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門滿漢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撫，各舉才行兼優堪任知府者一人，詳開履曆事跡具奏，吏部再加察議，奏請定奪，以備前三十處知府之用”。為得到真才，福臨親自動手選拔官員。十年三月，他諭內三院：翰林院官員“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為稱職”。為此他要“親加考試，先閱其文，後觀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實據，務求真才”。顯見，他把才放在第一位。次月，他便將經過考試的各官“禦筆親定去留”。有時他將隨時發現的人才越級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見庶常胡兆龍獨自學習清書（滿文），他當即傳旨“超升學士三級為侍讀”。
順治十年三月，他采納吏科給事中魏象樞的建議，實行京察“大計”，即對各地官員普遍進行考核。這次大計中共有九百六十九名官員受到了革職、降調、致仕的處理。從此三年一大計，定為製度。這年四月，他諭吏部：“京官殿最亦當察核”。這是考核在京官員的京察，從此也按期舉行，成為製度。
他加強對內外官員的監督，尤為重視都察院和禦史的作用。他以“都察院為朝廷耳目官”，一再申飭：“上自諸王下至諸臣，孰為忠勤，孰為不忠勤，及內外官員之勤惰，各衙門政事之修廢，皆令盡言”，“分別參奏”。與此同時，還向各地派出大量禦史，作為皇帝的“耳目”以“簡任巡方”，“察吏安民”。他還下令滿漢官員互參，即互相監督，“如漢官玩誤，滿官據實奏聞；如滿官執延，漢官亦據實奏聞”。
福臨加強對官員的控製，不許結黨結社，不許太監預政。他有懲於明末士人結黨、太監幹政的禍國，多次嚴令“內外大小官員，各宜恪守職掌，不許投拜門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論罪”。他認為投拜師生即為結黨，後竟定為不赦之罪。他嚴厲懲處“賄買關節，紊亂科場”的考試作弊行為，屢興科場獄案。他嚴禁私交、私宴，他認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絕朋黨之根”。順治十年六月下令禁太監預政，設十三衙門專為“宮禁役使”，“不許（太監）幹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如有內外勾結”，“審實一並正法”。十二年六月命立十三衙門鐵牌，上刻敕諭嚴申不許中官幹政之條，如有“竊權納賄，囑讬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等事“即行淩遲處死”。為了鍛煉官員，他還實行官員內升外轉的辦法。十年四月他諭吏部說：“國家官員內外互用。在內者習知紀綱法度，則內可外；在外者諳練土俗民情，則外亦可內。內外敭曆，方見真才。”福臨認為“治國安民首先嚴懲貪官”。他對貪官深惡痛絕，懲處貪官成了他清澄吏治的重要一環。他嚴懲了一些貪官，如首先迎降的恭順侯、漕運總督吳維華，以貪一萬餘兩，雖因有功免死，卻“革職，永不敘用，贓追入官”。他三令五申告誡大小官不可貪贓身敗，但收效甚微，貪贓枉法者仍然接連不斷。福臨寄予最大希望的耳目官巡方禦史也接連以身試法。如順天巡按顧仁出巡前，福臨兩次召見，諭其“潔己率屬，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賄負朕委任，則不拘常律，雖贓數無多定行正法”。可他到任之後即悖旨貪婪，索取賄賂，陷害無辜，造成受害人冤抑難申刎頸叩閽這一轟動一時的大事件來。此事對福臨震動很大，他除了殺掉顧仁並處罰一應幹連人等外，還下令：“貪官蠹國害民，最為可恨”。“嗣後內外大小官員凡受贓至十兩以上者，俱籍其家產入官。”立法不為不苛刻，但仍然止不住貪官恣肆。十四年七月福臨很賞識的原巡按禦史劉嗣美也因“監守自盜”被流放。十五年十一月江南按察使盧慎言“貪贓數萬”被處極刑。麵對“貪習猶未盡改”的現實，福臨愈加惱火，他下令：“今後貪官贓至十兩者，免其籍沒，責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贓一兩以上者流徙”。於是有的大臣上奏認為此法“過重”，致使“人犯抵死不招”。刑部等衙門也會議奏請“今後衙役亦照官律擬罪”。福臨仍然不以為然，他說：“與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貪！”“朕明知立法既嚴，於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懷怨心，但軫念民生，即為貪蠹所怨，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貪風何由止息！”所奏與所議“俱屬不合，著嚴飭行！”福臨非常欣賞與佩服朱元璋誅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經驗。他懲貪決心堅定，無奈事與願違，懲貪與澄清吏治的其他問題一樣，終順治一朝，也未能解決好。
在爭取漢人地主，提高漢官權力、重用漢官方麵，福臨進行大膽的嚐試和努力。他已感覺到滿漢的和諧對維係統治的重要，決心改變“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的現象，於十年（1653）正月諭內三院：“嗣後凡奏進本章”，要“滿漢侍郎、卿以上參酌公同來奏”，以達到滿漢的“一心一德”。盡管實際上難以完全做到，他對漢官的態度也總有反複，但他提高漢官權力的思想卻有所發展。十六年十月，他諭吏部：“向來各衙門印務，俱係滿官掌管，以後各部尚書、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別滿漢。爾部即傳諭各衙門一體遵行。”這是破天荒的決定，不論實際執行情況如何，漢官權力地位有了明顯提高。他還一再要求滿漢官員和衷共事，“凡會議政事，原應滿漢公同商榷，斟酌事理，歸於至當”，“不拘滿漢皆可具稿”，不許“滿漢兩議”的現象再出現。
他對漢人地主的上層人物，也極力籠絡。他以皇太極第十四女下嫁吳三桂之子吳應熊，以示優寵。大學士黨崇雅告老還籍時，他兩次破格召見，賜坐，賜衣帽、靴襪、茶飯，“溫語慰勞良久”，並特命滿大學士車克送行。順治十五年（1658）狀元、翰林院修撰孫承恩英年早逝，他“深悼惜之，賜白金三百兩歸其喪”。對洪承疇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臨爭取漢人的勇氣。洪承疇原是皇太極時降清的明朝著名將領，他在建議滿清大軍入關和招撫江南中立了大功，後遭滿將猜疑被召迴京，任大學士而無實權。福臨為結束西南戰事消滅永曆政權，認為“必得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事理者，相機剿撫，方可敉寧”，而“偏察廷臣無如大學士洪承疇”，因於十年五月，特升洪承疇為經略，“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理軍務兼理糧餉”，破格授予“假以便宜”之權：“應巡曆者隨便巡曆，鎮撫以下聽其節製，兵馬錢糧聽其調撥。一應剿撫事宜不從中製，事後報聞。滿清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應取用者擇取任用。升轉補調隨宜奏請，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應用錢糧即與解給，戶部不得稽遲。歸順官員酌量收錄，投降兵民隨宜安插。”這是極大的信任。福臨又親自對洪承疇說：“卿練達民情，曉暢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應調度事宜，悉以委托。距京雖遠，眷注彌殷。務殫忠猷，副茲信任。凡有奏請，朕靡不曲體。”洪承疇就是在這種特殊的信任中坐鎮西南的。但洪承疇卻有負委任，他堅持“以守為戰”的方針，從未主動出擊，致使坐鎮數載，虛靡兵餉。因而引起朝臣不滿，認為這是“坐而自困之道”。後來，洪承疇也感到不妙，而上疏說，幾年來“一籌莫展，寸土未恢”，自知“罪狀有如山積”。於是一再請求解任。福臨一再“優旨慰留”，表示了對洪的不動搖的信任。後來，就在洪承疇難以為繼，準備“迴京調理”之時，大西軍發生內訌，孫可望到洪承疇軍前投降，終使洪收到了“以守為戰”的招撫之功。這裏福臨對洪承疇的堅決一貫的信任，作用巨大。當時魏裔介就說：“若非經略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閣部洪承疇亦豈能有所作為？”
招撫政策
福臨在政治上積極推行寬鬆和招撫政策以緩和矛盾，對各地出現的反抗鬥爭他不主張一概堅決鎮壓。他親政的第二個月諭兵部說：“朕思各處土寇本皆吾民，或為饑寒所迫，或為貪酷官吏所驅，年來屢經撲剿，蕩平無期。皆因管兵將領縱令所部殺良冒功”，“真賊未必剿殺，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輕動大兵，使玉石俱焚”。三月諭戶部，允許原清兵入關時俘獲而隸旗下為奴的漢人迴鄉探親，“其父母兄弟妻子有願投入旗下同歸一處者，”“準其完聚。以示朕滿漢一視之仁”。七月又諭戶部：“數年以來投充漢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為盜、窩盜者，朕聞之不勝痛恨。”他下令“今後各該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從公究治”。這對當時造成社會極度恐慌混亂的逃人法、投充法來說，雖然不能根本改變，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緩和作用。對各地的抗清勢力和抗清活動他堅持剿撫並施的方針，並突出招撫一手。順治十年四月，當偏沅巡撫奏報查獲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並偽劉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廢紳往來書劄一事時，福臨下令：“朱由杞著即就彼正法，文書即行焚毀。
若翻閱窮究必致擾害地方，所首文書內有幹連者，即行釋放。”他又頒敕江南等處，公開聲明改變多爾袞在世時凡因抗拒後來降者多被誅戮的作法，而“大開生路，許其自新”。十五年八月下令：“即事急來降者亦皆當收養。縱有逃亡聽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他還感慨地說：“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為愈也！”這種思想在對待鄭成功與孫可望的問題上表現得最為充分。順治九年十月，福臨指示浙閩總督劉清泰招撫鄭成功。他故意開脫鄭成功的“罪過”，把鄭所以抗清的原因歸結為“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事乖張”和多爾袞對降清後的鄭芝龍“看守防範”而使“成功等疑懼”所致。福臨保證如鄭成功聽撫“歸順”，“許以赦罪授官，聽駐紮原地方，不必赴京”。
十年五月，福臨又特頒敕諭對鄭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讚揚鄭芝龍降清大功，指責多爾袞與地方官吏之咎，造成鄭成功“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後有心而不能上達”的局麵，並懇切地對鄭成功說：“朕親政以來，知百姓瘡痍未起，不欲窮兵，爾等保眾自全亦非悖逆，”對鄭成功的抗清活動表示諒解。於是將“首倡歸順賞未酬功”而軟禁了七年之久的鄭芝龍特封為同安侯，封鄭成功為海澄公，鄭氏家族中其他要人也有封爵，“各食祿俸如例”。這是破格厚封重賞。福臨還特地差官專程往閩海“齎賜鄭成功海澄公印一顆、敕諭一道”。敕諭中同意鄭成功歸順後仍駐泉漳惠潮四府之地，勉慰鄭成功：“爾膺此寵嘉，受茲信任，務殫心竭力，以圖報稱。”他保證“山河帶礪，垂於永久。”但鄭成功並不剃發，且提出要管轄“全閩”、“屯紮舟山”等清廷難以接受的苛刻要求。對此，福臨仍以極大的耐心說：“剃發歸順則已，如不歸順，爾其熟思審圖，毋貽後悔。”仍對鄭成功抱有希望。招撫鄭成功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福臨的招撫政策仍然堅定不移。
順治十四年末，大西軍將領孫可望同李定國爭權鬥爭失敗，在喪失了十幾萬軍隊之後，走投無路，僅攜數百人倉皇降清。福臨接報後“深為忻悅”，稱讚孫可望是“識時俊傑”。他說“凡悔罪投誠納土歸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優加封爵，俾享尊榮”。於是特封孫可望為義王，“以示優眷”。他更把孫可望的投降視為他招撫政策成功的模式，感到“殊可嘉悅”。因此特命學士麻勒吉齎封王敕書專程前往迎接。當孫可望到京後，他命令隆重接待並予以白銀萬兩等豐厚賞賜。但滿漢朝臣對孫可望的勢窮來降卻“意懷輕忽”，甚至糾他“悖謬之罪”。對此孫可望心虛膽戰，“汗流浹背，寢食不安”，請求“處分”，並“疏辭封爵冊印”。福臨雖然看出了問題，說：“王以孤蹤疑畏，控辭冊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雖係孤蹤，不必疑畏”，但仍加留養，以表示招撫的堅定意誌與許諾必踐的信義。
重視蒙藏
福臨極為重視與蒙古、西藏等邊疆民族的聯係。他深悉蒙古西藏篤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聽”，因而奉行自皇太極以來寵幸喇嘛的政策。順治初年多爾袞攝政時曾遣官往請五世達賴喇嘛赴京，達賴應允辰年即順治九年（1652）前來。福臨親政後遣官再請，同時特於北京建西黃寺一座，預為達賴到京下榻之用。五世達賴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蕩前來。福臨準備親自離京赴邊外迎接，以示優隆，由於大學士陳之遴、洪承疇等諫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達賴到京“進獻馬匹方物”，福臨特於南苑接見，“賜坐，賜宴”。十年正月又宴賞於太和殿，同時命諸王“依次設宴”達賴一行。二月，達賴因水土不服辭行，福臨再次宴賞於太和殿，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於清河餞行，命和碩承澤親王碩塞等率八旗官兵護送返藏。四月遣官齎金冊金印賜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
澄清吏治
吸取明王朝滅亡教訓，澄清吏治，是福臨親政期間考慮最多、也最傷腦筋的問題。他有懲於崇禎帝的不幸遭遇，他認為朱由檢“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孜孜以康阜兆民為念”，是很想有一番作為的帝王，但因“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噂遝而營私”，終於造成“國勢莫支”，國破身亡的悲劇。他為穩坐天下，亟力尋求長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順治十年正月特召大學士陳名夏“問天下何以治，何以亂，且何以使國祚長久？”以及“得人如何？”十二年正月諭吏部，令在京七品以上滿漢文武官員，“凡職掌所屬，向來積弊之處，見今整頓之方，詳切敷陳”。並令地方官員亦“直陳無隱”。同時又諭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員“各據所見極言無隱”。盡管他一直未能找到良策，但確實進行了不懈努力，采取了不少的措施。
他推行甄別之法，擢優汰劣，要求各地督撫對所屬官員“嚴加甄別，有德有才兼通文義者著保奏”，“不堪為民牧者立行參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糾參即為溺職，事發一並治罪”。他認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盡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並認為全國百餘府中有三十府最為重要。為選好知府，他於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門滿漢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撫，各舉才行兼優堪任知府者一人，詳開履曆事跡具奏，吏部再加察議，奏請定奪，以備前三十處知府之用”。為得到真才，福臨親自動手選拔官員。十年三月，他諭內三院：翰林院官員“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為稱職”。為此他要“親加考試，先閱其文，後觀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實據，務求真才”。顯見，他把才放在第一位。次月，他便將經過考試的各官“禦筆親定去留”。有時他將隨時發現的人才越級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見庶常胡兆龍獨自學習清書（滿文），他當即傳旨“超升學士三級為侍讀”。
順治十年三月，他采納吏科給事中魏象樞的建議，實行京察“大計”，即對各地官員普遍進行考核。這次大計中共有九百六十九名官員受到了革職、降調、致仕的處理。從此三年一大計，定為製度。這年四月，他諭吏部：“京官殿最亦當察核”。這是考核在京官員的京察，從此也按期舉行，成為製度。
他加強對內外官員的監督，尤為重視都察院和禦史的作用。他以“都察院為朝廷耳目官”，一再申飭：“上自諸王下至諸臣，孰為忠勤，孰為不忠勤，及內外官員之勤惰，各衙門政事之修廢，皆令盡言”，“分別參奏”。與此同時，還向各地派出大量禦史，作為皇帝的“耳目”以“簡任巡方”，“察吏安民”。他還下令滿漢官員互參，即互相監督，“如漢官玩誤，滿官據實奏聞；如滿官執延，漢官亦據實奏聞”。
福臨加強對官員的控製，不許結黨結社，不許太監預政。他有懲於明末士人結黨、太監幹政的禍國，多次嚴令“內外大小官員，各宜恪守職掌，不許投拜門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論罪”。他認為投拜師生即為結黨，後竟定為不赦之罪。他嚴厲懲處“賄買關節，紊亂科場”的考試作弊行為，屢興科場獄案。他嚴禁私交、私宴，他認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絕朋黨之根”。順治十年六月下令禁太監預政，設十三衙門專為“宮禁役使”，“不許（太監）幹涉一事，不許招引外人，不許交結外官”。“如有內外勾結”，“審實一並正法”。十二年六月命立十三衙門鐵牌，上刻敕諭嚴申不許中官幹政之條，如有“竊權納賄，囑讬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等事“即行淩遲處死”。為了鍛煉官員，他還實行官員內升外轉的辦法。十年四月他諭吏部說：“國家官員內外互用。在內者習知紀綱法度，則內可外；在外者諳練土俗民情，則外亦可內。內外敭曆，方見真才。”福臨認為“治國安民首先嚴懲貪官”。他對貪官深惡痛絕，懲處貪官成了他清澄吏治的重要一環。他嚴懲了一些貪官，如首先迎降的恭順侯、漕運總督吳維華，以貪一萬餘兩，雖因有功免死，卻“革職，永不敘用，贓追入官”。他三令五申告誡大小官不可貪贓身敗，但收效甚微，貪贓枉法者仍然接連不斷。福臨寄予最大希望的耳目官巡方禦史也接連以身試法。如順天巡按顧仁出巡前，福臨兩次召見，諭其“潔己率屬，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賄負朕委任，則不拘常律，雖贓數無多定行正法”。可他到任之後即悖旨貪婪，索取賄賂，陷害無辜，造成受害人冤抑難申刎頸叩閽這一轟動一時的大事件來。此事對福臨震動很大，他除了殺掉顧仁並處罰一應幹連人等外，還下令：“貪官蠹國害民，最為可恨”。“嗣後內外大小官員凡受贓至十兩以上者，俱籍其家產入官。”立法不為不苛刻，但仍然止不住貪官恣肆。十四年七月福臨很賞識的原巡按禦史劉嗣美也因“監守自盜”被流放。十五年十一月江南按察使盧慎言“貪贓數萬”被處極刑。麵對“貪習猶未盡改”的現實，福臨愈加惱火，他下令：“今後貪官贓至十兩者，免其籍沒，責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贓一兩以上者流徙”。於是有的大臣上奏認為此法“過重”，致使“人犯抵死不招”。刑部等衙門也會議奏請“今後衙役亦照官律擬罪”。福臨仍然不以為然，他說：“與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貪！”“朕明知立法既嚴，於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懷怨心，但軫念民生，即為貪蠹所怨，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貪風何由止息！”所奏與所議“俱屬不合，著嚴飭行！”福臨非常欣賞與佩服朱元璋誅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經驗。他懲貪決心堅定，無奈事與願違，懲貪與澄清吏治的其他問題一樣，終順治一朝，也未能解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