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下西洋
1421年三月三日(明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出發。史載“於鎮東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畢，……風恬浪靜“，中道返迴，1422年九月二日(明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迴國。
明永樂二十二年，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以經濟空虛，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第七次下西洋
1431年一月(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從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啟航，返航後，鄭和因勞累過度於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裏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迴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人。
計下西洋官校、旗軍、勇士、力士、通士、民稍、買辦、書手、通共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名:官八百六十八員、軍二萬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監七員、少監十員、監丞五員。內官內使五十三員、戶部郎中一員、都指揮二員。指揮九十三員、千戶一百四十員、百戶四百三員。教諭一員、陰陽官一員、舍人二名、餘丁一名。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名。
據《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出使過的城市和國家共有36個: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裏、滿剌加、勃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裏、蘇祿、加異勒、阿丹、南巫裏、甘巴裏、蘭山、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溜山、孫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兒、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兒、沙裏灣尼(今印度半島南端)、不刺哇(今索馬裏境內)，部分專家、學者認為還到過澳大利亞，美洲和新西蘭，南極洲，等地。福建長樂縣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開洋之地，當年龐大艦隊屢此駐紮於此，伺風下海。這裏不僅有鄭和當年親自豎立、保存完好的《天妃靈應之記》碑，而且有下西洋影響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後期“倭患“的嚴重更促使人們紀念和崇拜與海洋相關的神癨。
1433年(宣德八年癸醜)62歲鄭和於歸國途中，積勞成疾，在古裏(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七月船隊迴國，宣宗賜葬南京牛首山南麓。
鄭和下西洋是一種國家行為，鄭和船隊是一支強大的戰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鄭和船隊下西洋顯然是從當時國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誌)和國家需要出發。鄭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績概括起來，主要包括4個方麵:
和平外交
推行和平外交，穩定東南亞國際秩序
鄭和下西洋前，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動蕩，主要表現在東南亞地區各國相互猜疑，互相爭奪。當時東南亞兩個最大的國家爪哇、暹羅對外擴張，欺壓周邊一些國家，威脅滿剌加、蘇門答臘、占城、真臘，甚至在三佛齊，還有殺害明朝使臣的，攔截向中國朝貢的使團;再一個海盜猖獗，橫行東南亞、南亞海上，十分囂張，海上交通線得不到安全保障。這些不穩定的因素，一方麵直接影響中國南部的安全，一方麵極大影響了明朝的國際形象，不利於明朝的穩定和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內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鄭和率領船隊下西洋通過各種手段，調解和緩和各國之間矛盾，維護海上交通安全，從而把中國的穩定與發展同周邊聯係起來，試圖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國際環境，提高明王朝的國際威望。所以從明朝派遣鄭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實現和平的使命。
鄭和下西洋調解矛盾，平息衝突，消除隔閡，有利於周邊的穩定，維護了東南亞、南亞地區穩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聲望。所以，可以看出鄭和的船隊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不是用於侵略擴張，而是用於實現和平目的。在當時國際環境條件下，剿滅陳祖義幾千人，阿烈苦奈兒上萬人，沒有強大軍事實力做後盾，是難以實現和平的。
李約瑟評價:東方的航海家中國人從容溫順，不記前仇，慷慨大方，從不威脅他人的生存，雖然有恩人自居;他們全副武裝，卻從不征服異族，也不建立要塞。
國家安全
震懾倭寇，牽製蒙元勢力，維護國家安全。
倭寇最早出現在元朝末年，日本國內發生內戰，部分武士和浪人為了生存便到中國沿海搶劫，到明初朱元璋時期，非常猖獗。當時明朝剛剛建立，國內還不穩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內，國防上采取被動的防禦戰略，在沿海省份設立衛所，在北方修長城和派兵屯邊。
朱棣時期，陸海兩方麵對明朝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改變了被動防禦戰略，主動出擊，陸上方向實施遷都、親征漠北;海上方向組建了鄭和舟師，震懾和打擊倭寇和反明勢力，並從海上實施戰略包抄，對西北方向進行戰略上的牽製，從而減輕明朝北部的壓力。
折疊發展傳播
發展海外貿易，傳播中華文明
鄭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時也帶有一定的經濟目的，國家實施這麽大的戰略行動，它是多方麵考慮的。在鄭和船隊下西洋過程中展開許多貿易活動，主要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朝貢貿易，這種貿易是鄭和下西洋貿易活動的基本形式，帶有封建宗主國的性質。它通過這種形式獲得這些小國對明朝宗主地位的認可，這是朝貢貿易的政治目的。當時各國都積極到中國來朝貢，一方麵得到明朝的庇護，一方麵得到的豐厚賞賜。據統計，永樂在位22年，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況空前。更有文萊、滿剌加、蘇祿、古麻剌朗國4個國家先後7位國王親自率團前來，最多一次有18個國家朝貢使團同時來華，還有3位國王在訪問期間在中國病逝，他們遺囑要托葬中華。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種官方貿易，是鄭和下西洋的重要內容，它是在雙方官方主持下與當地商人進行交易，是明朝擴大海外貿易的重要途徑。鄭和船隊除了裝載賞賜用的禮品外，還有中國的貨物，如銅錢、絲綢、瓷器、鐵器等。這種貿易可以用明代銅錢買賣，多數以貨易貨。最有影響的是擊掌定價法。在印度古裏，中國船隊到達後，由當地的代理人負責交易事宜，將貨物帶到交易場所，雙方在官員主持下當麵議價定價，一旦定下，決不反悔。雙方互相擊掌表示成交。這種友好的貿易方式，在當地傳為美談。鄭和下西洋期間，尤其是後幾次下西洋貿易規模擴大，遵循的平等自願，等價交換，具備了國際貿易的一些基本原則。
第三種民間貿易，這種貿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鄭和下西洋貿易活動的帶動下出現的。它不是通過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間自發性展開的。鄭和下西洋消滅海盜，維護了海上安全，開辟了航線，促進和刺激了民間貿易。據有學者研究，鄭和使團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帶一些中國貨物在沿途進行交換。東南亞百姓對中國絲綢、瓷器、工具非常喜歡，鄭和船隊一到都爭先恐後的劃船或到碼頭交易，有的還請官兵到當地的集市設攤交易。鄭和下西洋進行的貿易活動有政治行為的貿易，也存在經濟行為的貿易。
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不僅進行海外貿易，還傳播先進的中國的文化。當時東南亞、南亞、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比較落後，非常向往中華文明。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還肩負了“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的使命。鄭和出色地將中華文明遠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新的篇章。鄭和下西洋傳播中華文明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中華禮儀和儒家思想、曆法和度量衡製度、農業技術、製造技術、建築雕刻技術、醫術、航海造船技術等。
在海外還流傳許多鄭和的故事。在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留下鄭和遺跡，表達了當地人民對這位傳播中華文明的先驅的敬意。
折疊開拓航路
開拓海洋事業，鋪平亞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搖籃，占據著地球表麵積70。8%，擁有著豐富的資源。自古以來，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空間，對人類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與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盛衰休戚相關。我們的祖先早期創造了龍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紀初，鄭和大規模遠航活動，把中國古代的海洋事業推向發展高峰，對人類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表現在:
一是開辟了亞非的洲際航線，為西方人的大航海鋪平了亞非航路。當葡萄牙的航海家達加馬沿非洲西海岸繞過好望角，抵達東非海岸時，當地人就告述幾十年前中國人曾幾次來到這裏。他們在阿拉伯領航員的幫助下，沿著鄭和船隊開辟的航線順利到達了印度。
二是對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許多海洋科學數據。《鄭和航海圖》就是通過大量海洋調查繪製的。這種海洋考察活動比世界記載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國的“挑戰者“號進行海洋調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對航海區域進行了戰略布局。鄭和下西洋根據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識，在遼闊的海外選擇了占城、滿剌加、舊港、古裏、忽魯莫斯等地作為海洋發展的重點區域，有利於擴大海外交通和貿易範圍。
在群星璀璨的中華英傑中，鄭和不但以先於西方人航海，勝於西方人的航海技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我覺得人們關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層麵，恐怕是鄭和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精神:一種中國人不畏艱險，征服自然的價值趨向，一種打開國門走向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決心。
鄭和這種敬業獻身報效國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著中華民族開放進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經略海洋和敢為天下先的優秀品德，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後人繼承和弘揚，推進人類的文明。
折疊造船技術
鄭和寶船的主要造船地
鄭和寶船號稱巨舶，其主要造船地為南京。
由於海船體積大，構造也較複雜，必須有相當規模的船塢和作坊。據《武備誌》中的《自寶船廠開始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記載，鄭和寶船自其建造地寶船廠出發去西洋。據《同治上江兩懸誌》記載:“都船廠在儀風門，即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鄭和等行賞占城“。龍江船廠是在原龍江船廠廠址再向南擴建而成，越過秦淮河，直達下保、中保、上報村及三汊河地區，龍江船廠內設提舉司、作房、分司、篷廠、指揮舉，在造船時實行明確的分工和嚴格的製度。
《龍江船廠誌》記載:“洪武、永樂時，起取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南直隸(今江蘇)濱江府縣居民四百餘戶，來京(即南京)造船，隸屬提舉司，編為四廂。一廂出船木梭櫓索匠;二廂出船木鐵纜匠;三廂出艌匠;四廂出棕篷匠。
《明會典》記載大規模的造船廠，擁有工匠數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櫓工等。
鄭和寶船的另一建造地點是船隊出發港福建長樂。
據《長樂縣誌》記載:“太平港在縣西半裏許，舊名馬江。……明永樂間，太監鄭和通西洋，造巨船於此，奏改太平港。
鄭和下西洋後還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於福建，正統四年(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於見存海舟內擇一，以賜琉球國使迴國。
據統計，在鄭和大航海期間，全國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場遍及全國各地;永樂年間，明朝海軍擁有3800艘艦隻，其中包括1350艘巡邏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艦。因此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李約瑟斷言:“在1420年前後，中國海軍也許超過曆史上任何時期的其它亞洲國家，甚至可能超過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超過所有歐洲國家海軍的總和。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造船與航海事業相當發達的國家，到了明朝鄭和大航海時代更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高峰。《明史·鄭和傳》記載:“寶船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相當於現代船身長約138米，寬約56米，這種巨型海船充分顯示當時中國造船業已經遙遙領先於全世界。至今殘留在江蘇省南京市下關的龍江寶船廠“上四塢“、“下四塢“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證，作塘呈東西向，與長江的夾江相通，便於寶船下水。作塘很大，經現代實測，長約500餘米，寬約40米。龍江寶船廠是明朝大規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曾根據44。4x18丈尺寸複原製作成9桅12帆的福船(尖底)模型，作為當時鄭和寶船的標準船型和尺寸。而有專家認為依據南京靜海寺殘碑拓片所記，結合明永樂十八年《天妃經》卷首鄭和船隊插圖等材料考證，鄭和寶船可複原為長19丈、寬4。4丈、排水量約1100噸的船舶。還有專家認為這僅是中小型寶船，大型寶船應仍維持原有尺寸。根據遺跡情況，寶船廠所造船應為平底。平底船吃水淺，可以壓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翹起，安全無虞，並且靠岸方便。
1421年三月三日(明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出發。史載“於鎮東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畢，……風恬浪靜“，中道返迴，1422年九月二日(明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迴國。
明永樂二十二年，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以經濟空虛，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第七次下西洋
1431年一月(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從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啟航，返航後，鄭和因勞累過度於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裏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迴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人。
計下西洋官校、旗軍、勇士、力士、通士、民稍、買辦、書手、通共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名:官八百六十八員、軍二萬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監七員、少監十員、監丞五員。內官內使五十三員、戶部郎中一員、都指揮二員。指揮九十三員、千戶一百四十員、百戶四百三員。教諭一員、陰陽官一員、舍人二名、餘丁一名。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名。
據《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出使過的城市和國家共有36個: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裏、滿剌加、勃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裏、蘇祿、加異勒、阿丹、南巫裏、甘巴裏、蘭山、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溜山、孫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兒、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兒、沙裏灣尼(今印度半島南端)、不刺哇(今索馬裏境內)，部分專家、學者認為還到過澳大利亞，美洲和新西蘭，南極洲，等地。福建長樂縣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開洋之地，當年龐大艦隊屢此駐紮於此，伺風下海。這裏不僅有鄭和當年親自豎立、保存完好的《天妃靈應之記》碑，而且有下西洋影響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後期“倭患“的嚴重更促使人們紀念和崇拜與海洋相關的神癨。
1433年(宣德八年癸醜)62歲鄭和於歸國途中，積勞成疾，在古裏(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七月船隊迴國，宣宗賜葬南京牛首山南麓。
鄭和下西洋是一種國家行為，鄭和船隊是一支強大的戰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鄭和船隊下西洋顯然是從當時國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誌)和國家需要出發。鄭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績概括起來，主要包括4個方麵:
和平外交
推行和平外交，穩定東南亞國際秩序
鄭和下西洋前，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動蕩，主要表現在東南亞地區各國相互猜疑，互相爭奪。當時東南亞兩個最大的國家爪哇、暹羅對外擴張，欺壓周邊一些國家，威脅滿剌加、蘇門答臘、占城、真臘，甚至在三佛齊，還有殺害明朝使臣的，攔截向中國朝貢的使團;再一個海盜猖獗，橫行東南亞、南亞海上，十分囂張，海上交通線得不到安全保障。這些不穩定的因素，一方麵直接影響中國南部的安全，一方麵極大影響了明朝的國際形象，不利於明朝的穩定和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內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鄭和率領船隊下西洋通過各種手段，調解和緩和各國之間矛盾，維護海上交通安全，從而把中國的穩定與發展同周邊聯係起來，試圖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國際環境，提高明王朝的國際威望。所以從明朝派遣鄭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實現和平的使命。
鄭和下西洋調解矛盾，平息衝突，消除隔閡，有利於周邊的穩定，維護了東南亞、南亞地區穩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聲望。所以，可以看出鄭和的船隊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不是用於侵略擴張，而是用於實現和平目的。在當時國際環境條件下，剿滅陳祖義幾千人，阿烈苦奈兒上萬人，沒有強大軍事實力做後盾，是難以實現和平的。
李約瑟評價:東方的航海家中國人從容溫順，不記前仇，慷慨大方，從不威脅他人的生存，雖然有恩人自居;他們全副武裝，卻從不征服異族，也不建立要塞。
國家安全
震懾倭寇，牽製蒙元勢力，維護國家安全。
倭寇最早出現在元朝末年，日本國內發生內戰，部分武士和浪人為了生存便到中國沿海搶劫，到明初朱元璋時期，非常猖獗。當時明朝剛剛建立，國內還不穩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內，國防上采取被動的防禦戰略，在沿海省份設立衛所，在北方修長城和派兵屯邊。
朱棣時期，陸海兩方麵對明朝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改變了被動防禦戰略，主動出擊，陸上方向實施遷都、親征漠北;海上方向組建了鄭和舟師，震懾和打擊倭寇和反明勢力，並從海上實施戰略包抄，對西北方向進行戰略上的牽製，從而減輕明朝北部的壓力。
折疊發展傳播
發展海外貿易，傳播中華文明
鄭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時也帶有一定的經濟目的，國家實施這麽大的戰略行動，它是多方麵考慮的。在鄭和船隊下西洋過程中展開許多貿易活動，主要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朝貢貿易，這種貿易是鄭和下西洋貿易活動的基本形式，帶有封建宗主國的性質。它通過這種形式獲得這些小國對明朝宗主地位的認可，這是朝貢貿易的政治目的。當時各國都積極到中國來朝貢，一方麵得到明朝的庇護，一方麵得到的豐厚賞賜。據統計，永樂在位22年，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況空前。更有文萊、滿剌加、蘇祿、古麻剌朗國4個國家先後7位國王親自率團前來，最多一次有18個國家朝貢使團同時來華，還有3位國王在訪問期間在中國病逝，他們遺囑要托葬中華。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種官方貿易，是鄭和下西洋的重要內容，它是在雙方官方主持下與當地商人進行交易，是明朝擴大海外貿易的重要途徑。鄭和船隊除了裝載賞賜用的禮品外，還有中國的貨物，如銅錢、絲綢、瓷器、鐵器等。這種貿易可以用明代銅錢買賣，多數以貨易貨。最有影響的是擊掌定價法。在印度古裏，中國船隊到達後，由當地的代理人負責交易事宜，將貨物帶到交易場所，雙方在官員主持下當麵議價定價，一旦定下，決不反悔。雙方互相擊掌表示成交。這種友好的貿易方式，在當地傳為美談。鄭和下西洋期間，尤其是後幾次下西洋貿易規模擴大，遵循的平等自願，等價交換，具備了國際貿易的一些基本原則。
第三種民間貿易，這種貿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鄭和下西洋貿易活動的帶動下出現的。它不是通過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間自發性展開的。鄭和下西洋消滅海盜，維護了海上安全，開辟了航線，促進和刺激了民間貿易。據有學者研究，鄭和使團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帶一些中國貨物在沿途進行交換。東南亞百姓對中國絲綢、瓷器、工具非常喜歡，鄭和船隊一到都爭先恐後的劃船或到碼頭交易，有的還請官兵到當地的集市設攤交易。鄭和下西洋進行的貿易活動有政治行為的貿易，也存在經濟行為的貿易。
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不僅進行海外貿易，還傳播先進的中國的文化。當時東南亞、南亞、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比較落後，非常向往中華文明。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還肩負了“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的使命。鄭和出色地將中華文明遠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新的篇章。鄭和下西洋傳播中華文明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中華禮儀和儒家思想、曆法和度量衡製度、農業技術、製造技術、建築雕刻技術、醫術、航海造船技術等。
在海外還流傳許多鄭和的故事。在馬來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印尼有三寶壟、三寶廟，留下鄭和遺跡，表達了當地人民對這位傳播中華文明的先驅的敬意。
折疊開拓航路
開拓海洋事業，鋪平亞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搖籃，占據著地球表麵積70。8%，擁有著豐富的資源。自古以來，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空間，對人類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與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盛衰休戚相關。我們的祖先早期創造了龍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紀初，鄭和大規模遠航活動，把中國古代的海洋事業推向發展高峰，對人類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表現在:
一是開辟了亞非的洲際航線，為西方人的大航海鋪平了亞非航路。當葡萄牙的航海家達加馬沿非洲西海岸繞過好望角，抵達東非海岸時，當地人就告述幾十年前中國人曾幾次來到這裏。他們在阿拉伯領航員的幫助下，沿著鄭和船隊開辟的航線順利到達了印度。
二是對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許多海洋科學數據。《鄭和航海圖》就是通過大量海洋調查繪製的。這種海洋考察活動比世界記載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國的“挑戰者“號進行海洋調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對航海區域進行了戰略布局。鄭和下西洋根據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識，在遼闊的海外選擇了占城、滿剌加、舊港、古裏、忽魯莫斯等地作為海洋發展的重點區域，有利於擴大海外交通和貿易範圍。
在群星璀璨的中華英傑中，鄭和不但以先於西方人航海，勝於西方人的航海技術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我覺得人們關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層麵，恐怕是鄭和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精神:一種中國人不畏艱險，征服自然的價值趨向，一種打開國門走向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決心。
鄭和這種敬業獻身報效國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著中華民族開放進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經略海洋和敢為天下先的優秀品德，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後人繼承和弘揚，推進人類的文明。
折疊造船技術
鄭和寶船的主要造船地
鄭和寶船號稱巨舶，其主要造船地為南京。
由於海船體積大，構造也較複雜，必須有相當規模的船塢和作坊。據《武備誌》中的《自寶船廠開始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記載，鄭和寶船自其建造地寶船廠出發去西洋。據《同治上江兩懸誌》記載:“都船廠在儀風門，即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鄭和等行賞占城“。龍江船廠是在原龍江船廠廠址再向南擴建而成，越過秦淮河，直達下保、中保、上報村及三汊河地區，龍江船廠內設提舉司、作房、分司、篷廠、指揮舉，在造船時實行明確的分工和嚴格的製度。
《龍江船廠誌》記載:“洪武、永樂時，起取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南直隸(今江蘇)濱江府縣居民四百餘戶，來京(即南京)造船，隸屬提舉司，編為四廂。一廂出船木梭櫓索匠;二廂出船木鐵纜匠;三廂出艌匠;四廂出棕篷匠。
《明會典》記載大規模的造船廠，擁有工匠數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櫓工等。
鄭和寶船的另一建造地點是船隊出發港福建長樂。
據《長樂縣誌》記載:“太平港在縣西半裏許，舊名馬江。……明永樂間，太監鄭和通西洋，造巨船於此，奏改太平港。
鄭和下西洋後還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於福建，正統四年(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於見存海舟內擇一，以賜琉球國使迴國。
據統計，在鄭和大航海期間，全國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場遍及全國各地;永樂年間，明朝海軍擁有3800艘艦隻，其中包括1350艘巡邏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艦。因此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李約瑟斷言:“在1420年前後，中國海軍也許超過曆史上任何時期的其它亞洲國家，甚至可能超過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超過所有歐洲國家海軍的總和。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造船與航海事業相當發達的國家，到了明朝鄭和大航海時代更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高峰。《明史·鄭和傳》記載:“寶船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相當於現代船身長約138米，寬約56米，這種巨型海船充分顯示當時中國造船業已經遙遙領先於全世界。至今殘留在江蘇省南京市下關的龍江寶船廠“上四塢“、“下四塢“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證，作塘呈東西向，與長江的夾江相通，便於寶船下水。作塘很大，經現代實測，長約500餘米，寬約40米。龍江寶船廠是明朝大規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曾根據44。4x18丈尺寸複原製作成9桅12帆的福船(尖底)模型，作為當時鄭和寶船的標準船型和尺寸。而有專家認為依據南京靜海寺殘碑拓片所記，結合明永樂十八年《天妃經》卷首鄭和船隊插圖等材料考證，鄭和寶船可複原為長19丈、寬4。4丈、排水量約1100噸的船舶。還有專家認為這僅是中小型寶船，大型寶船應仍維持原有尺寸。根據遺跡情況，寶船廠所造船應為平底。平底船吃水淺，可以壓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翹起，安全無虞，並且靠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