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根紮沃土
一切都如此這般了，得給親人們去個信說說，通通氣，以免掛念。原先，我二十來天就要給口裏通一封信，至多一個月，非得寫封信不可。自打正月裏離開姑那兒，已經一個多月了，哪都沒去過信。因事情沒定下來，沒固定地址，也無法去信通氣。於是，我先給化工廠的表哥去了信，信中說明了自己的情況。首先向他道歉。並煩他把存放在烏市八中的行李寄過來。表哥接到了信，立即來了迴信。信的正文一開頭就寫道：“阿彌陀佛，謝天謝地！永有啊！可有你的下落了！”
原來，表哥在芨東車站送我上車後，第二天就給石河子農場的姑們去了信。姑又給老家去信，說我已經坐上車迴去了。老家人得知後，就今個等，明個盼的。扳指算算，估莫著該到了呀，可連個人影也沒有，咋迴事呢？我這成了羅鍋摔交——兩頭不著地了。老家又來信問姑，姑又給化工廠去信，連鎖的反應可忙壞我的那些親人們。表哥呢，烏魯木齊的大街小巷，都讓他跑了個遍，哪條路上出了事故，撞傷輾死了人，他趕緊趨過去看看，看是不是我。哪道巷子裏出了命案，也得趨去瞅瞅。姑呢，更忙了。隻要聽說哪的河裏井裏淹死了人，就得跑去光顧光顧。為此，她去過古城瑪納斯。也到過“有鬼”的唿圖壁。反正，那段時間，河裏的，井裏的，路上的倒黴事兒，紛至踏來，都叫我攤上了。時運就像說書裏像秦瓊買黃驃馬的那陣子——背極了
這頭兒按下一葫蘆，那頭兒又浮起一瓢。再說老家吧，合當有事兒。別有用心的人，趁我開春沒給老家去信的當兒，仿我的筆跡寫了封信。說我投靠蘇修去了。並勞神費心地用我以前寫迴去的舊信皮封好，放到大隊的辦公室桌上。隊上在大隊開會的人看到了，把信帶迴去，交給了母親。父母親都不識字，找人把信念了，父母一聽愣怔了，都不在了狀態。母親傷心地哭了起來。父親趕緊到溝東，找“老七”——算命先兒，掐掐算算，說是娃兒們沒事，心情才些微得活了。那時候父母也不懂什麽通訊常識，也不注意信皮兒上的郵戳，不辯真偽，就信以為真啦。殊不知新疆這兒的情況，雖說和蘇修接壤，但如果沒有邊境地區通行證，那是連邊境地區都去不了的，不要說到邊境禁區穿境越界了。再說了，出國都那麽好出？就憑著那一封爛信，咋就恁容易叫咱這國人投敵叛國，當那個叛國賊啊？啊呸！沒門兒！
四月到了，隊上開始幹活了。隊上的老王，給他的侄子“羅頭兒”落了戶，我也順水推舟，以文彬“內弟”的身份給上了戶。這給在三小隊冒充親屬落戶開了個先例。後來，甘肅的老於給江蘇的小王落了戶，寧夏的老馬給不沾親的小馬落了戶，陝西的老袁給不帶故李雲（人名）落了戶，不勝枚舉。那時候，落戶沒有手續，也不要手續。沒有條條框框，由黑隊長給安排活兒幹，紅隊長打給口糧，有吃有幹就行了。王店就讀的少年時，我們南路有個“黑紅”小集團，到這裏，隊上有個“黑紅”班子。既沒有戶口本，又沒有身份證。唯一的戶口憑證就是公社發給的《社員記分手冊》，《社員記分手冊》裏注意事項首先規定：要愛護和妥善保管此證，不得遺失。如有遺失，應立即向社裏聲明。看看，不就相當於現在的戶口本了？後來，為小亞落戶，我倆到過十月公社一大隊（但那兒改為向陽公社六大隊了），我們找過王連喜，可他不在家。我給化工廠的小付去信，作了說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完成了朋友的托付。
老家收到了我的去信，知道我在新疆落了戶，成新疆人了。父母張羅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我提親了。因為我已經二十三、四了，已經漲了提親的年齡。即便提成，不耽誤馬上成婚，也算是響應國家晚婚晚育的號召了。那時候，農村的生育觀念還比較陳舊，什麽多子多福啦，早得子早得力啦等等。一些條件好的人家，男孩過了十七、八，都忙活著張羅，二十歲都能當爹了。中院的老李嫂子說的，哲子哥十八歲就當爹，那一點兒都沒假說。為給我提對象，那硬是動用了所有的親戚，可謂調動了一切積極因素。父親和操場的欣虎關係不錯，倆能拍的來。欣虎有個閨女，也二十出頭，父親看很合適，有意給我提一提，但礙著相好的麵子無法啟齒。準備先投個口，再找人提。他旁敲側擊，得知人家已經定了親的口風，才一巴掌拍銷，壓板不提的。舅舅從曹橋給我提了一個，那閨女是他的學生，從學校畢業就一直在外麵跑生意。母親聽說她在鄭州做著大生意，就給舅舅商量著說：“咱這籠兒小，裝不下人家，再說，那也不是咱家的人。”就婉言謝絕了。門上的鄰居也給我提過一個，那姑娘叫“花存”。也沒有提成。外婆也不顧她年老體衰，也在為我物色著呢。連那個堰張的“冬閣”，聽說有人在給我提親，知道她沒那緣分，就央求我父親作他的幹爹。父親還沒答應，一次在路上碰見了，她張口一個“爹”，閉口一個“爹”地稱唿著呢。弄得父親心花意亂，又拍腦門子又搖頭，揚手跺腳，嘴裏“嗨嗨”連聲：“永有這娃兒，婚遲啊！”
時光到了七三年的深秋，地裏的莊稼活兒幹完了。表哥從烏魯木齊寄來了行李，我離開了文彬家。臨出門的時候，文彬對我講：“不能搭理那老袁！”這老袁高高的個兒，白皙的臉，整整齊齊而又幹幹淨淨的衣著，滿口的之乎者也，一副溫文爾雅的先生派頭，是文彬的姐夫。我心想，無論他弟兄倆再有過節，但畢竟是情同手足兄弟啊！打折胳臂在袖裏，東是啟明，西是長庚。再說了，和老袁一個隊上的，哪能參商兩不見？見麵不打招唿呢？隊上幹活，分工有時就分在了一起。休息之餘，也不免聚在一起說說笑笑。文彬認為我理會了老袁，沒聽他的話，竟生了我的氣。有一次，他弟兄倆又鬧了起來，鬧得可兇了。氣得文彬臉都青了，竟忘記放下手鋸，就上去了。老袁行動遲緩。猝不及防，被搞得一胳膊的血印兒。瞧，文彬對姐夫都不“文”了。至此我才知道，他弟兒倆的過節竟有如此之深。
從文彬家出來，我便和張濤、玉珍的一幫單身漢相依為伴，生活到了一塊，隨遇而安了。提起這張濤，他原是口裏的一個縣級幹部。年輕時好勝，說了土改中的一些事，還說了糧食的統購統銷。不久，因言獲禍，這些事兒都犯了，橫空飛來頂“右派”帽子。後來每次“運動”都不離皮（意為脫不了幹係），被收拾過來扒拉過去的。這次文化大革命來了，又被扒拉了出來。又是批判又是揪鬥，折騰個沒完，工作也被停了。妻子被迫無奈，和他劃清了界限。帶著孩子跟了造反派的一個頭目。這個頭目原來是個閭巷布衣，且浮浪街痞一個，平日裏隻會胡作非為，幹些偷雞摸狗的勾當。純粹一個市儈無賴，生就的害貨一個。“文革”來了，機會也來了。他拉了一幹子人，扯起了“造反”大旗。青雲直上，平步登天。成了縣上的造反派頭目。“三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時候，被“結合”了進去。風風光光地拿上了老張這個縣級幹部的婆姨。心裏要多舒坦就有多舒坦，自然不咯吱都在笑。老張的婆姨，牌麵漂亮，身段好，是縣上的一支花，在縣文工團工作，能蹦能跳，能演能唱。這頭目隻擔心老張日後翻案，奪迴那朵花，做不了長久夫妻。攛掇慫恿著婆姨出去反戈一擊。使其夫妻情斷義絕，徹底反目。更為惡毒的是，他二事不顧，隻顧加緊迫害老張。於公於私都欲置老張於死地。這家仇國恨使老張心地憔悴。罷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拿得起放得下，眼不見心不煩，一氣之下就逃了出來。輾轉天山南北，韜光養晦，隱姓埋名，低調做人，化名張濤。先是在南疆新和。後來才來到新源，蹲進了收容站。一年之後，才分配到這三小隊。從頭兒來，白手起家。雖然日子清貧些，但沒事事非非，就是再苦再難，都無所謂。蘇武塞北牧羊，不失氣節啊！每每提起這段往事，老張總是眼噙淚水，意味深長地歎道：“‘運動’（指文化大革命），能使人發跡，也能使人道德淪喪、精神頹廢，喪失理智和人格。但更能激勵人發憤，發奮！”到了八0年，撥亂反正時，老張的事兒才得到了平反。平反後才恢複使用其真實姓名——章燾。
在我們單身漢宿舍的另一頭，住著個三口之家——一對中年夫婦，帶著一個沒上學的孩子。那主兒拚命幹活，用自己的辛勤，換來妻兒的幸福生活，小日子過的蠻不錯。提起這對中年夫婦，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這主兒名叫甄禎，人們都叫他小甄，是老家城根兒的甄營人。在“文革”中占了縣聯委（縣造反聯合委員會）觀點。後來“二七”造反派勝利了。被“二七”派攆得蹲不住了。就攜帶全家來了新疆。先是在和靜，後來又輾轉來了新源，在這兒落了戶。生了個男孩。那時候這兒的條件比較差，生活比較艱苦。像交通啊，氣候啊，哪趕得上城根兒啊？屋裏人（指媳婦）說啥也過不慣，一天到晚鬧著要迴老家。小甄無奈何地說：“你知道，我不能迴，你先迴去，看看咱那兒的風頭（指打砸搶）過了沒有。”就這樣打發屋裏人迴了老家，老家的“文革”鬧得雞犬不寧，烽火連天，更不成樣子了。除肢體衝突外，還動刀動槍的，出了不少人命。盡管如此，她也不願意再來新疆，但又害怕造反派那貨們再來找事兒。城根兒甄營怕是蹲不成了，就到赤眉（地名）她姐姐那兒去了。在她姐姐的攛掇下，梅開二度，就尋在了赤眉近郊。小甄在這兒沒消沒息。今個等沒來，明個等又沒來，花開花落，春去秋至，一年多過去了，沒了指望。爺兒倆過日子，孩子又小，得人照顧。顧裏顧不了外，打外顧不了裏，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在別人的撮合下，他找了個東鄉婆娘續了弦，成了家。家裏有了人，孩子有人照料，日子過的好了些，孩子一天天長大。誰知好景不長，那婆娘得了個不治之症，小甄帶著她到處看大夫，連部隊的“15”醫院都看過。小甄的心意盡到了，可那婆娘的命到底沒能挽迴，臨了還是帶著滿腹的牽掛和遺憾，撒手人寰了。弦斷了，小甄的日子又迴到了原先的境地。白天外麵幹活，迴到家，冰鍋冷灶，孩子沒人照管。晚上暗暗流淚，淚水凝枕。這日子沒法過，再說孩子總不能沒有媽。想來思去，小甄決定迴去找原配的麻將搭子。
到了家，知道自己的屋裏人（指自己的媳婦），已成了人家屋裏的人了。小甄也打聽到了，就天天到赤眉街趕集溜達。指望能夠碰上她。工夫不負有心人，繅絲剝繭，終有了下落。可說有一天，真的碰上了。小甄在路口遠遠地看到前麵一晃，好像是她。再定神細瞅：那身段，那個頭兒，那佩掛，那走相，都沒錯。索摸四下沒人，就喊了一聲：“杏兒！”杏雲聽到喊聲，覺得耳熟，有二年沒人這樣喊她了。隨頓步環顧，沒發現那個。正要走，聽到“杏兒！”又是一聲。這才發現了小甄。倆人當年分手時，好商好量，一沒吵二沒鬧，三沒頂嘴紅臉。現在到了一塊兒。異地遇舊人，幾年不見，自然都心熱了一陣兒。在互相寒暄之後，倆談起了正事兒。
原來，杏雲跟人家又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好在孩子的爺奶健在，孩子由爺奶照管著，她不怎麽操心，就是惦念在新疆的那個孩子。經小甄這麽一說，杏雲為難了：這前一窩兒，後一窩的，而且手掌手背都是肉。後來，三人雙方經過反複磋商，達成個不成文的協定，聽民政裁決。那時“公檢法”已被砸爛，公社裏也隻保留個民事調解員，管理著民政。
一天，他們三人雙方到了民政辦公室。調解員聽了他們雙方的道說，知道雙方都有孩子，可誰也不告誰犯法，民不舉官不究，何況因循懈怠，混天兒過日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沒有事。心說，紅杏既然出牆，那就跟誰都是屋裏人，都合理都不合理；都合法都不合法，沒有法律依據，怎麽判？判給誰？枚卜抓鬮也不叫話。還是順應屋裏人的意願吧，她願跟哪個就判給哪個。於是，他把小甄拉在一邊，赤眉那家帶著兩個孩在另一邊，中間站著杏雲。公雞頭兒，母雞頭兒，不在這頭兒在那頭兒。調解員問杏雲：“妥了，你願意跟哪頭兒？”杏雲看看這頭兒小甄，滿臉惆悵。又看看那頭兒，爺兒仨淚水漣漣。無地自容。恨不能在地上摳個窟窿鑽進去，誰都不見。再麽自己用分身法，把自個一剖兩半兒，分給他們拉倒。可又不能不迴到現實，到底跟他們哪頭兒呢？杏雲心裏在權衡著：那爺兒仨，有老有少，人口也多，還是小甄比較孤單。低頭用手指了指小甄，調解員會意了，一擺手說：“好，就這了！”那爺兒仨一看手勢，老的沒了賢妻，少的沒了良母，一下子都哭了起來。後來，杏雲跟了那小甄又來了新疆。三口之家，杏兒長杏兒短的過日子，出現了開頭的那一幕。這杏雲為了補償老家那頭兒缺妻少母的虧欠，不時攢下一些小體己（私房錢），給那頭兒寄去。這小甄也寬宏大量，睜隻眼閉隻眼。知道也裝作不知，閉耳塞聽，張目不見，充耳不聞。不難為那杏雲矣。
冬閑了，政治運動也活動起來了。那“文革”還在進行中。白天往大田地裏拉羊糞備耕，晚上開會學習，讀批判文章。天天如此，煩透了，連打“三五反”（即“3”、“5”造反，“文革”中盛行的一種“撲克”遊戲，三個“3”反大牌，三個“5”反分牌，。和後來的“打百分”、“打升級”一樣）的時間都少有。不過，有苦有樂，有益無害，咱趁著學習的機會，從民族小夥子那學到了不少民族話。起初從單詞開始，到日常簡單用語。時間不長，連大田作業的話，也能用民族話來交流了。而且初步揣摩到了民族語的語法。原來，哈語的語法與英語的語法頗為相似，都非同於漢語。譬如：哈文中的嗦溜是“說”的意思，“不說”就是嗦溜買的；“勞動”是斯德的，“不勞動”就是斯德買的。觸類旁通，“不走”就是居溜買的，“不中”就是不買的。有人竟拿這個去類推，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把“中不中”說成買的不買的，弄的漢族人聽不懂，連民族人也聽不懂。咱也給蒙住了。小時候，父親對自己說的“買哩！”是嫌咱磨蹭，耽誤他老人家的寶貴時間。可現在這“買的不買的”，是何意思？搞得人人搖頭擺手，啼笑皆非。其實，哈語的否定句，如同英語的一樣，把一般在句式中的not、no等，換成“買的”就成了。
學習的內容嘛，無非是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上“批林批孔”的文章。閑餘，再找一些林、孔的生活瑣事，或譏諷他們異相之類的小道評說。說孔子四肢不勤，五穀不分；說他周遊列國的時候，先被柳下蹠痛斥，後在陳蔡被圍困，肚子都餓扁了，站不起來，狼狽至極。說林彪井岡山上，先有“紅旗打得多久”的悲觀之論，後有逃遁開差之實；北戴河邊耍過陰謀，施過毒計。理論上牽強附會，蒼白無力，都說服不了人，隻有挖掘另類領域，在人的相貌上挑剔。說孔，牛唇虎掌，鷹肩龜背，海口哺喉，頂門狀如反字等。說他克己複禮，複辟資本主義，叫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說林，身條幹癟，聰明“絕頂”。說他個兒小離心近，一副奸相。說他不禿不癟不毒，反之亦然。批判文章呢，是梁效、池恆等的寫作班子授意寫出的，就政治性很強，別無它說。民族社員聽得津津樂道，不時發出歡快的笑聲。自己雖說也有了些民族語的底子，可隻能聽懂像“林彪、孔子、孟子的批判倒”這些專用名詞的譯音。其它的，實在聽不出個子午卯酉來。
翌年開春，大隊從一、二、三各小隊抽調部分人，成立以阿布都拉為組長的副業組，調撥了部分牛馬車輛等生產資料，也劃撥了相應的土地，讓其耕種。副業隊的社員又接來了大量的親屬老鄉，副業隊人才濟濟，高手層出。這時候，從老家師崗也來了一個叫遂元的老鄉。為了隨玉清（人名）、玉群（人名）他們落戶，索性把名字改成了玉達。我倆有著相同的家境、性格和誌向，有著共同語言，成了知己。
七、風吹草動
快夏收了，上頭要遣返一批人。遣返是這兒當時階級鬥爭為綱大題下的一個小舉措。對象是沒有落上戶的，或是已落戶但沒有正當手續的，或是調皮搗蛋的。我這冒充人家“內弟”的冒牌貨，用一壺酒落的戶，當然首當其衝了。隊上的人，也知道我並非文彬的“內弟”，和文彬毫無瓜葛。文彬呢，為老袁之事，造成了誤會，算是對文彬多有得罪（文彬認為我站錯了隊，站到了他的對立麵——老袁的那一麵去了）。因此，文彬不肯再幫忙了。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我被停了戶。“嘖”！這迴可算鑽茄棵兒了。由大隊民兵小分隊，遣送到公社去，繼而又集中到縣收容站。遣返歸遣返，可咱這根子卻深深地紮進了沃土之中。
縣收容站坐落在城南，過卡普河土木小橋河的出山口上，這裏哈語稱卡普河阿吾孜(這卡普阿吾孜，後來竟成了我們庫爾幹合村後的村名)，乃民政局下設的維護社會安定的一個權力機構。從下邊各公社清理遣返出來的人，源源不斷地集中到這裏。被遣送到這裏的人，吃飯不掏飯錢，幹活不講工錢 ，被稱之為廉價勞動力。因此，縣上的一些公益工程，經常抽這裏的廉價勞動力去幹。像自來水工程，架橋鋪路，修挖水渠工程等等。這也算是“階級鬥爭為綱”的一個政績吧，勞務中表現不錯的人，每隔上三、五個月，逢夏收、秋收農忙時，就由站上開牌牌子——落戶的介紹信，介紹到各公社當新社員。那時侯，這裏代表縣民政局開出的落戶手續，可硬梆了。集中到這裏的人多了，就得采取分流措施了，一麵不斷地往下介紹安置，一麵加緊成車成車地往伊犁、烏魯木齊遣送。
我被集中到收容站的時候，站上就處於人滿為患的狀態。白天出工幹活，一走一溜行；收工，一聚一大群。開飯了，像吃大食堂一樣，得排隊打飯。沒得飯碗的人，就候在一旁，等人家吃過了，借人的碗來用。講究的在水渠裏涮涮再用，不講究的，重茬碗也將就著用了，不管它嘴過頭不嘴過頭，也不怕它傳染病不傳染病了。因而，有的人，飯吃過好一陣子了，有的人還沒找上碗呢，幹候在那兒。晚飯後，集中學習一陣子，就被關進了大間的集體宿舍，宿舍和新湖農場的職工宿舍一樣，裏麵就土炕一塊，挨牆跟從這頭兒到那頭兒，炕上鋪有葦席，又像老家的幹店一樣。木製便桶一個，設施如此而已，這就是廉價勞動力們的安身之所了。
頭天勞動，我結識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叫安民（城根兒南菜園人），會幹工匠活，人們都叫他“王木匠”，我叫他“老大哥”，他是早我兩天被遣送進來的，對站上的情況熟了些。他說站上大組長玉林（人名），讓他找一個會拉下鋸的人，和他一起拉鋸，他看我文弱，問我會不？我想，拉下鋸不算多技術的活兒，有勁往下拉就是了。在這端人的碗，得受人的管，幹啥都是幹，幹就幹唄。就答應了。於是，我倆就拉開了大鋸，他拉上鋸，我拉下鋸。小時候，和父親拉的那是小窗鋸，這迴拉的可是大戧鋸了。在那兒大門口拉鋸，沒人監視。拉多拉少沒有人管，可我們並沒想著偷懶，要對得住人家的信任和寬鬆的環境。吃的還是小灶飯，和大組長等幾個管事的一塊兒吃。大組長還用收去我的那幾個錢，買了幾個大毛鐵碗，發給我們幾個一起來的人用。應對了當時之急。
當時有一個叫王克龍的江蘇人。他倆口子都被遣送了進來，開飯時，倆口子隻有一個碗，隻能是一人吃一人等，輪著用。不過，大多時候是媳婦吃，老王等。晚上得分居，老王住在男宿舍，門“咣啷”一關，老王就撕開嗓子喊叫起來：“放我出去，儂個是新四軍！”好一陣子，門外值班才迴應一句：“嚷嚷什麽？進去的都是盲流，哪來的新四軍，知道不？”後來我看了他的有關證件，才知道，他四十年代在江南當過新四軍。在站上的一個多月，遣送的人又多了許多。收容，收容，光收都容不下了。站上說我是落過戶的，就哪兒來哪兒去，一邊兒涼快去——遣而不返啦。於是，我和木匠老大哥，帶上我那“鐵飯碗”，又迴到了六大隊三小隊。這是七四年秋冬時節的事兒。
馬上要過冬了，我買了康爾敏的兩間舊馬棚容膝息肩，土屋兩間堪落腳，屋頂有露可觀天哪。自己獨立生活了，又從文啟那買了頭半大的豬仔來飼養。那時，豬草多得很，到處都是，隻要勤快，像蜇麻子（一種蜇人的植物）等。過年的時候，豬就出欄了，還賣了一百多塊錢呢！開春了，隊上來了一個叫劉明學的湖南老鄉。這劉明學，和玉珍是同鄉。在反“右傾翻案風”中受到牽連。“運動”猛於虎矣，被折騰得蹲不住了，拖家帶口，舉家來了新疆。他來這，無親無故，指老鄉幫忙，男的上山挖藥，女的在家帶孩子，生活才得勉強維持下去。玉珍在介紹了他們的情況後，十分同情地說：“但凡有法兒，誰走這條漂泊不定生活無著的路哇？”可不是嘛？不說別的，光住處就是個問題。玉珍同情歸同情，他可獨個解決不了老鄉的住處問題，因他隻住著一間小屋。我看他拖家帶口，東挪西搬的，連孩子都在遭罪，日子很艱難，也很同情他們，就同意了玉珍的提法。雖說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但畢竟是一個人，好湊合不是？推己及人，做人出於心，做事出於情。解人一難，救人一急，勝造七級浮屠。於是，讓他們住在我那，我又和玉珍單身漢混到一塊兒去了。這劉明學在我那度過了他人生最艱難的歲月，後來戶落到了十月公社三大隊，當上了生產隊長，一家子十幾口人，過得紅紅火火。改革開放以後，老劉又種植又養殖，成了當地的種養大戶，自然是發家致富的能手，又成了帶領群眾致富奔小康的帶頭人。
老家來信了，信中還夾寄了一張姑娘的相片。說是給我提了個對象，這相片就是那姑娘的。信上還問我有沒有意見，咱又不是潘安，小斤薄兩的，沒啥“粉絲”。就咱這條件，既沒這青堂瓦舍，深宅大院，又沒那一官半職，優越人生。隻有泥屋馬棚兩間，豬八戒背個爛箱子——要啥沒啥。還有什麽好挑剔的呢。當即迴了信，表了態：她願意就願意，咱沒意見。如果想來，也不要急，莫要慌，等條件成熟，就讓她自己來吧，反正我沒有能力接她的。這條件，自然指這裏有探親的人迴去。這姑娘叫玉冰，冰清玉潔，多好的名字啊？一聽就讓人喜歡。說還是棉花組裏的黑女組長呢。曾經和孫溝的黑娃兒談過，黑娃兒在地質局工作，黑對黑，都沒談成。我心說，真巧啊，我原先也當過棉花技術員，而且，我這白娃兒配她那黑女兒。這一黑一白，夠齊全的了，可能差不離。再說，我“永”她“氷”，本是一個字，都是“水”字多一畫嘛。從某種意義上講，“永”、“氷”不分，可能是天設的一對，地造的一雙啊！
這時候，隊上規劃了居民點，我積極申請爭取，給劃上一個。接下來就是打牆，兩間房子的牆都打起來了，就等著麥秸下來拆棚起屋，為成家做準備。可哪個知道啊，一年一度的遣返運動，像瘟疫一樣又瘟過來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隻要看你不順眼，就當成敵我矛盾遣返你。欲治罪何患無辭，人家說我，雖然是從收容站返迴來的，有王木匠做證，是不假。但是，站上沒出給手續，仍是個沒有牌牌子的，還得遣返。從站上帶迴的鐵飯碗也不“鐵”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不過，這次遣返和昨年子不同，隻是停供你的口糧，民兵小分隊不強行抓人，隻要能開迴牌牌子就迴來。我把僅有的鋪蓋炊具等什物收拾齊畢，存放到玉清哥那兒，自己得居無定所，浪跡天涯了。“嘖”！又鑽了一迴茄棵兒。
山不轉水轉，有一次，我碰見當過新四軍的老王。他說，我從站上出來不久，他也出來了。但他比我強
一切都如此這般了，得給親人們去個信說說，通通氣，以免掛念。原先，我二十來天就要給口裏通一封信，至多一個月，非得寫封信不可。自打正月裏離開姑那兒，已經一個多月了，哪都沒去過信。因事情沒定下來，沒固定地址，也無法去信通氣。於是，我先給化工廠的表哥去了信，信中說明了自己的情況。首先向他道歉。並煩他把存放在烏市八中的行李寄過來。表哥接到了信，立即來了迴信。信的正文一開頭就寫道：“阿彌陀佛，謝天謝地！永有啊！可有你的下落了！”
原來，表哥在芨東車站送我上車後，第二天就給石河子農場的姑們去了信。姑又給老家去信，說我已經坐上車迴去了。老家人得知後，就今個等，明個盼的。扳指算算，估莫著該到了呀，可連個人影也沒有，咋迴事呢？我這成了羅鍋摔交——兩頭不著地了。老家又來信問姑，姑又給化工廠去信，連鎖的反應可忙壞我的那些親人們。表哥呢，烏魯木齊的大街小巷，都讓他跑了個遍，哪條路上出了事故，撞傷輾死了人，他趕緊趨過去看看，看是不是我。哪道巷子裏出了命案，也得趨去瞅瞅。姑呢，更忙了。隻要聽說哪的河裏井裏淹死了人，就得跑去光顧光顧。為此，她去過古城瑪納斯。也到過“有鬼”的唿圖壁。反正，那段時間，河裏的，井裏的，路上的倒黴事兒，紛至踏來，都叫我攤上了。時運就像說書裏像秦瓊買黃驃馬的那陣子——背極了
這頭兒按下一葫蘆，那頭兒又浮起一瓢。再說老家吧，合當有事兒。別有用心的人，趁我開春沒給老家去信的當兒，仿我的筆跡寫了封信。說我投靠蘇修去了。並勞神費心地用我以前寫迴去的舊信皮封好，放到大隊的辦公室桌上。隊上在大隊開會的人看到了，把信帶迴去，交給了母親。父母親都不識字，找人把信念了，父母一聽愣怔了，都不在了狀態。母親傷心地哭了起來。父親趕緊到溝東，找“老七”——算命先兒，掐掐算算，說是娃兒們沒事，心情才些微得活了。那時候父母也不懂什麽通訊常識，也不注意信皮兒上的郵戳，不辯真偽，就信以為真啦。殊不知新疆這兒的情況，雖說和蘇修接壤，但如果沒有邊境地區通行證，那是連邊境地區都去不了的，不要說到邊境禁區穿境越界了。再說了，出國都那麽好出？就憑著那一封爛信，咋就恁容易叫咱這國人投敵叛國，當那個叛國賊啊？啊呸！沒門兒！
四月到了，隊上開始幹活了。隊上的老王，給他的侄子“羅頭兒”落了戶，我也順水推舟，以文彬“內弟”的身份給上了戶。這給在三小隊冒充親屬落戶開了個先例。後來，甘肅的老於給江蘇的小王落了戶，寧夏的老馬給不沾親的小馬落了戶，陝西的老袁給不帶故李雲（人名）落了戶，不勝枚舉。那時候，落戶沒有手續，也不要手續。沒有條條框框，由黑隊長給安排活兒幹，紅隊長打給口糧，有吃有幹就行了。王店就讀的少年時，我們南路有個“黑紅”小集團，到這裏，隊上有個“黑紅”班子。既沒有戶口本，又沒有身份證。唯一的戶口憑證就是公社發給的《社員記分手冊》，《社員記分手冊》裏注意事項首先規定：要愛護和妥善保管此證，不得遺失。如有遺失，應立即向社裏聲明。看看，不就相當於現在的戶口本了？後來，為小亞落戶，我倆到過十月公社一大隊（但那兒改為向陽公社六大隊了），我們找過王連喜，可他不在家。我給化工廠的小付去信，作了說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完成了朋友的托付。
老家收到了我的去信，知道我在新疆落了戶，成新疆人了。父母張羅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我提親了。因為我已經二十三、四了，已經漲了提親的年齡。即便提成，不耽誤馬上成婚，也算是響應國家晚婚晚育的號召了。那時候，農村的生育觀念還比較陳舊，什麽多子多福啦，早得子早得力啦等等。一些條件好的人家，男孩過了十七、八，都忙活著張羅，二十歲都能當爹了。中院的老李嫂子說的，哲子哥十八歲就當爹，那一點兒都沒假說。為給我提對象，那硬是動用了所有的親戚，可謂調動了一切積極因素。父親和操場的欣虎關係不錯，倆能拍的來。欣虎有個閨女，也二十出頭，父親看很合適，有意給我提一提，但礙著相好的麵子無法啟齒。準備先投個口，再找人提。他旁敲側擊，得知人家已經定了親的口風，才一巴掌拍銷，壓板不提的。舅舅從曹橋給我提了一個，那閨女是他的學生，從學校畢業就一直在外麵跑生意。母親聽說她在鄭州做著大生意，就給舅舅商量著說：“咱這籠兒小，裝不下人家，再說，那也不是咱家的人。”就婉言謝絕了。門上的鄰居也給我提過一個，那姑娘叫“花存”。也沒有提成。外婆也不顧她年老體衰，也在為我物色著呢。連那個堰張的“冬閣”，聽說有人在給我提親，知道她沒那緣分，就央求我父親作他的幹爹。父親還沒答應，一次在路上碰見了，她張口一個“爹”，閉口一個“爹”地稱唿著呢。弄得父親心花意亂，又拍腦門子又搖頭，揚手跺腳，嘴裏“嗨嗨”連聲：“永有這娃兒，婚遲啊！”
時光到了七三年的深秋，地裏的莊稼活兒幹完了。表哥從烏魯木齊寄來了行李，我離開了文彬家。臨出門的時候，文彬對我講：“不能搭理那老袁！”這老袁高高的個兒，白皙的臉，整整齊齊而又幹幹淨淨的衣著，滿口的之乎者也，一副溫文爾雅的先生派頭，是文彬的姐夫。我心想，無論他弟兄倆再有過節，但畢竟是情同手足兄弟啊！打折胳臂在袖裏，東是啟明，西是長庚。再說了，和老袁一個隊上的，哪能參商兩不見？見麵不打招唿呢？隊上幹活，分工有時就分在了一起。休息之餘，也不免聚在一起說說笑笑。文彬認為我理會了老袁，沒聽他的話，竟生了我的氣。有一次，他弟兄倆又鬧了起來，鬧得可兇了。氣得文彬臉都青了，竟忘記放下手鋸，就上去了。老袁行動遲緩。猝不及防，被搞得一胳膊的血印兒。瞧，文彬對姐夫都不“文”了。至此我才知道，他弟兒倆的過節竟有如此之深。
從文彬家出來，我便和張濤、玉珍的一幫單身漢相依為伴，生活到了一塊，隨遇而安了。提起這張濤，他原是口裏的一個縣級幹部。年輕時好勝，說了土改中的一些事，還說了糧食的統購統銷。不久，因言獲禍，這些事兒都犯了，橫空飛來頂“右派”帽子。後來每次“運動”都不離皮（意為脫不了幹係），被收拾過來扒拉過去的。這次文化大革命來了，又被扒拉了出來。又是批判又是揪鬥，折騰個沒完，工作也被停了。妻子被迫無奈，和他劃清了界限。帶著孩子跟了造反派的一個頭目。這個頭目原來是個閭巷布衣，且浮浪街痞一個，平日裏隻會胡作非為，幹些偷雞摸狗的勾當。純粹一個市儈無賴，生就的害貨一個。“文革”來了，機會也來了。他拉了一幹子人，扯起了“造反”大旗。青雲直上，平步登天。成了縣上的造反派頭目。“三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時候，被“結合”了進去。風風光光地拿上了老張這個縣級幹部的婆姨。心裏要多舒坦就有多舒坦，自然不咯吱都在笑。老張的婆姨，牌麵漂亮，身段好，是縣上的一支花，在縣文工團工作，能蹦能跳，能演能唱。這頭目隻擔心老張日後翻案，奪迴那朵花，做不了長久夫妻。攛掇慫恿著婆姨出去反戈一擊。使其夫妻情斷義絕，徹底反目。更為惡毒的是，他二事不顧，隻顧加緊迫害老張。於公於私都欲置老張於死地。這家仇國恨使老張心地憔悴。罷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拿得起放得下，眼不見心不煩，一氣之下就逃了出來。輾轉天山南北，韜光養晦，隱姓埋名，低調做人，化名張濤。先是在南疆新和。後來才來到新源，蹲進了收容站。一年之後，才分配到這三小隊。從頭兒來，白手起家。雖然日子清貧些，但沒事事非非，就是再苦再難，都無所謂。蘇武塞北牧羊，不失氣節啊！每每提起這段往事，老張總是眼噙淚水，意味深長地歎道：“‘運動’（指文化大革命），能使人發跡，也能使人道德淪喪、精神頹廢，喪失理智和人格。但更能激勵人發憤，發奮！”到了八0年，撥亂反正時，老張的事兒才得到了平反。平反後才恢複使用其真實姓名——章燾。
在我們單身漢宿舍的另一頭，住著個三口之家——一對中年夫婦，帶著一個沒上學的孩子。那主兒拚命幹活，用自己的辛勤，換來妻兒的幸福生活，小日子過的蠻不錯。提起這對中年夫婦，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這主兒名叫甄禎，人們都叫他小甄，是老家城根兒的甄營人。在“文革”中占了縣聯委（縣造反聯合委員會）觀點。後來“二七”造反派勝利了。被“二七”派攆得蹲不住了。就攜帶全家來了新疆。先是在和靜，後來又輾轉來了新源，在這兒落了戶。生了個男孩。那時候這兒的條件比較差，生活比較艱苦。像交通啊，氣候啊，哪趕得上城根兒啊？屋裏人（指媳婦）說啥也過不慣，一天到晚鬧著要迴老家。小甄無奈何地說：“你知道，我不能迴，你先迴去，看看咱那兒的風頭（指打砸搶）過了沒有。”就這樣打發屋裏人迴了老家，老家的“文革”鬧得雞犬不寧，烽火連天，更不成樣子了。除肢體衝突外，還動刀動槍的，出了不少人命。盡管如此，她也不願意再來新疆，但又害怕造反派那貨們再來找事兒。城根兒甄營怕是蹲不成了，就到赤眉（地名）她姐姐那兒去了。在她姐姐的攛掇下，梅開二度，就尋在了赤眉近郊。小甄在這兒沒消沒息。今個等沒來，明個等又沒來，花開花落，春去秋至，一年多過去了，沒了指望。爺兒倆過日子，孩子又小，得人照顧。顧裏顧不了外，打外顧不了裏，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在別人的撮合下，他找了個東鄉婆娘續了弦，成了家。家裏有了人，孩子有人照料，日子過的好了些，孩子一天天長大。誰知好景不長，那婆娘得了個不治之症，小甄帶著她到處看大夫，連部隊的“15”醫院都看過。小甄的心意盡到了，可那婆娘的命到底沒能挽迴，臨了還是帶著滿腹的牽掛和遺憾，撒手人寰了。弦斷了，小甄的日子又迴到了原先的境地。白天外麵幹活，迴到家，冰鍋冷灶，孩子沒人照管。晚上暗暗流淚，淚水凝枕。這日子沒法過，再說孩子總不能沒有媽。想來思去，小甄決定迴去找原配的麻將搭子。
到了家，知道自己的屋裏人（指自己的媳婦），已成了人家屋裏的人了。小甄也打聽到了，就天天到赤眉街趕集溜達。指望能夠碰上她。工夫不負有心人，繅絲剝繭，終有了下落。可說有一天，真的碰上了。小甄在路口遠遠地看到前麵一晃，好像是她。再定神細瞅：那身段，那個頭兒，那佩掛，那走相，都沒錯。索摸四下沒人，就喊了一聲：“杏兒！”杏雲聽到喊聲，覺得耳熟，有二年沒人這樣喊她了。隨頓步環顧，沒發現那個。正要走，聽到“杏兒！”又是一聲。這才發現了小甄。倆人當年分手時，好商好量，一沒吵二沒鬧，三沒頂嘴紅臉。現在到了一塊兒。異地遇舊人，幾年不見，自然都心熱了一陣兒。在互相寒暄之後，倆談起了正事兒。
原來，杏雲跟人家又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好在孩子的爺奶健在，孩子由爺奶照管著，她不怎麽操心，就是惦念在新疆的那個孩子。經小甄這麽一說，杏雲為難了：這前一窩兒，後一窩的，而且手掌手背都是肉。後來，三人雙方經過反複磋商，達成個不成文的協定，聽民政裁決。那時“公檢法”已被砸爛，公社裏也隻保留個民事調解員，管理著民政。
一天，他們三人雙方到了民政辦公室。調解員聽了他們雙方的道說，知道雙方都有孩子，可誰也不告誰犯法，民不舉官不究，何況因循懈怠，混天兒過日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沒有事。心說，紅杏既然出牆，那就跟誰都是屋裏人，都合理都不合理；都合法都不合法，沒有法律依據，怎麽判？判給誰？枚卜抓鬮也不叫話。還是順應屋裏人的意願吧，她願跟哪個就判給哪個。於是，他把小甄拉在一邊，赤眉那家帶著兩個孩在另一邊，中間站著杏雲。公雞頭兒，母雞頭兒，不在這頭兒在那頭兒。調解員問杏雲：“妥了，你願意跟哪頭兒？”杏雲看看這頭兒小甄，滿臉惆悵。又看看那頭兒，爺兒仨淚水漣漣。無地自容。恨不能在地上摳個窟窿鑽進去，誰都不見。再麽自己用分身法，把自個一剖兩半兒，分給他們拉倒。可又不能不迴到現實，到底跟他們哪頭兒呢？杏雲心裏在權衡著：那爺兒仨，有老有少，人口也多，還是小甄比較孤單。低頭用手指了指小甄，調解員會意了，一擺手說：“好，就這了！”那爺兒仨一看手勢，老的沒了賢妻，少的沒了良母，一下子都哭了起來。後來，杏雲跟了那小甄又來了新疆。三口之家，杏兒長杏兒短的過日子，出現了開頭的那一幕。這杏雲為了補償老家那頭兒缺妻少母的虧欠，不時攢下一些小體己（私房錢），給那頭兒寄去。這小甄也寬宏大量，睜隻眼閉隻眼。知道也裝作不知，閉耳塞聽，張目不見，充耳不聞。不難為那杏雲矣。
冬閑了，政治運動也活動起來了。那“文革”還在進行中。白天往大田地裏拉羊糞備耕，晚上開會學習，讀批判文章。天天如此，煩透了，連打“三五反”（即“3”、“5”造反，“文革”中盛行的一種“撲克”遊戲，三個“3”反大牌，三個“5”反分牌，。和後來的“打百分”、“打升級”一樣）的時間都少有。不過，有苦有樂，有益無害，咱趁著學習的機會，從民族小夥子那學到了不少民族話。起初從單詞開始，到日常簡單用語。時間不長，連大田作業的話，也能用民族話來交流了。而且初步揣摩到了民族語的語法。原來，哈語的語法與英語的語法頗為相似，都非同於漢語。譬如：哈文中的嗦溜是“說”的意思，“不說”就是嗦溜買的；“勞動”是斯德的，“不勞動”就是斯德買的。觸類旁通，“不走”就是居溜買的，“不中”就是不買的。有人竟拿這個去類推，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把“中不中”說成買的不買的，弄的漢族人聽不懂，連民族人也聽不懂。咱也給蒙住了。小時候，父親對自己說的“買哩！”是嫌咱磨蹭，耽誤他老人家的寶貴時間。可現在這“買的不買的”，是何意思？搞得人人搖頭擺手，啼笑皆非。其實，哈語的否定句，如同英語的一樣，把一般在句式中的not、no等，換成“買的”就成了。
學習的內容嘛，無非是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上“批林批孔”的文章。閑餘，再找一些林、孔的生活瑣事，或譏諷他們異相之類的小道評說。說孔子四肢不勤，五穀不分；說他周遊列國的時候，先被柳下蹠痛斥，後在陳蔡被圍困，肚子都餓扁了，站不起來，狼狽至極。說林彪井岡山上，先有“紅旗打得多久”的悲觀之論，後有逃遁開差之實；北戴河邊耍過陰謀，施過毒計。理論上牽強附會，蒼白無力，都說服不了人，隻有挖掘另類領域，在人的相貌上挑剔。說孔，牛唇虎掌，鷹肩龜背，海口哺喉，頂門狀如反字等。說他克己複禮，複辟資本主義，叫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說林，身條幹癟，聰明“絕頂”。說他個兒小離心近，一副奸相。說他不禿不癟不毒，反之亦然。批判文章呢，是梁效、池恆等的寫作班子授意寫出的，就政治性很強，別無它說。民族社員聽得津津樂道，不時發出歡快的笑聲。自己雖說也有了些民族語的底子，可隻能聽懂像“林彪、孔子、孟子的批判倒”這些專用名詞的譯音。其它的，實在聽不出個子午卯酉來。
翌年開春，大隊從一、二、三各小隊抽調部分人，成立以阿布都拉為組長的副業組，調撥了部分牛馬車輛等生產資料，也劃撥了相應的土地，讓其耕種。副業隊的社員又接來了大量的親屬老鄉，副業隊人才濟濟，高手層出。這時候，從老家師崗也來了一個叫遂元的老鄉。為了隨玉清（人名）、玉群（人名）他們落戶，索性把名字改成了玉達。我倆有著相同的家境、性格和誌向，有著共同語言，成了知己。
七、風吹草動
快夏收了，上頭要遣返一批人。遣返是這兒當時階級鬥爭為綱大題下的一個小舉措。對象是沒有落上戶的，或是已落戶但沒有正當手續的，或是調皮搗蛋的。我這冒充人家“內弟”的冒牌貨，用一壺酒落的戶，當然首當其衝了。隊上的人，也知道我並非文彬的“內弟”，和文彬毫無瓜葛。文彬呢，為老袁之事，造成了誤會，算是對文彬多有得罪（文彬認為我站錯了隊，站到了他的對立麵——老袁的那一麵去了）。因此，文彬不肯再幫忙了。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我被停了戶。“嘖”！這迴可算鑽茄棵兒了。由大隊民兵小分隊，遣送到公社去，繼而又集中到縣收容站。遣返歸遣返，可咱這根子卻深深地紮進了沃土之中。
縣收容站坐落在城南，過卡普河土木小橋河的出山口上，這裏哈語稱卡普河阿吾孜(這卡普阿吾孜，後來竟成了我們庫爾幹合村後的村名)，乃民政局下設的維護社會安定的一個權力機構。從下邊各公社清理遣返出來的人，源源不斷地集中到這裏。被遣送到這裏的人，吃飯不掏飯錢，幹活不講工錢 ，被稱之為廉價勞動力。因此，縣上的一些公益工程，經常抽這裏的廉價勞動力去幹。像自來水工程，架橋鋪路，修挖水渠工程等等。這也算是“階級鬥爭為綱”的一個政績吧，勞務中表現不錯的人，每隔上三、五個月，逢夏收、秋收農忙時，就由站上開牌牌子——落戶的介紹信，介紹到各公社當新社員。那時侯，這裏代表縣民政局開出的落戶手續，可硬梆了。集中到這裏的人多了，就得采取分流措施了，一麵不斷地往下介紹安置，一麵加緊成車成車地往伊犁、烏魯木齊遣送。
我被集中到收容站的時候，站上就處於人滿為患的狀態。白天出工幹活，一走一溜行；收工，一聚一大群。開飯了，像吃大食堂一樣，得排隊打飯。沒得飯碗的人，就候在一旁，等人家吃過了，借人的碗來用。講究的在水渠裏涮涮再用，不講究的，重茬碗也將就著用了，不管它嘴過頭不嘴過頭，也不怕它傳染病不傳染病了。因而，有的人，飯吃過好一陣子了，有的人還沒找上碗呢，幹候在那兒。晚飯後，集中學習一陣子，就被關進了大間的集體宿舍，宿舍和新湖農場的職工宿舍一樣，裏麵就土炕一塊，挨牆跟從這頭兒到那頭兒，炕上鋪有葦席，又像老家的幹店一樣。木製便桶一個，設施如此而已，這就是廉價勞動力們的安身之所了。
頭天勞動，我結識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叫安民（城根兒南菜園人），會幹工匠活，人們都叫他“王木匠”，我叫他“老大哥”，他是早我兩天被遣送進來的，對站上的情況熟了些。他說站上大組長玉林（人名），讓他找一個會拉下鋸的人，和他一起拉鋸，他看我文弱，問我會不？我想，拉下鋸不算多技術的活兒，有勁往下拉就是了。在這端人的碗，得受人的管，幹啥都是幹，幹就幹唄。就答應了。於是，我倆就拉開了大鋸，他拉上鋸，我拉下鋸。小時候，和父親拉的那是小窗鋸，這迴拉的可是大戧鋸了。在那兒大門口拉鋸，沒人監視。拉多拉少沒有人管，可我們並沒想著偷懶，要對得住人家的信任和寬鬆的環境。吃的還是小灶飯，和大組長等幾個管事的一塊兒吃。大組長還用收去我的那幾個錢，買了幾個大毛鐵碗，發給我們幾個一起來的人用。應對了當時之急。
當時有一個叫王克龍的江蘇人。他倆口子都被遣送了進來，開飯時，倆口子隻有一個碗，隻能是一人吃一人等，輪著用。不過，大多時候是媳婦吃，老王等。晚上得分居，老王住在男宿舍，門“咣啷”一關，老王就撕開嗓子喊叫起來：“放我出去，儂個是新四軍！”好一陣子，門外值班才迴應一句：“嚷嚷什麽？進去的都是盲流，哪來的新四軍，知道不？”後來我看了他的有關證件，才知道，他四十年代在江南當過新四軍。在站上的一個多月，遣送的人又多了許多。收容，收容，光收都容不下了。站上說我是落過戶的，就哪兒來哪兒去，一邊兒涼快去——遣而不返啦。於是，我和木匠老大哥，帶上我那“鐵飯碗”，又迴到了六大隊三小隊。這是七四年秋冬時節的事兒。
馬上要過冬了，我買了康爾敏的兩間舊馬棚容膝息肩，土屋兩間堪落腳，屋頂有露可觀天哪。自己獨立生活了，又從文啟那買了頭半大的豬仔來飼養。那時，豬草多得很，到處都是，隻要勤快，像蜇麻子（一種蜇人的植物）等。過年的時候，豬就出欄了，還賣了一百多塊錢呢！開春了，隊上來了一個叫劉明學的湖南老鄉。這劉明學，和玉珍是同鄉。在反“右傾翻案風”中受到牽連。“運動”猛於虎矣，被折騰得蹲不住了，拖家帶口，舉家來了新疆。他來這，無親無故，指老鄉幫忙，男的上山挖藥，女的在家帶孩子，生活才得勉強維持下去。玉珍在介紹了他們的情況後，十分同情地說：“但凡有法兒，誰走這條漂泊不定生活無著的路哇？”可不是嘛？不說別的，光住處就是個問題。玉珍同情歸同情，他可獨個解決不了老鄉的住處問題，因他隻住著一間小屋。我看他拖家帶口，東挪西搬的，連孩子都在遭罪，日子很艱難，也很同情他們，就同意了玉珍的提法。雖說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但畢竟是一個人，好湊合不是？推己及人，做人出於心，做事出於情。解人一難，救人一急，勝造七級浮屠。於是，讓他們住在我那，我又和玉珍單身漢混到一塊兒去了。這劉明學在我那度過了他人生最艱難的歲月，後來戶落到了十月公社三大隊，當上了生產隊長，一家子十幾口人，過得紅紅火火。改革開放以後，老劉又種植又養殖，成了當地的種養大戶，自然是發家致富的能手，又成了帶領群眾致富奔小康的帶頭人。
老家來信了，信中還夾寄了一張姑娘的相片。說是給我提了個對象，這相片就是那姑娘的。信上還問我有沒有意見，咱又不是潘安，小斤薄兩的，沒啥“粉絲”。就咱這條件，既沒這青堂瓦舍，深宅大院，又沒那一官半職，優越人生。隻有泥屋馬棚兩間，豬八戒背個爛箱子——要啥沒啥。還有什麽好挑剔的呢。當即迴了信，表了態：她願意就願意，咱沒意見。如果想來，也不要急，莫要慌，等條件成熟，就讓她自己來吧，反正我沒有能力接她的。這條件，自然指這裏有探親的人迴去。這姑娘叫玉冰，冰清玉潔，多好的名字啊？一聽就讓人喜歡。說還是棉花組裏的黑女組長呢。曾經和孫溝的黑娃兒談過，黑娃兒在地質局工作，黑對黑，都沒談成。我心說，真巧啊，我原先也當過棉花技術員，而且，我這白娃兒配她那黑女兒。這一黑一白，夠齊全的了，可能差不離。再說，我“永”她“氷”，本是一個字，都是“水”字多一畫嘛。從某種意義上講，“永”、“氷”不分，可能是天設的一對，地造的一雙啊！
這時候，隊上規劃了居民點，我積極申請爭取，給劃上一個。接下來就是打牆，兩間房子的牆都打起來了，就等著麥秸下來拆棚起屋，為成家做準備。可哪個知道啊，一年一度的遣返運動，像瘟疫一樣又瘟過來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隻要看你不順眼，就當成敵我矛盾遣返你。欲治罪何患無辭，人家說我，雖然是從收容站返迴來的，有王木匠做證，是不假。但是，站上沒出給手續，仍是個沒有牌牌子的，還得遣返。從站上帶迴的鐵飯碗也不“鐵”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不過，這次遣返和昨年子不同，隻是停供你的口糧，民兵小分隊不強行抓人，隻要能開迴牌牌子就迴來。我把僅有的鋪蓋炊具等什物收拾齊畢，存放到玉清哥那兒，自己得居無定所，浪跡天涯了。“嘖”！又鑽了一迴茄棵兒。
山不轉水轉，有一次，我碰見當過新四軍的老王。他說，我從站上出來不久，他也出來了。但他比我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