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刻終於來了.
一山不容二虎，是時候亮劍了。
武功全盛的李世民和盛世的大唐王朝，征伐高句麗是必然的國策。
並且，李世民想要親自掛帥出征。
這似乎像極了當年的楊廣。
朝廷之中，依然分成主戰派和主和派。
主和派的骨幹是褚遂良，他背後站著長孫無忌，褚遂良上了一封聲情並茂，有理有據的奏章。
他提出了現實中最大的障礙。
“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逾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舉遠，皆愚臣之所甚憂也。”
這句話直擊李世民靈魂深處，唐朝君臣，從舊隋而來，楊廣親身犯險遠征，楊玄感一介匹夫，在黎陽振臂一唿，隋室傾崩，殷鑒不遠。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大唐江山永固，當然遠比親身遠征，名垂青史的誘惑要大。
但李世民想要親自掛帥，並不是征詢朝臣的意見，他是宣布自己的決定。
褚遂良的老成持重的謀國之言，打動了李世民，即使要親征，但絕對不能讓楊玄感反叛，後院起火之事，再度上演。
李世績就明智得多，他準確地捕捉到李世民的心意。
他知道李世民雖然武功蓋世，戰無不勝，但帝國的東北角，還留有一個空缺。
明智如李世民，即使在某個時刻有求名的心態，但更理性的原因是，他絕對不會將遺患給子孫後代。
畢其功於自己一世，後世才可長治久安。
現在開打，正是其時。
大國開戰，講究師出有名，名正言順，就需要站在曆史的高度，去看待這次遠征。
李世績站了出來，他開宗明義地說：“近者（薛）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征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疆場無事。”
可見，和平是戰爭換來的，隻有絕對的力量，才能帶來真正的安寧。
如果連戰爭的能力，勇氣和準備都沒有，就不可能擁有真正的和平。
對於高麗的戰略把握，李世績的想法，顯然更接近李世民。
機會來了。
貞觀十七年，新羅再一次遣使告急，說百濟與高麗聯兵，已攻下新羅四十餘城。
這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消息。
因為，李世民早就做好和高句麗決戰的構想，那就是在朝鮮半島開辟第二戰場，隻有南北夾擊，才可以讓高句麗畏首畏尾，顧此失彼。
雖然新羅堅持認唐朝為宗主國，又頻繁求援，存心利用唐朝去抗衡高句麗和百濟，但國與國之間，本來就是利益相交。
互相有利，就可以結盟，利盡則散，甚至反目成仇，也是所在多有。
現在情勢，已到了必須出手的時候，但大軍出發，卻並非一朝一夕之間的事情。
李世民早已決定必戰，但現在他手上並沒有更多的籌碼，即使如此，李世民依然展現了大國的威風和尊嚴。
他再次派遣相裏玄獎進入平壤，在璽書中，李世民給予了高句麗最嚴厲和嚴正的警告。
“新羅委質國家（唐朝），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但高麗人在隋朝楊廣父子身上嚐到了甜頭，積累了自信，他們不相信李世民會再次大動幹戈，如果隻是小規模進攻，高句麗人根本就不當迴事。
但李世民來真的。
貞觀十八年，秋，七月，李世民正式準備出征高麗。
延續了水陸兩路，分進合擊的策略。
李世民分了兩個階段進行。
李世民此次征伐，重點是避開了楊廣行軍和部署的雷區。
有感於楊廣三伐，虐用了山東民力，這次海路的造船任務，分派給了江南三州（位於江西），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
在陸路上，他命令營州都督張儉率領契丹，靺鞨等族，先行騷擾遼東，以達到牽製和疲敵之目的。
高句麗察覺到了唐朝的異常動向，他們派出一個特使，以進貢白金為名，進入長安，想探聽唐朝的真實動機。
說是特使，但其實也是最高級別的探子。
大戰將前，不可能讓探子順利而迴，但國與國的交往，必須師出有名。
這難不倒唐朝君臣。
褚遂良上書說：“莫離支（蓋蘇文）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古者，計弑君之賊，不受其賂。”
於是，李世民將高麗使者送至大理寺堪核。
李世民同樣非常重視戰術上的布置，在親征前，他召集了隋朝進討高麗的元老鄭元壽，詳細問以大計。
鄭元壽知道無法阻止李世民親征，他如實地說出了進攻高麗的困難：“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
但李世民充滿自信地迴答說：“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
但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李世民雖然一生從未遇過敗戰，那都是在本土做戰，現在他親自統兵遠征域外，人生地不熟，兩眼一抹黑。
世易時移，優劣之勢，早就轉換。
李世民以前善打後勤戰，也擅打持久戰，他的狠和忍，那是他的長處和強項。
有了強大的後勤，他也才能發揮出他的穩和準的特點。
但現在這些曾經的戰略優勢，反倒變成了高句麗的優點，以此而言之，戰鬥還未開始，結局就已蒙上了一層陰影。
最重要的一點是，相比於隋朝，李世民對於高麗的了解，其實並沒有增加多少，而不了解對手，甚至輕視對手，都是致命的。
直到唐朝和高麗打打停停，加上朝鮮半島戰火紛飛，高句麗內亂叢生，殘酷相鬥之後，唐朝才真正找到了攻擊和滅亡高句麗的正確方式。
但那已過去一二十年了。
李世民考慮到在高句麗，確切點說是遼東地區，非常困難的行軍條件，李世民準備速戰速決。
他心中早就有了決議，如果時候一到，不管勝負，都必須迴馬班師。
李世民曾經指著自己身上穿的禦袍，對太子李治說：“待見汝，乃易此袍耳。”
這並非是李世民托大，而是遼東的氣候和環境所限，如果不能速戰速決，就會陷入極寒的天氣，還有後繼無糧的絕望境地。
如果不能速勝，就必然會陷入無法避免的失敗，這已成為當時進攻高句麗的共識。
但這種思想，即使能取勝，也必然會很快喪失已取得的勝利成果。
這種戰術上的勝利，並不足以帶來全局的成功。
李世民將要為他的第一次冒進和冒險付出代價。
他對於高麗的韌性和防守的頑強度，以及高麗人上下一心，視死如歸的勇氣，缺乏感性的認識。
李世民嚴重低估了高麗軍隊的數量和質量。
李世民征伐高麗，整體和全局上是必然失敗的，但當時李唐王朝正處於武功的頂峰，君是無敵之君，將是百戰之將，士有必死之心，也必然可以取得階段性的勝利。
李世民最終铩羽而歸。
但他心中一直存有懷疑的兒子，晉王李治，以後的唐高宗，將站在李世民的肩膀上，替他的父親，完成攻滅高句麗的偉業。
但這一次，他卻沒有跟隨李世民親征，按照中國的傳統，皇帝出征，皇太子留守京城監國。
但李治此次卻並未留守長安，而是在河北定州監國。
這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算無遺策。
實際上，這也是李世民保障後方安全，一係列政策的組成部分。
對於李世民親征遼東，朝中大臣，多數人都持有反對意見。
比如尉遲敬德就提出了疑問，“東西二京（長安和洛陽），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楊）玄感之變。”
於是，李世民對此專門做了布置。
長安城由房玄齡鎮守，而以蕭瑀為洛陽宮留守，但為了確保遼東一線的安全，河北屬於核心之重，李世民將皇太子李治，安排到定州監國。
這是一步意義深遠的棋。
當年楊玄感之亂，李密曾經認為上策就是長驅入薊，直扼其喉，讓楊廣前有高麗，退無歸路，大軍必然自行崩潰。
這種剜心一刀的戰法，雖然險極，但兵行險著，才可出其不意，才能獲得最大的成功。
李密能提出上策的前提條件，就是當時河北可指麾而下，楊廣當時並沒有在河北穩固他的後方。
李世民是當世戰神，自然知道輕重。
若以出征時的局勢而論，河北的根本在鎮、定（二州）。
定州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西顧則太原動搖，北出則東陽（今北京一帶）震懾。
因而，李世民除了讓太子李治在定州監國外，他對於李治的核心輔佐班底，也做了詳細和意味深長的安排。
通過對長安，洛陽和定州的把控，李世民的後方固若金湯，他可以全身心在遼東前線作戰。
而為了和李世民保持密切的聯係，李治發明了一種傳遞信息的方式，叫飛表奏事，這就是古代的快遞，並且是皇家的超級快遞。
隻是當日，多是用來傳遞緊急軍情或是軍國大事，但飛表可以奏事，也一樣可以送物，後代“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就是飛表奏事的濫觴。
同時，為了讓李世民準確掌握國內的軍情大事，李治再一次啟用烽火台來傳遞信息。
這也表明，當時李唐王朝除了需要應付東麵的高句麗外，西邊的烽火隨時可能燃起。
這也埋下了征伐高句麗的隱患。
即使是強悍強盛強大的大唐王朝，也很難同時支撐東西雙線作戰，尤其是當西邊出現了唐朝宿命中的強敵，吐蕃崛起擾邊後，唐朝的戰略形勢，必然被迫改變。
畢竟，西邊的敵人對長安城有著致命的威脅。
這種戰略劣勢，同時也被鋼筋狡猾的高麗人所利用。
一山不容二虎，是時候亮劍了。
武功全盛的李世民和盛世的大唐王朝，征伐高句麗是必然的國策。
並且，李世民想要親自掛帥出征。
這似乎像極了當年的楊廣。
朝廷之中，依然分成主戰派和主和派。
主和派的骨幹是褚遂良，他背後站著長孫無忌，褚遂良上了一封聲情並茂，有理有據的奏章。
他提出了現實中最大的障礙。
“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逾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舉遠，皆愚臣之所甚憂也。”
這句話直擊李世民靈魂深處，唐朝君臣，從舊隋而來，楊廣親身犯險遠征，楊玄感一介匹夫，在黎陽振臂一唿，隋室傾崩，殷鑒不遠。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大唐江山永固，當然遠比親身遠征，名垂青史的誘惑要大。
但李世民想要親自掛帥，並不是征詢朝臣的意見，他是宣布自己的決定。
褚遂良的老成持重的謀國之言，打動了李世民，即使要親征，但絕對不能讓楊玄感反叛，後院起火之事，再度上演。
李世績就明智得多，他準確地捕捉到李世民的心意。
他知道李世民雖然武功蓋世，戰無不勝，但帝國的東北角，還留有一個空缺。
明智如李世民，即使在某個時刻有求名的心態，但更理性的原因是，他絕對不會將遺患給子孫後代。
畢其功於自己一世，後世才可長治久安。
現在開打，正是其時。
大國開戰，講究師出有名，名正言順，就需要站在曆史的高度，去看待這次遠征。
李世績站了出來，他開宗明義地說：“近者（薛）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征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陀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疆場無事。”
可見，和平是戰爭換來的，隻有絕對的力量，才能帶來真正的安寧。
如果連戰爭的能力，勇氣和準備都沒有，就不可能擁有真正的和平。
對於高麗的戰略把握，李世績的想法，顯然更接近李世民。
機會來了。
貞觀十七年，新羅再一次遣使告急，說百濟與高麗聯兵，已攻下新羅四十餘城。
這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消息。
因為，李世民早就做好和高句麗決戰的構想，那就是在朝鮮半島開辟第二戰場，隻有南北夾擊，才可以讓高句麗畏首畏尾，顧此失彼。
雖然新羅堅持認唐朝為宗主國，又頻繁求援，存心利用唐朝去抗衡高句麗和百濟，但國與國之間，本來就是利益相交。
互相有利，就可以結盟，利盡則散，甚至反目成仇，也是所在多有。
現在情勢，已到了必須出手的時候，但大軍出發，卻並非一朝一夕之間的事情。
李世民早已決定必戰，但現在他手上並沒有更多的籌碼，即使如此，李世民依然展現了大國的威風和尊嚴。
他再次派遣相裏玄獎進入平壤，在璽書中，李世民給予了高句麗最嚴厲和嚴正的警告。
“新羅委質國家（唐朝），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但高麗人在隋朝楊廣父子身上嚐到了甜頭，積累了自信，他們不相信李世民會再次大動幹戈，如果隻是小規模進攻，高句麗人根本就不當迴事。
但李世民來真的。
貞觀十八年，秋，七月，李世民正式準備出征高麗。
延續了水陸兩路，分進合擊的策略。
李世民分了兩個階段進行。
李世民此次征伐，重點是避開了楊廣行軍和部署的雷區。
有感於楊廣三伐，虐用了山東民力，這次海路的造船任務，分派給了江南三州（位於江西），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
在陸路上，他命令營州都督張儉率領契丹，靺鞨等族，先行騷擾遼東，以達到牽製和疲敵之目的。
高句麗察覺到了唐朝的異常動向，他們派出一個特使，以進貢白金為名，進入長安，想探聽唐朝的真實動機。
說是特使，但其實也是最高級別的探子。
大戰將前，不可能讓探子順利而迴，但國與國的交往，必須師出有名。
這難不倒唐朝君臣。
褚遂良上書說：“莫離支（蓋蘇文）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古者，計弑君之賊，不受其賂。”
於是，李世民將高麗使者送至大理寺堪核。
李世民同樣非常重視戰術上的布置，在親征前，他召集了隋朝進討高麗的元老鄭元壽，詳細問以大計。
鄭元壽知道無法阻止李世民親征，他如實地說出了進攻高麗的困難：“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
但李世民充滿自信地迴答說：“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
但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李世民雖然一生從未遇過敗戰，那都是在本土做戰，現在他親自統兵遠征域外，人生地不熟，兩眼一抹黑。
世易時移，優劣之勢，早就轉換。
李世民以前善打後勤戰，也擅打持久戰，他的狠和忍，那是他的長處和強項。
有了強大的後勤，他也才能發揮出他的穩和準的特點。
但現在這些曾經的戰略優勢，反倒變成了高句麗的優點，以此而言之，戰鬥還未開始，結局就已蒙上了一層陰影。
最重要的一點是，相比於隋朝，李世民對於高麗的了解，其實並沒有增加多少，而不了解對手，甚至輕視對手，都是致命的。
直到唐朝和高麗打打停停，加上朝鮮半島戰火紛飛，高句麗內亂叢生，殘酷相鬥之後，唐朝才真正找到了攻擊和滅亡高句麗的正確方式。
但那已過去一二十年了。
李世民考慮到在高句麗，確切點說是遼東地區，非常困難的行軍條件，李世民準備速戰速決。
他心中早就有了決議，如果時候一到，不管勝負，都必須迴馬班師。
李世民曾經指著自己身上穿的禦袍，對太子李治說：“待見汝，乃易此袍耳。”
這並非是李世民托大，而是遼東的氣候和環境所限，如果不能速戰速決，就會陷入極寒的天氣，還有後繼無糧的絕望境地。
如果不能速勝，就必然會陷入無法避免的失敗，這已成為當時進攻高句麗的共識。
但這種思想，即使能取勝，也必然會很快喪失已取得的勝利成果。
這種戰術上的勝利，並不足以帶來全局的成功。
李世民將要為他的第一次冒進和冒險付出代價。
他對於高麗的韌性和防守的頑強度，以及高麗人上下一心，視死如歸的勇氣，缺乏感性的認識。
李世民嚴重低估了高麗軍隊的數量和質量。
李世民征伐高麗，整體和全局上是必然失敗的，但當時李唐王朝正處於武功的頂峰，君是無敵之君，將是百戰之將，士有必死之心，也必然可以取得階段性的勝利。
李世民最終铩羽而歸。
但他心中一直存有懷疑的兒子，晉王李治，以後的唐高宗，將站在李世民的肩膀上，替他的父親，完成攻滅高句麗的偉業。
但這一次，他卻沒有跟隨李世民親征，按照中國的傳統，皇帝出征，皇太子留守京城監國。
但李治此次卻並未留守長安，而是在河北定州監國。
這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算無遺策。
實際上，這也是李世民保障後方安全，一係列政策的組成部分。
對於李世民親征遼東，朝中大臣，多數人都持有反對意見。
比如尉遲敬德就提出了疑問，“東西二京（長安和洛陽），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楊）玄感之變。”
於是，李世民對此專門做了布置。
長安城由房玄齡鎮守，而以蕭瑀為洛陽宮留守，但為了確保遼東一線的安全，河北屬於核心之重，李世民將皇太子李治，安排到定州監國。
這是一步意義深遠的棋。
當年楊玄感之亂，李密曾經認為上策就是長驅入薊，直扼其喉，讓楊廣前有高麗，退無歸路，大軍必然自行崩潰。
這種剜心一刀的戰法，雖然險極，但兵行險著，才可出其不意，才能獲得最大的成功。
李密能提出上策的前提條件，就是當時河北可指麾而下，楊廣當時並沒有在河北穩固他的後方。
李世民是當世戰神，自然知道輕重。
若以出征時的局勢而論，河北的根本在鎮、定（二州）。
定州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西顧則太原動搖，北出則東陽（今北京一帶）震懾。
因而，李世民除了讓太子李治在定州監國外，他對於李治的核心輔佐班底，也做了詳細和意味深長的安排。
通過對長安，洛陽和定州的把控，李世民的後方固若金湯，他可以全身心在遼東前線作戰。
而為了和李世民保持密切的聯係，李治發明了一種傳遞信息的方式，叫飛表奏事，這就是古代的快遞，並且是皇家的超級快遞。
隻是當日，多是用來傳遞緊急軍情或是軍國大事，但飛表可以奏事，也一樣可以送物，後代“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就是飛表奏事的濫觴。
同時，為了讓李世民準確掌握國內的軍情大事，李治再一次啟用烽火台來傳遞信息。
這也表明，當時李唐王朝除了需要應付東麵的高句麗外，西邊的烽火隨時可能燃起。
這也埋下了征伐高句麗的隱患。
即使是強悍強盛強大的大唐王朝，也很難同時支撐東西雙線作戰，尤其是當西邊出現了唐朝宿命中的強敵，吐蕃崛起擾邊後，唐朝的戰略形勢，必然被迫改變。
畢竟，西邊的敵人對長安城有著致命的威脅。
這種戰略劣勢，同時也被鋼筋狡猾的高麗人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