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西域的鐵杆,高昌有異心了。


    直接的起因是焉耆要重開大磧路,實質上是對於絲綢之路掌控權的爭奪。


    西域地處東西交匯之處,是絲綢之路的重點核心地段,西域各綠洲政權,很多都由天生就是商人,緇銖必較的粟特胡商為主體。


    他們能夠充當中西方貿易的中間商,低進高出,大搞商品流通,積累了讓人歎為觀止的財富。


    因而,誰能在絲綢之路上擁有最大的發言權,誰就是最成功的商人,也是最富有的富人。


    財富和權力,都足以讓人喪失理智,更容易蒙蔽人的眼睛。


    高昌生活在一個最好的時代。


    傳統上,西域有一條從焉耆出發的大磧路,當年焉耆就是靠著這條黃金之路,財富之道,富得流油。


    但隋時戰亂紛起,這條路被廢置了。


    當焉耆向李世民進貢、效忠時,重開大磧路,就必然提上了日程,也得到了李世民的肯首。


    高昌不幹了。


    這直接搶走他的生意和客人,也就是斷了它的財路。


    斷人財路,當然是大仇。


    但真正的原因,卻是高昌當時已經無法自己作主,它已成為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的傀儡政權。


    乙毗咄陸可汗為了對抗唐朝,準備利用高昌直接和唐朝叫板。


    高昌沒得選擇。


    這直接導致李世民的西域政策進入第三階段,那就是直接派兵進入西域。


    高昌的情勢看上去很美好。


    當時,高昌國內有西突厥的吐屯監國,並且雙方通過聯姻鞏固和濃度捆綁了關係。


    高昌也得到了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的承諾,一旦有事,將武力支持和保護高昌。


    為了取信於高昌,乙毗咄陸可汗甚至於在新獲得的可汗浮圖城,那個和高昌僅僅隻是隔了一個天山,讓阿史那步真駐軍,作為高昌的聲援。


    為了防備唐朝可能的進軍,高昌本身也做足了功課。


    高昌國主麹文泰甚至派出使者,想策漠北反薛延陀,一起反唐。


    高昌的使者以充滿煽動的語言說:“(薛延陀)既自為可汗,與漢天子(唐王李世民)敵也,何須拜謁其使。”


    但當時薛延陀正和唐朝處於蜜月期,就將此話原封不動地轉告了李世民。


    並且,為了交好唐朝,更確切點說,薛延陀有意向西方擴展勢力,這其實是必然也是明顯。


    因為薛延陀為了西進大計,早就將自己國內的軍事區劃,改變成東西兩個大區,以區別於剛擊敗東突厥時的南北分區。


    這是薛延陀國家戰略的轉型。


    薛延陀甚至向唐朝提出了一個助兵奪取西域的計劃。


    “高昌雖貌事至尊,而翻覆不實,擅發兵與欲穀設(乙毗咄陸可汗)擊天子所立之國。奴受國恩,常思報效,乞發所部為官軍(唐朝)前驅以討之。”


    李世民也敏銳地感覺到高昌發生的變化。


    況且,高昌的膽子,也確實越來越大了。


    他們先是聯合西突厥,擊破了焉耆三城,俘虜了一千多人口,而對於投奔高昌的原突厥人口,也隱匿不報,更不按照慣例,遣送到唐朝。


    作為一係列動作,高昌更是阻塞西域各族前往唐朝的朝貢之路,並且派兵抄掠使節團。


    山雨欲來風滿樓。


    顯然,原來親唐的高昌,現在已成為反唐的急先鋒。


    如果唐朝要經略西域,就必須狠狠教訓高昌,也必須狠狠打擊西突厥的囂張氣焰。


    是騾子是馬,該拉出來溜溜了。


    李世民說幹就幹。


    貞觀十三年,李世民召見了高昌使臣,向麹文泰發出了嚴厲警告。


    李世民聲色俱厲地說,“惡而不誅,善者何勸?明年當發兵馬,以擊爾國。”


    然後,李世民征麹文泰入朝。


    但麹文泰早已身不由己,他隻能一條道走到黑。


    他拒絕了唐朝的征召,並且繼續我行我素。


    雙方再無迴旋餘地,隻能兵刃相見。


    但在正式出征前,李世民再一次展現出他戰略大家的風範。


    為了免除後顧之憂,他做了兩個布置。


    一是他並沒有和漠北新的霸主薛延陀聯合出兵,相反,他給薛延陀送上了一份厚禮,讓他們無法分心西進。


    那就是讓在河套地區休養生息的東突厥餘部北上,並且讓他們和薛延陀在漠南漠北分別立足。


    這等於給薛延陀狠狠插上了一刀。


    薛延陀的地盤就是踩踏著東突厥和屍身創建的。


    當年,在李靖擒獲東突厥頡利可汗,東突厥滅亡之後,薛延陀就曾經對李世民厚待突厥餘部大惑不解,甚至充滿怨氣地說,應該將突厥人全部當成唐朝的奴隸。


    因為,滅人之國,必然斬草除根。


    他們和突厥人,已結下解不開的深仇,雙方不死不休。


    相對於西進西域,他們更擔心的是突厥再起。


    而現在,突厥人竟然大舉北上,進入漠南,和他們的地盤,僅僅隻隔了小小的一道沙磧。


    雙方已成世仇,必須先徹底解決突厥的問題。


    因而,薛延陀即使明知道這是唐朝的陽謀,也隻能全力應付。


    李世民輕輕一著,就已經剔除了一個西進爭雄的強敵,西域,必須由唐朝來主宰。


    同時,唐朝還有一個不省心的鄰居。


    那就是吐蕃,因為唐朝的拒婚,鬆讚幹布發動了鬆州之戰,這雖然是一次無關重要的戰役,但唐朝被迫應戰,將本來準備討伐高昌的軍隊,原封不動、成建製地轉向對付吐蕃。


    這就是當彌道行軍的兵將來源。


    但鬆州之戰,對唐蕃雙方來講,都不是一個好的時間和地點,更沒有任何的必要去發動一場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


    雙方淺嚐輒止,就鳴金收兵。


    最後,以李世民許婚,雙方關係和緩,皆大歡喜為結束。


    和吐蕃的結親,讓李世民和鬆讚幹布,當世兩大天驕,以不勝不敗的局麵,握手言和,也是幸事。


    外部憂患已平,李世民可以全力對付高昌了。


    貞觀十三年,以侯君集為主帥的交河道行軍開始。


    李世民發布了一道充滿理性兼具霸氣的討伐檄文。


    檄文中從內政和外交方麵,明確指出高昌的四宗罪。


    一是扣留東突破滅後,欲返唐的漢人。


    二是阻塞商路貿易。


    三是投降西突厥,攻擊泥孰係突厥。


    四是進攻焉耆。


    這份檄文,第一二條高昌之罪,其實是早存事實,其來有自,陳芝麻爛穀子,不值一提。


    真正的原因,是第三四條,那就是高昌投降西突厥,本質上是叛唐的行為。


    這是不可接受之罪。


    高昌王麹文泰多次東去長安,見證過隋朝如日中天的國勢,也親眼見過大亂之後,貞觀之治時的氣象。


    麹文泰心中一直存有僥幸,認為李世民不會直接派兵進入西域。


    他盲目地認為,現在唐朝還需要休養生息,他在朝靚之路上,親眼看見秦隴以北,沿路蕭條,遠遠比不上昔日隋朝氣象萬千。


    麹文泰曾經充滿自信地對親近的人說:“唐國去此七千裏,沙磧闊二千裏,地無水草,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


    在講了一通,高昌的優越自然環境後,他進一步展望了兩國的對比:“遣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


    這種盲目的自信,讓高昌在錯誤的方向上狂奔。


    麹文泰自恃有突厥的加持,他狂妄地說:“設今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若發三萬以下,吾能製之。”


    但麹文泰何曾真正見過大國之威。


    當侯君集的大軍齊集磧口之時,麹文泰憂懼交加,竟然一病不起,撒手歸西了。


    唐朝已經出兵,勢無加兵之理,西征此戰,對於高昌勢在必得。


    侯君集揮兵繼進,兵分兩路,準備先拔掉西突厥在天山以北的據點,可汗浮圖城。


    而當乙毗咄陸可汗得到消息,唐軍正式進入西域時,他的直覺認為,這支軍隊衝自己來的。


    乙毗咄陸可汗不願意和唐朝硬剛,他想也不想,立即引軍西奔到千裏之遙。


    他準備坐山觀虎鬥,先看看情況,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他很快等來了可汗浮屠城失守,守將阿史那步真投降唐朝的消息。


    這就是唐朝在西域的第一戰,羅漫山之役。


    這是攻下可汗浮屠城必經的一道關隘,守軍恃險而守,但他們見識了唐朝領先於世界的,先進的攻城技術和科技。


    那是從山東帶過來的能工巧匠,他們就地取材,因山伐木,製作了無數攻城器械。


    《冊府元龜》記載:“代木則山林皆盡,叱吒則山穀蕩薄……機檜一發,千石飛雲。”


    僻遠的西域小邦,何曾見過這等陣仗。


    於是,唐軍不費吹灰之力,輕取羅漫山關隘。


    為了紀念第一戰的勝利,唐軍在山頂立碑刻石紀功,然後,以風卷殘雲之勢,接納了可汗浮屠城的投降。


    掃清了外圍後,這支前鋒軍隊,繼續挺進,終於和侯君集的主力,匯集在田地城。


    這是高昌的緊要之地,也是高昌王城的門戶。


    侯君集將在這裏迎來第一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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