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氣炸了，導火索是《氏族誌》。
即使事先得到了李世民的親口指示，第一版的《氏族誌》卻成了，一個最拉垮而不可接受的半吊子工程。
李世民首先分析了現狀，“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衰敗），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
然後，他提出了修氏族誌的目的和準則，“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兼據憑史，傳，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
貞觀八年，高士廉修好《氏族誌》初稿，卻修出了一本讓李世民大為光火《氏族誌》。
高士廉按照傳統和慣例，將山東的崔民幹，後避李世民諱，叫崔幹，定為當世第一等。
崔民幹當時的官職是黃門侍郎，是李唐王朝的正四品官職，排名在他前麵的皇帝，外戚和宰相們，反倒居於崔氏之後。
高士廉這種排名，也不能說是錯誤。
這是修姓氏錄，本質上是魏晉以來的士族和九品中正製的文本體現，按照幾百年來的傳統觀念，排座次，講尊卑，似乎也說的過去。
任何年代，修譜都是一件大事，何況是這種全國性的修譜，其重要性，足以比肩修史。
這次修撰《氏族誌》的成員，是一個天團，主要由四個人牽頭。
高士廉本人是山東的著姓，累世公卿。
韋挺出自關中，是首姓甲門，門第奢華。
岑文本出自江南士族，世有文名。
令狐德棻是代北右姓（北魏胡族係統）。
李世民確實是雄才明主，當世四大勢力，關隴集團，代北右姓，山東人士，江左人才，方方麵麵，全部兼顧，再加上吸收當世諳練門閥的知名士大夫，足以稱為當世一等一的修譜天團。
他們耗時兩年，嘔心瀝血，才完成初稿，但李世民非常不滿意，他給出了自己具體的意見。
如果第一次修譜時，李世民隻是給出了指導思想和原則，那這一次，李世民就是具體指示，他們應該怎麽做。
中間的差別，隻在於一點，修譜的標準，是“尚官”還是“尚姓”？
毫無疑問，高士廉的初稿，依然延續了門望郡姓的傳統，是一種中規中矩又應合時俗的譜牒，
它的本質，是傳統。
但李世民的要求不同，他有現實的政治需要，他將《氏族誌》作為一個政治性的產物，他要尊崇李唐的皇權。
他的標準非常簡單，“尚官”而不是“尚姓”。
初稿之後，李世民非常明確地表示了不滿，甚至有些憤憤不平。
“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猶自雲士大夫。”
然後，他為自己和當朝大臣鳴不平，“今崔、盧之屬，惟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
最後，李世民直接介入修譜，他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也是必須要貫徹的指示。
“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隻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論數代已前，隻取今日官品、人才做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
李世民的意見非常直接而明確，誰更尊貴，誰更高人一等，不要看祖宗幾代，就看他今日的官階，官大的就是高等，官小的就低級。
其實，李世民所說，大抵是實情，當世的大族，在曆次戰火殘酷的清算中，早已是風中殘荷，飄零殆盡了。
以江南為例，永嘉之亂後，雖然晉室衣冠南渡，僑姓以王謝袁蕭為尊，本土吳姓以顧陸朱張為上。
但經侯景之亂被連根拔起，再加上南梁江陵之陷，被西魏強製擄掠了十幾萬人口，北入長安，其中大部分也是江南的士子和高門大閥，他們進入關中之後，很多都泯然於世，沒為奴隸。
平陳前夕，江陵梁蕭士族再一次被征北上，以致家鄉父老，攔道垂泣，“吾王不反矣。”
平陳之後，隋朝又做了一個釜底抽薪之事，陳氏一朝，官僚士族，連綿五百裏，盡數北歸。
江南王氣黯然消。
河北山東也是重災區。
隋末義軍，隻要逮到一個隋朝的官吏，或是當世大族，按照以眼還眼的原則，必定誅殺無遺。
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河北，天下之大，苦隋久矣，暴亂似乎都充滿血腥和毀滅性。
竇建德是個異類。
他禮遇舊時勢力，才得以迅速崛起，並深孚人望，被認為具有競爭天下之主的資格。
但天下隻有一個竇建德，在經過起義者無數輪的收割後，當世大族，早已奄奄一息。
唐初李淵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他在詔令中明確說，“（士族）近世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夷絕。”
即使僥幸存活下來，也一樣是“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
但士族的精神和傳統以及驕傲不滅，事實上的艱難處境，並不會擊垮他們再起的信心。
李唐一統天下，在文化認同上，是他們重新崛起的機會。
千載難逢，他們絕不會放棄。
因而，李世民修定的《氏族誌》，當然會招到世俗傳統力量，尤其是山東人士的反對。
《氏族誌》雖然按照李世民的意見再次修定，但一直拖延，遮掩到貞觀十二年，才修成定稿。
皇帝李氏已躍居第一，外戚居第二，而山東崔民幹已排第三等了。
但《氏族誌》是一個妥協的產物。
除了將皇帝和最高級的大臣按官位排序外，傳統的門閥標準，並沒有改變。
並且，朝野之間，諷刺此次的《氏族誌》不過是一本酬勳誌，這意味著，氏族誌上的排名，並沒有完全被世俗所認同。
掛上了這樣一個稱號，即使皇帝和外戚的姓氏，高居第一二位，也並不會改變世俗的看法。
而世俗和傳統的力量，雖然無形，卻極為頑強。
事實上，傳統士族的力量，並沒有得到削弱，反倒在加強。
一是李唐王朝當世大臣，如房玄齡、魏征和李世績等，依然和山東高門大姓結成親家，這等於是給社會的上層門閥士族做了一個背書。
傳統價值觀依然有效，遊戲可以接著玩。
二是社會上普通民眾，對於山東冠族的女子，也趨之若鶩。
以和他們結親為榮為尊，甚至上演了無數駭人聽聞或是匪夷所思的行為。
天價婚姻，休妻之後，再三求親，等等不一而足，這更強化了舊有士族的優越心理。
這種傳統的力量，甚至比李氏的王權更加穩固和不可撼動。
即使到了一二百年後，唐文宗依然心有不甘地說：“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沿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
李世民修氏族誌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也是一個深層的隱秘因素，來自於李唐的出身。
雖然李唐王朝，自稱出自西涼李氏，世代為王為官，但這種來源放在北周以降，流行做假的環境之中，要打上幾個問號。
他們更可能的出身於李氏的寒微之族，或是破落戶。
後來起家於武川，最後才登上皇位，可見，李唐王族雖是李姓大姓，本身卻並不是出身最正統的高門，而是靠攀附篡改祖籍，才得以攀上隴西李氏的郡望。
李唐王族，內心裏也需求重新正式確定自己的門楣出身。
這種骨子裏的不自信，讓李唐王朝在建國伊始之際，采取了鄭玄的學說，立祖宗四廟，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天子七廟。
大概因為四代祖有據可考，但七代祖可能就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了。
這種爭論和疑義，一直存在。
李淵死後再一次增修太廟，大臣之間的一場爭論或者可以作為一個實證。
房玄齡等人建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但於誌寧認為武昭王非李唐王業的直接成因，不可以做為始祖。
李世民采納了於誌寧的意見，但在新舊唐書之中，李氏之始祖譜係確實是掛靠在涼武昭王的身上。
大概李世民自己也覺得祖述涼武昭王，並不很靠諳，並且他已經貴為皇帝，就不用再去認個冒充的祖先了。
因而，李唐的祖廟都是陳列的有據可考的近世之祖。
但為了顯示血脈的尊崇和悠遠，李唐還是認為一個更遠的祖先。
那當然是曆史上李氏最大的名人，他叫老子，又叫李耳，是道教的始祖，也是中華民族文化上的始祖之一。
老子現在也成了李唐的源藪。
在李唐的譜係之中，確實存在一些不可考，或是模糊之處，而當世家譜族譜大家，能人輩出，所在多有，很難蒙混過關。
比如有“行譜”稱謂的李守素，被譽為行走的、活動和活著的書譜。
他是當世譜學大家，號稱晉宋以降，四海士流之來龍去脈，無不詳究。
貞觀十二年，《氏族誌》修成定稿，距離開始之日，已過去整整六個年頭。
魏晉門閥的精義，是講究出身，門當戶對，婚姻在限定的圈子之中流轉，保證血統和血脈的純正，然後再保持和強化高血統的特權。
曆史長河，總會有例外的人或郡姓會上升，但在，《氏族誌.》中明確規定，非純血統的不允許通婚，否則，會被剔除出士族的圈子。
貞觀十二年的定稿，即使加上軍功製，士族也被調整為二百九十三姓。
這種巨大的調整，毫無疑問，是來自於李世民的國家意誌，加進了很多的以功居高位的官僚。
這顯然是一種互相妥協的產物，雖然並非盡善盡美，但足以為是個裏程碑，不過，李世民想通過修譜，來改變世俗觀念的想法，卻破產了。
可見，人之思想，最為根深蒂固，即使偶爾畏於權力，作通融妥協，但過後卻又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也許，那也是普通民眾，在權力之下，所能堅持的唯一信仰和願望。
但李世民沒有時間感慨，他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他將目標投向了帝國的西方，那裏有一望無際的青草大草原，也有幾千裏黃沙莽莽，還有高聳的神山，皚皚的雪域，是多少人朝魂牽夢繞地方。
那是曾經屬於中原王朝的土地，也曾是漢族的榮光，現在，那片神奇的土地，即將成為大唐的州縣。
那片土地也將增加無數多姿多彩的傳奇。
李世民姍姍來遲，但他終於來了。
即使事先得到了李世民的親口指示，第一版的《氏族誌》卻成了，一個最拉垮而不可接受的半吊子工程。
李世民首先分析了現狀，“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衰敗），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
然後，他提出了修氏族誌的目的和準則，“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兼據憑史，傳，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
貞觀八年，高士廉修好《氏族誌》初稿，卻修出了一本讓李世民大為光火《氏族誌》。
高士廉按照傳統和慣例，將山東的崔民幹，後避李世民諱，叫崔幹，定為當世第一等。
崔民幹當時的官職是黃門侍郎，是李唐王朝的正四品官職，排名在他前麵的皇帝，外戚和宰相們，反倒居於崔氏之後。
高士廉這種排名，也不能說是錯誤。
這是修姓氏錄，本質上是魏晉以來的士族和九品中正製的文本體現，按照幾百年來的傳統觀念，排座次，講尊卑，似乎也說的過去。
任何年代，修譜都是一件大事，何況是這種全國性的修譜，其重要性，足以比肩修史。
這次修撰《氏族誌》的成員，是一個天團，主要由四個人牽頭。
高士廉本人是山東的著姓，累世公卿。
韋挺出自關中，是首姓甲門，門第奢華。
岑文本出自江南士族，世有文名。
令狐德棻是代北右姓（北魏胡族係統）。
李世民確實是雄才明主，當世四大勢力，關隴集團，代北右姓，山東人士，江左人才，方方麵麵，全部兼顧，再加上吸收當世諳練門閥的知名士大夫，足以稱為當世一等一的修譜天團。
他們耗時兩年，嘔心瀝血，才完成初稿，但李世民非常不滿意，他給出了自己具體的意見。
如果第一次修譜時，李世民隻是給出了指導思想和原則，那這一次，李世民就是具體指示，他們應該怎麽做。
中間的差別，隻在於一點，修譜的標準，是“尚官”還是“尚姓”？
毫無疑問，高士廉的初稿，依然延續了門望郡姓的傳統，是一種中規中矩又應合時俗的譜牒，
它的本質，是傳統。
但李世民的要求不同，他有現實的政治需要，他將《氏族誌》作為一個政治性的產物，他要尊崇李唐的皇權。
他的標準非常簡單，“尚官”而不是“尚姓”。
初稿之後，李世民非常明確地表示了不滿，甚至有些憤憤不平。
“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猶自雲士大夫。”
然後，他為自己和當朝大臣鳴不平，“今崔、盧之屬，惟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
最後，李世民直接介入修譜，他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也是必須要貫徹的指示。
“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隻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論數代已前，隻取今日官品、人才做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
李世民的意見非常直接而明確，誰更尊貴，誰更高人一等，不要看祖宗幾代，就看他今日的官階，官大的就是高等，官小的就低級。
其實，李世民所說，大抵是實情，當世的大族，在曆次戰火殘酷的清算中，早已是風中殘荷，飄零殆盡了。
以江南為例，永嘉之亂後，雖然晉室衣冠南渡，僑姓以王謝袁蕭為尊，本土吳姓以顧陸朱張為上。
但經侯景之亂被連根拔起，再加上南梁江陵之陷，被西魏強製擄掠了十幾萬人口，北入長安，其中大部分也是江南的士子和高門大閥，他們進入關中之後，很多都泯然於世，沒為奴隸。
平陳前夕，江陵梁蕭士族再一次被征北上，以致家鄉父老，攔道垂泣，“吾王不反矣。”
平陳之後，隋朝又做了一個釜底抽薪之事，陳氏一朝，官僚士族，連綿五百裏，盡數北歸。
江南王氣黯然消。
河北山東也是重災區。
隋末義軍，隻要逮到一個隋朝的官吏，或是當世大族，按照以眼還眼的原則，必定誅殺無遺。
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河北，天下之大，苦隋久矣，暴亂似乎都充滿血腥和毀滅性。
竇建德是個異類。
他禮遇舊時勢力，才得以迅速崛起，並深孚人望，被認為具有競爭天下之主的資格。
但天下隻有一個竇建德，在經過起義者無數輪的收割後，當世大族，早已奄奄一息。
唐初李淵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他在詔令中明確說，“（士族）近世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夷絕。”
即使僥幸存活下來，也一樣是“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
但士族的精神和傳統以及驕傲不滅，事實上的艱難處境，並不會擊垮他們再起的信心。
李唐一統天下，在文化認同上，是他們重新崛起的機會。
千載難逢，他們絕不會放棄。
因而，李世民修定的《氏族誌》，當然會招到世俗傳統力量，尤其是山東人士的反對。
《氏族誌》雖然按照李世民的意見再次修定，但一直拖延，遮掩到貞觀十二年，才修成定稿。
皇帝李氏已躍居第一，外戚居第二，而山東崔民幹已排第三等了。
但《氏族誌》是一個妥協的產物。
除了將皇帝和最高級的大臣按官位排序外，傳統的門閥標準，並沒有改變。
並且，朝野之間，諷刺此次的《氏族誌》不過是一本酬勳誌，這意味著，氏族誌上的排名，並沒有完全被世俗所認同。
掛上了這樣一個稱號，即使皇帝和外戚的姓氏，高居第一二位，也並不會改變世俗的看法。
而世俗和傳統的力量，雖然無形，卻極為頑強。
事實上，傳統士族的力量，並沒有得到削弱，反倒在加強。
一是李唐王朝當世大臣，如房玄齡、魏征和李世績等，依然和山東高門大姓結成親家，這等於是給社會的上層門閥士族做了一個背書。
傳統價值觀依然有效，遊戲可以接著玩。
二是社會上普通民眾，對於山東冠族的女子，也趨之若鶩。
以和他們結親為榮為尊，甚至上演了無數駭人聽聞或是匪夷所思的行為。
天價婚姻，休妻之後，再三求親，等等不一而足，這更強化了舊有士族的優越心理。
這種傳統的力量，甚至比李氏的王權更加穩固和不可撼動。
即使到了一二百年後，唐文宗依然心有不甘地說：“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沿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
李世民修氏族誌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也是一個深層的隱秘因素，來自於李唐的出身。
雖然李唐王朝，自稱出自西涼李氏，世代為王為官，但這種來源放在北周以降，流行做假的環境之中，要打上幾個問號。
他們更可能的出身於李氏的寒微之族，或是破落戶。
後來起家於武川，最後才登上皇位，可見，李唐王族雖是李姓大姓，本身卻並不是出身最正統的高門，而是靠攀附篡改祖籍，才得以攀上隴西李氏的郡望。
李唐王族，內心裏也需求重新正式確定自己的門楣出身。
這種骨子裏的不自信，讓李唐王朝在建國伊始之際，采取了鄭玄的學說，立祖宗四廟，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天子七廟。
大概因為四代祖有據可考，但七代祖可能就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了。
這種爭論和疑義，一直存在。
李淵死後再一次增修太廟，大臣之間的一場爭論或者可以作為一個實證。
房玄齡等人建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但於誌寧認為武昭王非李唐王業的直接成因，不可以做為始祖。
李世民采納了於誌寧的意見，但在新舊唐書之中，李氏之始祖譜係確實是掛靠在涼武昭王的身上。
大概李世民自己也覺得祖述涼武昭王，並不很靠諳，並且他已經貴為皇帝，就不用再去認個冒充的祖先了。
因而，李唐的祖廟都是陳列的有據可考的近世之祖。
但為了顯示血脈的尊崇和悠遠，李唐還是認為一個更遠的祖先。
那當然是曆史上李氏最大的名人，他叫老子，又叫李耳，是道教的始祖，也是中華民族文化上的始祖之一。
老子現在也成了李唐的源藪。
在李唐的譜係之中，確實存在一些不可考，或是模糊之處，而當世家譜族譜大家，能人輩出，所在多有，很難蒙混過關。
比如有“行譜”稱謂的李守素，被譽為行走的、活動和活著的書譜。
他是當世譜學大家，號稱晉宋以降，四海士流之來龍去脈，無不詳究。
貞觀十二年，《氏族誌》修成定稿，距離開始之日，已過去整整六個年頭。
魏晉門閥的精義，是講究出身，門當戶對，婚姻在限定的圈子之中流轉，保證血統和血脈的純正，然後再保持和強化高血統的特權。
曆史長河，總會有例外的人或郡姓會上升，但在，《氏族誌.》中明確規定，非純血統的不允許通婚，否則，會被剔除出士族的圈子。
貞觀十二年的定稿，即使加上軍功製，士族也被調整為二百九十三姓。
這種巨大的調整，毫無疑問，是來自於李世民的國家意誌，加進了很多的以功居高位的官僚。
這顯然是一種互相妥協的產物，雖然並非盡善盡美，但足以為是個裏程碑，不過，李世民想通過修譜，來改變世俗觀念的想法，卻破產了。
可見，人之思想，最為根深蒂固，即使偶爾畏於權力，作通融妥協，但過後卻又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也許，那也是普通民眾，在權力之下，所能堅持的唯一信仰和願望。
但李世民沒有時間感慨，他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
他將目標投向了帝國的西方，那裏有一望無際的青草大草原，也有幾千裏黃沙莽莽，還有高聳的神山，皚皚的雪域，是多少人朝魂牽夢繞地方。
那是曾經屬於中原王朝的土地，也曾是漢族的榮光，現在，那片神奇的土地，即將成為大唐的州縣。
那片土地也將增加無數多姿多彩的傳奇。
李世民姍姍來遲，但他終於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