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漢分隔，夷夏有防。
第二種方案，順理成章地提出來了。
這個方案的核心是：胡本是胡，漢本是漢。
這種觀點具有現實意義，但更趨向於消極應對。
在唐朝的政治中，已形成一種共識，正如當年鄭元壽說服頡可汗利退兵時，說過一句經典的話，“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漢，複何所用？”
可見完全的胡漢混雜，胡漢一家親，事實上很難做到。
竇靜，當朝大族竇氏的代表，就堅定持有這個觀點。
竇氏一族，累世為北周隋唐的外戚，無數子弟和公主成婚，而最重要的是，無數代的竇氏優秀女性，都和皇帝以及皇室聯姻，可以說是當世屈指可數的世家大族。
他們也是關隴集團最核心的成員之一。
竇靜的份量，當然更代表了李唐上層社會的觀點。
他更進一步表明說：“（突厥）同夫禽獸，……不可以刑法繩，不可以仁義教。”
最後，他提出自己的意見，“得之無益於治，失之無損於化。”
竇靜舉張讓他們繼續處於黃河之北，任其自生自滅，但不再立大可汗，分部落而治。
這是一種強調夷夏之防，放任自流，但為了避免養寇為大，需要分化平衡的觀點。
李世民也沒有采納這個意見。
這是一種省事省心省力的方案，並不是他不想，而是力有所不足，看上去很美而已。
因為漠北變天了，現在的主人叫薛延陀。
他們雖然在大草原上還沒有完全站穩腳，還需要唐朝的認可和扶持，但他們已是當之無愧，貨真價實的漠北霸主。
在大是大非的原則上，他們有足夠的力量維護自己的利益。
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
他們不會同意突厥人重返大草原，即使有唐朝的支持，即使麵對要和唐朝開戰的風險，他們也在所不惜。
事實是，突厥人也沒有能力再返迴大草原。
但他們雖然被放棄，卻是一顆真正有效有利的棋子，亡國之族，命運本來就不可能由自己作主。
這可以從後來的事實得到驗證。
在突厥歸唐之後的九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結社率叛亂。
結社率是突利的兄弟，在長安為質，突利確實是李世民的好兄弟，也是最好的盟友。
在李世民和東突厥頡利可汗決戰前，突利就已經率部歸唐，這對頡利可汗無異於釜底抽薪。
一切塵埃落定後，作為迴報，突利成為首批四個突厥州中的順州都督。
李世民為了照顧突利的情緒，特地給他解釋了為什麽突利居功至偉，但沒有立他為突厥可汗的原因。
“昔爾祖啟民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豎立，遂至強盛。……無歲不侵擾中國……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正為啟民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
突利也一心體國，忠誠奉上，演繹了一段君臣相得始終的佳話。
但都督位置傳至突利兒子一代時，就發生了變化。
在長安為質的突利弟弟結社率，因為自己的職位久不得調，心生怨望，準備幹一票大的。
當李世民按慣例前往九成宮避暑打獵時，結社率奉突利的兒子為主，糾合了四十幾個全副武裝的部族首領，竟然準備對李世民實施斬首行動。
事起倉猝，猝不及防之下，他們差一點成功。
他們行動迅速，甚至已殺掉了幾十個李世民貼身的衛士，紛飛的箭雨，在李世民的麵前唿唿作響。
幾支羽箭，甚至已落到李世民腳下。
生死一瞬之間。
雖然叛亂最終失敗，參與的結社率等都被追斬，但李世民或者念及突利的香火情，特赦突利的兒子死刑，流放嶺外。
印象深刻而有些後怕的李世民改變了觀念，也讓唐朝對安置突厥的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李世民發出了感慨，“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征言，幾致狼狽。”
結社率事件導致李世民遣返突厥，準備讓他們遷迴黃河之北。
但此一時彼一時也，突厥人迴不去了。
他們還沒有北渡磧口，更不要說進入大草原，就遭到了薛延陀的強力反對和阻擊。
即使在唐朝的調停和警告下，他們依然正麵硬剛突厥和唐朝聯軍，甚至不惜和唐朝正麵開戰。
薛延陀夷男可汗，甚至一次出動了二十萬兵馬，每個戰士配備四匹馬，南渡沙磧，驅趕突厥。
唐朝沒有能力，或者說也不願意再大規模開戰。
結果早已注定，薛延陀逼迫突厥再次南返河套地區。
大草原上，薛延陀已經正式取代突厥成為主人了。
突厥人遠望漠北，昔日榮光，已是雨打風吹去。
江山如此多嬌，各領風騷幾十年而已。
已許當日，李世民早已預見，突厥人不可能在漠北重新生存，而唐朝也不可僅僅為了安置突厥而和薛延陀正麵開戰。
兩國之間，任何時候，都是利益為先。
因而，讓突厥人重歸漠北，這第二種政策，雖然不勞擾中原大地，也不傷自己根本，但卻出無法實行。
如此一來，就隻剩下第三種方案。
那是溫彥博提出來的，依照東漢和隋朝舊例，在河套地區讓突厥人繁衍生息，這也是隋朝處置突厥降民的方案。
這也是一種基於現實的政策。
雖然隋朝後來養虎遺患，突厥複起，殷鑒不遠，但那更多的是隋朝內部孱弱，才引外敵窺視。
打鐵還需自身硬。
任何政策的製定，都必然是在合適的時間，將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地方。
河套地區就是這樣一個合適的地方。
此地自隋朝就成為突厥人寓居的場所，當年啟民可汗幾乎是匹馬歸降隋朝，全靠楊堅的支持，他才得以收拾餘散的族人，重新振興突厥。
但剛開始時，他被安置在長城以內，也度過了一段苦逼的歲月。
都藍可汗對他步步緊逼，讓他不得安生，眼見他即使有隋朝的庇護，甚至專門為他修建了大利城，也將無立錐之地。
長孫晟以戰略大家的眼光，將河套地區劃為啟民落腳之地。
他向楊堅上書說：“請徙五原，以(黃）河為固，於夏、勝二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裏，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
這就是有風水寶地之稱的黃河之曲，水草豐美，上蒼的恩賜，河套之地。
五原（河套)東西北三麵被黃河圍繞，南麵又經人工開挖數百裏長的一條橫塹，可以防止都藍可汗的騎兵騷擾和進攻。
這是一著神來之筆。
啟民憑河曲之地，休養生息，終於在幾十年內，生機盡複，突厥一躍再成大草原的霸主。
事實上，自啟民之後，河曲一直有無數的突厥人生活在期間。
鬱射設兩度入主河曲五原，而自頡利可汗敗亡之後，作為突厥人傳統上的安息落腳之地，河曲事實上已經成為突厥流民的集中的聚居地。
溫彥博提出的第三策，就是以現實為基礎，隻不過是將河套五原等黃河以南地區，從法理上承認了突厥的存在。
以河套地區為中心，向東西延展，讓突厥休養生息，成為扞蔽北方邊境，抗衡磧北薛延陀的第一線。
這是一種務實的政治方案。
以唐朝當時的國力和對外政策而言，也是最容易被接受和執行的方案。
李世民選擇了溫彥博的這個方案，但毫無疑問，還有一個最大的隱患。
隋朝雖然完美地讓啟民生存下去，但突厥人卻東山再起，最終成為隋朝的心腹之患。
楊堅親手培養了突厥的壯大，然後勢強力剛的突厥轉身就派出幾十萬騎兵，將楊廣圍困在雁門孤城。
天朝上國，一國之君差點成為俘虜。
以河套成為突厥休養生息的方案最大的問題，就是養虎遺患。
雖然唐朝宰臣們認為隋朝滅亡的原因並不是突厥的複起，而是楊廣本人的作死。
正如杜楚客客觀公允地說：“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雲興複亡國（突厥）以致此禍！”
但前事之師，後事不忘，以史為鑒，不可不防。
李世民雖然主要采納了溫彥博的策略，但唐朝最後實行的卻是一種，開創型的集思廣益的政策。
合適的，才是最好的。
第二種方案，順理成章地提出來了。
這個方案的核心是：胡本是胡，漢本是漢。
這種觀點具有現實意義，但更趨向於消極應對。
在唐朝的政治中，已形成一種共識，正如當年鄭元壽說服頡可汗利退兵時，說過一句經典的話，“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漢，複何所用？”
可見完全的胡漢混雜，胡漢一家親，事實上很難做到。
竇靜，當朝大族竇氏的代表，就堅定持有這個觀點。
竇氏一族，累世為北周隋唐的外戚，無數子弟和公主成婚，而最重要的是，無數代的竇氏優秀女性，都和皇帝以及皇室聯姻，可以說是當世屈指可數的世家大族。
他們也是關隴集團最核心的成員之一。
竇靜的份量，當然更代表了李唐上層社會的觀點。
他更進一步表明說：“（突厥）同夫禽獸，……不可以刑法繩，不可以仁義教。”
最後，他提出自己的意見，“得之無益於治，失之無損於化。”
竇靜舉張讓他們繼續處於黃河之北，任其自生自滅，但不再立大可汗，分部落而治。
這是一種強調夷夏之防，放任自流，但為了避免養寇為大，需要分化平衡的觀點。
李世民也沒有采納這個意見。
這是一種省事省心省力的方案，並不是他不想，而是力有所不足，看上去很美而已。
因為漠北變天了，現在的主人叫薛延陀。
他們雖然在大草原上還沒有完全站穩腳，還需要唐朝的認可和扶持，但他們已是當之無愧，貨真價實的漠北霸主。
在大是大非的原則上，他們有足夠的力量維護自己的利益。
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
他們不會同意突厥人重返大草原，即使有唐朝的支持，即使麵對要和唐朝開戰的風險，他們也在所不惜。
事實是，突厥人也沒有能力再返迴大草原。
但他們雖然被放棄，卻是一顆真正有效有利的棋子，亡國之族，命運本來就不可能由自己作主。
這可以從後來的事實得到驗證。
在突厥歸唐之後的九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結社率叛亂。
結社率是突利的兄弟，在長安為質，突利確實是李世民的好兄弟，也是最好的盟友。
在李世民和東突厥頡利可汗決戰前，突利就已經率部歸唐，這對頡利可汗無異於釜底抽薪。
一切塵埃落定後，作為迴報，突利成為首批四個突厥州中的順州都督。
李世民為了照顧突利的情緒，特地給他解釋了為什麽突利居功至偉，但沒有立他為突厥可汗的原因。
“昔爾祖啟民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豎立，遂至強盛。……無歲不侵擾中國……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正為啟民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
突利也一心體國，忠誠奉上，演繹了一段君臣相得始終的佳話。
但都督位置傳至突利兒子一代時，就發生了變化。
在長安為質的突利弟弟結社率，因為自己的職位久不得調，心生怨望，準備幹一票大的。
當李世民按慣例前往九成宮避暑打獵時，結社率奉突利的兒子為主，糾合了四十幾個全副武裝的部族首領，竟然準備對李世民實施斬首行動。
事起倉猝，猝不及防之下，他們差一點成功。
他們行動迅速，甚至已殺掉了幾十個李世民貼身的衛士，紛飛的箭雨，在李世民的麵前唿唿作響。
幾支羽箭，甚至已落到李世民腳下。
生死一瞬之間。
雖然叛亂最終失敗，參與的結社率等都被追斬，但李世民或者念及突利的香火情，特赦突利的兒子死刑，流放嶺外。
印象深刻而有些後怕的李世民改變了觀念，也讓唐朝對安置突厥的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李世民發出了感慨，“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征言，幾致狼狽。”
結社率事件導致李世民遣返突厥，準備讓他們遷迴黃河之北。
但此一時彼一時也，突厥人迴不去了。
他們還沒有北渡磧口，更不要說進入大草原，就遭到了薛延陀的強力反對和阻擊。
即使在唐朝的調停和警告下，他們依然正麵硬剛突厥和唐朝聯軍，甚至不惜和唐朝正麵開戰。
薛延陀夷男可汗，甚至一次出動了二十萬兵馬，每個戰士配備四匹馬，南渡沙磧，驅趕突厥。
唐朝沒有能力，或者說也不願意再大規模開戰。
結果早已注定，薛延陀逼迫突厥再次南返河套地區。
大草原上，薛延陀已經正式取代突厥成為主人了。
突厥人遠望漠北，昔日榮光，已是雨打風吹去。
江山如此多嬌，各領風騷幾十年而已。
已許當日，李世民早已預見，突厥人不可能在漠北重新生存，而唐朝也不可僅僅為了安置突厥而和薛延陀正麵開戰。
兩國之間，任何時候，都是利益為先。
因而，讓突厥人重歸漠北，這第二種政策，雖然不勞擾中原大地，也不傷自己根本，但卻出無法實行。
如此一來，就隻剩下第三種方案。
那是溫彥博提出來的，依照東漢和隋朝舊例，在河套地區讓突厥人繁衍生息，這也是隋朝處置突厥降民的方案。
這也是一種基於現實的政策。
雖然隋朝後來養虎遺患，突厥複起，殷鑒不遠，但那更多的是隋朝內部孱弱，才引外敵窺視。
打鐵還需自身硬。
任何政策的製定，都必然是在合適的時間，將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地方。
河套地區就是這樣一個合適的地方。
此地自隋朝就成為突厥人寓居的場所，當年啟民可汗幾乎是匹馬歸降隋朝，全靠楊堅的支持，他才得以收拾餘散的族人，重新振興突厥。
但剛開始時，他被安置在長城以內，也度過了一段苦逼的歲月。
都藍可汗對他步步緊逼，讓他不得安生，眼見他即使有隋朝的庇護，甚至專門為他修建了大利城，也將無立錐之地。
長孫晟以戰略大家的眼光，將河套地區劃為啟民落腳之地。
他向楊堅上書說：“請徙五原，以(黃）河為固，於夏、勝二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裏，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
這就是有風水寶地之稱的黃河之曲，水草豐美，上蒼的恩賜，河套之地。
五原（河套)東西北三麵被黃河圍繞，南麵又經人工開挖數百裏長的一條橫塹，可以防止都藍可汗的騎兵騷擾和進攻。
這是一著神來之筆。
啟民憑河曲之地，休養生息，終於在幾十年內，生機盡複，突厥一躍再成大草原的霸主。
事實上，自啟民之後，河曲一直有無數的突厥人生活在期間。
鬱射設兩度入主河曲五原，而自頡利可汗敗亡之後，作為突厥人傳統上的安息落腳之地，河曲事實上已經成為突厥流民的集中的聚居地。
溫彥博提出的第三策，就是以現實為基礎，隻不過是將河套五原等黃河以南地區，從法理上承認了突厥的存在。
以河套地區為中心，向東西延展，讓突厥休養生息，成為扞蔽北方邊境，抗衡磧北薛延陀的第一線。
這是一種務實的政治方案。
以唐朝當時的國力和對外政策而言，也是最容易被接受和執行的方案。
李世民選擇了溫彥博的這個方案，但毫無疑問，還有一個最大的隱患。
隋朝雖然完美地讓啟民生存下去，但突厥人卻東山再起，最終成為隋朝的心腹之患。
楊堅親手培養了突厥的壯大，然後勢強力剛的突厥轉身就派出幾十萬騎兵，將楊廣圍困在雁門孤城。
天朝上國，一國之君差點成為俘虜。
以河套成為突厥休養生息的方案最大的問題，就是養虎遺患。
雖然唐朝宰臣們認為隋朝滅亡的原因並不是突厥的複起，而是楊廣本人的作死。
正如杜楚客客觀公允地說：“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雲興複亡國（突厥）以致此禍！”
但前事之師，後事不忘，以史為鑒，不可不防。
李世民雖然主要采納了溫彥博的策略，但唐朝最後實行的卻是一種，開創型的集思廣益的政策。
合適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