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起，一王沒。
頡利可汗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他將這股怨氣和恐懼，全部發泄到突利身上，他埋怨和責備突利的失敗，再加上他治下的契丹等族，已經在陸續向李唐投降，請求歸附。
新賬老賬一起算，頡利可汗在壓力之下，出了一個昏招。
他將突利關押起來，竟然在長達十多天的時間內，都將他作為一個有罪的囚徒對待。
這次事件徹底傷害了突利和頡利可汗之間的感情，他們正式分道揚鑣，迎接自己不同的宿命。
裂縫一旦產生，就無法破鏡重圓。
自此之後，頡利作為突厥的大可汗，按照慣例，依然向突利征過兵，但突利再不肯為頡利可汗效力。
這種公然的挑釁和背叛，甚至引發了頡利可汗的討伐，但這時的頡利，已是強弩之末，迴光返照而已。
局勢已經失控了。
整個突厥國內，頡利可汗已經眾叛親離，除了他自己的本部之外，再沒有人願意跟隨他，聽他的調遣。
頡利的周圍，隻剩下那些反反複複，隻信奉金錢的胡商，當然，還有一種人，那就是以漢人趙德言為首的漢奸群體。
頡利可汗政治上的混亂和軍事上的失敗，這個漢人也貢獻了他的一分力量。
他視頡利為明主，將中原官場之上的那一套，照搬到大草原上，一心輔佐頡利，想讓頡利的突厥成為一個正規、有序和強大的王朝。
因而，在趙德言的慫恿下，頡利可汗頒布了很多政令，既想集中權力，成為唯一的至尊，但卻又想撈取短期最大的利益。
但突厥地廣人稀，對人口和部落的控製力薄弱，這些政令，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種擾民的行為，反倒加速了頡利可汗的崩潰。
有強必有弱，強弱易形之間，大草原上唿喚新的主人。
但新主人要想主宰大草原，新舊二個王，必然要親自碰頭，新王必須踏著舊王的屍體，才能順理成章地完成權力和權威的交接。
但似乎成了一種隨風潛入夜，自然而然的過程。
在內外交困，眾叛親離之下，頡利可汗已成了紙老虎，外強中幹，他似乎沒做多少抵抗，就被薛延陀打敗了。
頡利可汗連他自己的老巢，也無法守住。
漠北，他待不下去了。
為了苟延殘喘，他隻能率領部落南遷，磧南之地，李唐王朝之北，就是頡利可汗的新家。
薛延陀占據了遼闊的大草原，足以馳騁遊獵，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立即要應對大草原上各種挑戰。
頡利已失去東山再起的可能，但薛延陀卻需挺立大草原。
薛延陀將頡利可汗留給了李世民。
新仇舊恨，失去戰略縱深和生存資本的頡利可汗，在南北二個虎視眈眈的強大鄰居的夾縫之中生存，已是倒計時的開始。
頡利可汗每天憂心忡忡，隨時擔心末日降臨的一天。
這是一種比死還難受的煎熬。
李唐王朝早就注意到漠北發生的變化，但李世民一直在等，他在等一個萬無一失，一擊必中的時機。
那個時間，終於來到了。
為了等待這個時間，李唐已經等待了很久，也委屈求全了很久。
在突厥的絕對力量麵前，李淵頂不住壓力。
他曾經計劃一把火燒掉長安，然後遷都到遠離突厥的江漢平原，以一種眼不見心不煩的心態，過幾年安穩日子。
但李世民堅決反對，他當著滿朝文武，許下豪言，“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
這當然是豪氣幹雲的英雄行徑。
李淵醒悟過來之後，發自衷心地讚揚李世民說：“吾家千裏，信不虛也。”
當時，讚成遷都的太子李建成還酸溜溜地在旁邊譏諷，認為李世民不過是打打嘴炮罷了。
現在幾年過去，李世民當年吹過的牛，必須要競現了。
李世民為了這一天，已經等了很長時間。
渭水之盟後，他每天組織幾百個將士，在內庭的顯德殿，舞刀弄槍，彎弓射箭。
即使出於安全和身份的考慮，諫臣們想盡辦法想阻止，也動搖不了李世民想決戰的決心。
但他卻永遠都不會想到，李唐和突厥的決戰，會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結束。
這緣於突厥的忽然衰敗。
他們流年不利，曆經天災人禍，軍事力量也在和薛延陀的攻戰中消耗殆盡，連漠北的老巢都被薛延陀占領，隻能僻處大漠之南的狹窄地區，生存空間日益狹窄。
不進則退，是自然之理。
他們現在變成了待宰的羔羊，實際上，現在的突厥，已經不夠資格成為李世民的對手了。
在過去的幾年，李世民有無數次機會，可以和突厥在戰場之上，正麵對決。
貞觀元年（618年），李世民就捕捉到一個戰機，但他同樣也有所顧慮。
他征求元老派蕭瑀和長孫無忌的意見，他先開口說“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
顯然，如果隻是作為軍事統帥，從戰術上看，這是征伐突厥的大好時機，但如果做為中國的皇帝，卻需背負毀約的罵名。
李世民難以取舍。
毫無疑問，李世民在當時蠢蠢欲動，如果能得到大臣的支持，他將揮師北進。
蕭瑀知道李唐已經被突厥壓製這麽多年，胸中鬱悶，早就無處發泄，現在機會難逢，他是實利派，他支持李世民出兵。
但長孫無忌卻是一個老成之人，他覺得並沒有必勝的把握，想再等待一個更好的時機。
他沉著冷靜地說道：“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
李世民聽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在逐一分析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以及大草原上的混亂局勢後，李世民終於熄滅了出兵的衝動。
他還要等待。
頡利可汗的情勢似乎越來越壞。、
年底時，迎來了第二次機會。
鄭元壽出使突厥，迴歸長安後，他向李世民報告了一條重要的消息，是關於頡利可汗，也是關於突厥的未來。
他在朝廷之上，自信滿滿地對著滿朝文武說道：“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
大臣們的心思，瞬間活動起來，他們都請求乘勢討伐突厥。
李世民同意鄭元壽三年之期的判斷，但是他阻止了朝臣們的想法。
這一次，李世民顯然思慮再三，有備而來，對著朝臣們，講了一番麵子上非常經典，文雅的話。
顯然，出不出兵，在私下裏，他已經考慮過無數次了。
這就是李世民著名的“三無說”。
他詳細闡述說：“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
然後，李世民擲地有聲地發出最強音：“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當此之時，薛延陀已經強勢崛起，突厥已陷入四麵楚歌的境地。
突厥即將成為明日黃花了。
大草原上誰將成為真正的主人？
也許從這個時候開始，李世民就已經正式在考慮突厥滅亡後，整個東亞局勢的布局了。
唐朝將以一種什麽態度立於世界？
他李世民將以一種什麽身份出現在一個新的世界之中？
以前，這隻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問題，現在，這似乎變成了一個觸手可及的必須考慮的命題。
李世民要下一盤很大的棋。
但頡利可汗並不傻，他知道自己在大草原上即將失勢，他也在謀劃自己的退路。
頡利可汗更不願意在這個時間，南下侵唐，一是力所不能及，二來並不是明智的行為，這可能給李世民北伐的借口。
所以，李世民想等一個名正言順的機會去出兵討伐頡利可汗，算是等到花兒都謝了。
李世民甚至想過用一個很勉強的理由，霸王硬上弓，出兵北伐。
這是第三次機會。
那是一個來自於突厥內部的求救。
突利和頡利可汗的關係，已經無法調和了。
為了保證自己的權威，頡利可汗沒有別的選擇，既然名義上談不擾，就隻能在武力上讓突利承認。
頡利可汗派兵討伐突利，想要重新取得突利對他大可汗地位的認可。
突利和頡利可汗二個人，雖然是叔侄，但現在真的是難兄難弟，突利在討伐之前，就遭遇了一連串的敗戰，他根本沒有本錢和頡利可汗叫板。
這時，突利想到了他在南方還有一個結拜的兄弟李世民，走投無路之下，他派出特使，請求李世民直接出兵，幫助他對抗頡利可汗。
千裏之堤，總是從地基開始腐敗，有了內應，就可裏外夾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李世民召集大臣們商議，他先定了個調子，開口說道：“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
杜如晦當時任兵部尚書，完全聽得懂李世民的弦外之音，他趕忙接口說道：“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
杜如晦顯然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
一切以利益為計算的中心，但這番話反過來看，如果這個時候發兵討伐頡利可汗，始終還是李世民背盟負約在先。
君臣之間，共識雖已達到，但李世民還是沒有出兵。
堂堂上國天朝，加上征伐頡利已是十拿九穩，他一定要等待一個真正言順的出兵理由，他需要頡利可汗犯一個真正的錯誤。
李世民沒有等太久。
頡利可汗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他將這股怨氣和恐懼，全部發泄到突利身上，他埋怨和責備突利的失敗，再加上他治下的契丹等族，已經在陸續向李唐投降，請求歸附。
新賬老賬一起算，頡利可汗在壓力之下，出了一個昏招。
他將突利關押起來，竟然在長達十多天的時間內，都將他作為一個有罪的囚徒對待。
這次事件徹底傷害了突利和頡利可汗之間的感情，他們正式分道揚鑣，迎接自己不同的宿命。
裂縫一旦產生，就無法破鏡重圓。
自此之後，頡利作為突厥的大可汗，按照慣例，依然向突利征過兵，但突利再不肯為頡利可汗效力。
這種公然的挑釁和背叛，甚至引發了頡利可汗的討伐，但這時的頡利，已是強弩之末，迴光返照而已。
局勢已經失控了。
整個突厥國內，頡利可汗已經眾叛親離，除了他自己的本部之外，再沒有人願意跟隨他，聽他的調遣。
頡利的周圍，隻剩下那些反反複複，隻信奉金錢的胡商，當然，還有一種人，那就是以漢人趙德言為首的漢奸群體。
頡利可汗政治上的混亂和軍事上的失敗，這個漢人也貢獻了他的一分力量。
他視頡利為明主，將中原官場之上的那一套，照搬到大草原上，一心輔佐頡利，想讓頡利的突厥成為一個正規、有序和強大的王朝。
因而，在趙德言的慫恿下，頡利可汗頒布了很多政令，既想集中權力，成為唯一的至尊，但卻又想撈取短期最大的利益。
但突厥地廣人稀，對人口和部落的控製力薄弱，這些政令，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種擾民的行為，反倒加速了頡利可汗的崩潰。
有強必有弱，強弱易形之間，大草原上唿喚新的主人。
但新主人要想主宰大草原，新舊二個王，必然要親自碰頭，新王必須踏著舊王的屍體，才能順理成章地完成權力和權威的交接。
但似乎成了一種隨風潛入夜，自然而然的過程。
在內外交困，眾叛親離之下，頡利可汗已成了紙老虎，外強中幹，他似乎沒做多少抵抗，就被薛延陀打敗了。
頡利可汗連他自己的老巢，也無法守住。
漠北，他待不下去了。
為了苟延殘喘，他隻能率領部落南遷，磧南之地，李唐王朝之北，就是頡利可汗的新家。
薛延陀占據了遼闊的大草原，足以馳騁遊獵，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立即要應對大草原上各種挑戰。
頡利已失去東山再起的可能，但薛延陀卻需挺立大草原。
薛延陀將頡利可汗留給了李世民。
新仇舊恨，失去戰略縱深和生存資本的頡利可汗，在南北二個虎視眈眈的強大鄰居的夾縫之中生存，已是倒計時的開始。
頡利可汗每天憂心忡忡，隨時擔心末日降臨的一天。
這是一種比死還難受的煎熬。
李唐王朝早就注意到漠北發生的變化，但李世民一直在等，他在等一個萬無一失，一擊必中的時機。
那個時間，終於來到了。
為了等待這個時間，李唐已經等待了很久，也委屈求全了很久。
在突厥的絕對力量麵前，李淵頂不住壓力。
他曾經計劃一把火燒掉長安，然後遷都到遠離突厥的江漢平原，以一種眼不見心不煩的心態，過幾年安穩日子。
但李世民堅決反對，他當著滿朝文武，許下豪言，“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
這當然是豪氣幹雲的英雄行徑。
李淵醒悟過來之後，發自衷心地讚揚李世民說：“吾家千裏，信不虛也。”
當時，讚成遷都的太子李建成還酸溜溜地在旁邊譏諷，認為李世民不過是打打嘴炮罷了。
現在幾年過去，李世民當年吹過的牛，必須要競現了。
李世民為了這一天，已經等了很長時間。
渭水之盟後，他每天組織幾百個將士，在內庭的顯德殿，舞刀弄槍，彎弓射箭。
即使出於安全和身份的考慮，諫臣們想盡辦法想阻止，也動搖不了李世民想決戰的決心。
但他卻永遠都不會想到，李唐和突厥的決戰，會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結束。
這緣於突厥的忽然衰敗。
他們流年不利，曆經天災人禍，軍事力量也在和薛延陀的攻戰中消耗殆盡，連漠北的老巢都被薛延陀占領，隻能僻處大漠之南的狹窄地區，生存空間日益狹窄。
不進則退，是自然之理。
他們現在變成了待宰的羔羊，實際上，現在的突厥，已經不夠資格成為李世民的對手了。
在過去的幾年，李世民有無數次機會，可以和突厥在戰場之上，正麵對決。
貞觀元年（618年），李世民就捕捉到一個戰機，但他同樣也有所顧慮。
他征求元老派蕭瑀和長孫無忌的意見，他先開口說“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
顯然，如果隻是作為軍事統帥，從戰術上看，這是征伐突厥的大好時機，但如果做為中國的皇帝，卻需背負毀約的罵名。
李世民難以取舍。
毫無疑問，李世民在當時蠢蠢欲動，如果能得到大臣的支持，他將揮師北進。
蕭瑀知道李唐已經被突厥壓製這麽多年，胸中鬱悶，早就無處發泄，現在機會難逢，他是實利派，他支持李世民出兵。
但長孫無忌卻是一個老成之人，他覺得並沒有必勝的把握，想再等待一個更好的時機。
他沉著冷靜地說道：“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
李世民聽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在逐一分析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以及大草原上的混亂局勢後，李世民終於熄滅了出兵的衝動。
他還要等待。
頡利可汗的情勢似乎越來越壞。、
年底時，迎來了第二次機會。
鄭元壽出使突厥，迴歸長安後，他向李世民報告了一條重要的消息，是關於頡利可汗，也是關於突厥的未來。
他在朝廷之上，自信滿滿地對著滿朝文武說道：“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
大臣們的心思，瞬間活動起來，他們都請求乘勢討伐突厥。
李世民同意鄭元壽三年之期的判斷，但是他阻止了朝臣們的想法。
這一次，李世民顯然思慮再三，有備而來，對著朝臣們，講了一番麵子上非常經典，文雅的話。
顯然，出不出兵，在私下裏，他已經考慮過無數次了。
這就是李世民著名的“三無說”。
他詳細闡述說：“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
然後，李世民擲地有聲地發出最強音：“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當此之時，薛延陀已經強勢崛起，突厥已陷入四麵楚歌的境地。
突厥即將成為明日黃花了。
大草原上誰將成為真正的主人？
也許從這個時候開始，李世民就已經正式在考慮突厥滅亡後，整個東亞局勢的布局了。
唐朝將以一種什麽態度立於世界？
他李世民將以一種什麽身份出現在一個新的世界之中？
以前，這隻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問題，現在，這似乎變成了一個觸手可及的必須考慮的命題。
李世民要下一盤很大的棋。
但頡利可汗並不傻，他知道自己在大草原上即將失勢，他也在謀劃自己的退路。
頡利可汗更不願意在這個時間，南下侵唐，一是力所不能及，二來並不是明智的行為，這可能給李世民北伐的借口。
所以，李世民想等一個名正言順的機會去出兵討伐頡利可汗，算是等到花兒都謝了。
李世民甚至想過用一個很勉強的理由，霸王硬上弓，出兵北伐。
這是第三次機會。
那是一個來自於突厥內部的求救。
突利和頡利可汗的關係，已經無法調和了。
為了保證自己的權威，頡利可汗沒有別的選擇，既然名義上談不擾，就隻能在武力上讓突利承認。
頡利可汗派兵討伐突利，想要重新取得突利對他大可汗地位的認可。
突利和頡利可汗二個人，雖然是叔侄，但現在真的是難兄難弟，突利在討伐之前，就遭遇了一連串的敗戰，他根本沒有本錢和頡利可汗叫板。
這時，突利想到了他在南方還有一個結拜的兄弟李世民，走投無路之下，他派出特使，請求李世民直接出兵，幫助他對抗頡利可汗。
千裏之堤，總是從地基開始腐敗，有了內應，就可裏外夾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李世民召集大臣們商議，他先定了個調子，開口說道：“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
杜如晦當時任兵部尚書，完全聽得懂李世民的弦外之音，他趕忙接口說道：“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
杜如晦顯然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
一切以利益為計算的中心，但這番話反過來看，如果這個時候發兵討伐頡利可汗，始終還是李世民背盟負約在先。
君臣之間，共識雖已達到，但李世民還是沒有出兵。
堂堂上國天朝，加上征伐頡利已是十拿九穩，他一定要等待一個真正言順的出兵理由，他需要頡利可汗犯一個真正的錯誤。
李世民沒有等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