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於世界之巔的李世民,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貞觀之治,除了是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的曆史必然,也來自於君明臣賢,永不熄滅的進取精神。


    他們會折騰,能折騰,善於折騰。


    他們群星璀璨,光芒萬丈。


    其中的佼佼者,除了李世民本人外,還有鼎鼎大名的房玄齡和杜如晦,他們合稱“房杜”。


    實際上,杜如晦排位在房玄齡後麵,事出有因。


    一是他在位時間過短,二是過早逝去,這掩蓋了他在李世民一朝炙手可熱的權勢和信任。


    可以想見,他在宰相之位僅僅一年多,就以其天縱之才,最為李世民所倚重。


    即使李世民一朝的長青樹房玄齡,也遠遠比不上杜如晦在皇帝心中的位置。


    這來自於他們的出身,也是李世民權力結構的需要。


    李唐和楊隋一朝,權力根基都來自於關隴集團,兩個朝代,名稱雖然不同,權力實質還是在他們這個圈子內流轉,唯一不同的是朝堂之上,由楊姓換成姓李的。


    加上李淵以太原留守的身份起義創業,更是和楊隋一朝的官僚體係有無法割舍的聯係,唐承隋製,兩朝一體,毫不為過。


    因而,李淵所用人才,大體以舊隋官僚以及關隴人士為主體,雖然李淵長於政治,平衡山東和江南兩大勢力,但其核心權力層,卻一直被關隴集團穩穩抓牢。


    李世民要想爭太子之位,經營天下,就必須別開蹊徑。


    他在李唐開國之戰中,東征西討,接觸和眼界無限擴展延伸,秦王府中人物薈萃,尤其是山東人士,更是冉冉上升。


    但這也是一種幸福的煩擾。


    李世民需要依仗山東人士的力量,但同時,骨子裏的隔閡和疏遠,又必須讓他隨時防範山東勢力的坐大。


    反饋到房杜兩人身上,依然如此。


    杜如晦是根正苗紅的關隴集團人士。


    而房玄齡卻始終貼上一個山東人士的標簽,關隴集團是隋唐兩代政權的根本,李世民天然對杜如晦倚重和信任。


    這可以從一個細節上看出來。


    房玄齡以多謀著稱於世,甚至杜如晦也是他著力向李世民推薦的人才。


    房玄齡雖然一直是李世民心腹,但終於因為自己的出身,和李世民稍有間距。


    有時碰上重大的國事,即使房玄齡認證精詳,於情於理於義,都可言之成理,行之無誤,但李世民還是會下意識地說:“非如晦不能決。”


    李世民一定會召來杜如晦,杜如晦欣然而來,居之不疑。


    三方一起商討,但依然以房玄齡的結果為準。


    這反映出李世民雖然認可房玄齡的政策製定力,但更認可杜如晦的政策決斷力。


    杜如晦才是代表李世民背後關隴集團的力量、心態和利益,這種微妙的關係,不屬於這個圈子中人,很難把握那種微妙的,玄而又玄的舉重若輕決竅。


    這也是房謀杜斷的來由。


    房玄齡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


    貞觀一朝之盛,他雖然出力至巨,他也深受李世民寵信,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時他碰上李世民龍顏一怒,會立即俯首低頭。


    房玄齡甚至會天天到朝堂之上,向李世民賠罪,請求諒解。


    謹小慎微,房玄齡是個小心駛得萬年船的人。


    房玄齡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在向李世民認罪請求寬恕的時候,表現出完全的心悅誠服,臉上恐懼悔罪之色,讓人君所不忍責。


    房玄齡足稱為一代賢相,大公無私,大德若虛,碰上李世民如此明君,君臣之間還需要如此刻意維護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幹事業的和諧局麵,可見人之一世,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輕易做成。


    一句話而言之,房玄齡是李世民一朝的能臣,是幹將,但和李世民的關係總差了那麽一絲絲,一線線。


    杜如晦才是李世民心中的那個唯一。


    就如同他父親李淵可以無條件信任和看重裴寂一般,那是一種真正可以放開身心,卸下身段,可以平視,足以匹敵共享共治共榮的一種夥伴關係。


    即使杜如晦逝世多年,李世民依然會思念起他的這個老夥計。


    有一次他正在美滋滋地吃著新鮮香甜多汁的時令瓜果,心中忽然想起了和杜如晦昔日一起吃瓜時,言笑晏晏的歡樂場景。


    觸景生情,今時往日,二相比較,心中一陣愴然。


    瓜雖在,人已亡,他立即派出專使,拿著自己吃的這些瓜果,去祭奠杜如晦。


    李世民對杜如晦的感情,大概是真實而樸素的。


    在杜如晦死後多年,他賜給房啟齡一圍黃銀帶,睹物思人,李世民再一次想起了杜如晦。


    他對房玄齡滿懷向往地說:“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


    如今天人兩隔,李世民思念到情深之處,竟然動情地流下了淚水,他沉浸在往事中,繼續說道:“朕聞黃銀多為鬼神所畏。”


    黃銀不可賜,李世民特意賜給房玄齡一根黃金帶,讓他帶去杜如晦的靈所,聊慰思念之情。


    李世民對杜如晦的依重,已經神化為一種想念中的傳說,可惜杜如晦早死,否則,將會書寫中國君臣相處史上的一段傳奇


    相對於杜如晦念茲在茲,李世民對房玄齡的倚重,更多的隻是君臣顧遇,君明臣賢的上下之情,這可以從他在房玄齡病重時的一番話,得到明證。


    房玄齡一生為公,大公無私,至死一刻,依然憂國憂民。


    當時李世民正準備再伐高麗,但這並不明智,甚至已經是純粹和自己在較勁了,與楊廣在高麗折戟沉沙,非常相似。


    房玄齡有感於隋煬帝楊廣三征高麗,以致國家分崩離析,想在去世之前,再盡一分綿薄之力。


    他知道自己的上書,會觸犯李世民的逆鱗,他一輩子謹小慎微,恭敬事上,在即將過世時,卻不想再遮掩自己真實的心跡,這種奮不顧身,臨大節忘小我的高風亮節精神,實在無愧於國士之稱。


    病榻之上,彌留之際,房玄齡並沒有操心自己的小家庭,而是對著自己的幾個兒子語重心長地說:“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辜負聖君,則死有餘責。”


    他接著說出了自己唯一的擔心,“當今天下清謐,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


    可以想見,當時的李世民,在征伐高麗一事上,已經獨斷專行,聽不見別人不同的意見了。


    整個朝廷之中,也再沒有人敢於逆反他的意見。


    當日的李世民,似乎已成為真正的獨夫和孤家寡人。


    這和貞觀初期的政治風氣,已大不相同,大概是李世民已不是當年李世民,而他的臣子,也不再是當年的臣子了。


    時間,可以改變一切。


    拂逆龍鱗的事情,房玄齡一生沒有幹過幾件。


    但李世民以國士待他,他在將死之際,願意冒死進諫,以國士迴報李世民,他是貞觀最後的遺風。


    迴首當年,那是一個意氣奮發,君臣合力,大幹快上的讓人無比懷念的年代,他房玄齡不過隻是一個謹言慎行,奉忠體君的忠臣。


    千載之下,迴想那個年代,君臣相處之點滴,即使隻有幾年,也足以輝耀千古,成為後世高山仰止般的存在。


    房玄齡決意獻上自己一生之中,最後,也可能是君臣之義最重的一封奏疏,他在奏疏中,明確反對李世民再伐高麗。


    在奏疏的最後,他真情流露,言之諄諄。


    “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殘魂餘息,預結代草之誠。倘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


    房玄齡在生命的最後,完成了自我認知和身份的轉變。


    他不僅僅是李世民的忠臣能臣重臣,他也在心理上卸下最後的防備,忘記了李世民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尊貴,也忘記了皇權的威嚴。


    他的心中,他的眼中,好象看見李世民挺拔的身軀,就站在他的身前。


    還是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生機勃發的秦王,那真是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歲月,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房玄齡心中,或者某種程度上,已經將李世民當成的朋友。


    隻是這個好朋友,身份是尊貴無比,獨一無二的皇帝。


    現在,我要走了,好朋友,你也要好自為之。


    李世民從字裏行間,感受到房玄齡最深的關切。


    他陷入迴憶,對著房玄齡的兒媳,自己的女兒高陽公主動情地說:“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


    李世民給了房玄齡國士的待遇。


    在房玄齡病情加重的時候,為了探望的方便,他甚至鑿穿了牆壁,隻為了方便宮中特使的問候。


    終於要到最後時刻了,也終於要再見了。


    李世民親自駕臨房玄齡的病榻之前,和這個自己昔日的戰友,最忠心的大臣,握手噓唏而別。


    房杜二人,崢嶸早露。


    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深具慧眼,早就判定他們是人中之龍。


    高孝基認為房玄齡“仆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而他對杜如晦的評價也深相契合,認為他“當為棟梁之用。”


    雖然房杜二人,得益於出身高門,家學淵源,但在古代,高門大戶,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教育,和更早地了解和認識這個世界。


    個人的能力,需要環境,更需要積累,高門大戶,如果教育得當,相對而言,更能出人才。


    所謂山野無士子,民間無傑才,也並不全是虛妄之語。


    以房杜而言,也是一個例子。


    但李世民天縱之資,海納百川,欲成貞觀之風,首重人才。


    李世民乾綱獨斷,獨具慧眼,那他的取士之道,用人標準又有什麽精彩之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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