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封的官太多太濫了。
自太原起義，到入主關中，李淵收服人心，遠近來歸的一大利器和殺器，就是封官.
甚至到了不分貴賤，無論賢愚，隻要有一點可取之處，就先開個空頭支票，封個官給大家高興高興。
這是一種李淵特有的統戰方法。
當年破霍邑宋老生之戰，攻防慘烈，李淵親自見到屍橫遍地，玉石俱焚，惻隱之心大動，況且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自己的家底，也經不起幾次損耗。
李淵下定決心，“從今已去，當以文德來之，不複用兵戈矣。”
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就是厚賞濫封。
他曾經創造過一個非常誇張的記錄，他利用自己寫得一手好字的優點，親自手寫委任狀，他筆不留行，一天之內，發出去的任命文書，竟然達到數千件。
這引發了部下的質疑和勸諫，但李淵不為所動。
他深謀遠慮地迴答道：“不希爵賞，漢室以興，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天下之利，義無獨享，率土皆貴於我，豈不益尊乎？”
李淵的理念樸素而實用。
能夠用封官賞錢解決的問題，為什麽要花費大力氣，流血犧牲去打仗？
不得不承認，這種方法簡單有效。
利於迅速聚攏民心士氣，給了久處沉悶下層之地的人，一線前行的希望。
李淵之所以能海納百川，快速成功，和這種大規模分封厚賞，帶領大家一起撈實利的務實政治理念大有關係。
但他封的官，實在太多了，李淵也非常喜歡賜封戶數。
雖然在他治下，是虛封，沒有實際的含義，但如果滿朝皆官吏，都是千戶之家，就未免太駭人以聞了。
事情已經發展到必須要撥亂反正的地步。
李世民準備挑起這個擔子。
麵向民間的虛封官員，更多是一種榮譽，可以先放置一邊，況且，李淵親自手寫的告身，是當世不可多得的墨寶，本身也具有收藏和榮耀的價值。
這一類，時間可以消減和抵消，不會產生大的障礙。
但中央官員，卻需要動真格，否則，李世民沒有辦法安排後來的人上位。
這一刀下去，割掉了一大片韭菜。
長安城中，中央官吏在武德年間，有二千多人，但李世民大刀闊斧，隻留下了六百四十三人。
一次裁汰掉三分之二的中央官僚，這種力度和決心，後世已經不敢想象。
李世民雖然子承父業，但在這一點上，他卻更像是一個新朝的皇帝。
一朝皇帝一朝臣，一朝皇帝也有一朝的風氣。
李淵留下的那些告身，還是帶來了現實的政治障礙。
中央官員的調整剛完成，接下來，就涉及到地方官了。
改革進入深水區。
在隋末和李淵的武德年間，外放當官，是最讓人惱火和難以接受的苦差事。
因為當時，世道不平，叛亂迭起，離開長安城這個太平享樂之地，主政地方，指不定哪天就會遇到戰爭或叛亂。
那有掉腦袋的可能。
外放當官，生命，是沒有百分百的保障的。
因而，很多人，寧願不當官，也不去地方主政。
但現在情況不同了。
李世民已經一統天下，太平可期，現在去當官，那是一件風險很小，收獲巨大的事情。
這就出現了一個奇跡。
七千餘人相聚長安城，幾乎在同一時間，浩浩蕩蕩分赴全國，
李世民創新了官員的考核和任命時間。
李淵的政治理念和實務，基本因襲隋朝，集中於十一月至來年的春節，在長安城集中完成。
這是一項龐大複雜而精密的工程，因為時間所限，經常出現紕漏，不便於操作。
李世民改為不定時考核和任命，隨缺隨補，靈活機動。
這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改動，卻是貞觀一朝政治的精義，雖然師古，但更要方便現實。
合適的，才是最好的。
正如在戰場之上，李世民因時因勢，指揮戰術法無定式，龍騰虎躍。
而在政治上，李世民也決不墨守成規，拘泥不化。
他尊重製度，也遵循傳統，但決不會被固有的製度限製。
當舊製度已不適應時代時，李世民毫不猶豫地製定新的規則。
不管在戰場上，還是政治上，李世民實在是一代雄才。
李世民要想盡力消除李淵留下的影響，就需要在朝堂之上，核心權力層構建自己的嫡係。
他的方式非常簡單，采取了混合共存，以老帶新，然後新人當家的策略。
任何的製度，歸要到底都需要人去實行。
製度是死的，推廣、執行、考核、變通，都需要政治長才，而宰相群體，就是皇帝的智囊團。
任何一個朝代，宰相群體的素養將直接決定國家的高度。
六月初四，玄武門事變。
六月初七，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
李淵正式下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顯然，已經失勢的李淵，隻保持了表麵的體麵，權力已完全移交給李世民，“聞奏”是不可能的。
八月初九，李世民正式即皇帝位。
這種高效快速的權力移交，是軍事政變的必然反應。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表麵般風平浪靜。
當時李淵名為太上皇，卻還占據著太極正殿，李世民雖然登上了皇帝之位，隻不過是在東宮舉行的儀式。
顯然，李淵在朝野之間，還有舉足輕重的勢力和影響力。
於國於家，都不可躁冒進，操之過急，悔之無及。
李世民對於權力和高級人員的過渡，采取了一種穩妥的漸進方式。
他先全盤接收了李淵的宰相群體，但是，他增加了幾個自己一係的宰相們。
更重要的是，他新任的宰相們占據了實權和實力部門。
比如六省之中最重要的吏部和兵部，就由長孫無忌和杜如晦出任，並且李世民創新型地讓他們成為真宰相。
李淵的核心權力群體，實際上就是玄武門之變當日，和他一同在海池之上泛舟的七大巨頭。
李世民對李淵的宰相群體，采取了自然過渡和順勢而為二種方式。
李淵出自於關隴集團，並且在隋朝久居高位，他進入關中，入主長安，得到了舊隋官僚群體的雙手讚成。
加上李淵創業初始，四周強敵，虎視眈眈，時刻麵臨生存壓力，因而，其用人政策奉行拿來主義，毫無疑問和楊隋一朝是一體兩麵，。
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一個加強版和升級版，最新版本的隋朝體係，隋世大豪，大都可以在新的政權之中占據一席之地。
這種統一和延續的政策，讓李淵的政府高層之中，關隴集團，江南以及山東人士，維持了一種動態的平衡。
平衡才是政治的精義。
李世民通過軍事政變得以竊據大位，得國不正，更加必須用自己信得過的人為相。
他的效率非常神速，在他登上皇帝之位不到一年，李淵的宰相們就已經消失在李世民的權力核心層了。
玄武門之變中，文官係統中最大功臣是房玄齡和杜如晦，沒有任何疑問，李世民將建立房杜為主體和核心建立新的權力中樞。
蕭瑀成為橫亙在房杜麵前的一座大山。
他是李淵一朝的核心大臣，房杜要想真正上位，就必須先扳倒蕭瑀。
他們選擇聯合封德彝來分化瓦解，逐一消融掉李淵宰相。
封德彝雖然是蕭瑀引見給李淵，但他在隋朝早著大名。
一代權臣，眼高於頂的楊素曾經心服口服地說：“揣摩之才，非吾所及。”
楊素當時經常和他討論宰相實務，折服於封德彝的才華，情不自禁之下，拍著自己的座位對封德彝說：“封郎必當據吾此座。”
封德彝以揣摩之才名著天下，也是一把雙刃劍。
這是一種老於世故，熟諳人心的能力，好處是可以急對方所急，想對方所想，說對方所想說，或者直接做對方之想做。
可以讓對方或上級如沐春風，利於成事高升。
但同樣，這種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很難保持純粹的理想或堅守傳統的道德，他以一台機器般，精密計算，與時俱進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
一個政體中，這類過於如魚得水的人，最容易成為兩麵雙刀或變節投敵的陰謀家。
封德彝正是這種人。
當房杜籠絡他時，他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
房玄齡和杜如晦已進入權力中樞，是李世民的嫡係，如初升之太陽，光耀萬丈。
世界是李世民的，也是他們的。
以善於揣摩人主心意和孜孜求進，名聞於世的封德彝，敏銳掌握了這種新的變化。
他的決定合理而不近人情。
他倒向房杜，拋棄了曾經的同僚，或者說也是他的貴人蕭瑀，還在在背後插了他幾刀。
高層鬥爭的第一把火，先燒向了蕭瑀和陳叔達。
蕭陳兩人，都是江南（江左）人士的代表，蕭瑀是梁蕭正脈，父親是梁明帝蕭巋，而陳叔達卻是陳宣帝的血脈。
南朝四國，宋齊梁陳，迭次更替，本來就恩怨糾纏，事非難斷。
蕭陳兩大皇姓，北上長安後，和當權的關隴集團，通過婚姻或是憑借本身的文學才幹，早已融為一體。
既然客居北方，為家庭計，為家族計，為國家計，自然也需要放下上代，或是上幾代的恩怨情仇，眼光向前看。
這也是蕭陳兩人能同朝為相的基礎。
但矛盾隻是掩蓋，並沒有消失，當在某個時間點，或是特殊的場合之下，經由別有用心的人挑拔，事情就會不可控製。
蕭瑀除了是蕭梁後人之外，他其實也是李淵的表親，他的妻子是楊堅皇後獨孤伽羅的侄女，因而在隋朝和李淵一同為官時，二人就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蕭瑀頗有才幹，也為李淵所重，當然也為李淵所親，李淵親切稱他為蕭郎，他說道：“得公之言，社稷所賴。”
並且，蕭瑀對李淵盡心盡力，李唐開國之際，萬事草創，世道艱難，有一次李淵曾經責怪蕭瑀負責的中書省，效率太慢，宣詔執行不及時。
蕭瑀迴複了一番誠心奉國，老於政道的話語，他先講述了隋朝當年有些政令前後互相矛盾，甚至有立即發布相反詔令的情況，然後，他才講述自己這樣操作的原因，“每受一敕，臣必勘審，使與前後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
這顯然是一種精忠報國，以國事為己事的負責態度，李淵心懷大慰，對蕭瑀推心置腹地說：“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
蕭瑀是除了封德彝之外，李淵一朝最受依重的宰相。
但他一樣有一個弱點，這導致了他在李世民一朝的脆敗。
自太原起義，到入主關中，李淵收服人心，遠近來歸的一大利器和殺器，就是封官.
甚至到了不分貴賤，無論賢愚，隻要有一點可取之處，就先開個空頭支票，封個官給大家高興高興。
這是一種李淵特有的統戰方法。
當年破霍邑宋老生之戰，攻防慘烈，李淵親自見到屍橫遍地，玉石俱焚，惻隱之心大動，況且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自己的家底，也經不起幾次損耗。
李淵下定決心，“從今已去，當以文德來之，不複用兵戈矣。”
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就是厚賞濫封。
他曾經創造過一個非常誇張的記錄，他利用自己寫得一手好字的優點，親自手寫委任狀，他筆不留行，一天之內，發出去的任命文書，竟然達到數千件。
這引發了部下的質疑和勸諫，但李淵不為所動。
他深謀遠慮地迴答道：“不希爵賞，漢室以興，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天下之利，義無獨享，率土皆貴於我，豈不益尊乎？”
李淵的理念樸素而實用。
能夠用封官賞錢解決的問題，為什麽要花費大力氣，流血犧牲去打仗？
不得不承認，這種方法簡單有效。
利於迅速聚攏民心士氣，給了久處沉悶下層之地的人，一線前行的希望。
李淵之所以能海納百川，快速成功，和這種大規模分封厚賞，帶領大家一起撈實利的務實政治理念大有關係。
但他封的官，實在太多了，李淵也非常喜歡賜封戶數。
雖然在他治下，是虛封，沒有實際的含義，但如果滿朝皆官吏，都是千戶之家，就未免太駭人以聞了。
事情已經發展到必須要撥亂反正的地步。
李世民準備挑起這個擔子。
麵向民間的虛封官員，更多是一種榮譽，可以先放置一邊，況且，李淵親自手寫的告身，是當世不可多得的墨寶，本身也具有收藏和榮耀的價值。
這一類，時間可以消減和抵消，不會產生大的障礙。
但中央官員，卻需要動真格，否則，李世民沒有辦法安排後來的人上位。
這一刀下去，割掉了一大片韭菜。
長安城中，中央官吏在武德年間，有二千多人，但李世民大刀闊斧，隻留下了六百四十三人。
一次裁汰掉三分之二的中央官僚，這種力度和決心，後世已經不敢想象。
李世民雖然子承父業，但在這一點上，他卻更像是一個新朝的皇帝。
一朝皇帝一朝臣，一朝皇帝也有一朝的風氣。
李淵留下的那些告身，還是帶來了現實的政治障礙。
中央官員的調整剛完成，接下來，就涉及到地方官了。
改革進入深水區。
在隋末和李淵的武德年間，外放當官，是最讓人惱火和難以接受的苦差事。
因為當時，世道不平，叛亂迭起，離開長安城這個太平享樂之地，主政地方，指不定哪天就會遇到戰爭或叛亂。
那有掉腦袋的可能。
外放當官，生命，是沒有百分百的保障的。
因而，很多人，寧願不當官，也不去地方主政。
但現在情況不同了。
李世民已經一統天下，太平可期，現在去當官，那是一件風險很小，收獲巨大的事情。
這就出現了一個奇跡。
七千餘人相聚長安城，幾乎在同一時間，浩浩蕩蕩分赴全國，
李世民創新了官員的考核和任命時間。
李淵的政治理念和實務，基本因襲隋朝，集中於十一月至來年的春節，在長安城集中完成。
這是一項龐大複雜而精密的工程，因為時間所限，經常出現紕漏，不便於操作。
李世民改為不定時考核和任命，隨缺隨補，靈活機動。
這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改動，卻是貞觀一朝政治的精義，雖然師古，但更要方便現實。
合適的，才是最好的。
正如在戰場之上，李世民因時因勢，指揮戰術法無定式，龍騰虎躍。
而在政治上，李世民也決不墨守成規，拘泥不化。
他尊重製度，也遵循傳統，但決不會被固有的製度限製。
當舊製度已不適應時代時，李世民毫不猶豫地製定新的規則。
不管在戰場上，還是政治上，李世民實在是一代雄才。
李世民要想盡力消除李淵留下的影響，就需要在朝堂之上，核心權力層構建自己的嫡係。
他的方式非常簡單，采取了混合共存，以老帶新，然後新人當家的策略。
任何的製度，歸要到底都需要人去實行。
製度是死的，推廣、執行、考核、變通，都需要政治長才，而宰相群體，就是皇帝的智囊團。
任何一個朝代，宰相群體的素養將直接決定國家的高度。
六月初四，玄武門事變。
六月初七，李世民被立為皇太子。
李淵正式下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顯然，已經失勢的李淵，隻保持了表麵的體麵，權力已完全移交給李世民，“聞奏”是不可能的。
八月初九，李世民正式即皇帝位。
這種高效快速的權力移交，是軍事政變的必然反應。
但實際情況，並非如表麵般風平浪靜。
當時李淵名為太上皇，卻還占據著太極正殿，李世民雖然登上了皇帝之位，隻不過是在東宮舉行的儀式。
顯然，李淵在朝野之間，還有舉足輕重的勢力和影響力。
於國於家，都不可躁冒進，操之過急，悔之無及。
李世民對於權力和高級人員的過渡，采取了一種穩妥的漸進方式。
他先全盤接收了李淵的宰相群體，但是，他增加了幾個自己一係的宰相們。
更重要的是，他新任的宰相們占據了實權和實力部門。
比如六省之中最重要的吏部和兵部，就由長孫無忌和杜如晦出任，並且李世民創新型地讓他們成為真宰相。
李淵的核心權力群體，實際上就是玄武門之變當日，和他一同在海池之上泛舟的七大巨頭。
李世民對李淵的宰相群體，采取了自然過渡和順勢而為二種方式。
李淵出自於關隴集團，並且在隋朝久居高位，他進入關中，入主長安，得到了舊隋官僚群體的雙手讚成。
加上李淵創業初始，四周強敵，虎視眈眈，時刻麵臨生存壓力，因而，其用人政策奉行拿來主義，毫無疑問和楊隋一朝是一體兩麵，。
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一個加強版和升級版，最新版本的隋朝體係，隋世大豪，大都可以在新的政權之中占據一席之地。
這種統一和延續的政策，讓李淵的政府高層之中，關隴集團，江南以及山東人士，維持了一種動態的平衡。
平衡才是政治的精義。
李世民通過軍事政變得以竊據大位，得國不正，更加必須用自己信得過的人為相。
他的效率非常神速，在他登上皇帝之位不到一年，李淵的宰相們就已經消失在李世民的權力核心層了。
玄武門之變中，文官係統中最大功臣是房玄齡和杜如晦，沒有任何疑問，李世民將建立房杜為主體和核心建立新的權力中樞。
蕭瑀成為橫亙在房杜麵前的一座大山。
他是李淵一朝的核心大臣，房杜要想真正上位，就必須先扳倒蕭瑀。
他們選擇聯合封德彝來分化瓦解，逐一消融掉李淵宰相。
封德彝雖然是蕭瑀引見給李淵，但他在隋朝早著大名。
一代權臣，眼高於頂的楊素曾經心服口服地說：“揣摩之才，非吾所及。”
楊素當時經常和他討論宰相實務，折服於封德彝的才華，情不自禁之下，拍著自己的座位對封德彝說：“封郎必當據吾此座。”
封德彝以揣摩之才名著天下，也是一把雙刃劍。
這是一種老於世故，熟諳人心的能力，好處是可以急對方所急，想對方所想，說對方所想說，或者直接做對方之想做。
可以讓對方或上級如沐春風，利於成事高升。
但同樣，這種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很難保持純粹的理想或堅守傳統的道德，他以一台機器般，精密計算，與時俱進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
一個政體中，這類過於如魚得水的人，最容易成為兩麵雙刀或變節投敵的陰謀家。
封德彝正是這種人。
當房杜籠絡他時，他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
房玄齡和杜如晦已進入權力中樞，是李世民的嫡係，如初升之太陽，光耀萬丈。
世界是李世民的，也是他們的。
以善於揣摩人主心意和孜孜求進，名聞於世的封德彝，敏銳掌握了這種新的變化。
他的決定合理而不近人情。
他倒向房杜，拋棄了曾經的同僚，或者說也是他的貴人蕭瑀，還在在背後插了他幾刀。
高層鬥爭的第一把火，先燒向了蕭瑀和陳叔達。
蕭陳兩人，都是江南（江左）人士的代表，蕭瑀是梁蕭正脈，父親是梁明帝蕭巋，而陳叔達卻是陳宣帝的血脈。
南朝四國，宋齊梁陳，迭次更替，本來就恩怨糾纏，事非難斷。
蕭陳兩大皇姓，北上長安後，和當權的關隴集團，通過婚姻或是憑借本身的文學才幹，早已融為一體。
既然客居北方，為家庭計，為家族計，為國家計，自然也需要放下上代，或是上幾代的恩怨情仇，眼光向前看。
這也是蕭陳兩人能同朝為相的基礎。
但矛盾隻是掩蓋，並沒有消失，當在某個時間點，或是特殊的場合之下，經由別有用心的人挑拔，事情就會不可控製。
蕭瑀除了是蕭梁後人之外，他其實也是李淵的表親，他的妻子是楊堅皇後獨孤伽羅的侄女，因而在隋朝和李淵一同為官時，二人就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蕭瑀頗有才幹，也為李淵所重，當然也為李淵所親，李淵親切稱他為蕭郎，他說道：“得公之言，社稷所賴。”
並且，蕭瑀對李淵盡心盡力，李唐開國之際，萬事草創，世道艱難，有一次李淵曾經責怪蕭瑀負責的中書省，效率太慢，宣詔執行不及時。
蕭瑀迴複了一番誠心奉國，老於政道的話語，他先講述了隋朝當年有些政令前後互相矛盾，甚至有立即發布相反詔令的情況，然後，他才講述自己這樣操作的原因，“每受一敕，臣必勘審，使與前後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
這顯然是一種精忠報國，以國事為己事的負責態度，李淵心懷大慰，對蕭瑀推心置腹地說：“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
蕭瑀是除了封德彝之外，李淵一朝最受依重的宰相。
但他一樣有一個弱點，這導致了他在李世民一朝的脆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