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瑀是一個有操守的宰相，這是他最大的弱點。
封德彝開始作妖。
在過往的工作中，兩人配合如魚得水，但現在不和諧的一幕出現了。
早就商量好的方案或結論，封德彝即使已經同意了，但在朝堂之上，他向李世民奏事時，卻經常臨時反水否認。
這讓蕭瑀平白無故，做了多次言而無信的爛人。
當麵紅臉，背麵黑臉，兩麵三刀，十足小人行徑。
這讓蕭瑀和封德彝產生了不可彌縫的裂縫。
這讓蕭瑀經常失信於李世民，或者出現了混亂。
這對於一個久經政壇，且老於政事的宰相而言，是不可接受的錯誤。
更重要的是，房玄齡和杜如晦也在旁邊煽風點火。
當蕭瑀遭到房杜的聯手排擠之後，心中怏怏，頗有不平之氣。
於是，他向李世民上書，言為心聲，自己盡忠盡力，一心為國，卻被排擠打壓，詞旨之間，難免寂寥落寞。
這種明顯的情緒化，讓李世民感到壓力和不滿，他對蕭瑀開始失去耐心。
構建以房杜為中心的宰相群體，是李世民的必須，也是必需達到的目的，即使曾經功高位崇，也已成過往。
今時今日，重用自己更熟悉的宰相們，大幹快上，已是大勢所趨。
大浪淘沙，前浪死在沙灘上，潮流滾滾，又哪有人情可言？
況且，讓自己的心腹熟悉政務之後，他父親李淵的宰相們，也應該功成身退了。
新人終要上位。
李世民找到了一個機會，一舉黜退了李淵的兩大核心宰相。
陳叔達旁觀者清，也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本是梁國和陳國皇室後裔，天生就帶有家族不和的因子，流淌在血液之中。
令人無法相信的事情發生了。
貴為宰相，人臣頂峰的蕭瑀和陳叔達，竟然當著李世民的麵，直接幹起來了。
他們都是居於帝國權力頂層的政治精英，在皇帝李世民麵前，竟然如潑婦般當眾對罵，聲色俱厲。
兩個人甚至都準備擼起袖子幹一場。
他們的宿怨，其來有自。
但蕭陳兩人公然咆哮朝廷，已和市井小兒無賴無異。
朝臣們相顧愕然，完全不知所措。
蕭陳兩人公開而低級的爭鬥，既失體統，更失為臣之範，這已經可以算是一個政治醜聞。
李世民順水推舟，將他們二人安上一個“不敬”的罪責，全部免去宰相之職。
但他們兩人最終的境遇，卻還是大有不同。
陳叔達自此再無建樹，消失於貞觀的政壇。
但蕭瑀卻在李世民一朝，五上五下，還三度參預朝政，但當他再次複出時，他身上李淵的標簽，已經磨滅不見。
他已變成李世民一朝忠貞而有用的能臣。
蕭瑀是一個經世致用，值得尊敬政治家。
和蕭瑀的貶退不同，封德彝和裴矩卻得到了善終，上天給了他們難得而珍貴的自然老死機會。
封德彝並沒有空負天下第一揣摩之才的美名，他在無數個政權之中遊刃有餘，位高權重。
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某日，他在尚書省批閱文書時，身體有恙，為示尊重，李世民用皇家之輦將他禮送迴家。
但封德彝大限已至，很快就逝世了。
他完美詮釋了活到老，幹到老的定義。
這本來是一個完美的，可以口耳流傳故事，但他的傳奇並沒有結束。
封德彝死前尊榮，但死後卻被李世民清算了。
當然，這是他咎由自取，也是他的性格使然。
他當年在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爭鬥之中，往兩方都押了注。
表麵之上，他認可李世民，但在私下和李淵的對答之中，卻又轉而支持太子李建成。
這其實是一種政治的常態，首鼠兩端，漫天押注，以期得利。
但封德彝卻是真正的老手，也是高手。
他將這件事情做的非常隱秘，朝野上下，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這種首鼠兩端的態度。
天道有眼，他死後數年，當年之事，被翻出來了。
但對他的最終清算，要等到他死後的第十七個年頭，唐臨才給李世民上了一道奏折。
唐臨是一個合適的人選。
他寫了一本並不太正經的書籍，叫做《冥報記》，或許他成書的靈感就是來自於封德彝因果循環的例證。
唐臨在奏折中寫道：“（封德彝）苞藏之狀，死而後發，……罪惡既彰，宜加貶黜。此而不懲，將何沮勸。”
他雖然已經死去了十七年，但李世民心中明顯憋著一口氣。
死的再久，也要將他揪出來，死後算賬。
欠的賬，總是要還的。
雖然無法懲罰他本人，但要讓他在青史之上，留下他肮髒的名字。
李世民讓大臣們詳加商討，哪種懲罰是合適的。
情況非常明顯，皇帝有意追究，能拿出來討論，就必須要有一個結果。
這和中國傳統政治之中，己身之罪，蓋棺定論的傳統大有不同。
這也涉及到一個深層的問題。
在坐的每個大臣，都可能不是那麽幹淨，再加上政治的風向會轉變，如果死後很久，還要接受嚴厲而徹底的製裁，他們今天舉起的屠刀，明天就可能落到自己頭上。
朝廷之上，激烈辯論。
各種處理意見都有市場，都有合理之處，包括最徹底的和最嚴厲的懲罰都被提出來討論。
最後，經過妥協，大臣們商討出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民部尚書唐儉下了一個結論，“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曆眾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諡。”
最後，朝廷贈與的實封被收迴，死後的贈官，也被追迴，但最具侮辱性的懲罰，卻是將他的諡號改了。
這個處罰，沒有罪及他的後人，但對於封德彝這種級別的大臣來說，卻比在當朝直接殺了他，還要難以接受。
他的諡號，被改為“繆”。
這是個惡諡，是錯誤，名不符實，奸詐之人才能得到這種醜惡之諡。
死後被改惡諡，想必封德彝泉下有知，也心有戚戚。
封德彝也成為中國曆史上二麵三刀奸臣的代名詞，名汙青史，被萬世指點。
裴矩雖然也是自然老死，但他的結局，卻比封德彝要好的多。
他在楊隋一朝，以西域第一專家知名於世，他嘔心瀝血，寫有一本《西域圖記》，為隋朝經營西域立下汗馬功勞。
但他在煬帝楊廣後期，卻也隻能與時俯仰，隨波逐流，再無建樹，隻不過是明哲保身而已。
但他迎來了第二春。
入唐以後，在李淵和李世民治下，他卻並沒在展示出佞臣的色彩，反倒多有匡助，也不枉背上一個兩朝三代宰相之名。
裴矩在李世民一朝，已是七八十歲高齡，但卻勵精圖治，精神不衰，完全以天下為己任，足為忠臣。
在李世民的釣魚執法中，他還拂逆過李世民的龍鱗，進諫忠言。
當日，李世民為了整頓吏治，解除貪腐問題，曾經想過一個辦法，那就是讓人假扮行賄的人，去向官僚賄賂。
他選擇的突破口，是當時民憤較大的實權執行部門。
毫無意外，有人上當了，有一個官吏收受一匹絹。
為了明正刑典，也為了殺一儆百，李世民下令將這個受賄的官員立即斬首。
這顯然不是李世民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一個治國方案的組成部分，背後必然有他存在的邏輯。
但裴矩敢於拂逆李世民的龍鱗，他站出來反對。
裴矩言之鑿鑿地向李世民說：“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
這其實也代表了一種治理天下的理念，當以堂堂之法治天下，不取巧，不走近道，也不走偏鋒。
大國，就應當有大國的規矩和尊嚴。
當年正是李世民年富力強，虛心納諫的貞觀初年，他從諫如流，召集全部的臣僚，當著他們的麵，虛懷若穀地說：“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麵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李世民此舉，大有深意。
當朝為官者，承隋而來，自然知道裴矩在楊廣一朝的名聲，怎樣也不能算做忠臣和直臣，但現在連他都敢開始向李世民進諫，這顯示了新朝和新王的力爭上遊，導人以諫的胸懷和抱負。
真是泱泱大國之風，洋洋貞觀之神。
李世民貞觀一朝，貞觀之治的核心要義，就在於君臣一心，一個敢講，一個願納，並且落到實處。
這種融洽的君臣關係，主要是由於李世民得位不正，他比別的君王更想證明自己，所謂“逆取順治”而已。
他以一種內在的嚴格自律，承接了臣下們了無遮攔的進諫，這來源於他內心的恥辱感和一心建功立業的內驅力。
毫無疑問，在貞觀初年李世民更加從諫如流，相比後期要更加明顯和典型。
人在成功之後，必然鬆懈，也是人性使然。
但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真空的環境之中，明君也需要有放鬆的時候，李世民也概莫能外。
宇文士及就是這樣一種潤滑油，他也是李淵一朝的七大核心之一，但他是那個最不重要的一個。
他並沒有什麽政治才幹，更沒有什麽建樹，但耐不住他是皇親國戚，是李淵的大舅子。
但真要幾十年挺立於帝國的中樞，還是要幾分真本事的。
宇文士及就有兩點足以安身立命的本事。
封德彝開始作妖。
在過往的工作中，兩人配合如魚得水，但現在不和諧的一幕出現了。
早就商量好的方案或結論，封德彝即使已經同意了，但在朝堂之上，他向李世民奏事時，卻經常臨時反水否認。
這讓蕭瑀平白無故，做了多次言而無信的爛人。
當麵紅臉，背麵黑臉，兩麵三刀，十足小人行徑。
這讓蕭瑀和封德彝產生了不可彌縫的裂縫。
這讓蕭瑀經常失信於李世民，或者出現了混亂。
這對於一個久經政壇，且老於政事的宰相而言，是不可接受的錯誤。
更重要的是，房玄齡和杜如晦也在旁邊煽風點火。
當蕭瑀遭到房杜的聯手排擠之後，心中怏怏，頗有不平之氣。
於是，他向李世民上書，言為心聲，自己盡忠盡力，一心為國，卻被排擠打壓，詞旨之間，難免寂寥落寞。
這種明顯的情緒化，讓李世民感到壓力和不滿，他對蕭瑀開始失去耐心。
構建以房杜為中心的宰相群體，是李世民的必須，也是必需達到的目的，即使曾經功高位崇，也已成過往。
今時今日，重用自己更熟悉的宰相們，大幹快上，已是大勢所趨。
大浪淘沙，前浪死在沙灘上，潮流滾滾，又哪有人情可言？
況且，讓自己的心腹熟悉政務之後，他父親李淵的宰相們，也應該功成身退了。
新人終要上位。
李世民找到了一個機會，一舉黜退了李淵的兩大核心宰相。
陳叔達旁觀者清，也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本是梁國和陳國皇室後裔，天生就帶有家族不和的因子，流淌在血液之中。
令人無法相信的事情發生了。
貴為宰相，人臣頂峰的蕭瑀和陳叔達，竟然當著李世民的麵，直接幹起來了。
他們都是居於帝國權力頂層的政治精英，在皇帝李世民麵前，竟然如潑婦般當眾對罵，聲色俱厲。
兩個人甚至都準備擼起袖子幹一場。
他們的宿怨，其來有自。
但蕭陳兩人公然咆哮朝廷，已和市井小兒無賴無異。
朝臣們相顧愕然，完全不知所措。
蕭陳兩人公開而低級的爭鬥，既失體統，更失為臣之範，這已經可以算是一個政治醜聞。
李世民順水推舟，將他們二人安上一個“不敬”的罪責，全部免去宰相之職。
但他們兩人最終的境遇，卻還是大有不同。
陳叔達自此再無建樹，消失於貞觀的政壇。
但蕭瑀卻在李世民一朝，五上五下，還三度參預朝政，但當他再次複出時，他身上李淵的標簽，已經磨滅不見。
他已變成李世民一朝忠貞而有用的能臣。
蕭瑀是一個經世致用，值得尊敬政治家。
和蕭瑀的貶退不同，封德彝和裴矩卻得到了善終，上天給了他們難得而珍貴的自然老死機會。
封德彝並沒有空負天下第一揣摩之才的美名，他在無數個政權之中遊刃有餘，位高權重。
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某日，他在尚書省批閱文書時，身體有恙，為示尊重，李世民用皇家之輦將他禮送迴家。
但封德彝大限已至，很快就逝世了。
他完美詮釋了活到老，幹到老的定義。
這本來是一個完美的，可以口耳流傳故事，但他的傳奇並沒有結束。
封德彝死前尊榮，但死後卻被李世民清算了。
當然，這是他咎由自取，也是他的性格使然。
他當年在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爭鬥之中，往兩方都押了注。
表麵之上，他認可李世民，但在私下和李淵的對答之中，卻又轉而支持太子李建成。
這其實是一種政治的常態，首鼠兩端，漫天押注，以期得利。
但封德彝卻是真正的老手，也是高手。
他將這件事情做的非常隱秘，朝野上下，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這種首鼠兩端的態度。
天道有眼，他死後數年，當年之事，被翻出來了。
但對他的最終清算，要等到他死後的第十七個年頭，唐臨才給李世民上了一道奏折。
唐臨是一個合適的人選。
他寫了一本並不太正經的書籍，叫做《冥報記》，或許他成書的靈感就是來自於封德彝因果循環的例證。
唐臨在奏折中寫道：“（封德彝）苞藏之狀，死而後發，……罪惡既彰，宜加貶黜。此而不懲，將何沮勸。”
他雖然已經死去了十七年，但李世民心中明顯憋著一口氣。
死的再久，也要將他揪出來，死後算賬。
欠的賬，總是要還的。
雖然無法懲罰他本人，但要讓他在青史之上，留下他肮髒的名字。
李世民讓大臣們詳加商討，哪種懲罰是合適的。
情況非常明顯，皇帝有意追究，能拿出來討論，就必須要有一個結果。
這和中國傳統政治之中，己身之罪，蓋棺定論的傳統大有不同。
這也涉及到一個深層的問題。
在坐的每個大臣，都可能不是那麽幹淨，再加上政治的風向會轉變，如果死後很久，還要接受嚴厲而徹底的製裁，他們今天舉起的屠刀，明天就可能落到自己頭上。
朝廷之上，激烈辯論。
各種處理意見都有市場，都有合理之處，包括最徹底的和最嚴厲的懲罰都被提出來討論。
最後，經過妥協，大臣們商討出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民部尚書唐儉下了一個結論，“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曆眾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諡。”
最後，朝廷贈與的實封被收迴，死後的贈官，也被追迴，但最具侮辱性的懲罰，卻是將他的諡號改了。
這個處罰，沒有罪及他的後人，但對於封德彝這種級別的大臣來說，卻比在當朝直接殺了他，還要難以接受。
他的諡號，被改為“繆”。
這是個惡諡，是錯誤，名不符實，奸詐之人才能得到這種醜惡之諡。
死後被改惡諡，想必封德彝泉下有知，也心有戚戚。
封德彝也成為中國曆史上二麵三刀奸臣的代名詞，名汙青史，被萬世指點。
裴矩雖然也是自然老死，但他的結局，卻比封德彝要好的多。
他在楊隋一朝，以西域第一專家知名於世，他嘔心瀝血，寫有一本《西域圖記》，為隋朝經營西域立下汗馬功勞。
但他在煬帝楊廣後期，卻也隻能與時俯仰，隨波逐流，再無建樹，隻不過是明哲保身而已。
但他迎來了第二春。
入唐以後，在李淵和李世民治下，他卻並沒在展示出佞臣的色彩，反倒多有匡助，也不枉背上一個兩朝三代宰相之名。
裴矩在李世民一朝，已是七八十歲高齡，但卻勵精圖治，精神不衰，完全以天下為己任，足為忠臣。
在李世民的釣魚執法中，他還拂逆過李世民的龍鱗，進諫忠言。
當日，李世民為了整頓吏治，解除貪腐問題，曾經想過一個辦法，那就是讓人假扮行賄的人，去向官僚賄賂。
他選擇的突破口，是當時民憤較大的實權執行部門。
毫無意外，有人上當了，有一個官吏收受一匹絹。
為了明正刑典，也為了殺一儆百，李世民下令將這個受賄的官員立即斬首。
這顯然不是李世民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一個治國方案的組成部分，背後必然有他存在的邏輯。
但裴矩敢於拂逆李世民的龍鱗，他站出來反對。
裴矩言之鑿鑿地向李世民說：“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
這其實也代表了一種治理天下的理念，當以堂堂之法治天下，不取巧，不走近道，也不走偏鋒。
大國，就應當有大國的規矩和尊嚴。
當年正是李世民年富力強，虛心納諫的貞觀初年，他從諫如流，召集全部的臣僚，當著他們的麵，虛懷若穀地說：“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麵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李世民此舉，大有深意。
當朝為官者，承隋而來，自然知道裴矩在楊廣一朝的名聲，怎樣也不能算做忠臣和直臣，但現在連他都敢開始向李世民進諫，這顯示了新朝和新王的力爭上遊，導人以諫的胸懷和抱負。
真是泱泱大國之風，洋洋貞觀之神。
李世民貞觀一朝，貞觀之治的核心要義，就在於君臣一心，一個敢講，一個願納，並且落到實處。
這種融洽的君臣關係，主要是由於李世民得位不正，他比別的君王更想證明自己，所謂“逆取順治”而已。
他以一種內在的嚴格自律，承接了臣下們了無遮攔的進諫，這來源於他內心的恥辱感和一心建功立業的內驅力。
毫無疑問，在貞觀初年李世民更加從諫如流，相比後期要更加明顯和典型。
人在成功之後，必然鬆懈，也是人性使然。
但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真空的環境之中，明君也需要有放鬆的時候，李世民也概莫能外。
宇文士及就是這樣一種潤滑油，他也是李淵一朝的七大核心之一，但他是那個最不重要的一個。
他並沒有什麽政治才幹，更沒有什麽建樹，但耐不住他是皇親國戚，是李淵的大舅子。
但真要幾十年挺立於帝國的中樞，還是要幾分真本事的。
宇文士及就有兩點足以安身立命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