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萬紀的迂直，讓魏征非常不待見他。
他曾經當麵向李世民提出了嚴厲而尖銳的指責：“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
為了加強進諫的效果，魏征甚至將這把火燒到了李世民頭上，“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奸以自損乎!”
這句話份量有點重，打狗還要看主人，權萬紀是李世民一手提拔的，現在遭到魏征如此痛責，李世民心中並不痛快，隻能沉默不語。
話說到這個程度，必須要有表示。
否則，萬事從來風過耳，就無法做事，更無法治國了。
李世民采取了二可的態度，他給予魏征五百匹綿帛的賞賜，但對於權萬紀，也並沒有追究。
張蘊古的命運就完全不同了。
權萬紀彈劾張蘊古“蘊古（籍）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相州）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
張蘊古徇私之事，事出有因，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李世民並非長在深宮婦人之手，更不是不諳人情世故的糊塗皇帝。
相反，他從小就了解人心和人性，知人世冷暖，幾件事實一綜合分析，就覺得自己上了當，受了騙。
張蘊古好大的膽子，竟然敢出賣自己，去謀取自己的私利，這是典型的賣獄徇私事件，也是明顯的欺君之罪，其心可誅。
李世民感覺自己受到了嘲弄和侮辱，他再一次失去理智，下令立即處斬張蘊古。
但他再一次後悔了。
作為一國之君，他當然深知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道理，要想讓臣子們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完全不為私利，既不可能，也不現實。
張蘊古在此事之中，或者確實有賣獄去巴結和奉迎，張好德的兄長相州刺史的嫌疑。
因為，縣官不如縣管，他雖然在朝為官，在長安城一唿百應，但全家人全族人的根基卻還是在相州。
攏絡好相州當地最高長官，這是合情合理合義，也合乎利益的。
張蘊古確實有罪，但罪不至於死。
李世民再一次激情殺人，讓他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這次和殺盧祖尚的性質大有不同，朝中群臣，都睜大眼睛，看自己如何做善後。
畢竟同朝為官，張蘊古的今日，未始不是自己的明天。
李世民既悔且痛，他覺得需要立些規矩，改變下規則了。
規矩和教條，雖然要師古，但古時的情勢，卻並不一定適合今天。
合適的才是最好的。
李世民想要改變遊戲規則。
錯殺張蘊古，對李世民震動很大，往者以逝，來者可追，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防止下一次可能發生的悲劇。
李世民先是責怪了宰相和言官，他痛心疾首地對房玄齡等人說：“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事，事無巨細，鹹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
李世民懊惱之情油然可見，他確實是一個一心向上，一心向善的仁義之君。
李世民再進一步指出事情的決竅，“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
人心易變難猜，求人不如求製度，這次事件，可以歸結為規則的漏洞，李世民敏銳地發現了舊有製度的弊端。
他要革新，提出了對於死刑，新的遊戲規則。
“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
但這個製度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還是產生了一些問題，因為慣性，新的死刑製度，並沒有被很好地執行。
即使三奏五奏，也是虛應事故，走走過場而已。
可見慣性的力量如此之大，要革新，要變革，談何容易。
貞觀五年，李世民再次下了一道詔書。
明確寫道：“在京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曰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
然後，他重新製定了一個更詳細的規定。
“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
這個規定顯然更具有操作性和實際的指導價值。
三天之中，重新認定和判定死刑，可以盡量避免一時衝動之下的失去理性的決定，這既符合人的心理，也符合實際的操作。
李世民是真心愛這個國家，愛這個並不完美的世間，也愛他的人世。
他充滿了人文關懷地說：“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以聞。”
李世民以一種悲天憫人的胸懷，希望在製度之外，能能體現出新時代的包容和大度。
人君之量，家國情懷，李世民無愧於曆史上一流的帝王。
李世民厘清製定了君臣相處之道，規範政治體製之外，他的治國之術，一切以經世致用為主。
於古代的，於自己的，於他父親李淵定下的，如果和新的時代不相符合，他就大刀闊斧，讓它成為和時代同唿吸、共命運的活色生香的，生機勃發的規則。
新王上位，總會革除舊朝的一些弊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李淵在位時有些規定，確實已經不合時宜了。
最大的弊端在於李淵遍封宗室，不論遠親近屬，全部封王。
這當然不是李淵心血來潮，而是當時事勢所必然。
李淵的治國理念，就是整個國家認為是一個擴大了無數倍的家，他是家長，要想當好這個家，就要找幾個靠得住的幫手。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自太原起兵，環顧天下，誰最可靠，那當然是有血緣關係的李姓宗族最為靠譜。
李淵有嚴重的家天下傾向。
在打天下的過程之中，對於一些敏感和核心地域的將領，他延用了賜姓的傳統，將他們也納入李氏家族群之內。
他想以這樣一種血緣和宗親的關係，讓自己的李氏小家庭和大家族——整個國家，能長治久安。
這當然並沒有錯，隻是李淵分封的王，實在太多太濫太不值錢了。
什麽級別的李氏的遠親也給他們封個“王”來當當。
光是李神通一家，除了他本人之外，還封了他十四個兒子中的七個兒子為王，一家八王，有一門王八之譽。
這當然並不是美譽。
而李神符一家，也不甘落後，也是一門八王，光是這二家，就封了十六位王爺。
這是一種不可想象的濫封。
因為王爺這個尊稱，並不是用來叫著玩的，這個稱謂需要相應的待遇，要從本來就百廢待興，千瘡百孔的國家草創階段，去養活他們，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況且，王爺多了，威權重了，總會整出一些不可預測之事，或是出一二個狂徒。
廬江王李瑗就是個例子。
他本來就沒什麽才幹，卻因為是李氏宗親，坐鎮幽州，在天下大定，人心思歸時，為了一己之私利，整出了一出叛亂謀反未遂的鬧劇。
這種依靠血緣關係分封的政策，和李世民的理念格格不入。
他以軍功起家，他的嫡係都是當世有功之臣，他需要按軍功去酬勳。
誰有能力，誰就能享受高官厚賞，這顯然比僅僅靠血緣的遠近去排名，要更靠譜。
但重位肥缺，已被李淵分封的宗室諸王占據了。
要想達到目的，就隻能改變遊戲規則。
李世民即位之初，就麵臨這個挑戰。
於是，他在朝堂之上，不鹹不淡地問群臣說：“遍封宗子，於天下有利乎”
言外之意，非常明顯。
一朝天子一朝臣，號稱天下第一揣摩之才的封德彝，雖然是李淵舊臣，但他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他立即接口迴答說：“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李淵）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
李世民對於這個答案非常滿意，他點頭同意道：“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
於是，李世民以軍功大小為準，考以血緣遠近，將宗室郡王絕大部分降為縣公。
李世民在這一件事情上，並沒有一刀切，對於李唐的功臣宗親，他並沒有吝嗇爵位和賞賜。
身有軍功的幾位王爺，比如李唐皇族的遠親李道宗，號稱李氏宗親之中最能打的，憑借軍功，由略陽郡公而進封任城王，再進一步成為江夏王。
李孝恭，平定江南的統帥，由虛受王爵，在貞觀之中授與實封一千二百戶。
實封並非虛名，而是實實在在給了他一千二百戶的利益，稅收的三分之一和所有的勞役力量，全部歸屬於地主。
這是讓人豔羨的獎勵。
有人降，就有人升；有人失去利益，就一定有人能多占利益。
李世民的酬勳政策，攏絡了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核心功臣們。
李世民的功臣多，但李淵的功臣們更是實在太多了。
這出了問題。
他曾經當麵向李世民提出了嚴厲而尖銳的指責：“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
為了加強進諫的效果，魏征甚至將這把火燒到了李世民頭上，“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奸以自損乎!”
這句話份量有點重，打狗還要看主人，權萬紀是李世民一手提拔的，現在遭到魏征如此痛責，李世民心中並不痛快，隻能沉默不語。
話說到這個程度，必須要有表示。
否則，萬事從來風過耳，就無法做事，更無法治國了。
李世民采取了二可的態度，他給予魏征五百匹綿帛的賞賜，但對於權萬紀，也並沒有追究。
張蘊古的命運就完全不同了。
權萬紀彈劾張蘊古“蘊古（籍）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相州）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
張蘊古徇私之事，事出有因，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李世民並非長在深宮婦人之手，更不是不諳人情世故的糊塗皇帝。
相反，他從小就了解人心和人性，知人世冷暖，幾件事實一綜合分析，就覺得自己上了當，受了騙。
張蘊古好大的膽子，竟然敢出賣自己，去謀取自己的私利，這是典型的賣獄徇私事件，也是明顯的欺君之罪，其心可誅。
李世民感覺自己受到了嘲弄和侮辱，他再一次失去理智，下令立即處斬張蘊古。
但他再一次後悔了。
作為一國之君，他當然深知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道理，要想讓臣子們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完全不為私利，既不可能，也不現實。
張蘊古在此事之中，或者確實有賣獄去巴結和奉迎，張好德的兄長相州刺史的嫌疑。
因為，縣官不如縣管，他雖然在朝為官，在長安城一唿百應，但全家人全族人的根基卻還是在相州。
攏絡好相州當地最高長官，這是合情合理合義，也合乎利益的。
張蘊古確實有罪，但罪不至於死。
李世民再一次激情殺人，讓他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這次和殺盧祖尚的性質大有不同，朝中群臣，都睜大眼睛，看自己如何做善後。
畢竟同朝為官，張蘊古的今日，未始不是自己的明天。
李世民既悔且痛，他覺得需要立些規矩，改變下規則了。
規矩和教條，雖然要師古，但古時的情勢，卻並不一定適合今天。
合適的才是最好的。
李世民想要改變遊戲規則。
錯殺張蘊古，對李世民震動很大，往者以逝，來者可追，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防止下一次可能發生的悲劇。
李世民先是責怪了宰相和言官，他痛心疾首地對房玄齡等人說：“公等食人之祿，須憂人之事，事無巨細，鹹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諍，何所輔弼？”
李世民懊惱之情油然可見，他確實是一個一心向上，一心向善的仁義之君。
李世民再進一步指出事情的決竅，“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
人心易變難猜，求人不如求製度，這次事件，可以歸結為規則的漏洞，李世民敏銳地發現了舊有製度的弊端。
他要革新，提出了對於死刑，新的遊戲規則。
“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
但這個製度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還是產生了一些問題，因為慣性，新的死刑製度，並沒有被很好地執行。
即使三奏五奏，也是虛應事故，走走過場而已。
可見慣性的力量如此之大，要革新，要變革，談何容易。
貞觀五年，李世民再次下了一道詔書。
明確寫道：“在京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曰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
然後，他重新製定了一個更詳細的規定。
“自今後，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
這個規定顯然更具有操作性和實際的指導價值。
三天之中，重新認定和判定死刑，可以盡量避免一時衝動之下的失去理性的決定，這既符合人的心理，也符合實際的操作。
李世民是真心愛這個國家，愛這個並不完美的世間，也愛他的人世。
他充滿了人文關懷地說：“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以聞。”
李世民以一種悲天憫人的胸懷，希望在製度之外，能能體現出新時代的包容和大度。
人君之量，家國情懷，李世民無愧於曆史上一流的帝王。
李世民厘清製定了君臣相處之道，規範政治體製之外，他的治國之術，一切以經世致用為主。
於古代的，於自己的，於他父親李淵定下的，如果和新的時代不相符合，他就大刀闊斧，讓它成為和時代同唿吸、共命運的活色生香的，生機勃發的規則。
新王上位，總會革除舊朝的一些弊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李淵在位時有些規定，確實已經不合時宜了。
最大的弊端在於李淵遍封宗室，不論遠親近屬，全部封王。
這當然不是李淵心血來潮，而是當時事勢所必然。
李淵的治國理念，就是整個國家認為是一個擴大了無數倍的家，他是家長，要想當好這個家，就要找幾個靠得住的幫手。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自太原起兵，環顧天下，誰最可靠，那當然是有血緣關係的李姓宗族最為靠譜。
李淵有嚴重的家天下傾向。
在打天下的過程之中，對於一些敏感和核心地域的將領，他延用了賜姓的傳統，將他們也納入李氏家族群之內。
他想以這樣一種血緣和宗親的關係，讓自己的李氏小家庭和大家族——整個國家，能長治久安。
這當然並沒有錯，隻是李淵分封的王，實在太多太濫太不值錢了。
什麽級別的李氏的遠親也給他們封個“王”來當當。
光是李神通一家，除了他本人之外，還封了他十四個兒子中的七個兒子為王，一家八王，有一門王八之譽。
這當然並不是美譽。
而李神符一家，也不甘落後，也是一門八王，光是這二家，就封了十六位王爺。
這是一種不可想象的濫封。
因為王爺這個尊稱，並不是用來叫著玩的，這個稱謂需要相應的待遇，要從本來就百廢待興，千瘡百孔的國家草創階段，去養活他們，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況且，王爺多了，威權重了，總會整出一些不可預測之事，或是出一二個狂徒。
廬江王李瑗就是個例子。
他本來就沒什麽才幹，卻因為是李氏宗親，坐鎮幽州，在天下大定，人心思歸時，為了一己之私利，整出了一出叛亂謀反未遂的鬧劇。
這種依靠血緣關係分封的政策，和李世民的理念格格不入。
他以軍功起家，他的嫡係都是當世有功之臣，他需要按軍功去酬勳。
誰有能力，誰就能享受高官厚賞，這顯然比僅僅靠血緣的遠近去排名，要更靠譜。
但重位肥缺，已被李淵分封的宗室諸王占據了。
要想達到目的，就隻能改變遊戲規則。
李世民即位之初，就麵臨這個挑戰。
於是，他在朝堂之上，不鹹不淡地問群臣說：“遍封宗子，於天下有利乎”
言外之意，非常明顯。
一朝天子一朝臣，號稱天下第一揣摩之才的封德彝，雖然是李淵舊臣，但他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他立即接口迴答說：“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李淵）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
李世民對於這個答案非常滿意，他點頭同意道：“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
於是，李世民以軍功大小為準，考以血緣遠近，將宗室郡王絕大部分降為縣公。
李世民在這一件事情上，並沒有一刀切，對於李唐的功臣宗親，他並沒有吝嗇爵位和賞賜。
身有軍功的幾位王爺，比如李唐皇族的遠親李道宗，號稱李氏宗親之中最能打的，憑借軍功，由略陽郡公而進封任城王，再進一步成為江夏王。
李孝恭，平定江南的統帥，由虛受王爵，在貞觀之中授與實封一千二百戶。
實封並非虛名，而是實實在在給了他一千二百戶的利益，稅收的三分之一和所有的勞役力量，全部歸屬於地主。
這是讓人豔羨的獎勵。
有人降，就有人升；有人失去利益，就一定有人能多占利益。
李世民的酬勳政策，攏絡了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核心功臣們。
李世民的功臣多，但李淵的功臣們更是實在太多了。
這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