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例和特例，更能體現真實的人性。
有官員自己撞到李世民的槍口上來了。
他就是盧祖尚，他的死是一個冤案。
盧祖尚是隋末梟雄，當時宇文化及弑逆楊廣之後，率領驍勇精銳西進北上，他派人招撫盧祖尚，但他不為所動。
盧祖尚召集鄉裏豪傑，歃血為盟，誓死守衛家鄉。
宇文化及看到他們眾誌成城，也不願意做無謂的浪費和犧牲，道不同，不相為謀，就置之不理，繞過盧祖尚繼續前行。
盧祖尚此人有忠君愛國之誌，一生從不做逆人。
當越王楊侗在洛陽即位，他立即歸降；但王世充篡逆之後，他就歸心於長安李淵。
他是李唐王朝的元老功勳，並且他在朝野之間，以才兼文武，謙平公直聞名，這當然是一個可以托付之臣。
他一生以順生，以順成，唯一一次逆反，就碰上了李世民。
當時，李世民傾心於他的久著聲名，征他入朝，充滿希冀地對他說：“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
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差使。
交趾遠在五嶺更南的海角天涯，是大地的盡頭，再遠就是茫茫大海。
大概在今天的越南北部，這已是中國古代地理和認識範圍內，最偏遠最蠻荒的地區。
盧祖尚一生正直體國，在朝堂之上，想都沒想，立即就應承了李世民的請求。
但鎮撫交趾，真的是一個大坑。
盧祖尚退朝迴家之後，在家人和朋友的勸說下，才發現事情的嚴重性和可怕性。
一入交趾，終生無望。
這不僅是指仕途方麵，而是指整個的人生。
在交趾的那些年，就會成為一片空白，蠻荒之地，蠻陌之民，蠻夷是也，而其地其俗，都可能讓人在有生之年，也無北返的希望。
盧祖尚後悔了。
他準備迴絕李世民。
盧祖尚找了個理由，說自己舊疾複發，不堪遠行，但這是當麵答應過皇帝的，現在想出爾反爾，盧祖尚難免心中惴惴，為了表演逼真，他大概也找了醫生，出具了證明之類。
李世民當然知道個中真義，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願意遠行的良臣，當然不能就這樣算了。
他派遣杜如晦專程去盧祖尚的家中，做他的思想工作。
杜如晦帶來了李世民的問候，也是旨意。
雙方都是千年的王八，提都不提生病的事，杜如晦宣讀了聖旨，雙方例行公事，誰也無法說服誰。
李世民打出了感情牌，他讓盧祖尚的妻兄去說服他。
“匹夫猶重然諾，奈何既許朕而複悔之！”
為了解決盧祖尚的後顧之憂，李世民特別許諾，“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
但盧祖尚已經走上了托病之路，必須一條道走到黑，他堅決不願意去交趾赴任。
李世民當麵在朝廷之上和盧祖尚明辯道理，但盧祖尚不動如山，不為所動。
李世民無法下台，後果非常嚴重，他盛怒之下說道：“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
盧祖尚的運氣不好，李世民這句話，其實在心理，已經憋了很久了。
因為李世民一意要做明君，虛心納諫，集思廣益，好處是確實可以少犯錯誤，但壞處也是顯而易見的。
魏征等諫臣天天拿著放大鏡，去找尋自己的失誤和差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這種有意為之的壓製和克製，讓李世民喘不過氣來，但他又隻能控製自己的情緒，以天下為公，從大處著眼，於國於民，以大利大義來決定自己的行事準則。
但對於個人而言，這種生活，實在不堪忍受。
可以想象一下，夫妻之間，當有人時時處處挑剔你的毛病，並且老是出言不遜，語中帶刺的日子，你又怎麽過的下去。
更重要的是，你還要演戲，他們即使有過份的挑剔行為，還要表揚，要賞賜，這是一種多累多痛苦的生活。
是人都有土性，李世民受夠了。
盧祖尚抗命一事，引爆了他的情緒，他失去了理智，命令衛士在朝堂之上，當著所有大臣的麵，立即處斬盧祖尚。
這不僅是處斬一人，也是給所有的大臣們看，我李世民雖然願意和大家富貴到老，但我是這個天地之間，唯一的君王。
天地以下，君王最大。
李世民一朝，鮮血第一次灑滿了朝臣的眼簾和心窩。
非常奇怪，以進諫納諫著稱於後世的貞觀一朝，在這個明顯過重的判決之前，竟然沒有人當麵阻止勸諫。
更大的可能是，當時朝臣們確實被李世民的盛怒和真怒嚇破了膽，他們也不敢站出來。
因為最大的可能是，站出來進諫的人，就是代替盧祖尚鎮撫交趾的人選。
人都是自私的，在生死關頭，在最緊要的抉擇時間，如果有選擇，就一定會趨利避害。
人皆如此，也無法過於指責。
李世民並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他一時激憤之下，激情殺人，冷靜過後，自覺所做所為，於理於義，頗有不合。
李世民心情鬱鬱不平，這成了一塊心病。
他終於忍不住，主動和大臣們討論起這件事來，繁華落盡，風聲過後，魏征也說出心聲，認為此事李世民太過。
李世民心中大有悔意，他也歎息說：“向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
終李世民一朝，他極少誅戮大臣，文臣武將，大部分都得以善終，這也是貞觀之治的加分項。
但李世民此次自認“太暴”，並不是唯一。
他也還有過一次“暴”行，那直接導致了整個國家死刑製度的改變。
因一人而變製，這也是李世民孜孜追求治世的反應，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於君主而言，就足以稱為聖明了。
那就是張蘊古事件。
張蘊古博涉群書，又曉時務，可謂是理論和實務相結合的綜合人才。
他的成名之作是給李世民上過一篇《大寶箴》，這是一篇規勸進諫的文字。
張蘊古在文中留下了幾句頗為傳誦的名言，“聖人受命，……歸罪於己……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這種雄文，足以讓人熱血沸騰，李世民是個識貨的主，對此文大加讚譽，再加上張蘊古頗有時譽，就將張蘊古調進長安，做了大理丞。
這成了張蘊古悲劇命運的開始。
張蘊古接了一個案子，案情簡單，是一個叫張好德的相州人，妖言妄語，瘋言瘋語，但他有一個擋箭牌，他有病。
他是真的有一種叫做風疾的病，類似於現在的精神病，這本來可以簡單結案。
張蘊古上報李世民說：“（張）好德癲病有征，法不當坐。”
李世民一朝，本來就執法寬鬆，當即允許。
但這件事情，卻有二個特別的地方。
一是張蘊古的籍貫是相州，而張好德有一個兄長，現在正在相州做刺史。
第二是張好德還沒有被釋放的時候，張蘊古就向張好德透露了李世民想寬恕他的意見，並且，還肆無忌憚在牢內和他博戲取樂。
這本來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但被權萬紀捅了出去，上報李世民。
權萬紀認為張蘊古徇私。
權萬紀當時是李世民身邊的紅人，是李世民的一把至鋼至純的劍，是直臣忠臣，也是愚臣。
他和魏征不同，魏征對於皇帝李世民心態拿捏非常到位，他並不是一個不通世務的呆子。
相反，他的專業和本行，是縱橫之學，縱橫捭闔，以口舌攪動帝王之心，成其功業。
魏征生活在一個正確的時代，碰上了一個正確的人，再加上他非常善於把握輕重，他本人也確是一個正確的進諫者。
所以，貞觀一朝，直臣能臣眾多，但以諫出名者，魏征一人而已。
以縱橫之術而言，魏征足以躋身中國曆史一流大家之列，是和蘇儀、張秦一個級別的大能之人。
隻是我們在臉譜化魏征的同時，更多地把他想象成毫無頭腦和不計成敗進諫的直臣。
有時候，先入為主的觀念，會成為掩蓋事實和真相的層層迷霧。
但權萬紀隻是李世民的一把劍。
他也是一個諫臣，性剛而正，知無不言，他的檢舉揭發和進諫對象不是李世民，而是當朝大臣。
這是一個風險非常高的工作。
因為他的對手們都是這個年代手握重權，一言可以定人生死的能臣。
當世的房玄齡、魏征、王珪等人都被他彈劾過，他甚至表現得非常迂腐，不懂味，會玩一些超出規則的遊戲。
這也是他“一把劍”身份的限製。
有官員自己撞到李世民的槍口上來了。
他就是盧祖尚，他的死是一個冤案。
盧祖尚是隋末梟雄，當時宇文化及弑逆楊廣之後，率領驍勇精銳西進北上，他派人招撫盧祖尚，但他不為所動。
盧祖尚召集鄉裏豪傑，歃血為盟，誓死守衛家鄉。
宇文化及看到他們眾誌成城，也不願意做無謂的浪費和犧牲，道不同，不相為謀，就置之不理，繞過盧祖尚繼續前行。
盧祖尚此人有忠君愛國之誌，一生從不做逆人。
當越王楊侗在洛陽即位，他立即歸降；但王世充篡逆之後，他就歸心於長安李淵。
他是李唐王朝的元老功勳，並且他在朝野之間，以才兼文武，謙平公直聞名，這當然是一個可以托付之臣。
他一生以順生，以順成，唯一一次逆反，就碰上了李世民。
當時，李世民傾心於他的久著聲名，征他入朝，充滿希冀地對他說：“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
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差使。
交趾遠在五嶺更南的海角天涯，是大地的盡頭，再遠就是茫茫大海。
大概在今天的越南北部，這已是中國古代地理和認識範圍內，最偏遠最蠻荒的地區。
盧祖尚一生正直體國，在朝堂之上，想都沒想，立即就應承了李世民的請求。
但鎮撫交趾，真的是一個大坑。
盧祖尚退朝迴家之後，在家人和朋友的勸說下，才發現事情的嚴重性和可怕性。
一入交趾，終生無望。
這不僅是指仕途方麵，而是指整個的人生。
在交趾的那些年，就會成為一片空白，蠻荒之地，蠻陌之民，蠻夷是也，而其地其俗，都可能讓人在有生之年，也無北返的希望。
盧祖尚後悔了。
他準備迴絕李世民。
盧祖尚找了個理由，說自己舊疾複發，不堪遠行，但這是當麵答應過皇帝的，現在想出爾反爾，盧祖尚難免心中惴惴，為了表演逼真，他大概也找了醫生，出具了證明之類。
李世民當然知道個中真義，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願意遠行的良臣，當然不能就這樣算了。
他派遣杜如晦專程去盧祖尚的家中，做他的思想工作。
杜如晦帶來了李世民的問候，也是旨意。
雙方都是千年的王八，提都不提生病的事，杜如晦宣讀了聖旨，雙方例行公事，誰也無法說服誰。
李世民打出了感情牌，他讓盧祖尚的妻兄去說服他。
“匹夫猶重然諾，奈何既許朕而複悔之！”
為了解決盧祖尚的後顧之憂，李世民特別許諾，“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
但盧祖尚已經走上了托病之路，必須一條道走到黑，他堅決不願意去交趾赴任。
李世民當麵在朝廷之上和盧祖尚明辯道理，但盧祖尚不動如山，不為所動。
李世民無法下台，後果非常嚴重，他盛怒之下說道：“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
盧祖尚的運氣不好，李世民這句話，其實在心理，已經憋了很久了。
因為李世民一意要做明君，虛心納諫，集思廣益，好處是確實可以少犯錯誤，但壞處也是顯而易見的。
魏征等諫臣天天拿著放大鏡，去找尋自己的失誤和差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這種有意為之的壓製和克製，讓李世民喘不過氣來，但他又隻能控製自己的情緒，以天下為公，從大處著眼，於國於民，以大利大義來決定自己的行事準則。
但對於個人而言，這種生活，實在不堪忍受。
可以想象一下，夫妻之間，當有人時時處處挑剔你的毛病，並且老是出言不遜，語中帶刺的日子，你又怎麽過的下去。
更重要的是，你還要演戲，他們即使有過份的挑剔行為，還要表揚，要賞賜，這是一種多累多痛苦的生活。
是人都有土性，李世民受夠了。
盧祖尚抗命一事，引爆了他的情緒，他失去了理智，命令衛士在朝堂之上，當著所有大臣的麵，立即處斬盧祖尚。
這不僅是處斬一人，也是給所有的大臣們看，我李世民雖然願意和大家富貴到老，但我是這個天地之間，唯一的君王。
天地以下，君王最大。
李世民一朝，鮮血第一次灑滿了朝臣的眼簾和心窩。
非常奇怪，以進諫納諫著稱於後世的貞觀一朝，在這個明顯過重的判決之前，竟然沒有人當麵阻止勸諫。
更大的可能是，當時朝臣們確實被李世民的盛怒和真怒嚇破了膽，他們也不敢站出來。
因為最大的可能是，站出來進諫的人，就是代替盧祖尚鎮撫交趾的人選。
人都是自私的，在生死關頭，在最緊要的抉擇時間，如果有選擇，就一定會趨利避害。
人皆如此，也無法過於指責。
李世民並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他一時激憤之下，激情殺人，冷靜過後，自覺所做所為，於理於義，頗有不合。
李世民心情鬱鬱不平，這成了一塊心病。
他終於忍不住，主動和大臣們討論起這件事來，繁華落盡，風聲過後，魏征也說出心聲，認為此事李世民太過。
李世民心中大有悔意，他也歎息說：“向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
終李世民一朝，他極少誅戮大臣，文臣武將，大部分都得以善終，這也是貞觀之治的加分項。
但李世民此次自認“太暴”，並不是唯一。
他也還有過一次“暴”行，那直接導致了整個國家死刑製度的改變。
因一人而變製，這也是李世民孜孜追求治世的反應，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於君主而言，就足以稱為聖明了。
那就是張蘊古事件。
張蘊古博涉群書，又曉時務，可謂是理論和實務相結合的綜合人才。
他的成名之作是給李世民上過一篇《大寶箴》，這是一篇規勸進諫的文字。
張蘊古在文中留下了幾句頗為傳誦的名言，“聖人受命，……歸罪於己……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這種雄文，足以讓人熱血沸騰，李世民是個識貨的主，對此文大加讚譽，再加上張蘊古頗有時譽，就將張蘊古調進長安，做了大理丞。
這成了張蘊古悲劇命運的開始。
張蘊古接了一個案子，案情簡單，是一個叫張好德的相州人，妖言妄語，瘋言瘋語，但他有一個擋箭牌，他有病。
他是真的有一種叫做風疾的病，類似於現在的精神病，這本來可以簡單結案。
張蘊古上報李世民說：“（張）好德癲病有征，法不當坐。”
李世民一朝，本來就執法寬鬆，當即允許。
但這件事情，卻有二個特別的地方。
一是張蘊古的籍貫是相州，而張好德有一個兄長，現在正在相州做刺史。
第二是張好德還沒有被釋放的時候，張蘊古就向張好德透露了李世民想寬恕他的意見，並且，還肆無忌憚在牢內和他博戲取樂。
這本來並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但被權萬紀捅了出去，上報李世民。
權萬紀認為張蘊古徇私。
權萬紀當時是李世民身邊的紅人，是李世民的一把至鋼至純的劍，是直臣忠臣，也是愚臣。
他和魏征不同，魏征對於皇帝李世民心態拿捏非常到位，他並不是一個不通世務的呆子。
相反，他的專業和本行，是縱橫之學，縱橫捭闔，以口舌攪動帝王之心，成其功業。
魏征生活在一個正確的時代，碰上了一個正確的人，再加上他非常善於把握輕重，他本人也確是一個正確的進諫者。
所以，貞觀一朝，直臣能臣眾多，但以諫出名者，魏征一人而已。
以縱橫之術而言，魏征足以躋身中國曆史一流大家之列，是和蘇儀、張秦一個級別的大能之人。
隻是我們在臉譜化魏征的同時，更多地把他想象成毫無頭腦和不計成敗進諫的直臣。
有時候，先入為主的觀念，會成為掩蓋事實和真相的層層迷霧。
但權萬紀隻是李世民的一把劍。
他也是一個諫臣，性剛而正，知無不言，他的檢舉揭發和進諫對象不是李世民，而是當朝大臣。
這是一個風險非常高的工作。
因為他的對手們都是這個年代手握重權，一言可以定人生死的能臣。
當世的房玄齡、魏征、王珪等人都被他彈劾過，他甚至表現得非常迂腐，不懂味，會玩一些超出規則的遊戲。
這也是他“一把劍”身份的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