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年輕而富有朝氣，這是他的優勢，可以銳意進取，永不止息。
但同時，年輕也意味著經曆和閱曆相對淺薄，一人之力，不可能勝過一個團隊，好漢也要三個幫。
李世民需要幫手。
在他即位之始，麵對百廢待興，複雜多變的局麵，李世民自己心中也沒有底，他頗有些猶豫地問大臣們說：“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
魏征是個堅定的樂觀派。
他簡單而堅定地迴複道：“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
魏征展望新朝，必然會很快出現大治之世。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
封德彝是現實主義，他持悲觀態度。
因為當時李淵雖然號稱太上皇，卻占據了太極主殿，而李世民是通過政變上台，各派勢力混雜，人心各異。
甚至很多人都結下解不開的血海深仇，很難擰成一股繩，如果互相推諉扯皮，想要治世，那就難上加難。
他不無憂慮地說：“（魏）征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
但李世民必須迎難而上。
他天才型地唯才是用，對於臣下的過錯，既往不究，以身作則，終於消彌裂縫，開創了治世。
這種君臣一體，臣下融洽的關係，就連長孫無忌也視為一大盛事奇事異事。
他曾在丹宵殿的一次近臣宴會之上，不勝感慨說：“（魏）征、（王）珪，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
仇敵可化為朋友，彼此有隔閡的舊日臣僚，在大環境之下，每個人也都盡心盡職，克己奉公。
大唐國勢，蒸蒸日上。
但君臣相處，依然經曆了很長時間的磨合。
即使後世稱為賢相的房玄齡，因為出身於山東，並非關隴集團圈子中人，在李世民手下為臣，依然戰戰兢兢。
有時被李世民譴責之後，會連續幾天至朝堂之上，向李世民誠心請罪。
並且他在李世民成為皇帝的第一個三年，基本上隻是奉命行事，而非以天下為己任，當仁不讓地成為國之棟梁。
伴君如伴虎，何況是以奇謀秘計送李世民上位的房玄齡，以過往曆史而論，能得善終，都是燒了高香。
鳥盡弓藏，過河拆橋，古今同一。
即使房玄齡如此謙謹謹慎，一心奉主，也依然免不了一身騷。
對房玄齡的彈劾來自於權萬紀。
權萬紀因為自己年末的考評，評分較低，就舉報房玄齡和王珪徇私舞弊。
有報必究，有錯必舉。
李世民想追究他二人可能的過錯。
但對於這種核心大臣，沒有重罪就去勘核，既損威嚴，又傷國體，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魏征又一次站了出來進諫說：“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
李世民這才停下了想要問罪的計劃。
即使魏征本人，一樣麵臨過“私其親戚”的指控。
李世民指令溫彥博去推究其事，但魏征一身正氣，指控被證明是一種汙蔑。
但溫彥博作為皇帝的代表，總不能說是皇帝汙蔑冤枉了重臣。
於是，他說了一句在曆史上很有意思的話。
在奏章中，他寫道：“（魏）征不存形跡，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
這讓李世民抓住了一個小把柄。
估計他平時被魏征批評習慣了，並不是很願意直接麵對魏征，他讓溫彥博代表自己轉話說：“自今宜存形跡。”
以示魏征雖然清白，但顯然也有值得改進的地方。
但魏征一根腸子通到直，對此事不依不饒。
過後某一天，他在朝廷之上麵見李世民時，又把這件事情翻出來了。
他挺身抗言說：“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跡，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
李世民知道自己隨意找迴的場子，反倒成了一個把柄，隻得正色說：“吾已悔之。”
魏征打蛇隨棍上，他又講了一通想做良臣，不想做忠臣的大道理。
李世民來了興致，趕忙請教何為忠臣，何為良臣。
魏征不慌不忙地說：“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麵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
李世民茅塞頓開，表示受教，趕忙賜給魏征五百匹細絹。
他對於魏征顯然有心理陰影，總會感覺到黑暗之中，有一雙無比銳利的眼睛，在盯著自己的一言一行，每時每刻，都想用放大鏡找出自己的缺點，然後說出讓自己心驚膽戰的話。
李世民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節製和克製的皇帝了。
有一次，魏征問了李世民一個問題，“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
李世民大笑說：“初實有此心，畏卿（魏征）嗔，故中輟耳。”
可見貞觀之際，李世民和魏征一世君臣，並非隻是千秋萬代美名，而是於國於家於世，確實大有裨益。
若非二個人同心戮力，一個置自身安危於不顧，一個克己複禮，非要證明，成就自己一世聲名，恐怕也是無法完成。
相對於魏征的不計成敗直顏犯諫，識相的大臣還是更多，尤其不是李世民核心圈子之中的位高權重者。
飛鳥盡，良弓藏，自古皆然。
李靖大功，居高不賞，實有震主之嫌，雖然在玄武門事變之中，采取了中立稍偏向於李世民的態度，卻始終無法進入李世民的核心圈子。
但治國者，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賞罰分明，才能以一世規範，立萬世的規矩。
李世民曾經敲打過李靖。
在李靖擊破頡利可汗，卻縱兵擄掠搶劫頡利的大本營之後，禦史大夫溫彥博參了李靖一本。
認為他統帥的軍隊目無紀律，以致讓頡利可汗多年搜刮的珍寶，全部落入兵將之手，並且淫亂頡利可汗的部屬。
這並非仁義之舉，也不是大國風範，事實確鑿，欲辯無方。
李世民當場就嚴厲斥責了李靖。
李靖本來以為自己居功至偉，至少會得到君王的高度讚揚，想不到卻惹得一身騷。
李靖非常識時務，他趕快低頭認罪。
許久之後，李世民冷靜下來，才不鹹不淡地對李靖說：“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勳。”
然後加官賜賞，但李世民這番話，卻可輕可重。
李靖聽出了弦外之音，如果自己也象隋朝的史萬歲一樣，再不和朝廷站在一邊，或是有所怨言，他李靖，就是唐朝的史萬歲。
但對於李靖這種級別的勳官，出將入相是傳統，非宰相不足以酬勳。
隔了一段時間，李世民又開誠布公地對李靖說：“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為懷。”
李靖聽到這話，心中更是打鼓，知道自己鋒頭太銳，為人所忌，前日因今日果，君心難測，自古伴君如伴虎，誠不虛也。
敲打過後，該辦正事了。
李世民加拜李靖為尚書右仆射，這是宰相之職。
將李靖調離軍職，交出實權，步入政壇，達到人臣巔峰，讓一朝矚目，萬世景仰。
這當然是李世民顧全君臣之義的行為。
李靖也早已開悟，他很上道。
雖居宰相高位，但他卸下往日在戰場之上，縱橫捭闔，料敵如神的本事，每天端坐衙中，和另外的宰相們議事時，恂恂然似不然言。
藏巧於拙，以智為愚，李靖實在是有大智慧的人。
李唐一朝，自李淵至李世民，很少屠戮功臣，其實也是事出有因。
李淵是因為還沒到時候，他在位之時，李唐一直都在和群雄們征戰角力，還處於創業階段，雖然李唐的局勢較，但外患始終未除。
更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給了李淵王朝巨大的生存壓力，甚至一度逼迫他想他要遷都。
在這種環境之下，李淵還需要依靠給他打天下的功臣元老們。
剛剛一統天下，本以為好日子要開始了。
但又爆發了太子和秦王李世民之間，激烈的儲位之爭，上演了兄弟相殘的慘劇。
內憂外患，紛至遝來。
李淵即使有心，也是無力，非不想也，是不能也。
李世民卻大不相同，他是不需要，他有更好的處理功臣們的方式和選擇。
李世民本來就是不世出的人才。
資曆比功臣們老，功勞比功臣們大，才幹也完全不輸於功臣們，並且，最重要的是，李世民有一個所有功臣們都不具備的優點，他比他們年輕。
年輕就是最大的本錢。
年輕才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一點。
李世民非常年輕，太原起事時，他二十歲；玄武門之變的當年，就當上帝國的皇帝，他才二十八歲。
這個年齡，讓他有足夠的自信和勇氣，慢慢熬過他的那些老夥計們。
況且，他得位不正，但在治理國家的理念上，一直強調逆取順治。
李世民也一直想證明自己才是李唐王朝最合適的接班人和皇帝，他不需要，也不能再大規模屠戮功臣。
這讓李世民一朝的功臣們，基本都可以頤養天年，善得始終。
但事雖如此，也有例外。
但同時，年輕也意味著經曆和閱曆相對淺薄，一人之力，不可能勝過一個團隊，好漢也要三個幫。
李世民需要幫手。
在他即位之始，麵對百廢待興，複雜多變的局麵，李世民自己心中也沒有底，他頗有些猶豫地問大臣們說：“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
魏征是個堅定的樂觀派。
他簡單而堅定地迴複道：“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
魏征展望新朝，必然會很快出現大治之世。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
封德彝是現實主義，他持悲觀態度。
因為當時李淵雖然號稱太上皇，卻占據了太極主殿，而李世民是通過政變上台，各派勢力混雜，人心各異。
甚至很多人都結下解不開的血海深仇，很難擰成一股繩，如果互相推諉扯皮，想要治世，那就難上加難。
他不無憂慮地說：“（魏）征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
但李世民必須迎難而上。
他天才型地唯才是用，對於臣下的過錯，既往不究，以身作則，終於消彌裂縫，開創了治世。
這種君臣一體，臣下融洽的關係，就連長孫無忌也視為一大盛事奇事異事。
他曾在丹宵殿的一次近臣宴會之上，不勝感慨說：“（魏）征、（王）珪，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
仇敵可化為朋友，彼此有隔閡的舊日臣僚，在大環境之下，每個人也都盡心盡職，克己奉公。
大唐國勢，蒸蒸日上。
但君臣相處，依然經曆了很長時間的磨合。
即使後世稱為賢相的房玄齡，因為出身於山東，並非關隴集團圈子中人，在李世民手下為臣，依然戰戰兢兢。
有時被李世民譴責之後，會連續幾天至朝堂之上，向李世民誠心請罪。
並且他在李世民成為皇帝的第一個三年，基本上隻是奉命行事，而非以天下為己任，當仁不讓地成為國之棟梁。
伴君如伴虎，何況是以奇謀秘計送李世民上位的房玄齡，以過往曆史而論，能得善終，都是燒了高香。
鳥盡弓藏，過河拆橋，古今同一。
即使房玄齡如此謙謹謹慎，一心奉主，也依然免不了一身騷。
對房玄齡的彈劾來自於權萬紀。
權萬紀因為自己年末的考評，評分較低，就舉報房玄齡和王珪徇私舞弊。
有報必究，有錯必舉。
李世民想追究他二人可能的過錯。
但對於這種核心大臣，沒有重罪就去勘核，既損威嚴，又傷國體，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魏征又一次站了出來進諫說：“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
李世民這才停下了想要問罪的計劃。
即使魏征本人，一樣麵臨過“私其親戚”的指控。
李世民指令溫彥博去推究其事，但魏征一身正氣，指控被證明是一種汙蔑。
但溫彥博作為皇帝的代表，總不能說是皇帝汙蔑冤枉了重臣。
於是，他說了一句在曆史上很有意思的話。
在奏章中，他寫道：“（魏）征不存形跡，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
這讓李世民抓住了一個小把柄。
估計他平時被魏征批評習慣了，並不是很願意直接麵對魏征，他讓溫彥博代表自己轉話說：“自今宜存形跡。”
以示魏征雖然清白，但顯然也有值得改進的地方。
但魏征一根腸子通到直，對此事不依不饒。
過後某一天，他在朝廷之上麵見李世民時，又把這件事情翻出來了。
他挺身抗言說：“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跡，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
李世民知道自己隨意找迴的場子，反倒成了一個把柄，隻得正色說：“吾已悔之。”
魏征打蛇隨棍上，他又講了一通想做良臣，不想做忠臣的大道理。
李世民來了興致，趕忙請教何為忠臣，何為良臣。
魏征不慌不忙地說：“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麵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
李世民茅塞頓開，表示受教，趕忙賜給魏征五百匹細絹。
他對於魏征顯然有心理陰影，總會感覺到黑暗之中，有一雙無比銳利的眼睛，在盯著自己的一言一行，每時每刻，都想用放大鏡找出自己的缺點，然後說出讓自己心驚膽戰的話。
李世民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節製和克製的皇帝了。
有一次，魏征問了李世民一個問題，“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
李世民大笑說：“初實有此心，畏卿（魏征）嗔，故中輟耳。”
可見貞觀之際，李世民和魏征一世君臣，並非隻是千秋萬代美名，而是於國於家於世，確實大有裨益。
若非二個人同心戮力，一個置自身安危於不顧，一個克己複禮，非要證明，成就自己一世聲名，恐怕也是無法完成。
相對於魏征的不計成敗直顏犯諫，識相的大臣還是更多，尤其不是李世民核心圈子之中的位高權重者。
飛鳥盡，良弓藏，自古皆然。
李靖大功，居高不賞，實有震主之嫌，雖然在玄武門事變之中，采取了中立稍偏向於李世民的態度，卻始終無法進入李世民的核心圈子。
但治國者，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賞罰分明，才能以一世規範，立萬世的規矩。
李世民曾經敲打過李靖。
在李靖擊破頡利可汗，卻縱兵擄掠搶劫頡利的大本營之後，禦史大夫溫彥博參了李靖一本。
認為他統帥的軍隊目無紀律，以致讓頡利可汗多年搜刮的珍寶，全部落入兵將之手，並且淫亂頡利可汗的部屬。
這並非仁義之舉，也不是大國風範，事實確鑿，欲辯無方。
李世民當場就嚴厲斥責了李靖。
李靖本來以為自己居功至偉，至少會得到君王的高度讚揚，想不到卻惹得一身騷。
李靖非常識時務，他趕快低頭認罪。
許久之後，李世民冷靜下來，才不鹹不淡地對李靖說：“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勳。”
然後加官賜賞，但李世民這番話，卻可輕可重。
李靖聽出了弦外之音，如果自己也象隋朝的史萬歲一樣，再不和朝廷站在一邊，或是有所怨言，他李靖，就是唐朝的史萬歲。
但對於李靖這種級別的勳官，出將入相是傳統，非宰相不足以酬勳。
隔了一段時間，李世民又開誠布公地對李靖說：“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為懷。”
李靖聽到這話，心中更是打鼓，知道自己鋒頭太銳，為人所忌，前日因今日果，君心難測，自古伴君如伴虎，誠不虛也。
敲打過後，該辦正事了。
李世民加拜李靖為尚書右仆射，這是宰相之職。
將李靖調離軍職，交出實權，步入政壇，達到人臣巔峰，讓一朝矚目，萬世景仰。
這當然是李世民顧全君臣之義的行為。
李靖也早已開悟，他很上道。
雖居宰相高位，但他卸下往日在戰場之上，縱橫捭闔，料敵如神的本事，每天端坐衙中，和另外的宰相們議事時，恂恂然似不然言。
藏巧於拙，以智為愚，李靖實在是有大智慧的人。
李唐一朝，自李淵至李世民，很少屠戮功臣，其實也是事出有因。
李淵是因為還沒到時候，他在位之時，李唐一直都在和群雄們征戰角力，還處於創業階段，雖然李唐的局勢較，但外患始終未除。
更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給了李淵王朝巨大的生存壓力，甚至一度逼迫他想他要遷都。
在這種環境之下，李淵還需要依靠給他打天下的功臣元老們。
剛剛一統天下，本以為好日子要開始了。
但又爆發了太子和秦王李世民之間，激烈的儲位之爭，上演了兄弟相殘的慘劇。
內憂外患，紛至遝來。
李淵即使有心，也是無力，非不想也，是不能也。
李世民卻大不相同，他是不需要，他有更好的處理功臣們的方式和選擇。
李世民本來就是不世出的人才。
資曆比功臣們老，功勞比功臣們大，才幹也完全不輸於功臣們，並且，最重要的是，李世民有一個所有功臣們都不具備的優點，他比他們年輕。
年輕就是最大的本錢。
年輕才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一點。
李世民非常年輕，太原起事時，他二十歲；玄武門之變的當年，就當上帝國的皇帝，他才二十八歲。
這個年齡，讓他有足夠的自信和勇氣，慢慢熬過他的那些老夥計們。
況且，他得位不正，但在治理國家的理念上，一直強調逆取順治。
李世民也一直想證明自己才是李唐王朝最合適的接班人和皇帝，他不需要，也不能再大規模屠戮功臣。
這讓李世民一朝的功臣們，基本都可以頤養天年，善得始終。
但事雖如此，也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