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易行難。
何況是十幾年如一日，壓抑自己本性，一心求治，那更是難上加難。
立大誌願，下大決心，想證明自己，要做曆史明君的李世民，依然有三分土性。
從善如流，也有一個漸變的過程。
魏征滿懷向往，舉了三個事例，讓李世民陷入深思。
第一是李世民即位之初的元律師事件。
當時元律師已被判處死刑，但孫伏伽進諫說：“法不至此，無容濫加酷罰。”
僅僅因為這幾句話，一道進言，李世民就賜給孫伏伽一座價值百萬的莊園，那座莊園的主人，原來屬於李世民的女兒蘭陵公主。
這當然是重賞。
很快就有人眼紅，奏章立即雪片般飛向李世民，“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
李世民並不責怪，而是將自己真實的意圖說了出來，他滿懷憧憬地說道：“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
這是效仿商鞅立木為信，也是隗千金買馬骨，想引導群臣進諫，以開風氣之先。
在貞觀初年，李世民剛登基，百廢待興，百規待立的環境之下，這是必要的非常手法。
“導人以諫”的效果是明顯而巨大，進諫名臣魏征，也橫空出世。
在這一個時間階段，李世民的心態更多還處於秦王的階段，還是那個年輕氣盛，不服就幹，一心為國為民，建功立業的創業心態。
世易時移，李世民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
就進入了“悅而從諫”的階段。
這就是著名的柳雄妄加資曆事件。
當時要進仕途，大體有二種途徑，一是講出身，二是憑自己真正的本事。
本事擺在台麵上，幾斤幾兩，一目了然。
蛤一些很有上進之心的人，想走個捷徑，攀附一個高門，或偽造資曆，讓自己的身份鍍層金漆，瞬間身價百倍。
這是一種陋習，但當時上至帝王，下達平民百姓，鍍金以求名，全都在幹這件事，朝野之間，早就習以為常，甚至成為一個公開的潛規則。
有一個徐州司戶叫做柳雄，在這件事情上，撞到了李世民的槍口之上。
他不是在自己祖上的資質作假，而是將自己在隋朝的官階虛報上浮了幾級，在論資排輩的官場，這顯然阻礙了別人上升的路。
他被競爭對手檢舉告發了。
事情動達天聽，但當時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在法不責眾之下，李世民下了一個命令，柳雄自首就可以免罪。
但這件事情非常吊詭。
柳雄竟然堅稱自己的履曆是真實可靠有效的，爭執不下，就隻能讓專業的官員去勘核。
證據確鑿，結論明確，柳雄確實作假了。
李世民大怒，這擺明了是欺君，若不嚴懲，何以立威立信，何以治國理天下？
李世民指示主審的官員，立即判處柳雄死刑。
但他走錯了一個程序，這個案子，竟然輾轉落到了大理寺少卿戴胄的手上。
戴胄是國士。
他本性忠貞，曉習法律，又敢直言，在貞觀一朝，頗有直臣之譽。
根據法律規定，他認為柳雄罪不致死，隻能定一個流放的罪名。
戴胄上書，不同意死刑。
案子已成定案，皇帝金口玉言，現在要翻盤，這讓李世民下不了台。
他語帶威脅地對戴胄說：“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流放），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
這句話說得非常重，直指戴胄處事不公，並且逆觸龍鱗，分分鍾可能大禍臨頭。
戴胄頂住了壓力，他不卑不亢地說：“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司所，臣不敢虧法。”
李世民心中老大不高興，語氣不善地說：“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
戴胄雖然剛直，卻並非不通人情世故，他也不負判事無冤濫，言如泉湧之美譽，講出了一番讓李世民可以下台階的話，他拋出了一個“大信”和“小忿”的問題。
戴胄語氣堅定地說道：“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恥之。”
李世民感受到戴胄的堅硬，隻有就坡下驢，當麵讚揚戴胄說：“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
事情的結果當然是二全齊美。
但當日李世民在盛怒之下，和戴胄交鋒，往返四五次，想給柳雄定罪，如果戴胄的意氣稍退一絲半毫，結局肯定改寫。
魏征將此事定義為“悅而從諫”。
但勢易時移，人總是會變的，貞觀之治，世有大名，李世民證明了自己，雖逆取，但順治，現在功德圓滿，貞觀盛世已成，當誌得意滿之際，人心總會懈怠。
於是，進入了魏征所說的“難於受諫”階段。
魏征舉了皇甫德參的例子。
皇甫是陝縣郡丞，貞觀八年，他向李世民上了一道奏疏，“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
為了引起李世民的注意，皇甫德參，用詞激切，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種出格而激烈的進諫，惹惱了李世民，他想以“訕謗”治他的罪。
為了此事，魏征特意向李世民進諫說：“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
顯然，這是受諫者心境變化，認識也隨著有所差異了。
這其實也是貞觀一朝，李世民對於進諫忠言，態度的三種漸變過程。
賢如李世民，自律如李世民，克製如李世民者，猶不能免俗，後世之君主或領導，當然需要時刻警醒和提醒自己。
一片忠心，赤誠為國為民。
李世民雖有虛心納諫之心，一心向上之誌，但貞觀一朝的政治，很長一段時間，似乎都沒有走上正式和正確的軌道。
李世民的政權，兼收並蓄，容納了當世各種力量。
說得好聽一些，叫做海納百川，包羅萬象，但如果從反麵來看，也是一鍋大雜燴，到底想要燉出什麽味道，能燉出什麽味道，也許李世民本人都不知道。
他是通過軍事政變才當上皇帝的，屬於典型的得位不正，反映在政治之上，就必然有非常多的臨時應急應變之法。
這雖不是詭道，卻是必須的政治權道。
前時前日或不可用，但今時今日卻又必須要用，以應付突發的一些特殊事件。
很多事件的處理，並沒有固定的、舊有的章程可以遵循。
處理方案，既要遵循政治慣例，又要顧忌李世民的帝王心理，可謂毫厘之差，就足以遠隔千裏。
因而，在李世民剛登上皇位的那段時間，政治實務，實際上是比較混亂的，為了避免出錯，即使賢如房玄齡，也是拱手聽令而已。
李世民發現了這個異常。
貞觀三年，李世民已經做了三年皇帝之後，李淵才搬出太極宮，李世民入主太極殿，成為名正言順皇帝的第一天。
國家要想長治久安，福祚綿長，就一定要有製度。
人力總有窮時，但製度卻可以補其不足。
李世民對群臣發號施令說：“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執論。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
說明即使已經磨合了三年，即使李世民已經選擇了共治共享的體製，中樞核心團體依然沒有成為一個決策機構，更多的隻是一個執行機構。
李世民做了相當長時間的獨斷專行者。
房玄齡等人當然知道其中的弊端，他們虛心地接受了李世民的批評意見。
李世民重新引進舊製，讓中樞各部門各負其責，各司其職，互相製衡約束，國家政務，自此之後，就很少出現重大失誤了。
李世民的這項製度，是傳統上的三省六部製。
這個製度的本質核心是由“獨（宰）相製”轉為“眾（宰）相製”，宰相由皇帝的幕僚長，變成了智囊團或幕僚群。
皇帝成為行政首長，顯然，這更為集權。
簡而言之，軍國大事，由中書舍人各執所見，在條狀上，寫上自己個人的意見和名字，這有個風雅的名字，叫做“五花判事”。
然後，將署名的條狀和意見，上呈給中書舍人的上級領導，中書侍郎和中書令審核。
確定好的條狀，再進入門下省審核。
由給事中和門下侍郎權衡考慮，駁正校驗，如果門下省認為需要重擬，就打迴中書省，再重新擬條狀。
審核確定之後，再加蓋各省印章，就是正式的文書，交由尚書省各部，一一分化執行。
這一套程序走下來，就可以有章可依，有序可按，運轉如流，上通下暢了。
這一段日子，相信李世民一定是每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自己以逆得到的皇位，並不能在自己手中正名，也無法在青史之上留下美名。
李世民非常注重他在曆史之上的名譽，這來源於其內心深處，對於殺兄屠弟的罪惡感和恥辱感，李世民是極少見的帶有尊嚴的帝王。
他看得更高，也要走得更遠。
何況是十幾年如一日，壓抑自己本性，一心求治，那更是難上加難。
立大誌願，下大決心，想證明自己，要做曆史明君的李世民，依然有三分土性。
從善如流，也有一個漸變的過程。
魏征滿懷向往，舉了三個事例，讓李世民陷入深思。
第一是李世民即位之初的元律師事件。
當時元律師已被判處死刑，但孫伏伽進諫說：“法不至此，無容濫加酷罰。”
僅僅因為這幾句話，一道進言，李世民就賜給孫伏伽一座價值百萬的莊園，那座莊園的主人，原來屬於李世民的女兒蘭陵公主。
這當然是重賞。
很快就有人眼紅，奏章立即雪片般飛向李世民，“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
李世民並不責怪，而是將自己真實的意圖說了出來，他滿懷憧憬地說道：“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
這是效仿商鞅立木為信，也是隗千金買馬骨，想引導群臣進諫，以開風氣之先。
在貞觀初年，李世民剛登基，百廢待興，百規待立的環境之下，這是必要的非常手法。
“導人以諫”的效果是明顯而巨大，進諫名臣魏征，也橫空出世。
在這一個時間階段，李世民的心態更多還處於秦王的階段，還是那個年輕氣盛，不服就幹，一心為國為民，建功立業的創業心態。
世易時移，李世民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
就進入了“悅而從諫”的階段。
這就是著名的柳雄妄加資曆事件。
當時要進仕途，大體有二種途徑，一是講出身，二是憑自己真正的本事。
本事擺在台麵上，幾斤幾兩，一目了然。
蛤一些很有上進之心的人，想走個捷徑，攀附一個高門，或偽造資曆，讓自己的身份鍍層金漆，瞬間身價百倍。
這是一種陋習，但當時上至帝王，下達平民百姓，鍍金以求名，全都在幹這件事，朝野之間，早就習以為常，甚至成為一個公開的潛規則。
有一個徐州司戶叫做柳雄，在這件事情上，撞到了李世民的槍口之上。
他不是在自己祖上的資質作假，而是將自己在隋朝的官階虛報上浮了幾級，在論資排輩的官場，這顯然阻礙了別人上升的路。
他被競爭對手檢舉告發了。
事情動達天聽，但當時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在法不責眾之下，李世民下了一個命令，柳雄自首就可以免罪。
但這件事情非常吊詭。
柳雄竟然堅稱自己的履曆是真實可靠有效的，爭執不下，就隻能讓專業的官員去勘核。
證據確鑿，結論明確，柳雄確實作假了。
李世民大怒，這擺明了是欺君，若不嚴懲，何以立威立信，何以治國理天下？
李世民指示主審的官員，立即判處柳雄死刑。
但他走錯了一個程序，這個案子，竟然輾轉落到了大理寺少卿戴胄的手上。
戴胄是國士。
他本性忠貞，曉習法律，又敢直言，在貞觀一朝，頗有直臣之譽。
根據法律規定，他認為柳雄罪不致死，隻能定一個流放的罪名。
戴胄上書，不同意死刑。
案子已成定案，皇帝金口玉言，現在要翻盤，這讓李世民下不了台。
他語帶威脅地對戴胄說：“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流放），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
這句話說得非常重，直指戴胄處事不公，並且逆觸龍鱗，分分鍾可能大禍臨頭。
戴胄頂住了壓力，他不卑不亢地說：“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司所，臣不敢虧法。”
李世民心中老大不高興，語氣不善地說：“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
戴胄雖然剛直，卻並非不通人情世故，他也不負判事無冤濫，言如泉湧之美譽，講出了一番讓李世民可以下台階的話，他拋出了一個“大信”和“小忿”的問題。
戴胄語氣堅定地說道：“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恥之。”
李世民感受到戴胄的堅硬，隻有就坡下驢，當麵讚揚戴胄說：“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
事情的結果當然是二全齊美。
但當日李世民在盛怒之下，和戴胄交鋒，往返四五次，想給柳雄定罪，如果戴胄的意氣稍退一絲半毫，結局肯定改寫。
魏征將此事定義為“悅而從諫”。
但勢易時移，人總是會變的，貞觀之治，世有大名，李世民證明了自己，雖逆取，但順治，現在功德圓滿，貞觀盛世已成，當誌得意滿之際，人心總會懈怠。
於是，進入了魏征所說的“難於受諫”階段。
魏征舉了皇甫德參的例子。
皇甫是陝縣郡丞，貞觀八年，他向李世民上了一道奏疏，“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
為了引起李世民的注意，皇甫德參，用詞激切，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種出格而激烈的進諫，惹惱了李世民，他想以“訕謗”治他的罪。
為了此事，魏征特意向李世民進諫說：“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
顯然，這是受諫者心境變化，認識也隨著有所差異了。
這其實也是貞觀一朝，李世民對於進諫忠言，態度的三種漸變過程。
賢如李世民，自律如李世民，克製如李世民者，猶不能免俗，後世之君主或領導，當然需要時刻警醒和提醒自己。
一片忠心，赤誠為國為民。
李世民雖有虛心納諫之心，一心向上之誌，但貞觀一朝的政治，很長一段時間，似乎都沒有走上正式和正確的軌道。
李世民的政權，兼收並蓄，容納了當世各種力量。
說得好聽一些，叫做海納百川，包羅萬象，但如果從反麵來看，也是一鍋大雜燴，到底想要燉出什麽味道，能燉出什麽味道，也許李世民本人都不知道。
他是通過軍事政變才當上皇帝的，屬於典型的得位不正，反映在政治之上，就必然有非常多的臨時應急應變之法。
這雖不是詭道，卻是必須的政治權道。
前時前日或不可用，但今時今日卻又必須要用，以應付突發的一些特殊事件。
很多事件的處理，並沒有固定的、舊有的章程可以遵循。
處理方案，既要遵循政治慣例，又要顧忌李世民的帝王心理，可謂毫厘之差，就足以遠隔千裏。
因而，在李世民剛登上皇位的那段時間，政治實務，實際上是比較混亂的，為了避免出錯，即使賢如房玄齡，也是拱手聽令而已。
李世民發現了這個異常。
貞觀三年，李世民已經做了三年皇帝之後，李淵才搬出太極宮，李世民入主太極殿，成為名正言順皇帝的第一天。
國家要想長治久安，福祚綿長，就一定要有製度。
人力總有窮時，但製度卻可以補其不足。
李世民對群臣發號施令說：“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執論。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
說明即使已經磨合了三年，即使李世民已經選擇了共治共享的體製，中樞核心團體依然沒有成為一個決策機構，更多的隻是一個執行機構。
李世民做了相當長時間的獨斷專行者。
房玄齡等人當然知道其中的弊端，他們虛心地接受了李世民的批評意見。
李世民重新引進舊製，讓中樞各部門各負其責，各司其職，互相製衡約束，國家政務，自此之後，就很少出現重大失誤了。
李世民的這項製度，是傳統上的三省六部製。
這個製度的本質核心是由“獨（宰）相製”轉為“眾（宰）相製”，宰相由皇帝的幕僚長，變成了智囊團或幕僚群。
皇帝成為行政首長，顯然，這更為集權。
簡而言之，軍國大事，由中書舍人各執所見，在條狀上，寫上自己個人的意見和名字，這有個風雅的名字，叫做“五花判事”。
然後，將署名的條狀和意見，上呈給中書舍人的上級領導，中書侍郎和中書令審核。
確定好的條狀，再進入門下省審核。
由給事中和門下侍郎權衡考慮，駁正校驗，如果門下省認為需要重擬，就打迴中書省，再重新擬條狀。
審核確定之後，再加蓋各省印章，就是正式的文書，交由尚書省各部，一一分化執行。
這一套程序走下來，就可以有章可依，有序可按，運轉如流，上通下暢了。
這一段日子，相信李世民一定是每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自己以逆得到的皇位，並不能在自己手中正名，也無法在青史之上留下美名。
李世民非常注重他在曆史之上的名譽，這來源於其內心深處，對於殺兄屠弟的罪惡感和恥辱感，李世民是極少見的帶有尊嚴的帝王。
他看得更高，也要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