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人再見，總是意難平。
濮州刺史龐相壽代表了李世民真實的心理狀態。
因為貪汙，龐相壽依律被解職，但他是秦府故人，直接找上了李世民，講述起自己在秦王府中舊事。
往事曆曆，浮上心頭。
李世民並非無情之人，他心中大動，覺得自己實在有負於當年跟隨自己的那一幫兄弟。
情到深處，人已微醺，李世民想將他官複原職。
但魏征不同意，他以一貫的正氣凜然，向李世民進諫說：“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為善者懼。”
波瀾雖已起，現實世界才更真實。
李世民恢複到政治家無波無瀾的心境，他慨然接受了魏征的建議。
李世民召見龐相壽，和他諄諄告別說：“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王，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
國法雖不容，私情不可缺。
作為報答，李世民用自己內府的絹帛，厚賜給龐相壽，想讓他後半輩子衣食無憂。
龐相善心中愧悔交集，君臣二人，灑淚而別。
這種一視同仁，不講情份的做法，似乎對秦府舊人有所不公平，當李世民真正做到愛民如一，他發現在長期天下為公思想之下，一些微妙的轉變正在發生。
各派係人馬，他們原有的痕跡，已在不經意間已被全然抹去。
涓涓細水，最終都匯成為李世民治下，貞觀盛世，貞觀之風的組成，真是皇皇如天，其盛也大。
弘文館的設置，更是李世民統戰思想的完美體現。
李世民延續了他文武二重的治國理念，精選天下文學之士，將秦府學士團，擴大到整個弘文館。
這部分人，本身官職不變，加學士之稱，是榮耀更有實際的皇帝大腦之譽。
李世民天天和他們遊曆遊學，商榷政事。
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將三品以上高官的子孫，納入弘文館，也稱學士，這部分延續了以家族和出身，定才幹和前途的傳統，可以最大程度，將李淵的舊係統官僚納入新政權。
這是個高明的政策，既是分化，更是統戰。
畢竟家族的長盛久榮，才是每個人肩上最重的使命。
李世民走在正確的快車道上。
這種“逆取順治”的政治理念，貫徹了整個貞觀一朝。
李世民到底將選擇一種什麽樣的治國理念，這也是一道幸福的選擇題。
他有兩種選擇。
貞觀之始，朝野之間，揣摩李世民的皇帝心態，大部分都認為，應該承隋餘緒，集權集中集約發展，獨尊皇帝，以抑百官。
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大體以揣摩之才冠天下的封德彝為首，但李世民最終選擇了群治共享共理，群策群力的貞觀路線。
這讓貞觀之風，成為後世仰之彌高的存在。
貞觀四年，天下大治，頡利成擒，突厥貴族帶刀侍衛。
東至於海，南至五嶺，房不閉戶，路不拾遺，行人不用自帶幹糧，一路之上，豐衣足食。
一年之中，整個帝國才判處29個死刑犯。
這就是貞觀之治的來由。
李世民無比欣慰，他誌得意滿地向長孫無忌說：“貞觀之初，上書者皆雲：‘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雲‘宜振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征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
李世民采納了魏征偃武修文的國策，同時，他開創了一種特別的風氣，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貞觀進諫納諫之風。
這來自於李世民對於剛剛逝去的楊隋一朝的反思和考慮。
隋唐二朝，權力基礎都來自於關隴集團，皇帝隻不過是圈子內的流轉，是輪莊而已。
楊隋和李唐，本質是二朝一體。
皇帝也是事實上的親戚，唐朝滿朝文武，大都具備在隋朝任職的經曆，因而，討論分析過去的楊隋一朝的得失，以資借鑒，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李世民曾經問房玄齡和蕭瑀說：“隋文帝何如主也？”
他們據實迴答說：“文帝（楊堅）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
作為臣下，他們總結的都是楊堅的好處長處強項，作為頂級的文臣，他們當然沒必要指出楊堅的缺點，說者無心，一旦李世民也對號入座，並不是一件美妙的事。
但李世民作為一國之主，自然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他指出了楊堅的缺點，順便也點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那就是皇帝一人獨攬大權，但天下大事，紛紜複雜，總會有失誤錯漏之處，日積月累，積重難返，必然會滑入深淵。
李世民侃侃而談地說，“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複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李世民明確指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是君主的獨斷專行，人臣又無原則地阿諛奉承，不敢進諫。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李世民展望和設計貞觀之風，他充滿自信地說：“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李世民並不隻是高談闊論，他是一個實幹派和行動派。
他發出一道專門的敕書。
“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
在帝王一人執掌天下的時代，李世民能承認，即使是皇帝的正式決定也有錯誤，並且可以讓臣下更正的理念，足以讓後世之人汗顏。
正因為有此胸襟和氣魄，李世民才能開創李唐王朝的巔峰，成為後世高山仰止般的存在，傳誦千年而不衰。
李世民從隋煬帝楊廣身上，同樣學到很多。
貞觀二年，他頗有疑惑地問侍臣說：“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博奧，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
魏征在旁邊盡責盡心地迴答說：“煬帝（楊廣）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李世民表示同意，知之而不行之，和無知又有什麽差別。
自己既需要群臣的進諫，讓自己“知道”，同時，又必須落到實處，即使千裏之遠，也要跬步以進。
李世民虛心地說：“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但進諫和納諫，並非像口頭上說的那麽輕鬆。
這需要皇帝時刻抑製內心的小我，以天下為公的理念，約束和激勵自己，稍有放鬆，便一瀉千裏。
這也是曆代統治者，雖然知道納諫之利，卻沒辦法真正做到的原因。
可以試著推究到個人，如果一個人經常無法按自己的所思所想，做事和說話，需要隨時顧忌周圍人的想法和看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小心謹慎，如履薄冰地生活，那大概也不是一種讓人輕鬆愉快的事。
雖然你正確，但卻並不快樂，如果一個人由於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但放之於一國之主，皇帝身上，想長時間讓他壓抑自己的天性，就難以做到，要求過高的事情。
即使賢如李世民，自知如李世民，也概莫能外，這就是人心，也是人性。
所以，貞觀之治，是一種傳說中最完美的盛世，貞觀之風，是一種可遇不可求的君臣共同發憤向上之風。
雖然讓人向往，卻無法複製，也並不多見。
李世民的老夥計，這個被他視為可以正衣冠，知興替的直臣諫臣魏征，二人一起成就了君臣進諫納諫，萬世規範的魏征，就說過一段話，足以證明，貞觀之風，實在是世之所寶，世之所稀。
貞觀十二年，這已是李世民當上皇帝的第十二個年頭，魏征在迴答李世民的問話時，犯顏直諫。
他悠然神往地說道：“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貞觀十年），不悅人諫，雖勉強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色。”
李世民心中恍惚，隨口問道：“於何事如此？”
魏征從容地舉了三個事例，讓李世民清晰地照見自己執政以來的曆程。
濮州刺史龐相壽代表了李世民真實的心理狀態。
因為貪汙，龐相壽依律被解職，但他是秦府故人，直接找上了李世民，講述起自己在秦王府中舊事。
往事曆曆，浮上心頭。
李世民並非無情之人，他心中大動，覺得自己實在有負於當年跟隨自己的那一幫兄弟。
情到深處，人已微醺，李世民想將他官複原職。
但魏征不同意，他以一貫的正氣凜然，向李世民進諫說：“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為善者懼。”
波瀾雖已起，現實世界才更真實。
李世民恢複到政治家無波無瀾的心境，他慨然接受了魏征的建議。
李世民召見龐相壽，和他諄諄告別說：“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王，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
國法雖不容，私情不可缺。
作為報答，李世民用自己內府的絹帛，厚賜給龐相壽，想讓他後半輩子衣食無憂。
龐相善心中愧悔交集，君臣二人，灑淚而別。
這種一視同仁，不講情份的做法，似乎對秦府舊人有所不公平，當李世民真正做到愛民如一，他發現在長期天下為公思想之下，一些微妙的轉變正在發生。
各派係人馬，他們原有的痕跡，已在不經意間已被全然抹去。
涓涓細水，最終都匯成為李世民治下，貞觀盛世，貞觀之風的組成，真是皇皇如天，其盛也大。
弘文館的設置，更是李世民統戰思想的完美體現。
李世民延續了他文武二重的治國理念，精選天下文學之士，將秦府學士團，擴大到整個弘文館。
這部分人，本身官職不變，加學士之稱，是榮耀更有實際的皇帝大腦之譽。
李世民天天和他們遊曆遊學，商榷政事。
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將三品以上高官的子孫，納入弘文館，也稱學士，這部分延續了以家族和出身，定才幹和前途的傳統，可以最大程度，將李淵的舊係統官僚納入新政權。
這是個高明的政策，既是分化，更是統戰。
畢竟家族的長盛久榮，才是每個人肩上最重的使命。
李世民走在正確的快車道上。
這種“逆取順治”的政治理念，貫徹了整個貞觀一朝。
李世民到底將選擇一種什麽樣的治國理念，這也是一道幸福的選擇題。
他有兩種選擇。
貞觀之始，朝野之間，揣摩李世民的皇帝心態，大部分都認為，應該承隋餘緒，集權集中集約發展，獨尊皇帝，以抑百官。
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大體以揣摩之才冠天下的封德彝為首，但李世民最終選擇了群治共享共理，群策群力的貞觀路線。
這讓貞觀之風，成為後世仰之彌高的存在。
貞觀四年，天下大治，頡利成擒，突厥貴族帶刀侍衛。
東至於海，南至五嶺，房不閉戶，路不拾遺，行人不用自帶幹糧，一路之上，豐衣足食。
一年之中，整個帝國才判處29個死刑犯。
這就是貞觀之治的來由。
李世民無比欣慰，他誌得意滿地向長孫無忌說：“貞觀之初，上書者皆雲：‘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雲‘宜振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征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
李世民采納了魏征偃武修文的國策，同時，他開創了一種特別的風氣，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貞觀進諫納諫之風。
這來自於李世民對於剛剛逝去的楊隋一朝的反思和考慮。
隋唐二朝，權力基礎都來自於關隴集團，皇帝隻不過是圈子內的流轉，是輪莊而已。
楊隋和李唐，本質是二朝一體。
皇帝也是事實上的親戚，唐朝滿朝文武，大都具備在隋朝任職的經曆，因而，討論分析過去的楊隋一朝的得失，以資借鑒，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李世民曾經問房玄齡和蕭瑀說：“隋文帝何如主也？”
他們據實迴答說：“文帝（楊堅）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
作為臣下，他們總結的都是楊堅的好處長處強項，作為頂級的文臣，他們當然沒必要指出楊堅的缺點，說者無心，一旦李世民也對號入座，並不是一件美妙的事。
但李世民作為一國之主，自然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他指出了楊堅的缺點，順便也點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那就是皇帝一人獨攬大權，但天下大事，紛紜複雜，總會有失誤錯漏之處，日積月累，積重難返，必然會滑入深淵。
李世民侃侃而談地說，“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複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李世民明確指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是君主的獨斷專行，人臣又無原則地阿諛奉承，不敢進諫。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李世民展望和設計貞觀之風，他充滿自信地說：“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李世民並不隻是高談闊論，他是一個實幹派和行動派。
他發出一道專門的敕書。
“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
在帝王一人執掌天下的時代，李世民能承認，即使是皇帝的正式決定也有錯誤，並且可以讓臣下更正的理念，足以讓後世之人汗顏。
正因為有此胸襟和氣魄，李世民才能開創李唐王朝的巔峰，成為後世高山仰止般的存在，傳誦千年而不衰。
李世民從隋煬帝楊廣身上，同樣學到很多。
貞觀二年，他頗有疑惑地問侍臣說：“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博奧，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
魏征在旁邊盡責盡心地迴答說：“煬帝（楊廣）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李世民表示同意，知之而不行之，和無知又有什麽差別。
自己既需要群臣的進諫，讓自己“知道”，同時，又必須落到實處，即使千裏之遠，也要跬步以進。
李世民虛心地說：“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但進諫和納諫，並非像口頭上說的那麽輕鬆。
這需要皇帝時刻抑製內心的小我，以天下為公的理念，約束和激勵自己，稍有放鬆，便一瀉千裏。
這也是曆代統治者，雖然知道納諫之利，卻沒辦法真正做到的原因。
可以試著推究到個人，如果一個人經常無法按自己的所思所想，做事和說話，需要隨時顧忌周圍人的想法和看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小心謹慎，如履薄冰地生活，那大概也不是一種讓人輕鬆愉快的事。
雖然你正確，但卻並不快樂，如果一個人由於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但放之於一國之主，皇帝身上，想長時間讓他壓抑自己的天性，就難以做到，要求過高的事情。
即使賢如李世民，自知如李世民，也概莫能外，這就是人心，也是人性。
所以，貞觀之治，是一種傳說中最完美的盛世，貞觀之風，是一種可遇不可求的君臣共同發憤向上之風。
雖然讓人向往，卻無法複製，也並不多見。
李世民的老夥計，這個被他視為可以正衣冠，知興替的直臣諫臣魏征，二人一起成就了君臣進諫納諫，萬世規範的魏征，就說過一段話，足以證明，貞觀之風，實在是世之所寶，世之所稀。
貞觀十二年，這已是李世民當上皇帝的第十二個年頭，魏征在迴答李世民的問話時，犯顏直諫。
他悠然神往地說道：“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貞觀十年），不悅人諫，雖勉強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色。”
李世民心中恍惚，隨口問道：“於何事如此？”
魏征從容地舉了三個事例，讓李世民清晰地照見自己執政以來的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