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號稱隋朝第一大狀,律令條文是他的專長。


    即使不能解決長遠的根本問題,也要解決近在眼前的實際問題。


    為了防止叛逃,他實行了二種方法:一是人質法,二是連座法。


    他精通法律,因而在條文上更加詳細和嚴厲。


    連座法規定,一人亡叛,全家上下,不分老少,全部被殺。


    但是,他創新了一種檢舉法,允許父子、兄弟、夫婦互相告密,從而可以免除本人的罪過。


    社會最細末節的家庭,被王世充牢牢控製。


    另外,王世充推而廣之,也加強了家庭與家庭之間的互相製約。


    他規定,五個家庭為一個單位,有一家逃走,另外四家,全部被誅。


    僅僅靠暴力和恐怖,當然不能長久治理國家,卻似乎可以解決燃眉之急,但反噬也一樣嚴重。


    王世充的新政實行以來,出現了反效果,這就是“二多”,殺人越多,逃跑的民眾也越多。


    對於將領的製約,王世充主要采取的是人質法,在他們出征之時,將他們合家老幼都留在洛陽。


    但因為打擊麵和懲罰力度的無限擴張,要想拘禁這些違反規定和有罪的人,僅僅依靠原來的監獄係統,是遠遠不夠的。


    王世充因時因勢,又發明了大獄法。


    他將整個洛陽宮城變成了一座大監獄,經常關押著上萬罪犯,管關押,卻不管生死。


    吃喝拉撒睡,疾病醫療,都成了大問題。


    洛陽城自隋末戰亂以來,苦難沉重,和李密連年大戰,糧食本來就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現在王世充大獄一開,更是引發了嚴重的危機,在宮城的大獄之中,平均每一天,都有數十人死亡。


    但王世充的政策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他迅速穩定和控製了局麵,擁有一個看似穩固的洛陽城。


    他擊敗李密,火拚東都政權後,現在不僅是洛陽之王,更已是名副其實的河南霸主。


    不想當皇帝的造反不是好造反,王世充一樣憧憬著他鄭國的旗幟能插遍中國大地。


    掠地擴張是必須的。


    全國性的目標,還很遙遠,王世充比較現實,他采取了較穩妥的擴張方式。


    那就是先盡量接收李密係統將領的投降,這是一種最直接有效,也是最容易成功的擴張方式。


    李唐因為需要先解決西方和河東的威脅,暫時無心無力經營河南。


    原李密一係缺乏足夠的主心骨重振旗鼓,加上和李唐之間遠隔了發展炙熱的王世充,河南出現了權力中空。


    弱小的地方勢力,他們沒有多少選擇,隻能投靠在王世充的大旗之下,樹大好乘涼。


    整個河南大地,以一種極快的速度,盡入王世充麾下。


    形勢似乎大好。


    當然,在李唐的招撫之下,也有極個別的硬骨頭。


    雍丘李公逸就不肯臣服王世充,他想跟著李唐混,但大小有別,強弱不同,在王世充優勢兵力的進攻下,雍丘毫無意外被攻下。


    在這期間,李公逸也多次向李淵請求支援,但遠水不解近渴,李淵以雙方之前隔著王世充的鄭國為由,拒絕發兵直接支持,而坐視雍丘陷沒。


    王世充問了李公逸一句話,這代表了當時河南地方勢力的心態,他問道:“卿越境臣唐,其說安在?”


    情理之中,不出意外,王世充的河南的招撫大獲全勝。


    但他的對外擴張之路,卻並不順利。


    往東,他和河北之王竇建德結下了梁子,自從徐世績歸順竇建德後,黎陽自然而然地成為河北和河南勢力的交界點和緩衝區。


    但王世充想打破這個平衡,他發動了一場向東擴張的戰鬥,烽火直接燒到了黎陽城下。


    來而不往非禮也。


    竇建德決定給王世充一點臉色看,讓他知道,安穩呆在河南,維持均勢,才是上策。


    作為迴報,竇建德立即發起了殷州之戰。


    破城之後,殺人放火,搶奪財富和人口,揚長而去。


    竇建德收獲了一個寶貝,那就是日後他手下第一大將劉黑闥,此戰之中,他向竇建德俯首稱臣。


    自此之後,河北劉黑闥這個名字,將成為李唐王朝最強悍的對手,其聲名響徹長空,曆久而不息。


    所有的尊重和地位,都是實力拚殺出來的。


    王世充感覺到竇建德的怒火和力量,他認慫了。


    於是,在東北麵的戰線,他和竇建德心照不宣地保持了現狀。


    但王世充在東南方向卻收獲頗豐。


    他轉向攻下徐州,於是,黃河淮河之間,這片最富饒的土地,全部歸入他的版圖。


    他向南的擴展,也取得讓人滿意的效果。


    隨著顯州田瓚的歸降,南至襄陽的大片土地,也全都改姓王氏。


    王世充占據了中原大片的領地和人口,成為無可置疑的中原霸主,但他鄭國的統治也麵臨很大的風險。


    這些地方勢力的歸屬,其本質都是鬆散的羈糜而已,他們對王世充的鄭國政權,既沒有認可度,更談不上忠誠度。


    他們隻認一個理,也隻能認一個理,誰強就跟誰。


    這是一個悖論,甚至連他們自己,也沒有選擇的權力。


    這是夾縫生存的小勢力的悲哀,也是幾個大勢力,經常可以一戰定乾坤的由來。


    這種統治當然並不牢固,在李唐和王世充的戰鬥中,非常明顯地體現出來。


    王世充往西麵的擴張之路,就要複雜得多,因為他的西麵,是李唐的天下。


    他們很早就打過交道。


    當年李淵剛入主長安時,李密和東都政權激戰正酣。


    李淵剛立穩腳跟,就做了二手準備。


    一方麵自視為隋臣,一方麵想順勢攻下東都洛陽,他以隋臣的名義,曾經派遣李建成和李世民統帥十萬大軍,赴東都洛陽,以江湖救急。


    但激戰的二大勢力都不領情,李唐和他們在洛陽城下,擦肩而過。


    和李密是一觸即退,雙方遙相觀望,保持默契,互不打擾。


    而東都政權卻視他們為國賊,李唐認為是“相救”東都,而東都視他們為侵略。


    李唐軍隊立即發現了他們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麵臨腹背受敵的風險,並且也撈不到好處。


    撤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他們知道東都政權不會失去追擊他們的機會,於是,他們在撤退的途中,埋伏好軍隊,將東都的追兵,一路反殺到洛陽城下。


    此戰李唐軍隊大獲全勝,斬首四千級。


    但最大的收獲,卻是在潼關之東,河南之地,新設了新安和宜陽二郡,作為進攻山東之地的橋頭堡。


    來日不長,必下洛陽。


    這一直是李唐的既定戰略,當李世民解決了劉武周和宋金剛,穩固後方,洛陽就是他的下一站。


    並且李唐展示了超高的軍事動員能力,李淵似乎沒有任何耐心,也不願做任何等待。


    李世民四月擊潰宋金剛,五月班師迴長安,六月就重整裝出發,東出潼關,直指洛陽。


    這真是一具可怕而高效的戰爭機器。


    兵貴神速,這其實也是時勢必然,李淵在搶時間。


    他必需在王世充沒有站穩腳跟前,就和他決鬥,每提早一天,都可以讓王世充的戰略優勢喪失一分。


    事實證明,李淵確實老謀深算,因為王世充雖然得到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但卻根基未牢,隻要李唐在外部施以壓力,就足以讓王世充的政權地動山搖。


    壓力之下,才能讓對手出錯,那就是自己最佳的出手時間。


    李唐王鄭二國,第一次在正麵戰場,正式交手。


    正式交戰前,雙方都想在政治和外交上給自己營造優勢地位。


    毫無疑問,突厥成了雙方爭奪的最大的焦點。


    突厥再一次站在頂峰,他們是亞洲事實上的霸主,尤其是北方鄰近突厥的割據勢力,如果沒有突厥的支持,就無法立足。


    李淵同樣無法避免這種命運,他自太原起兵,就一直尊奉突厥為背後的謀主。


    李淵信奉財帛動人心的規則,傾其所有,向突厥人供奉金帛女子,絲綢絹帛,加上他刻意迎合尊重突厥的使臣,因而一直和突厥維持了至少表麵上的親密無間。


    但突厥最大的利益是保持中原大地各路政權的平衡。


    當各大勢力都無法吃掉對方時,才需要仰仗突厥的力量,他們才能利益最大化。


    所以,當劉武周進攻河東之地,他們雖然給李淵支援了二千出工不出力的人馬,表麵上說是協助李淵防守,實際上卻按兵不動,既可監視,又可乘機渾水摸魚。


    但同時,突厥人也派出五百精兵給劉武周衝鋒陷陣。


    這看似矛盾,實際上才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唯恐天下不亂,唯恐群雄不戰。


    越戰越亂,越亂他們就會越強。


    二邊下注,各路通吃。


    這支二千人的部隊並沒有空手而歸,他們迴歸突厥時,自太原城往北,一路沿路搶劫擄掠了無數美女財寶。


    而李淵當時根本沒有任何力量去阻止突厥人的暴行,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直接的搶奪,當然可以增加財富,但遠不如讓培植的勢力,打得熱火朝天,就可以恢複昔日“南麵二兒孝順,何憂貧也”的舒服滋潤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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