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大師停步不前，親手給楊廣寫下了46個字。
“蓮花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聞香遠，長保如意。”
在這46個字中，看不到他對楊廣任何一絲的怨恨，反倒對楊廣有一種隱隱，大道可期的期許。
也許，在那一刻，他想起了在千僧宴上，給楊廣的授戒，還有楊廣隆重的行師大禮。
這一刻，智者大師心中，已經預見，自己手創的天台宗，或者會在自己這個徒弟手中，獲得一種未可限量的發展。
而這一切，都和多年以前，千僧宴上的拜師禮，玄而又玄地互相唿應。
一切，都是天意。
智者大師封書完畢，求得三衣缽，讓人灑掃幹淨，然後安詳入滅。
楊廣看到智者大師的手書46字，他知道智者大師做了選擇，為了證道，已經圓寂。
楊廣悲從中來，在延攬智者大師入主慧日道場一事上，他遭受了失敗。
但他的悲痛，更多地來自於智者大師的死，也許在平日，智者大師可以不死，但他處於今時今日之地，卻又不得不死。
權力的意誌，從來都是冷酷無情。
智者大師不是楊廣親手所殺，但楊廣卻深切地知道，他不殺仁伯，仁伯卻終是因他而亡的道理。
楊廣五體投地，悲淚交集，跪受了這46字的手書。
智者大師的死，雖然是楊廣的失敗，但同時，也存在著巨大的機遇。
這對於楊廣延攬江南佛教人士，實際上掃清了道路。
因為智者大師走後留下了一個空缺，他的弟子輩，遠遠沒有他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響力。
懷中玉璧已去，後來者可以輕鬆上路。
天台宗自此可以遠離事非的漩渦中心，贏得獨立發展的良機。
事實上，智者大師死後，天台宗在楊廣的支持下，蓬勃而生，正式在全國成為第一個開宗立派的本土佛教派別。
這應了一句話，身死而道興，其間玄而又玄的因果關係，實在是半是天意，半人事。
楊廣延攬江南佛教高僧的事業，必須進行下去。
智者大師一死，江南佛教首領就是三論宗的宗師吉藏，他被稱為嘉祥大師。
他是楊廣必須拉攏的目標。
嘉祥和智者大師不同，當年建康城破，陳國滅亡，智者大師溯江西上，但嘉祥卻順流東下，他東走會稽嘉祥寺，一住15年，精研佛義，靜待再起的時日。
嘉祥深切地知道要想取得宗教的領袖地位，就必須和世俗的政權相結合，二者互相滋養，才更容易引發爆炸式的發展。
他的看法完全正確。
楊廣的邀請信一到，嘉祥就知道，自己等待已久的時間終於來了。
他立即同意主持江都的慧日道場，他和楊廣的合作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嘉祥在慧日道場，成為政府法定的江南佛教領袖。
後來，他又跟隨楊廣北上長安，在日嚴寺中弘法，名振中原大地，在楊廣登基成為皇帝後，嘉祥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隋朝佛教界的領袖。
南北佛教開始融合，南宗在楊廣的支持下，獨領風騷。
而嘉祥開創的三論宗，即使在入唐之後，因為和皇族皇權深相結合，依然是當時最赫赫有名的顯學。
但嘉祥駕鶴西去之際，也是三論宗由盛而衰之時。
這相當大程度是因為三論宗後繼無人，宗主一逝，影響就日漸式微，但最主要的卻是三論宗的要義，被其餘宗派吸收融匯之後，再也無法一家獨大。
時代需要更精深和更係統性的佛教宗派。
當年嘉祥想研習《法華經》時，曾邀請智者大師去嘉祥寺傳道，但當時，智者大師正在天台山國清寺，心無旁騖地從事天台宗教義經典的創作。
智者大師不想一心二用，他拒絕了出山的請求，嘉祥也錯失了當麵向智者大師取經的機會。
當智者大師仙去，嘉祥隻好師從智者大師的弟子，灌頂處求取《法華經》要義。
並且在主持江都慧日道場時，嘉祥才堪堪完成三論宗的宗典《三論玄義》的寫作。
這就注定了天台和三論宗，二者的相互共融且又相互競爭。
嘉祥在，三論宗就是天下第一顯學。
但嘉祥一逝，天台宗等宗門，就立刻後來居上。
隨著嘉祥的入駐慧日道場，楊廣的最後一塊拚圖終於完成了。
江都四道場可謂高僧名道薈萃，楊廣著意征集，宗教界各種人才和書籍，尤其對於佛經的整理，功莫大焉。
楊廣在四道場內特別設立《寶台經藏》，差不多收集了十餘萬軸。
這與當年楊堅平陳之時，對待江南宗教界的嚴厲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時，楊堅為加強對江南的思想控製，毀寺驅僧，武力征服再輔以文化高壓，那是一段至暗的日子。
但在楊廣的治理下，江南文化的春天，終於到了。
楊廣本人也對自己的功績沾沾自喜，他寫詩描述了這種文化的盛世。
“有異三川遊，曾非四門觀；於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江南儒釋道三教合流，開創了南北文化，混融混生共長的良性發展道路。
但江北隋朝故地，其文化的發展卻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形態。
這與楊堅本人的才情才學，以及其軍政一體化的治國理念相一致。
在楊堅矯詔輔政，篡周立隋之際，為了最大限度地體現新政權的生機和活力，楊堅對於教育和更高一級的儒家文化表現了濃厚的興趣。
但楊堅本人極為儉樸，天然就不樂意學術，更無意於雕章摘句。
他一切的出發點，都是完全功利化的軍國管理體製，簡單粗暴直接有效。
在度過和儒學的蜜月期之後，楊堅第一次意識到儒學，某種程度上也會對自己形成掣肘，那是和李德林的一次理念交鋒有關。
當年，楊堅篡周的關鍵時刻，對於如何處理北周皇族宇文氏，朝野有二種聲音。
一方是楊雄和高熲，雖然知道不行，但依然支持虞慶則提出的斬草除根之計。
但另一方的代表是李德林，他作為天下文宗，又是當世大儒，卻堅持己見，認為應該從寬處理。
李德林認為新朝應該摒棄五胡亂華以來，改朝換代之際的血腥傳統，應該恢複古時的仁義之風。
但是，當時楊堅的天下並未完全坐穩，宇文氏一族還在蠢蠢欲動，楊堅需要鐵血的手段去震懾人心。
但李德林引經據典，堅持不宜用重刑。
楊堅第一次接觸和見識了儒家的文化內核和力量。
雖然宇文氏一族最後被盡數誅滅，但自此之後，楊堅對於李德林的看法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
他認為李德林不過是“君書生，不足與議此”，同時，他也將天下的讀書人，都視為死讀書的不知變通的書呆子。
楊堅從內心遠離了李德林，也遠離了李德林代表的山東衣冠。
因為當時山東的原北齊政權，自詡為中原傳統文化和製度的天然繼承者，對於關中的北周軍國政權一直處於居高臨下的心態。
李德林的堅持，代表了一種社會思潮和儒家力量，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隱約地讓楊堅感受到北齊亡魂的影影綽綽。
這種感覺和判斷讓楊堅非常不舒服。
並且，經過多年的儒學教育，楊堅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當時他興修學校，崇重教育，本意是為國培養實用精幹的人才。
他曾在一個詔書中非常明確地寫道：“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道，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職，故能讚理時務，弘益風範。”
這當然是一種非常理性且合理的要求，但楊堅經過十多年的教育，卻發現其取得的效果和他當時的期望相距甚遠。
他認為學校遠遠沒有起到育人和培養人才的作用。
“而國學胄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鹹亦不少。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獎勵。”
楊堅認為，學校和學生，都太多了。
楊堅要大刀闊斧砍向教育，這是要變天了。
“蓮花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聞香遠，長保如意。”
在這46個字中，看不到他對楊廣任何一絲的怨恨，反倒對楊廣有一種隱隱，大道可期的期許。
也許，在那一刻，他想起了在千僧宴上，給楊廣的授戒，還有楊廣隆重的行師大禮。
這一刻，智者大師心中，已經預見，自己手創的天台宗，或者會在自己這個徒弟手中，獲得一種未可限量的發展。
而這一切，都和多年以前，千僧宴上的拜師禮，玄而又玄地互相唿應。
一切，都是天意。
智者大師封書完畢，求得三衣缽，讓人灑掃幹淨，然後安詳入滅。
楊廣看到智者大師的手書46字，他知道智者大師做了選擇，為了證道，已經圓寂。
楊廣悲從中來，在延攬智者大師入主慧日道場一事上，他遭受了失敗。
但他的悲痛，更多地來自於智者大師的死，也許在平日，智者大師可以不死，但他處於今時今日之地，卻又不得不死。
權力的意誌，從來都是冷酷無情。
智者大師不是楊廣親手所殺，但楊廣卻深切地知道，他不殺仁伯，仁伯卻終是因他而亡的道理。
楊廣五體投地，悲淚交集，跪受了這46字的手書。
智者大師的死，雖然是楊廣的失敗，但同時，也存在著巨大的機遇。
這對於楊廣延攬江南佛教人士，實際上掃清了道路。
因為智者大師走後留下了一個空缺，他的弟子輩，遠遠沒有他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響力。
懷中玉璧已去，後來者可以輕鬆上路。
天台宗自此可以遠離事非的漩渦中心，贏得獨立發展的良機。
事實上，智者大師死後，天台宗在楊廣的支持下，蓬勃而生，正式在全國成為第一個開宗立派的本土佛教派別。
這應了一句話，身死而道興，其間玄而又玄的因果關係，實在是半是天意，半人事。
楊廣延攬江南佛教高僧的事業，必須進行下去。
智者大師一死，江南佛教首領就是三論宗的宗師吉藏，他被稱為嘉祥大師。
他是楊廣必須拉攏的目標。
嘉祥和智者大師不同，當年建康城破，陳國滅亡，智者大師溯江西上，但嘉祥卻順流東下，他東走會稽嘉祥寺，一住15年，精研佛義，靜待再起的時日。
嘉祥深切地知道要想取得宗教的領袖地位，就必須和世俗的政權相結合，二者互相滋養，才更容易引發爆炸式的發展。
他的看法完全正確。
楊廣的邀請信一到，嘉祥就知道，自己等待已久的時間終於來了。
他立即同意主持江都的慧日道場，他和楊廣的合作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嘉祥在慧日道場，成為政府法定的江南佛教領袖。
後來，他又跟隨楊廣北上長安，在日嚴寺中弘法，名振中原大地，在楊廣登基成為皇帝後，嘉祥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隋朝佛教界的領袖。
南北佛教開始融合，南宗在楊廣的支持下，獨領風騷。
而嘉祥開創的三論宗，即使在入唐之後，因為和皇族皇權深相結合，依然是當時最赫赫有名的顯學。
但嘉祥駕鶴西去之際，也是三論宗由盛而衰之時。
這相當大程度是因為三論宗後繼無人，宗主一逝，影響就日漸式微，但最主要的卻是三論宗的要義，被其餘宗派吸收融匯之後，再也無法一家獨大。
時代需要更精深和更係統性的佛教宗派。
當年嘉祥想研習《法華經》時，曾邀請智者大師去嘉祥寺傳道，但當時，智者大師正在天台山國清寺，心無旁騖地從事天台宗教義經典的創作。
智者大師不想一心二用，他拒絕了出山的請求，嘉祥也錯失了當麵向智者大師取經的機會。
當智者大師仙去，嘉祥隻好師從智者大師的弟子，灌頂處求取《法華經》要義。
並且在主持江都慧日道場時，嘉祥才堪堪完成三論宗的宗典《三論玄義》的寫作。
這就注定了天台和三論宗，二者的相互共融且又相互競爭。
嘉祥在，三論宗就是天下第一顯學。
但嘉祥一逝，天台宗等宗門，就立刻後來居上。
隨著嘉祥的入駐慧日道場，楊廣的最後一塊拚圖終於完成了。
江都四道場可謂高僧名道薈萃，楊廣著意征集，宗教界各種人才和書籍，尤其對於佛經的整理，功莫大焉。
楊廣在四道場內特別設立《寶台經藏》，差不多收集了十餘萬軸。
這與當年楊堅平陳之時，對待江南宗教界的嚴厲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時，楊堅為加強對江南的思想控製，毀寺驅僧，武力征服再輔以文化高壓，那是一段至暗的日子。
但在楊廣的治理下，江南文化的春天，終於到了。
楊廣本人也對自己的功績沾沾自喜，他寫詩描述了這種文化的盛世。
“有異三川遊，曾非四門觀；於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江南儒釋道三教合流，開創了南北文化，混融混生共長的良性發展道路。
但江北隋朝故地，其文化的發展卻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形態。
這與楊堅本人的才情才學，以及其軍政一體化的治國理念相一致。
在楊堅矯詔輔政，篡周立隋之際，為了最大限度地體現新政權的生機和活力，楊堅對於教育和更高一級的儒家文化表現了濃厚的興趣。
但楊堅本人極為儉樸，天然就不樂意學術，更無意於雕章摘句。
他一切的出發點，都是完全功利化的軍國管理體製，簡單粗暴直接有效。
在度過和儒學的蜜月期之後，楊堅第一次意識到儒學，某種程度上也會對自己形成掣肘，那是和李德林的一次理念交鋒有關。
當年，楊堅篡周的關鍵時刻，對於如何處理北周皇族宇文氏，朝野有二種聲音。
一方是楊雄和高熲，雖然知道不行，但依然支持虞慶則提出的斬草除根之計。
但另一方的代表是李德林，他作為天下文宗，又是當世大儒，卻堅持己見，認為應該從寬處理。
李德林認為新朝應該摒棄五胡亂華以來，改朝換代之際的血腥傳統，應該恢複古時的仁義之風。
但是，當時楊堅的天下並未完全坐穩，宇文氏一族還在蠢蠢欲動，楊堅需要鐵血的手段去震懾人心。
但李德林引經據典，堅持不宜用重刑。
楊堅第一次接觸和見識了儒家的文化內核和力量。
雖然宇文氏一族最後被盡數誅滅，但自此之後，楊堅對於李德林的看法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
他認為李德林不過是“君書生，不足與議此”，同時，他也將天下的讀書人，都視為死讀書的不知變通的書呆子。
楊堅從內心遠離了李德林，也遠離了李德林代表的山東衣冠。
因為當時山東的原北齊政權，自詡為中原傳統文化和製度的天然繼承者，對於關中的北周軍國政權一直處於居高臨下的心態。
李德林的堅持，代表了一種社會思潮和儒家力量，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隱約地讓楊堅感受到北齊亡魂的影影綽綽。
這種感覺和判斷讓楊堅非常不舒服。
並且，經過多年的儒學教育，楊堅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當時他興修學校，崇重教育，本意是為國培養實用精幹的人才。
他曾在一個詔書中非常明確地寫道：“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道，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職，故能讚理時務，弘益風範。”
這當然是一種非常理性且合理的要求，但楊堅經過十多年的教育，卻發現其取得的效果和他當時的期望相距甚遠。
他認為學校遠遠沒有起到育人和培養人才的作用。
“而國學胄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鹹亦不少。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獎勵。”
楊堅認為，學校和學生，都太多了。
楊堅要大刀闊斧砍向教育，這是要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