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江南政策,引發了巨大的災難。


    南北一統,才過去短短一年時間,江南叛亂蜂起。


    江南的豪族們,展示了巨大的割據實力和影響力。


    他們有的聚集了幾萬人馬,最少的也有幾千之數。


    如果隻是偶爾的叛亂,那可能是當地的官僚為非作歹,官逼民反。


    但如此大規模,全區域的反叛,就一定是隋朝的江南政策出了大問題。


    事實確實如此。


    楊堅平陳之役,以一種始料未及的速度,極為快速地完成了。


    這是開天辟地的豐功偉績,是曆史上多少文武全盛的名君,畢生也無法完成的終極追求。


    楊堅已經站在了曆史的豐碑之上。


    隋朝君臣的心態有一些飄了。


    他們覺得,南朝雖然自詡衣冠正朔,文采風流,也不過是不堪一擊而已。


    但楊堅犯了一個錯誤。


    陳國中央政權雖然一觸即潰,但其統治下的豪族階層,才是維係南朝政權的核心力量。


    陳國的政府,並不等同於江南社會,也不能代表真實的政體力量。


    晉室南渡之後,江南社會,在漫長的二百多年時間裏,其發展路線就和嶺南馮氏和洗氏一般,互相滲透成長,早就結成了牢固不可破的,新型豪族集團。


    他們依靠九品中正製,壟斷了做高官的權力,和當世的皇權,分享權力和利益。


    這些豪族,他們是真正的土皇帝,在鄉裏具備極強的號召力和實力。


    隋朝蕩平江南時,推進速度過於迅速,豪族們並未展示其堅韌和強悍,反而默許了隋朝的大力擴張。


    在他們的心中,卻依然信奉,這一次的改朝換代,和以往幾次政權的更迭,並沒有什麽本質的不同。


    皇朝的名稱雖然不同,皇帝也改變成另一個皇帝,但他們在鄉裏和政府的利益,依然可以延續,也必須延續。


    但是他們很快發現,時代不同了。


    楊堅早就已經習慣了,經過他改造後北朝的政治體製和民情民俗。


    本質而言,北朝的權力基礎來自於中央的軍事政治力量,然後將傳統上的豪族融合於政府,再一起瓜分權力和利益。


    這是一種以上統下,軍政一體化的政體。


    楊堅在曆次的政治和軍事鬥爭中,已經成功強化和鞏固了皇權。


    對於一心要中央集權(皇帝集權)的楊堅來說,如果說在北方,他還必須和他的權力來源的基礎,關隴集團虛與委蛇。


    對於江南這片土地,他卻毫不猶豫地表現出,獨斷專行的野心。


    這產生了一個矛盾。


    南方是士族階層和皇權共享共治,互相依靠,以維持和鞏固其權力和利益。


    楊堅作為征服者,是一個剛剛統一南北,取得了震古爍今成果的皇帝。


    他想當然地複製了北朝的,軍政一體化的思想和治國理念。


    楊堅在心態上和事實上,是以一種征服者,居高臨下的姿態,去發布命令,統治江南。


    他確信,江南必須接受隋朝的政治理念。


    但他的政策,直接弱化和剝奪了南朝豪族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固有利益,引發了整個江南社會和隋朝直接的對抗。


    楊堅在江南的四重奏,讓雙方的矛盾不可調和。


    江南豪族解決問題的方式非常簡單,自南北朝以來,不服就幹。


    誰的拳頭硬,就聽誰的。


    最大的核心問題是,楊堅過於急切地將利益收歸北方,而侵犯了江南社會豪族的利益。


    首先,楊堅搶了別人的飯碗。


    他將州郡縣三級製,改為州縣二級管理體製,裁汰了相當部分體製內的官吏。


    在一吏養一家的古代,這會直接剝奪了一個家族的,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


    毫無疑問,奪人飯碗,總會讓人不爽,並引起人的反抗。


    第二點,楊堅調整更換了江南一大批的中高層官員,取之以北方的大員。


    這是必然的,也是無奈的行為。


    陳國滅亡之後,陳後主及其政府官員,全部北上,進入隋都大興城。


    這支北上的隊伍,浩浩蕩蕩,綿延五百裏,蔚為大觀。


    可以想見,陳國的中堅力量層,會一掃而空。


    這在客觀上產生一個空層,那就是合適的上層官吏嚴重不足。


    並且,楊堅的本心,也想主動改變,世家大族對江南的控製。


    他以一種征服者的姿態,更換了江南大批的中高層管理者。


    這傳遞了一個非常不好的信息,即楊堅不會保護和照顧,原來江南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的權利。


    第三點,楊堅的“國有化”遭到了堅決的抵製。


    楊堅低估了江南豪族的力量。


    他粗暴而直接地和江南的豪族正麵對抗。


    楊堅采取了象北方一樣的“大索貌閱”,即全麵做人口普查,但他切入的時間過於急切了。


    這直接損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權益。


    因為,這部分人口,原來都歸屬於陳國大大小小的豪族集團,這本來就是他們的私人財產,現在,楊堅要將這些人口的紅利,收歸國有。


    這些行為,強搶了江南豪強們的奶酪。


    最後,楊堅采取了一種簡單的機械式的,強製型思想灌輸方式。


    楊堅以忠孝立國,蘇威將它總結成五教,即儒家所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五孝本身充滿正能量,也是一種高明的政治之術。


    蘇威將家和國混為一體,以小家的孝,引至大家,也就是國家層麵的忠,導孝為忠。


    全社會,每個人,都為忠臣孝子,自然有利於統治。


    蘇威將五孝的內容具體化和細節化,命令江南父老,民無長幼,全部背得滾瓜爛熟。


    這種高壓式,教條式管理,搞得民怨沸騰。


    江南已經處於火山口。


    楊堅的江南政策,太過激切,推進的方式,也存在很大的想當然,這引起了江南社會的反抗。


    但直接引發大規模叛亂的原因,卻來自於一個,可能是真實的謠言。


    江南富庶之地,民間傳言,隋朝會把當地土著大姓,分批全部遷往關中。


    這在當時,是一條謠言,但也可能成為既成的事實。


    在曆史上,為達到徹底的征服,遷徙戰敗國的原住民至偏遠之地,是一種慣例。


    與其重新讓他們接受新的思想,不如空出土地,重新培養一批新的聽命的民眾。


    新韮菜總是容易收割一些。


    這種治理風險,也要小得很多。


    當年隋朝在攻占梁國的江陵之後,一次性就遷徙了十來萬軍民,北上進入關中。


    而在不久之前,楊堅就已經征發了陳國整個朝廷的精英們北上。


    當塵埃落定之時,第二批次,再征發江南社會的核心力量,也是可能的,潛在的反抗力量,這是可以想見的合理政策。


    既具備現實性,也具備可能性。


    而楊堅在平陳之後的政策,已經足以讓人判斷出,他對於潛在的反抗力量,已經開始著力壓製削弱。


    比如,楊堅發布了一道詔令,在平陳之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


    “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


    天下太平之後,楊堅在詔令之中,讓人棄武從文。


    “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而於江南之地,楊堅特別發布了一條“禁江南造大船詔”令。


    楊堅寫道,“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顯然,楊堅在有計劃,分步驟地消除社會上不穩定和反抗的力量。


    那麽,征發江南的豪族入關,完全是可能的。


    第一批入關,有一個叫韋鼎的官僚,就很有代表性。


    他曾經出使北周,一見楊堅之後,大為傾心,並且,他做了一個預言。


    他當著楊堅的麵說:“公(楊堅)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


    韋鼎並不隻是說說,他也確實這樣做了。


    楊堅登基之後的第九個年頭,發動了平陳之戰,但韋鼎很早就開始變賣田宅,為北上做準備。


    當同朝為官的毛彪問他原因時,他毫不掩飾地說:“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


    可見,一旦北上,再無南返之日。


    但是,人離鄉賤。


    江南之人,故土情結非常濃厚,在麵臨這種可能的生死存亡麵前,他們選擇相信謠言,並且反抗。


    毫無疑問,順從則死,而反抗,則可能求生。


    於是,江南複叛。


    這是一場全民的,全方位的,大規模的叛亂行動。


    當時江南在籍戶口六十萬,參與者竟達到三十萬,這顯然是一個讓人非常吃驚的數字。


    情況立即變得非常糟糕。


    這些叛亂,雖然沒有一個為首的統領,但規模卻非常大,有些還自稱皇帝,手下叛軍,強者數萬人,弱小者也有幾千人。


    反叛是暴力而血腥的。


    他們拘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臠其肉而食之,並且說:“更能使儂誦五教邪!”


    這是必須要正麵快速處理的急務。


    楊堅一麵反思戰後江南政策的得失,一麵派出了二個楊姓軍政核心人物,再下江南。


    這二個人,一明一暗,一軟一硬。


    一個是明麵的楊素,需要以粗暴的武力,再平江南。


    另一個人,卻是楊堅的二兒子,上次平陳的統帥,晉王楊廣,他將坐鎮揚州,以一種全新的政策,治理江南。


    二個楊郎,再下江南,他們將決定江南的命運。


    江南,也即將開創它新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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