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亂世，需要有執法之能臣。
但更需要規範和章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違法必究，社會才可以有序運轉。
楊堅開始修定律令。
楊堅一朝的隋律，成為整個東亞文化圈萬世之法。
隋律號稱公平允當，其核心理念是“以輕代重，化死為生，雜格嚴科，並宜除削。”
但隋律的成文，也經曆了曲折的曆程。
楊堅逐漸消減了自己戾氣，轉而成就這一部中正平和的法典。
他剛上台執政之時，無法容忍任何的犯罪和無秩序。
他的理念，是一種非黑即白，一加一，絕對隻能等於二的固化程序化思維。
但現實世界，總是充滿無限可能，五顏六色，光怪陸離。
京城大興的治安，一度令楊堅難以忍受。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公開偷盜，做賊為盜，盛行於民間，已成為一大固瘤。
楊堅痛恨偷盜。
他認為這是萬惡之源，為了正本清源，重鑄社會的風氣，他采取了絕對的高壓政策。
楊堅本人刻薄寡恩，他信奉軍國一體化的極端管理理念，也做出過很多嚴苛的規定。
承前朝之弊，很多陋習已經積重難返，楊堅認為唯有用重法，重典，才可以重樹一種新風。
楊堅顯然信奉亂世用重典，先重後輕，先張後馳，先破後立的治國之術，非如此，不足以重開天地。
他規定“盜邊糧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沒官。”
對於民間，他也規定“盜一錢以上皆棄市。”
在這種嚴苛法令的指引下，出現了三人同竊一瓜，而被立時斬決的事例。
這相當於是國家層麵的暴力恐怖行為，若想國運長久，顯然並非良策。
暴力隻會引來更大的暴力。
這種懶政和苛政，終於引發了一場風波。
有幾個遊俠，通過非常暴烈的方式，給楊堅送去了一個口信。
他們在大白天劫持了主管的官吏。
並留下話說：“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冤枉而死）來耳。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爾屬無類矣。”
君主的意誌，雖然具有絕對的權威。
但民心民意，有時一樣會顯現出威力。
顯然，朝野上下自發啟動了對楊堅的反製機製。
這在楊堅的朝廷之中引發了一場爭論。
對於這種明顯失當的政策，以高熲為首的朝臣，在辯論之中，輕易勝出。
楊堅最終放棄了這種過於激進的，以求速效，強硬的治國方式。
楊堅並非是一個圓通的人，政治之道，圓融則滿，剛而易折。
他下令，取消盜取一錢棄市之法。
其實，楊堅此舉，隻不過是想速成。
他本人並非是那種一味高壓，草菅人命，任性處置之輩，相反，他力求人世間相對的公平和正義。
因而，楊堅十分重視司法審判，尤其對於死刑的處理，楊堅非常慎重。
在他執政初年，他多次親自查看將要處決的囚徒名錄，以免產生冤假錯案。
楊堅對於能威脅到他的同僚，冷酷打擊，但同時，他對於普通士民，具有某種悲天憫人的情懷，這可能和其私人的佛教信仰有關。
楊堅“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君明臣賢，楊堅一朝，正在正確的道路上飛馳。
但同時，有二塊難啃的遺留下來的硬骨頭，已到了必須要直麵的時候了。
楊堅實在太忙太累了。
他這些年，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首先坐穩皇位。
楊堅先是平定尉遲迥三方叛亂，然後將宇文皇族全部誅殺，篡周立隋之後，立即麵臨突厥的威脅。
最重要的是，朝廷之內，和他功名相等，非親即友的同僚們，也是真正的必須要解除的隱患。
當這一切塵埃落定，他迴首一看，才知道一路走來，自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楊堅是一個孤獨的開路者。
但還有很多的事，需要他去做，這個國家，已經荒蕪太久了。
這可以從楊尚希的一道奏疏說起。
弘農楊尚希，是楊堅的宗親，同時，也被周太祖賜姓普六茹氏，這也是楊堅的鮮卑姓氏。
楊尚希是最早的一批察覺尉遲迥要叛亂的人。
當年他巡幸山東，恰好在尉遲迥的老巢相州，聽到北周天元的駕崩消息。
按照禮法，他和尉遲迥在驛館發喪，但他毫不遲疑，立即連夜逃迴長安。
他隻對楊堅說了一句話：“蜀公（尉遲迥）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
楊堅得到這個消息，才能在韋孝寬進駐河陽之後，快速派出大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潰尉遲迥。
楊尚希顯然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楊堅立隋之後，楊尚希上了一道事關國策的表文。
這道表文中說明了楊堅朝麵臨的二個“太多”，一是行政區域太多，二是官員太多。
他在表中說道：“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裏，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
“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今存要去閑，並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
這是現實，也是需要割掉實毒瘤，但由來已久，根深蒂固，似乎已成為無法撼動的固疾。
自秦漢以來，中國實行中央集權，在全國實行郡縣二級管理體製。
但東漢末正式成立監察意義上的州，成為州郡縣三級管理體製。
魏晉以降，中原大亂，為了應付各地叛亂和緊急事件，從效率和現實的角度考量，隻能實行軍政一體化，因而，州的權力逐漸變大，進而無限大。
一個大州的文武官員，甚至達到323名，並且全部由刺史辟召，一州之內，所有官員，全部都是刺史的幕僚。
代表中央權威的軍政機器，和地方豪強逐漸合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割據集團，事實上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王國。
一州一天地，也是一州一王國。
在戰亂年代，隨著中央權威和力量的減弱，隻能依靠州刺史集中一州的力量，去保境安民，甚至挽救中央政權。
實際上，成功是因為州刺史，失敗也是由於州刺史。
州刺史由文職官，逐漸轉變成軍政一體化的集權型刺史，他就是土皇帝。
這已經形成了一種常態。
那些沒有將軍銜的刺史，還被嘲笑為“單車”，意味著勢單力薄，隻是聊勝於無的一個職位。
發展到了北周北齊之時，這種製度已到了最腐爛，最無可救藥的地步。
北周北齊本是源於同一母體，其力量來源，都來自於北魏及其六鎮，他們在初創之際，迫切需要最大限度地吸收當地武裝和力量。
為了生存，北周北齊的國策都是以吞並對方為最終目的。
因而，裂土封臣，成為濫觴。
北齊剛成立時，是地方豪強勢力的天堂，“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托，各立州郡，離大合小，公私煩費”。
到北齊文宣帝時，官以賄成，政府和內庭公開標價，買賣官職，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
豪強能在這種開州立郡的活動中，占據實際的利益。
一是可以撈到一個體製內的官職，有權力和職級才有發言權。
二是可以合法逃避，本應該履行的各種責任和義務。
北周起步更低，情況更不妙。
當年賀拔嶽以區區二千兵馬入關拓地，並且立即死於和東魏的戰爭。
其殘部雖經宇文泰統領整合，最終建立北周，但始終隻是一支外來力量，強龍不壓地頭蛇。
他們必須依靠關中本土的豪強，二者混一，才能保持政權的穩定和發展，這也是關隴貴族集團的由來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分享權力，尤其是以現存的勢力和新立軍功去分享政治和經濟的利益，是其必然的選擇。
因而，北周的州，縣機構，比北齊的混亂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這畢竟隻是一種權宜之計，當北方一統，政治走上正軌之時，這種割據一方，各自發展，成為山大王的情勢，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
這是根本的國策，雄才大略的楊堅，將如何解決？
但更需要規範和章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違法必究，社會才可以有序運轉。
楊堅開始修定律令。
楊堅一朝的隋律，成為整個東亞文化圈萬世之法。
隋律號稱公平允當，其核心理念是“以輕代重，化死為生，雜格嚴科，並宜除削。”
但隋律的成文，也經曆了曲折的曆程。
楊堅逐漸消減了自己戾氣，轉而成就這一部中正平和的法典。
他剛上台執政之時，無法容忍任何的犯罪和無秩序。
他的理念，是一種非黑即白，一加一，絕對隻能等於二的固化程序化思維。
但現實世界，總是充滿無限可能，五顏六色，光怪陸離。
京城大興的治安，一度令楊堅難以忍受。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公開偷盜，做賊為盜，盛行於民間，已成為一大固瘤。
楊堅痛恨偷盜。
他認為這是萬惡之源，為了正本清源，重鑄社會的風氣，他采取了絕對的高壓政策。
楊堅本人刻薄寡恩，他信奉軍國一體化的極端管理理念，也做出過很多嚴苛的規定。
承前朝之弊，很多陋習已經積重難返，楊堅認為唯有用重法，重典，才可以重樹一種新風。
楊堅顯然信奉亂世用重典，先重後輕，先張後馳，先破後立的治國之術，非如此，不足以重開天地。
他規定“盜邊糧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沒官。”
對於民間，他也規定“盜一錢以上皆棄市。”
在這種嚴苛法令的指引下，出現了三人同竊一瓜，而被立時斬決的事例。
這相當於是國家層麵的暴力恐怖行為，若想國運長久，顯然並非良策。
暴力隻會引來更大的暴力。
這種懶政和苛政，終於引發了一場風波。
有幾個遊俠，通過非常暴烈的方式，給楊堅送去了一個口信。
他們在大白天劫持了主管的官吏。
並留下話說：“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冤枉而死）來耳。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爾屬無類矣。”
君主的意誌，雖然具有絕對的權威。
但民心民意，有時一樣會顯現出威力。
顯然，朝野上下自發啟動了對楊堅的反製機製。
這在楊堅的朝廷之中引發了一場爭論。
對於這種明顯失當的政策，以高熲為首的朝臣，在辯論之中，輕易勝出。
楊堅最終放棄了這種過於激進的，以求速效，強硬的治國方式。
楊堅並非是一個圓通的人，政治之道，圓融則滿，剛而易折。
他下令，取消盜取一錢棄市之法。
其實，楊堅此舉，隻不過是想速成。
他本人並非是那種一味高壓，草菅人命，任性處置之輩，相反，他力求人世間相對的公平和正義。
因而，楊堅十分重視司法審判，尤其對於死刑的處理，楊堅非常慎重。
在他執政初年，他多次親自查看將要處決的囚徒名錄，以免產生冤假錯案。
楊堅對於能威脅到他的同僚，冷酷打擊，但同時，他對於普通士民，具有某種悲天憫人的情懷，這可能和其私人的佛教信仰有關。
楊堅“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君明臣賢，楊堅一朝，正在正確的道路上飛馳。
但同時，有二塊難啃的遺留下來的硬骨頭，已到了必須要直麵的時候了。
楊堅實在太忙太累了。
他這些年，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首先坐穩皇位。
楊堅先是平定尉遲迥三方叛亂，然後將宇文皇族全部誅殺，篡周立隋之後，立即麵臨突厥的威脅。
最重要的是，朝廷之內，和他功名相等，非親即友的同僚們，也是真正的必須要解除的隱患。
當這一切塵埃落定，他迴首一看，才知道一路走來，自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楊堅是一個孤獨的開路者。
但還有很多的事，需要他去做，這個國家，已經荒蕪太久了。
這可以從楊尚希的一道奏疏說起。
弘農楊尚希，是楊堅的宗親，同時，也被周太祖賜姓普六茹氏，這也是楊堅的鮮卑姓氏。
楊尚希是最早的一批察覺尉遲迥要叛亂的人。
當年他巡幸山東，恰好在尉遲迥的老巢相州，聽到北周天元的駕崩消息。
按照禮法，他和尉遲迥在驛館發喪，但他毫不遲疑，立即連夜逃迴長安。
他隻對楊堅說了一句話：“蜀公（尉遲迥）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
楊堅得到這個消息，才能在韋孝寬進駐河陽之後，快速派出大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潰尉遲迥。
楊尚希顯然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楊堅立隋之後，楊尚希上了一道事關國策的表文。
這道表文中說明了楊堅朝麵臨的二個“太多”，一是行政區域太多，二是官員太多。
他在表中說道：“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裏，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
“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今存要去閑，並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
這是現實，也是需要割掉實毒瘤，但由來已久，根深蒂固，似乎已成為無法撼動的固疾。
自秦漢以來，中國實行中央集權，在全國實行郡縣二級管理體製。
但東漢末正式成立監察意義上的州，成為州郡縣三級管理體製。
魏晉以降，中原大亂，為了應付各地叛亂和緊急事件，從效率和現實的角度考量，隻能實行軍政一體化，因而，州的權力逐漸變大，進而無限大。
一個大州的文武官員，甚至達到323名，並且全部由刺史辟召，一州之內，所有官員，全部都是刺史的幕僚。
代表中央權威的軍政機器，和地方豪強逐漸合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割據集團，事實上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王國。
一州一天地，也是一州一王國。
在戰亂年代，隨著中央權威和力量的減弱，隻能依靠州刺史集中一州的力量，去保境安民，甚至挽救中央政權。
實際上，成功是因為州刺史，失敗也是由於州刺史。
州刺史由文職官，逐漸轉變成軍政一體化的集權型刺史，他就是土皇帝。
這已經形成了一種常態。
那些沒有將軍銜的刺史，還被嘲笑為“單車”，意味著勢單力薄，隻是聊勝於無的一個職位。
發展到了北周北齊之時，這種製度已到了最腐爛，最無可救藥的地步。
北周北齊本是源於同一母體，其力量來源，都來自於北魏及其六鎮，他們在初創之際，迫切需要最大限度地吸收當地武裝和力量。
為了生存，北周北齊的國策都是以吞並對方為最終目的。
因而，裂土封臣，成為濫觴。
北齊剛成立時，是地方豪強勢力的天堂，“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托，各立州郡，離大合小，公私煩費”。
到北齊文宣帝時，官以賄成，政府和內庭公開標價，買賣官職，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
豪強能在這種開州立郡的活動中，占據實際的利益。
一是可以撈到一個體製內的官職，有權力和職級才有發言權。
二是可以合法逃避，本應該履行的各種責任和義務。
北周起步更低，情況更不妙。
當年賀拔嶽以區區二千兵馬入關拓地，並且立即死於和東魏的戰爭。
其殘部雖經宇文泰統領整合，最終建立北周，但始終隻是一支外來力量，強龍不壓地頭蛇。
他們必須依靠關中本土的豪強，二者混一，才能保持政權的穩定和發展，這也是關隴貴族集團的由來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分享權力，尤其是以現存的勢力和新立軍功去分享政治和經濟的利益，是其必然的選擇。
因而，北周的州，縣機構，比北齊的混亂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這畢竟隻是一種權宜之計，當北方一統，政治走上正軌之時，這種割據一方，各自發展，成為山大王的情勢，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
這是根本的國策，雄才大略的楊堅，將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