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堅頭都大了。
他繼承了一地雞毛，亂成一團的政治遺產.
州多，縣多，官員多，不幹事，耗費國家資財的人更多。
這是毒瘤，是必須切掉的毒瘤。
楊尚希老於謀國，他既抓住了問題的症結，也提出了八字解決方針。
“存要去閑，並小為大”，這是一種漸進式的治理方式。
但楊堅是一代雄才，他要重開天地，比肩秦始皇。
他準備從根本上切掉這個毒瘤。
楊堅采取了一種非常激進而徹底的方式。
他對於帝國的管理層級進行簡化，重新恢複秦漢的郡（州）縣二級管理體製，撤除郡一級行政機構。
這立即麵臨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裁撤的幾百個郡，多餘的官員如何安排處置？
這是一個真正的難題。
稍微處理不好，社會的根基就會動蕩，新的王朝，就會風雨飄搖。
楊堅天才地采取了二種方式。
一是向上延伸，二是向下沉澱。
向上延伸，非常容易理解，郡雖然廢除了，但州卻依然存在，在二級體製不變的情況下，在戰術上可以增加州的數量。
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吸納一部分，在社會上和鄉裏舉足輕重的人物，讓他們加入新的政權，他們依然能夠享受勝利的果實。
這是一種必須的過渡。
於是，隋朝的州從北周末年的211個，迅速膨脹，超過300多個。
這種情況，當時隋朝有識之士就曾直接批評“今州三百，其繁一也。”
認為雖然取消了郡，但卻過多地，不受控製地增加了州的數目，換湯不換藥，隻是變了個名稱，一樣是擾民。
但這樣做的好處也非常明顯。
雖然增多了州的數目，但從根本上，完成了帝國管理體製的扁平化，這有利於直接控製基層的縣一級單位。
撤郡為州的運動中，還有一個更為龐大的人群需要重視。
他們就是刺史們辟屬的幕僚們。
他們數量巨大，如何讓他們支持新的政權，而又不至於引發動亂，需要更大的智慧。
因為這部分官員才是帝國真正的末端神經，這一批人，大部分都是這個社會基層的鄉紳，豪強和傳統勢力的代表。
他們的職位，很多都是以武功或金錢交換而來。
他們在當地，有根有家，有財有勢，並不是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無關緊要人員。
楊堅給這部分人發明了一個新的詞匯“鄉官”。
他們沒有正式的編製，但依然可以在鄉裏唿風喚雨，依然可以享受到新政權的權勢和利益。
但這隻是種過渡。
當天下大定，鄉官慢慢消融於最基層的社會，影響力日漸衰弱時，楊堅知道是時候恢複正式的二級管製了。
他頒布了一道詔令，“罷州縣鄉官”。
於是，失去正式編製，又失去正式身份的這個群體，逐漸轉成鄉紳。
他們隻能以宗法，道德，財富或家族的傳統，去維持其在鄉村的統治和影響力。
在後來的曆史之中，鄉紳自治，鄉村自理，實際上成為中國農村和基層的一種常態的政治態勢。
鄉紳和鄉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也體現出了巨大的價值。
他們是這個社會賴以存在和穩定發展的，最基層最末端的因子。
楊堅經過二次跳躍式改革，完美地重新樹立了，國家的二級製管理，並且解決了官員過多，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
伴隨這個裁汰過多冗員的政治活動，楊堅進一步做了一個根本性和革命性的改變。
那就是如何處理功臣。
這同樣是一個二難的問題。
執照北周的傳統，關隴貴族集團以軍功換取權利，以達到和北周宇文皇族共治共享共理天下的目的。
這形成了一個弊端。
即不管一個有軍功的武將合不合格，他都可以取得實際的權力，甚至成為封疆大吏。
這個時候，他以前的英勇的戰場表現和無上的軍功，反倒可能成為他虐民的保護傘。
以軍功入仕的弘農燕榮，被任命為幽州總管之後，利用權利，為非作歹。
“每巡省管內，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者，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
當時有軍功的武將，大多擔任刺史，也大多不稱職。
積習成弊，因沿成習，不可勝數。
這本來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但舊的傳統，總會有過時的一天。
在楊堅的新朝之中，這也是必須改革的弊端。
導火索是和幹子被任命為杞州刺史。
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柳彧，他立即上了一道奏疏。
他寫道：“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瘖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籲嗟，歌謠渠道。乃雲：老禾（和幹子）不早殺，餘種穢良田。”
這反應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一是因為軍功，八十歲了依然還能被授予刺史，二是授予刺史後，沒有任何的考核和退出機製。
那些不合格的身懷軍功的官員，就可能禍害一個又一個地方。
柳彧接著提出自己的意見，他舉出了東漢光武帝劉秀的故事。
“共治百姓，需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
“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刺史），所損殊大。”
柳彧此言，合情合理，楊堅下令撤銷對和幹子的任免。
但在現實中，政策需要彈性，也需要過渡，楊堅並沒有一刀切，那可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但卻會引來事實上的麻煩。
楊堅在對待功勳武將的政策上，開始實行二元雙軌製政策。
即利用武將打天下，而將治天下之職，卻授予有專長的文官。
這種文武分治的政治理念，從此成為後世的濫觴。
但對於功勳武將，肯定還是要著意籠絡。
必須讓他們有相當的權勢和權威，才可以讓武官們心滿意足，繼續為王朝賣命。
因此，楊堅設立了勳官製度，“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
通過勳官製度，楊堅將中下層功臣武將階層，有效地納入體製之內，但又排擠出帝國的權力核心之外。
這是一種天才的製度，楊堅逐漸減低了這個群體左右政局的能力。
楊堅的中央集權製，日益強化，已接近達到大成之境。
但國家機器，製度再怎麽完美，核心還是人才。
社會，需要人才，去管理、執行和推動。
清除掉舊的官僚群體，確立以高熲為首的新的領導核心之後，帝國麵臨的問題，是通過什麽途徑去找尋合適的官員人選。
楊堅沒有沿襲魏晉以降，通行於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
這是一套以門第和出身為選材標準的用人機製，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出身決定一切。
這一套製度，不是以官員本身的才能和品行，而是以家庭出身，以家族在帝國和社會的位置，決定官員的清濁和重要性。
毫無疑問，這也能選拔到很多優秀的人才，但最大的問題卻是，官吏的任免，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社會和家族影響力，逐漸成為世襲，甚至於皇帝也被這種傳統的力量製約。
因為九品中正製真正的核心，就是和皇帝的分權和共治。
通過對政府權力和高級官吏的壟斷，支撐整個王朝的幾大傳統家族，和皇帝分享權力。
日積月累，高級官吏背後的家族，他們的各種顯性和隱性的力量，會更加膠固而根深蒂固，成為左右朝局的力量。
甚至完全可以和皇權較量，抗衡，共治共享共理天下。
他們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叫關隴集團，更寬泛的概念是世家大族。
這並不隻是一個概念，他們已經形成一個牢固的實體，左右北周、楊隋和李唐的朝局幾百年。
楊堅要重開天地，他想建立一個超越秦漢的新的帝國，就需要建立一個絕對的中央集權或者說是皇帝集權的政體。
楊堅在努力，但在這一點上，他並沒有取得成功，這種傳統而頑固的力量，很難靠行政力量，自然消化。
幾百年後，一場席卷南北大地的大起義大暴動，將他們成肉體上徹底消滅，才讓他們真正退出了曆史舞台。
楊堅自己也出自這個群體，他隻能改良，而無法改革，更不要說革命了。
他采取了漸近的方式，逐步取消行政官員和軍事人員的世襲製。
於是，楊堅對於官員的選用，一樣采取了二元雙軌製。
九品中正製，雖然不是明麵上的製度，但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因緣沿襲，同時，楊堅采用了推薦和考試製。
他開創性地繼承了發展了考試製，通過考試，固定的或指定的題目，來找到適合的人才。
這就是影響中國一千多年的科舉製度的起源，也是文官集團的濫觴。
這也是一種幸福的煩惱。
他繼承了一地雞毛，亂成一團的政治遺產.
州多，縣多，官員多，不幹事，耗費國家資財的人更多。
這是毒瘤，是必須切掉的毒瘤。
楊尚希老於謀國，他既抓住了問題的症結，也提出了八字解決方針。
“存要去閑，並小為大”，這是一種漸進式的治理方式。
但楊堅是一代雄才，他要重開天地，比肩秦始皇。
他準備從根本上切掉這個毒瘤。
楊堅采取了一種非常激進而徹底的方式。
他對於帝國的管理層級進行簡化，重新恢複秦漢的郡（州）縣二級管理體製，撤除郡一級行政機構。
這立即麵臨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裁撤的幾百個郡，多餘的官員如何安排處置？
這是一個真正的難題。
稍微處理不好，社會的根基就會動蕩，新的王朝，就會風雨飄搖。
楊堅天才地采取了二種方式。
一是向上延伸，二是向下沉澱。
向上延伸，非常容易理解，郡雖然廢除了，但州卻依然存在，在二級體製不變的情況下，在戰術上可以增加州的數量。
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吸納一部分，在社會上和鄉裏舉足輕重的人物，讓他們加入新的政權，他們依然能夠享受勝利的果實。
這是一種必須的過渡。
於是，隋朝的州從北周末年的211個，迅速膨脹，超過300多個。
這種情況，當時隋朝有識之士就曾直接批評“今州三百，其繁一也。”
認為雖然取消了郡，但卻過多地，不受控製地增加了州的數目，換湯不換藥，隻是變了個名稱，一樣是擾民。
但這樣做的好處也非常明顯。
雖然增多了州的數目，但從根本上，完成了帝國管理體製的扁平化，這有利於直接控製基層的縣一級單位。
撤郡為州的運動中，還有一個更為龐大的人群需要重視。
他們就是刺史們辟屬的幕僚們。
他們數量巨大，如何讓他們支持新的政權，而又不至於引發動亂，需要更大的智慧。
因為這部分官員才是帝國真正的末端神經，這一批人，大部分都是這個社會基層的鄉紳，豪強和傳統勢力的代表。
他們的職位，很多都是以武功或金錢交換而來。
他們在當地，有根有家，有財有勢，並不是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無關緊要人員。
楊堅給這部分人發明了一個新的詞匯“鄉官”。
他們沒有正式的編製，但依然可以在鄉裏唿風喚雨，依然可以享受到新政權的權勢和利益。
但這隻是種過渡。
當天下大定，鄉官慢慢消融於最基層的社會，影響力日漸衰弱時，楊堅知道是時候恢複正式的二級管製了。
他頒布了一道詔令，“罷州縣鄉官”。
於是，失去正式編製，又失去正式身份的這個群體，逐漸轉成鄉紳。
他們隻能以宗法，道德，財富或家族的傳統，去維持其在鄉村的統治和影響力。
在後來的曆史之中，鄉紳自治，鄉村自理，實際上成為中國農村和基層的一種常態的政治態勢。
鄉紳和鄉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也體現出了巨大的價值。
他們是這個社會賴以存在和穩定發展的，最基層最末端的因子。
楊堅經過二次跳躍式改革，完美地重新樹立了，國家的二級製管理，並且解決了官員過多，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
伴隨這個裁汰過多冗員的政治活動，楊堅進一步做了一個根本性和革命性的改變。
那就是如何處理功臣。
這同樣是一個二難的問題。
執照北周的傳統，關隴貴族集團以軍功換取權利，以達到和北周宇文皇族共治共享共理天下的目的。
這形成了一個弊端。
即不管一個有軍功的武將合不合格，他都可以取得實際的權力，甚至成為封疆大吏。
這個時候，他以前的英勇的戰場表現和無上的軍功，反倒可能成為他虐民的保護傘。
以軍功入仕的弘農燕榮，被任命為幽州總管之後，利用權利，為非作歹。
“每巡省管內，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者，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
當時有軍功的武將，大多擔任刺史，也大多不稱職。
積習成弊，因沿成習，不可勝數。
這本來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但舊的傳統，總會有過時的一天。
在楊堅的新朝之中，這也是必須改革的弊端。
導火索是和幹子被任命為杞州刺史。
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柳彧，他立即上了一道奏疏。
他寫道：“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瘖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籲嗟，歌謠渠道。乃雲：老禾（和幹子）不早殺，餘種穢良田。”
這反應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一是因為軍功，八十歲了依然還能被授予刺史，二是授予刺史後，沒有任何的考核和退出機製。
那些不合格的身懷軍功的官員，就可能禍害一個又一個地方。
柳彧接著提出自己的意見，他舉出了東漢光武帝劉秀的故事。
“共治百姓，需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
“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刺史），所損殊大。”
柳彧此言，合情合理，楊堅下令撤銷對和幹子的任免。
但在現實中，政策需要彈性，也需要過渡，楊堅並沒有一刀切，那可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望，但卻會引來事實上的麻煩。
楊堅在對待功勳武將的政策上，開始實行二元雙軌製政策。
即利用武將打天下，而將治天下之職，卻授予有專長的文官。
這種文武分治的政治理念，從此成為後世的濫觴。
但對於功勳武將，肯定還是要著意籠絡。
必須讓他們有相當的權勢和權威，才可以讓武官們心滿意足，繼續為王朝賣命。
因此，楊堅設立了勳官製度，“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
通過勳官製度，楊堅將中下層功臣武將階層，有效地納入體製之內，但又排擠出帝國的權力核心之外。
這是一種天才的製度，楊堅逐漸減低了這個群體左右政局的能力。
楊堅的中央集權製，日益強化，已接近達到大成之境。
但國家機器，製度再怎麽完美，核心還是人才。
社會，需要人才，去管理、執行和推動。
清除掉舊的官僚群體，確立以高熲為首的新的領導核心之後，帝國麵臨的問題，是通過什麽途徑去找尋合適的官員人選。
楊堅沒有沿襲魏晉以降，通行於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
這是一套以門第和出身為選材標準的用人機製，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出身決定一切。
這一套製度，不是以官員本身的才能和品行，而是以家庭出身，以家族在帝國和社會的位置，決定官員的清濁和重要性。
毫無疑問，這也能選拔到很多優秀的人才，但最大的問題卻是，官吏的任免，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社會和家族影響力，逐漸成為世襲，甚至於皇帝也被這種傳統的力量製約。
因為九品中正製真正的核心，就是和皇帝的分權和共治。
通過對政府權力和高級官吏的壟斷，支撐整個王朝的幾大傳統家族，和皇帝分享權力。
日積月累，高級官吏背後的家族，他們的各種顯性和隱性的力量，會更加膠固而根深蒂固，成為左右朝局的力量。
甚至完全可以和皇權較量，抗衡，共治共享共理天下。
他們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叫關隴集團，更寬泛的概念是世家大族。
這並不隻是一個概念，他們已經形成一個牢固的實體，左右北周、楊隋和李唐的朝局幾百年。
楊堅要重開天地，他想建立一個超越秦漢的新的帝國，就需要建立一個絕對的中央集權或者說是皇帝集權的政體。
楊堅在努力，但在這一點上，他並沒有取得成功，這種傳統而頑固的力量，很難靠行政力量，自然消化。
幾百年後，一場席卷南北大地的大起義大暴動，將他們成肉體上徹底消滅，才讓他們真正退出了曆史舞台。
楊堅自己也出自這個群體，他隻能改良，而無法改革，更不要說革命了。
他采取了漸近的方式，逐步取消行政官員和軍事人員的世襲製。
於是，楊堅對於官員的選用，一樣采取了二元雙軌製。
九品中正製，雖然不是明麵上的製度，但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因緣沿襲，同時，楊堅采用了推薦和考試製。
他開創性地繼承了發展了考試製，通過考試，固定的或指定的題目，來找到適合的人才。
這就是影響中國一千多年的科舉製度的起源，也是文官集團的濫觴。
這也是一種幸福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