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為官要懂處世之法
靜觀風雲，洞察秋毫
每個人都不免有私心，這是不分地位不分對象的。但是麵對權勢和利益的誘惑，在自己沒有考慮周全且前景不明的情況下，如果一味前進，就有可能造成欲速則不達的後果。
中國曆史上因功高震主而惹上殺身之禍的事件屢見不鮮，沒有帝王不在乎自己的皇位，因為在乎所以忌諱，所以一些功臣總是想方設法表明自己沒有政治野心。
1.清王朝的“君為臣綱”
清朝以滿洲貴族起家，聯合蒙古貴族，對人數眾多的漢人實行統治。鑒於唐末藩鎮割據和曆代權臣篡位的教訓，自宋以來的曆代統治者都采取種種辦法限製地方政府的權力，防止地方大吏擁兵自立，對抗中央。
清王朝是少數民族人主中原而建立起來的一代政權，雖采取一些措施，如實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員與漢員缺額對等，地方官旗員與漢員參用，吸收一部分漢族士紳參加滿洲貴族為主的各級政權，但滿漢藩籬堅固，民族歧視明顯。這無疑會對清朝統治者產生不利影響，然而，這又是清王朝對待漢族官紳民眾的根本方針，絕對不可能改變。因為滿洲貴族隻有通過這種方式，使旗人淩駕於漢人之上，給他種種特權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內部的凝聚力，達到利用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統治地位。
清朝統治者為了達到既能保持其特權地位，又能模糊漢人民族意識的目的，取得一箭雙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學派的思想作為本王朝的統治思想方麵做了認真的選擇。
由於程朱理學特別注重倫理道德，將三綱五常強調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為綱中之綱的“君為臣綱”一條尤為適合滿洲貴族的口味，所以幾經審慎地考慮，決定采用程朱理學作為他們對全國官紳民眾實行思想統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於這一原因，清初的幾代帝王都采取種種措施，極力推崇和倡導程朱理學，尤其大講三綱五常中的君為臣綱，以保證漢族地主階級對清王朝的忠心。
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出於種種原因，對地方大吏尤為加意防範。他們把各省的兵、政、財、人及司法各權分開，地方官員各負專責，相互牽製，誰也不能大權獨攬。
就兵權而論，清朝的主要武裝是八旗與綠營，無論駐紮京師抑或分駐各地，兵權實際上都掌握在皇帝手裏。他們在內心對漢族總是有一種戒備心理、猜忌心理，是從不信任的，所以盡管曾國藩對清政府極其賣力，但清政府在起初並未給他以實權，他還得不到糧餉供應，處境十分不利。後來迫於形勢，才不得已將四省軍務交其節製。曾國藩的勢力壯大了，卻也犯了清統治者的大忌。
2.曾國藩曲意示忠
在攻克天京之後，曾國藩之勢力如日中天，廣收利權，遍保部下，一時朝野之官多出其門，鹹豐皇帝對於曾國藩是一麵高興，一麵憂慮。據說曾國藩光複武漢以後，鹹豐帝說：“想不到曾國藩以一儒生，竟能做成一番大事。”鹹豐帝身邊的位大臣當即說道：“曾國藩以侍郎之職開缺，丁憂在籍，與一鄉紳無異，自古英雄起於草莽間裏之間，豈不令人擔憂嗎？”聽了這話，鹹豐帝緊皺眉頭，沉吟良久，慨然歎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看來如果曾氏不急流勇退，其災難是很難避免的。
自從進軍雨花台以來，曾國藩兄弟迅速擴軍，曾國荃所統由兩萬餘人增至五萬人，曾國藩指揮的部隊由幾萬人擴大為12萬人，除贛、皖厘金和數省協餉外，增辟粵厘和湖南東征厘金，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漸生疑懼，感到這對其是一種潛在威脅。湘軍攻陷九沼洲，尤其蘇、杭各城相繼收複後，清政府的這種感覺與日俱憎，隱隱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脅已不再是行將失敗的太平天國，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了。
從這時起，清政府對曾國藩的態度就開始冷淡下來。其第一個表示，就是在曾國藩與沈葆禎爭餉時，有意偏袒沈葆禎，裁抑曾國藩。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他熱情支持了，江西爭厘，他省協餉停解，就是明證。清政府知道，雖然湘軍總數有30萬人，僅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隊就有12萬人，但內部派係複雜，各樹一幟，他的嫡係部隊亦不過隻有曾國荃的五萬之眾。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方麵迅速提拔和積極扶植曾國藩部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近，感情疏遠，漸漸打破其從屬關係，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下將領和幕僚，如已經死去的塔齊布、羅澤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李續宜和當時尚在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禎、楊載福、劉長佑等都實行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製和利用。而對於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則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之職後，雖仍在雨花台辦理軍務，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屬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單折奏事的。曾國藩遂讓曾國荃自己上奏軍情，以便攻陷天京後搶先報功。不料，奏折剛到立遭批駁。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折奏事，以後如有軍務要事，仍報告曾國藩，由曾國藩奏報。曾國藩恐曾國荃心情抑鬱，言辭不遜，在奏折中惹出禍來，特派頗有見識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營，專門負責草擬章奏諮稟事項。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裏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會受幾句讚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迴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送蕭營，否則曾國荃更無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意思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勳名”、“長承恩眷”了。
曆經宦海沉浮，曾國藩對於能決定他生殺予奪的最高統治者有四計：逆來順受，以死效忠，緩施以時，委婉言求。總之避免正麵衝突，旁敲側擊，以柔克剛，曲意示忠。這幾招能使曾國藩在朝廷對他任用又懷疑、支持又削弱的夾縫中站住腳，頻得實惠，步步高升。
高標處世，低調做人
低調是一種風度，高標是一種氣魄。
做事開張，做人收斂，這一點是中庸思想中處世之道的核心。它不僅僅是體麵生存和尊嚴立世的最重要根本，也是一個要做大事業者的最佳狀態。同時，開張必須以收斂為基礎，因為收斂可以使人能處順境也能處逆境，既可深自收斂又可勇猛精進，這實在是一種最智慧最通達的處世之道。
為人收斂，不光是哲學上和個人修養上的一種體悟，更是避禍消災的重要法門。在曾國藩的家書裏曾提到過兩個人，一個是嘉王趙頹，另一個是沈萬三。將這兩個人的經曆對比著看，一定給了曾國藩很大的觸動。
嘉王趙頹，是宋神宗的親弟弟。他從小就好讀古書，是一個憂國憂民的人。他看到不平之事，就要發表言論，後來還數次上疏議論朝政，在當時很有影響，人們對他褒貶不一。這時，他的心腹勸他說：“您是天子的弟弟，不好聲色犬馬，一心致力於典籍，這自然是好的品德。可是您多次議論朝政，皇帝和太後都會不安啊。”嘉王猛然醒悟。從此，他兩耳不聞窗外事，專門研究醫書，並和他的部屬成天忙於研究藥方。朝廷後來專門下詔稱讚他，還對他進行了褒獎。
沈萬三的遭遇顯然就悲慘得多了。
明朝時，沈萬三是金陵巨富，雖王侯而不能及。朱元璋攻下金陵後，打算擴大外城，然而當時正值戰亂，國庫空虛，主管工程的大臣叫苦不迭，表示難以完成這個任務。
沈萬三這時出麵了，為了和朱元璋搞好關係，他表示願意承擔工程總費用的一半。他和政府方麵同時開工，由於財大氣粗，沈萬三比朱元璋的官方工程隊還早三天完成了任務。之後，朱元璋賜給他酒宴，慰勞他說：“古代有素衣天子，號曰素封（無官無爵而有資財的人），您就是這樣的人啊。”其實朱元璋心裏並不高興，居然比官方工程隊還快，他對沈萬三的富裕既厭惡又嫉恨。
沈萬三當時有一塊田地，正靠近湖邊，為了保護自己的田地不受水淹，他便在湖邊新修了一道石堤。朱元璋討厭他太富，居然連自己這個皇帝也比不上他，於是明太祖一點兒也沒留情麵，單獨對沈萬三的田地抽稅，每畝九鬥十三升，賦稅高得嚇人。
其實，朱元璋心裏早就想殺沈萬三了，隻是一時找不到理由。忽然有一天，恰好沈萬三用茅山石鋪蘇州街的街心，朱元璋這下可有了借口了——以茅山石為心，“茅心”者，“謀心”也，此乃叛逆之舉。不由分說，朱元璋當即給沈萬三定了一個謀反罪，殺了他，還查抄了他的家產，將其全部充公。
沈萬三死得真冤枉，他非但沒有犯法，而且還為皇帝出了力，卻反而被殺，你說可不可悲？這樣的教訓告訴我們，麵對如此複雜紛紜的人世，聰明顯得多麽可笑和幼稚、多麽不值一提。而在此時，“憨”、“拙”、“直”、“樸”這些本與聰明無緣的字眼，卻會顯露出一種閃光的高超智慧。
以史為鑒，以自己過去的經曆為鑒，曾國藩在任兩江總督之後，變得更加穩重低調，更加“憨”、“拙”、“直”、“樸”，對待同僚及下屬都注意處處謙讓，甚至對於手中的權力，他也常常辭讓。
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後的聲望已無人可比，長江水麵上迎風招展的無不是“曾”字帥旗。作為親率三四十萬人馬的湘軍最高統帥，曾國藩卻全然沒有飛揚跋扈、洋洋自得之態，反而更加處處收斂，慎之又慎。從他給弟弟寫的家書上看，那時的他不但沒有躊躇滿誌，反而是充滿了憂慮。他諄諄告誡弟弟說：
“餘家目下鼎盛之際，餘忝竊將相，沅（曾國荃）所統近兩萬人，季（曾國葆）所統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管仲）雲：鬥解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
曾國藩說：“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概”是什麽？這個“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據查，“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實就是個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來盛米、稻穀，堆得高了上麵會凸出一個尖來，然後就用這種木板來刮平，起的就是這個作用，這就叫做概。曾國藩說，別人不來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國人素來相信“舉頭三尺有神靈”，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這就是自律。其實，曾國藩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要見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學會“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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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時刻不忘記給自己及諸弟狠敲警鍾，盡心盡力地消除隱憂。自從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國藩深知自己地位漸高，名譽漸廣，便多次上奏請求減少自己的一些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會辦。攻克南京之後，他立即裁減湘軍，又令弟弟曾國荃停職迴家反省。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國藩再三告誡弟弟曾國荃道：
“弟克複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為深固。但患不能迭，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為庸庸者，近來閱曆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類似這樣的言辭在曾國藩的書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誡弟弟常懷謙退，永葆“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態勢。
這種收斂低調的做人方式，曾國藩將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時，打算在家鄉建一座富厚堂，以作“終老林泉之所”。後來富厚堂建成了，他一聽說工程巨大，花費極多，於是感到非常不安，從來就不進富厚堂的大門。並寫信嚴責弟弟及兒子費錢太巨，他說：
“富升修理舊屋，何以花錢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座費錢許多。餘生平以大官之家買田起屋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爾行之。澄叔諸事皆能體我之心，獨用財太奢與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實不清，尤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餘金，將來餘必寄還，而目下實不能違還……餘將來不積銀錢留與兒孫，推書籍尚思添買耳。”
此後十多年，曾國藩一直住在他的總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在教子家書中，曾國藩一再強調“勤理家事”，“不可厭倦家常瑣事”，“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種菜、養魚、養豬、做飯，“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他還說：“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以做官發財為可恥”，“家事忌奢華，尚儉”。
曾國藩的收斂和守拙的功夫，對於我們今天的人來說絕對沒有過時。這些都是實打實的人生智慧。一個人過於顯露出自己高於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過張揚，往往會對自己不利，甚至會招來很大的麻煩。因為這樣可能使對手容易摸清虛實，提前準備好防範措施和對策，或者觸動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說明的心理。老子說過“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智若愚”，這才是一個人成熟、智慧的標誌。不顯露、炫耀才華，固守柔順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低調自守，這樣的人其實是會有好結果的。
曾國藩身為三軍統帥，做著“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穩慎，如此謙恭，但卻能善始善終，永立不敗之地，可見亦非等閑之輩，也絕非浪得虛名。
爭心不可過重
爭與不爭學問極大，猛爭者不一定得勢，不爭者不一定不得力，此為辯證學問。曾國藩說：“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他處世常講退讓，而事關原則大事卻不能不爭，但是在爭的過程中，有時也講“退”。他因軍餉問題與沈葆禎鬧翻一事就說明了這一點。
同治元年（1862年），湘軍主力集中在南京一帶，太平天國的軍隊也正好集中在這裏。江、浙地區本是富庶之區，但因連年戰火，生產停頓，糧食歉收，饑民成群，有的地方連饑民也不見，遍地棒莽，“常竟日不見煙火，不逢行人”。這樣一來，不要說無錢購糧，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南京城下僅曾國荃、鮑超的軍隊就達七萬餘人，每天最少也要吃十萬斤糧食，哪裏去弄這麽多的糧食？曾國荃沒有辦法，每天隻能發四成餉，士兵連半飽都不夠，隻能煮粥度日。曾氏兄弟不斷向四處唿籲供給湘軍糧食，說再這樣下去，湘軍就要潰散了！
為此，曾國荃通過曾國藩向李鴻章借糧，李鴻章的淮軍也不寬裕，隻能將發黴的大米運來一些。曾國藩見狀大罵李鴻章沒有良心，下令將壞米還給李鴻章。幕僚立即勸他：“糧食不可退，有米總比無米強，退迴上海將與少荃失去了和氣！”後來，他們把黴米賣給饑民，得款買了好米，才沒和李鴻章鬧翻。
正因為餉項、糧食供應困難，南京城下的湘軍開始四處搶劫，本來曾國荃部湘軍就是搶掠成性，現在更是無法無天。他們不僅成群出動，搶劫鄉村居民，劫掠肆市，成了明火執仗的強盜，而且到處搶劫婦女，虜入營盤奸宿。太平軍糧食奇缺，就把南京城內的百姓放出城來，婦女兒童放出者更多，大批婦女一出江東橋，就被城外的湘軍掠去，無一幸免。
為此，幕僚趙烈文建議曾國荃出麵製止，曾國荃表示：“我欠各營的糧餉太多，勇丁們連粥也吃不夠，沒有臉去見各部將領，哪有理由再去管這些事？若再不破城，軍隊便要瓦解了！”
趙烈文素以足智多謀、能言善辯著稱，聽了曾國荃的話卻也無話可說。不久，蕭慶衍部果然發生了鬧餉事件，曾國荃向曾國藩問計，曾國藩勸他：“事因欠餉缺糧而起，隻宜多加慰撫，不可過繩以法，免得功虧一簣！”
軍餉問題越鬧越緊張，這時發生了曾國藩與沈葆禎的重大矛盾。
沈葆禎，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則徐之婿，道光朝進士。鹹豐五年（1855年）任九江府知府時，因九江為太平軍所占，到曾國藩湘軍充營務處會辦。後再任江西廣信府知府，太平軍楊輔清部攻打廣信，沈葆禎與夫人堅守城池，力戰勝之。曾國藩上奏極言沈葆禎夫婦共同抗敵，謂“軍興有年，郡縣望風逃潰，唯沈某能獨申大義於天下”等，清廷聞報，加沈葆禎按察使銜。
鹹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大舉進兵安徽，圍攻安慶，上書請沈葆禎來安慶會辦軍務，朝廷下旨準其所請。安慶被湘軍收複後，慈禧、奕主持政務，以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督辦江南四省軍務，曾國藩保奏沈葆禎為江西巡撫，兩人由上下級關係變為同僚。
從沈葆禎仕途經曆看，他與曾國藩數度共事，一同抗擊太平軍，他的兩次升官，也與曾國藩的保奏大有關係。但是，當沈葆禎就任江西巡撫後，曾國藩令湘軍東進，左宗棠進兵浙江，朝廷令江西省供應湘軍與左宗棠的軍餉。而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則派李世賢、楊輔清部入江西，以斷絕湘軍與左宗棠的糧道。沈葆禎見太平軍大舉人江西，湘軍進攻天京城又無力顧及江西，乃親赴廣信督防，抵禦太平軍。同時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軍隊，還廣調清軍去江西參與防衛，如江忠義的精捷營、席保田的精毅營、王文瑞的老湘營、王德榜的長左營、張嶽齡的平江營、王沐的繼果營、韓進忠的韓字營、劉勝祥的祥字營、劉於潯的水師營、段起的衡字營等。
由於江西軍隊的擴增需要大筆軍餉開支，沈葆禎遂上奏清廷，停止供應湘軍軍餉，包括原來供應曾國荃大營的協餉、江西漕折銀、九江關洋稅銀、江西厘金等，這些銀兩都是朝廷批準供給湘軍的。在湘軍軍餉奇缺、雨花台各營岌岌可危之際，沈葆禎卻截留了所有的供應，這一下激起了曾國藩的怒火。
曾國藩在江西駐兵多年，因軍餉問題，吃盡了苦頭，也看夠了江西巡撫的眼色。鹹豐八年（1858年）他再度出山，江西巡撫毓科等同他的關係好轉。鹹豐十年（1860年）他擔任兩江總督後，便奏明把江西的上述各項收入均歸他提做湘軍軍餉。他所以奏準讓沈葆禎任江西巡撫，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禎與他多年合作，可以作為湘軍的可靠支持者，誰料想沈葆禎一上台來便斷了他的後路。
沈葆禎在江西擴建軍隊也是出於公心，但銀子隻有那麽多，江西用了湘軍就沒有，但從緩急程度著想，雨花台的曾國荃大營是迫不及待的。開始，曾國藩看到湘軍軍餉一天天困難，想出釜底抽薪的辦法，給九江關道蔡錦青寄了一封私信，讓他解九江關洋稅三萬兩給雨花台湘軍，以解眼前之急。蔡錦青不敢違意，便向南京運銀，誰知被沈葆禎發現了，把蔡錦青大罵一頓，勒令他追迴款項，否則就罷他的官。沈葆禎是蔡錦青的頂頭上司，蔡錦青得罪不起，隻好乖乖地原數追迴了寄出的銀子。
曾國藩、沈葆禎爭餉之事發生時，曾國藩位高權重，但並沒有表現出一種驕蠻之氣。事情發生後，他又多方考慮，委曲求全，拒絕了下屬要參劾沈葆禎的意見。但是，對於金陵圍城之軍的困難不能不顧，對於沈葆禎告他“貪得無厭”的罵名也不能不辯。
於是，曾國藩最終擬了一個《曆陳餉缺兵弱職任太多戶部所奏不實》的折子，他寫道：今“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為無米之炊。而戶部奏稱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利權。如臣雖至愚，豈不知古來竊利權者每致奇禍！”折尾懇求朝廷派大臣前來主持江南大局，放他迴家養病，現在“兵弱餉細，顛覆將及”，一旦發生重大變故，他可擔不起這個責任！
關於爭餉之事，曾國藩也在多篇日記中，反複記載對此事的苦惱：一怕缺餉，金陵士兵嘩變，功敗垂成；二怕自己位高權重，別人疑其專擅；三怕與江西爭餉，敗了餉缺兵潰，勝了得到專權惡名。所以，還是以“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最為穩妥。
沈葆禎知道曾國藩上奏要求“引退”，自己也趕緊上了個奏折，陳請開缺，“以養老親”。
雙方的奏折上達清廷，慈禧自然不會讓他們在這緊急關頭迴家休息，隻好下旨把江西的厘金一分為二，使他們各得其半，並把購買輪船的退款50萬兩撥給曾國藩使用，以解其紛爭。
此外，清廷為保證湘軍的圍城糧餉，又指撥淮北鹽厘每月八萬兩，從湖南撥糧優先保證圍城湘軍，還撥安徽、河南等省士紳的捐款數十萬兩。這些錢糧一下子緩解了湘軍的困難，保證了供應。曾國藩、沈葆禎二人同時撤銷“告退”，結束了轟動一時的爭餉鬧劇。湘軍因禍得福，加緊了攻城的步伐。
大是大非麵前的權變之策
一般而言，人總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調整自己的行為。而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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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的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一入高位，反成屍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於負責任的人。
清朝自嘉慶以後，世風日下。至道光朝更鹹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入骨，無人肯講真話、幹實事。如道光最寵信的宰相曹振鏞，在談到為官之道時公然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這樣的官場，為自保功名富貴，圓滑彌縫，不負責任，已成為習氣。以至於鹹豐帝大罵群臣：“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
相形之下，此時年輕的曾國藩就顯得器宇卓邁，不隨流俗。他出身於湘鄉的普通農家，童年時還在湘鄉蔣市街賣過菜，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遠；進京之後，又長期在翰林院讀書，沾染官場習氣少，保存的書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內外交困之際，就能挺身而出，於柔糜浮滑的官僚群體中，獨自表現出陽剛之氣。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棄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的最嚴重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即親筆書寫，這就不得不令他的繼承人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
曾國藩經過十餘日的慎重考慮，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須郊配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仍認為道光皇帝無須郊配是對的。這等於說，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盡管理由是儒家的儀禮，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因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驚戰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話。
鹹豐帝的禦批雖有肯定之詞，但心中很不滿意曾國藩這個侍郎。然而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後連剛繼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所述為人才問題，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又對如何培養人才、整飭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著，又上《務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分別對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問題提出切要透徹的看法。
在曾國藩所上的諸疏中，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曾國藩指陳缺失，第一條指出皇上隻是在小處謹慎，反而忽視大處，而且有的謹慎到不該謹慎的地方。每天察於小事，而對於國家的大計必然有所疏漏而沒有時間去深究了。所謂國家的大計，包括哪些方麵昵？即如廣西一事，大的問題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審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對軍事需慎重行事。
第二個缺失是自去年開言路以來，難道沒有一兩個上乘之計，然而它們的歸宿，大抵都以“不用議”三字了結。其中有被特殊嘉獎的，如頒布詔令褒揚倭仁，但不久便將他疏遠到萬裏之外，降旨以答謝蘇廷魁，不久便將他斥為亂道之流，這些足以說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隻以納諫的虛文來掩飾。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專”：在最近的聖旨中，都說罷黜大權，由皇上親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認為中間沒有毫絲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隻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將借助他的藥石，以折損皇上驕傲奢侈的萌芽，培養他的風骨，養育他的威風，以防在有事時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如果不取這種人，就必然專門錄取那種阿諛奉承的人，可以肯定這種人絕對不敢說出一句逆耳的話而違背皇上的意圖。而稍有鋒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損他的骨氣。一旦有事，則滿朝都是拖遝泄氣之流，袖手旁觀，一籌莫展而已。平常不儲備剛強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養其風骨和養其威棱，有事的時候哪裏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評專製的遺風。這樣激切亢直的諫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貴的官僚們無人敢寫，就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曾國藩，也是壯著膽子頭一遭。據說，鹹豐審讀後，開始是發怒，將原疏擲於地；繼而又說“拘執太甚，遷腐久通”；再後來心裏平靜下來，為表示開明，又加以褒答。
這幾次上疏，是曾國藩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為。一方麵表現了他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另一方麵也顯示了不諳世故、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幾篇諫疏使他在朝野內外贏得敢於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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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許多人稱讚曾國藩的這種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給曾國藩來信，盛讚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朝廷，並具體談了自己的想法。曾國藩讀信十分感佩，迴信說：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為民眾的痛苦而傷心，想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我表示欽佩。”
在曾國藩上書鹹豐的缺失之前，他的同鄉好友羅澤南去信責怪曾國藩隻上言枝葉，不講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四句話，曾國藩讀後，感觸很深。
實際上，當時曾國藩己上書鹹豐，但羅澤南還不知此事。當曾國藩接到好友的信後，說“與我上疏的意見相符，萬裏神交，真是不可思議”，立即將上書摘錄全文，請羅澤南閱讀並指教。並請山中老朋友如劉蓉、郭嵩燾、江岷樵、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嶺等人，一一閱看。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實情況後，對曾國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國藩的名氣著實大了許多。
曾國藩在京師為官時以敢言著稱，經曆許多世變後，人變得聰明起來，即對不關己的事有時裝糊塗。其中有兩個例子比較典型。
一是同治時太監安德海因慈禧寵信而肆無忌憚，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殺之而謝國人之心。適逢安德海出京，經直隸時，曾國藩作為直隸總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將安太監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輕重，不敢造次。同時，他為免與太監相結交之嫌，對這位權勢炙手可熱的人避而不見。這充分說明曾國藩處世之圓通。後來安德海入山東境，終被處死。晚清人說，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說曾國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國藩處世一向謹慎，尤其是晚年，唯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國藩對清廷處理苗沛霖一案的態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員，後為團練首領，以布政使銜任川北道員，後舉兵圍攻壽州城，曾國藩把這看成是“天下之變也”。事情發生後，壽州富紳孫家泰、練總徐立壯為抗苗沛霖，竟引撚軍相助，曾國藩說這是“變中之變也”。清廷得報後，又令李世忠秘設圈套，設法將苗殲滅，曾國藩稱之為“變中之又一變也”。
一方麵，看準時機，冒著生命危險犯顏直諫，另一方麵，在小利小惠的情況下，明知不對，少說為佳，其中除了年紀經曆不同使人變得謹慎的因素之外，恐怕與曾國藩入局與避局的方圓之道不無關係吧。
不拘泥於全國化的規則與方法
若想做事做大做強，求得發展，非一日之功，而是個逐步積累的過程，需要與時代的節奏同步。也就是說在時勢變化時，要跟得上“節拍”，以變應變，尋找出路，不然自己會處於被動地位。所以，曾國藩在做事上又有了“變”字功夫。他說，必須順應時勢善於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行動方案，這是成大事者適應現實的一種方法。
曾國藩知道自己想要成功就應審時度勢，順勢而變才行。他的處世之道，實際上是一種靈活辯證的處世態度和方法。因此，雖然他處世中勤於功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恪守仁義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為人的“形”上，卻是一生三變。正是這“三變”，引來了人們對他的褒貶。但不管怎樣，沒有這適時的“三變”，便不會有他更大的成功和成名。
有些人這樣評價曾國藩：“其一生善變，書字初學柳宗元，中年學黃山穀，晚年學李黃海，而參以劉石，故挺健之中，愈饒嫵媚。”這是說曾國藩習字善變。“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即與庸鏡海太常遊，究心儒先語錄，後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話諸書，而不以宋人注經為然。在京為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義變而為申韓。嚐自欲著《挺經》，言其剛也。”這裏說的是他學問上善變。
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北熊認是這麽評價曾國藩的：曾國藩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這個說法大體上描繪了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變”字功夫。
縱觀曾國藩一生的處世之道。他是以儒家為本，雜以百家為用，各家思想幾乎在他的每個時期都有所體現。隨著形勢、處境和地位的變化，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些都反映了他深諳各家學說的“變”字功夫。
曾國藩紮實的儒家功底，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鹹豐二年（1852年）做京官這個時期打下的。他對程朱理學進行了深入研究，又受到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家的指點，以致在理學素養上有了巨大的進展，進行了理學所重視的身心修養的係統訓練，建立起為人處世的各種“功夫”，包括“變”字功夫。
儒家所說的“身心修養”是一種“內聖”的功夫，通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最終達到處世（治國平天下）的目的。曾國藩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唐鑒曾對他說，經濟，即經世致用包括在義理之中。曾國藩完全讚成，並大大地加以發揮。他非常重視對現實問題的考察，重視研究解決的辦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是洋務運動的促進派。
儒家的“自強不息”是一種“變”與“化”的過程，但曾國藩意識到如果隻信奉儒家，思想一定會有所缺失，“變”與“化”也仍舊是僵死的，所以，他在對待太平軍和撚軍的鎮壓上，以及湘軍管理的問題上，做出的一係列主張措施，表現為對法家“嚴峻刑法”思想的“時用”。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狠”的手段不能為治。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確實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的土匪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納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得讓位於“嚴峻刑法”的法家思想。
曾國藩的“變”字功夫，好像是對他其他功夫的反動，其實不然，儒道兩家都提倡“變化”，荀子有“逆取之法”，強調的就是“變”；莊子說：“化則無常。”即順應變化就不執滯常理。做事如果不善變化，是很難成功的。變化是權宜之計，也是應對之策。
鹹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寫信給魁聯，說：“我在公寓內設立了審案局，十天之內已處斬了五個人。世風不厚之後，人們各自都懷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惡人造謠惑眾，希望天下大亂而去作惡為害，稍微對他們寬大仁慈些，他們就更加囂張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搶劫，將官府君子視同無物。不拿嚴厲的刑法處治他們，那麽，壞人就會紛紛而起，釀成大禍就無法收拾了。因此，哪怕隻能起一丁點的作用，也要用殘酷的措施來挽迴這敗壞已久的社會風氣。讀書人哪裏喜歡大開殺戒，關鍵是被眼下的形勢所逼迫的，不這樣就無法鏟除強暴，從而安撫我們軟弱的人民。這一點，我與您的施政方針恐怕比較吻合吧！”
曾國藩在為官方麵，地位越高，越傾向於“清靜無為”的老莊思想。他常表示，於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加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
他寫信給弟弟說，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有善終，而要將權力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時期，曾國藩有不同的應對辦法，說明他善於從諸子百家中吸取養分充實“變”字功夫。後來容閎稱曾國藩是“舊教育中之典型人物”。
在曾國藩身上，熔鑄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基因，正是這些基因，才使他成為中國古代社會“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物之一和最後一個精神偶像。
凡是成大事者，均有識時務、謀深計的功夫，這是他們成功的兩大砝碼。初嚐成功的甜頭就忘乎所以，不栽跟頭才怪；一受打擊就沒勁兒了，抹著眼淚暗自歎息，這種人也成不了大業，因為淚眼朦朧，物象不清。
靜觀風雲，洞察秋毫
每個人都不免有私心，這是不分地位不分對象的。但是麵對權勢和利益的誘惑，在自己沒有考慮周全且前景不明的情況下，如果一味前進，就有可能造成欲速則不達的後果。
中國曆史上因功高震主而惹上殺身之禍的事件屢見不鮮，沒有帝王不在乎自己的皇位，因為在乎所以忌諱，所以一些功臣總是想方設法表明自己沒有政治野心。
1.清王朝的“君為臣綱”
清朝以滿洲貴族起家，聯合蒙古貴族，對人數眾多的漢人實行統治。鑒於唐末藩鎮割據和曆代權臣篡位的教訓，自宋以來的曆代統治者都采取種種辦法限製地方政府的權力，防止地方大吏擁兵自立，對抗中央。
清王朝是少數民族人主中原而建立起來的一代政權，雖采取一些措施，如實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員與漢員缺額對等，地方官旗員與漢員參用，吸收一部分漢族士紳參加滿洲貴族為主的各級政權，但滿漢藩籬堅固，民族歧視明顯。這無疑會對清朝統治者產生不利影響，然而，這又是清王朝對待漢族官紳民眾的根本方針，絕對不可能改變。因為滿洲貴族隻有通過這種方式，使旗人淩駕於漢人之上，給他種種特權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內部的凝聚力，達到利用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統治地位。
清朝統治者為了達到既能保持其特權地位，又能模糊漢人民族意識的目的，取得一箭雙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學派的思想作為本王朝的統治思想方麵做了認真的選擇。
由於程朱理學特別注重倫理道德，將三綱五常強調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為綱中之綱的“君為臣綱”一條尤為適合滿洲貴族的口味，所以幾經審慎地考慮，決定采用程朱理學作為他們對全國官紳民眾實行思想統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於這一原因，清初的幾代帝王都采取種種措施，極力推崇和倡導程朱理學，尤其大講三綱五常中的君為臣綱，以保證漢族地主階級對清王朝的忠心。
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出於種種原因，對地方大吏尤為加意防範。他們把各省的兵、政、財、人及司法各權分開，地方官員各負專責，相互牽製，誰也不能大權獨攬。
就兵權而論，清朝的主要武裝是八旗與綠營，無論駐紮京師抑或分駐各地，兵權實際上都掌握在皇帝手裏。他們在內心對漢族總是有一種戒備心理、猜忌心理，是從不信任的，所以盡管曾國藩對清政府極其賣力，但清政府在起初並未給他以實權，他還得不到糧餉供應，處境十分不利。後來迫於形勢，才不得已將四省軍務交其節製。曾國藩的勢力壯大了，卻也犯了清統治者的大忌。
2.曾國藩曲意示忠
在攻克天京之後，曾國藩之勢力如日中天，廣收利權，遍保部下，一時朝野之官多出其門，鹹豐皇帝對於曾國藩是一麵高興，一麵憂慮。據說曾國藩光複武漢以後，鹹豐帝說：“想不到曾國藩以一儒生，竟能做成一番大事。”鹹豐帝身邊的位大臣當即說道：“曾國藩以侍郎之職開缺，丁憂在籍，與一鄉紳無異，自古英雄起於草莽間裏之間，豈不令人擔憂嗎？”聽了這話，鹹豐帝緊皺眉頭，沉吟良久，慨然歎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看來如果曾氏不急流勇退，其災難是很難避免的。
自從進軍雨花台以來，曾國藩兄弟迅速擴軍，曾國荃所統由兩萬餘人增至五萬人，曾國藩指揮的部隊由幾萬人擴大為12萬人，除贛、皖厘金和數省協餉外，增辟粵厘和湖南東征厘金，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漸生疑懼，感到這對其是一種潛在威脅。湘軍攻陷九沼洲，尤其蘇、杭各城相繼收複後，清政府的這種感覺與日俱憎，隱隱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脅已不再是行將失敗的太平天國，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了。
從這時起，清政府對曾國藩的態度就開始冷淡下來。其第一個表示，就是在曾國藩與沈葆禎爭餉時，有意偏袒沈葆禎，裁抑曾國藩。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他熱情支持了，江西爭厘，他省協餉停解，就是明證。清政府知道，雖然湘軍總數有30萬人，僅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隊就有12萬人，但內部派係複雜，各樹一幟，他的嫡係部隊亦不過隻有曾國荃的五萬之眾。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方麵迅速提拔和積極扶植曾國藩部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近，感情疏遠，漸漸打破其從屬關係，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下將領和幕僚，如已經死去的塔齊布、羅澤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李續宜和當時尚在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禎、楊載福、劉長佑等都實行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製和利用。而對於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則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之職後，雖仍在雨花台辦理軍務，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屬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單折奏事的。曾國藩遂讓曾國荃自己上奏軍情，以便攻陷天京後搶先報功。不料，奏折剛到立遭批駁。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折奏事，以後如有軍務要事，仍報告曾國藩，由曾國藩奏報。曾國藩恐曾國荃心情抑鬱，言辭不遜，在奏折中惹出禍來，特派頗有見識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營，專門負責草擬章奏諮稟事項。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裏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會受幾句讚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迴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送蕭營，否則曾國荃更無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意思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勳名”、“長承恩眷”了。
曆經宦海沉浮，曾國藩對於能決定他生殺予奪的最高統治者有四計：逆來順受，以死效忠，緩施以時，委婉言求。總之避免正麵衝突，旁敲側擊，以柔克剛，曲意示忠。這幾招能使曾國藩在朝廷對他任用又懷疑、支持又削弱的夾縫中站住腳，頻得實惠，步步高升。
高標處世，低調做人
低調是一種風度，高標是一種氣魄。
做事開張，做人收斂，這一點是中庸思想中處世之道的核心。它不僅僅是體麵生存和尊嚴立世的最重要根本，也是一個要做大事業者的最佳狀態。同時，開張必須以收斂為基礎，因為收斂可以使人能處順境也能處逆境，既可深自收斂又可勇猛精進，這實在是一種最智慧最通達的處世之道。
為人收斂，不光是哲學上和個人修養上的一種體悟，更是避禍消災的重要法門。在曾國藩的家書裏曾提到過兩個人，一個是嘉王趙頹，另一個是沈萬三。將這兩個人的經曆對比著看，一定給了曾國藩很大的觸動。
嘉王趙頹，是宋神宗的親弟弟。他從小就好讀古書，是一個憂國憂民的人。他看到不平之事，就要發表言論，後來還數次上疏議論朝政，在當時很有影響，人們對他褒貶不一。這時，他的心腹勸他說：“您是天子的弟弟，不好聲色犬馬，一心致力於典籍，這自然是好的品德。可是您多次議論朝政，皇帝和太後都會不安啊。”嘉王猛然醒悟。從此，他兩耳不聞窗外事，專門研究醫書，並和他的部屬成天忙於研究藥方。朝廷後來專門下詔稱讚他，還對他進行了褒獎。
沈萬三的遭遇顯然就悲慘得多了。
明朝時，沈萬三是金陵巨富，雖王侯而不能及。朱元璋攻下金陵後，打算擴大外城，然而當時正值戰亂，國庫空虛，主管工程的大臣叫苦不迭，表示難以完成這個任務。
沈萬三這時出麵了，為了和朱元璋搞好關係，他表示願意承擔工程總費用的一半。他和政府方麵同時開工，由於財大氣粗，沈萬三比朱元璋的官方工程隊還早三天完成了任務。之後，朱元璋賜給他酒宴，慰勞他說：“古代有素衣天子，號曰素封（無官無爵而有資財的人），您就是這樣的人啊。”其實朱元璋心裏並不高興，居然比官方工程隊還快，他對沈萬三的富裕既厭惡又嫉恨。
沈萬三當時有一塊田地，正靠近湖邊，為了保護自己的田地不受水淹，他便在湖邊新修了一道石堤。朱元璋討厭他太富，居然連自己這個皇帝也比不上他，於是明太祖一點兒也沒留情麵，單獨對沈萬三的田地抽稅，每畝九鬥十三升，賦稅高得嚇人。
其實，朱元璋心裏早就想殺沈萬三了，隻是一時找不到理由。忽然有一天，恰好沈萬三用茅山石鋪蘇州街的街心，朱元璋這下可有了借口了——以茅山石為心，“茅心”者，“謀心”也，此乃叛逆之舉。不由分說，朱元璋當即給沈萬三定了一個謀反罪，殺了他，還查抄了他的家產，將其全部充公。
沈萬三死得真冤枉，他非但沒有犯法，而且還為皇帝出了力，卻反而被殺，你說可不可悲？這樣的教訓告訴我們，麵對如此複雜紛紜的人世，聰明顯得多麽可笑和幼稚、多麽不值一提。而在此時，“憨”、“拙”、“直”、“樸”這些本與聰明無緣的字眼，卻會顯露出一種閃光的高超智慧。
以史為鑒，以自己過去的經曆為鑒，曾國藩在任兩江總督之後，變得更加穩重低調，更加“憨”、“拙”、“直”、“樸”，對待同僚及下屬都注意處處謙讓，甚至對於手中的權力，他也常常辭讓。
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後的聲望已無人可比，長江水麵上迎風招展的無不是“曾”字帥旗。作為親率三四十萬人馬的湘軍最高統帥，曾國藩卻全然沒有飛揚跋扈、洋洋自得之態，反而更加處處收斂，慎之又慎。從他給弟弟寫的家書上看，那時的他不但沒有躊躇滿誌，反而是充滿了憂慮。他諄諄告誡弟弟說：
“餘家目下鼎盛之際，餘忝竊將相，沅（曾國荃）所統近兩萬人，季（曾國葆）所統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管仲）雲：鬥解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
曾國藩說：“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概”是什麽？這個“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據查，“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實就是個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來盛米、稻穀，堆得高了上麵會凸出一個尖來，然後就用這種木板來刮平，起的就是這個作用，這就叫做概。曾國藩說，別人不來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國人素來相信“舉頭三尺有神靈”，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這就是自律。其實，曾國藩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要見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學會“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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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時刻不忘記給自己及諸弟狠敲警鍾，盡心盡力地消除隱憂。自從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國藩深知自己地位漸高，名譽漸廣，便多次上奏請求減少自己的一些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會辦。攻克南京之後，他立即裁減湘軍，又令弟弟曾國荃停職迴家反省。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國藩再三告誡弟弟曾國荃道：
“弟克複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為深固。但患不能迭，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為庸庸者，近來閱曆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類似這樣的言辭在曾國藩的書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誡弟弟常懷謙退，永葆“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態勢。
這種收斂低調的做人方式，曾國藩將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時，打算在家鄉建一座富厚堂，以作“終老林泉之所”。後來富厚堂建成了，他一聽說工程巨大，花費極多，於是感到非常不安，從來就不進富厚堂的大門。並寫信嚴責弟弟及兒子費錢太巨，他說：
“富升修理舊屋，何以花錢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座費錢許多。餘生平以大官之家買田起屋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爾行之。澄叔諸事皆能體我之心，獨用財太奢與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實不清，尤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餘金，將來餘必寄還，而目下實不能違還……餘將來不積銀錢留與兒孫，推書籍尚思添買耳。”
此後十多年，曾國藩一直住在他的總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在教子家書中，曾國藩一再強調“勤理家事”，“不可厭倦家常瑣事”，“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種菜、養魚、養豬、做飯，“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他還說：“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以做官發財為可恥”，“家事忌奢華，尚儉”。
曾國藩的收斂和守拙的功夫，對於我們今天的人來說絕對沒有過時。這些都是實打實的人生智慧。一個人過於顯露出自己高於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過張揚，往往會對自己不利，甚至會招來很大的麻煩。因為這樣可能使對手容易摸清虛實，提前準備好防範措施和對策，或者觸動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說明的心理。老子說過“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智若愚”，這才是一個人成熟、智慧的標誌。不顯露、炫耀才華，固守柔順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低調自守，這樣的人其實是會有好結果的。
曾國藩身為三軍統帥，做著“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穩慎，如此謙恭，但卻能善始善終，永立不敗之地，可見亦非等閑之輩，也絕非浪得虛名。
爭心不可過重
爭與不爭學問極大，猛爭者不一定得勢，不爭者不一定不得力，此為辯證學問。曾國藩說：“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他處世常講退讓，而事關原則大事卻不能不爭，但是在爭的過程中，有時也講“退”。他因軍餉問題與沈葆禎鬧翻一事就說明了這一點。
同治元年（1862年），湘軍主力集中在南京一帶，太平天國的軍隊也正好集中在這裏。江、浙地區本是富庶之區，但因連年戰火，生產停頓，糧食歉收，饑民成群，有的地方連饑民也不見，遍地棒莽，“常竟日不見煙火，不逢行人”。這樣一來，不要說無錢購糧，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南京城下僅曾國荃、鮑超的軍隊就達七萬餘人，每天最少也要吃十萬斤糧食，哪裏去弄這麽多的糧食？曾國荃沒有辦法，每天隻能發四成餉，士兵連半飽都不夠，隻能煮粥度日。曾氏兄弟不斷向四處唿籲供給湘軍糧食，說再這樣下去，湘軍就要潰散了！
為此，曾國荃通過曾國藩向李鴻章借糧，李鴻章的淮軍也不寬裕，隻能將發黴的大米運來一些。曾國藩見狀大罵李鴻章沒有良心，下令將壞米還給李鴻章。幕僚立即勸他：“糧食不可退，有米總比無米強，退迴上海將與少荃失去了和氣！”後來，他們把黴米賣給饑民，得款買了好米，才沒和李鴻章鬧翻。
正因為餉項、糧食供應困難，南京城下的湘軍開始四處搶劫，本來曾國荃部湘軍就是搶掠成性，現在更是無法無天。他們不僅成群出動，搶劫鄉村居民，劫掠肆市，成了明火執仗的強盜，而且到處搶劫婦女，虜入營盤奸宿。太平軍糧食奇缺，就把南京城內的百姓放出城來，婦女兒童放出者更多，大批婦女一出江東橋，就被城外的湘軍掠去，無一幸免。
為此，幕僚趙烈文建議曾國荃出麵製止，曾國荃表示：“我欠各營的糧餉太多，勇丁們連粥也吃不夠，沒有臉去見各部將領，哪有理由再去管這些事？若再不破城，軍隊便要瓦解了！”
趙烈文素以足智多謀、能言善辯著稱，聽了曾國荃的話卻也無話可說。不久，蕭慶衍部果然發生了鬧餉事件，曾國荃向曾國藩問計，曾國藩勸他：“事因欠餉缺糧而起，隻宜多加慰撫，不可過繩以法，免得功虧一簣！”
軍餉問題越鬧越緊張，這時發生了曾國藩與沈葆禎的重大矛盾。
沈葆禎，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林則徐之婿，道光朝進士。鹹豐五年（1855年）任九江府知府時，因九江為太平軍所占，到曾國藩湘軍充營務處會辦。後再任江西廣信府知府，太平軍楊輔清部攻打廣信，沈葆禎與夫人堅守城池，力戰勝之。曾國藩上奏極言沈葆禎夫婦共同抗敵，謂“軍興有年，郡縣望風逃潰，唯沈某能獨申大義於天下”等，清廷聞報，加沈葆禎按察使銜。
鹹豐十一年（1861年），曾國藩大舉進兵安徽，圍攻安慶，上書請沈葆禎來安慶會辦軍務，朝廷下旨準其所請。安慶被湘軍收複後，慈禧、奕主持政務，以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督辦江南四省軍務，曾國藩保奏沈葆禎為江西巡撫，兩人由上下級關係變為同僚。
從沈葆禎仕途經曆看，他與曾國藩數度共事，一同抗擊太平軍，他的兩次升官，也與曾國藩的保奏大有關係。但是，當沈葆禎就任江西巡撫後，曾國藩令湘軍東進，左宗棠進兵浙江，朝廷令江西省供應湘軍與左宗棠的軍餉。而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則派李世賢、楊輔清部入江西，以斷絕湘軍與左宗棠的糧道。沈葆禎見太平軍大舉人江西，湘軍進攻天京城又無力顧及江西，乃親赴廣信督防，抵禦太平軍。同時建立了一支江西本省的軍隊，還廣調清軍去江西參與防衛，如江忠義的精捷營、席保田的精毅營、王文瑞的老湘營、王德榜的長左營、張嶽齡的平江營、王沐的繼果營、韓進忠的韓字營、劉勝祥的祥字營、劉於潯的水師營、段起的衡字營等。
由於江西軍隊的擴增需要大筆軍餉開支，沈葆禎遂上奏清廷，停止供應湘軍軍餉，包括原來供應曾國荃大營的協餉、江西漕折銀、九江關洋稅銀、江西厘金等，這些銀兩都是朝廷批準供給湘軍的。在湘軍軍餉奇缺、雨花台各營岌岌可危之際，沈葆禎卻截留了所有的供應，這一下激起了曾國藩的怒火。
曾國藩在江西駐兵多年，因軍餉問題，吃盡了苦頭，也看夠了江西巡撫的眼色。鹹豐八年（1858年）他再度出山，江西巡撫毓科等同他的關係好轉。鹹豐十年（1860年）他擔任兩江總督後，便奏明把江西的上述各項收入均歸他提做湘軍軍餉。他所以奏準讓沈葆禎任江西巡撫，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沈葆禎與他多年合作，可以作為湘軍的可靠支持者，誰料想沈葆禎一上台來便斷了他的後路。
沈葆禎在江西擴建軍隊也是出於公心，但銀子隻有那麽多，江西用了湘軍就沒有，但從緩急程度著想，雨花台的曾國荃大營是迫不及待的。開始，曾國藩看到湘軍軍餉一天天困難，想出釜底抽薪的辦法，給九江關道蔡錦青寄了一封私信，讓他解九江關洋稅三萬兩給雨花台湘軍，以解眼前之急。蔡錦青不敢違意，便向南京運銀，誰知被沈葆禎發現了，把蔡錦青大罵一頓，勒令他追迴款項，否則就罷他的官。沈葆禎是蔡錦青的頂頭上司，蔡錦青得罪不起，隻好乖乖地原數追迴了寄出的銀子。
曾國藩、沈葆禎爭餉之事發生時，曾國藩位高權重，但並沒有表現出一種驕蠻之氣。事情發生後，他又多方考慮，委曲求全，拒絕了下屬要參劾沈葆禎的意見。但是，對於金陵圍城之軍的困難不能不顧，對於沈葆禎告他“貪得無厭”的罵名也不能不辯。
於是，曾國藩最終擬了一個《曆陳餉缺兵弱職任太多戶部所奏不實》的折子，他寫道：今“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為無米之炊。而戶部奏稱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利權。如臣雖至愚，豈不知古來竊利權者每致奇禍！”折尾懇求朝廷派大臣前來主持江南大局，放他迴家養病，現在“兵弱餉細，顛覆將及”，一旦發生重大變故，他可擔不起這個責任！
關於爭餉之事，曾國藩也在多篇日記中，反複記載對此事的苦惱：一怕缺餉，金陵士兵嘩變，功敗垂成；二怕自己位高權重，別人疑其專擅；三怕與江西爭餉，敗了餉缺兵潰，勝了得到專權惡名。所以，還是以“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最為穩妥。
沈葆禎知道曾國藩上奏要求“引退”，自己也趕緊上了個奏折，陳請開缺，“以養老親”。
雙方的奏折上達清廷，慈禧自然不會讓他們在這緊急關頭迴家休息，隻好下旨把江西的厘金一分為二，使他們各得其半，並把購買輪船的退款50萬兩撥給曾國藩使用，以解其紛爭。
此外，清廷為保證湘軍的圍城糧餉，又指撥淮北鹽厘每月八萬兩，從湖南撥糧優先保證圍城湘軍，還撥安徽、河南等省士紳的捐款數十萬兩。這些錢糧一下子緩解了湘軍的困難，保證了供應。曾國藩、沈葆禎二人同時撤銷“告退”，結束了轟動一時的爭餉鬧劇。湘軍因禍得福，加緊了攻城的步伐。
大是大非麵前的權變之策
一般而言，人總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調整自己的行為。而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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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的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一入高位，反成屍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於負責任的人。
清朝自嘉慶以後，世風日下。至道光朝更鹹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入骨，無人肯講真話、幹實事。如道光最寵信的宰相曹振鏞，在談到為官之道時公然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這樣的官場，為自保功名富貴，圓滑彌縫，不負責任，已成為習氣。以至於鹹豐帝大罵群臣：“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
相形之下，此時年輕的曾國藩就顯得器宇卓邁，不隨流俗。他出身於湘鄉的普通農家，童年時還在湘鄉蔣市街賣過菜，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遠；進京之後，又長期在翰林院讀書，沾染官場習氣少，保存的書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內外交困之際，就能挺身而出，於柔糜浮滑的官僚群體中，獨自表現出陽剛之氣。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棄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的最嚴重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即親筆書寫，這就不得不令他的繼承人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
曾國藩經過十餘日的慎重考慮，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須郊配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仍認為道光皇帝無須郊配是對的。這等於說，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盡管理由是儒家的儀禮，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因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驚戰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話。
鹹豐帝的禦批雖有肯定之詞，但心中很不滿意曾國藩這個侍郎。然而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後連剛繼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所述為人才問題，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又對如何培養人才、整飭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著，又上《務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分別對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問題提出切要透徹的看法。
在曾國藩所上的諸疏中，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曾國藩指陳缺失，第一條指出皇上隻是在小處謹慎，反而忽視大處，而且有的謹慎到不該謹慎的地方。每天察於小事，而對於國家的大計必然有所疏漏而沒有時間去深究了。所謂國家的大計，包括哪些方麵昵？即如廣西一事，大的問題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審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對軍事需慎重行事。
第二個缺失是自去年開言路以來，難道沒有一兩個上乘之計，然而它們的歸宿，大抵都以“不用議”三字了結。其中有被特殊嘉獎的，如頒布詔令褒揚倭仁，但不久便將他疏遠到萬裏之外，降旨以答謝蘇廷魁，不久便將他斥為亂道之流，這些足以說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隻以納諫的虛文來掩飾。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專”：在最近的聖旨中，都說罷黜大權，由皇上親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認為中間沒有毫絲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隻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將借助他的藥石，以折損皇上驕傲奢侈的萌芽，培養他的風骨，養育他的威風，以防在有事時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如果不取這種人，就必然專門錄取那種阿諛奉承的人，可以肯定這種人絕對不敢說出一句逆耳的話而違背皇上的意圖。而稍有鋒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損他的骨氣。一旦有事，則滿朝都是拖遝泄氣之流，袖手旁觀，一籌莫展而已。平常不儲備剛強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養其風骨和養其威棱，有事的時候哪裏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評專製的遺風。這樣激切亢直的諫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貴的官僚們無人敢寫，就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曾國藩，也是壯著膽子頭一遭。據說，鹹豐審讀後，開始是發怒，將原疏擲於地；繼而又說“拘執太甚，遷腐久通”；再後來心裏平靜下來，為表示開明，又加以褒答。
這幾次上疏，是曾國藩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為。一方麵表現了他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另一方麵也顯示了不諳世故、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幾篇諫疏使他在朝野內外贏得敢於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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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許多人稱讚曾國藩的這種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給曾國藩來信，盛讚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朝廷，並具體談了自己的想法。曾國藩讀信十分感佩，迴信說：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為民眾的痛苦而傷心，想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我表示欽佩。”
在曾國藩上書鹹豐的缺失之前，他的同鄉好友羅澤南去信責怪曾國藩隻上言枝葉，不講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四句話，曾國藩讀後，感觸很深。
實際上，當時曾國藩己上書鹹豐，但羅澤南還不知此事。當曾國藩接到好友的信後，說“與我上疏的意見相符，萬裏神交，真是不可思議”，立即將上書摘錄全文，請羅澤南閱讀並指教。並請山中老朋友如劉蓉、郭嵩燾、江岷樵、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嶺等人，一一閱看。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實情況後，對曾國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國藩的名氣著實大了許多。
曾國藩在京師為官時以敢言著稱，經曆許多世變後，人變得聰明起來，即對不關己的事有時裝糊塗。其中有兩個例子比較典型。
一是同治時太監安德海因慈禧寵信而肆無忌憚，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殺之而謝國人之心。適逢安德海出京，經直隸時，曾國藩作為直隸總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將安太監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輕重，不敢造次。同時，他為免與太監相結交之嫌，對這位權勢炙手可熱的人避而不見。這充分說明曾國藩處世之圓通。後來安德海入山東境，終被處死。晚清人說，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說曾國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國藩處世一向謹慎，尤其是晚年，唯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國藩對清廷處理苗沛霖一案的態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員，後為團練首領，以布政使銜任川北道員，後舉兵圍攻壽州城，曾國藩把這看成是“天下之變也”。事情發生後，壽州富紳孫家泰、練總徐立壯為抗苗沛霖，竟引撚軍相助，曾國藩說這是“變中之變也”。清廷得報後，又令李世忠秘設圈套，設法將苗殲滅，曾國藩稱之為“變中之又一變也”。
一方麵，看準時機，冒著生命危險犯顏直諫，另一方麵，在小利小惠的情況下，明知不對，少說為佳，其中除了年紀經曆不同使人變得謹慎的因素之外，恐怕與曾國藩入局與避局的方圓之道不無關係吧。
不拘泥於全國化的規則與方法
若想做事做大做強，求得發展，非一日之功，而是個逐步積累的過程，需要與時代的節奏同步。也就是說在時勢變化時，要跟得上“節拍”，以變應變，尋找出路，不然自己會處於被動地位。所以，曾國藩在做事上又有了“變”字功夫。他說，必須順應時勢善於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行動方案，這是成大事者適應現實的一種方法。
曾國藩知道自己想要成功就應審時度勢，順勢而變才行。他的處世之道，實際上是一種靈活辯證的處世態度和方法。因此，雖然他處世中勤於功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恪守仁義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為人的“形”上，卻是一生三變。正是這“三變”，引來了人們對他的褒貶。但不管怎樣，沒有這適時的“三變”，便不會有他更大的成功和成名。
有些人這樣評價曾國藩：“其一生善變，書字初學柳宗元，中年學黃山穀，晚年學李黃海，而參以劉石，故挺健之中，愈饒嫵媚。”這是說曾國藩習字善變。“其學問初為翰林詞賦，即與庸鏡海太常遊，究心儒先語錄，後又為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話諸書，而不以宋人注經為然。在京為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義變而為申韓。嚐自欲著《挺經》，言其剛也。”這裏說的是他學問上善變。
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北熊認是這麽評價曾國藩的：曾國藩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這個說法大體上描繪了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變”字功夫。
縱觀曾國藩一生的處世之道。他是以儒家為本，雜以百家為用，各家思想幾乎在他的每個時期都有所體現。隨著形勢、處境和地位的變化，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些都反映了他深諳各家學說的“變”字功夫。
曾國藩紮實的儒家功底，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鹹豐二年（1852年）做京官這個時期打下的。他對程朱理學進行了深入研究，又受到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家的指點，以致在理學素養上有了巨大的進展，進行了理學所重視的身心修養的係統訓練，建立起為人處世的各種“功夫”，包括“變”字功夫。
儒家所說的“身心修養”是一種“內聖”的功夫，通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最終達到處世（治國平天下）的目的。曾國藩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唐鑒曾對他說，經濟，即經世致用包括在義理之中。曾國藩完全讚成，並大大地加以發揮。他非常重視對現實問題的考察，重視研究解決的辦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是洋務運動的促進派。
儒家的“自強不息”是一種“變”與“化”的過程，但曾國藩意識到如果隻信奉儒家，思想一定會有所缺失，“變”與“化”也仍舊是僵死的，所以，他在對待太平軍和撚軍的鎮壓上，以及湘軍管理的問題上，做出的一係列主張措施，表現為對法家“嚴峻刑法”思想的“時用”。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狠”的手段不能為治。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確實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的土匪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納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得讓位於“嚴峻刑法”的法家思想。
曾國藩的“變”字功夫，好像是對他其他功夫的反動，其實不然，儒道兩家都提倡“變化”，荀子有“逆取之法”，強調的就是“變”；莊子說：“化則無常。”即順應變化就不執滯常理。做事如果不善變化，是很難成功的。變化是權宜之計，也是應對之策。
鹹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寫信給魁聯，說：“我在公寓內設立了審案局，十天之內已處斬了五個人。世風不厚之後，人們各自都懷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惡人造謠惑眾，希望天下大亂而去作惡為害，稍微對他們寬大仁慈些，他們就更加囂張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搶劫，將官府君子視同無物。不拿嚴厲的刑法處治他們，那麽，壞人就會紛紛而起，釀成大禍就無法收拾了。因此，哪怕隻能起一丁點的作用，也要用殘酷的措施來挽迴這敗壞已久的社會風氣。讀書人哪裏喜歡大開殺戒，關鍵是被眼下的形勢所逼迫的，不這樣就無法鏟除強暴，從而安撫我們軟弱的人民。這一點，我與您的施政方針恐怕比較吻合吧！”
曾國藩在為官方麵，地位越高，越傾向於“清靜無為”的老莊思想。他常表示，於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太平天國敗局已定，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加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
他寫信給弟弟說，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沒有幾個能有善終，而要將權力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時期，曾國藩有不同的應對辦法，說明他善於從諸子百家中吸取養分充實“變”字功夫。後來容閎稱曾國藩是“舊教育中之典型人物”。
在曾國藩身上，熔鑄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基因，正是這些基因，才使他成為中國古代社會“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物之一和最後一個精神偶像。
凡是成大事者，均有識時務、謀深計的功夫，這是他們成功的兩大砝碼。初嚐成功的甜頭就忘乎所以，不栽跟頭才怪；一受打擊就沒勁兒了，抹著眼淚暗自歎息，這種人也成不了大業，因為淚眼朦朧，物象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