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為官要善用人之術
知人用人，揚長避短
知人用人，揚長避短，這是曾國藩的一貫做法。他將此計傳授給李鴻斕時說：“凡教人，當引其所長，策其所短。”也是同樣的意思。
曾國藩認為，人才是根據求才者的智識高低而出現的，需要用才者善於鑒別、善於使用。用人就像用馬，如果得到千裏馬卻不認識，或者即使認識了，卻不能充分發揮它的能力，那當然就隻會喜歡那種衰弱無力的馬而拋棄雄壯剽悍的駿馬了。知人善用是曾國藩人才觀的一個顯著特點。他說“辦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而且，凡具一技之長者，曾國藩都要廣為延攬，在使用時更是小心謹慎，盡可能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量才錄用，揚長避短。曾國藩慎用人才的一個基本內容是量才器使，才盡其用，但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要知道如何去認識人。他說：“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他指出：古人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這無疑是認識人才上的一種片麵性。因此，他要求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斷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棄置不用，不頻繁撒網有失去捕抓大魚的機會，重要的是善於去認識。
有關知人善用，曾國藩重用容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曾國藩曾重用並委派容閎赴歐美采購機器。這位廣東香山縣人，自幼接受西方教育，早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後入美國籍。李善蘭、華衡芳、徐壽等人都向曾國藩舉薦過。盡管容閎到過太平天國和天京，還向幹王洪仁阡上書，提出過發展資本主義的七項建議，以後又與太平天國多次做過茶葉生意，曾國藩對此卻並不怪罪。
曾國藩接連三次發出邀請。36歲的容閎初次登上總督衙署大門，次日便受到了曾國藩的接見。
曾國藩在了解容閎的經曆和學識以後，認為他確是個既了解西方又有膽識的人才。在問及當前對中國最有益、最重用的事情當從何處著手的問題，容閎答以莫過於仿照洋人建機器廠，尤需先辦製造工作母機的工廠。曾國藩十分讚許，及時撥發巨款，委派他赴歐美采購機器。
多年來一直在異國他鄉做著中國富強之夢的容閎，受命之日，十分感奮。一年後他從美國采購來的機器，就安裝在當時中國最大的軍事企業——江南機器製造局中，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還有一次，那是一個炎炎夏日的午後，曾國藩收到學生李鴻章的一封書信。
在信裏，李鴻章向恩師推薦了三個年輕人，希望他們能在老師的帳前效力。曾國藩放下學生的信，照例背著雙手出去散步。
黃昏的時候，曾國藩剛剛迴府第，家人立刻迎了上來，低聲告訴曾國藩，李大人推薦來的人已經在庭院裏等待很長時間了。曾國藩揮揮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則悄悄走了過去。
這時，隻見大廳前的庭院裏站了三個年輕人，曾國藩就悄悄地在離他們不遠處的地方停了下來，暗暗觀察這幾個人。隻見其中一個人不停地用眼睛觀察著房屋內的擺設，似乎在思考著什麽；另外一個年輕人則低著頭規規矩矩地站在庭院裏；剩下的那個年輕人相貌平庸，卻氣宇軒昂，背負雙手，仰頭看著天上的浮雲。
曾國藩又觀察了一會兒，看雲的年輕人仍舊氣定神閑地在院子裏獨自欣賞美景，而另外兩個人已經頗有微詞。
曾國藩繼續觀察了一會兒，胸有成竹地悄悄迴到房間裏。
很快，曾國藩召見了這三個年輕人，和他們攀談起來。漸漸地，曾國藩發現，不停打量自己客廳擺設的那個年輕人和自己談話最投機，自己的喜好習慣他似乎都早已熟悉，兩人相談甚歡；相比之下，另外兩個人的口才就不是那麽出眾了。不過，那個抬頭看雲的年輕人雖然口才一般，卻常常有驚人之談，對事對人都很有自己的看法，隻是說話過直，讓曾國藩有些尷尬。
談完話之後，三個年輕人紛紛起身告辭。曾國藩待他們離開之後，立刻吩咐手下對三個人安排職位。出人意料的是，曾國藩並沒有把和自己談得最投機的年輕人委以重任，而是讓他擔了個有名無權的虛職；很少說話的那個年輕人則被派去管理錢糧馬草；最讓人驚奇的是，那個仰頭看雲、偶爾出言頂撞曾國藩的年輕人被派去軍前效力，他還再三叮囑下屬，這個年輕人要重點培養。
在大家實在想不通時，曾國藩說出了用人的秘訣：“第一個年輕人在庭院裏等待的時候便用心打量大廳的擺設，剛才他與我說話的時候，明顯看得出來他對很多東西不甚精通，隻是投我所好罷了，而且他在背後牢騷發得最厲害，由此可見，此人表裏不一，善於鑽營，有才無德，不足托付大事。第二個年輕人遇事唯唯諾諾，謹小慎微，沉穩有餘，魄力不足，隻能做一個刀筆吏。最後一個年輕人不焦不躁，竟然還有心情仰觀浮雲，就這一分從容淡定便是少有的大將風度，更難能可貴的是，麵對顯貴他能不卑不亢地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見地，這是少有的人才啊！”曾國藩一席話說得眾人連連點頭稱是。
“這個年輕人日後必成大器！不過，他性情耿直，很可能會招來口舌是非。”說完，曾國藩不由得歎息了一聲。
那個仰頭看雲的年輕人沒有辜負曾國藩的厚望，在後來的一係列征戰中迅速脫穎而出，受到了軍政兩界的關注，並因為戰功顯赫被冊封了爵位。不僅如此，他還在垂暮之年，毅然複出，率領台灣居民重創法國侵略軍，從而揚名中外。他便是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
不過，正如曾國藩所言，性情耿直的劉銘傳後來被小人中傷，黯然離開了台灣。
作為領導，知人善任是最起碼的要求。他懂得用眼睛所見來糾正耳朵所聞的訛誤。而不善於了解人的人，卻用耳朵所聞來代替眼睛所見的事實。過去人們在評論人才時，要是一人說好，大家都說好，要是一人說不好，大家也都說不好，這樣得出的結論未必真實可信。
知人是對人才實施科學管理的重要環節，知人是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必不可少的環節，同時也是激勵人才奮發進取的有效措施。
將人才放在正確的位置上
運籌帷幄，靠帥才；決勝疆場，靠將才。一個人的智慧和才能畢竟有限，事事能幹的人，自古就沒有。況且，即使有這種事事能幹的人，那麽他的精力也不可能麵麵兼顧。所以，一個有領導才能的人不是表現在己有所長上，而是表現在能用人之長上。
有材不用，固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在識別人才之後，曾國藩還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將人才用到最合適的位置，發揮他的長處。對此，曾國藩曾說：
“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故世不患無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適用也。”
曾國藩以良藥不適於病、梁麗之材用於窒穴、嫠牛捕鼠、良馬守門等比喻，批評用人不當，指出對於人才必須“器使而適用”，使其特長得到充分發揮。這就好比質地堅實的木梁可以用於衝擊城門，而不可以用來堵洞穴；強壯的水牛不能用來捕捉老鼠；千裏馬不可以用來看守大門；價值千金的寶劍用來砍柴，還不如一般的斧頭；古老的寶鼎用來耕田，還不如犁。隻要是時間恰當、環境適當，一般的人也可以發揮神奇的功效。因此，這個世界不是沒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用其所長，正是領導者的用人藝術。蔡鍔對此評價較高，他說：“曾（曾國藩）謂人才以陶冶而成，胡（胡林翼）亦說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術，尤在用人者運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顯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已。”
雖有良藥，如果用得不對症，還不如一般的藥，雖有賢才，如果不用在合適的地方，還不如那些庸人。曾國藩的觀點，其實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將每一個人才放到最合適他的位置，以發揮其最大的能力和功效。
塔齊布是與羅澤南齊名的湘軍將領，姓托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鹹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在長沙開始練湘軍時，塔齊布還隻是個綠營守備，旋升用遊擊署參將，率兵與湘軍一起操練。曾國藩每次見他早早到場，“執旗指揮，雖甚雨，矗立無惰容”，曾國藩就用戚繼光法訓練士卒，每當檢閱步卒，塔齊布都穿著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
曾國藩對這位身材高大，麵赤身紅的滿族軍官感到很奇怪。後來，曾國藩便把他叫到自己帳中，與之相談，大為讚賞。接著，又到他轄下的軍中檢查，見其訓練精嚴，且能團結士卒。曾國藩退而歎息道：綠營兵有這樣的已是鳳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齊布。
但是，此時的副將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訓傷。操演之期，從來不到操場督練，隻管自己在署宮中偷閑，養習花木。因此，他極為忌恨塔齊布的才勇，常常在提督鮑起豹的麵前講塔齊布的壞話。而提督也不分青紅皂白，多次羞辱塔齊布。
這件事被曾國藩知道之後，曾國藩便上疏彈劾副將清德，並舉薦塔齊布忠勇可大用。曾國藩向朝廷擔保說：若塔齊布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微臣一並治罪”。
果然，塔齊布後來在湘潭之戰、嶽州之戰、小池口之戰和武昌之戰等湘軍前期幾次最大的惡戰中，都表現了出眾的勇敢，尤其在被稱為“湘軍初興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戰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為提督。湘潭之戰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到湘軍能否崛起，是一次關鍵性的戰役，可見曾國藩後來對其的注重。
鹹豐四年（1854年），塔齊布以收複湘潭有功，升任湖南提督，鮑起豹被革職。塔齊布位至大帥後，遍賞提標兵，收人心，並在左臂刺“忠心報國”四字，得士卒死力。每當深夜，唿親卒相語家事，說到悲痛事，相對泣淚以流。塔齊布以嚴於治軍，並能與士卒同甘苦著稱。一次，德化縣令給這位大帥送了一張莞席，塔齊布說：“軍士皆臥草土，我睡莞席，豈能安枕？”立即下令退了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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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年底，曾國藩正駐軍南昌，塔齊布駐紮九江，隔廬山相望，因太平軍往來攻襲，兩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國藩為此十分焦慮。
除夕前一天，塔齊布攻九江，後因寡不敵眾，單騎敗走鄉間，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後被一位鄉農帶迴家中。
次日，各軍見到塔齊布仍未迴來，於是以為塔齊布已經遇難，士卒們哭作一團。而曾國藩也因此悲痛不已。直到三更時分，一位鄉農將塔齊布送迴，士卒們才轉憂為喜，大聲歡唿。曾國藩、羅澤南聽到塔齊布平安迴營，都翻身跳將起來，光著腳就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淚傾訴勞苦。這時，塔齊布卻談笑自若地說：“我餓極了，快拿飯給我吃。”評價一個人才，要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塔齊布平時雖然看似有愚憨、無能之態，但一到戰場便摩拳切齒，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對方的架勢。尤其好單騎逼近敵壘，以偵視虛實，因此幾次都陷入危境，之後才轉危為安。
正所謂知人善任，曾國藩既要對上等人才加以引導、提拔，也要對下等人才加以勉勵和推薦。曾國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現在知道人的長處，還表現在知道他的短處。
在曾國藩的幕府中，李鴻章的長處在聰明、有才華，短處在於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過於外露，正如曾國藩所說的“神采外騰”。所以曾國藩有意磨煉，使他能盡展其才，揚長避短。對於其他部下，他在指出其優點時，也一並指出其短處，加以告誡。
對於淮軍名將郭鬆林，曾國藩則評價說：“郭公治事氣足，而才不長，頓欠條理，難將多人，仍恐不可獨當一麵。”郭鬆林後來參與圍剿撚軍，輕敵冒進，結果兵敗身死。而對於李元度，曾國藩一直提心吊膽，因為他知道“次青實不能治軍”，李元度卻不服，率軍獨當一麵，後來在徽州一敗塗地，從此一蹶不振。
在評價劉銘傳時，曾國藩說他：“所長在果而俠，其所短在欠謀蓄”，因此責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堅忍，正所以勉其海量，進之於蓄也”。
曾國藩評價降將陳國瑞，說他“氣矜太甚，又其部下諸將不樂為用，終難獨當一麵”。評價另一位部將時卻說：“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實非所長。”果如其言，陳國瑞因過於驕縱，終被流放，另一人也未有大功。
評價李鴻章之弟李昭慶，曾國藩說：“未嚐多曆艱苦，恐其視事太易。”李昭慶隨曾國藩剿撚，總理營分，也無大建樹，最後隻升到記名鹽運使，與他的兩位兄長簡直是天壤之別。
曾國藩對鮑超的認識最為深刻。他曾對鮑超進行過詳細的分析，認為鮑超有幾個致命弱點：
（1）貪利
“春霆（鮑超）於‘利’字素看不薄，頗有不服眾心之處”，“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財無製。”因為他貪心，所以部下統領、營官、哨官慣扣勇糧，終致引發金華兵變。
（2）貪名
曾國藩在給河南巡撫李鶴年的信中說：“春霆素好美名，好小殷勤，若於奏疏中偶說好話，渠感之最深，或送高麗參及鞍馬、衣服等事，渠亦曆久不忘。閣下若於此等小事稍一留心，則大事最易商量，斷不齟齷矣。”這樣的人貪小失大，很難辦成大事。
（3）有勇無謀
鹹豐十一年（1861年），鮑超奉命與多隆阿並肩作戰，令曾國藩很傷了一迴腦筋。因鮑超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與多隆阿很快就產生了矛盾。曾國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調停，說：“鮑公勇多謀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萬！千萬！性命攸關，不可客氣。”
他進一步分析說：“春霆之才，善於戰守而不善於料理外事；慣於平原而不慣於深山窮穀；宜於坐營而不宜於屢次移動……”
因此，曾國藩隻將他作為衝鋒陷陣的猛將，從不讓他兼管地方政務，鮑超最後也隻做到提督。
借人之才為才，用人之力為力
一個人成功與否，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資源，把別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曾國藩就是一個善於把別人能力化為己用的人。
春秋戰國時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戰爭，而是對人才的爭奪。人才的得失直接導致王朝的興衰，韓嬰在《韓詩外傳》中說：“殷紂王殺比幹，而致殷並於周；陳靈公殺泄治，而使陳亡於楚；弱小的燕國得到了樂毅，遂破強大的齊國……”
劉邦與項羽的勝敗，也是得人用人的經典之例，拿劉邦自己的話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他不如子房；鎮國家，扶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他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他不如韓信。子房、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因此，劉邦戰勝項羽得到天下當上了漢朝開國皇帝。
通讀曆史，曾國藩很有感觸，於是在他的《雜注》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大意是：打江山創事業一定要有基礎，你的宅基有多大，事業基礎就有多大，就像房間一樣，你蓋得有多大，庇護你的人就有多少。所以，基礎的打造非常重要。而這個基礎就是人才的舞台。後來的事實也說明，曾國藩的蓋世功業，與他在身邊聚集起能夠和太平天國相對抗的人力資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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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非常注重借人之才為才，用人之力為力，因為他知道古今人們的著述非常豐富，而自己的見識非常淺陋，那麽就不敢以一己之見而自喜，應當擇善而從；他知道自己所辦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不敢以功名自居，應當思考怎樣推舉賢才，一起去完成偉大的功業。曾國藩自認為自己屬於“中才”或接近於“笨”的一類，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個智囊團，曾國藩常以各種形式征求幕僚們的意見。
當然，曾國藩深知什麽時候該借人，什麽時候不該借人，可謂睿智。“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為官之道的首著。“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賭注。曾國藩說自己近乎“拙愚”，實際上不是，他頗有心機。他無論是在位高權重、一唿百應時，還是在舉足輕重、一言而決時，甚至在他不得誌的困辱之時，都不與朝中親貴相交往，因為他不願卷入高層的政治鬥爭中做無畏的犧牲品。當然，這並不等於他與高層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沒有密切的聯係。他在暗中也是使著“借”字訣的。
曾國藩24歲以前，他的足跡從未踏出過湖南，到過的地方隻有長沙、衡陽等地。他也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把科舉考試看做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在湖南家鄉，除郭嵩燾、劉蓉等，也沒有結識幾個對他以後人生有特別重要影響的人。
曾國藩在打造湘軍之初，勢單力薄。在給劉蓉的信中，他曾這樣寫道：“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意指劉蓉必須過來，希望每天聞一聞你腳丫子的味道，還有郭嵩燾必須要加盟到我這裏，要在一起共事，要支持他的事業。
曾國藩所打造的湘軍與清政府的其他軍隊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皆由政府編練，遇到戰事，清政府便調遣將領，統兵出征，事畢，軍權繳迴。湘軍則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親自選募，哨官則由營官親自選募，而營官都是曾國藩的親朋好友、同學、同鄉、門生等。
這樣一來，曾國藩的這支湘軍實際上是“兵為將有”，從士兵到營官所有的人都絕對服從於曾國藩一人。這樣一支具有濃烈的封建個人隸屬關係的軍隊，包括清政府在內的任何別的團體或個人要調遣它，是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到後來，湘軍便有了很濃重的私家軍隊的味道，就連朝中都有人悵然說過這樣的話，大意也是朝廷的命令無法調動湘軍，但曾氏一紙手令，部屬便為之千裏驅馳，曾國藩的聲望可見一斑。後來，曾國藩還用聯姻的方式來鞏固自己事業的根基。其中最有名的是與他換過帖子的至交好友劉蓉、羅澤南、郭嵩燾等人，都與他結為了親家，從而在朋友的基礎上又加進了兒女親家的一層更堅固的關係。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李元度、李鴻章等也都是曾國藩的生死之交，最後親上加親成了親家，有如一家。
擁有這些人才組成智囊團參謀其事，曾國藩最終成就自己的功業，他身邊的這些人能夠成為基幹力量是關鍵，他的合縱連橫之術才是其事業最終發展的保障。
曾國藩認為，一個人無論如何智慧超群，他總是有缺點的，而那些笨人也有自己的可取之處。尤其他認為自己屬於中等之才，或接近於笨人一類，因而更注意汲取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短。在同自己的幕僚長期合作的過程中，每遇大事決斷不下，曾國藩就會以各種形式向大家征求意見，而幕僚們也經常向曾國藩投遞條陳，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解決辦法。
比如，采納郭嵩燾的意見，設立水師，湘軍從此名聞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視。可以說是曾國藩初期成敗的關鍵。著名的湘潭大捷，與李元度、陳士傑的出謀劃策也分不開。
再如，鹹豐十年（1860年），正值湘軍與太平軍戰事的關鍵時刻，英法聯軍進逼北京，鹹豐帝令鮑超北上勤王。
這給曾國藩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鮑超是眼下戰場的主力，現在正是要命的節骨眼，如果他此時北上，湘軍的戰鬥力就會減少一半，恐怕再難與太平軍對峙，多年的成果可能都要毀於一旦；但如果不去又萬難找出借口：還有什麽事比勤王更重要呢？曾國藩讓幕僚們各抒己見，最後終於得出一個“按兵請旨，且勿稍動”的策略，躲過了一次危機。
還有，如采納容閎的意見，支持民族工業，派留學生出國，在後世留下了洋務派領袖的美譽。
上麵的例子無不證明，正是因為善於利用眾人的智慧才成就了曾國藩的成功大業。
當然，要建立強有力的關係網，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對別人有用、有價值，別人才會願意和你交往。
曾國藩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抵達權力巔峰的過程告訴我們，他的秘訣有兩點：一是善於建立各種關係，一是平時也不忽略加強自身各方麵的訓練和積累。
雖然說，如果沒有穆彰阿等人的提攜和引薦，曾國藩就是再有過人之才，他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內連躍十級。但是，如果沒有曾國藩十年如一日地對自己的刻苦提高，也就不會有人來舉薦他；而且即使有很多人來舉薦他，效果也絕對不會這樣好。所以，機會隻屬於那些有準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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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看重善於與人交際的同時，也應重視平時的刻苦積累和努力上進。要建立起一個優質的人才庫，僅有慧眼識人的才能是不夠的。作為一名領導者，他必須要有強烈的求才若渴的願望，並用虛心和誠心感動人才，這樣方能用人如器，讓藏龍騰飛，讓臥虎猛躍。在這一點上，曾國藩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鑒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用人有很大的學問，在曾國藩看來，用人是否得法，直接關乎事業的成敗。曾國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稱羨的成就，與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密不可分的。古人雲：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關於識別人才、使用人才，曾國藩雖也主張不拘一格，然而，在曾國藩的眼裏，以下這兩種人卻是不會被他重用的。
1.誇誇其談的人
曾國藩瞧不起那些誇誇其談的人。他說過：“長傲多言為兇德。”多言是傲的一種表現，人一驕傲必然會流於虛偽，難成大事；好議論他人、譏評時人同樣容易讓人生厭。一個人如果能做到“是非皎然於心而一言不發，勁氣常抱於胸而纖毫不露”，不怕成不了大事。
與人相處，一個人如果總是自以為是，時時都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別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麽別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
誇誇其談的人，往往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話不多；與親人相處的時候，話也比較少；但當他與朋友在一起時，話就很多，如果有異性朋友在，話就更多，甚至於語不驚人死不休，說到得意處，更是手舞足蹈。這樣的人最容易招致他人的厭惡。
在曾國藩所談的“處世禁忌四緘”中，第一條就談到不喜好誇誇其談、到處表現自己。曾國藩第二次做兩江總督時，李鴻裔來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儻，不拘小節。曾國藩也特別鍾愛他，對他像兒子一樣看待。曾國藩的密室，平常也隻有李鴻裔可以隨便出入。當時曾國藩的幕僚中有“三聖七賢”十大儒，他們都是名極一時的宋學大家。曾國藩驚歎他們的名聲，把他們都招納了進來。然而隻是挨個地安排他們衣食住行等，並不給他們以實際的職位。
一天，曾國藩正在和李鴻裔在室中談話，正巧有客人來到。曾國藩出去迎見客人，留下李鴻裔自己在室中。李鴻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無意中看到一首《不動心說》的詩，是某位老儒所寫，這位老儒，就是外人所說的十個聖賢中的一個。文後邊寫有這樣一段話：“使置吾於妙曼娥眉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吾於紅藍大頂之旁，問吾動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
李鴻裔看到這裏，忍不住拿起筆在上麵戲題道：“妙曼娥眉側，紅藍大頂旁，爾心都不動，隻想見中堂。”寫完，扔下筆就出去了。
曾國藩送走客人，迴到書房，看到新題的文字，歎聲說：“一定是這個小子幹的。”就讓左右招唿李鴻裔，這時李鴻裔已經不在衙署中了。
曾國藩令人拿著令箭到處去找，最後在秦淮河上的花船中找到了他，帶了迴來。曾國藩指著他所寫的字問道：“是你幹的吧？”
李鴻裔隻好老實地迴答：“是。”
曾國藩說：“這些人都是些欺世盜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們所以能夠獲得豐厚的資本，正是靠的這個虛名。現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來源，那他對你的仇恨，豈能是平常言語之間的仇怨可比的？往往殺身滅族的大禍，就隱伏在這裏邊了。”
李鴻裔敬畏地接受了這番教誨，從這以後，他就慢慢地收斂了自己，再也不敢大言放肆了。
2.輕薄的人
一個人最忌的就是輕薄浮淺，沒有內涵，幾番接觸之後，就會使人感到俗不可耐，甚至令人生厭。大凡有一定學識或修養的人，都能夠沉著穩健，謙謹坦蕩。
曾國藩對於輕薄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他說：
“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約有三端最容易觸犯：聽到別人有惡德敗行，聽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別人的功業和名聲，慶幸別人有災，高興別人得禍，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兒子受命於父，這都是有一定之數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貴，日夜自我謀劃，將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塊金子，冶煉時自認為是莫邪、幹將一類的寶劍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苞蘊著社會上的清清濁濁、是是非非，但不明確去表示讚成或者反對，這本來是聖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強去分什麽黑白，遇事就激動張揚，這是文士輕薄的習氣、娼伶風流的形態，我們這些人不體察就去效仿它，動不動就區別善惡，品評高下，使優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勵，而低劣的人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現今老了，這三端還要加以防戒。”
曾國藩在其人生經曆中，最反對那些幸災樂禍、狂傲自大、妄斷是非、自以為是的人，他是一個極富憐憫心的人，一些有功業名聲的人遭了災難，即使在戎馬倥傯自身難保的艱難歲月，他也絕不會對此無動於衷，而是盡量地給予接濟和照顧。
鹹豐年間，曾國藩駐守祁門，當時的形勢可謂險象環生，儲備極其困乏，這是他一生行軍中最苦難的時候。一天，他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帶多有經學大師，遭受戰亂，顛沛流離，生死都不知道，於是派人四處詢問，生存的人給以書信，約他們來軍中的幕府相見，死去的人對其家小給予一定的撫恤，索取他們留下的文章妥善保留。
至於輕薄的第二端，曾國藩特別地指出了其危害：驕傲是最可惡的一種德行，凡是擔任大官職的，都是在這個字上垮台的。指揮用兵的人，更應警惕驕傲和懶惰的習氣。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驕、惰這兩個字誤事最多、最大。
至於妄斷是非的第三端，他曾這樣規勸有關人士：
“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出，以是招謗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眾，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
也就是說，他主張精明必須與寬容結合，而且要以尊重別人為前提。為人、為官、治世、為政如能戒此三端，必當受益無窮。
知人用人，揚長避短
知人用人，揚長避短，這是曾國藩的一貫做法。他將此計傳授給李鴻斕時說：“凡教人，當引其所長，策其所短。”也是同樣的意思。
曾國藩認為，人才是根據求才者的智識高低而出現的，需要用才者善於鑒別、善於使用。用人就像用馬，如果得到千裏馬卻不認識，或者即使認識了，卻不能充分發揮它的能力，那當然就隻會喜歡那種衰弱無力的馬而拋棄雄壯剽悍的駿馬了。知人善用是曾國藩人才觀的一個顯著特點。他說“辦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而且，凡具一技之長者，曾國藩都要廣為延攬，在使用時更是小心謹慎，盡可能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量才錄用，揚長避短。曾國藩慎用人才的一個基本內容是量才器使，才盡其用，但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要知道如何去認識人。他說：“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他指出：古人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這無疑是認識人才上的一種片麵性。因此，他要求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斷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棄置不用，不頻繁撒網有失去捕抓大魚的機會，重要的是善於去認識。
有關知人善用，曾國藩重用容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曾國藩曾重用並委派容閎赴歐美采購機器。這位廣東香山縣人，自幼接受西方教育，早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後入美國籍。李善蘭、華衡芳、徐壽等人都向曾國藩舉薦過。盡管容閎到過太平天國和天京，還向幹王洪仁阡上書，提出過發展資本主義的七項建議，以後又與太平天國多次做過茶葉生意，曾國藩對此卻並不怪罪。
曾國藩接連三次發出邀請。36歲的容閎初次登上總督衙署大門，次日便受到了曾國藩的接見。
曾國藩在了解容閎的經曆和學識以後，認為他確是個既了解西方又有膽識的人才。在問及當前對中國最有益、最重用的事情當從何處著手的問題，容閎答以莫過於仿照洋人建機器廠，尤需先辦製造工作母機的工廠。曾國藩十分讚許，及時撥發巨款，委派他赴歐美采購機器。
多年來一直在異國他鄉做著中國富強之夢的容閎，受命之日，十分感奮。一年後他從美國采購來的機器，就安裝在當時中國最大的軍事企業——江南機器製造局中，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還有一次，那是一個炎炎夏日的午後，曾國藩收到學生李鴻章的一封書信。
在信裏，李鴻章向恩師推薦了三個年輕人，希望他們能在老師的帳前效力。曾國藩放下學生的信，照例背著雙手出去散步。
黃昏的時候，曾國藩剛剛迴府第，家人立刻迎了上來，低聲告訴曾國藩，李大人推薦來的人已經在庭院裏等待很長時間了。曾國藩揮揮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則悄悄走了過去。
這時，隻見大廳前的庭院裏站了三個年輕人，曾國藩就悄悄地在離他們不遠處的地方停了下來，暗暗觀察這幾個人。隻見其中一個人不停地用眼睛觀察著房屋內的擺設，似乎在思考著什麽；另外一個年輕人則低著頭規規矩矩地站在庭院裏；剩下的那個年輕人相貌平庸，卻氣宇軒昂，背負雙手，仰頭看著天上的浮雲。
曾國藩又觀察了一會兒，看雲的年輕人仍舊氣定神閑地在院子裏獨自欣賞美景，而另外兩個人已經頗有微詞。
曾國藩繼續觀察了一會兒，胸有成竹地悄悄迴到房間裏。
很快，曾國藩召見了這三個年輕人，和他們攀談起來。漸漸地，曾國藩發現，不停打量自己客廳擺設的那個年輕人和自己談話最投機，自己的喜好習慣他似乎都早已熟悉，兩人相談甚歡；相比之下，另外兩個人的口才就不是那麽出眾了。不過，那個抬頭看雲的年輕人雖然口才一般，卻常常有驚人之談，對事對人都很有自己的看法，隻是說話過直，讓曾國藩有些尷尬。
談完話之後，三個年輕人紛紛起身告辭。曾國藩待他們離開之後，立刻吩咐手下對三個人安排職位。出人意料的是，曾國藩並沒有把和自己談得最投機的年輕人委以重任，而是讓他擔了個有名無權的虛職；很少說話的那個年輕人則被派去管理錢糧馬草；最讓人驚奇的是，那個仰頭看雲、偶爾出言頂撞曾國藩的年輕人被派去軍前效力，他還再三叮囑下屬，這個年輕人要重點培養。
在大家實在想不通時，曾國藩說出了用人的秘訣：“第一個年輕人在庭院裏等待的時候便用心打量大廳的擺設，剛才他與我說話的時候，明顯看得出來他對很多東西不甚精通，隻是投我所好罷了，而且他在背後牢騷發得最厲害，由此可見，此人表裏不一，善於鑽營，有才無德，不足托付大事。第二個年輕人遇事唯唯諾諾，謹小慎微，沉穩有餘，魄力不足，隻能做一個刀筆吏。最後一個年輕人不焦不躁，竟然還有心情仰觀浮雲，就這一分從容淡定便是少有的大將風度，更難能可貴的是，麵對顯貴他能不卑不亢地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見地，這是少有的人才啊！”曾國藩一席話說得眾人連連點頭稱是。
“這個年輕人日後必成大器！不過，他性情耿直，很可能會招來口舌是非。”說完，曾國藩不由得歎息了一聲。
那個仰頭看雲的年輕人沒有辜負曾國藩的厚望，在後來的一係列征戰中迅速脫穎而出，受到了軍政兩界的關注，並因為戰功顯赫被冊封了爵位。不僅如此，他還在垂暮之年，毅然複出，率領台灣居民重創法國侵略軍，從而揚名中外。他便是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
不過，正如曾國藩所言，性情耿直的劉銘傳後來被小人中傷，黯然離開了台灣。
作為領導，知人善任是最起碼的要求。他懂得用眼睛所見來糾正耳朵所聞的訛誤。而不善於了解人的人，卻用耳朵所聞來代替眼睛所見的事實。過去人們在評論人才時，要是一人說好，大家都說好，要是一人說不好，大家也都說不好，這樣得出的結論未必真實可信。
知人是對人才實施科學管理的重要環節，知人是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必不可少的環節，同時也是激勵人才奮發進取的有效措施。
將人才放在正確的位置上
運籌帷幄，靠帥才；決勝疆場，靠將才。一個人的智慧和才能畢竟有限，事事能幹的人，自古就沒有。況且，即使有這種事事能幹的人，那麽他的精力也不可能麵麵兼顧。所以，一個有領導才能的人不是表現在己有所長上，而是表現在能用人之長上。
有材不用，固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在識別人才之後，曾國藩還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將人才用到最合適的位置，發揮他的長處。對此，曾國藩曾說：
“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故世不患無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適用也。”
曾國藩以良藥不適於病、梁麗之材用於窒穴、嫠牛捕鼠、良馬守門等比喻，批評用人不當，指出對於人才必須“器使而適用”，使其特長得到充分發揮。這就好比質地堅實的木梁可以用於衝擊城門，而不可以用來堵洞穴；強壯的水牛不能用來捕捉老鼠；千裏馬不可以用來看守大門；價值千金的寶劍用來砍柴，還不如一般的斧頭；古老的寶鼎用來耕田，還不如犁。隻要是時間恰當、環境適當，一般的人也可以發揮神奇的功效。因此，這個世界不是沒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用其所長，正是領導者的用人藝術。蔡鍔對此評價較高，他說：“曾（曾國藩）謂人才以陶冶而成，胡（胡林翼）亦說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術，尤在用人者運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顯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已。”
雖有良藥，如果用得不對症，還不如一般的藥，雖有賢才，如果不用在合適的地方，還不如那些庸人。曾國藩的觀點，其實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將每一個人才放到最合適他的位置，以發揮其最大的能力和功效。
塔齊布是與羅澤南齊名的湘軍將領，姓托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鹹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在長沙開始練湘軍時，塔齊布還隻是個綠營守備，旋升用遊擊署參將，率兵與湘軍一起操練。曾國藩每次見他早早到場，“執旗指揮，雖甚雨，矗立無惰容”，曾國藩就用戚繼光法訓練士卒，每當檢閱步卒，塔齊布都穿著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
曾國藩對這位身材高大，麵赤身紅的滿族軍官感到很奇怪。後來，曾國藩便把他叫到自己帳中，與之相談，大為讚賞。接著，又到他轄下的軍中檢查，見其訓練精嚴，且能團結士卒。曾國藩退而歎息道：綠營兵有這樣的已是鳳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齊布。
但是，此時的副將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訓傷。操演之期，從來不到操場督練，隻管自己在署宮中偷閑，養習花木。因此，他極為忌恨塔齊布的才勇，常常在提督鮑起豹的麵前講塔齊布的壞話。而提督也不分青紅皂白，多次羞辱塔齊布。
這件事被曾國藩知道之後，曾國藩便上疏彈劾副將清德，並舉薦塔齊布忠勇可大用。曾國藩向朝廷擔保說：若塔齊布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微臣一並治罪”。
果然，塔齊布後來在湘潭之戰、嶽州之戰、小池口之戰和武昌之戰等湘軍前期幾次最大的惡戰中，都表現了出眾的勇敢，尤其在被稱為“湘軍初興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戰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為提督。湘潭之戰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到湘軍能否崛起，是一次關鍵性的戰役，可見曾國藩後來對其的注重。
鹹豐四年（1854年），塔齊布以收複湘潭有功，升任湖南提督，鮑起豹被革職。塔齊布位至大帥後，遍賞提標兵，收人心，並在左臂刺“忠心報國”四字，得士卒死力。每當深夜，唿親卒相語家事，說到悲痛事，相對泣淚以流。塔齊布以嚴於治軍，並能與士卒同甘苦著稱。一次，德化縣令給這位大帥送了一張莞席，塔齊布說：“軍士皆臥草土，我睡莞席，豈能安枕？”立即下令退了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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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年底，曾國藩正駐軍南昌，塔齊布駐紮九江，隔廬山相望，因太平軍往來攻襲，兩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國藩為此十分焦慮。
除夕前一天，塔齊布攻九江，後因寡不敵眾，單騎敗走鄉間，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後被一位鄉農帶迴家中。
次日，各軍見到塔齊布仍未迴來，於是以為塔齊布已經遇難，士卒們哭作一團。而曾國藩也因此悲痛不已。直到三更時分，一位鄉農將塔齊布送迴，士卒們才轉憂為喜，大聲歡唿。曾國藩、羅澤南聽到塔齊布平安迴營，都翻身跳將起來，光著腳就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淚傾訴勞苦。這時，塔齊布卻談笑自若地說：“我餓極了，快拿飯給我吃。”評價一個人才，要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塔齊布平時雖然看似有愚憨、無能之態，但一到戰場便摩拳切齒，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對方的架勢。尤其好單騎逼近敵壘，以偵視虛實，因此幾次都陷入危境，之後才轉危為安。
正所謂知人善任，曾國藩既要對上等人才加以引導、提拔，也要對下等人才加以勉勵和推薦。曾國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現在知道人的長處，還表現在知道他的短處。
在曾國藩的幕府中，李鴻章的長處在聰明、有才華，短處在於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過於外露，正如曾國藩所說的“神采外騰”。所以曾國藩有意磨煉，使他能盡展其才，揚長避短。對於其他部下，他在指出其優點時，也一並指出其短處，加以告誡。
對於淮軍名將郭鬆林，曾國藩則評價說：“郭公治事氣足，而才不長，頓欠條理，難將多人，仍恐不可獨當一麵。”郭鬆林後來參與圍剿撚軍，輕敵冒進，結果兵敗身死。而對於李元度，曾國藩一直提心吊膽，因為他知道“次青實不能治軍”，李元度卻不服，率軍獨當一麵，後來在徽州一敗塗地，從此一蹶不振。
在評價劉銘傳時，曾國藩說他：“所長在果而俠，其所短在欠謀蓄”，因此責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堅忍，正所以勉其海量，進之於蓄也”。
曾國藩評價降將陳國瑞，說他“氣矜太甚，又其部下諸將不樂為用，終難獨當一麵”。評價另一位部將時卻說：“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實非所長。”果如其言，陳國瑞因過於驕縱，終被流放，另一人也未有大功。
評價李鴻章之弟李昭慶，曾國藩說：“未嚐多曆艱苦，恐其視事太易。”李昭慶隨曾國藩剿撚，總理營分，也無大建樹，最後隻升到記名鹽運使，與他的兩位兄長簡直是天壤之別。
曾國藩對鮑超的認識最為深刻。他曾對鮑超進行過詳細的分析，認為鮑超有幾個致命弱點：
（1）貪利
“春霆（鮑超）於‘利’字素看不薄，頗有不服眾心之處”，“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財無製。”因為他貪心，所以部下統領、營官、哨官慣扣勇糧，終致引發金華兵變。
（2）貪名
曾國藩在給河南巡撫李鶴年的信中說：“春霆素好美名，好小殷勤，若於奏疏中偶說好話，渠感之最深，或送高麗參及鞍馬、衣服等事，渠亦曆久不忘。閣下若於此等小事稍一留心，則大事最易商量，斷不齟齷矣。”這樣的人貪小失大，很難辦成大事。
（3）有勇無謀
鹹豐十一年（1861年），鮑超奉命與多隆阿並肩作戰，令曾國藩很傷了一迴腦筋。因鮑超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與多隆阿很快就產生了矛盾。曾國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調停，說：“鮑公勇多謀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萬！千萬！性命攸關，不可客氣。”
他進一步分析說：“春霆之才，善於戰守而不善於料理外事；慣於平原而不慣於深山窮穀；宜於坐營而不宜於屢次移動……”
因此，曾國藩隻將他作為衝鋒陷陣的猛將，從不讓他兼管地方政務，鮑超最後也隻做到提督。
借人之才為才，用人之力為力
一個人成功與否，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資源，把別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曾國藩就是一個善於把別人能力化為己用的人。
春秋戰國時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戰爭，而是對人才的爭奪。人才的得失直接導致王朝的興衰，韓嬰在《韓詩外傳》中說：“殷紂王殺比幹，而致殷並於周；陳靈公殺泄治，而使陳亡於楚；弱小的燕國得到了樂毅，遂破強大的齊國……”
劉邦與項羽的勝敗，也是得人用人的經典之例，拿劉邦自己的話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他不如子房；鎮國家，扶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他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他不如韓信。子房、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因此，劉邦戰勝項羽得到天下當上了漢朝開國皇帝。
通讀曆史，曾國藩很有感觸，於是在他的《雜注》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大意是：打江山創事業一定要有基礎，你的宅基有多大，事業基礎就有多大，就像房間一樣，你蓋得有多大，庇護你的人就有多少。所以，基礎的打造非常重要。而這個基礎就是人才的舞台。後來的事實也說明，曾國藩的蓋世功業，與他在身邊聚集起能夠和太平天國相對抗的人力資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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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非常注重借人之才為才，用人之力為力，因為他知道古今人們的著述非常豐富，而自己的見識非常淺陋，那麽就不敢以一己之見而自喜，應當擇善而從；他知道自己所辦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不敢以功名自居，應當思考怎樣推舉賢才，一起去完成偉大的功業。曾國藩自認為自己屬於“中才”或接近於“笨”的一類，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個智囊團，曾國藩常以各種形式征求幕僚們的意見。
當然，曾國藩深知什麽時候該借人，什麽時候不該借人，可謂睿智。“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為官之道的首著。“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賭注。曾國藩說自己近乎“拙愚”，實際上不是，他頗有心機。他無論是在位高權重、一唿百應時，還是在舉足輕重、一言而決時，甚至在他不得誌的困辱之時，都不與朝中親貴相交往，因為他不願卷入高層的政治鬥爭中做無畏的犧牲品。當然，這並不等於他與高層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沒有密切的聯係。他在暗中也是使著“借”字訣的。
曾國藩24歲以前，他的足跡從未踏出過湖南，到過的地方隻有長沙、衡陽等地。他也像所有讀書人一樣，把科舉考試看做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在湖南家鄉，除郭嵩燾、劉蓉等，也沒有結識幾個對他以後人生有特別重要影響的人。
曾國藩在打造湘軍之初，勢單力薄。在給劉蓉的信中，他曾這樣寫道：“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意指劉蓉必須過來，希望每天聞一聞你腳丫子的味道，還有郭嵩燾必須要加盟到我這裏，要在一起共事，要支持他的事業。
曾國藩所打造的湘軍與清政府的其他軍隊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皆由政府編練，遇到戰事，清政府便調遣將領，統兵出征，事畢，軍權繳迴。湘軍則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親自選募，哨官則由營官親自選募，而營官都是曾國藩的親朋好友、同學、同鄉、門生等。
這樣一來，曾國藩的這支湘軍實際上是“兵為將有”，從士兵到營官所有的人都絕對服從於曾國藩一人。這樣一支具有濃烈的封建個人隸屬關係的軍隊，包括清政府在內的任何別的團體或個人要調遣它，是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到後來，湘軍便有了很濃重的私家軍隊的味道，就連朝中都有人悵然說過這樣的話，大意也是朝廷的命令無法調動湘軍，但曾氏一紙手令，部屬便為之千裏驅馳，曾國藩的聲望可見一斑。後來，曾國藩還用聯姻的方式來鞏固自己事業的根基。其中最有名的是與他換過帖子的至交好友劉蓉、羅澤南、郭嵩燾等人，都與他結為了親家，從而在朋友的基礎上又加進了兒女親家的一層更堅固的關係。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李元度、李鴻章等也都是曾國藩的生死之交，最後親上加親成了親家，有如一家。
擁有這些人才組成智囊團參謀其事，曾國藩最終成就自己的功業，他身邊的這些人能夠成為基幹力量是關鍵，他的合縱連橫之術才是其事業最終發展的保障。
曾國藩認為，一個人無論如何智慧超群，他總是有缺點的，而那些笨人也有自己的可取之處。尤其他認為自己屬於中等之才，或接近於笨人一類，因而更注意汲取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短。在同自己的幕僚長期合作的過程中，每遇大事決斷不下，曾國藩就會以各種形式向大家征求意見，而幕僚們也經常向曾國藩投遞條陳，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解決辦法。
比如，采納郭嵩燾的意見，設立水師，湘軍從此名聞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視。可以說是曾國藩初期成敗的關鍵。著名的湘潭大捷，與李元度、陳士傑的出謀劃策也分不開。
再如，鹹豐十年（1860年），正值湘軍與太平軍戰事的關鍵時刻，英法聯軍進逼北京，鹹豐帝令鮑超北上勤王。
這給曾國藩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鮑超是眼下戰場的主力，現在正是要命的節骨眼，如果他此時北上，湘軍的戰鬥力就會減少一半，恐怕再難與太平軍對峙，多年的成果可能都要毀於一旦；但如果不去又萬難找出借口：還有什麽事比勤王更重要呢？曾國藩讓幕僚們各抒己見，最後終於得出一個“按兵請旨，且勿稍動”的策略，躲過了一次危機。
還有，如采納容閎的意見，支持民族工業，派留學生出國，在後世留下了洋務派領袖的美譽。
上麵的例子無不證明，正是因為善於利用眾人的智慧才成就了曾國藩的成功大業。
當然，要建立強有力的關係網，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對別人有用、有價值，別人才會願意和你交往。
曾國藩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抵達權力巔峰的過程告訴我們，他的秘訣有兩點：一是善於建立各種關係，一是平時也不忽略加強自身各方麵的訓練和積累。
雖然說，如果沒有穆彰阿等人的提攜和引薦，曾國藩就是再有過人之才，他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內連躍十級。但是，如果沒有曾國藩十年如一日地對自己的刻苦提高，也就不會有人來舉薦他；而且即使有很多人來舉薦他，效果也絕對不會這樣好。所以，機會隻屬於那些有準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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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看重善於與人交際的同時，也應重視平時的刻苦積累和努力上進。要建立起一個優質的人才庫，僅有慧眼識人的才能是不夠的。作為一名領導者，他必須要有強烈的求才若渴的願望，並用虛心和誠心感動人才，這樣方能用人如器，讓藏龍騰飛，讓臥虎猛躍。在這一點上，曾國藩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鑒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用人有很大的學問，在曾國藩看來，用人是否得法，直接關乎事業的成敗。曾國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稱羨的成就，與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密不可分的。古人雲：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關於識別人才、使用人才，曾國藩雖也主張不拘一格，然而，在曾國藩的眼裏，以下這兩種人卻是不會被他重用的。
1.誇誇其談的人
曾國藩瞧不起那些誇誇其談的人。他說過：“長傲多言為兇德。”多言是傲的一種表現，人一驕傲必然會流於虛偽，難成大事；好議論他人、譏評時人同樣容易讓人生厭。一個人如果能做到“是非皎然於心而一言不發，勁氣常抱於胸而纖毫不露”，不怕成不了大事。
與人相處，一個人如果總是自以為是，時時都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別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麽別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
誇誇其談的人，往往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話不多；與親人相處的時候，話也比較少；但當他與朋友在一起時，話就很多，如果有異性朋友在，話就更多，甚至於語不驚人死不休，說到得意處，更是手舞足蹈。這樣的人最容易招致他人的厭惡。
在曾國藩所談的“處世禁忌四緘”中，第一條就談到不喜好誇誇其談、到處表現自己。曾國藩第二次做兩江總督時，李鴻裔來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儻，不拘小節。曾國藩也特別鍾愛他，對他像兒子一樣看待。曾國藩的密室，平常也隻有李鴻裔可以隨便出入。當時曾國藩的幕僚中有“三聖七賢”十大儒，他們都是名極一時的宋學大家。曾國藩驚歎他們的名聲，把他們都招納了進來。然而隻是挨個地安排他們衣食住行等，並不給他們以實際的職位。
一天，曾國藩正在和李鴻裔在室中談話，正巧有客人來到。曾國藩出去迎見客人，留下李鴻裔自己在室中。李鴻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無意中看到一首《不動心說》的詩，是某位老儒所寫，這位老儒，就是外人所說的十個聖賢中的一個。文後邊寫有這樣一段話：“使置吾於妙曼娥眉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吾於紅藍大頂之旁，問吾動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
李鴻裔看到這裏，忍不住拿起筆在上麵戲題道：“妙曼娥眉側，紅藍大頂旁，爾心都不動，隻想見中堂。”寫完，扔下筆就出去了。
曾國藩送走客人，迴到書房，看到新題的文字，歎聲說：“一定是這個小子幹的。”就讓左右招唿李鴻裔，這時李鴻裔已經不在衙署中了。
曾國藩令人拿著令箭到處去找，最後在秦淮河上的花船中找到了他，帶了迴來。曾國藩指著他所寫的字問道：“是你幹的吧？”
李鴻裔隻好老實地迴答：“是。”
曾國藩說：“這些人都是些欺世盜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們所以能夠獲得豐厚的資本，正是靠的這個虛名。現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來源，那他對你的仇恨，豈能是平常言語之間的仇怨可比的？往往殺身滅族的大禍，就隱伏在這裏邊了。”
李鴻裔敬畏地接受了這番教誨，從這以後，他就慢慢地收斂了自己，再也不敢大言放肆了。
2.輕薄的人
一個人最忌的就是輕薄浮淺，沒有內涵，幾番接觸之後，就會使人感到俗不可耐，甚至令人生厭。大凡有一定學識或修養的人，都能夠沉著穩健，謙謹坦蕩。
曾國藩對於輕薄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他說：
“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約有三端最容易觸犯：聽到別人有惡德敗行，聽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別人的功業和名聲，慶幸別人有災，高興別人得禍，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兒子受命於父，這都是有一定之數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貴，日夜自我謀劃，將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塊金子，冶煉時自認為是莫邪、幹將一類的寶劍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苞蘊著社會上的清清濁濁、是是非非，但不明確去表示讚成或者反對，這本來是聖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強去分什麽黑白，遇事就激動張揚，這是文士輕薄的習氣、娼伶風流的形態，我們這些人不體察就去效仿它，動不動就區別善惡，品評高下，使優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勵，而低劣的人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現今老了，這三端還要加以防戒。”
曾國藩在其人生經曆中，最反對那些幸災樂禍、狂傲自大、妄斷是非、自以為是的人，他是一個極富憐憫心的人，一些有功業名聲的人遭了災難，即使在戎馬倥傯自身難保的艱難歲月，他也絕不會對此無動於衷，而是盡量地給予接濟和照顧。
鹹豐年間，曾國藩駐守祁門，當時的形勢可謂險象環生，儲備極其困乏，這是他一生行軍中最苦難的時候。一天，他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帶多有經學大師，遭受戰亂，顛沛流離，生死都不知道，於是派人四處詢問，生存的人給以書信，約他們來軍中的幕府相見，死去的人對其家小給予一定的撫恤，索取他們留下的文章妥善保留。
至於輕薄的第二端，曾國藩特別地指出了其危害：驕傲是最可惡的一種德行，凡是擔任大官職的，都是在這個字上垮台的。指揮用兵的人，更應警惕驕傲和懶惰的習氣。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驕、惰這兩個字誤事最多、最大。
至於妄斷是非的第三端，他曾這樣規勸有關人士：
“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出，以是招謗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眾，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
也就是說，他主張精明必須與寬容結合，而且要以尊重別人為前提。為人、為官、治世、為政如能戒此三端，必當受益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