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為官要知為人之道
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過改之,過而無恐。過錯是一種失去,還是一種獲得。勇於改正自己缺點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錯不改的人,往往一事無成。隻有不斷完善自己,才能在險惡複雜的環境中求得生存與發展的機會,這是千古不變的生存法則。
現實中的很多人總是自我感覺良好,隻看到別人的缺點,發現不了自己的缺點。別人指出的時候仍舊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舌如簧,這種人永遠不會有進步。正視缺點和不足,設法克服並改正,這樣才會有所突破,曾國藩就是這樣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並堅決徹底地改正和執行。
1.正視自己的不足
曾國藩的性格一生發生過多次轉變,早期個人修養也並不深厚,一遇不順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氣性情很不穩定。與人交往時善於言談,愛出風頭。但他自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他認為,知過即改,從善如流,對一個人的修身養性至關重要。因此便下定決心改變這種性格,但卻屢有反複。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性格的養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有一天,好友竇蘭泉來拜訪曾國藩,兩位學人商討理學,然而曾國藩並未真正理解竇蘭泉所說的意思,即開始妄自發表見解,且詞氣虛矯。事後曾國藩指責自己:不僅自欺,而且欺人,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由於不誠實,所以說話時語氣強辯,談文說理,以表示自己學理精湛,其實這是一種虛榮心的表現。
曾國藩意識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製不了自己的情緒。幾天後,朱廉甫前輩與部蕙西來訪,這二人都是孔子所說的正直、見聞廣博的人,但是曾國藩故伎重演,說了許多大言不慚的話,過後又十分後悔。
由此可知,認識隻是一個開始,實際行動才是關鍵所在。他給自己約定法章:大凡往日遊戲隨和的人,態度不能馬上變得孤僻嚴厲,隻能減少往來,相見必敬,才能漸改爭逐的惡習;平日誇誇其談的人,不能很快變得聾啞,隻能逐漸低卑,隻有少言多聽、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惡習。
2.改變自己從內在開始
與人交往要懷著一顆真誠、謙遜之心。不需要客觀的抑製,真正的改變應該是從內在開始的。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受天性投緣的影響,但是很多種情況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決定的;所以,人能勝天,不要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曾國藩深受啟發,他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陷,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和完善自我。
1843年正月,曾國藩的兩位同年來看他。飯後,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國藩大發脾氣,怒不可遏,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決心,雖然友人多次勸阻,他仍然放口謾罵,肆無忌憚。事後,曾國藩又很後悔,又檢討了自己。從此以後,他日漸成熟,逐漸地改掉了自以為是的毛病,與人交往時,他懂得給人留麵子,削弱自身的鋒芒。
對於自己的言行,他認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檢查,一天不查以後有問題再補救就難了。他逐日檢點,事事檢點,嚴格要求自己,把檢點自己視為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
《周易》說,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曾國藩的一生就是在日日嚴於自律中度過的,他對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嚴厲而苛刻。
3.常常反省,勇於改過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和局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不同的是所犯過錯的大與小、多與少。而犯錯之後如何用正常而積極的心態去麵對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說,有過必糾、有錯必改才是正確的選擇。曾國藩認為,注重頤養德性的人,會經常不斷地洗滌自己所犯的過錯,並且常常反省、告誡自己勇於改過,這樣才會使自己不斷走向完善。
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坦然地麵對自己的過錯,從不虛偽地遮掩和找借口,並且可以積極地去改正。心裏踏實,糾結也少了,做事也順利許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飾就有多少醜態。
在經曆了多次磨難後,曾國藩的性格漸漸走向完善,為人處世方麵也變得圓通。他認為,人的欲念太重,過分追求某些東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現自己就容易言辭不當,惹人厭煩;過於認可自己就容易驕傲自滿,自以為是。此二者都應該常加克製,他認為自己仍然沒有將這二者清掃幹淨。
他認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檢點,戒除自滿需要把自己放置於世界之中,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態保持平衡。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歎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窮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他認為蒼穹之中,自己隻為沙粒,為塵埃,不足提起。所以一個人成就再大也沒什麽好驕傲自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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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掉自己的缺點,曾國藩的決心之大、意誌之堅,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他的這種堅定的意誌與決心,不僅對他一生的性情修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業的重要原因。他告誡自己一定要謹記三個字:不自欺。他認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恆,就是因為不敢正視自己的錯誤與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不斷完善自我。他不僅每日自我反省,還主動從親友處吸取建議,希望從別人那裏獲得信息,誓做一個內外兼修的人。
曾國藩這種嚴於律己的思想和行為值得我們去學習,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備條件,也是為人處世應該注意的環節。
雕琢性情,鍛造氣質
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東方古典文化中,“靜”的含義為:放下萬物,心無雜念、豁達光明的心境。
曾國藩一直學習古代先哲的智慧,並能不時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為鑒,以聖賢為鏡,用各種方式雕琢自己的內在性情。
1.靜是一種境界
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
“以你現有水平,要每日多讀書培養氣質內涵,日積月累就會有所長進,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結構,再加上精良的裝修功夫才能成為華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無主呢?內在的修為是需要時間與耐心的呀。”
這封信雖是寫給弟弟的,可又何嚐不是他自己的心靈寫照?
“靜”是一種真實無妄、虛靈自然、無往無礙的境界,這種境界體現於道義,就是孟子所說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體現於對生命的體驗,就是莊子的逍遙遊,既可以表現為波瀾壯闊,也可以表現為小橋流水。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這個道理。老子說“上善若水”,指的就是這種無所執著、順物自然的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內心的體驗是一種無邊的恬靜和無牽無掛的快樂,似乎已經達到了終極的滿足,再遇到什麽樣的困難也不會覺得辛苦了。
2.超凡的心境要培養
傳說孔子的學生顏迴身居陋巷而不改其樂,現代人很難理解,其實隻是沒有嚐過“道”的滋味的緣故,倘若了解“道味”之樂,應該也有孟子的正氣和莊子的逍遙了。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憑空產生,而是需要培養的。
培養的方法,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隻是靜些,其實在任何環境下都做得到。或者說是否做到不在於環境條件,而在於是否有一種恬淡衝虛的意境。
我們經常有這樣的體會:高度緊張,心理壓力過大,短時間或許無妨礙,時間一久,必致傷身害體。曾國藩對此深有了解,所以經常主動尋找快樂,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的解脫和培養性情的方式。
曾國藩投筆從戎,每天都在與太平軍激烈的對抗中生存,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這時他也不忘調節自己的心理,詩歌和書法給他帶來許多快樂。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許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國藩學問淵博,文學根底甚深,每日批閱的文件、書信雖多,但非常認真、仔細。他批閱公文喜詼諧,很耐人尋味。
鹹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國藩駐軍祁門。一日批閱公牘,內有浙江省建德縣團練把總李元的文書,麵用“移封”。
“移”是一種官方文書,分文移和武移兩種。文移是譴責性公文,唐代以後成為官府平行機構間相互交涉的文書;武移是聲討性公文,跟檄文相似。
當時,曾國藩任兩江總督,集四省軍政大權於一身,而團練把總最高為正七品銜,李元把總竟用“移封敵體”,是無知還是憨?曾國藩看後,於封麵上題17字令雲:“團練把總李,行個平等禮。雲何用移封敵體?”並自記:“見者無不絕倒。”
在上麵的案例中,他不怒反樂,說明曾國藩良好的性情與氣度。由此可見,性情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3.擁有良好的心境
一個人之所以能夠受到多數人的承認或推崇,更主要的還是來自自身的修養。由於曾國藩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熏染陶冶,經過嚴格科舉考試而產生的一個典型的封建知識分子,所以他對儒家那一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看得非常重要,視為平生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基本準則。而曾國藩能夠把自身的修養同“齊家、治國、平天下”聯係起來,並按三部曲來進行,自是他為人處世的高人之處。
曾國藩主張,修身必須首先結合實際去進行。不管是讀書做學問,還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帶兵打仗,還是為官從政,都有修身的大學問體現其中。要做到這樣,曾氏認為重要的問題就是立足於精神修養。
精神是人生意誌的本源。有什麽樣的精神狀態,就會有什麽樣的人生觀。曾國藩認為,精神的修養,全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謂治心之道,如懲忿窒欲、靜坐養心、平淡自守、改過遷善等,都屬於精神方麵的修養。
因而,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關於這方麵的言論很多。他主張,精神修養必須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個步驟去進行。心靜自然平和,平和之後改進也能很好地進行,這三者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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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東漢以來,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哲學與老莊自然淡泊的消極出世人生哲學始終是互為補充的。至於佛家所說的“明心見”,更要求人們先有靜的境界。因而,靜坐也就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最基本的修養功夫。曾國藩綜合儒道佛三家之說,把靜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心靜很重要,聖賢們都能做到這一點。王陽明正是因為有這功夫所以才不動心。若心不能靜,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徹底,即使找到緣由也不明其理,無從下手,因為心是浮躁的。
曾國藩在強調靜字的同時,還主張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說:“思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並表示“世俗之功名須看得平淡些”。因為他認識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狹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擾住心,精神也沒有安靜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會感到快樂。曾國藩是想讓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為私欲所擾亂,務使精神恬靜,不受外物之累,然後可以處於光明無欲的心境。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以後的一係列行為都能很好地證明這一點。
曾國藩的養心學問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為一個人在官場中混最不易,最易喪失威權與榮耀,其中也有一些“規矩”,這些規矩要獨運於心,在幕後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悅人,即保持一團和氣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搗亂。擁有良好的心境之後,即使遭遇不幸,也能順氣自怡,可貴的是誌向操守不改,能順應環境的變化而生存。
廉而不欺,立身之本
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
驕傲自滿的人,總把自己的長處和別人的短處相比,自我滿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謙遜的人不僅能夠發現他人的優點,還能積極、虛心向他人學習。集眾人之長,補己之短。
1.謙虛使人進步
《尚書》中說:“滿招損,謙受益。”謙虛作為一種美德,既表現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和積極的進取精神,又體現了對他人的尊重。曾國藩說,人若保持謙虛,自可進境無窮。自身的充實和完善皆由好心態開始。所以人無論在什麽時候都能夠謙虛,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說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種謙遜的美德:“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汜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由此可見,謙遜美德能使人獲益良多,擁有謙遜就擁有了福氣。
一個謙虛的人無論處於何時、何地,都能覺察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永遠懷著一顆上進之心。
曾國藩曾經這樣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爾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態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時間裏,就由一個默默無聞的守節閑官,逐漸升階為權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說過的一句話來概括:“謙以自持,嚴以馭下,則名位悠久矣。”謙虛也是一種以退為進的人生謀略,更是修養自我的保身之道。
謙虛之人必為低調之人,不招人厭惡,不引禍端,即使有禍也能避過。
2.謙虛的具體表現
在讀書方麵,曾國藩認為,“吾人為學最要虛心”,他以切身體驗告誡弟子:“讀書窮理,必得虛心。”
曾國藩曾經說過一句話:“天下無窮進境,多從‘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過一個比喻:一個人埋頭看書,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堅持看到一百歲,在一般人眼裏,可能算是知識淵博了。但是中國的古籍浩如煙海,即使有人認為他已經博覽群書,而他所看過的書與整個史籍比較,卻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個人不能自滿,天下之大,強中更有強中手。
在治軍方麵,曾國藩受命組建湘軍之後,便常常自責:“唯有敬濯不敢師心,而務要虛心,以收集思廣益之效”。這種想法一直伴隨著他。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恐蹈覆轍之咎也。”在那個年代,曾國藩能這樣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軍內部自將領至兵卒,必須精誠團結,努力作戰,有功不能驕傲。受他的影響,湘軍雖然屢立戰功,但從不自傲,這就是曾國藩作為一代聖賢的過人之處。
在仕途方麵,曾國藩年少輕狂,經常輕議時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對,經曆過挫折之後,他改變了為人處世之道。在長沙城的綠營中,他主動謙虛地與當地官員交好,不僅給他人台階下,也緩和了人際關係。
3.以謙立身,人生更輝煌
曾國藩視為立身之本的是“謙”字。若要做到以謙立身,首先要戒除驕氣,因為,驕傲自滿是人生的大敵,盛氣淩人是人際交往中的敗德。曾國藩認為驕必然會導致敗,他經常諄諄告誡子弟部下,不可驕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於己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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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虛也是一種尊重他人的體現,隻有尊重他人,才可以獲得他人的尊重。當然凡事皆有度,不可夜郎自大卻也無須妄自菲薄,這兩種做法都隻會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過分謙虛,因為這樣不僅不會獲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輕自己。
謙虛要以事實為依據。本來自己做得不錯,卻說成一塌糊塗,本來自己很有能力,卻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這是一種過謙的表現,也就是虛偽。謙虛不是一種形式,而是發自本心的由內而外的個人素質的體現。
謙虛必須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麽時候該謙虛、什麽時候不該謙虛,謙虛的對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時而異。這樣的“謙”才是應該提倡和追求的。
曾國藩一生恭謙,他作為長房長孫,給予家族的威儀和他作為三軍統帥給予諸將的嚴厲,談得最多的,便是家族和三軍的傲氣。家書中勸誡幼輩要戒驕戒躁,軍事上亦同。正是因為他的“謙”使他的人生更加輝煌。他也是低調為人高調做事的典型代表。
改過遷善,而後興家
如果把人生比做一項浩大的工程,起步時候的積累是很重要的。如果蓋的是高樓,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與修身的關係也是這樣,誌願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礎,越要改掉自己的缺點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缺點毛病就好比是“豆腐渣”工程,完善的人格就好比真材實料的地基。人生是高聳入雲還是毀於一旦差別就在於此。
曾國藩對這一點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他說:“古之君子參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心悅神爽,而後有驕集之祥。”那麽怎樣才能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礎呢?曾國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過反省自己的缺點過錯,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隻要想改過就一定有方法。
曾國藩改過遷善的事,大致有三類:
1.戒多言
每個人都有由青澀到成熟的過程,曾國藩也不例外。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但耿直的性格使他“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他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言談,但就是難以改過。他認為自己雖然言辭犀利但多為好意,因此想改卻深感迷惑,不知從何下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
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誠心待友,交人交心,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認為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
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裏,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隻有岱雲敢於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於朋友,每個恃過深,不知量而後人,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齷,大者兇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世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當天的日記中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錯,認為自己平日都以忠言對人,但卻常常惹人不快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平日裏不夠敬友;二是一生氣就任性無禮;三是別人給台階下,自己還不領人情。今後惡言不可從嘴裏輕易說出,氣別人也氣自己,謹記切戒。
曾國藩的父親看到曾國藩身上確有不少毛病,迴到湖南後又立即給兒子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即保身三要:節欲、節勞、節飲食。還說兒子與人交友,眼裏隻看見別人的不對卻看不見自己的不足,所以常會和朋友有矛盾、別扭的地方。應該立即改正並向友人致歉。況且從養生之道講,一喜一怒,情緒不穩是不利於身體健康的。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信對曾國藩觸動很大,但以後曾國藩仍重蹈舊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於公於私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還是怠慢了同學,事後又後悔了很久。
每個人在檢查自身毛病的時候常會物極必反。凡事有度,對待自身的缺點不能坐視不管也不可緊張過度,找到方法,一一更正就是了。當曾國藩也意識到這個道理後,在處世待人方麵日漸成熟,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
2.戒怒
曆來性格開朗之人多有脾氣。曾國藩早期的個人修養也並非像後來那樣寵辱不驚,也屬於一遇火就著的個性。在他早年的《日記》中,這方麵的事例頗多。
曾國藩出門拜客,又因為下人不得力,屢屢動氣。他在日記中說自己每日總是“忿”字、“欲”字往複,想按捺住,但一到關鍵時刻就像火山噴發一樣難擋。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同時,他堅持寫作《治心經》以懲戒不好的東西。曾國藩性格的完善,為人處世之圓通,還是經過很多事、用了很長時間才達成的。尤其是鹹豐八年(1858年)再次出山後,他性格大變,幾乎是換了一個人。這期間,曾國藩經曆了成敗勝負的多次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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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經世事、受磨煉才能慢慢塑造良好的性格,光有心是不夠的。
3.戒貪妒之心
曾國藩認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若追求過分,就會滋生貪欲和妒忌之心。
將欲造福,就得先去嫉妒之心;將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不嫉妒別人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不貪求才能獲得真正有益的東西。
曾國藩認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他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人心中的私物就是發展的羈絆,隻有放下物欲和嫉妒才能更正自己的缺點,彌補不足,獲得長遠的發展。
曾國藩認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恆,無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隻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夠堅持到底並取得實效。
為了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而不自欺,曾國藩采取了多種辦法,把自我反省與找人監督相結合,對待自己的缺點他從沒手軟。
“戒多言,戒怒,戒貪欲”,曾國藩用這三點改正了自己的缺點,邁出了完善人生的第一步。缺點人人都有,但剔除卻並非人人都能做得到。曾國藩的這些思想,實可用來救治當世之病,也可作為修身的必備條件。
義字當先,自有生者強
“強行者有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都是在說,骨子裏堅強勇敢的人是有誌向懂自強的人。這也是人們共同追求的一種理想人格。這種人格表現在事業上,被稱為豪傑,表現在為人風範上,被稱為君子。
曾國藩是一位封建官僚,曆來被稱為頑固、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代表。然而正是因為他受過純正的傳統文化洗禮,所以在他身上,確實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某些精神。雖然他的成就遠不能與古代聖賢相媲美,但在人格修為方麵也曾被譽為“聖相”,足見其出眾。曾國藩以書生身份成為名將,由文而武,亦文亦武,所謂“出將入相”,正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最高目標。
1.豪傑人格
儒家理想中的人格,主要以“溫、良、恭、儉、讓”為特征,塑造出來的人物,是“文質彬彬”的君子,盡管它包含了一些積極的因素,但總的來說,缺少一種豪邁勁頭。於是,儒家又提出了第二個層次的人格模式作為補充,即豪傑人格。
所謂豪傑,是一種傑出、俊偉的人格形象,是大智大勇之人。力勇過人謂之豪,德智非凡謂之傑。與君子形象相比,這種人以天下為己任,敢作敢為,帶有雄壯、偉岸的色彩。曾國藩就是最好的代言人。總體上說,豪傑人格具有下列特點:
(1)義字當先
禮多為舊製,而義者宜也,宜於時宜於勢,崇義比守禮更符合時代的發展。豪傑之士有著極強的原則性和正義感,不受禮節的拘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是從。豪傑之士不會用古板態度麵對製度和規矩,而是堅持更高意義的信,信於心,信於義。
(2)大仁大義,個性十足
豪傑比君子更注重人格的獨立與尊嚴,不把服從作為美德。豪傑隻以義為貴,隻服從於義,就是富貴、權勢都不足以動搖他的意誌,改變他的行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又是豪傑維護的最高價值,絕不容許有任何侵犯。由於相信義的力量,豪傑有著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隻要堅信自己擁有義、符合義,雖有千萬人反對、阻撓,豪傑也能勇往直前,表明豪傑具有極強的信心。
(3)鋼鐵意誌
豪傑之士有著剛毅的意誌、寬廣的胸懷和凜然的正氣。因為他們具有遠大的誌向和恢宏的氣魄,以誌帥氣,故能“持其誌,無暴其氣”,有一種廣大、剛強、正義凜然的精神。因而,豪傑之士有極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從不妄自菲薄,自暴自棄。
(4)曆史責任感強烈
豪傑之士以義為生命的價值所在,自覺地堅定不移地實踐義,比君子具有更加強烈的曆史使命感。這種人格形象,自覺地把救世利民、行仁義於天下作為自己神聖的使命,越是危難之世,越顯英雄本色。因而,豪傑不相信任何救世主,把救世救民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曆史使命。為了完成這一崇高的曆史使命,豪傑之士不畏任何艱難險阻,把一切挫折、困頓都看做是對自己意誌的磨煉,認為隻有吃大苦、耐大勞,才能立大誌、成大業。
總之,豪傑人格是一種英雄氣象。君子注重內在的修養,豪傑則側重向外的濟世利民,把自己的誌向與國家民族利益相結合,對“匹夫有責”有自己的一番理解。所以說,豪傑比君子具有更加強烈的感召力,許多對社會的發展、文化的進步做出卓越貢獻的傑出人物,心中對自己的定位都是如此。
2.創業於世需要陽剛之氣
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轉折時代,要達到自己救國安民、實現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難更大,需要犧牲的東西也更多。曾國藩自己很清楚這個道理。他認為,以往的聖人豪傑之所以能夠完成自己的誌向,都是排除了萬難之後的結果。正所謂“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為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人要立身於世,創業於世,一定要具有“陽剛之氣”。曾國藩分析道:“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因此,“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曾國藩相比於同時代的許多人來說,可算是事機頗順,無論科考中舉仕途升遷,都沒有經過太多波折。但他能成就大業,仍然遭受過無數磨難。僅陷入絕境、瀕於自殺的情況就有數次,而軍事敗績、遭讒被陷、眾人猜疑的情況,更是不勝枚舉。後來他總結說,平生長進,全在遭受折辱之時。
這種時候,誌向會更明確,意誌也會更堅決。終有所成之後都會感歎:堅強不屈是成功之根本。
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過改之,過而無恐。過錯是一種失去,還是一種獲得。勇於改正自己缺點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錯不改的人,往往一事無成。隻有不斷完善自己,才能在險惡複雜的環境中求得生存與發展的機會,這是千古不變的生存法則。
現實中的很多人總是自我感覺良好,隻看到別人的缺點,發現不了自己的缺點。別人指出的時候仍舊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舌如簧,這種人永遠不會有進步。正視缺點和不足,設法克服並改正,這樣才會有所突破,曾國藩就是這樣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並堅決徹底地改正和執行。
1.正視自己的不足
曾國藩的性格一生發生過多次轉變,早期個人修養也並不深厚,一遇不順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氣性情很不穩定。與人交往時善於言談,愛出風頭。但他自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他認為,知過即改,從善如流,對一個人的修身養性至關重要。因此便下定決心改變這種性格,但卻屢有反複。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性格的養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有一天,好友竇蘭泉來拜訪曾國藩,兩位學人商討理學,然而曾國藩並未真正理解竇蘭泉所說的意思,即開始妄自發表見解,且詞氣虛矯。事後曾國藩指責自己:不僅自欺,而且欺人,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由於不誠實,所以說話時語氣強辯,談文說理,以表示自己學理精湛,其實這是一種虛榮心的表現。
曾國藩意識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製不了自己的情緒。幾天後,朱廉甫前輩與部蕙西來訪,這二人都是孔子所說的正直、見聞廣博的人,但是曾國藩故伎重演,說了許多大言不慚的話,過後又十分後悔。
由此可知,認識隻是一個開始,實際行動才是關鍵所在。他給自己約定法章:大凡往日遊戲隨和的人,態度不能馬上變得孤僻嚴厲,隻能減少往來,相見必敬,才能漸改爭逐的惡習;平日誇誇其談的人,不能很快變得聾啞,隻能逐漸低卑,隻有少言多聽、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惡習。
2.改變自己從內在開始
與人交往要懷著一顆真誠、謙遜之心。不需要客觀的抑製,真正的改變應該是從內在開始的。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受天性投緣的影響,但是很多種情況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決定的;所以,人能勝天,不要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曾國藩深受啟發,他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陷,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和完善自我。
1843年正月,曾國藩的兩位同年來看他。飯後,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國藩大發脾氣,怒不可遏,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決心,雖然友人多次勸阻,他仍然放口謾罵,肆無忌憚。事後,曾國藩又很後悔,又檢討了自己。從此以後,他日漸成熟,逐漸地改掉了自以為是的毛病,與人交往時,他懂得給人留麵子,削弱自身的鋒芒。
對於自己的言行,他認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檢查,一天不查以後有問題再補救就難了。他逐日檢點,事事檢點,嚴格要求自己,把檢點自己視為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
《周易》說,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曾國藩的一生就是在日日嚴於自律中度過的,他對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嚴厲而苛刻。
3.常常反省,勇於改過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和局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不同的是所犯過錯的大與小、多與少。而犯錯之後如何用正常而積極的心態去麵對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說,有過必糾、有錯必改才是正確的選擇。曾國藩認為,注重頤養德性的人,會經常不斷地洗滌自己所犯的過錯,並且常常反省、告誡自己勇於改過,這樣才會使自己不斷走向完善。
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坦然地麵對自己的過錯,從不虛偽地遮掩和找借口,並且可以積極地去改正。心裏踏實,糾結也少了,做事也順利許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飾就有多少醜態。
在經曆了多次磨難後,曾國藩的性格漸漸走向完善,為人處世方麵也變得圓通。他認為,人的欲念太重,過分追求某些東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現自己就容易言辭不當,惹人厭煩;過於認可自己就容易驕傲自滿,自以為是。此二者都應該常加克製,他認為自己仍然沒有將這二者清掃幹淨。
他認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檢點,戒除自滿需要把自己放置於世界之中,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態保持平衡。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歎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窮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他認為蒼穹之中,自己隻為沙粒,為塵埃,不足提起。所以一個人成就再大也沒什麽好驕傲自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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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掉自己的缺點,曾國藩的決心之大、意誌之堅,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他的這種堅定的意誌與決心,不僅對他一生的性情修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業的重要原因。他告誡自己一定要謹記三個字:不自欺。他認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恆,就是因為不敢正視自己的錯誤與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不斷完善自我。他不僅每日自我反省,還主動從親友處吸取建議,希望從別人那裏獲得信息,誓做一個內外兼修的人。
曾國藩這種嚴於律己的思想和行為值得我們去學習,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備條件,也是為人處世應該注意的環節。
雕琢性情,鍛造氣質
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東方古典文化中,“靜”的含義為:放下萬物,心無雜念、豁達光明的心境。
曾國藩一直學習古代先哲的智慧,並能不時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為鑒,以聖賢為鏡,用各種方式雕琢自己的內在性情。
1.靜是一種境界
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
“以你現有水平,要每日多讀書培養氣質內涵,日積月累就會有所長進,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結構,再加上精良的裝修功夫才能成為華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無主呢?內在的修為是需要時間與耐心的呀。”
這封信雖是寫給弟弟的,可又何嚐不是他自己的心靈寫照?
“靜”是一種真實無妄、虛靈自然、無往無礙的境界,這種境界體現於道義,就是孟子所說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體現於對生命的體驗,就是莊子的逍遙遊,既可以表現為波瀾壯闊,也可以表現為小橋流水。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這個道理。老子說“上善若水”,指的就是這種無所執著、順物自然的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內心的體驗是一種無邊的恬靜和無牽無掛的快樂,似乎已經達到了終極的滿足,再遇到什麽樣的困難也不會覺得辛苦了。
2.超凡的心境要培養
傳說孔子的學生顏迴身居陋巷而不改其樂,現代人很難理解,其實隻是沒有嚐過“道”的滋味的緣故,倘若了解“道味”之樂,應該也有孟子的正氣和莊子的逍遙了。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憑空產生,而是需要培養的。
培養的方法,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隻是靜些,其實在任何環境下都做得到。或者說是否做到不在於環境條件,而在於是否有一種恬淡衝虛的意境。
我們經常有這樣的體會:高度緊張,心理壓力過大,短時間或許無妨礙,時間一久,必致傷身害體。曾國藩對此深有了解,所以經常主動尋找快樂,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的解脫和培養性情的方式。
曾國藩投筆從戎,每天都在與太平軍激烈的對抗中生存,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這時他也不忘調節自己的心理,詩歌和書法給他帶來許多快樂。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許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國藩學問淵博,文學根底甚深,每日批閱的文件、書信雖多,但非常認真、仔細。他批閱公文喜詼諧,很耐人尋味。
鹹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國藩駐軍祁門。一日批閱公牘,內有浙江省建德縣團練把總李元的文書,麵用“移封”。
“移”是一種官方文書,分文移和武移兩種。文移是譴責性公文,唐代以後成為官府平行機構間相互交涉的文書;武移是聲討性公文,跟檄文相似。
當時,曾國藩任兩江總督,集四省軍政大權於一身,而團練把總最高為正七品銜,李元把總竟用“移封敵體”,是無知還是憨?曾國藩看後,於封麵上題17字令雲:“團練把總李,行個平等禮。雲何用移封敵體?”並自記:“見者無不絕倒。”
在上麵的案例中,他不怒反樂,說明曾國藩良好的性情與氣度。由此可見,性情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3.擁有良好的心境
一個人之所以能夠受到多數人的承認或推崇,更主要的還是來自自身的修養。由於曾國藩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熏染陶冶,經過嚴格科舉考試而產生的一個典型的封建知識分子,所以他對儒家那一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看得非常重要,視為平生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基本準則。而曾國藩能夠把自身的修養同“齊家、治國、平天下”聯係起來,並按三部曲來進行,自是他為人處世的高人之處。
曾國藩主張,修身必須首先結合實際去進行。不管是讀書做學問,還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帶兵打仗,還是為官從政,都有修身的大學問體現其中。要做到這樣,曾氏認為重要的問題就是立足於精神修養。
精神是人生意誌的本源。有什麽樣的精神狀態,就會有什麽樣的人生觀。曾國藩認為,精神的修養,全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謂治心之道,如懲忿窒欲、靜坐養心、平淡自守、改過遷善等,都屬於精神方麵的修養。
因而,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關於這方麵的言論很多。他主張,精神修養必須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個步驟去進行。心靜自然平和,平和之後改進也能很好地進行,這三者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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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東漢以來,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哲學與老莊自然淡泊的消極出世人生哲學始終是互為補充的。至於佛家所說的“明心見”,更要求人們先有靜的境界。因而,靜坐也就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最基本的修養功夫。曾國藩綜合儒道佛三家之說,把靜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心靜很重要,聖賢們都能做到這一點。王陽明正是因為有這功夫所以才不動心。若心不能靜,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徹底,即使找到緣由也不明其理,無從下手,因為心是浮躁的。
曾國藩在強調靜字的同時,還主張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說:“思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並表示“世俗之功名須看得平淡些”。因為他認識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狹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擾住心,精神也沒有安靜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會感到快樂。曾國藩是想讓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為私欲所擾亂,務使精神恬靜,不受外物之累,然後可以處於光明無欲的心境。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以後的一係列行為都能很好地證明這一點。
曾國藩的養心學問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為一個人在官場中混最不易,最易喪失威權與榮耀,其中也有一些“規矩”,這些規矩要獨運於心,在幕後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悅人,即保持一團和氣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搗亂。擁有良好的心境之後,即使遭遇不幸,也能順氣自怡,可貴的是誌向操守不改,能順應環境的變化而生存。
廉而不欺,立身之本
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
驕傲自滿的人,總把自己的長處和別人的短處相比,自我滿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謙遜的人不僅能夠發現他人的優點,還能積極、虛心向他人學習。集眾人之長,補己之短。
1.謙虛使人進步
《尚書》中說:“滿招損,謙受益。”謙虛作為一種美德,既表現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和積極的進取精神,又體現了對他人的尊重。曾國藩說,人若保持謙虛,自可進境無窮。自身的充實和完善皆由好心態開始。所以人無論在什麽時候都能夠謙虛,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說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種謙遜的美德:“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汜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由此可見,謙遜美德能使人獲益良多,擁有謙遜就擁有了福氣。
一個謙虛的人無論處於何時、何地,都能覺察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永遠懷著一顆上進之心。
曾國藩曾經這樣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爾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態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時間裏,就由一個默默無聞的守節閑官,逐漸升階為權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說過的一句話來概括:“謙以自持,嚴以馭下,則名位悠久矣。”謙虛也是一種以退為進的人生謀略,更是修養自我的保身之道。
謙虛之人必為低調之人,不招人厭惡,不引禍端,即使有禍也能避過。
2.謙虛的具體表現
在讀書方麵,曾國藩認為,“吾人為學最要虛心”,他以切身體驗告誡弟子:“讀書窮理,必得虛心。”
曾國藩曾經說過一句話:“天下無窮進境,多從‘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過一個比喻:一個人埋頭看書,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堅持看到一百歲,在一般人眼裏,可能算是知識淵博了。但是中國的古籍浩如煙海,即使有人認為他已經博覽群書,而他所看過的書與整個史籍比較,卻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個人不能自滿,天下之大,強中更有強中手。
在治軍方麵,曾國藩受命組建湘軍之後,便常常自責:“唯有敬濯不敢師心,而務要虛心,以收集思廣益之效”。這種想法一直伴隨著他。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恐蹈覆轍之咎也。”在那個年代,曾國藩能這樣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軍內部自將領至兵卒,必須精誠團結,努力作戰,有功不能驕傲。受他的影響,湘軍雖然屢立戰功,但從不自傲,這就是曾國藩作為一代聖賢的過人之處。
在仕途方麵,曾國藩年少輕狂,經常輕議時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對,經曆過挫折之後,他改變了為人處世之道。在長沙城的綠營中,他主動謙虛地與當地官員交好,不僅給他人台階下,也緩和了人際關係。
3.以謙立身,人生更輝煌
曾國藩視為立身之本的是“謙”字。若要做到以謙立身,首先要戒除驕氣,因為,驕傲自滿是人生的大敵,盛氣淩人是人際交往中的敗德。曾國藩認為驕必然會導致敗,他經常諄諄告誡子弟部下,不可驕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於己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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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虛也是一種尊重他人的體現,隻有尊重他人,才可以獲得他人的尊重。當然凡事皆有度,不可夜郎自大卻也無須妄自菲薄,這兩種做法都隻會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過分謙虛,因為這樣不僅不會獲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輕自己。
謙虛要以事實為依據。本來自己做得不錯,卻說成一塌糊塗,本來自己很有能力,卻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這是一種過謙的表現,也就是虛偽。謙虛不是一種形式,而是發自本心的由內而外的個人素質的體現。
謙虛必須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麽時候該謙虛、什麽時候不該謙虛,謙虛的對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時而異。這樣的“謙”才是應該提倡和追求的。
曾國藩一生恭謙,他作為長房長孫,給予家族的威儀和他作為三軍統帥給予諸將的嚴厲,談得最多的,便是家族和三軍的傲氣。家書中勸誡幼輩要戒驕戒躁,軍事上亦同。正是因為他的“謙”使他的人生更加輝煌。他也是低調為人高調做事的典型代表。
改過遷善,而後興家
如果把人生比做一項浩大的工程,起步時候的積累是很重要的。如果蓋的是高樓,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與修身的關係也是這樣,誌願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礎,越要改掉自己的缺點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缺點毛病就好比是“豆腐渣”工程,完善的人格就好比真材實料的地基。人生是高聳入雲還是毀於一旦差別就在於此。
曾國藩對這一點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他說:“古之君子參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心悅神爽,而後有驕集之祥。”那麽怎樣才能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礎呢?曾國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過反省自己的缺點過錯,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隻要想改過就一定有方法。
曾國藩改過遷善的事,大致有三類:
1.戒多言
每個人都有由青澀到成熟的過程,曾國藩也不例外。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但耿直的性格使他“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他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言談,但就是難以改過。他認為自己雖然言辭犀利但多為好意,因此想改卻深感迷惑,不知從何下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
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誠心待友,交人交心,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認為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
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裏,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隻有岱雲敢於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於朋友,每個恃過深,不知量而後人,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齷,大者兇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世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當天的日記中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錯,認為自己平日都以忠言對人,但卻常常惹人不快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平日裏不夠敬友;二是一生氣就任性無禮;三是別人給台階下,自己還不領人情。今後惡言不可從嘴裏輕易說出,氣別人也氣自己,謹記切戒。
曾國藩的父親看到曾國藩身上確有不少毛病,迴到湖南後又立即給兒子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即保身三要:節欲、節勞、節飲食。還說兒子與人交友,眼裏隻看見別人的不對卻看不見自己的不足,所以常會和朋友有矛盾、別扭的地方。應該立即改正並向友人致歉。況且從養生之道講,一喜一怒,情緒不穩是不利於身體健康的。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信對曾國藩觸動很大,但以後曾國藩仍重蹈舊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於公於私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還是怠慢了同學,事後又後悔了很久。
每個人在檢查自身毛病的時候常會物極必反。凡事有度,對待自身的缺點不能坐視不管也不可緊張過度,找到方法,一一更正就是了。當曾國藩也意識到這個道理後,在處世待人方麵日漸成熟,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
2.戒怒
曆來性格開朗之人多有脾氣。曾國藩早期的個人修養也並非像後來那樣寵辱不驚,也屬於一遇火就著的個性。在他早年的《日記》中,這方麵的事例頗多。
曾國藩出門拜客,又因為下人不得力,屢屢動氣。他在日記中說自己每日總是“忿”字、“欲”字往複,想按捺住,但一到關鍵時刻就像火山噴發一樣難擋。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同時,他堅持寫作《治心經》以懲戒不好的東西。曾國藩性格的完善,為人處世之圓通,還是經過很多事、用了很長時間才達成的。尤其是鹹豐八年(1858年)再次出山後,他性格大變,幾乎是換了一個人。這期間,曾國藩經曆了成敗勝負的多次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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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經世事、受磨煉才能慢慢塑造良好的性格,光有心是不夠的。
3.戒貪妒之心
曾國藩認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若追求過分,就會滋生貪欲和妒忌之心。
將欲造福,就得先去嫉妒之心;將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不嫉妒別人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不貪求才能獲得真正有益的東西。
曾國藩認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他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人心中的私物就是發展的羈絆,隻有放下物欲和嫉妒才能更正自己的缺點,彌補不足,獲得長遠的發展。
曾國藩認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恆,無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隻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夠堅持到底並取得實效。
為了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而不自欺,曾國藩采取了多種辦法,把自我反省與找人監督相結合,對待自己的缺點他從沒手軟。
“戒多言,戒怒,戒貪欲”,曾國藩用這三點改正了自己的缺點,邁出了完善人生的第一步。缺點人人都有,但剔除卻並非人人都能做得到。曾國藩的這些思想,實可用來救治當世之病,也可作為修身的必備條件。
義字當先,自有生者強
“強行者有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都是在說,骨子裏堅強勇敢的人是有誌向懂自強的人。這也是人們共同追求的一種理想人格。這種人格表現在事業上,被稱為豪傑,表現在為人風範上,被稱為君子。
曾國藩是一位封建官僚,曆來被稱為頑固、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代表。然而正是因為他受過純正的傳統文化洗禮,所以在他身上,確實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某些精神。雖然他的成就遠不能與古代聖賢相媲美,但在人格修為方麵也曾被譽為“聖相”,足見其出眾。曾國藩以書生身份成為名將,由文而武,亦文亦武,所謂“出將入相”,正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最高目標。
1.豪傑人格
儒家理想中的人格,主要以“溫、良、恭、儉、讓”為特征,塑造出來的人物,是“文質彬彬”的君子,盡管它包含了一些積極的因素,但總的來說,缺少一種豪邁勁頭。於是,儒家又提出了第二個層次的人格模式作為補充,即豪傑人格。
所謂豪傑,是一種傑出、俊偉的人格形象,是大智大勇之人。力勇過人謂之豪,德智非凡謂之傑。與君子形象相比,這種人以天下為己任,敢作敢為,帶有雄壯、偉岸的色彩。曾國藩就是最好的代言人。總體上說,豪傑人格具有下列特點:
(1)義字當先
禮多為舊製,而義者宜也,宜於時宜於勢,崇義比守禮更符合時代的發展。豪傑之士有著極強的原則性和正義感,不受禮節的拘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是從。豪傑之士不會用古板態度麵對製度和規矩,而是堅持更高意義的信,信於心,信於義。
(2)大仁大義,個性十足
豪傑比君子更注重人格的獨立與尊嚴,不把服從作為美德。豪傑隻以義為貴,隻服從於義,就是富貴、權勢都不足以動搖他的意誌,改變他的行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又是豪傑維護的最高價值,絕不容許有任何侵犯。由於相信義的力量,豪傑有著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隻要堅信自己擁有義、符合義,雖有千萬人反對、阻撓,豪傑也能勇往直前,表明豪傑具有極強的信心。
(3)鋼鐵意誌
豪傑之士有著剛毅的意誌、寬廣的胸懷和凜然的正氣。因為他們具有遠大的誌向和恢宏的氣魄,以誌帥氣,故能“持其誌,無暴其氣”,有一種廣大、剛強、正義凜然的精神。因而,豪傑之士有極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從不妄自菲薄,自暴自棄。
(4)曆史責任感強烈
豪傑之士以義為生命的價值所在,自覺地堅定不移地實踐義,比君子具有更加強烈的曆史使命感。這種人格形象,自覺地把救世利民、行仁義於天下作為自己神聖的使命,越是危難之世,越顯英雄本色。因而,豪傑不相信任何救世主,把救世救民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曆史使命。為了完成這一崇高的曆史使命,豪傑之士不畏任何艱難險阻,把一切挫折、困頓都看做是對自己意誌的磨煉,認為隻有吃大苦、耐大勞,才能立大誌、成大業。
總之,豪傑人格是一種英雄氣象。君子注重內在的修養,豪傑則側重向外的濟世利民,把自己的誌向與國家民族利益相結合,對“匹夫有責”有自己的一番理解。所以說,豪傑比君子具有更加強烈的感召力,許多對社會的發展、文化的進步做出卓越貢獻的傑出人物,心中對自己的定位都是如此。
2.創業於世需要陽剛之氣
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轉折時代,要達到自己救國安民、實現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難更大,需要犧牲的東西也更多。曾國藩自己很清楚這個道理。他認為,以往的聖人豪傑之所以能夠完成自己的誌向,都是排除了萬難之後的結果。正所謂“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為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人要立身於世,創業於世,一定要具有“陽剛之氣”。曾國藩分析道:“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因此,“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曾國藩相比於同時代的許多人來說,可算是事機頗順,無論科考中舉仕途升遷,都沒有經過太多波折。但他能成就大業,仍然遭受過無數磨難。僅陷入絕境、瀕於自殺的情況就有數次,而軍事敗績、遭讒被陷、眾人猜疑的情況,更是不勝枚舉。後來他總結說,平生長進,全在遭受折辱之時。
這種時候,誌向會更明確,意誌也會更堅決。終有所成之後都會感歎:堅強不屈是成功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