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編 曾國藩官場厚黑鏡鑒
第一章 為官要知為政之體
深明大義，曉明大體
曾國藩在致其弟曾國荃的信中指出：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可見“明”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明”字訣是曾國藩處世字訣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它也是中國古代許許多多有識之士長期以來探討不休的話題，並不斷賦予了它豐富的內涵。
所謂“明”，其本意是明亮，與“暗”相對而言。但在曾國藩的“明”字訣中，“明”字更多的時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國理民方麵，應該曉明大體、明達公正，還需要有先見之明；在為官從政方麵，要明察秋毫、聰明機敏，適當的時候還要明哲保身；在鑒別、選拔、任用人才方麵，要有識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樹人之方；在修身養性方麵，應該知曉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
簡而言之，曾國藩的“明”字訣，就是要求人們根據自己的實際地位和客觀條件，對於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對策，明智地作出自己的決策，以求利國、利民、利己，以盡一個儒學信仰者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
深明大義、曉明大體應該說是曾國藩“明”字訣中最主要的內涵。在曾國藩看來，“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他認為擔當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夠曉明大義的話，就猶如凡夫俗子一樣，難以識大體、顧大局，不能對事物有明確透徹的認識，當然也就成不了大事。
曉明大體對不同的人來說，又具有不同的含義。例如對於主宰萬民、君臨天下的一國之君來說，曉明大體就是要善於用人，遠離奸佞，任用賢良之材治國理民，而不能任人唯親；人君不能善用賢良，賢良之材就會心生怨懟；天下生怨，國家就會亡在旦夕。
東漢章帝時期的馬太後就稱得上是一位深明大義、曉明大體者。東漢時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後馬氏為太後，並打算對幾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馬太後極力反對。
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員認為這是因為不封外戚導致的“天怨”，再次上書要求加封外戚。馬太後見到這種情況，立即下詔說：“凡是上書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於我，以便得到好處。從前王氏五侯，同時受封，黃霧四起，也沒有聽說迎來及時雨。先帝慎防舅氏，不準他們在重要的位置擔任官職，我又怎麽能夠違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後的詔書，覺得太後對幾位舅舅太過嚴厲，就再向太後求情。
馬太後語重心長地對章帝說：“我曾經觀察過富貴人家，他們祿位重，就好比結實的樹木，因此根必然會受到傷害。人們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溫飽。而你的舅舅們受到皇室恩寵，吃的穿的無不具備，他們所得到的已經夠多的了，還能不滿足嗎？再給他們封侯就有些過分了，這樣對他們是沒什麽好處的。”
章帝聽了，非常感慨，從此不再提此事。而馬太後也以自己的公正無私、曉明大體的胸懷，不僅免去了外戚專政的隱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專權外戚那樣的禍患，而且又杜絕了一些好拍馬屁的官員的趨炎附勢，保證了國家的利益。
曉明大義對於朝廷官員來說，就是要求官員為國盡忠，造福於民，為君分憂，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薦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為國效力。
對於為官一地、任職一方的地方官來說，肅整地方、移風易俗、鼓勵農耕、勸民本業就是曉明大體的具體表現。對此曾國藩說道：“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為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
對於領兵打仗的將帥來說，曉明大體更具有多重含義。曾國藩在這方麵有許多過人的見解。他認為，“為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不貴煦樞也”；“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日知人善任，二日善亂敵情，三日臨陣膽識，四日營務整齊”。即要求將帥既要善於知人料敵，又要有膽識謀略，還要治軍有方，隻有這樣，才會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成為一名合格的將帥。
做仁愛的好官
1.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孟子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對這句話，曾國藩的理解是：知道了仁愛二字，卻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它，也會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莊嚴而謹慎地對待它，行動也就沒有禮規，也就不是好的了。
守住了仁愛，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嚴，人的儀表。行動有禮節，就能看到人的規範與法道。三者結合起來，就可以看到聖人的風範與氣象。
據傳，有一次，湘鄉縣城新建碼頭竣工，按慣例須以“三牲”祭祀，但這次祭祀卻沒有殺豬宰羊，而是在曾國潢的主持下斬殺16人祭之。此事傳出，鄉人對曾氏家族恨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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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因父親去世迴到湘鄉。迴家後他很快得知弟弟曾國潢殺人逞兇，遭到了老百姓的怨恨。曾國藩非常生氣，他正要衝過去狠狠教訓弟弟一番，突然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諸事均由國潢照料，並且父親屍骨未寒，剛一迴家便責罵國潢實在不妥。於是站住了，按捺著怒火一時未發。
這天中午，曾國藩向歐陽夫人要了一根錐子，等到曾國潢睡午覺時，他走過去用錐子猛刺弟弟的大腿，頓時鮮血直流，染紅被褥。曾國潢從睡夢中驚醒，痛唿：“殘暴！殘暴！”曾國藩厲聲說：“為何如此大唿小叫？”曾國潢迴答：“痛死我也！”曾國藩道：“我隻用錐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殺的那些哥老會眾，他們就不痛嗎？”曾國潢這才明白哥哥此舉原來是在教訓他。經曆此事，曾國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驕橫暴虐的毛病，在當地做了大量的義舉善行。
這個故事雖然隻載記於野史，但說明了曾國藩愛民之心是有口皆碑的，並且這種愛是他的修養的重要功課。他說：“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做官，與用牧豬奴何以異哉？”
同治八年（1869年），曾國藩拖著病痛的身體赴直隸領導練兵、飭吏、治河等事，那年華北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難過。曾國藩在永清、固安一帶查閱永定河工程，見“麥稼既已全壞，而稷粱不能下種”的嚴重災情，心情非常沉重，“念百姓遭此旱災，殆無生理”。可自己能做什麽呢？一是向朝廷如實反映，盡快賑災；二是節衣縮食，搭救窮人；三是恪盡職守，努力工作。這一年，曾國藩清理結案的直隸多年積下的案子達41000餘件，“多年塵牘，為之一清”。
當兒子曾紀澤為父親的身體擔憂時，曾國藩迴信說：“亢旱焦灼，其憂有甚於病耳”，意思是說憂旱情甚於自己的病情。曾國藩如此“先天下之憂而憂”，其思想境界，無論從儒家，還是從道家，都能找到其心靈皈依的精神底蘊。
儒家思想從基本方向來說，是民本主義。“天生民而立君，以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觀念，具體落實於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認為“天聰明，自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後神降之福”，又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著天與神的資格，站在統治者之上，對人的關注構成了儒家人本主義傳統的重要方麵，或者說民本思想構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麵表現在對“民”的關注、重視上，主張“重民”、“愛民”、“以民為本”；另一方麵表現在對統治者的“德”和“賢”的要求上，主張實行“德治”、“仁政”。統治者必須想到人民，為了人民，關心人民的利益。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認為民心向背決定了統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統治者必須贏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統治者不能使用武力來對付人民，應該愛民、護民，不以威懾來使人民畏懼。隻有人民自覺自願地支持，統治者才能有效地統治，國家也才能長治久安。“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再來看道家對“官與民”關係的觀點。老子說：“以百姓心為心。”一個人如果能夠愛護天下像尊重自己的身體一樣，便可以暫時寄身於天地之間：一個人如果愛護天下能夠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便可以把天下托付給他來進行管理了。
曾國藩從儒道思想中總結出官與民之間的紐帶是“愛”，於是發出“愛民為第一義”的心聲。他反對戰爭，因為戰爭會給人民帶來災難，如果不得已而打仗，就得“樹兵勇正氣，不犯民眾秋毫”，要求部屬們“不吸煙，不擾民，二者是吾輩辦事根本”。
他還編寫了一首《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第一紮營不要懶，全靠官兵來做主。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與碗。莫派民夫來探壕，莫到民家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土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在這裏，我們不能不佩服曾國藩，湘軍的勝利難道不與“愛”字功夫有關？
我們再來看幾封曾國藩的家書。鹹豐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說：
“我從前在江西，之所以鬱鬱不得誌，第一，不能幹預民眾的事情，有剝奪民眾的權，沒有施惠於民眾的地位，滿腹仁愛的心思，沒有地方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屬省裏的文武官僚，接見有稽查，語言有監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屬地方紳士與我通往來，便因此受到責咎。因為以上三點，便鬱鬱不樂，沒法施展，然而，這隻是不適宜駐紮省城，生出的許多煩惱罷了。弟弟現在不駐紮在省城，除了接見官員這件事，沒有必要討論以外，其他愛民和聯絡兩件事，都應該實實在在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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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軍餉很是充足，凡屬抽厘金和勸捐款這些，都下決心停止。士兵騷擾百姓的事，嚴加禁止。那麽我過去一腔愛民的誠心，弟弟可以為我表達一二了。我在江西，紳士們為我勸捐了八九十萬，沒有能夠為江西消滅敵軍、安撫百姓。今年奔喪太快，若忽然不辭而別，棄置紳士們不加理睬，這是我很後悔的。如果奔喪遲走幾天，與紳士們多商量，那才妥當。弟弟應當彌補我這個缺憾，凡與紳士書劄往來，或者接見暢談時，都說江西紳士對待兄長很寬厚，家兄愧疚很深這類的話。”
鹹豐八年五月初六日，曾國藩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我不因為弟弟得官階而高興，而喜歡弟弟做官吏的才能過於帶兵的才能，將來或者可以做一個剛正廉明的官長，切實做幾件對老百姓有實惠的事情，那是我曾家門戶的光榮，長兄的幸運！”
不過對於“愛”，曾國藩認為如果功夫不夠，也會出現負麵影響。鹹豐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他寫信給曾國荃說：周濟受害士紳、百姓，不是泛愛博施，隻偶見一家之中，殺害幾口人的，流轉遷徙，迴來缺吃的，房屋被燒，流離失所的；或給數千金，以應急需。先祖星岡公說：“救人要救急難中沒有的人。”星岡公還說：“隨緣分布施，專以眼睛親見的為主。”
關於這一點，曾國藩進一步闡述道：“施仁的方法，如果沒有親見，而泛泛地去找受害人救濟，與造冊發販二樣，那麽帶兵的人專幹沽名的事，一定被地方官所惑，並且有掛一漏萬的憂慮。弟弟的見解，切中事理，我是因為過去湖口紳士受害的慘況，沒有力量救濟，所以推而達於吉安，不是叫弟弟無緣無故去做沽名釣譽的事。”
愛要真實，也就是心中要守住“仁愛”，這樣權力再大，也會把百姓裝在心裏。愛還要掌握方法，不能因“偏愛”、“錯愛”引起紛亂與不安。愛是自然的情感表達，不求迴報，尤其不可沽名釣譽。這是“愛”字功夫給我們的啟示。
2.把下屬看做自己的親人
人際關係，包括上下屬關係是雙向的，愛人的人，別人會愛他；尊敬別人的人，別人也會尊敬他。總而言之，你怎樣對待別人，別人往往就會用同樣的態度或方式對待你。領導者要想受人敬愛，必須首先敬愛他人。
曾國藩做官，時刻注重一個“愛”字，知道上級與下級是“兩端”關係，而最好的相處方式是找到結合點，即“執其兩端，用其中”。
他說，一個富貴的家庭待人接物應該寬容仁厚，可是很多人反而刻薄無理，擔心他人超過自己，這種人雖然身為富貴人家，可是他的行徑已走向貧賤之路，這樣又如何能使富貴之路長久地行得通呢？一個聰明的人，本來應該保持謙虛有禮、不露鋒芒的態度；反之如果誇耀自己的本領高強，這種人表麵看來好像很聰明，其實他的言行跟無知的人並沒有什麽不同，那他的事業到時候又如何不受挫、不失敗呢？
曾國藩深知，要提高士氣和戰鬥力，上對下就得關愛，以關愛贏得尊重，讓士兵在感激中迸發頑強殺敵的勇氣。
他說：“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奠如用禮，仁者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待棄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發達，望其成立，則人知恩矣。禮者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才，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為要結粉飾之文。”
近代反袁複辟著名將領蔡鍔選編《曾國藩治兵語錄》，評點道：“古今名將用兵，莫不以安民愛民為本。蓋用兵原為安民。若擾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餉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擾害？”
曾國藩以諸葛亮的人格為明鏡，諸葛亮是讀書人帶兵打仗，自己是帶兵打仗的讀書人。當時不少人確實把曾國藩比做諸葛亮，曾國藩表麵上不敢把自己比做諸葛亮，但內心卻是學習諸葛亮的“靜”、“愛”、“忍”等等功夫。諸葛亮說為官為將者，如果不去愛自己的部屬，那麽是很難取得勝仗的，“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
夏不操扇，雨不張蓋，與眾同也。”
曾國藩發現塔齊布忠勇奮發，習苦耐勞，深得兵心，反遭副將德清所忌和提督鮑起豹的羞辱。因此，專折上奏，彈劾德清，同時舉薦塔齊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時間裏，曾國藩連續保奏他為遊擊將軍、參將、副將，直至取代鮑起豹而任提督，成為湘軍前期的一名主要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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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齊布任提督時，“受印日，士民聚以觀，歎詫國藩為知人”。塔齊布也知恩圖報，盡心盡力地為曾國藩打贏了幾場大仗，尤其是在關係到湘軍存亡的湘潭、嶽州兩仗，塔齊布更是立下了汗馬功勞。
鹹豐五年（1855年）七月，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嘔血而亡。曾國藩為之黯然神傷，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領高級將領和幕僚離開老營抵達九江營地，向塔齊布奠靈沉痛追悼。接著，派副將玉山帶300兵士護送靈柩至南昌公祭，公祭之後，再由守備長春護送迴原籍安葬。
接下來，曾國藩上奏朝廷，詳細奏述塔齊布在湘軍創建中的功勳及諸多成績，並請在長沙建專祠。曾國藩還親自為“塔公祠”撰寫楹聯：“大勇卻慈祥，論古略同曹武惠；至誠相許與，有彰曾薦郭汾陽。”又吩咐從湘勇內銀錢所拿出兩千兩銀子，送給塔齊布的老母。曾國藩對塔齊布的功勳如此稱頌褒獎，對其後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帖，使湘軍將官士兵十分感動。
鹹豐八年，曾國藩在浙江辦軍務，白天與胡林翼會商進兵、籌餉之策，晚上看書、寫日記。四月初九日晚，曾國藩大概看了一個時辰的《左傳》和一個時辰的《史記》，侍從康福什麽時候來還書，並站在書架旁選其他書，曾國藩並不知道。他看見康福後說了一聲：“你過來。”然後分別打開《左傳》和《史記》中插書簽的那一頁，對康福說，“這是我今夜重溫的兩段，你讀讀吧。”
少年失去雙親的康福沒有接受過私塾教育，但他受家傳棋藝的影響，圍棋下得不錯，鹹豐三年曾國藩迴籍時無意中發現了他，便把他留在身邊，培養成為一名親信。這些年來，康福在曾國藩的教育下，已成長為一個有謀有勇的人。康福接過老師的書，按圈點的內容看了起來：
鄭國曾經派子濯孺子去攻打衛國，戰敗，便逃跑，衛國派庾公之斯追擊。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的病發作了，拉不了弓，我活不成了。”又問給他駕車的人說：“追我的是誰呀？”駕車的人迴答：“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說：“我死不了啦。”駕車的人不明白：“庾公之斯是衛國的名射手，他追您，您反說您死不了啦，這是什麽道理呢？”子濯孺子迴答說：“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學的射箭，尹公之他又是跟我學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個正派人，他所選擇的學生、朋友一定也正派。”這時，庾公之斯追了上來，他見子濯孺子端坐不動，便問道：“老師為什麽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說：“我今天病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說：“我跟尹公之他學射，尹公之他又跟您學射，我不忍心拿您的技巧反過來傷害您。但是，今天我追殺您，是國家的公事，我也不能完全放棄。”於是，瘐公之斯抽出箭，在車輪上敲了幾下，把箭頭敲掉，用沒有箭頭的箭向子濯孺子射了四下，然後迴去了。
康福看完這則故事，抬頭看了一眼曾國藩，心想老頭子為什麽要我看這個故事？見曾國藩正在寫信，康福又讀起《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吳起愛兵的故事：
戰國時兵家吳起善用兵，屢建戰功，被魏文侯任為西河守。吳起治軍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愛兵如子，因而深得人心，得到廣大將士的尊重。
有一年，吳起統率魏軍進攻中山國，軍中有一個青年士兵的身上長了毒瘡，痛得他滿地打滾。吳起看到後心急如焚，他聽人說毒瘡裏的膿血不排出來，病是好不了的。出征途中，各方麵條件都很差，要想排出膿血隻能用嘴巴去吮吸。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吳起不顧毒瘡的又髒又臭，親自用嘴巴吮吸毒瘡，膿血排盡了，士兵得救了，這個士兵感動得熱淚滾滾。吳起為士兵吸毒的事情，在軍營中傳為佳話。
由於吳起愛兵如子，治軍有方，公元前409年，吳起率兵討伐秦國，所向披靡，一連攻克五個城池，奪得了西河地區。以後，在他鎮守西河的27年間，先後率軍與諸侯大戰76次，全勝的就有64次，這與他體貼下士、治軍有方是分不開的。
就在康福讀書的時候，曾國藩手不停歇地寫著致前線指揮曾國荃的書信：
“你目前名望正高，務必要堅持不懈，有始有終。治理軍隊的道理，能戰爭是第一要義。如果圍攻半年，一旦被敵人衝突，不能取勝，或者受到小挫折，那麽你的名聲一個早晨的時間便下落了，所以說探驪的方法，是以會戰鬥為得珠。能愛民為治軍第二要義。希望弟弟兢兢業業，一天比一天謹慎，一直到底決不鬆懈，那不僅為我補救了從前的過失，也可以為我父增光於九泉之下……”
其實，曾國藩這一“愛”字功夫，道理是非常淺顯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上下級之間有沒有愛，決定了其工作配合是否默契，是否有效率，合作事業是否長久，是否成功。
“任”字當頭躬身入局
如果把活著當成一種責任，會很容易就感覺到疲累，但若把世界當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進大我裏，那麽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凡辦大事的人不會一味計較自己失去的，會先認清什麽是自己應該做的，自己肩頭的首要責任是什麽。
1.以天下為己任
曾國藩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說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在談到自己為什麽能夠有所作為時，曾國藩自己也說：真正的聖人君子的行為準則，在於責任，並且以此去倡導天下的人們。世道之所以變亂，是因為上上下下心中充滿了物欲，每個人都隻為自己考慮，自私成風，給社會帶來危害。當災難來臨，他們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兒事情。於是那些有責任感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的現象，克製自己的欲望去關心他人，提倡社會責任感，反對自私自利，挺身承擔各種困難。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恥的事情，把躲避看做是可恥的行為。我們的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曆經九年而平定大亂，全在於“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
2.執著於躬行踐履
曾國藩對躬行踐履最為執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當旁觀者，不當看客！而是要從自己做起，虛心實做，則近於成功。這就是把責任感與具體行動相結合。
為此，他主張“言不妄發”。他認為做應做之事，說應說之話才是本分的事情。他還以此教育弟弟迴顧曆朝士大夫的興衰，多應以此為鑒。這也是完善自我，振興家業的根本。
曾國藩還主張“虛心實做”，倡導躬行，自然就反對講資格，問樣子。他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夫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在他的眼裏，表麵功夫是沒有效果的，是一種極不可取的處世態度。
正因如此，曾國藩的責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眾人認可。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不光因為有強烈的責任感更是由於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鹹豐時期，相安無事，每個人都渾渾噩噩的，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卻沒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兇猛，人們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從容指揮。他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是與他‘以國為己任’的忠心有關聯的。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像曾國藩這樣挾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宏毅的人吧？”這裏的“宏毅”也是從不做看客，而是由內在責任心驅動下的堅持到底。
正是因為這種以國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感和胸懷，使曾國藩出類拔萃，堅強謙謹，誌向上堅貞脫俗，處理公務，待人接物都鮮有差池，寫過的書籍卷稿人人看來皆有獲益。這所有的一切都因為他心中對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應做的所有事情都當做責任來對待。
3.做人當自強
曾國藩說：人當自強，自強為國。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有因此而大興的，也有因此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等人，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
由此看來，一個真正強大的人，或者說想獲得永久強勢的人，要學會先從品質上變強。集責任感、謙虛、仁義三種品質於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實質是行不通的。
4.自我肯定，自我超越
曾國藩認為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首先要做到對自我的肯定、服從或尊敬。不能隻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範圍內你確實征服了別人，而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範同內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麽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廣大。最後你就把自己陷入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你發現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說，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樣。
一個想不斷變強的人首先要做到自我超越。而這種超越需要你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來自於你的內部，是舊我對新我的反抗：這一反抗有時會刺激你更堅決更強烈地征服自我，由此，你就在這征服與反抗中不斷前行。到一定時候你就因為自修而完善和強大，這種強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強大。是君子所要盡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由此可知，世上的成功者、強者無一不是嚴格要求自己，對自己有責，對他人有義，以國家利益為己任的人。他們多能以廣大的胸懷，出眾的品質，成為人人佩服崇拜的對象。其實，想成為這樣的人說難也不難，首先就看自己是否懂得了“任”這個字。
挺膺負責，成事可冀
生於人世即行人道，立於天地間就為天下蒼生謀福祉。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是理學倡導的觀點。如宋代理學家張載所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遠大誌向。這似乎就是曾國藩的平生縮影。
1.事必躬親，挺膺負責
曾國藩以書生起家，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救國，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傳曾國藩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位老翁請一位貴客到家中做客，並準備留這位貴客吃飯，就叫兒子到市場上去買菜。但是時近中午了，兒子還沒有把菜買迴來。老翁很著急，就到窗口去看，隻見在離家不遠的一條田埂上，兒子正挑著菜擔子與一個挑著京貨擔子的人麵對麵地站著，互不相讓。
老翁急忙出門，趕了過去。他對挑京貨擔子的人說：“老哥，我家裏來了客人，正等著這些菜迴去做飯。請你行個方便，往水田裏讓一讓，等我兒子過來，你老哥也就過去了。”
那個挑京貨擔子的人說：“你兒子怎麽不下水呢？”老翁說：“我兒子個子矮，要是下到水裏，擔子裏的菜就被水浸濕了。你老哥個子高，下到水裏也碰不到水。因為這個原因，我才請你讓一下。”
那人說：“你兒子的擔子裏不過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將就著吃。我的擔子裏全是京廣貴貨，萬一沾上一點兒水，就不值錢了。我的擔子比你兒子的擔子貴重，怎麽反叫我讓路呢？”
老翁見不能說服此人，便挺身過去說：“來！來！這樣吧，我下到水田裏，你把貨擔子遞給我，我頂在頭上，你側著身子從我兒子的身邊過去，我再把擔子交給你。這樣行嗎？”老翁說著就脫下鞋襪準備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舉動，覺得過意不去，就說：“既然您老人家這樣費事，我就下在田裏，你把擔子遞給我。”
這位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場糾紛，使事情得到了圓滿的解決。老翁能換位思考，把關懷他人當成自己應做的事情，所以能夠得到對方的認同。
2.積極入世，敢於進取
曾國藩主張積極入世，充滿著對國家、文化的使命感。他非常欽佩唐朝中興名將郭子儀。郭子儀認為身為臣子理當心係萬民，為國家排憂解難，任國家驅使，不計個人榮辱名利。曾國藩以郭子儀為榜樣，樹立了勇於進取的人生態度，使自己成為一代名臣。
當太平軍崛起，清廷麵臨危亡時，曾國藩挺身而出，編練湘軍。功成之後，又奉命剿撚。剿撚不力，他不放棄，自願留營效力。他迴兩江總督任上，依舊盡職盡責，為李鴻章出謀劃策，打氣鼓勁。後來他接任直隸總督，辦理“天津教案”，因為恐怕激怒洋人，導致戰爭，退讓較多，引起全國公憤，人人都視之為“賣國賊”。
俗話說：“不在其位難謀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國藩的功過是非不是簡單的好與壞，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摻雜其中。後來李鴻章辦理，基本上維持原議。如丁日昌所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曾國藩勇於任事，挺身入局，拋開其動機不說，這種精神卻是值得借鑒的。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廣西金田村爆發時，鹹豐皇帝剛剛登上寶座，對處理國家大事還沒有多少底氣。不過他畢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著應對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漢人治漢人”的建議。鑒於曾國藩的名聲，鹹豐皇帝的將點到了他的頭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辦團練，協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聖旨之時，曾國藩正在家裏守喪。自古忠孝難兩全，從內心來講，曾國藩還是想去建功立業的。隻是母親的喪事還沒辦完，自己正處在守喪期，不宜迴應，於是表示：我要守喪，不能遵旨。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曾國藩寫好了奏章，準備托人上奏皇帝。好友郭嵩燾對曾國藩發起了一場遊說活動，甚至搬出來他的父親曾麟書，曾國藩看到時機已經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業的衝動，也無法推辭了，於是投筆從戎。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於肩上，他在感到充實的同時也心情凝重起來。
曾國藩雖然領了旨，但是，實實在在地說，他絕對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擺在他麵前的情況是：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建什麽樣的軍隊，怎樣建，需要的錢餉又從何而來……太多問題困擾著他了。麵對重重困難，曾國藩在一步一步地前進。他認為，清政府的八旗兵、綠營兵是已經腐化了的、沒有戰鬥力的部隊，自己訓練的士兵應該有更大的戰鬥力，應該有獨特的精神。辦團初期，曾國藩的主要任務是鎮壓當地的農民起義。可是太平軍很快就從廣西打到湖南，從湖南打到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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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想循序漸進，鹹豐帝卻已經急不可待，要曾國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軍。白手起家的曾國藩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訓練出能征慣戰的軍隊的，湘軍剛剛建立，用這樣的軍隊去與太平軍作戰，無異於以卵擊石。出兵還是抗旨，對曾國藩來說，無疑是非常難辦的。他多次上奏說：“事勢所在，關係至重”，不能草率而出，並向朝廷建議“實行四省聯防”。鹹豐皇帝對此很不滿，在曾國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才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
從這種譏諷的口吻中可以發現，在鹹豐皇帝看來，曾國藩不過是一個好高騖遠、自吹自擂的書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下令曾國藩出兵。
曾國藩並不因為自己受到了譏諷就出兵，繼續上奏，大意是說：臣自知學問少見識也少，但確是忠誠不貳的，成敗利弊對於臣來說沒有什麽；但皇上責備臣了，臣就一定會警醒。臣隻是認為與其以後毫無功績受欺君之罪，不如現在據實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棄喪帶兵被人嘲笑，後又大言不慚被人嘲笑，臣還有什麽臉麵立於天地之間呢？臣每晚都焦急憂愁難以入睡。所以懇請皇上體諒臣的進退兩難和謹慎行事，不要再責怪微臣了。臣自當為國竭盡心力，絕不狂妄自大，更不會臨陣退縮的。
曾國藩的這一片血誠還真的打動了鹹豐皇帝，從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可見，隻有把萬事裝進心裏，再與自己的誌向相結合，才能順勢而發掌控大局，否則隻會徒勞無功。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為官不貪是對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國藩時時不忘祖父在他中進士以後所說的話。祖父對他父親說：“我家仍靠耕田為業，不可靠他（做官）吃飯。”曾國藩將此番話作為一生的訓示，他曾發誓說：“我從三十歲開始，便以做官發財為恥辱，以官宦公飽私囊，為子孫聚斂財富為恥、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絕不靠做官發財，為後人斂集財富。神明作證，我決不食言！”
1.做官不貪圖錢財
曾國藩在京做官14年，俸銀極少，後來，皇上讓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為官生涯中最高額的俸銀，不久便寄迴鄉。曾國藩不貪圖錢財，也以“勤儉”二字訓誡後人，且以“勤儉”二字嚴於律己。他一生為官且位高權重，但終身儉樸，過著清淡的生活，他曾說：“我做官20年，從不敢沽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一向恪守樸素的家風，儉樸節約可以，稍稍豐盛也可，但過多的豐盛我是不敢也不願的。”
曾國藩尤其推崇湯斌，認為湯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湯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撫時，剛到南京，就把府縣官員召集，嚴加訓斥。貪圖賄賂的人輕則被別人彈劾丟官，重則沒收家產，累及子孫。為官者，一旦沾上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賄賂，把柄就在別人手中捏著，這樣下官有何過失一律不敢叫其糾正。長此以往，上司就會有包庇之嫌。
2.曾家收禮僅一次
據曾國藩的女兒迴憶，曾家收受別人的禮僅一次，那是提督黃冀升的夫人進獻的。
黃翼升曾是曾國藩的部下。曾國藩組建水師時，黃翼升鞍前馬後幫了許多忙，是曾國藩的心腹大將。建立淮揚水師後，黃翼升被提升為統帶。
1862年，黃翼升成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曾國藩用人之際想調迴黃翼升，與李鴻章來往書信相商13次，均被李鴻章斷然拒絕。因黃翼升本性寬厚，性情溫良，深受眾將士擁戴，曾國藩千番百計要把這員心腹大將調迴；而李鴻章更是對黃翼升讚賞有加，因此堅決不給。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點翻臉。這個時候，黃翼升夫人出麵周旋，事情才有了緩和的餘地。
黃翼升其時身處兩難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麵調停，設法要拜曾國藩的夫人為義母。待到曾夫人壽誕之日，黃夫人帶著翡翠鐲一雙，明珠一粒，紡綢帳一件前來拜壽，當著眾賓客的麵，黃夫人執意要拜曾夫人為義母，曾夫人礙於情麵，隻好收黃夫人為幹女兒。
宴席散後，曾夫人向曾國藩說明緣由，開始曾國藩很氣惱，但轉而一想，此舉既能緩解因黃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籠絡將心，便再無異議。
3.“一品宰相”曾國藩
曾國藩官至大學士後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戲稱他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國藩通常是舊衣布鞋，還幽默地說：“古人雲：‘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視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之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曾國藩一生堅守清廉，對兒女也同樣要求他們儉樸度日。他規定，嫁女壓箱銀為二百兩，娶媳也同樣如此。他在鹹豐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質帶長夫二人送家信，並銀二百兩，以一百為紀澤婚事之用，以一百為侄女嫁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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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貪財，不苟取”，就是曾國藩的人生信條。觀其一生為官處世之道也的確如此。得自己應得的，爭取自己想爭取的。有所得無所貪才是正確的為人之道。
曾國藩為人通曉世故，很能為別人著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為逃避戰亂帶著孩子來到上海，曾國藩獲悉後秘密派輪船迎接她以及她的兩個兒子、一個未出嫁的女兒。他又每月出銀20兩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將他們安排妥當才放下心來。
過了幾年，邵夫人和她的長子相繼病故，邵夫人的二兒子及女婿要送靈樞迴老家。曾國藩見邵家小女兒孤苦伶仃，無人照顧，便讓夫人收其為義女。這樣，邵家小女兒便可在兩江總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的悉心照料。
曾國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責人，則度量宏深。”事實證明他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確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頻生、變化不定，他也從未改變過。
4.交友貴在有雅量
曾國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貴雅量，從中受益不少，他認為：以德求變的立世方法，由於天生資質不高，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進步，所以隻有借助外界的幫助來讓自己不斷進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於友情極為珍惜，謹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夠寬闊，氣量狹小的話，那麽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隻有一點長處、一點善行，隻要他於我有益，都應廣泛采納用以培養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詞、勸諫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從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隻會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對於有思想有見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見解與自己不同，也應該抱一種容納的心態來麵對。在交流過程中自然能發現自己的缺點與不足，這樣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國藩作為清朝的理學大師，繼承了儒家傳統的“仁民愛物”的品德，並將其轉化在待人處世上。他在為官期間體恤民情，甚至在鹹豐年間，多次為民眾冒死直諫。他說：“做官不為民眾著想，不愛民眾，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書、詩詞中都反映了他愛親人、與鄰裏和睦相處的心願。
曾國藩一生寧可自己吃虧也從不占他人便宜。這看似守舊的思想，實則包含了為人處世的大智慧。接受好處猶如給人把柄，後患無窮。拿別人的、用別人的終究是要還的，不以物抵也會用其他方式相抵。
所以，不貪心的人沒有人情債，沒有人情債的人才會活得更輕鬆。
忠誠體國，以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不計小利。國家、民族、社會、自我相互影響，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勢，待人以誠，為國有忠是為人之根本。
1.心懷天下之誌
曾國藩就是一個心懷天下之誌的人，他在京都任職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可見，他對時務的關心更甚他人。
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都已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能把平時準備下的學問，拿出來應用。他眼光長遠，凡事皆有準備，所以書生帶兵還能報捷絕非是幸運可以解釋的。我們隻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心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麽來之不易了。
2.危難之際忠君體國
曾國藩身為臣子，能恪盡職責，忠君體國，這一點可以於國家危難之際體現。
(1）直諫流弊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鹹豐皇帝即位。他繼位以後的時局頗為艱難，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正在廣西地區醞釀成熟，時刻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
為挽迴人心，渡過難關，鹹豐帝頒詔求言，封章密奏。許多朝臣應詔陳言，直諫流弊，這其中就有曾國藩。他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戶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民生疾苦與軍事外交。目睹時局危急，政風頹靡，就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內容大致是推薦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議在官員中樹立學習風氣，提高自身修養；考察官員時推薦“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諫，陳述忠言。他還對官員的腐敗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朝廷正值用火之際，應該設立完善的舉薦製度廣納天下英才。雖然鹹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奏折評價很高，但並沒有產生實際效果。
曾國藩上的其餘各疏，對於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方麵切要的問題，也都詳細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對當時的利弊，都有全麵深入地了解。他還提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加強武備的具體措施。他認為國家的憂患大致在兩個方麵：一個是國家可用的後備資源不足；一個是軍隊精幹力量的匱乏。
麵對財用不足，應從根本上杜絕不必要的開支，其中節餉就是一項。他列舉了各地軍隊的種種腐敗狀況後認為，醫者在治療癰病時，會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來，軍隊中能力差體質弱的士兵，也應該適量地優勝劣汰，再加以強化訓練。這就好比忍痛割腐長新，否則，是無法改變武備廢弛的現狀。其後，他又說明了“兵貴精而不貴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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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還是他在鹹豐元年（1851年）四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及有作為、有擔當的耿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平亂事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2）家書報國
曾國藩的忠心還表現在他所寫的家書、日記中。他寫在家書裏的報國之願大意為：我現在身居高位，想忠誠為國，為國家社稷而鞠躬盡瘁，所以不會阿諛奉承來換取皇帝的喜歡，這樣做會讓祖宗蒙羞的，也會辜負長輩的教誨與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國期間，將之變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和“置生死禍福於度外”的思想，他在家書中講道：“天下紛紛，沅弟斷不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促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
(3)“忠”、“勤”二字當先
曾國藩忠誠體國除去其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責任感之外，還有其識見之原因。他對“忠”、“勤”二字的理解尤為深刻，他認為開國創業之初，大多能人所創的豐功偉業都是順勢之舉，人事的作用相對較小。到了建設國家、發展國家的時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對一半。若以人事和命運抗爭，隻能以“忠”、“勤”二字當先。亂世之中，多是虛偽奸佞的小人，隻有絕對忠心的人才能克製他們。當人們越來越懶惰的時候，隻有勤勞的人才能夠出類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麽過人的才智，盡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勞的人也不必有過人的精神，盡力而為就可以了。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綜上所述，曾氏忠誠體國，始於其誌，定於其識，成於其行，貫穿於其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發展的時代中，現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從自己的每一天開始吧。
第一章 為官要知為政之體
深明大義，曉明大體
曾國藩在致其弟曾國荃的信中指出：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可見“明”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明”字訣是曾國藩處世字訣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它也是中國古代許許多多有識之士長期以來探討不休的話題，並不斷賦予了它豐富的內涵。
所謂“明”，其本意是明亮，與“暗”相對而言。但在曾國藩的“明”字訣中，“明”字更多的時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國理民方麵，應該曉明大體、明達公正，還需要有先見之明；在為官從政方麵，要明察秋毫、聰明機敏，適當的時候還要明哲保身；在鑒別、選拔、任用人才方麵，要有識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樹人之方；在修身養性方麵，應該知曉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
簡而言之，曾國藩的“明”字訣，就是要求人們根據自己的實際地位和客觀條件，對於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對策，明智地作出自己的決策，以求利國、利民、利己，以盡一個儒學信仰者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
深明大義、曉明大體應該說是曾國藩“明”字訣中最主要的內涵。在曾國藩看來，“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他認為擔當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夠曉明大義的話，就猶如凡夫俗子一樣，難以識大體、顧大局，不能對事物有明確透徹的認識，當然也就成不了大事。
曉明大體對不同的人來說，又具有不同的含義。例如對於主宰萬民、君臨天下的一國之君來說，曉明大體就是要善於用人，遠離奸佞，任用賢良之材治國理民，而不能任人唯親；人君不能善用賢良，賢良之材就會心生怨懟；天下生怨，國家就會亡在旦夕。
東漢章帝時期的馬太後就稱得上是一位深明大義、曉明大體者。東漢時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後馬氏為太後，並打算對幾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馬太後極力反對。
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員認為這是因為不封外戚導致的“天怨”，再次上書要求加封外戚。馬太後見到這種情況，立即下詔說：“凡是上書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於我，以便得到好處。從前王氏五侯，同時受封，黃霧四起，也沒有聽說迎來及時雨。先帝慎防舅氏，不準他們在重要的位置擔任官職，我又怎麽能夠違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後的詔書，覺得太後對幾位舅舅太過嚴厲，就再向太後求情。
馬太後語重心長地對章帝說：“我曾經觀察過富貴人家，他們祿位重，就好比結實的樹木，因此根必然會受到傷害。人們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溫飽。而你的舅舅們受到皇室恩寵，吃的穿的無不具備，他們所得到的已經夠多的了，還能不滿足嗎？再給他們封侯就有些過分了，這樣對他們是沒什麽好處的。”
章帝聽了，非常感慨，從此不再提此事。而馬太後也以自己的公正無私、曉明大體的胸懷，不僅免去了外戚專政的隱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專權外戚那樣的禍患，而且又杜絕了一些好拍馬屁的官員的趨炎附勢，保證了國家的利益。
曉明大義對於朝廷官員來說，就是要求官員為國盡忠，造福於民，為君分憂，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薦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為國效力。
對於為官一地、任職一方的地方官來說，肅整地方、移風易俗、鼓勵農耕、勸民本業就是曉明大體的具體表現。對此曾國藩說道：“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為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
對於領兵打仗的將帥來說，曉明大體更具有多重含義。曾國藩在這方麵有許多過人的見解。他認為，“為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不貴煦樞也”；“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日知人善任，二日善亂敵情，三日臨陣膽識，四日營務整齊”。即要求將帥既要善於知人料敵，又要有膽識謀略，還要治軍有方，隻有這樣，才會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成為一名合格的將帥。
做仁愛的好官
1.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孟子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對這句話，曾國藩的理解是：知道了仁愛二字，卻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它，也會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莊嚴而謹慎地對待它，行動也就沒有禮規，也就不是好的了。
守住了仁愛，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嚴，人的儀表。行動有禮節，就能看到人的規範與法道。三者結合起來，就可以看到聖人的風範與氣象。
據傳，有一次，湘鄉縣城新建碼頭竣工，按慣例須以“三牲”祭祀，但這次祭祀卻沒有殺豬宰羊，而是在曾國潢的主持下斬殺16人祭之。此事傳出，鄉人對曾氏家族恨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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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因父親去世迴到湘鄉。迴家後他很快得知弟弟曾國潢殺人逞兇，遭到了老百姓的怨恨。曾國藩非常生氣，他正要衝過去狠狠教訓弟弟一番，突然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諸事均由國潢照料，並且父親屍骨未寒，剛一迴家便責罵國潢實在不妥。於是站住了，按捺著怒火一時未發。
這天中午，曾國藩向歐陽夫人要了一根錐子，等到曾國潢睡午覺時，他走過去用錐子猛刺弟弟的大腿，頓時鮮血直流，染紅被褥。曾國潢從睡夢中驚醒，痛唿：“殘暴！殘暴！”曾國藩厲聲說：“為何如此大唿小叫？”曾國潢迴答：“痛死我也！”曾國藩道：“我隻用錐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殺的那些哥老會眾，他們就不痛嗎？”曾國潢這才明白哥哥此舉原來是在教訓他。經曆此事，曾國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驕橫暴虐的毛病，在當地做了大量的義舉善行。
這個故事雖然隻載記於野史，但說明了曾國藩愛民之心是有口皆碑的，並且這種愛是他的修養的重要功課。他說：“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做官，與用牧豬奴何以異哉？”
同治八年（1869年），曾國藩拖著病痛的身體赴直隸領導練兵、飭吏、治河等事，那年華北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難過。曾國藩在永清、固安一帶查閱永定河工程，見“麥稼既已全壞，而稷粱不能下種”的嚴重災情，心情非常沉重，“念百姓遭此旱災，殆無生理”。可自己能做什麽呢？一是向朝廷如實反映，盡快賑災；二是節衣縮食，搭救窮人；三是恪盡職守，努力工作。這一年，曾國藩清理結案的直隸多年積下的案子達41000餘件，“多年塵牘，為之一清”。
當兒子曾紀澤為父親的身體擔憂時，曾國藩迴信說：“亢旱焦灼，其憂有甚於病耳”，意思是說憂旱情甚於自己的病情。曾國藩如此“先天下之憂而憂”，其思想境界，無論從儒家，還是從道家，都能找到其心靈皈依的精神底蘊。
儒家思想從基本方向來說，是民本主義。“天生民而立君，以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觀念，具體落實於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認為“天聰明，自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後神降之福”，又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著天與神的資格，站在統治者之上，對人的關注構成了儒家人本主義傳統的重要方麵，或者說民本思想構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麵表現在對“民”的關注、重視上，主張“重民”、“愛民”、“以民為本”；另一方麵表現在對統治者的“德”和“賢”的要求上，主張實行“德治”、“仁政”。統治者必須想到人民，為了人民，關心人民的利益。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認為民心向背決定了統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統治者必須贏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統治者不能使用武力來對付人民，應該愛民、護民，不以威懾來使人民畏懼。隻有人民自覺自願地支持，統治者才能有效地統治，國家也才能長治久安。“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再來看道家對“官與民”關係的觀點。老子說：“以百姓心為心。”一個人如果能夠愛護天下像尊重自己的身體一樣，便可以暫時寄身於天地之間：一個人如果愛護天下能夠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便可以把天下托付給他來進行管理了。
曾國藩從儒道思想中總結出官與民之間的紐帶是“愛”，於是發出“愛民為第一義”的心聲。他反對戰爭，因為戰爭會給人民帶來災難，如果不得已而打仗，就得“樹兵勇正氣，不犯民眾秋毫”，要求部屬們“不吸煙，不擾民，二者是吾輩辦事根本”。
他還編寫了一首《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第一紮營不要懶，全靠官兵來做主。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與碗。莫派民夫來探壕，莫到民家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土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在這裏，我們不能不佩服曾國藩，湘軍的勝利難道不與“愛”字功夫有關？
我們再來看幾封曾國藩的家書。鹹豐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說：
“我從前在江西，之所以鬱鬱不得誌，第一，不能幹預民眾的事情，有剝奪民眾的權，沒有施惠於民眾的地位，滿腹仁愛的心思，沒有地方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屬省裏的文武官僚，接見有稽查，語言有監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屬地方紳士與我通往來，便因此受到責咎。因為以上三點，便鬱鬱不樂，沒法施展，然而，這隻是不適宜駐紮省城，生出的許多煩惱罷了。弟弟現在不駐紮在省城，除了接見官員這件事，沒有必要討論以外，其他愛民和聯絡兩件事，都應該實實在在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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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軍餉很是充足，凡屬抽厘金和勸捐款這些，都下決心停止。士兵騷擾百姓的事，嚴加禁止。那麽我過去一腔愛民的誠心，弟弟可以為我表達一二了。我在江西，紳士們為我勸捐了八九十萬，沒有能夠為江西消滅敵軍、安撫百姓。今年奔喪太快，若忽然不辭而別，棄置紳士們不加理睬，這是我很後悔的。如果奔喪遲走幾天，與紳士們多商量，那才妥當。弟弟應當彌補我這個缺憾，凡與紳士書劄往來，或者接見暢談時，都說江西紳士對待兄長很寬厚，家兄愧疚很深這類的話。”
鹹豐八年五月初六日，曾國藩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我不因為弟弟得官階而高興，而喜歡弟弟做官吏的才能過於帶兵的才能，將來或者可以做一個剛正廉明的官長，切實做幾件對老百姓有實惠的事情，那是我曾家門戶的光榮，長兄的幸運！”
不過對於“愛”，曾國藩認為如果功夫不夠，也會出現負麵影響。鹹豐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他寫信給曾國荃說：周濟受害士紳、百姓，不是泛愛博施，隻偶見一家之中，殺害幾口人的，流轉遷徙，迴來缺吃的，房屋被燒，流離失所的；或給數千金，以應急需。先祖星岡公說：“救人要救急難中沒有的人。”星岡公還說：“隨緣分布施，專以眼睛親見的為主。”
關於這一點，曾國藩進一步闡述道：“施仁的方法，如果沒有親見，而泛泛地去找受害人救濟，與造冊發販二樣，那麽帶兵的人專幹沽名的事，一定被地方官所惑，並且有掛一漏萬的憂慮。弟弟的見解，切中事理，我是因為過去湖口紳士受害的慘況，沒有力量救濟，所以推而達於吉安，不是叫弟弟無緣無故去做沽名釣譽的事。”
愛要真實，也就是心中要守住“仁愛”，這樣權力再大，也會把百姓裝在心裏。愛還要掌握方法，不能因“偏愛”、“錯愛”引起紛亂與不安。愛是自然的情感表達，不求迴報，尤其不可沽名釣譽。這是“愛”字功夫給我們的啟示。
2.把下屬看做自己的親人
人際關係，包括上下屬關係是雙向的，愛人的人，別人會愛他；尊敬別人的人，別人也會尊敬他。總而言之，你怎樣對待別人，別人往往就會用同樣的態度或方式對待你。領導者要想受人敬愛，必須首先敬愛他人。
曾國藩做官，時刻注重一個“愛”字，知道上級與下級是“兩端”關係，而最好的相處方式是找到結合點，即“執其兩端，用其中”。
他說，一個富貴的家庭待人接物應該寬容仁厚，可是很多人反而刻薄無理，擔心他人超過自己，這種人雖然身為富貴人家，可是他的行徑已走向貧賤之路，這樣又如何能使富貴之路長久地行得通呢？一個聰明的人，本來應該保持謙虛有禮、不露鋒芒的態度；反之如果誇耀自己的本領高強，這種人表麵看來好像很聰明，其實他的言行跟無知的人並沒有什麽不同，那他的事業到時候又如何不受挫、不失敗呢？
曾國藩深知，要提高士氣和戰鬥力，上對下就得關愛，以關愛贏得尊重，讓士兵在感激中迸發頑強殺敵的勇氣。
他說：“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奠如用禮，仁者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待棄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發達，望其成立，則人知恩矣。禮者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才，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為要結粉飾之文。”
近代反袁複辟著名將領蔡鍔選編《曾國藩治兵語錄》，評點道：“古今名將用兵，莫不以安民愛民為本。蓋用兵原為安民。若擾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餉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擾害？”
曾國藩以諸葛亮的人格為明鏡，諸葛亮是讀書人帶兵打仗，自己是帶兵打仗的讀書人。當時不少人確實把曾國藩比做諸葛亮，曾國藩表麵上不敢把自己比做諸葛亮，但內心卻是學習諸葛亮的“靜”、“愛”、“忍”等等功夫。諸葛亮說為官為將者，如果不去愛自己的部屬，那麽是很難取得勝仗的，“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
夏不操扇，雨不張蓋，與眾同也。”
曾國藩發現塔齊布忠勇奮發，習苦耐勞，深得兵心，反遭副將德清所忌和提督鮑起豹的羞辱。因此，專折上奏，彈劾德清，同時舉薦塔齊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時間裏，曾國藩連續保奏他為遊擊將軍、參將、副將，直至取代鮑起豹而任提督，成為湘軍前期的一名主要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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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齊布任提督時，“受印日，士民聚以觀，歎詫國藩為知人”。塔齊布也知恩圖報，盡心盡力地為曾國藩打贏了幾場大仗，尤其是在關係到湘軍存亡的湘潭、嶽州兩仗，塔齊布更是立下了汗馬功勞。
鹹豐五年（1855年）七月，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嘔血而亡。曾國藩為之黯然神傷，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領高級將領和幕僚離開老營抵達九江營地，向塔齊布奠靈沉痛追悼。接著，派副將玉山帶300兵士護送靈柩至南昌公祭，公祭之後，再由守備長春護送迴原籍安葬。
接下來，曾國藩上奏朝廷，詳細奏述塔齊布在湘軍創建中的功勳及諸多成績，並請在長沙建專祠。曾國藩還親自為“塔公祠”撰寫楹聯：“大勇卻慈祥，論古略同曹武惠；至誠相許與，有彰曾薦郭汾陽。”又吩咐從湘勇內銀錢所拿出兩千兩銀子，送給塔齊布的老母。曾國藩對塔齊布的功勳如此稱頌褒獎，對其後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帖，使湘軍將官士兵十分感動。
鹹豐八年，曾國藩在浙江辦軍務，白天與胡林翼會商進兵、籌餉之策，晚上看書、寫日記。四月初九日晚，曾國藩大概看了一個時辰的《左傳》和一個時辰的《史記》，侍從康福什麽時候來還書，並站在書架旁選其他書，曾國藩並不知道。他看見康福後說了一聲：“你過來。”然後分別打開《左傳》和《史記》中插書簽的那一頁，對康福說，“這是我今夜重溫的兩段，你讀讀吧。”
少年失去雙親的康福沒有接受過私塾教育，但他受家傳棋藝的影響，圍棋下得不錯，鹹豐三年曾國藩迴籍時無意中發現了他，便把他留在身邊，培養成為一名親信。這些年來，康福在曾國藩的教育下，已成長為一個有謀有勇的人。康福接過老師的書，按圈點的內容看了起來：
鄭國曾經派子濯孺子去攻打衛國，戰敗，便逃跑，衛國派庾公之斯追擊。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的病發作了，拉不了弓，我活不成了。”又問給他駕車的人說：“追我的是誰呀？”駕車的人迴答：“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說：“我死不了啦。”駕車的人不明白：“庾公之斯是衛國的名射手，他追您，您反說您死不了啦，這是什麽道理呢？”子濯孺子迴答說：“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學的射箭，尹公之他又是跟我學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個正派人，他所選擇的學生、朋友一定也正派。”這時，庾公之斯追了上來，他見子濯孺子端坐不動，便問道：“老師為什麽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說：“我今天病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說：“我跟尹公之他學射，尹公之他又跟您學射，我不忍心拿您的技巧反過來傷害您。但是，今天我追殺您，是國家的公事，我也不能完全放棄。”於是，瘐公之斯抽出箭，在車輪上敲了幾下，把箭頭敲掉，用沒有箭頭的箭向子濯孺子射了四下，然後迴去了。
康福看完這則故事，抬頭看了一眼曾國藩，心想老頭子為什麽要我看這個故事？見曾國藩正在寫信，康福又讀起《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吳起愛兵的故事：
戰國時兵家吳起善用兵，屢建戰功，被魏文侯任為西河守。吳起治軍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愛兵如子，因而深得人心，得到廣大將士的尊重。
有一年，吳起統率魏軍進攻中山國，軍中有一個青年士兵的身上長了毒瘡，痛得他滿地打滾。吳起看到後心急如焚，他聽人說毒瘡裏的膿血不排出來，病是好不了的。出征途中，各方麵條件都很差，要想排出膿血隻能用嘴巴去吮吸。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吳起不顧毒瘡的又髒又臭，親自用嘴巴吮吸毒瘡，膿血排盡了，士兵得救了，這個士兵感動得熱淚滾滾。吳起為士兵吸毒的事情，在軍營中傳為佳話。
由於吳起愛兵如子，治軍有方，公元前409年，吳起率兵討伐秦國，所向披靡，一連攻克五個城池，奪得了西河地區。以後，在他鎮守西河的27年間，先後率軍與諸侯大戰76次，全勝的就有64次，這與他體貼下士、治軍有方是分不開的。
就在康福讀書的時候，曾國藩手不停歇地寫著致前線指揮曾國荃的書信：
“你目前名望正高，務必要堅持不懈，有始有終。治理軍隊的道理，能戰爭是第一要義。如果圍攻半年，一旦被敵人衝突，不能取勝，或者受到小挫折，那麽你的名聲一個早晨的時間便下落了，所以說探驪的方法，是以會戰鬥為得珠。能愛民為治軍第二要義。希望弟弟兢兢業業，一天比一天謹慎，一直到底決不鬆懈，那不僅為我補救了從前的過失，也可以為我父增光於九泉之下……”
其實，曾國藩這一“愛”字功夫，道理是非常淺顯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上下級之間有沒有愛，決定了其工作配合是否默契，是否有效率，合作事業是否長久，是否成功。
“任”字當頭躬身入局
如果把活著當成一種責任，會很容易就感覺到疲累，但若把世界當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進大我裏，那麽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凡辦大事的人不會一味計較自己失去的，會先認清什麽是自己應該做的，自己肩頭的首要責任是什麽。
1.以天下為己任
曾國藩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說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在談到自己為什麽能夠有所作為時，曾國藩自己也說：真正的聖人君子的行為準則，在於責任，並且以此去倡導天下的人們。世道之所以變亂，是因為上上下下心中充滿了物欲，每個人都隻為自己考慮，自私成風，給社會帶來危害。當災難來臨，他們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兒事情。於是那些有責任感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的現象，克製自己的欲望去關心他人，提倡社會責任感，反對自私自利，挺身承擔各種困難。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恥的事情，把躲避看做是可恥的行為。我們的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曆經九年而平定大亂，全在於“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
2.執著於躬行踐履
曾國藩對躬行踐履最為執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當旁觀者，不當看客！而是要從自己做起，虛心實做，則近於成功。這就是把責任感與具體行動相結合。
為此，他主張“言不妄發”。他認為做應做之事，說應說之話才是本分的事情。他還以此教育弟弟迴顧曆朝士大夫的興衰，多應以此為鑒。這也是完善自我，振興家業的根本。
曾國藩還主張“虛心實做”，倡導躬行，自然就反對講資格，問樣子。他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夫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在他的眼裏，表麵功夫是沒有效果的，是一種極不可取的處世態度。
正因如此，曾國藩的責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眾人認可。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不光因為有強烈的責任感更是由於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鹹豐時期，相安無事，每個人都渾渾噩噩的，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卻沒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兇猛，人們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從容指揮。他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是與他‘以國為己任’的忠心有關聯的。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像曾國藩這樣挾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宏毅的人吧？”這裏的“宏毅”也是從不做看客，而是由內在責任心驅動下的堅持到底。
正是因為這種以國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感和胸懷，使曾國藩出類拔萃，堅強謙謹，誌向上堅貞脫俗，處理公務，待人接物都鮮有差池，寫過的書籍卷稿人人看來皆有獲益。這所有的一切都因為他心中對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應做的所有事情都當做責任來對待。
3.做人當自強
曾國藩說：人當自強，自強為國。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有因此而大興的，也有因此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等人，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
由此看來，一個真正強大的人，或者說想獲得永久強勢的人，要學會先從品質上變強。集責任感、謙虛、仁義三種品質於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實質是行不通的。
4.自我肯定，自我超越
曾國藩認為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首先要做到對自我的肯定、服從或尊敬。不能隻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範圍內你確實征服了別人，而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範同內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麽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廣大。最後你就把自己陷入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你發現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說，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樣。
一個想不斷變強的人首先要做到自我超越。而這種超越需要你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來自於你的內部，是舊我對新我的反抗：這一反抗有時會刺激你更堅決更強烈地征服自我，由此，你就在這征服與反抗中不斷前行。到一定時候你就因為自修而完善和強大，這種強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強大。是君子所要盡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由此可知，世上的成功者、強者無一不是嚴格要求自己，對自己有責，對他人有義，以國家利益為己任的人。他們多能以廣大的胸懷，出眾的品質，成為人人佩服崇拜的對象。其實，想成為這樣的人說難也不難，首先就看自己是否懂得了“任”這個字。
挺膺負責，成事可冀
生於人世即行人道，立於天地間就為天下蒼生謀福祉。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是理學倡導的觀點。如宋代理學家張載所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遠大誌向。這似乎就是曾國藩的平生縮影。
1.事必躬親，挺膺負責
曾國藩以書生起家，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救國，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傳曾國藩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位老翁請一位貴客到家中做客，並準備留這位貴客吃飯，就叫兒子到市場上去買菜。但是時近中午了，兒子還沒有把菜買迴來。老翁很著急，就到窗口去看，隻見在離家不遠的一條田埂上，兒子正挑著菜擔子與一個挑著京貨擔子的人麵對麵地站著，互不相讓。
老翁急忙出門，趕了過去。他對挑京貨擔子的人說：“老哥，我家裏來了客人，正等著這些菜迴去做飯。請你行個方便，往水田裏讓一讓，等我兒子過來，你老哥也就過去了。”
那個挑京貨擔子的人說：“你兒子怎麽不下水呢？”老翁說：“我兒子個子矮，要是下到水裏，擔子裏的菜就被水浸濕了。你老哥個子高，下到水裏也碰不到水。因為這個原因，我才請你讓一下。”
那人說：“你兒子的擔子裏不過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將就著吃。我的擔子裏全是京廣貴貨，萬一沾上一點兒水，就不值錢了。我的擔子比你兒子的擔子貴重，怎麽反叫我讓路呢？”
老翁見不能說服此人，便挺身過去說：“來！來！這樣吧，我下到水田裏，你把貨擔子遞給我，我頂在頭上，你側著身子從我兒子的身邊過去，我再把擔子交給你。這樣行嗎？”老翁說著就脫下鞋襪準備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舉動，覺得過意不去，就說：“既然您老人家這樣費事，我就下在田裏，你把擔子遞給我。”
這位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場糾紛，使事情得到了圓滿的解決。老翁能換位思考，把關懷他人當成自己應做的事情，所以能夠得到對方的認同。
2.積極入世，敢於進取
曾國藩主張積極入世，充滿著對國家、文化的使命感。他非常欽佩唐朝中興名將郭子儀。郭子儀認為身為臣子理當心係萬民，為國家排憂解難，任國家驅使，不計個人榮辱名利。曾國藩以郭子儀為榜樣，樹立了勇於進取的人生態度，使自己成為一代名臣。
當太平軍崛起，清廷麵臨危亡時，曾國藩挺身而出，編練湘軍。功成之後，又奉命剿撚。剿撚不力，他不放棄，自願留營效力。他迴兩江總督任上，依舊盡職盡責，為李鴻章出謀劃策，打氣鼓勁。後來他接任直隸總督，辦理“天津教案”，因為恐怕激怒洋人，導致戰爭，退讓較多，引起全國公憤，人人都視之為“賣國賊”。
俗話說：“不在其位難謀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國藩的功過是非不是簡單的好與壞，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摻雜其中。後來李鴻章辦理，基本上維持原議。如丁日昌所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曾國藩勇於任事，挺身入局，拋開其動機不說，這種精神卻是值得借鑒的。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廣西金田村爆發時，鹹豐皇帝剛剛登上寶座，對處理國家大事還沒有多少底氣。不過他畢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著應對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漢人治漢人”的建議。鑒於曾國藩的名聲，鹹豐皇帝的將點到了他的頭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辦團練，協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聖旨之時，曾國藩正在家裏守喪。自古忠孝難兩全，從內心來講，曾國藩還是想去建功立業的。隻是母親的喪事還沒辦完，自己正處在守喪期，不宜迴應，於是表示：我要守喪，不能遵旨。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曾國藩寫好了奏章，準備托人上奏皇帝。好友郭嵩燾對曾國藩發起了一場遊說活動，甚至搬出來他的父親曾麟書，曾國藩看到時機已經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業的衝動，也無法推辭了，於是投筆從戎。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於肩上，他在感到充實的同時也心情凝重起來。
曾國藩雖然領了旨，但是，實實在在地說，他絕對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擺在他麵前的情況是：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建什麽樣的軍隊，怎樣建，需要的錢餉又從何而來……太多問題困擾著他了。麵對重重困難，曾國藩在一步一步地前進。他認為，清政府的八旗兵、綠營兵是已經腐化了的、沒有戰鬥力的部隊，自己訓練的士兵應該有更大的戰鬥力，應該有獨特的精神。辦團初期，曾國藩的主要任務是鎮壓當地的農民起義。可是太平軍很快就從廣西打到湖南，從湖南打到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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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想循序漸進，鹹豐帝卻已經急不可待，要曾國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軍。白手起家的曾國藩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訓練出能征慣戰的軍隊的，湘軍剛剛建立，用這樣的軍隊去與太平軍作戰，無異於以卵擊石。出兵還是抗旨，對曾國藩來說，無疑是非常難辦的。他多次上奏說：“事勢所在，關係至重”，不能草率而出，並向朝廷建議“實行四省聯防”。鹹豐皇帝對此很不滿，在曾國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才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
從這種譏諷的口吻中可以發現，在鹹豐皇帝看來，曾國藩不過是一個好高騖遠、自吹自擂的書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下令曾國藩出兵。
曾國藩並不因為自己受到了譏諷就出兵，繼續上奏，大意是說：臣自知學問少見識也少，但確是忠誠不貳的，成敗利弊對於臣來說沒有什麽；但皇上責備臣了，臣就一定會警醒。臣隻是認為與其以後毫無功績受欺君之罪，不如現在據實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棄喪帶兵被人嘲笑，後又大言不慚被人嘲笑，臣還有什麽臉麵立於天地之間呢？臣每晚都焦急憂愁難以入睡。所以懇請皇上體諒臣的進退兩難和謹慎行事，不要再責怪微臣了。臣自當為國竭盡心力，絕不狂妄自大，更不會臨陣退縮的。
曾國藩的這一片血誠還真的打動了鹹豐皇帝，從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可見，隻有把萬事裝進心裏，再與自己的誌向相結合，才能順勢而發掌控大局，否則隻會徒勞無功。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為官不貪是對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國藩時時不忘祖父在他中進士以後所說的話。祖父對他父親說：“我家仍靠耕田為業，不可靠他（做官）吃飯。”曾國藩將此番話作為一生的訓示，他曾發誓說：“我從三十歲開始，便以做官發財為恥辱，以官宦公飽私囊，為子孫聚斂財富為恥、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絕不靠做官發財，為後人斂集財富。神明作證，我決不食言！”
1.做官不貪圖錢財
曾國藩在京做官14年，俸銀極少，後來，皇上讓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為官生涯中最高額的俸銀，不久便寄迴鄉。曾國藩不貪圖錢財，也以“勤儉”二字訓誡後人，且以“勤儉”二字嚴於律己。他一生為官且位高權重，但終身儉樸，過著清淡的生活，他曾說：“我做官20年，從不敢沽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一向恪守樸素的家風，儉樸節約可以，稍稍豐盛也可，但過多的豐盛我是不敢也不願的。”
曾國藩尤其推崇湯斌，認為湯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湯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撫時，剛到南京，就把府縣官員召集，嚴加訓斥。貪圖賄賂的人輕則被別人彈劾丟官，重則沒收家產，累及子孫。為官者，一旦沾上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賄賂，把柄就在別人手中捏著，這樣下官有何過失一律不敢叫其糾正。長此以往，上司就會有包庇之嫌。
2.曾家收禮僅一次
據曾國藩的女兒迴憶，曾家收受別人的禮僅一次，那是提督黃冀升的夫人進獻的。
黃翼升曾是曾國藩的部下。曾國藩組建水師時，黃翼升鞍前馬後幫了許多忙，是曾國藩的心腹大將。建立淮揚水師後，黃翼升被提升為統帶。
1862年，黃翼升成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曾國藩用人之際想調迴黃翼升，與李鴻章來往書信相商13次，均被李鴻章斷然拒絕。因黃翼升本性寬厚，性情溫良，深受眾將士擁戴，曾國藩千番百計要把這員心腹大將調迴；而李鴻章更是對黃翼升讚賞有加，因此堅決不給。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點翻臉。這個時候，黃翼升夫人出麵周旋，事情才有了緩和的餘地。
黃翼升其時身處兩難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麵調停，設法要拜曾國藩的夫人為義母。待到曾夫人壽誕之日，黃夫人帶著翡翠鐲一雙，明珠一粒，紡綢帳一件前來拜壽，當著眾賓客的麵，黃夫人執意要拜曾夫人為義母，曾夫人礙於情麵，隻好收黃夫人為幹女兒。
宴席散後，曾夫人向曾國藩說明緣由，開始曾國藩很氣惱，但轉而一想，此舉既能緩解因黃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籠絡將心，便再無異議。
3.“一品宰相”曾國藩
曾國藩官至大學士後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戲稱他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國藩通常是舊衣布鞋，還幽默地說：“古人雲：‘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視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之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曾國藩一生堅守清廉，對兒女也同樣要求他們儉樸度日。他規定，嫁女壓箱銀為二百兩，娶媳也同樣如此。他在鹹豐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質帶長夫二人送家信，並銀二百兩，以一百為紀澤婚事之用，以一百為侄女嫁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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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貪財，不苟取”，就是曾國藩的人生信條。觀其一生為官處世之道也的確如此。得自己應得的，爭取自己想爭取的。有所得無所貪才是正確的為人之道。
曾國藩為人通曉世故，很能為別人著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為逃避戰亂帶著孩子來到上海，曾國藩獲悉後秘密派輪船迎接她以及她的兩個兒子、一個未出嫁的女兒。他又每月出銀20兩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將他們安排妥當才放下心來。
過了幾年，邵夫人和她的長子相繼病故，邵夫人的二兒子及女婿要送靈樞迴老家。曾國藩見邵家小女兒孤苦伶仃，無人照顧，便讓夫人收其為義女。這樣，邵家小女兒便可在兩江總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的悉心照料。
曾國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責人，則度量宏深。”事實證明他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確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頻生、變化不定，他也從未改變過。
4.交友貴在有雅量
曾國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貴雅量，從中受益不少，他認為：以德求變的立世方法，由於天生資質不高，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進步，所以隻有借助外界的幫助來讓自己不斷進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於友情極為珍惜，謹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夠寬闊，氣量狹小的話，那麽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隻有一點長處、一點善行，隻要他於我有益，都應廣泛采納用以培養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詞、勸諫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從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隻會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對於有思想有見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見解與自己不同，也應該抱一種容納的心態來麵對。在交流過程中自然能發現自己的缺點與不足，這樣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國藩作為清朝的理學大師，繼承了儒家傳統的“仁民愛物”的品德，並將其轉化在待人處世上。他在為官期間體恤民情，甚至在鹹豐年間，多次為民眾冒死直諫。他說：“做官不為民眾著想，不愛民眾，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書、詩詞中都反映了他愛親人、與鄰裏和睦相處的心願。
曾國藩一生寧可自己吃虧也從不占他人便宜。這看似守舊的思想，實則包含了為人處世的大智慧。接受好處猶如給人把柄，後患無窮。拿別人的、用別人的終究是要還的，不以物抵也會用其他方式相抵。
所以，不貪心的人沒有人情債，沒有人情債的人才會活得更輕鬆。
忠誠體國，以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不計小利。國家、民族、社會、自我相互影響，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勢，待人以誠，為國有忠是為人之根本。
1.心懷天下之誌
曾國藩就是一個心懷天下之誌的人，他在京都任職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可見，他對時務的關心更甚他人。
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都已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能把平時準備下的學問，拿出來應用。他眼光長遠，凡事皆有準備，所以書生帶兵還能報捷絕非是幸運可以解釋的。我們隻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心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麽來之不易了。
2.危難之際忠君體國
曾國藩身為臣子，能恪盡職責，忠君體國，這一點可以於國家危難之際體現。
(1）直諫流弊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鹹豐皇帝即位。他繼位以後的時局頗為艱難，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正在廣西地區醞釀成熟，時刻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
為挽迴人心，渡過難關，鹹豐帝頒詔求言，封章密奏。許多朝臣應詔陳言，直諫流弊，這其中就有曾國藩。他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戶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民生疾苦與軍事外交。目睹時局危急，政風頹靡，就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內容大致是推薦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議在官員中樹立學習風氣，提高自身修養；考察官員時推薦“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諫，陳述忠言。他還對官員的腐敗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朝廷正值用火之際，應該設立完善的舉薦製度廣納天下英才。雖然鹹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奏折評價很高，但並沒有產生實際效果。
曾國藩上的其餘各疏，對於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方麵切要的問題，也都詳細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對當時的利弊，都有全麵深入地了解。他還提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加強武備的具體措施。他認為國家的憂患大致在兩個方麵：一個是國家可用的後備資源不足；一個是軍隊精幹力量的匱乏。
麵對財用不足，應從根本上杜絕不必要的開支，其中節餉就是一項。他列舉了各地軍隊的種種腐敗狀況後認為，醫者在治療癰病時，會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來，軍隊中能力差體質弱的士兵，也應該適量地優勝劣汰，再加以強化訓練。這就好比忍痛割腐長新，否則，是無法改變武備廢弛的現狀。其後，他又說明了“兵貴精而不貴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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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還是他在鹹豐元年（1851年）四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及有作為、有擔當的耿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平亂事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2）家書報國
曾國藩的忠心還表現在他所寫的家書、日記中。他寫在家書裏的報國之願大意為：我現在身居高位，想忠誠為國，為國家社稷而鞠躬盡瘁，所以不會阿諛奉承來換取皇帝的喜歡，這樣做會讓祖宗蒙羞的，也會辜負長輩的教誨與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國期間，將之變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和“置生死禍福於度外”的思想，他在家書中講道：“天下紛紛，沅弟斷不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促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
(3)“忠”、“勤”二字當先
曾國藩忠誠體國除去其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責任感之外，還有其識見之原因。他對“忠”、“勤”二字的理解尤為深刻，他認為開國創業之初，大多能人所創的豐功偉業都是順勢之舉，人事的作用相對較小。到了建設國家、發展國家的時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對一半。若以人事和命運抗爭，隻能以“忠”、“勤”二字當先。亂世之中，多是虛偽奸佞的小人，隻有絕對忠心的人才能克製他們。當人們越來越懶惰的時候，隻有勤勞的人才能夠出類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麽過人的才智，盡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勞的人也不必有過人的精神，盡力而為就可以了。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綜上所述，曾氏忠誠體國，始於其誌，定於其識，成於其行，貫穿於其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發展的時代中，現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從自己的每一天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