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厚黑處事
楊、李狗咬狗一嘴毛
為人處世，高明的手段往往勝過能力的大小。正如很多曆史人物一樣，要想有所成就，沒有一點厚黑之手腕是絕對不行的。於是，各種各樣的厚黑處事之例就赤裸裸地擺在了我們麵前。曆史就是一麵鏡子，我們不妨從中窺探自己身處的境地。無論是自保還是進取，都可以從中獲得裨益。
唐朝大奸李林甫與楊國忠之間的關係，在權力欲的驅動下，經過了勾結、交惡和爭奪幾個階段。楊國忠剛入朝時，羽翼未豐，不得不在李林甫幕下充當打手，製造了“韋堅獄案”和“楊慎矜獄案”。事後，李林甫曾拍其背說：“合作得很愉快！”
可時間不長，隨著地位的上升，楊國忠的權力欲不斷膨脹，不甘心再寄人籬下，要做人上人，開始覬覦李林甫手中的相權了。
對李林甫來說，當初拉攏楊國忠，意在打倒太子，保護自己，他看中的是楊國忠有靠山，但誤認為他沒有什麽能耐，隻能充當打手而已。通過楊國忠對一係列冤案的處理，他覺得原來的看法錯了，這個人不簡單，尤其在施展陰謀詭計方麵，其狠毒絕不亞於自己。
“他也挺會琢磨人。”李林甫這樣說。他喜歡把玩弄或施展陰謀稱為“琢磨”。根據長期官場鬥爭經驗，他意識到楊國忠的危險，特別是楊國忠現正步步高升，威權日重，已經成為自己的直接威脅，沒辦法，還得伺機鏟除他。
真是強中自有強中手，楊國忠初時依附李林甫，隻是想把他作為一塊向上爬的墊腳石。現在自己羽翼漸豐，李林甫的存在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已成為自己向上爬、進一步擴大權力的障礙。
勾結早已過去，交惡已經開始，爭奪角逐隨之展開。楊國忠對李林甫主動攻擊，李林甫窮於招架，自歎“老身已朽”，一些見風使舵的“能手”紛紛觀測風向，尋找避風港。依附李林甫多年的原京兆府法曹吉溫，這時已改投楊國忠門下，並積極獻策，奏請皇帝任命楊國忠兼兵部侍郎一職。
楊國忠打擊李林甫所采取的手法是，剪其羽翼，斷其膀臂。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六月，在楊國忠、曹吉溫的策劃彈劾下，李林甫的親信、京兆尹蕭靈坐贓左遷汝陰太守。第二年四月，李林甫的另一親信、禦史大夫宋渾坐贓巨萬，又被貶流潮陽。同年十月，楊國忠替武則天的幸臣張易之鳴冤叫屈，玄宗言聽計從，恢複了張易之的爵位。由此可見楊國忠說話的分量和他在玄宗心中的重要地位，而這也使得他的膽子越來越大。接著，他又把矛頭指向李林甫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心腹王。
王曾在韋堅等人的冤獄中，受李林甫指使，與楊國忠一起出謀劃策，是楊國忠的重要合謀者。他因日受恩寵，漸至禦史大夫兼京兆尹，並領二十餘使，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其權勢不在楊國忠之下，所以特別為楊國忠所忌恨。恰在此時，王的弟弟、戶部郎中王與刑密謀作亂，準備脅迫右龍武軍萬騎，燒毀諸城門，捕殺李林甫、楊國忠等，但未及舉事就敗露了。楊國忠借此大做文章。因此事關係重大，一向不大過問政事的玄宗，這時也臨朝召見身任京兆尹的王，要他追捕作亂者。王因擔心牽連弟弟王，有意拖延時間，先暗中通知其弟避去，然後發兵圍捕刑，自己則與楊國忠隨後才趕到刑家。
刑率部屬抵抗，其中有人相告說：“不要與大夫（指王）相鬥，不要傷及大夫部下。”
這話被楊國忠的親信聽到，報告給楊國忠，楊國忠如獲至寶。接著宦官高力士又率四百兵車前來助討，刑為亂兵所殺，餘黨盡擒。叛亂平息後，楊國忠趕忙去見玄宗，以刑黨徒臨陣對話，告王參與謀亂。玄宗知王受朝廷重用，不太相信楊國忠的話。這時李林甫也親自出馬，在玄宗麵前替王辯護。玄宗密令楊國忠把這個意思暗示給王。楊國忠本來就想借故鏟除王，所以他並沒把玄宗的意思轉達給王。王在未知帝意的情況下，竟然說：“弟為先人所愛，義不欲舍而謀存。”
玄宗聞王竟表示與王共存亡，非常生氣，再加上趨附楊國忠的左相陳希烈力主應以大逆之罪嚴懲，所以事態的發展對王非常不利。待王修表上奏時，已遞不上去了，因為玄宗已給陳希烈和楊國忠下令將王收入監牢。王忙帶表求救於李林甫，李林甫已知情勢不可挽迴，無可奈何地說：“事情已經晚了。”
經審問，王否認王參與謀亂；但王自己謀反罪成立，被亂杖打死。王雖無謀亂證據，終因楊國忠、陳希烈從中活動，亦以連坐而賜死，諸子被殺，家屬流配遠方，財產籍沒。
楊國忠搞掉了王，還接管了王的禦史大夫、京兆尹等職。就事情本身而言，刑謀亂事應已了結，但楊國忠的目的是除掉李林甫，故仍抓住此事不放。表麵上是繼續追查刑之案，實際上矛頭直接指向李林甫。他利用審訊與王兄弟有牽連的人，命他們供出李林甫與阿布思的關係。
原來，李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單於副大都護時，其下屬朔方節度副使阿布思（突厥人）在征討契丹時叛走漠北，李林甫被迫引咎辭去節度使一職。此事與刑、王兄弟毫無關係，楊國忠借題發揮，窮追不舍審訊逼供多人，李林甫過去的醜事被揭個底朝上。楊國忠不斷把情況上奏玄宗，由此玄宗開始厭惡和疏遠李林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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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目睹自己的親信一個接一個地被除掉，而且搞到自己頭上來了，他怎肯坐以待斃，決心伺機反撲。正好在這時，南詔主閣羅鳳因不堪唐朝邊將欺淩，舉兵拒唐。楊國忠所薦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率軍與之交戰，遭致大敗，損失慘重。為扭轉局勢，玄宗命楊國忠兼任劍南節度使。不久，閣羅鳳臣服吐蕃，與唐朝衝突加劇，威脅邊境安寧。李林甫馬上抓住此事攻擊和指責楊國忠無能。楊國忠不得不故作姿態，要親自赴鎮處理，以便向玄宗表明自己對邊境事態的關切，並堵住李林甫的嘴。李林甫感到這正是鏟除楊國忠的絕好機會，因而急忙奏請皇上準許楊國忠赴鎮。
楊國忠本來隻是做做姿態，沒料到弄假成真，生米做成熟飯，也隻好硬著頭皮去了。臨行，楊國忠向玄宗哭訴，說李林甫這是借機打擊排斥自己。楊貴妃也出麵幫他說情。玄宗竟然輕信，安慰楊國忠說：“處理完軍務就立即迴來，我在這兒扳指頭等你。”過了數月，玄宗果然召迴了楊國忠。
楊國忠一迴朝，李林甫便有窮途末路的感覺，像鬥敗的公雞，隻有被宰殺的份兒了。因為精神壓力太大，他一下子病倒在床。楊國忠聞知，馬上到李林甫家探視，實際上是察看虛實。他見李林甫臥床不起，病得不輕，不由得喜上眉梢。李林甫自覺鬥不過楊國忠，且來日無多，不禁流下眼淚，說：“林甫將死，公必繼為宰相，以後多辛苦啦！”楊國忠聽李林甫這個老狐狸說出這話，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麽藥，怕中他的奸計，所以心中非常緊張，急得滿頭大汗，半天不敢答話。不久，李林甫死去。楊國忠取而代之擔任右相，兼吏部尚書。
楊國忠除去了心頭大患，奪取執政大權的目的達到了。可他對李林甫還是耿耿於懷，恨不得鞭屍解恨，仍然翻出舊賬，硬說李林甫與阿布思曾勾結謀反。楊國忠專找那些曾受過李林甫迫害的人出來作證。結果，李林甫罪名成立，人雖已死，仍被追奪官爵，貶為庶人，諸子被貶謫嶺表，讓李林甫死後也不得安寧。
楊國忠、李林甫的交惡與爭奪，人們說是狗咬狗的鬥爭。據傳，楊國忠死後變成“洋狗”，李林甫死後變成“狸狗”，兩下還在撕咬。最終，洋狗咬死了狸狗。
嚴嵩父子專權亂政
嚴嵩專權，拉他的兒子嚴世蕃做幫兇。嚴世蕃相貌醜陋，心腸歹毒，且又狂妄自大，其兇狠奸貪不在其父之下。他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憑借老子的權勢青雲直上，官至工部侍郎。隨著嚴嵩的一天天老朽昏聵，他越來越離不開他的兒子，世宗皇上的諮詢禦劄，一概由嚴世蕃奏答，後來，嚴嵩又讓他代辦公務，參與國家機要。內閣首輔的寶座由嚴嵩一人坐，而朝中大權由父子二人把持，當時朝中上下稱他們父子為“大丞相、小丞相”。
嚴氏父子專權亂政達二十年之久，禍國殃民、迫害忠良、招財納賄，壞事做絕，激起了朝中大臣們的強烈不滿，多年來，彈劾不斷，但昏庸的世宗執迷不悟，不但對朝臣們的彈劾充耳不聞，還一味包庇嚴氏父子，客觀上縱容了他們的罪行，使他們父子得以繼續為害百姓。
嘉靖四十年（1561），嚴嵩的老婆歐陽氏因病去世，按照封建禮製的規定：身為兒子的嚴世蕃應離職迴籍守孝三年，叫做“丁憂”。但是，嚴嵩一天也離不開兒子，他怎能讓嚴世蕃迴老家？於是他便找了個借口，向世宗求情，將嚴世蕃留在京城，而讓他的孫子代為“丁憂”。嚴世蕃雖然被留下了，但因他重孝在身，不便入值西苑，所以，公務上的事情還是幫不了嚴嵩什麽忙。沒有了兒子的幫助，嚴嵩深感力不從心，往往將公事處理得一塌糊塗，對於皇上的禦劄下問，多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有時急得嚴嵩團團亂轉，一籌莫展，最後隻好派人迴家詢問兒子嚴世蕃。
嚴世蕃雖然在家“守孝”，卻一點兒不守孝道，整日裏大吃大喝，聽歌觀舞，他有二十七個妻妾，個個珠圍翠繞、脂紅粉香，嚴世蕃左擁右抱，和她們尋歡作樂。嚴嵩派人來詢問禦劄之意，嚴世蕃自然沒有心思琢磨世宗的禦劄，通常草草作答，語多隔膜，甚至前言不搭後語，使得嚴嵩大為光火；有時嚴嵩不得已自己寫奏答，更是驢唇不對馬嘴，令世宗很不滿意。此時已是嚴嵩執政的晚期，他們父子手中的權力過重、勢力過強，大有陰雲蔽日之勢，世宗心中早已有所猜忌。
這時，世宗正寵信著方士藍道行，把他看作神仙一般，不說是言聽計從，對他的話也是看得很重的。而嚴氏父子偏偏把他得罪了，藍道行就打算在世宗麵前告嚴氏父子的狀。有一次，世宗問藍道行：“天下何以不治？”藍道行乘機以仙人的身份迴答說：“嚴嵩父子，弄權專政，奸人不去，病國妨賢。”世宗又問：“如果是這樣，上仙何不降災誅殺他們？”藍道行神秘地一笑，說：“留待皇上正法。”世宗一聽，心有所動，“仙人”既然給他指出了一條明路，世宗便從此產生了除掉嚴嵩父子的念頭。
不久，禦史鄒應龍又上疏彈劾嚴嵩父子，列舉了父子二人的種種罪狀，其後，又有徐階推波助瀾，力勸世宗處分嚴嵩父子。終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世宗下旨令奪去嚴嵩的一切官職，並發配迴江西老家；嚴世蕃也被謫戍雷州衛。另外，嚴嵩的兩個孫子及幾名私黨也都被遣戍邊。
嚴世蕃在謫戍雷州的途中，逃跑迴家，在家中躲了一陣子，見無人追問，他的膽子又大了起來，開始四處活動。他夥同嚴嵩的死黨、也是在戍邊途中私逃的羅龍文，網羅黨徒，招納叛卒，奪人子女，劫掠民財，勾結倭寇，圖謀不軌，半年之內，就作案二十七起，情節惡劣，氣焰囂張，真達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嚴世蕃還役使工匠四千人，大造私第，修建亭台園林，雕梁畫棟，窮奢極侈，排場、氣勢，一如往昔。嚴府的豪奴悍仆，仍舊挾持相府餘威，淩辱官民，為非作歹。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月，禦史林潤又上疏彈劾嚴世蕃。世宗聽說嚴世蕃逃跑迴家，繼續作惡，勃然大怒，下旨將嚴世蕃逮捕治罪。
嚴世蕃這次雖被關進了獄中，卻並不害怕，他知道鄒應龍和林潤在奏疏中隻揭發了他招財納賄和聚眾為逆這兩大罪狀，他極為了解世宗的秉性，就在他舊日的心腹來獄中探望他時，他對心腹說：“鄒應龍和林潤參劾我兩條罪狀，都不算什麽。招財納賄，自古有之，就是當今皇上，也未治過多少貪官；至於說聚眾為逆，還無真憑實據，大可不必過慮。我想沈煉和楊繼盛兩案，廷臣經常談論，算作我家人命案，可是他們的奏疏中並未提及，現在煩請各位在外多加宣揚，就說沈、楊兩案不加入，怎能扳倒嚴氏？他們聽了信以為真，再去上疏，那時我便可以出獄了。”他的心腹不明白個中蹊蹺，就問他：“沈、楊兩案若再加入，罪行愈重，怎麽還可以出獄？”嚴世蕃說：“沈、楊被殺，雖由我父擬旨，終究是皇上批準，若重新提及，必然觸怒皇上，皇上便會加罪於他們，那時我不就可以出獄了嗎？”心腹們聽了頻頻點頭，依計而行。
果然，一經嚴世蕃的心腹當眾遊說，刑部尚書黃光升、左都禦史張永明和大理寺卿張守直等人紛紛中計。
事情要追溯到嘉靖三十年(1551)，錦衣衛沈煉上疏世宗，曆數嚴嵩禍國殃民、欺下媚上、貪贓枉法十大罪狀，請求世宗誅戮奸臣，以謝天下。奏疏呈上後，沈煉被以“詆誣大臣”的罪名遭受廷杖之刑，並謫佃保安。在保安教習鄉中子弟時，他把嚴嵩和李林甫、秦檜相提並論，大加貶抑，嚴嵩知道後，恨之入骨，便誣陷沈煉圖謀反叛，把他逮捕處死，沈煉的兩個兒子也被殺害。
繼沈煉上疏之後，剛剛升任兵部武選司郎中的楊繼盛，於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奮筆寫了一份《請誅賊臣疏》，冒死上疏。楊繼盛在奏疏中也列舉了嚴嵩的十大罪狀、五大奸計，請求世宗訊拿嚴氏父子，以正國法；或將其逐出朝廷，削籍為民，以全國體。嚴嵩看到後，卻反咬一口，誣陷楊繼盛目無君上、陰謀反對世宗，挑撥得皇上大動肝火，將楊繼盛投進監獄。嚴嵩指使他的爪牙對楊繼盛進行嚴刑拷打，楊繼盛在獄中關了三年，備受杖笞拶夾之苦，大腿上的肉被打成了碎片，整個人血肉模糊，體無完膚。劇烈的創痛常常使他半夜醒覺，他就打碎瓷碗，用破碗片刮去腐肉和膿血，獄卒看得毛骨悚然，而他卻神態自若。就這樣，嚴嵩把楊繼盛折磨得差不多了，又用奸計將他處死。
黃光升等人以為機會終於來了，便把沈、楊兩案加入奏疏中，準備上奏世宗，重審舊案，嚴辦嚴嵩父子。上奏前，他們把奏疏拿給徐階過目，徐階一看，大吃一驚，說：“諸位是想替嚴世蕃脫罪嗎？”黃光升等人麵麵相覷，不解其意，說道：
“小嚴一死，尚不足抵罪，怎能替他脫罪？”徐階便說：“各位弄錯了，沈、楊被殺，雖是嚴嵩父子所害，但終是皇上批準，此疏上奏，無異於歸罪皇上，皇上震怒，各位必然獲罪，而小嚴反倒會逍遙法外了。”眾人這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徐階的眼光。於是，徐階把黃光升等人引入內室，屏退家人，揮毫修改奏疏。第二天，奏疏送進宮中，世宗看後，感到嚴世蕃罪惡滔天，立即命令將他送交都察院、大理寺和錦衣衛會審定罪。
而嚴世蕃在獄中聽說黃光升等人中了自己的奸計，不禁大笑，拉著羅龍文的手說：“我等且盡情暢飲，不出十日，定可出獄，那時再找徐階、鄒應龍和林潤算賬不晚！”他做了一晚的如意美夢。不料，第二天就被提審，徐階將奏疏草稿扔給他，嚴世蕃一看，當即嚇得癱軟在地，和羅龍文抱頭大哭，悲歎道：“此番休矣！”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世宗降下聖旨：將嚴嵩削籍為民，將嚴世蕃和羅龍文綁赴西市斬首。京城中的百姓聽說這個消息，拍手稱快，奔走相告，唿朋喚友相邀著來到西市觀刑，看到往日不可一世的惡徒終於得到了應有的下場，真是大快人心。嚴世蕃臨刑前，家人捧過紙筆，讓他寫封家書，算作遺書。他接過紙筆，隻是流淚不止，渾身篩糠般顫抖著，怎麽也寫不成一個字，往日作威作福的勁頭早已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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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世蕃被斬首後，其家產全部抄沒，嚴嵩也落得無家可歸，隻得寄食墓舍，晚景淒涼。兩年後，他最終在貧病交加中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惡虎劉瑾惡貫滿盈
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正月，不滿十六歲的朱厚照繼承皇位，成為明朝第十一位天子。皇帝新承天命，總要恩賜臣子，晉封官員，武宗加封了顧命大臣劉健、謝遷、韓文等人，又任命宦官劉瑾為五千營總監軍。
詔書一下，滿朝文武大臣頓時議論紛紛。晉封劉健等人，群臣倒是心服口服，而對劉瑾的任命，大臣們深感憂慮。劉健馬上聯合了謝遷、韓文等老臣，聯名上疏，要求收迴提拔劉瑾的詔命。奏章送進皇宮，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原來武宗年輕無知，又喜好嬉戲玩樂，奏章都由司禮監的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處理，武宗根本不聞不問，聽之任之，樂得悠閑。而司禮監的太監們大多與劉瑾相互勾結，朋比為奸，他們見到劉健等幾位重臣的奏章，當然就偷偷扣押下來，並暗地裏密告給劉瑾。
過了半年多，內閣大學士劉健和戶部尚書韓文等幾位大臣，又聯合朝中六部九卿大臣聯名上疏，並發動滿朝大臣簽名，再一次彈劾劉瑾。劉健等勳臣在奏章中直言揭露了劉瑾專斷橫行、大權獨攬、收受賄賂、擾亂朝綱的罪行，同時也揭露了劉瑾的本來麵目。
劉瑾本姓談，陝西興平縣人，原是一個市井無賴，因為在市麵上實在混不下去了，便請人閹割了自己，並投靠了一個姓劉的太監，認為義父，從此改了姓氏，改名為劉瑾，憑著一點心機和野心，苦心鑽營，找了個機會得以入東宮侍奉太子朱厚照。他知道太子是未來的皇上，隻要博得太子歡心，自己將來就是功臣。他想方設法投其所好，處處討好太子，哄著年幼的太子玩盡花樣。後來，劉瑾又逐漸積蓄力量，私結黨朋，與宦官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穀大用、張永結成死黨，號稱“八虎”，在宮中肆無忌憚、為非作歹。武宗即位後，劉瑾憑著侍奉皇上十幾年的功勞、苦勞，深得寵愛，一再加官晉爵，更有機會從中弄權，幹預朝政。
這次，劉健等人不容劉瑾黨徒從中插手，他們當廷進諫，勸武宗以國事為重，不以私情為念，要求嚴懲“八虎”，為國除害。
看了奏章，武宗龍心鬱悶，感到極其為難，一方麵是父皇臨終托孤的輔政大臣及絕大多數朝官，另一方麵是十幾年來寸步不離左右、盡心盡力侍奉他的劉公公，不殺劉瑾，群臣不答應，殺了劉公公，他又實在舍不得。武宗思前想後，左右為難，急得他不進禦膳，隻是哭哭啼啼。後來，身邊侍臣給他出主意，采取折中辦法：把劉瑾等人暫時遣送南京，不交刑部法辦，這樣，既可以稍息滿朝文武的怒氣，又不會傷害劉瑾。
第二天，武宗臨朝時，親自向大臣們講情，希望各位大臣暫時寬恕劉瑾，將來再做處治。顧命大臣劉健、韓文，司禮監太監王嶽、李榮、徐智等人據理力爭，義正詞嚴，不許武宗姑息養奸，迫使武宗不得不做出決定：次日早晨處死以劉瑾為首的“八虎”集團。朝臣們聞聽此信，奔走相告，互相賀喜說：“這次總算為國除了此害。”
豈料，劉瑾安插在朝中的私黨——吏部尚書焦芳得到這個消息，連夜派人密告劉瑾，讓他快想對策。此時“八虎”成員正聚在一起分析形勢、研究計策，聽了焦芳的密告，都嚇得麵無人色，伏案痛哭。還是劉瑾先鎮定下來，他冷笑一聲，陰沉地說：“找皇上去！”
劉瑾等八人闖進武宗寢宮，跪在禦榻前放聲大哭，叩頭不止，高喊饒命。武宗見此情景，心早就軟了，立即安慰他們。
劉瑾見武宗可欺，就說：“都是司禮監王嶽等人心懷不軌，見陛下恩寵奴才，心生嫉妒，搬弄是非，想把我們置於死地，他好獨攬大權。劉健、韓文等老臣，倚老賣老，欺負皇上年幼，企圖挾製陛下，肆意橫行，為所欲為。”
劉瑾狗急跳牆反咬一口，卻十分奏效，武宗當即動怒：“朕為一國之君，豈能受製於人？”在劉瑾等人的鼓動下，武宗提筆草擬詔書，撤銷王嶽等人的司禮監職務，放逐到南京，命劉瑾獨掌司禮監，提督禁軍；又命丘聚掌管東廠，穀大用掌管西廠，並擢升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掌握內閣實權。
第二天早晨，劉健、韓文等文武官員興致勃勃地進宮早朝，準備聖旨一下，立即將劉瑾等人拿下，當他們走進朝堂，見劉瑾等人麵帶得意之色，便覺得有些奇怪，等到宣讀聖旨，才知道一夜之間風雲突變，眼見大勢已去，劉健等人長歎一聲，紛紛上表辭官。武宗早覺得他們的忠言相諫甚是逆耳，便順水推舟降旨應允。
朝臣們深感寒心，上書苦諫，都被武宗固執地一一駁迴，有的甚至因此被捕入獄。劉瑾也趁機大開殺戒，殘害忠良。南京給事中戴銑、禦史蔣欽，薄彥徽等人上疏力諫，寫有“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留”等語，都被劉瑾派爪牙抓到北京，重重定罪。戴銑被當場打死在大堂之上，蔣欽堅貞不屈，慘死在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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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次風波，劉瑾不僅除去了異己，而且大權穩操，在朝廷重要機構中，他都安插了自己的死黨，又設立了內廠，由自己親自督率，偵緝持不同政見之人，大搞特務統治。沒過多久，劉瑾便權傾朝野，紅極一時，集朝廷、宮內、軍隊、特務等大權於一握，並操起屠刀，開始了白色恐怖的統治。
他首先對曾經彈劾他的宦官王嶽、徐智等人下毒手，派特務刺殺了他們。
然後，劉瑾又把屠刀指向起草奏書、上告過他的戶部尚書韓文。韓文為人忠正，為官廉潔，又是前朝老臣、顧命大臣，就是武宗也對他敬畏三分，想誣陷他
並不容易。劉瑾派特務日夜跟蹤，明察暗訪，不惜一切手段尋找陷害韓文的機會，終於，在戶部向內府輸運的銀子當中發現了假銀，劉瑾以此為借口，彈劾韓文玩忽職守，治吏不嚴，不能防奸，撤銷了他戶部尚書的職務，接著，又妄定罪名將韓文逮捕入獄。另外一位為韓文起草奏書的戶部郎中李夢陽，先前被劉瑾陷害貶了官，流放到邊遠地區，不久也被捕入獄。韓文與李夢陽在獄中受盡折磨，就連他們的親屬也沒被放過，有多人遭受株連被罷了官。
眼看宦官當道、特務橫行，忠臣義士痛心疾首，無私無畏，仗義直言。兵部主事王守仁見劉瑾不擇手段陷害忠良，憤然上書，痛斥劉瑾誤國欺君、為非作歹。劉瑾看後，矯旨逮捕了王守仁，施以酷刑，打個半死，然後貶為貴州龍場驛驛丞。那是一個邊遠地區，人跡稀少、地勢偏僻，王守仁心裏很清楚劉瑾的用意。果然，他剛一出發，就發現有人跟蹤，為防慘遭暗害，他每天日出三竿才上路，太陽剛偏西就投宿，使跟蹤他的特務無從下手。可是，過了錢塘江，就進入了荒僻崎嶇的山區，山高路險、樹木蔽日，想逃脫特務的毒手實在困難，王守仁走投無路，便寫下一首“絕命詩”，假造了一個投江的現場，隨即逃入武夷山，隱名埋姓，過起野人般的生活，這才得以保全性命。
心狠手辣的劉瑾恨不得將朝中反對他的異己一下子趕盡殺絕，永世不得翻身。他假造聖旨擬定奸黨名單，又假借欽命宣讀奸黨的“罪過”。劉瑾召集群臣入宮，令他們跪在金水橋邊，向他們大施淫威，信口胡說，指責朝臣的“過失”。群臣跪在地上，羞憤難當，卻又敢怒不敢言，很多人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摧殘，事後紛紛遞交辭職書。劉瑾更是正中下懷，馬上趁機安插自己的黨羽、親信。不久，劉瑾的爪牙幾乎遍及全國。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的一天，武宗早朝完畢，乘坐禦輦迴宮，在禦道上發現一封匿名揭帖，帖中曆數劉瑾幾大罪狀。武宗看後，將信將疑。劉瑾看後，咬牙切齒，立即矯旨將朝中文武大臣全部拘到奉天門外，讓他們跪在烈日之下。一跪就是一天，三百多人當場有一半以上中暑，十多人昏倒，三人死亡。當晚，劉瑾又把他們關進錦衣衛監獄，直到查出寫揭帖之人，才將朝臣放迴。
劉瑾當權的這幾年中，朝廷內外一片烏煙瘴氣，劉瑾一手遮天，氣焰囂張，迫害忠良，索賄受賄，賣官鬻爵，有一次從黨徒劉宇手中接受黃金一萬兩的賄賂，當即提升劉宇為兵部尚書。地方官員如果想升職或調遷，必得送他兩萬兩白銀，才能如願以償。有些官員因沒錢行賄，不僅難保烏紗，還會大禍臨頭，被迫自殺。
因為要向劉瑾行賄，各地官員爭相搜刮民脂民膏，給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負擔，逼得百姓背井離鄉，家破人亡。
就在這黑城壓城城欲摧之際，劉瑾終於惡貫滿盈，“氣數”殆盡。右都禦史楊一清利用“八虎”之間的矛盾，激勵張永反戈一擊，控告劉瑾謀反，武宗下旨逮捕劉瑾，籍沒家產。這一下便從劉瑾家中抄出黃金二十四萬錠零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銀八百萬錠零一百五十三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鬥，八爪金龍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件，戰甲千副，弓弩五百，其餘金銀財寶不計其數；另有兩柄貂毛大扇，裏麵暗藏機關，以指按動，便彈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連武宗看了，也嚇得目瞪口呆。
武宗下令將劉瑾處以極刑，劉瑾被押赴刑場之日，百姓歡唿不已，拍手稱快：終於除了一大禍害！
一場“黑吃黑”的醜劇
奸人結黨，沒有永久的同盟，他們總是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利用，一旦其中一方的目的達到、羽翼豐滿，便不肯再與黨朋平分秋色，於是巧使奸計，上演黑吃黑的醜劇。
溫體仁自從覬覦閣臣以後，便把入閣掌權作為自己的最大野心，千方百計伺機奪權。他與周延儒相互勾結，通過錢謙益事件打開缺口，一路殺向閣臣的要位。但是，溫體仁在錢謙益事件中雖然露盡嘴臉，出盡風頭，卻沒能搶得頭彩，僅讓周延儒漁翁得利，當上了東閣大學士。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溫體仁再次勾結周延儒，兩人一明一暗，竟利用後金的反間計害死了大將袁崇煥，並使宰輔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浩等當權派連坐遭殃，從而又排除了一批障礙，他們通往野心之巔的道路更加平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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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體仁通過錢謙益、袁崇煥兩案興風作浪，鏟除了一大批異己勢力，不僅大耍了個人威風，而且騙取了皇上的好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為進入內閣做好了準備。
在數次爭奪權勢的鬥爭中，溫體仁鍛煉得更加陰險狡獪，從此，他不斷變換伎倆，玩弄陰謀手段，連拉帶拽、拍打結合，以實現其向上爬的個人野心。溫體仁把比自己得寵的周延儒當做向上爬的藤蔓，緊拽不放，二人時常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排擠朝臣，溫體仁是指望周延儒引薦、提拔他。終於，在周延儒的幫助下，溫體仁於崇禎三年六月混進內閣，兼任了東閣大學士。隨後，溫體仁、周延儒又合夥誣陷了韓擴，排擠了成基命，使周延儒當上了內閣首輔，大權在握，一時間權傾朝野。而溫體仁此時羽毛未豐，他還要借周延儒之力發展自己，他緊緊跟在周延儒的屁股後邊擺尾討好，極盡巴結逢迎之能事。
進入內閣，溫體仁的權力欲越發強烈，他一方麵利用手中的權勢拉幫結夥，在政府要害部門安插黨徒、培植親信，另一方麵極力討好崇禎皇帝，他利用內閣地處禁密的條件，與皇帝見麵多的機會，拚命表現自己，在崇禎麵前裝出恭順謹慎、正派無私的樣子。他要任用自己的親信時，並不是自己向皇上直接提出，而是暗中指使親信“發端”，等到皇上向閣臣詢問意見時，他再加以吹捧，假裝提名與自己無關，給皇上留下一個不結黨不營私的印象。他如果想排擠某人，也是唆使同黨出來彈劾，他在皇上麵前假意討情，說些聽起來寬容、實際上皆是激怒皇上的話，以軟刀子殺人，置仇人於死地而後快。
不久以後，溫體仁在朝中形成了自己的勢力，此時，他覺得自己翅膀硬了，便把位居自己之上的周延儒當做主要敵人，使出渾身解數，不惜一切代價要取而代之。受袁崇煥一案牽連而被捕入獄的錢龍錫，心裏一直不服，多方求人上疏申辯，有人替他向周延儒、溫體仁求情，周、溫二人都各耍兩麵派手段，當麵承諾，實際上根本不在皇上麵前提及此事。為了假裝對老臣的關心，周延儒跑到監獄中看望錢龍錫，假意表示同情。當錢龍錫當麵求他向皇上說情，周延儒支吾說崇禎帝盛怒未息，自己無能為力。溫體仁聽說周延儒去過監獄探望錢龍錫，他也馬上跑去假意慰問，還表示說如果錢龍錫有什麽要求，他一定盡力而為。錢龍錫說起周延儒之言，歎息自己今生今世永無出頭之日。溫體仁聽後，尖嘴一努，笑了笑說：沒有的事，皇上根本不甚怒也。因此，錢龍錫對周延儒非常反感，把他看作奸佞小人，與錢龍錫相好的官員聽說此事，也都十分憎恨周延儒。周延儒也算是一個弄權成性、陰險狡詐的陰謀家，這次卻被他的“自己人”溫體仁狠狠踹了一腳，而他本人卻一直蒙在鼓裏。
溫體仁不動聲色，暗中使絆，悄悄進行排擠周延儒的活動。表麵上溫體仁還和從前一樣巴結周延儒，他借關心、討好周延儒之名，監視周延儒，打探他的隱私，布置好羅網，隻待時機一到，便整垮周延儒。
崇禎六年，農民起義如風起雲湧，已遍及了北方各省，加之後金勢力不斷擴張，頻頻入關侵擾，明朝廷陷於一片戰火硝煙之中，內外交困，兵荒馬亂，民不聊生。身為內閣首輔的周延儒，位居要職，把握朝政，貪贓枉法，作威作福，卻在他主持朝政期間毫無建樹，國家麵臨危難，他隻是束手無策，一些大臣對他極為不滿，紛紛上疏彈劾，認為宰輔不得其人，誤國誤民，要求皇上罷免這個庸才。
溫體仁立即抓住這個機會，一邊煽動內侍大造不利於周延儒的輿論，一邊暗中唆使言官彈劾周延儒，他給周延儒定了幾條罪狀：一是周延儒縱容子弟為害鄉裏，激起民憤，逼民造反；二是周延儒薦人不當，玩忽職守，以致國土淪陷，百姓遭殃；三是周延儒暗通盜賊，接受巨盜神一魁的賄賂。這些小題大做、誇大其詞的彈劾並沒有引起崇禎的重視，溫體仁眼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再度唆使親信黨徒上疏彈劾，找了個特號的大帽子扣在周延儒頭上，告發他結黨營私、任用親信，目無禮法、誹謗聖上。這下可觸到了崇禎的痛處，當即天威震怒，下詔逮捕了周延儒的親信爪牙，嚴加拷問；周延儒也受到了崇禎的冷淡。周延儒一下子跌進了四麵楚歌的狼狽境地。憑著多年來暗算別人的經驗，他知道這迴是遭了別人暗算，周延儒四處活動，托人說情，想挽迴慘敗的局麵。他首先想到找溫體仁幫忙，將解脫危難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而溫體仁不是閉門不見，就是支吾搪塞，暗地裏還雪上加霜，將替周延儒講情的人盡行貶黜。周延儒怎能知道，正是溫體仁一手導演了這幕“黑吃黑”的醜劇，弄得他身敗名裂，下場淒涼。
最後，周延儒山窮水盡，在一片攻擊聲中隻好向崇禎帝上疏，托病乞歸、辭官下野。溫體仁自然成了內閣首輔的接班人，登上了人臣權力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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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體仁當政八年，這在十七年換相五十次的崇禎朝實屬不易，溫體仁憑著善於揣摸帝意、迎合帝心的本領，官運亨通，青雲直上，竊取了國家大權，為非作歹，從而加速了明王朝的敗亡，而他本人也落了個千古罵名。
溫體仁借刀殺人
古往今來，所有的陰謀家與野心家都抱定一個宗旨，那就是大權在握，唿風喚雨，顯示個人的極度權威。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可以玩弄陰謀，可以寡廉鮮恥，可以損人利己，可以六親不認，甚至可以犧牲無辜者的生命、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這些人眼中，一切都是手段，隻有權勢是目的。他們在這種病態的心理支配下，幹出了一樁樁罪惡的勾當，從而也留下了遺臭萬年的惡名。
卑鄙齷齪的溫體仁，雖然與曆史上的大奸大惡如秦檜、魏忠賢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但他似一隻蛀蟲，蠶食著明崇禎朝廷，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他同樣為了個人權力欲的滿足，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以無辜者的鮮血染紅自己的登天之路。
明末名將袁崇煥在熹宗朝時奉命監軍遼東，他膽略過人、精通兵法，治軍嚴謹、處事得當，到任後很快重振寧遠、遼東等邊地城防，使昔日風雨飄搖的城鎮壁壘森嚴、固若金湯，百姓可以安居樂業，商賈可以安心買賣。在粉碎了後金的幾次軍事騷擾後，遼東地區的局勢更加穩定了，袁崇煥因此深得民心，被百姓看作庇護神。朝廷上下也都交口稱讚袁崇煥的軍事才能，將他和他的將士們喻為“遼地長城”。
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袁崇煥升任遼東巡撫，適逢努爾哈赤領兵攻打寧遠，袁崇煥組織兵力奮勇抗敵，大敗金兵，取得了“寧遠大捷”。就在這次戰役中，努爾哈赤被明軍的流炮擊中，身負重傷。金兵抬著負傷的太祖皇帝倉皇北逃，迴到黃龍府後不久，努爾哈赤終因傷勢過重而一命嗚唿。從此，後金對袁崇煥既聞風喪膽，又恨之入骨。皇太極即位後，在奪取天下的壯誌之外不忘報殺父之仇，他發誓一定要除掉袁崇煥。一年後，崇禎帝登基，這位明朝的新皇帝生性多疑、好猜忌，且又自以為是，朝野上下因此彌漫著一種危機感。皇太極敏銳地發現這是個可利用的時機，打算使用反間計，除掉袁崇煥。
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後金軍隊再次出動，卻避開與明軍正麵交鋒，繞過明軍防備嚴密的寧錦防線，取道蒙古，然後由喜峰口入關，直驅京畿地區。袁崇煥得到情報，立即率部眾日夜兼程趕迴京都保駕。袁崇煥命令大軍在左安門外安營紮寨，嚴陣以待，密切觀察後金兵的一舉一動，隨時準備拚死抗敵。
此時的北京城內一片混亂，朝廷命官們驚恐萬狀，相互埋怨；市井百姓則唉聲歎氣，聽天由命。崇禎三天兩頭召集群臣商議對策，布置防衛以備不測。可是，崇禎朝廷如臨大敵、驚慌失措，而後金隻是按兵不動；崇禎君臣越是不知道皇太極的葫蘆裏到底裝些什麽藥，就越是心神不定、疑神疑鬼。其實，皇太極表麵上按兵不動，背後卻正在大做文章。他派奸細混入城中，到處放風說袁崇煥暗通後金，圖謀不軌；此番後金起兵，已與袁崇煥秘密約定：裏應外合，推翻大明。金人又收買了兩個漢奸，跑到官府做假證，一個告發袁崇煥曾托他給皇太極捎過信，另一個謊稱自己知道袁督師勾結後金叛國謀反的全部事實。官府竟然問也不問就信以為真，立即煞有介事地匯報給朝廷。
金兵入關時順便捉住了兩個太監，皇太極正好利用他們實現自己的反間計。他先是叫部下在關押太監的帳外竊竊議論袁崇煥之事，說袁崇煥與後金訂約，不久大功即可告成。故意讓兩個太監“竊聽”了去。然後又創造條件讓他們“越營逃跑”。果然，兩個“死裏逃生”的宦官自以為刺探到了絕密情報，逃迴京中後立即向崇禎皇帝密奏了袁崇煥通敵的假情報。崇禎這段時間總是聽說關於袁崇煥投敵謀反的風言風語，聽了兩個太監從敵營中刺探來的情報，心中的疑雲更重了。就在崇禎將信將疑之際，心如毒蠍的溫體仁乘機落井下石，兩次密奏崇禎，勸他趕快逮捕袁崇煥。
溫體仁為什麽這麽急不可待地想除掉袁崇煥呢？細說起來，袁崇煥與溫體仁並沒有什麽太深的個人恩怨。一個是領兵在外的武將，一個是弄權朝中的文官；袁崇煥也沒有機會參與朝中的黨爭，自然沒有得罪過溫體仁。
但是，透過這些表麵現象透視溫體仁的內心，也就不難理解他的居心何在。一年前，通過錢謙益事件，溫體仁取得了崇禎帝的好感，為自己爬上高位奠定了基礎。但是，那次事件並沒有給他帶來實在的好處，由於握有朝中實權的宰輔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洽等人替錢謙益辯護，斥責他居心叵測，用意不良；隨後又有一些朝臣上疏彈劾他的不法行為，溫體仁沒能實現其擠入內閣的野心。因此對錢龍錫等人懷恨在心，伺機陷害。袁崇煥投敵反叛的謠言一起，溫體仁立即緊抓不放，他知道，錢龍錫、王洽十分器重袁崇煥，事事支持、維護袁崇煥，溫體仁便想以袁崇煥事件為利箭，狠狠射向錢龍錫等人，從而鏟除異己，為自己奪取大權掃平道路。溫體仁打著“盡忠”、“報國”的旗號向崇禎大進讒言，慫恿皇上懲辦袁崇煥，同時又提及錢龍錫、王洽等人包庇、袒護袁崇煥，誣告他們實為一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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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果然以通敵謀反的罪名處死了袁崇煥，從而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使朝廷平白損失了一員大將，毀壞了邊防長城。而溫體仁通過袁崇煥冤案一箭雙雕，不僅進一步取得了崇禎的信任，而且鏟除了異己勢力——錢龍錫被罷斥戍邊，王洽死於獄中。
如果說崇禎皇帝出於維護王朝利益的動機冤殺了袁崇煥，是失於明察，以封建君主的標準衡量，崇禎不是一個明主聖君。而溫體仁為了爭寵奪權的一己私利，置國家安危、民族存亡於不顧，誣陷袁崇煥，為敵人的奸計推波助瀾，成為誤國誤民的罪人。無論用何種標準來衡量，溫體仁都是一個賣國求榮的奸佞之臣。
邢恕棄明投暗
宋代三百年，不乏賢士明哲，但奸佞之臣亦非鮮見。一旦小人得誌，便以其狡謀，屢設奸計，誤國誤民。邢恕便是其中的一個。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今河南原陽）人。他自幼博覽群書，精通典籍，古今成敗故事盡在胸中，每每高談闊論，口若懸河，頗有戰國時遊說於七國之間的縱橫家氣度。後來又師從當時的著名哲學家程潁，寫得一手好文章，一時賢士爭相與之交往，他也經常出入當時朝廷重臣司馬光、呂公著等門下，不由得躊躇滿誌，意氣風發。但邢恕這個人天性反複、善為表露，外持正論卻內藏奸猾。
神宗熙寧年間（公元1069—1077年），邢恕考上進士，補為永安主簿。經呂公著推薦任崇文院校書。邢恕很不知足，就對王安石的兒子王滂講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大怒，想要處置他，諫官也上疏神宗說邢恕本是新科進士，未曆官即處館閣，多有不妥，於是二罪歸一，邢恕被趕出朝廷，出任延陵縣的知縣。不久延陵縣被撤銷了，邢恕也沒被另調他職，變成了“無業遊民”，遊蕩在陝、洛之間，一去便是七年。
這七年，邢恕心中自然憋了一股無名火。好在總算“守得雲開見月明”，七年後，朝廷又忽然想起了他，恢複其官為校書。吳充又任用他為館閣校勘，不久又遷為曆史館檢校、著作佐郎。公元1082年，蔡確拜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蔡確與吳充有隙，於是公報私仇，把吳充所任用的人通通驅逐下台。邢恕心裏猶如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食不安，睡不穩。每日深居府第，不敢出門，生怕讓蔡確撞著，給他提了醒。偏在這時，神宗皇帝讀了一篇邢恕所寫的《送文彥博詩》，而且還在蔡確麵前稱讚該詩文辭清麗，頗具功力。蔡確何等人也？立刻升邢恕任員外郎。邢恕不知內中根由，一時感激涕零。蔡確又看出皇帝有複用司馬光及呂公著之意，迴想當年邢恕未及第時便常出人此二公之門，於是又掉過頭來巴結邢恕。邢恕也以蔡確為靠山，深自附托，為蔡確出謀劃策，收召名士，在政事上提一些“改革”的建議，二人越發情投意合，仿若素交。
神宗元本五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龍體欠安，有不祥之狀。當時神宗的兒子延安郡王趙熙剛剛八歲。邢恕和蔡確商議欲另立皇儲。二人設下一計，邢恕偷偷對宣仁太後的內侄高公繪、高公紀說：“我家後花園裏，有白桃樹近日開花，道書上說此花可治皇上的貴恙，兩位可否到寒舍一見？”公繪、公紀不知其中有詐，聽說能療上疾，毫不猶豫地驅車而往。一進邢府，便要去花園看花，不料邢恕忽然神秘兮兮地牽住二人的手說：“邢某請二位來舍下，並非看花，是奉蔡相之命結心腹之交。如今皇上的龍體欠安，延安郡王尚在年幼，我們應早做定奪。某以為雍王、曹王皆有道賢王，公以為如何？”至此，公繪、公紀才恍然大悟，公繪當即嚴辭駁斥，道：“你怎麽如此對我講話？難道你要讓我犯滅族之罪嗎？”說罷拂袖疾行而出。邢恕惱羞成怒，一計不成，再生一計，於是反咬一口，四處說宣仁太後與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王珪密謀欲廢太子延安郡王，另立雍王為帝。又讓蔡確以約王珪同探上疾為由故意提皇上有疾、太子尚小一類話，套王珪的心裏話，然後又命當時知開封府的蔡京執劍隱伏其外，隻等王珪不慎說出什麽，便立刻衝出來，以謀反之名殺了他。王珪卻隻是說：“皇上自有子嗣，何況延安郡王已被封為太子，我等怎有他意？”邢恕聞聽氣急敗壞，計無可施，隻好換一副嘴臉，自稱是定策擁立延安郡王的功臣，四處招搖。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駕崩，哲宗即位，其祖母宣仁太後垂簾聽政。邢恕因“定策有功”遷左司員外郎、起居舍人。邢恕不甘寂寞，又引經據典為公繪擬寫奏折，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打算。宣仁太後閱罷奏折，頗感驚訝，問公繪：“你平素不多識字，如何寫出這等文章？從實講來！”公繪不敢隱瞞，具實以奏。太後一怒之下將邢恕黜為隨州知府，後又改為汝襄、河陽知府。
哲宗紹聖初年（公元1094年），章惇、蔡卞得政，力排元祐黨人，引恕自助，召為刑部侍郎，再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旋改禦史中丞。老實說邢恕是個頗不知好歹的家夥，一下爬上來又反誣宣仁太後當年有廢哲宗之謀，並引用司馬光所說的北齊婁後宣政故事以做佐證。又讓宣仁太後的伯父高速裕之子高士京追訟他父親生前，王珪曾和他哥哥高士充謀議擁立雍王，遭到高遵裕的反對。還讓蔡懋上疏彈劾文及甫和擬隱辭，曆詆梁濤、劉摯曾陰圖不軌。又給司馬光、呂公箸加了一大堆罪名。章惇命蔡京在同文館設獄，組織萬端，詳察此事，結果毫無所得，絕屬子虛烏有。邢恕卻毫無愧色，怡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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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恕不僅會羅織莫須有的罪名上謗君後，下誣忠良，也會裝模作樣地取悅皇上。有一次在經筵讀寶訓，講到仁宗皇帝諭輔臣說人君如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為不足慮”，邢恕說：“上皇所言雖合《荀子》之說，然而自古帝王誰肯說自己是不修政事之人，果真如此，則天變遂廢了。”哲宗對邢恕頗為嘉賞，但章惇恐他出了風頭奪了己位，尋了個借口，又將他貶為汝州知府，不久又遷徙到應天府，後來又遷為南安軍知事。
徽宗即位，蔡京專權，又起用邢恕為鏖延經略安撫使，不久又改為徑原經略安撫使，擢至龍圖閣學士。恰好逢西夏人南侵，蔡京又任用他為西北邊帥。邢恕網羅罪名很有一套，領兵殺敵卻是一竅不通。他一會兒建築蕭閣，一會兒用車戰法，一會兒又改熙河造船，計謀迂誕，根本行不通。轉運使李複直言不諱地說邢恕的計謀簡直如同兒戲。徽宗也很惱恨他的乖張戰術，無奈蔡京力薦其“賢”，不得罷免。可惜邢恕自己不給自己爭氣，邊關日見吃緊，報急的文書日至京師五六次，蔡京也慌了手腳，貶逐邢恕為太原知府，後又徙永興、潁昌、真定，最後奪了他的職。
蔡京掛羊頭賣狗肉
蔡京本是被朝廷貶逐之臣，一朝得勢，天下人無不拭目以待，想看看他是如何紹述先帝之誌，謀複新法，整治黎民的。
然而事實上，所謂“紹述”，不過是罩在蔡京唯權是營本質之下的一麵幌子罷了。蔡京陰托“紹述”，把持權柄，鉗製天子，殘害異己。他走馬上任後，立刻禁元祐之法，援用王安石設置三司條例司的舊製，設置講議司，自任提舉，任用他的黨羽吳居厚、王漢之等十幾人做僚屬，對於較重大的政事，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等等，每一件事，以其中三人做主，凡有所舉措，都由他們來定奪。並采用馮懈、錢通的建議，廢黜了元祐皇後。
按照宋初之製，凡是詔令都由中書門下議定，而後命學士起草。到了熙寧年間，有的內降手書便不用中書門下共議，大概是某位大臣偽作。到了蔡京秉政時，他擔心有人在背後對自己有所非議，因此禦筆密進，而請求徽宗親自手書詔令，稱作禦筆手詔，違者按罪處罰。無論事情大小，他都托稱禦筆手詔，甚至於偶爾偽造旨意，群臣也不敢說什麽。他還常常根據自己的需要更改官名，改左、右仆射為太宰、少宰，自稱公相，統領三省。
元祐年間，蔡京曾投靠保守派而未得逞，不禁惱羞成怒，一直懷恨在心，他任相後立刻把元祐黨人貶謫誅殺殆盡，還感到意猶未盡，又命人把元祐黨人按罪名劃分等次，司馬光位居其首。然後又讓徽宗把“奸黨”的名字禦書刻石立於文德殿門，還自書大碑，遍頒全國。同時還極其荒誕地按照“同己為正，異己為邪”的劃分標準把哲宗的舊臣分成正上、正中、正下與邪上、邪中、邪下六類，結果有五百四十多人被列為邪黨，簡直是賊喊捉賊。
蔡京一邊積極地排除異己，一邊廣泛地安插親信，拉攏朝士、廣布黨羽。他擢升童貫為節度使，繼而為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事，封太傅。對楊戩、藍從熙、譚棋、梁師成等人也毫不吝嗇地賄人私恩。外人尚且如此，親戚子侄自不必言。兒子蔡攸官至三公，蔡儈拜禮部尚書，蔡敘當了駙馬爺。蔡京以紹述之說為自謀之計，從侍從至執政，從監司到帥臣，無處不用他的門人、親信，使本來就腐敗不堪的北宋官僚機構更加一塌糊塗，不可收拾。
蔡京也深知兵權士心對自己非常重要，於是建澶州、鄭州、曹州、拱州為四輔，各地屯兵兩萬，派他的親家做郡守。為了籠絡軍心，把禁卒的月錢由五百增到五千，這當然要轉嫁到窮苦百姓的身上。蔡京陰托“紹述”而采取的改革措施還遠不及此。他罷停了科舉法，令各州各縣都仿太學三舍考選，在城南建辟雍外學，以待四方之士。又推行方田法。方田法是仁宗朝施行的一項謀圖增加稅收的措施，神宗時被王安石定為新法之一。蔡京認為方田法有利於搜刮財帛，取悅皇上，就竭力主張恢複此法。一時全國租稅混亂，人民負擔急劇加重。蔡京還推行複榷茶法，在荊湖、江、淮、兩浙、福建等七路實行複榷茶之製，規定生產茶的州郡隨所置場，禁止商人園戶私下買賣，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照舊。後來又增加了增損茶法、合同場法等等繁多的名目，民聽眩惑，而且非產茶區也要負擔茶課。茶法屢變，茶價日長。從崇寧元年到政和六年，十四年裏收息竟從五百萬緡翻到一千萬緡，百姓所受的苦難和沉重的剝削可想而知。
更讓人無法忍受的是更鹽鈔法。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又實行更鹽鈔法，設置買鈔所在榷貨務，讓商人們先存錢到榷貨務，然後換新鈔去產鹽州取鹽，舊鈔全部作廢。而新鈔的價值不及原來的三分之一，而且有些榷貨務沒有新鈔，原先的錢通通化為烏有，有的人家辛勞奔波幾十年存下的錢全部報廢，早晨還是富戶，晚上就要走進乞丐之群，投水上吊的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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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李狗咬狗一嘴毛
為人處世，高明的手段往往勝過能力的大小。正如很多曆史人物一樣，要想有所成就，沒有一點厚黑之手腕是絕對不行的。於是，各種各樣的厚黑處事之例就赤裸裸地擺在了我們麵前。曆史就是一麵鏡子，我們不妨從中窺探自己身處的境地。無論是自保還是進取，都可以從中獲得裨益。
唐朝大奸李林甫與楊國忠之間的關係，在權力欲的驅動下，經過了勾結、交惡和爭奪幾個階段。楊國忠剛入朝時，羽翼未豐，不得不在李林甫幕下充當打手，製造了“韋堅獄案”和“楊慎矜獄案”。事後，李林甫曾拍其背說：“合作得很愉快！”
可時間不長，隨著地位的上升，楊國忠的權力欲不斷膨脹，不甘心再寄人籬下，要做人上人，開始覬覦李林甫手中的相權了。
對李林甫來說，當初拉攏楊國忠，意在打倒太子，保護自己，他看中的是楊國忠有靠山，但誤認為他沒有什麽能耐，隻能充當打手而已。通過楊國忠對一係列冤案的處理，他覺得原來的看法錯了，這個人不簡單，尤其在施展陰謀詭計方麵，其狠毒絕不亞於自己。
“他也挺會琢磨人。”李林甫這樣說。他喜歡把玩弄或施展陰謀稱為“琢磨”。根據長期官場鬥爭經驗，他意識到楊國忠的危險，特別是楊國忠現正步步高升，威權日重，已經成為自己的直接威脅，沒辦法，還得伺機鏟除他。
真是強中自有強中手，楊國忠初時依附李林甫，隻是想把他作為一塊向上爬的墊腳石。現在自己羽翼漸豐，李林甫的存在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已成為自己向上爬、進一步擴大權力的障礙。
勾結早已過去，交惡已經開始，爭奪角逐隨之展開。楊國忠對李林甫主動攻擊，李林甫窮於招架，自歎“老身已朽”，一些見風使舵的“能手”紛紛觀測風向，尋找避風港。依附李林甫多年的原京兆府法曹吉溫，這時已改投楊國忠門下，並積極獻策，奏請皇帝任命楊國忠兼兵部侍郎一職。
楊國忠打擊李林甫所采取的手法是，剪其羽翼，斷其膀臂。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六月，在楊國忠、曹吉溫的策劃彈劾下，李林甫的親信、京兆尹蕭靈坐贓左遷汝陰太守。第二年四月，李林甫的另一親信、禦史大夫宋渾坐贓巨萬，又被貶流潮陽。同年十月，楊國忠替武則天的幸臣張易之鳴冤叫屈，玄宗言聽計從，恢複了張易之的爵位。由此可見楊國忠說話的分量和他在玄宗心中的重要地位，而這也使得他的膽子越來越大。接著，他又把矛頭指向李林甫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心腹王。
王曾在韋堅等人的冤獄中，受李林甫指使，與楊國忠一起出謀劃策，是楊國忠的重要合謀者。他因日受恩寵，漸至禦史大夫兼京兆尹，並領二十餘使，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其權勢不在楊國忠之下，所以特別為楊國忠所忌恨。恰在此時，王的弟弟、戶部郎中王與刑密謀作亂，準備脅迫右龍武軍萬騎，燒毀諸城門，捕殺李林甫、楊國忠等，但未及舉事就敗露了。楊國忠借此大做文章。因此事關係重大，一向不大過問政事的玄宗，這時也臨朝召見身任京兆尹的王，要他追捕作亂者。王因擔心牽連弟弟王，有意拖延時間，先暗中通知其弟避去，然後發兵圍捕刑，自己則與楊國忠隨後才趕到刑家。
刑率部屬抵抗，其中有人相告說：“不要與大夫（指王）相鬥，不要傷及大夫部下。”
這話被楊國忠的親信聽到，報告給楊國忠，楊國忠如獲至寶。接著宦官高力士又率四百兵車前來助討，刑為亂兵所殺，餘黨盡擒。叛亂平息後，楊國忠趕忙去見玄宗，以刑黨徒臨陣對話，告王參與謀亂。玄宗知王受朝廷重用，不太相信楊國忠的話。這時李林甫也親自出馬，在玄宗麵前替王辯護。玄宗密令楊國忠把這個意思暗示給王。楊國忠本來就想借故鏟除王，所以他並沒把玄宗的意思轉達給王。王在未知帝意的情況下，竟然說：“弟為先人所愛，義不欲舍而謀存。”
玄宗聞王竟表示與王共存亡，非常生氣，再加上趨附楊國忠的左相陳希烈力主應以大逆之罪嚴懲，所以事態的發展對王非常不利。待王修表上奏時，已遞不上去了，因為玄宗已給陳希烈和楊國忠下令將王收入監牢。王忙帶表求救於李林甫，李林甫已知情勢不可挽迴，無可奈何地說：“事情已經晚了。”
經審問，王否認王參與謀亂；但王自己謀反罪成立，被亂杖打死。王雖無謀亂證據，終因楊國忠、陳希烈從中活動，亦以連坐而賜死，諸子被殺，家屬流配遠方，財產籍沒。
楊國忠搞掉了王，還接管了王的禦史大夫、京兆尹等職。就事情本身而言，刑謀亂事應已了結，但楊國忠的目的是除掉李林甫，故仍抓住此事不放。表麵上是繼續追查刑之案，實際上矛頭直接指向李林甫。他利用審訊與王兄弟有牽連的人，命他們供出李林甫與阿布思的關係。
原來，李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單於副大都護時，其下屬朔方節度副使阿布思（突厥人）在征討契丹時叛走漠北，李林甫被迫引咎辭去節度使一職。此事與刑、王兄弟毫無關係，楊國忠借題發揮，窮追不舍審訊逼供多人，李林甫過去的醜事被揭個底朝上。楊國忠不斷把情況上奏玄宗，由此玄宗開始厭惡和疏遠李林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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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目睹自己的親信一個接一個地被除掉，而且搞到自己頭上來了，他怎肯坐以待斃，決心伺機反撲。正好在這時，南詔主閣羅鳳因不堪唐朝邊將欺淩，舉兵拒唐。楊國忠所薦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率軍與之交戰，遭致大敗，損失慘重。為扭轉局勢，玄宗命楊國忠兼任劍南節度使。不久，閣羅鳳臣服吐蕃，與唐朝衝突加劇，威脅邊境安寧。李林甫馬上抓住此事攻擊和指責楊國忠無能。楊國忠不得不故作姿態，要親自赴鎮處理，以便向玄宗表明自己對邊境事態的關切，並堵住李林甫的嘴。李林甫感到這正是鏟除楊國忠的絕好機會，因而急忙奏請皇上準許楊國忠赴鎮。
楊國忠本來隻是做做姿態，沒料到弄假成真，生米做成熟飯，也隻好硬著頭皮去了。臨行，楊國忠向玄宗哭訴，說李林甫這是借機打擊排斥自己。楊貴妃也出麵幫他說情。玄宗竟然輕信，安慰楊國忠說：“處理完軍務就立即迴來，我在這兒扳指頭等你。”過了數月，玄宗果然召迴了楊國忠。
楊國忠一迴朝，李林甫便有窮途末路的感覺，像鬥敗的公雞，隻有被宰殺的份兒了。因為精神壓力太大，他一下子病倒在床。楊國忠聞知，馬上到李林甫家探視，實際上是察看虛實。他見李林甫臥床不起，病得不輕，不由得喜上眉梢。李林甫自覺鬥不過楊國忠，且來日無多，不禁流下眼淚，說：“林甫將死，公必繼為宰相，以後多辛苦啦！”楊國忠聽李林甫這個老狐狸說出這話，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麽藥，怕中他的奸計，所以心中非常緊張，急得滿頭大汗，半天不敢答話。不久，李林甫死去。楊國忠取而代之擔任右相，兼吏部尚書。
楊國忠除去了心頭大患，奪取執政大權的目的達到了。可他對李林甫還是耿耿於懷，恨不得鞭屍解恨，仍然翻出舊賬，硬說李林甫與阿布思曾勾結謀反。楊國忠專找那些曾受過李林甫迫害的人出來作證。結果，李林甫罪名成立，人雖已死，仍被追奪官爵，貶為庶人，諸子被貶謫嶺表，讓李林甫死後也不得安寧。
楊國忠、李林甫的交惡與爭奪，人們說是狗咬狗的鬥爭。據傳，楊國忠死後變成“洋狗”，李林甫死後變成“狸狗”，兩下還在撕咬。最終，洋狗咬死了狸狗。
嚴嵩父子專權亂政
嚴嵩專權，拉他的兒子嚴世蕃做幫兇。嚴世蕃相貌醜陋，心腸歹毒，且又狂妄自大，其兇狠奸貪不在其父之下。他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憑借老子的權勢青雲直上，官至工部侍郎。隨著嚴嵩的一天天老朽昏聵，他越來越離不開他的兒子，世宗皇上的諮詢禦劄，一概由嚴世蕃奏答，後來，嚴嵩又讓他代辦公務，參與國家機要。內閣首輔的寶座由嚴嵩一人坐，而朝中大權由父子二人把持，當時朝中上下稱他們父子為“大丞相、小丞相”。
嚴氏父子專權亂政達二十年之久，禍國殃民、迫害忠良、招財納賄，壞事做絕，激起了朝中大臣們的強烈不滿，多年來，彈劾不斷，但昏庸的世宗執迷不悟，不但對朝臣們的彈劾充耳不聞，還一味包庇嚴氏父子，客觀上縱容了他們的罪行，使他們父子得以繼續為害百姓。
嘉靖四十年（1561），嚴嵩的老婆歐陽氏因病去世，按照封建禮製的規定：身為兒子的嚴世蕃應離職迴籍守孝三年，叫做“丁憂”。但是，嚴嵩一天也離不開兒子，他怎能讓嚴世蕃迴老家？於是他便找了個借口，向世宗求情，將嚴世蕃留在京城，而讓他的孫子代為“丁憂”。嚴世蕃雖然被留下了，但因他重孝在身，不便入值西苑，所以，公務上的事情還是幫不了嚴嵩什麽忙。沒有了兒子的幫助，嚴嵩深感力不從心，往往將公事處理得一塌糊塗，對於皇上的禦劄下問，多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有時急得嚴嵩團團亂轉，一籌莫展，最後隻好派人迴家詢問兒子嚴世蕃。
嚴世蕃雖然在家“守孝”，卻一點兒不守孝道，整日裏大吃大喝，聽歌觀舞，他有二十七個妻妾，個個珠圍翠繞、脂紅粉香，嚴世蕃左擁右抱，和她們尋歡作樂。嚴嵩派人來詢問禦劄之意，嚴世蕃自然沒有心思琢磨世宗的禦劄，通常草草作答，語多隔膜，甚至前言不搭後語，使得嚴嵩大為光火；有時嚴嵩不得已自己寫奏答，更是驢唇不對馬嘴，令世宗很不滿意。此時已是嚴嵩執政的晚期，他們父子手中的權力過重、勢力過強，大有陰雲蔽日之勢，世宗心中早已有所猜忌。
這時，世宗正寵信著方士藍道行，把他看作神仙一般，不說是言聽計從，對他的話也是看得很重的。而嚴氏父子偏偏把他得罪了，藍道行就打算在世宗麵前告嚴氏父子的狀。有一次，世宗問藍道行：“天下何以不治？”藍道行乘機以仙人的身份迴答說：“嚴嵩父子，弄權專政，奸人不去，病國妨賢。”世宗又問：“如果是這樣，上仙何不降災誅殺他們？”藍道行神秘地一笑，說：“留待皇上正法。”世宗一聽，心有所動，“仙人”既然給他指出了一條明路，世宗便從此產生了除掉嚴嵩父子的念頭。
不久，禦史鄒應龍又上疏彈劾嚴嵩父子，列舉了父子二人的種種罪狀，其後，又有徐階推波助瀾，力勸世宗處分嚴嵩父子。終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世宗下旨令奪去嚴嵩的一切官職，並發配迴江西老家；嚴世蕃也被謫戍雷州衛。另外，嚴嵩的兩個孫子及幾名私黨也都被遣戍邊。
嚴世蕃在謫戍雷州的途中，逃跑迴家，在家中躲了一陣子，見無人追問，他的膽子又大了起來，開始四處活動。他夥同嚴嵩的死黨、也是在戍邊途中私逃的羅龍文，網羅黨徒，招納叛卒，奪人子女，劫掠民財，勾結倭寇，圖謀不軌，半年之內，就作案二十七起，情節惡劣，氣焰囂張，真達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嚴世蕃還役使工匠四千人，大造私第，修建亭台園林，雕梁畫棟，窮奢極侈，排場、氣勢，一如往昔。嚴府的豪奴悍仆，仍舊挾持相府餘威，淩辱官民，為非作歹。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月，禦史林潤又上疏彈劾嚴世蕃。世宗聽說嚴世蕃逃跑迴家，繼續作惡，勃然大怒，下旨將嚴世蕃逮捕治罪。
嚴世蕃這次雖被關進了獄中，卻並不害怕，他知道鄒應龍和林潤在奏疏中隻揭發了他招財納賄和聚眾為逆這兩大罪狀，他極為了解世宗的秉性，就在他舊日的心腹來獄中探望他時，他對心腹說：“鄒應龍和林潤參劾我兩條罪狀，都不算什麽。招財納賄，自古有之，就是當今皇上，也未治過多少貪官；至於說聚眾為逆，還無真憑實據，大可不必過慮。我想沈煉和楊繼盛兩案，廷臣經常談論，算作我家人命案，可是他們的奏疏中並未提及，現在煩請各位在外多加宣揚，就說沈、楊兩案不加入，怎能扳倒嚴氏？他們聽了信以為真，再去上疏，那時我便可以出獄了。”他的心腹不明白個中蹊蹺，就問他：“沈、楊兩案若再加入，罪行愈重，怎麽還可以出獄？”嚴世蕃說：“沈、楊被殺，雖由我父擬旨，終究是皇上批準，若重新提及，必然觸怒皇上，皇上便會加罪於他們，那時我不就可以出獄了嗎？”心腹們聽了頻頻點頭，依計而行。
果然，一經嚴世蕃的心腹當眾遊說，刑部尚書黃光升、左都禦史張永明和大理寺卿張守直等人紛紛中計。
事情要追溯到嘉靖三十年(1551)，錦衣衛沈煉上疏世宗，曆數嚴嵩禍國殃民、欺下媚上、貪贓枉法十大罪狀，請求世宗誅戮奸臣，以謝天下。奏疏呈上後，沈煉被以“詆誣大臣”的罪名遭受廷杖之刑，並謫佃保安。在保安教習鄉中子弟時，他把嚴嵩和李林甫、秦檜相提並論，大加貶抑，嚴嵩知道後，恨之入骨，便誣陷沈煉圖謀反叛，把他逮捕處死，沈煉的兩個兒子也被殺害。
繼沈煉上疏之後，剛剛升任兵部武選司郎中的楊繼盛，於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奮筆寫了一份《請誅賊臣疏》，冒死上疏。楊繼盛在奏疏中也列舉了嚴嵩的十大罪狀、五大奸計，請求世宗訊拿嚴氏父子，以正國法；或將其逐出朝廷，削籍為民，以全國體。嚴嵩看到後，卻反咬一口，誣陷楊繼盛目無君上、陰謀反對世宗，挑撥得皇上大動肝火，將楊繼盛投進監獄。嚴嵩指使他的爪牙對楊繼盛進行嚴刑拷打，楊繼盛在獄中關了三年，備受杖笞拶夾之苦，大腿上的肉被打成了碎片，整個人血肉模糊，體無完膚。劇烈的創痛常常使他半夜醒覺，他就打碎瓷碗，用破碗片刮去腐肉和膿血，獄卒看得毛骨悚然，而他卻神態自若。就這樣，嚴嵩把楊繼盛折磨得差不多了，又用奸計將他處死。
黃光升等人以為機會終於來了，便把沈、楊兩案加入奏疏中，準備上奏世宗，重審舊案，嚴辦嚴嵩父子。上奏前，他們把奏疏拿給徐階過目，徐階一看，大吃一驚，說：“諸位是想替嚴世蕃脫罪嗎？”黃光升等人麵麵相覷，不解其意，說道：
“小嚴一死，尚不足抵罪，怎能替他脫罪？”徐階便說：“各位弄錯了，沈、楊被殺，雖是嚴嵩父子所害，但終是皇上批準，此疏上奏，無異於歸罪皇上，皇上震怒，各位必然獲罪，而小嚴反倒會逍遙法外了。”眾人這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徐階的眼光。於是，徐階把黃光升等人引入內室，屏退家人，揮毫修改奏疏。第二天，奏疏送進宮中，世宗看後，感到嚴世蕃罪惡滔天，立即命令將他送交都察院、大理寺和錦衣衛會審定罪。
而嚴世蕃在獄中聽說黃光升等人中了自己的奸計，不禁大笑，拉著羅龍文的手說：“我等且盡情暢飲，不出十日，定可出獄，那時再找徐階、鄒應龍和林潤算賬不晚！”他做了一晚的如意美夢。不料，第二天就被提審，徐階將奏疏草稿扔給他，嚴世蕃一看，當即嚇得癱軟在地，和羅龍文抱頭大哭，悲歎道：“此番休矣！”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世宗降下聖旨：將嚴嵩削籍為民，將嚴世蕃和羅龍文綁赴西市斬首。京城中的百姓聽說這個消息，拍手稱快，奔走相告，唿朋喚友相邀著來到西市觀刑，看到往日不可一世的惡徒終於得到了應有的下場，真是大快人心。嚴世蕃臨刑前，家人捧過紙筆，讓他寫封家書，算作遺書。他接過紙筆，隻是流淚不止，渾身篩糠般顫抖著，怎麽也寫不成一個字，往日作威作福的勁頭早已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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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世蕃被斬首後，其家產全部抄沒，嚴嵩也落得無家可歸，隻得寄食墓舍，晚景淒涼。兩年後，他最終在貧病交加中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惡虎劉瑾惡貫滿盈
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正月，不滿十六歲的朱厚照繼承皇位，成為明朝第十一位天子。皇帝新承天命，總要恩賜臣子，晉封官員，武宗加封了顧命大臣劉健、謝遷、韓文等人，又任命宦官劉瑾為五千營總監軍。
詔書一下，滿朝文武大臣頓時議論紛紛。晉封劉健等人，群臣倒是心服口服，而對劉瑾的任命，大臣們深感憂慮。劉健馬上聯合了謝遷、韓文等老臣，聯名上疏，要求收迴提拔劉瑾的詔命。奏章送進皇宮，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原來武宗年輕無知，又喜好嬉戲玩樂，奏章都由司禮監的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處理，武宗根本不聞不問，聽之任之，樂得悠閑。而司禮監的太監們大多與劉瑾相互勾結，朋比為奸，他們見到劉健等幾位重臣的奏章，當然就偷偷扣押下來，並暗地裏密告給劉瑾。
過了半年多，內閣大學士劉健和戶部尚書韓文等幾位大臣，又聯合朝中六部九卿大臣聯名上疏，並發動滿朝大臣簽名，再一次彈劾劉瑾。劉健等勳臣在奏章中直言揭露了劉瑾專斷橫行、大權獨攬、收受賄賂、擾亂朝綱的罪行，同時也揭露了劉瑾的本來麵目。
劉瑾本姓談，陝西興平縣人，原是一個市井無賴，因為在市麵上實在混不下去了，便請人閹割了自己，並投靠了一個姓劉的太監，認為義父，從此改了姓氏，改名為劉瑾，憑著一點心機和野心，苦心鑽營，找了個機會得以入東宮侍奉太子朱厚照。他知道太子是未來的皇上，隻要博得太子歡心，自己將來就是功臣。他想方設法投其所好，處處討好太子，哄著年幼的太子玩盡花樣。後來，劉瑾又逐漸積蓄力量，私結黨朋，與宦官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穀大用、張永結成死黨，號稱“八虎”，在宮中肆無忌憚、為非作歹。武宗即位後，劉瑾憑著侍奉皇上十幾年的功勞、苦勞，深得寵愛，一再加官晉爵，更有機會從中弄權，幹預朝政。
這次，劉健等人不容劉瑾黨徒從中插手，他們當廷進諫，勸武宗以國事為重，不以私情為念，要求嚴懲“八虎”，為國除害。
看了奏章，武宗龍心鬱悶，感到極其為難，一方麵是父皇臨終托孤的輔政大臣及絕大多數朝官，另一方麵是十幾年來寸步不離左右、盡心盡力侍奉他的劉公公，不殺劉瑾，群臣不答應，殺了劉公公，他又實在舍不得。武宗思前想後，左右為難，急得他不進禦膳，隻是哭哭啼啼。後來，身邊侍臣給他出主意，采取折中辦法：把劉瑾等人暫時遣送南京，不交刑部法辦，這樣，既可以稍息滿朝文武的怒氣，又不會傷害劉瑾。
第二天，武宗臨朝時，親自向大臣們講情，希望各位大臣暫時寬恕劉瑾，將來再做處治。顧命大臣劉健、韓文，司禮監太監王嶽、李榮、徐智等人據理力爭，義正詞嚴，不許武宗姑息養奸，迫使武宗不得不做出決定：次日早晨處死以劉瑾為首的“八虎”集團。朝臣們聞聽此信，奔走相告，互相賀喜說：“這次總算為國除了此害。”
豈料，劉瑾安插在朝中的私黨——吏部尚書焦芳得到這個消息，連夜派人密告劉瑾，讓他快想對策。此時“八虎”成員正聚在一起分析形勢、研究計策，聽了焦芳的密告，都嚇得麵無人色，伏案痛哭。還是劉瑾先鎮定下來，他冷笑一聲，陰沉地說：“找皇上去！”
劉瑾等八人闖進武宗寢宮，跪在禦榻前放聲大哭，叩頭不止，高喊饒命。武宗見此情景，心早就軟了，立即安慰他們。
劉瑾見武宗可欺，就說：“都是司禮監王嶽等人心懷不軌，見陛下恩寵奴才，心生嫉妒，搬弄是非，想把我們置於死地，他好獨攬大權。劉健、韓文等老臣，倚老賣老，欺負皇上年幼，企圖挾製陛下，肆意橫行，為所欲為。”
劉瑾狗急跳牆反咬一口，卻十分奏效，武宗當即動怒：“朕為一國之君，豈能受製於人？”在劉瑾等人的鼓動下，武宗提筆草擬詔書，撤銷王嶽等人的司禮監職務，放逐到南京，命劉瑾獨掌司禮監，提督禁軍；又命丘聚掌管東廠，穀大用掌管西廠，並擢升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掌握內閣實權。
第二天早晨，劉健、韓文等文武官員興致勃勃地進宮早朝，準備聖旨一下，立即將劉瑾等人拿下，當他們走進朝堂，見劉瑾等人麵帶得意之色，便覺得有些奇怪，等到宣讀聖旨，才知道一夜之間風雲突變，眼見大勢已去，劉健等人長歎一聲，紛紛上表辭官。武宗早覺得他們的忠言相諫甚是逆耳，便順水推舟降旨應允。
朝臣們深感寒心，上書苦諫，都被武宗固執地一一駁迴，有的甚至因此被捕入獄。劉瑾也趁機大開殺戒，殘害忠良。南京給事中戴銑、禦史蔣欽，薄彥徽等人上疏力諫，寫有“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留”等語，都被劉瑾派爪牙抓到北京，重重定罪。戴銑被當場打死在大堂之上，蔣欽堅貞不屈，慘死在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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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次風波，劉瑾不僅除去了異己，而且大權穩操，在朝廷重要機構中，他都安插了自己的死黨，又設立了內廠，由自己親自督率，偵緝持不同政見之人，大搞特務統治。沒過多久，劉瑾便權傾朝野，紅極一時，集朝廷、宮內、軍隊、特務等大權於一握，並操起屠刀，開始了白色恐怖的統治。
他首先對曾經彈劾他的宦官王嶽、徐智等人下毒手，派特務刺殺了他們。
然後，劉瑾又把屠刀指向起草奏書、上告過他的戶部尚書韓文。韓文為人忠正，為官廉潔，又是前朝老臣、顧命大臣，就是武宗也對他敬畏三分，想誣陷他
並不容易。劉瑾派特務日夜跟蹤，明察暗訪，不惜一切手段尋找陷害韓文的機會，終於，在戶部向內府輸運的銀子當中發現了假銀，劉瑾以此為借口，彈劾韓文玩忽職守，治吏不嚴，不能防奸，撤銷了他戶部尚書的職務，接著，又妄定罪名將韓文逮捕入獄。另外一位為韓文起草奏書的戶部郎中李夢陽，先前被劉瑾陷害貶了官，流放到邊遠地區，不久也被捕入獄。韓文與李夢陽在獄中受盡折磨，就連他們的親屬也沒被放過，有多人遭受株連被罷了官。
眼看宦官當道、特務橫行，忠臣義士痛心疾首，無私無畏，仗義直言。兵部主事王守仁見劉瑾不擇手段陷害忠良，憤然上書，痛斥劉瑾誤國欺君、為非作歹。劉瑾看後，矯旨逮捕了王守仁，施以酷刑，打個半死，然後貶為貴州龍場驛驛丞。那是一個邊遠地區，人跡稀少、地勢偏僻，王守仁心裏很清楚劉瑾的用意。果然，他剛一出發，就發現有人跟蹤，為防慘遭暗害，他每天日出三竿才上路，太陽剛偏西就投宿，使跟蹤他的特務無從下手。可是，過了錢塘江，就進入了荒僻崎嶇的山區，山高路險、樹木蔽日，想逃脫特務的毒手實在困難，王守仁走投無路，便寫下一首“絕命詩”，假造了一個投江的現場，隨即逃入武夷山，隱名埋姓，過起野人般的生活，這才得以保全性命。
心狠手辣的劉瑾恨不得將朝中反對他的異己一下子趕盡殺絕，永世不得翻身。他假造聖旨擬定奸黨名單，又假借欽命宣讀奸黨的“罪過”。劉瑾召集群臣入宮，令他們跪在金水橋邊，向他們大施淫威，信口胡說，指責朝臣的“過失”。群臣跪在地上，羞憤難當，卻又敢怒不敢言，很多人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摧殘，事後紛紛遞交辭職書。劉瑾更是正中下懷，馬上趁機安插自己的黨羽、親信。不久，劉瑾的爪牙幾乎遍及全國。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的一天，武宗早朝完畢，乘坐禦輦迴宮，在禦道上發現一封匿名揭帖，帖中曆數劉瑾幾大罪狀。武宗看後，將信將疑。劉瑾看後，咬牙切齒，立即矯旨將朝中文武大臣全部拘到奉天門外，讓他們跪在烈日之下。一跪就是一天，三百多人當場有一半以上中暑，十多人昏倒，三人死亡。當晚，劉瑾又把他們關進錦衣衛監獄，直到查出寫揭帖之人，才將朝臣放迴。
劉瑾當權的這幾年中，朝廷內外一片烏煙瘴氣，劉瑾一手遮天，氣焰囂張，迫害忠良，索賄受賄，賣官鬻爵，有一次從黨徒劉宇手中接受黃金一萬兩的賄賂，當即提升劉宇為兵部尚書。地方官員如果想升職或調遷，必得送他兩萬兩白銀，才能如願以償。有些官員因沒錢行賄，不僅難保烏紗，還會大禍臨頭，被迫自殺。
因為要向劉瑾行賄，各地官員爭相搜刮民脂民膏，給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負擔，逼得百姓背井離鄉，家破人亡。
就在這黑城壓城城欲摧之際，劉瑾終於惡貫滿盈，“氣數”殆盡。右都禦史楊一清利用“八虎”之間的矛盾，激勵張永反戈一擊，控告劉瑾謀反，武宗下旨逮捕劉瑾，籍沒家產。這一下便從劉瑾家中抄出黃金二十四萬錠零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銀八百萬錠零一百五十三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鬥，八爪金龍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件，戰甲千副，弓弩五百，其餘金銀財寶不計其數；另有兩柄貂毛大扇，裏麵暗藏機關，以指按動，便彈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連武宗看了，也嚇得目瞪口呆。
武宗下令將劉瑾處以極刑，劉瑾被押赴刑場之日，百姓歡唿不已，拍手稱快：終於除了一大禍害！
一場“黑吃黑”的醜劇
奸人結黨，沒有永久的同盟，他們總是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利用，一旦其中一方的目的達到、羽翼豐滿，便不肯再與黨朋平分秋色，於是巧使奸計，上演黑吃黑的醜劇。
溫體仁自從覬覦閣臣以後，便把入閣掌權作為自己的最大野心，千方百計伺機奪權。他與周延儒相互勾結，通過錢謙益事件打開缺口，一路殺向閣臣的要位。但是，溫體仁在錢謙益事件中雖然露盡嘴臉，出盡風頭，卻沒能搶得頭彩，僅讓周延儒漁翁得利，當上了東閣大學士。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溫體仁再次勾結周延儒，兩人一明一暗，竟利用後金的反間計害死了大將袁崇煥，並使宰輔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浩等當權派連坐遭殃，從而又排除了一批障礙，他們通往野心之巔的道路更加平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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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體仁通過錢謙益、袁崇煥兩案興風作浪，鏟除了一大批異己勢力，不僅大耍了個人威風，而且騙取了皇上的好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為進入內閣做好了準備。
在數次爭奪權勢的鬥爭中，溫體仁鍛煉得更加陰險狡獪，從此，他不斷變換伎倆，玩弄陰謀手段，連拉帶拽、拍打結合，以實現其向上爬的個人野心。溫體仁把比自己得寵的周延儒當做向上爬的藤蔓，緊拽不放，二人時常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排擠朝臣，溫體仁是指望周延儒引薦、提拔他。終於，在周延儒的幫助下，溫體仁於崇禎三年六月混進內閣，兼任了東閣大學士。隨後，溫體仁、周延儒又合夥誣陷了韓擴，排擠了成基命，使周延儒當上了內閣首輔，大權在握，一時間權傾朝野。而溫體仁此時羽毛未豐，他還要借周延儒之力發展自己，他緊緊跟在周延儒的屁股後邊擺尾討好，極盡巴結逢迎之能事。
進入內閣，溫體仁的權力欲越發強烈，他一方麵利用手中的權勢拉幫結夥，在政府要害部門安插黨徒、培植親信，另一方麵極力討好崇禎皇帝，他利用內閣地處禁密的條件，與皇帝見麵多的機會，拚命表現自己，在崇禎麵前裝出恭順謹慎、正派無私的樣子。他要任用自己的親信時，並不是自己向皇上直接提出，而是暗中指使親信“發端”，等到皇上向閣臣詢問意見時，他再加以吹捧，假裝提名與自己無關，給皇上留下一個不結黨不營私的印象。他如果想排擠某人，也是唆使同黨出來彈劾，他在皇上麵前假意討情，說些聽起來寬容、實際上皆是激怒皇上的話，以軟刀子殺人，置仇人於死地而後快。
不久以後，溫體仁在朝中形成了自己的勢力，此時，他覺得自己翅膀硬了，便把位居自己之上的周延儒當做主要敵人，使出渾身解數，不惜一切代價要取而代之。受袁崇煥一案牽連而被捕入獄的錢龍錫，心裏一直不服，多方求人上疏申辯，有人替他向周延儒、溫體仁求情，周、溫二人都各耍兩麵派手段，當麵承諾，實際上根本不在皇上麵前提及此事。為了假裝對老臣的關心，周延儒跑到監獄中看望錢龍錫，假意表示同情。當錢龍錫當麵求他向皇上說情，周延儒支吾說崇禎帝盛怒未息，自己無能為力。溫體仁聽說周延儒去過監獄探望錢龍錫，他也馬上跑去假意慰問，還表示說如果錢龍錫有什麽要求，他一定盡力而為。錢龍錫說起周延儒之言，歎息自己今生今世永無出頭之日。溫體仁聽後，尖嘴一努，笑了笑說：沒有的事，皇上根本不甚怒也。因此，錢龍錫對周延儒非常反感，把他看作奸佞小人，與錢龍錫相好的官員聽說此事，也都十分憎恨周延儒。周延儒也算是一個弄權成性、陰險狡詐的陰謀家，這次卻被他的“自己人”溫體仁狠狠踹了一腳，而他本人卻一直蒙在鼓裏。
溫體仁不動聲色，暗中使絆，悄悄進行排擠周延儒的活動。表麵上溫體仁還和從前一樣巴結周延儒，他借關心、討好周延儒之名，監視周延儒，打探他的隱私，布置好羅網，隻待時機一到，便整垮周延儒。
崇禎六年，農民起義如風起雲湧，已遍及了北方各省，加之後金勢力不斷擴張，頻頻入關侵擾，明朝廷陷於一片戰火硝煙之中，內外交困，兵荒馬亂，民不聊生。身為內閣首輔的周延儒，位居要職，把握朝政，貪贓枉法，作威作福，卻在他主持朝政期間毫無建樹，國家麵臨危難，他隻是束手無策，一些大臣對他極為不滿，紛紛上疏彈劾，認為宰輔不得其人，誤國誤民，要求皇上罷免這個庸才。
溫體仁立即抓住這個機會，一邊煽動內侍大造不利於周延儒的輿論，一邊暗中唆使言官彈劾周延儒，他給周延儒定了幾條罪狀：一是周延儒縱容子弟為害鄉裏，激起民憤，逼民造反；二是周延儒薦人不當，玩忽職守，以致國土淪陷，百姓遭殃；三是周延儒暗通盜賊，接受巨盜神一魁的賄賂。這些小題大做、誇大其詞的彈劾並沒有引起崇禎的重視，溫體仁眼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再度唆使親信黨徒上疏彈劾，找了個特號的大帽子扣在周延儒頭上，告發他結黨營私、任用親信，目無禮法、誹謗聖上。這下可觸到了崇禎的痛處，當即天威震怒，下詔逮捕了周延儒的親信爪牙，嚴加拷問；周延儒也受到了崇禎的冷淡。周延儒一下子跌進了四麵楚歌的狼狽境地。憑著多年來暗算別人的經驗，他知道這迴是遭了別人暗算，周延儒四處活動，托人說情，想挽迴慘敗的局麵。他首先想到找溫體仁幫忙，將解脫危難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而溫體仁不是閉門不見，就是支吾搪塞，暗地裏還雪上加霜，將替周延儒講情的人盡行貶黜。周延儒怎能知道，正是溫體仁一手導演了這幕“黑吃黑”的醜劇，弄得他身敗名裂，下場淒涼。
最後，周延儒山窮水盡，在一片攻擊聲中隻好向崇禎帝上疏，托病乞歸、辭官下野。溫體仁自然成了內閣首輔的接班人，登上了人臣權力的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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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體仁當政八年，這在十七年換相五十次的崇禎朝實屬不易，溫體仁憑著善於揣摸帝意、迎合帝心的本領，官運亨通，青雲直上，竊取了國家大權，為非作歹，從而加速了明王朝的敗亡，而他本人也落了個千古罵名。
溫體仁借刀殺人
古往今來，所有的陰謀家與野心家都抱定一個宗旨，那就是大權在握，唿風喚雨，顯示個人的極度權威。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可以玩弄陰謀，可以寡廉鮮恥，可以損人利己，可以六親不認，甚至可以犧牲無辜者的生命、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這些人眼中，一切都是手段，隻有權勢是目的。他們在這種病態的心理支配下，幹出了一樁樁罪惡的勾當，從而也留下了遺臭萬年的惡名。
卑鄙齷齪的溫體仁，雖然與曆史上的大奸大惡如秦檜、魏忠賢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但他似一隻蛀蟲，蠶食著明崇禎朝廷，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他同樣為了個人權力欲的滿足，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以無辜者的鮮血染紅自己的登天之路。
明末名將袁崇煥在熹宗朝時奉命監軍遼東，他膽略過人、精通兵法，治軍嚴謹、處事得當，到任後很快重振寧遠、遼東等邊地城防，使昔日風雨飄搖的城鎮壁壘森嚴、固若金湯，百姓可以安居樂業，商賈可以安心買賣。在粉碎了後金的幾次軍事騷擾後，遼東地區的局勢更加穩定了，袁崇煥因此深得民心，被百姓看作庇護神。朝廷上下也都交口稱讚袁崇煥的軍事才能，將他和他的將士們喻為“遼地長城”。
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袁崇煥升任遼東巡撫，適逢努爾哈赤領兵攻打寧遠，袁崇煥組織兵力奮勇抗敵，大敗金兵，取得了“寧遠大捷”。就在這次戰役中，努爾哈赤被明軍的流炮擊中，身負重傷。金兵抬著負傷的太祖皇帝倉皇北逃，迴到黃龍府後不久，努爾哈赤終因傷勢過重而一命嗚唿。從此，後金對袁崇煥既聞風喪膽，又恨之入骨。皇太極即位後，在奪取天下的壯誌之外不忘報殺父之仇，他發誓一定要除掉袁崇煥。一年後，崇禎帝登基，這位明朝的新皇帝生性多疑、好猜忌，且又自以為是，朝野上下因此彌漫著一種危機感。皇太極敏銳地發現這是個可利用的時機，打算使用反間計，除掉袁崇煥。
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後金軍隊再次出動，卻避開與明軍正麵交鋒，繞過明軍防備嚴密的寧錦防線，取道蒙古，然後由喜峰口入關，直驅京畿地區。袁崇煥得到情報，立即率部眾日夜兼程趕迴京都保駕。袁崇煥命令大軍在左安門外安營紮寨，嚴陣以待，密切觀察後金兵的一舉一動，隨時準備拚死抗敵。
此時的北京城內一片混亂，朝廷命官們驚恐萬狀，相互埋怨；市井百姓則唉聲歎氣，聽天由命。崇禎三天兩頭召集群臣商議對策，布置防衛以備不測。可是，崇禎朝廷如臨大敵、驚慌失措，而後金隻是按兵不動；崇禎君臣越是不知道皇太極的葫蘆裏到底裝些什麽藥，就越是心神不定、疑神疑鬼。其實，皇太極表麵上按兵不動，背後卻正在大做文章。他派奸細混入城中，到處放風說袁崇煥暗通後金，圖謀不軌；此番後金起兵，已與袁崇煥秘密約定：裏應外合，推翻大明。金人又收買了兩個漢奸，跑到官府做假證，一個告發袁崇煥曾托他給皇太極捎過信，另一個謊稱自己知道袁督師勾結後金叛國謀反的全部事實。官府竟然問也不問就信以為真，立即煞有介事地匯報給朝廷。
金兵入關時順便捉住了兩個太監，皇太極正好利用他們實現自己的反間計。他先是叫部下在關押太監的帳外竊竊議論袁崇煥之事，說袁崇煥與後金訂約，不久大功即可告成。故意讓兩個太監“竊聽”了去。然後又創造條件讓他們“越營逃跑”。果然，兩個“死裏逃生”的宦官自以為刺探到了絕密情報，逃迴京中後立即向崇禎皇帝密奏了袁崇煥通敵的假情報。崇禎這段時間總是聽說關於袁崇煥投敵謀反的風言風語，聽了兩個太監從敵營中刺探來的情報，心中的疑雲更重了。就在崇禎將信將疑之際，心如毒蠍的溫體仁乘機落井下石，兩次密奏崇禎，勸他趕快逮捕袁崇煥。
溫體仁為什麽這麽急不可待地想除掉袁崇煥呢？細說起來，袁崇煥與溫體仁並沒有什麽太深的個人恩怨。一個是領兵在外的武將，一個是弄權朝中的文官；袁崇煥也沒有機會參與朝中的黨爭，自然沒有得罪過溫體仁。
但是，透過這些表麵現象透視溫體仁的內心，也就不難理解他的居心何在。一年前，通過錢謙益事件，溫體仁取得了崇禎帝的好感，為自己爬上高位奠定了基礎。但是，那次事件並沒有給他帶來實在的好處，由於握有朝中實權的宰輔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洽等人替錢謙益辯護，斥責他居心叵測，用意不良；隨後又有一些朝臣上疏彈劾他的不法行為，溫體仁沒能實現其擠入內閣的野心。因此對錢龍錫等人懷恨在心，伺機陷害。袁崇煥投敵反叛的謠言一起，溫體仁立即緊抓不放，他知道，錢龍錫、王洽十分器重袁崇煥，事事支持、維護袁崇煥，溫體仁便想以袁崇煥事件為利箭，狠狠射向錢龍錫等人，從而鏟除異己，為自己奪取大權掃平道路。溫體仁打著“盡忠”、“報國”的旗號向崇禎大進讒言，慫恿皇上懲辦袁崇煥，同時又提及錢龍錫、王洽等人包庇、袒護袁崇煥，誣告他們實為一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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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果然以通敵謀反的罪名處死了袁崇煥，從而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使朝廷平白損失了一員大將，毀壞了邊防長城。而溫體仁通過袁崇煥冤案一箭雙雕，不僅進一步取得了崇禎的信任，而且鏟除了異己勢力——錢龍錫被罷斥戍邊，王洽死於獄中。
如果說崇禎皇帝出於維護王朝利益的動機冤殺了袁崇煥，是失於明察，以封建君主的標準衡量，崇禎不是一個明主聖君。而溫體仁為了爭寵奪權的一己私利，置國家安危、民族存亡於不顧，誣陷袁崇煥，為敵人的奸計推波助瀾，成為誤國誤民的罪人。無論用何種標準來衡量，溫體仁都是一個賣國求榮的奸佞之臣。
邢恕棄明投暗
宋代三百年，不乏賢士明哲，但奸佞之臣亦非鮮見。一旦小人得誌，便以其狡謀，屢設奸計，誤國誤民。邢恕便是其中的一個。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今河南原陽）人。他自幼博覽群書，精通典籍，古今成敗故事盡在胸中，每每高談闊論，口若懸河，頗有戰國時遊說於七國之間的縱橫家氣度。後來又師從當時的著名哲學家程潁，寫得一手好文章，一時賢士爭相與之交往，他也經常出入當時朝廷重臣司馬光、呂公著等門下，不由得躊躇滿誌，意氣風發。但邢恕這個人天性反複、善為表露，外持正論卻內藏奸猾。
神宗熙寧年間（公元1069—1077年），邢恕考上進士，補為永安主簿。經呂公著推薦任崇文院校書。邢恕很不知足，就對王安石的兒子王滂講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大怒，想要處置他，諫官也上疏神宗說邢恕本是新科進士，未曆官即處館閣，多有不妥，於是二罪歸一，邢恕被趕出朝廷，出任延陵縣的知縣。不久延陵縣被撤銷了，邢恕也沒被另調他職，變成了“無業遊民”，遊蕩在陝、洛之間，一去便是七年。
這七年，邢恕心中自然憋了一股無名火。好在總算“守得雲開見月明”，七年後，朝廷又忽然想起了他，恢複其官為校書。吳充又任用他為館閣校勘，不久又遷為曆史館檢校、著作佐郎。公元1082年，蔡確拜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蔡確與吳充有隙，於是公報私仇，把吳充所任用的人通通驅逐下台。邢恕心裏猶如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食不安，睡不穩。每日深居府第，不敢出門，生怕讓蔡確撞著，給他提了醒。偏在這時，神宗皇帝讀了一篇邢恕所寫的《送文彥博詩》，而且還在蔡確麵前稱讚該詩文辭清麗，頗具功力。蔡確何等人也？立刻升邢恕任員外郎。邢恕不知內中根由，一時感激涕零。蔡確又看出皇帝有複用司馬光及呂公著之意，迴想當年邢恕未及第時便常出人此二公之門，於是又掉過頭來巴結邢恕。邢恕也以蔡確為靠山，深自附托，為蔡確出謀劃策，收召名士，在政事上提一些“改革”的建議，二人越發情投意合，仿若素交。
神宗元本五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龍體欠安，有不祥之狀。當時神宗的兒子延安郡王趙熙剛剛八歲。邢恕和蔡確商議欲另立皇儲。二人設下一計，邢恕偷偷對宣仁太後的內侄高公繪、高公紀說：“我家後花園裏，有白桃樹近日開花，道書上說此花可治皇上的貴恙，兩位可否到寒舍一見？”公繪、公紀不知其中有詐，聽說能療上疾，毫不猶豫地驅車而往。一進邢府，便要去花園看花，不料邢恕忽然神秘兮兮地牽住二人的手說：“邢某請二位來舍下，並非看花，是奉蔡相之命結心腹之交。如今皇上的龍體欠安，延安郡王尚在年幼，我們應早做定奪。某以為雍王、曹王皆有道賢王，公以為如何？”至此，公繪、公紀才恍然大悟，公繪當即嚴辭駁斥，道：“你怎麽如此對我講話？難道你要讓我犯滅族之罪嗎？”說罷拂袖疾行而出。邢恕惱羞成怒，一計不成，再生一計，於是反咬一口，四處說宣仁太後與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王珪密謀欲廢太子延安郡王，另立雍王為帝。又讓蔡確以約王珪同探上疾為由故意提皇上有疾、太子尚小一類話，套王珪的心裏話，然後又命當時知開封府的蔡京執劍隱伏其外，隻等王珪不慎說出什麽，便立刻衝出來，以謀反之名殺了他。王珪卻隻是說：“皇上自有子嗣，何況延安郡王已被封為太子，我等怎有他意？”邢恕聞聽氣急敗壞，計無可施，隻好換一副嘴臉，自稱是定策擁立延安郡王的功臣，四處招搖。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駕崩，哲宗即位，其祖母宣仁太後垂簾聽政。邢恕因“定策有功”遷左司員外郎、起居舍人。邢恕不甘寂寞，又引經據典為公繪擬寫奏折，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打算。宣仁太後閱罷奏折，頗感驚訝，問公繪：“你平素不多識字，如何寫出這等文章？從實講來！”公繪不敢隱瞞，具實以奏。太後一怒之下將邢恕黜為隨州知府，後又改為汝襄、河陽知府。
哲宗紹聖初年（公元1094年），章惇、蔡卞得政，力排元祐黨人，引恕自助，召為刑部侍郎，再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旋改禦史中丞。老實說邢恕是個頗不知好歹的家夥，一下爬上來又反誣宣仁太後當年有廢哲宗之謀，並引用司馬光所說的北齊婁後宣政故事以做佐證。又讓宣仁太後的伯父高速裕之子高士京追訟他父親生前，王珪曾和他哥哥高士充謀議擁立雍王，遭到高遵裕的反對。還讓蔡懋上疏彈劾文及甫和擬隱辭，曆詆梁濤、劉摯曾陰圖不軌。又給司馬光、呂公箸加了一大堆罪名。章惇命蔡京在同文館設獄，組織萬端，詳察此事，結果毫無所得，絕屬子虛烏有。邢恕卻毫無愧色，怡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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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恕不僅會羅織莫須有的罪名上謗君後，下誣忠良，也會裝模作樣地取悅皇上。有一次在經筵讀寶訓，講到仁宗皇帝諭輔臣說人君如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為不足慮”，邢恕說：“上皇所言雖合《荀子》之說，然而自古帝王誰肯說自己是不修政事之人，果真如此，則天變遂廢了。”哲宗對邢恕頗為嘉賞，但章惇恐他出了風頭奪了己位，尋了個借口，又將他貶為汝州知府，不久又遷徙到應天府，後來又遷為南安軍知事。
徽宗即位，蔡京專權，又起用邢恕為鏖延經略安撫使，不久又改為徑原經略安撫使，擢至龍圖閣學士。恰好逢西夏人南侵，蔡京又任用他為西北邊帥。邢恕網羅罪名很有一套，領兵殺敵卻是一竅不通。他一會兒建築蕭閣，一會兒用車戰法，一會兒又改熙河造船，計謀迂誕，根本行不通。轉運使李複直言不諱地說邢恕的計謀簡直如同兒戲。徽宗也很惱恨他的乖張戰術，無奈蔡京力薦其“賢”，不得罷免。可惜邢恕自己不給自己爭氣，邊關日見吃緊，報急的文書日至京師五六次，蔡京也慌了手腳，貶逐邢恕為太原知府，後又徙永興、潁昌、真定，最後奪了他的職。
蔡京掛羊頭賣狗肉
蔡京本是被朝廷貶逐之臣，一朝得勢，天下人無不拭目以待，想看看他是如何紹述先帝之誌，謀複新法，整治黎民的。
然而事實上，所謂“紹述”，不過是罩在蔡京唯權是營本質之下的一麵幌子罷了。蔡京陰托“紹述”，把持權柄，鉗製天子，殘害異己。他走馬上任後，立刻禁元祐之法，援用王安石設置三司條例司的舊製，設置講議司，自任提舉，任用他的黨羽吳居厚、王漢之等十幾人做僚屬，對於較重大的政事，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等等，每一件事，以其中三人做主，凡有所舉措，都由他們來定奪。並采用馮懈、錢通的建議，廢黜了元祐皇後。
按照宋初之製，凡是詔令都由中書門下議定，而後命學士起草。到了熙寧年間，有的內降手書便不用中書門下共議，大概是某位大臣偽作。到了蔡京秉政時，他擔心有人在背後對自己有所非議，因此禦筆密進，而請求徽宗親自手書詔令，稱作禦筆手詔，違者按罪處罰。無論事情大小，他都托稱禦筆手詔，甚至於偶爾偽造旨意，群臣也不敢說什麽。他還常常根據自己的需要更改官名，改左、右仆射為太宰、少宰，自稱公相，統領三省。
元祐年間，蔡京曾投靠保守派而未得逞，不禁惱羞成怒，一直懷恨在心，他任相後立刻把元祐黨人貶謫誅殺殆盡，還感到意猶未盡，又命人把元祐黨人按罪名劃分等次，司馬光位居其首。然後又讓徽宗把“奸黨”的名字禦書刻石立於文德殿門，還自書大碑，遍頒全國。同時還極其荒誕地按照“同己為正，異己為邪”的劃分標準把哲宗的舊臣分成正上、正中、正下與邪上、邪中、邪下六類，結果有五百四十多人被列為邪黨，簡直是賊喊捉賊。
蔡京一邊積極地排除異己，一邊廣泛地安插親信，拉攏朝士、廣布黨羽。他擢升童貫為節度使，繼而為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事，封太傅。對楊戩、藍從熙、譚棋、梁師成等人也毫不吝嗇地賄人私恩。外人尚且如此，親戚子侄自不必言。兒子蔡攸官至三公，蔡儈拜禮部尚書，蔡敘當了駙馬爺。蔡京以紹述之說為自謀之計，從侍從至執政，從監司到帥臣，無處不用他的門人、親信，使本來就腐敗不堪的北宋官僚機構更加一塌糊塗，不可收拾。
蔡京也深知兵權士心對自己非常重要，於是建澶州、鄭州、曹州、拱州為四輔，各地屯兵兩萬，派他的親家做郡守。為了籠絡軍心，把禁卒的月錢由五百增到五千，這當然要轉嫁到窮苦百姓的身上。蔡京陰托“紹述”而采取的改革措施還遠不及此。他罷停了科舉法，令各州各縣都仿太學三舍考選，在城南建辟雍外學，以待四方之士。又推行方田法。方田法是仁宗朝施行的一項謀圖增加稅收的措施，神宗時被王安石定為新法之一。蔡京認為方田法有利於搜刮財帛，取悅皇上，就竭力主張恢複此法。一時全國租稅混亂，人民負擔急劇加重。蔡京還推行複榷茶法，在荊湖、江、淮、兩浙、福建等七路實行複榷茶之製，規定生產茶的州郡隨所置場，禁止商人園戶私下買賣，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照舊。後來又增加了增損茶法、合同場法等等繁多的名目，民聽眩惑，而且非產茶區也要負擔茶課。茶法屢變，茶價日長。從崇寧元年到政和六年，十四年裏收息竟從五百萬緡翻到一千萬緡，百姓所受的苦難和沉重的剝削可想而知。
更讓人無法忍受的是更鹽鈔法。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蔡京又實行更鹽鈔法，設置買鈔所在榷貨務，讓商人們先存錢到榷貨務，然後換新鈔去產鹽州取鹽，舊鈔全部作廢。而新鈔的價值不及原來的三分之一，而且有些榷貨務沒有新鈔，原先的錢通通化為烏有，有的人家辛勞奔波幾十年存下的錢全部報廢，早晨還是富戶，晚上就要走進乞丐之群，投水上吊的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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