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棺尚待論定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與宗吾在青木關相會，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為止，中間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寫入《厚黑教主別傳》那篇文章中了，此處不再贅及。我今隻將遺漏的地方補述一二，以作本傳的結束。
記得我們第一次相會的時候，他對於抗建大業，具著充分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幹年的消沉歲月又鼓舞煥發起來。他自己竟然忘卻了年邁體弱及其他種種條件，曾對我說：“我此次外出，暫時不擬返裏，打算自費到美國去，宣傳我們的‘中國主義’，讓彼邦人士明了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立國的精神，或者借此喚起他們的同情，來幫助我們這次神聖的抗戰，也算盡了所謂國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責任，你以為如何？”我當時不便打斷他的興致，隻好漫然應之。其實他當時的壯誌是為愛國的熱情所激，完全不顧事實的話。第一，他僅是小康之家，怎能擔負起遊美的用費？第二，政府正在討厭他妄言惑眾，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發給他出國護照？第三，他不通英語，他的經濟條件未必即能攜帶翻譯，究竟憑著什麽去作宣傳或講學？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連三地征求我的意見，後來我用委婉的言辭，才把他的意念暫時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慶時曾和吳稚暉先生數度來往，並曾討論過“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問題。從兩位老人來往的信件中，他們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與幾個重慶區的大學教授攀談過學術問題，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學教授的學問多半是從書卷中來的；而他的一套理論則是憑著想象所及而別有發現的。人家的學問多半是有師承家法的；而他的學說可說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僅可稱之為思想家，不得稱之為學術家或是學者。思想家所見到的，有時為稍後的學者所證成，有時亦為稍後的學者所推翻。思想家與學者，往往不是同時代的人物。無怪乎他與一般教授攀談，他盡管言之諄諄，而聽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於這種情形，所以他到重慶約有半年之後，就漸漸地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獨。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學力不夠，讀書太少，不能與當代學者並駕齊驅。他這種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書信中。當時有人見到他這樣信件的，就笑著說：“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對他的看法，則以為這是他的進步，是他能虛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幹年，他或者把過去大膽所假設的予以證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來。
他於一九四三年春季，迴到北碚來，我們又相聚了。這次我們相處的時日較多，幾乎無所不談。他還是一味地自謙，說自己讀書太少，見聞不廣，而又歎時不再來，所謂“老大徒傷悲”了！我當時對他說：“我們中國近代的讀書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獨造的精神，試問海內究有幾人？就憑你所提出的若幹假設，將來有人為你證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發現，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獨擔呢？”他聽了這話，仍是苦笑著搖搖頭，歎息不已。
有一次，我問他：“你對於政治、文化、學術有什麽究極的看法嗎？”他說：“我在《社會問題之商榷》一書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複這個問題，雖然是十年前的一種見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還是依然如故。這莫非是我不能進步的表現嗎？哈哈哈！”
好了，現在我把那一章撮錄於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總介紹吧：
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衝突不已，我窮原竟委地考察，實在由於互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孟子之性善說，荀子之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宗教家之利人主義，進化論派之利己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均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隻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了。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都可調和為一。性善與性惡，可以調和為一；利人與利己，可以調和為一。……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對的學說，加以研究，覺得無不可以調和，茲舉兩例於下：
甲。有人說：“人的意誌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誌所支配。”這兩說是可以調和為一的。茲用比喻來說明：假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做臥房，某處做廚房，某處做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要審度屋宇之形勢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誌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以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的支配，即是物質受意誌的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誌；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誌支配了物質。這種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麵，未嚐說不下去，但必須兩麵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了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變化。有了鹹、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就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麵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之蛋非前之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誌，人的意誌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若在進化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你引出若幹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究，即知雞與蛋原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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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古人說：“非知之艱，行之為艱。”孫中山說：“知難行易。”這兩說也可以合而為一的。古人因為世人隻知坐而研究，不去實行，就對他說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艱難的，你們總是重趨實行就是了。孫中山研究出來的學理，黨人不肯實行，就對他們說道：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經把艱難的工作做了，你們趕快實行就是了。古人和孫中山，都是注重在實行，意思是一樣的，並無衝突。“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二語，出在《尚書》，是傅說對武丁所說的。傅說原是勉勵武丁實行，並沒有說事情難了叫武丁莫行。原書俱在，可以複按。我們從此著想，就可以把傅說“知易行難”之說，和孫中山知難行易之說，調和為一。至於“難易”二字，乃是兩相比較的形容詞，與長短大小等字相類，行文說話時，往往用這類比較字眼，抑揚高下，以助文氣或語氣，於實際的道理上，並無何種關係。我們如果不明此理，認真在“知行”二字上，搜尋難易，要批評傅說和孫中山的是非，這就像聽見三歲小兒說我們的身又長又大，巨無霸（東漢時的巨人）說我們的身體又短又小，我們就疑惑起來。究竟我們的身體，是長是短，是大是小，聚些人來研究，以定三歲小兒和巨無霸之是非，這就未免太無謂了。宇宙之內，隻要有二物可以作比較，就可生出長短大小之差；隻要有二事可以作比較，即可生出易難之差。比較的事物，可以隨意取舍，無有一定，因之長短大小難易之分，也無有一定。天下事，無所謂難，無所謂易：尋件難事，與之比較，就成易事；尋件易事，與之比較，就成難事。發明輪船火車的人，費了無限心力，方才成功，發明之後，技師照樣製造，是很容易的，這是“知難行易”。初入工廠的學生，技師把製造輪船、火車的方法傳授他，學生聽了，心中很了然，做起來卻很艱難，這是“知易行難”。這類說法，都是從比較上生出來的。拿發明家和技師比較，則發明家難而技師易；拿技師和學生比較，則技師易而學生難。同是“知”字，孫中山是指發明家發現真理而言，傅說是指學生聽講時心中了解而言。同是“行”字，孫中山是指技師的工作而言，傅說是指學生的工作而言，我們試取孫文學說讀之，他舉出的證據，是飲食作文用錢等十事，修理水管一事，與夫他自己革命的事實，凡此種種，都是屬乎發明方麵的事。我們從這個地方研究，就可把孫中山和傅說的異同尋出來。孫中山拿發明家之“知”，和技師之“行”比較，故說“知難行易”；傅說拿講堂上聽講之“知”，和手工場中實地工作之“行”比較，故說“知易行難”。孫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是發明家時技師說話，故說“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之位，他訓誡武丁，是技師對學生說話，故說“知易行難”。二說俱是勉人實行的。故知易行難和知難行易，可以調和為一。世間的事，可分兩種，有知難行易者，有知易行難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論就圓滿了。
著者把性善性惡，利人利己，唯心唯物，知難行易，知易行難，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加以研究之後，乃下一結論曰：“無論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雙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經過長時間之爭辯，仍對峙不下者，此二說一定可以並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們把兩說合而為一，理論就圓滿了。”
宇宙事物，原是滋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個，滋生出無數個，越滋生，越紛繁。自其相同之點觀之，無在其不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無在其不異。古今講學的人，盡管分門別戶，互相排斥，其實越講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學，他們的學說中，摻得有禪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孟子排斥告子，王陽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語又絕類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隻要能夠探求，就會同歸於一。猶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從它相異之點看去，草與木不同，此木與彼木不同。同是一木，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用顯微鏡看之，無一朵相同之花，無一片相同之葉，可說是不同至極了。我們倘能會觀其通，從它相同之點看去，則花花相同，葉葉相同，花與葉相同，此木與彼木相同，木與草相同。再進之，草木和禽獸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獸，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就無所謂不同了。我們明白此理，即知世間種種爭端，無不可以調和的。有人問我道：你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請問各種學說，由同而異，又由異而同，是屬乎力學公例之哪一種？我說：水之變化，即是力之變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為數支，來源不同之水，可匯為一流，千派萬別，無不同歸於海。任它如何變化，卻無一不是循力學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來作比喻的，都可說是與力學公例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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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研完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隻是山中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將來中西學說，終必有融合之一日，學說匯歸於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趨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動機。現在世界紛爭不已，純是學說分歧釀出來的。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紛爭，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學說之一致。所謂一致者，不在勉強拉合，而在深索本源，隻要把它本源尋出來，就自然歸於一致了。所以我們批評各家學說，務於不同之中，尋出相同之點，應事接物，務於不調和之中，尋覓調和的方法，才不至違反進化之趨勢。不是我們強為調和，因為它根本上，原自調和的。我看現在國中之人，往往把相同的議論，故意要尋它不同之點，本來可以調和的事，偏要從不調和方麵做去，互相攻擊，互相排擠，無一事不從衝突著手，大亂紛紛，未知何日方止！
現在各黨各派，紛爭不已，除挾有成見，意氣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紛爭，實由於學說衝突醞釀出來的。要調和這種紛爭，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崇拜的學說，徹底研完。又把自己所反對的學說，平心觀察。尋覓二者異同之點，果然反複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尋出來，彼此之紛爭，立歸消滅。因為世間的真理，隻有一個，隻要研究得徹底，所得的結果，必定相同。假使有兩個人所得的結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徹底，或是二人俱不徹底。如果徹底了，斷無結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趨於一致，自然就沒有紛爭了。
在我個人的主張，可把各種主義，公開研究，聽人盡量地懷疑和批評，然後才把真理研究得出來，全國思想才能統一。有人駁我道：現在是訓政時期，如果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聽人懷疑批評，則是對於孫中山失了信仰，即是失去全國重心，中國怎能立國？我說：理論和事實，本可分開的，懷疑批評，乃是理論上之事，未即措之實行。現在全國隸屬於“三民主義”之下，政治上一切設施，當然照著孫中山的辦法做去，不能任意變更。至於學理上之討論，盡可聽人自由。到了討論終結，全國人都認為孫中山主義不適宜，一致請求變更，我們又何不可變更之有？未達到全國人請求變更的時候，當然遵循孫中山主義進行，如有違反“三民主義”，做政治上之行動者，當然嚴予製裁。據我的觀察，現在各種主義，如不由於公開研究之一途，思想之紛亂，是無有窮期的，因國內之爭端，和人民所受之痛苦，也就無有底止了。……世間虛偽的學說，才怕人懷疑和批評。關聖帝君的《覺世真經》說：“不信吾教，請試吾刀！”注《太上感應篇》的人說：“有人毀謗此書，定遭冥譴。”因為這兩種書所說的道理，經不得研究，生怕人懷疑和批評，無可奈何，才出於威嚇之一途。至於牛頓和愛因斯坦諸人的學說則不然，任人懷疑，任人批評，信從與否，聽人自便，結果反無人不信，無人不從。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深思了。世間的道理，愈懷疑則研究愈深，愈批評則真理愈出。孫中山的學說，是不怕人懷疑的，是不怕人批評的，經一番攻擊，增一番鮮明。我們尊崇孫中山，當以事牛頓和愛因斯坦之禮事之；不當以事關聖帝君和太上老君之禮事之。如果說他的學說，不許人懷疑，不許人批評，無異於說《三民主義》一書，所含的真理，與《覺世真經》和《太上感應篇》相等，名為尊崇孫中山，實則汙蔑孫中山了。
主義是相對的，不是絕時的。有了三民主義，就有非三民主義。各種主義，紛然並立，仿佛世界各國紛然並立一樣。有了國界，此國與彼國，即起爭端。有了主義，此黨與彼黨，即起爭端。世人隻知愛國主義是狹小的，殊不知崇奉一種主義，也是狹小的。將來世界各國，終必混合為一而後止；各種主義，也是融合為一而後止。無所謂國，無所謂主義，國界與主義，同歸消滅，這就是大同世界了。作者主張聯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強，可說是順著大同軌道走的。主張各種主義，公開研究，也可說是順著大同走的。
至於學術思想，我是絕時主張獨立自由的，這已可從我上麵的話看出來。中國政治界的君主，和學術界的聖人，所走的軌道是一樣的。春秋戰國時，列國紛爭不已，後來產生了皇帝，列強就消滅了。同時諸子百家也紛爭不已，後來推孔子為聖人，諸子百家也就消滅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從，如不服從，就是大逆不道，聖人任發一種議論，學者都要信從，如不信從，也是大逆不道。皇帝在朝廷上盤踞起，聖人在各人心坎上盤踞起。皇帝蹂躪民意，聖人蹂躪思想。中間有點區別者，皇帝的專橫，是皇帝自己做出來的，應由皇帝負責。聖人的專橫，是後人借孔子招牌做出來的，孔子不能負責。後來皇帝之威權剝奪了，英、法、德、俄、美、日諸國就闖進來，執行皇帝的任務，成了變相的皇帝，一般人就以事皇帝之禮事之。同時孔子之威權也剝奪了，盧梭、達爾文、杜威、羅素諸人闖進來，執行孔子任務，成了變形的孔子，一般人就以事孔子之禮事之。大清皇帝倒了過後，把一個大皇帝之權，剖為無數小塊，分給國中赫赫有權的軍人，成為許多小皇帝。至聖孔子倒了過後，把一個大聖人之權，剖為無數小塊，分給國中赫赫有名的學者，成了許多小聖人。軍閥蹂躪民意，學閥蹂躪思想。軍閥背後，有外國的帝國主義；學閥背後，有外國的哲學家。小皇帝之命令，是絕對威嚴，不許違抗，如有人違抗了，他就要把你重懲。小聖人之議論，自認為絕對之是，不許人匡補，不許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如果有人懷疑了，他就在報章雜誌上，把你痛罵。政治界一切現象，與學術界完全相同。這種現象，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大皇帝大聖人專權時期，這是過去的事；第二個時期，是小皇帝小聖人專權時期，這是現在的事；將來到了第三個時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學者，自由發表意見的時期。我嚐說：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民族該獨立，思想更該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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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大議論，便是這一顆思想界的彗星所放射的光芒。可惜這光芒，慢慢地暗淡了，慢慢地消滅了！如果這彗星是有周期性的，也許經過若幹時日，還有重光的時候。如今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是與世長辭了；但是他彗星般的思想，於人事物理諸方麵，未必無啟示的作用吧！曆史學家常說的話：“蓋棺即可論定。”我對於這位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則以為“蓋棺尚待論定”。
宗吾先生死後的次日，成都各報即用“厚黑教主”的稱謂，刊布他逝世的專電。再過若幹日，自流井各界人士為先生開追悼會，收到的挽聯，亦多從“厚黑教主”立論。不料他生前用以自嘲嘲人的戲詞，竟成為他身後的諡號了。今錄當時的挽聯數事，以殿本傳：
教主歸冥府，繼續闡揚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發財門徑；
先生辭凡塵，不再諷刺社會，讓那些汙吏劣紳，做出狼心狗肺事情！
——汪瑞如
寓諷刺於厚黑，仙佛心腸，與五千言後先輝映；
致精力乎著述，賢哲品學，擬念四史今古齊名。
——李堅白
品賢豪常作翻案，抒思想好作奇談，孤憤蘊胸中，縱有雌黃原戲謔；
算年齡遜我二籌，論學問加我一等，修文歸地下，莫將厚黑舞幽冥。
——楊仔耘
定具一片鐵石心，問君獨尊何存？試看他黑氣彌天，至死應遺蜀猷憾；
縱有千層樺皮臉，見我無常倏到，也隻得厚顏入地，招魂為讀怕婆經。
——李小亭
公著述等身，憤薄俗少完人，厚黑一篇，指佞發奸揮鐵筆；
我漸為半子，念賢郎皆早世，嫠孤滿目，臨喪迸淚灑金風。
——楊履冰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我與宗吾在青木關相會，一直到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不幸逝世為止，中間的一段生活，我已把它寫入《厚黑教主別傳》那篇文章中了，此處不再贅及。我今隻將遺漏的地方補述一二，以作本傳的結束。
記得我們第一次相會的時候，他對於抗建大業，具著充分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把他若幹年的消沉歲月又鼓舞煥發起來。他自己竟然忘卻了年邁體弱及其他種種條件，曾對我說：“我此次外出，暫時不擬返裏，打算自費到美國去，宣傳我們的‘中國主義’，讓彼邦人士明了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立國的精神，或者借此喚起他們的同情，來幫助我們這次神聖的抗戰，也算盡了所謂國民外交的一分子的責任，你以為如何？”我當時不便打斷他的興致，隻好漫然應之。其實他當時的壯誌是為愛國的熱情所激，完全不顧事實的話。第一，他僅是小康之家，怎能擔負起遊美的用費？第二，政府正在討厭他妄言惑眾，一再禁止他的著作流行，又怎能發給他出國護照？第三，他不通英語，他的經濟條件未必即能攜帶翻譯，究竟憑著什麽去作宣傳或講學？但是他一切不管，他迭二連三地征求我的意見，後來我用委婉的言辭，才把他的意念暫時打消了。
我知道他在重慶時曾和吳稚暉先生數度來往，並曾討論過“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問題。從兩位老人來往的信件中，他們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與幾個重慶區的大學教授攀談過學術問題，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學教授的學問多半是從書卷中來的；而他的一套理論則是憑著想象所及而別有發現的。人家的學問多半是有師承家法的；而他的學說可說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僅可稱之為思想家，不得稱之為學術家或是學者。思想家所見到的，有時為稍後的學者所證成，有時亦為稍後的學者所推翻。思想家與學者，往往不是同時代的人物。無怪乎他與一般教授攀談，他盡管言之諄諄，而聽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於這種情形，所以他到重慶約有半年之後，就漸漸地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獨。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學力不夠，讀書太少，不能與當代學者並駕齊驅。他這種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書信中。當時有人見到他這樣信件的，就笑著說：“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對他的看法，則以為這是他的進步，是他能虛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幹年，他或者把過去大膽所假設的予以證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來。
他於一九四三年春季，迴到北碚來，我們又相聚了。這次我們相處的時日較多，幾乎無所不談。他還是一味地自謙，說自己讀書太少，見聞不廣，而又歎時不再來，所謂“老大徒傷悲”了！我當時對他說：“我們中國近代的讀書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獨造的精神，試問海內究有幾人？就憑你所提出的若幹假設，將來有人為你證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發現，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獨擔呢？”他聽了這話，仍是苦笑著搖搖頭，歎息不已。
有一次，我問他：“你對於政治、文化、學術有什麽究極的看法嗎？”他說：“我在《社會問題之商榷》一書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複這個問題，雖然是十年前的一種見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還是依然如故。這莫非是我不能進步的表現嗎？哈哈哈！”
好了，現在我把那一章撮錄於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總介紹吧：
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衝突不已，我窮原竟委地考察，實在由於互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孟子之性善說，荀子之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宗教家之利人主義，進化論派之利己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均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隻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了。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都可調和為一。性善與性惡，可以調和為一；利人與利己，可以調和為一。……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對的學說，加以研究，覺得無不可以調和，茲舉兩例於下：
甲。有人說：“人的意誌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誌所支配。”這兩說是可以調和為一的。茲用比喻來說明：假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做臥房，某處做廚房，某處做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要審度屋宇之形勢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誌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以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的支配，即是物質受意誌的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誌；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誌支配了物質。這種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麵，未嚐說不下去，但必須兩麵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了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變化。有了鹹、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就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麵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之蛋非前之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誌，人的意誌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若在進化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你引出若幹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究，即知雞與蛋原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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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古人說：“非知之艱，行之為艱。”孫中山說：“知難行易。”這兩說也可以合而為一的。古人因為世人隻知坐而研究，不去實行，就對他說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艱難的，你們總是重趨實行就是了。孫中山研究出來的學理，黨人不肯實行，就對他們說道：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經把艱難的工作做了，你們趕快實行就是了。古人和孫中山，都是注重在實行，意思是一樣的，並無衝突。“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二語，出在《尚書》，是傅說對武丁所說的。傅說原是勉勵武丁實行，並沒有說事情難了叫武丁莫行。原書俱在，可以複按。我們從此著想，就可以把傅說“知易行難”之說，和孫中山知難行易之說，調和為一。至於“難易”二字，乃是兩相比較的形容詞，與長短大小等字相類，行文說話時，往往用這類比較字眼，抑揚高下，以助文氣或語氣，於實際的道理上，並無何種關係。我們如果不明此理，認真在“知行”二字上，搜尋難易，要批評傅說和孫中山的是非，這就像聽見三歲小兒說我們的身又長又大，巨無霸（東漢時的巨人）說我們的身體又短又小，我們就疑惑起來。究竟我們的身體，是長是短，是大是小，聚些人來研究，以定三歲小兒和巨無霸之是非，這就未免太無謂了。宇宙之內，隻要有二物可以作比較，就可生出長短大小之差；隻要有二事可以作比較，即可生出易難之差。比較的事物，可以隨意取舍，無有一定，因之長短大小難易之分，也無有一定。天下事，無所謂難，無所謂易：尋件難事，與之比較，就成易事；尋件易事，與之比較，就成難事。發明輪船火車的人，費了無限心力，方才成功，發明之後，技師照樣製造，是很容易的，這是“知難行易”。初入工廠的學生，技師把製造輪船、火車的方法傳授他，學生聽了，心中很了然，做起來卻很艱難，這是“知易行難”。這類說法，都是從比較上生出來的。拿發明家和技師比較，則發明家難而技師易；拿技師和學生比較，則技師易而學生難。同是“知”字，孫中山是指發明家發現真理而言，傅說是指學生聽講時心中了解而言。同是“行”字，孫中山是指技師的工作而言，傅說是指學生的工作而言，我們試取孫文學說讀之，他舉出的證據，是飲食作文用錢等十事，修理水管一事，與夫他自己革命的事實，凡此種種，都是屬乎發明方麵的事。我們從這個地方研究，就可把孫中山和傅說的異同尋出來。孫中山拿發明家之“知”，和技師之“行”比較，故說“知難行易”；傅說拿講堂上聽講之“知”，和手工場中實地工作之“行”比較，故說“知易行難”。孫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是發明家時技師說話，故說“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之位，他訓誡武丁，是技師對學生說話，故說“知易行難”。二說俱是勉人實行的。故知易行難和知難行易，可以調和為一。世間的事，可分兩種，有知難行易者，有知易行難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論就圓滿了。
著者把性善性惡，利人利己，唯心唯物，知難行易，知易行難，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加以研究之後，乃下一結論曰：“無論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雙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經過長時間之爭辯，仍對峙不下者，此二說一定可以並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們把兩說合而為一，理論就圓滿了。”
宇宙事物，原是滋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個，滋生出無數個，越滋生，越紛繁。自其相同之點觀之，無在其不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無在其不異。古今講學的人，盡管分門別戶，互相排斥，其實越講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學，他們的學說中，摻得有禪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孟子排斥告子，王陽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語又絕類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隻要能夠探求，就會同歸於一。猶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從它相異之點看去，草與木不同，此木與彼木不同。同是一木，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用顯微鏡看之，無一朵相同之花，無一片相同之葉，可說是不同至極了。我們倘能會觀其通，從它相同之點看去，則花花相同，葉葉相同，花與葉相同，此木與彼木相同，木與草相同。再進之，草木和禽獸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獸，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就無所謂不同了。我們明白此理，即知世間種種爭端，無不可以調和的。有人問我道：你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請問各種學說，由同而異，又由異而同，是屬乎力學公例之哪一種？我說：水之變化，即是力之變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為數支，來源不同之水，可匯為一流，千派萬別，無不同歸於海。任它如何變化，卻無一不是循力學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來作比喻的，都可說是與力學公例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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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研完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隻是山中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將來中西學說，終必有融合之一日，學說匯歸於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趨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動機。現在世界紛爭不已，純是學說分歧釀出來的。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紛爭，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學說之一致。所謂一致者，不在勉強拉合，而在深索本源，隻要把它本源尋出來，就自然歸於一致了。所以我們批評各家學說，務於不同之中，尋出相同之點，應事接物，務於不調和之中，尋覓調和的方法，才不至違反進化之趨勢。不是我們強為調和，因為它根本上，原自調和的。我看現在國中之人，往往把相同的議論，故意要尋它不同之點，本來可以調和的事，偏要從不調和方麵做去，互相攻擊，互相排擠，無一事不從衝突著手，大亂紛紛，未知何日方止！
現在各黨各派，紛爭不已，除挾有成見，意氣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紛爭，實由於學說衝突醞釀出來的。要調和這種紛爭，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崇拜的學說，徹底研完。又把自己所反對的學說，平心觀察。尋覓二者異同之點，果然反複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尋出來，彼此之紛爭，立歸消滅。因為世間的真理，隻有一個，隻要研究得徹底，所得的結果，必定相同。假使有兩個人所得的結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徹底，或是二人俱不徹底。如果徹底了，斷無結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趨於一致，自然就沒有紛爭了。
在我個人的主張，可把各種主義，公開研究，聽人盡量地懷疑和批評，然後才把真理研究得出來，全國思想才能統一。有人駁我道：現在是訓政時期，如果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聽人懷疑批評，則是對於孫中山失了信仰，即是失去全國重心，中國怎能立國？我說：理論和事實，本可分開的，懷疑批評，乃是理論上之事，未即措之實行。現在全國隸屬於“三民主義”之下，政治上一切設施，當然照著孫中山的辦法做去，不能任意變更。至於學理上之討論，盡可聽人自由。到了討論終結，全國人都認為孫中山主義不適宜，一致請求變更，我們又何不可變更之有？未達到全國人請求變更的時候，當然遵循孫中山主義進行，如有違反“三民主義”，做政治上之行動者，當然嚴予製裁。據我的觀察，現在各種主義，如不由於公開研究之一途，思想之紛亂，是無有窮期的，因國內之爭端，和人民所受之痛苦，也就無有底止了。……世間虛偽的學說，才怕人懷疑和批評。關聖帝君的《覺世真經》說：“不信吾教，請試吾刀！”注《太上感應篇》的人說：“有人毀謗此書，定遭冥譴。”因為這兩種書所說的道理，經不得研究，生怕人懷疑和批評，無可奈何，才出於威嚇之一途。至於牛頓和愛因斯坦諸人的學說則不然，任人懷疑，任人批評，信從與否，聽人自便，結果反無人不信，無人不從。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深思了。世間的道理，愈懷疑則研究愈深，愈批評則真理愈出。孫中山的學說，是不怕人懷疑的，是不怕人批評的，經一番攻擊，增一番鮮明。我們尊崇孫中山，當以事牛頓和愛因斯坦之禮事之；不當以事關聖帝君和太上老君之禮事之。如果說他的學說，不許人懷疑，不許人批評，無異於說《三民主義》一書，所含的真理，與《覺世真經》和《太上感應篇》相等，名為尊崇孫中山，實則汙蔑孫中山了。
主義是相對的，不是絕時的。有了三民主義，就有非三民主義。各種主義，紛然並立，仿佛世界各國紛然並立一樣。有了國界，此國與彼國，即起爭端。有了主義，此黨與彼黨，即起爭端。世人隻知愛國主義是狹小的，殊不知崇奉一種主義，也是狹小的。將來世界各國，終必混合為一而後止；各種主義，也是融合為一而後止。無所謂國，無所謂主義，國界與主義，同歸消滅，這就是大同世界了。作者主張聯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強，可說是順著大同軌道走的。主張各種主義，公開研究，也可說是順著大同走的。
至於學術思想，我是絕時主張獨立自由的，這已可從我上麵的話看出來。中國政治界的君主，和學術界的聖人，所走的軌道是一樣的。春秋戰國時，列國紛爭不已，後來產生了皇帝，列強就消滅了。同時諸子百家也紛爭不已，後來推孔子為聖人，諸子百家也就消滅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從，如不服從，就是大逆不道，聖人任發一種議論，學者都要信從，如不信從，也是大逆不道。皇帝在朝廷上盤踞起，聖人在各人心坎上盤踞起。皇帝蹂躪民意，聖人蹂躪思想。中間有點區別者，皇帝的專橫，是皇帝自己做出來的，應由皇帝負責。聖人的專橫，是後人借孔子招牌做出來的，孔子不能負責。後來皇帝之威權剝奪了，英、法、德、俄、美、日諸國就闖進來，執行皇帝的任務，成了變相的皇帝，一般人就以事皇帝之禮事之。同時孔子之威權也剝奪了，盧梭、達爾文、杜威、羅素諸人闖進來，執行孔子任務，成了變形的孔子，一般人就以事孔子之禮事之。大清皇帝倒了過後，把一個大皇帝之權，剖為無數小塊，分給國中赫赫有權的軍人，成為許多小皇帝。至聖孔子倒了過後，把一個大聖人之權，剖為無數小塊，分給國中赫赫有名的學者，成了許多小聖人。軍閥蹂躪民意，學閥蹂躪思想。軍閥背後，有外國的帝國主義；學閥背後，有外國的哲學家。小皇帝之命令，是絕對威嚴，不許違抗，如有人違抗了，他就要把你重懲。小聖人之議論，自認為絕對之是，不許人匡補，不許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如果有人懷疑了，他就在報章雜誌上，把你痛罵。政治界一切現象，與學術界完全相同。這種現象，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大皇帝大聖人專權時期，這是過去的事；第二個時期，是小皇帝小聖人專權時期，這是現在的事；將來到了第三個時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學者，自由發表意見的時期。我嚐說：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民族該獨立，思想更該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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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大議論，便是這一顆思想界的彗星所放射的光芒。可惜這光芒，慢慢地暗淡了，慢慢地消滅了！如果這彗星是有周期性的，也許經過若幹時日，還有重光的時候。如今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是與世長辭了；但是他彗星般的思想，於人事物理諸方麵，未必無啟示的作用吧！曆史學家常說的話：“蓋棺即可論定。”我對於這位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則以為“蓋棺尚待論定”。
宗吾先生死後的次日，成都各報即用“厚黑教主”的稱謂，刊布他逝世的專電。再過若幹日，自流井各界人士為先生開追悼會，收到的挽聯，亦多從“厚黑教主”立論。不料他生前用以自嘲嘲人的戲詞，竟成為他身後的諡號了。今錄當時的挽聯數事，以殿本傳：
教主歸冥府，繼續闡揚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發財門徑；
先生辭凡塵，不再諷刺社會，讓那些汙吏劣紳，做出狼心狗肺事情！
——汪瑞如
寓諷刺於厚黑，仙佛心腸，與五千言後先輝映；
致精力乎著述，賢哲品學，擬念四史今古齊名。
——李堅白
品賢豪常作翻案，抒思想好作奇談，孤憤蘊胸中，縱有雌黃原戲謔；
算年齡遜我二籌，論學問加我一等，修文歸地下，莫將厚黑舞幽冥。
——楊仔耘
定具一片鐵石心，問君獨尊何存？試看他黑氣彌天，至死應遺蜀猷憾；
縱有千層樺皮臉，見我無常倏到，也隻得厚顏入地，招魂為讀怕婆經。
——李小亭
公著述等身，憤薄俗少完人，厚黑一篇，指佞發奸揮鐵筆；
我漸為半子，念賢郎皆早世，嫠孤滿目，臨喪迸淚灑金風。
——楊履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