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不盡是紙上談兵吧
宗吾打算寫的《外交私議》，前麵已經說過，因“七七事變”突起，他便改寫成《抗日計劃之商榷》了。在這篇計劃書中，為配合抗戰的順利，同時也談到了外交——戰時外交。他更談到了中華民族的特性，自數千年來的文化傳統，是“抵抗而不侵略”的民族，也一並將這種態度昭告於世界。他自“九一八”以後，即大講其“厚黑救國”的種種理論，以為世界戰禍，一觸即發。若不思患預防，則事變之來，必有措手不及之勢。因此，他在數年之內，無論是腦中所想的，口中所說的，以及筆下所寫的，都是關於如何救國家、救民族的問題。此次日本帝國主義者無端挑起了侵華的戰爭，立刻便激發他平日胸中所蓄，由空泛的理論步入了實際的問題。他不再開玩笑了，他嚴肅起來了，他把中日情勢和世界全局，作了一番徹底的觀察，於是而有《抗日計劃商榷書》的問世。這篇《計劃書》，據說是隨著“七七”的第一聲炮響，跟即以筆杆應戰，那時正是揮汗如雨的天氣，但他不顧一切，在數晝夜之中手不停揮地把數萬言的《計劃書》一氣嗬成了，他把這篇文章和《製憲私議》合刊的意思，就是認為“製憲”與“抗日”是不能分開的。必須製定憲法之後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全國的力量才可以充分地發揮出來，以對抗我們的敵人。這樣，才可以說到抗戰與建國同時進行，而中華民族才可以從抗戰中強壯起來。所以他這篇《抗日計劃書》是處處顧到內政與外交的。讀者如欲評判他的得失，即當留意以下數事：第一，我們不可忘記這篇《計劃書》是在抗戰的最初期寫成的；第二，我們人人心中自問當抗戰初起時，究有如何的計劃；第三，政府在當時所表現的，究有如何的抗戰國策；第四，在當時全國的報章雜誌上，更有些何等高見的此類文字。如果把這些情形一一迴想一番，然後再來評判這篇《抗日計劃書》的得失，就不至掩沒他的苦心了。那篇《計劃書》的大意是這樣的：
這次中日戰爭，算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起點。第二次大戰與第一次大戰，意義迥乎不同：第一次大戰，是列強彼此爭殖民地，爭市場，因而發生衝突；第二次大戰，是強國侵略弱國，弱國起而抗禦，並要求解放的戰爭。中山先生講民族主義時，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對壓迫者作戰，而今果然開始了，所以我們此次對日作戰，在本國內，則應全民抗戰，在國際上，則應本著中山先生的指示，組織一個弱小民族聯盟，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號，使前次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於此次大戰中實現出來。中山先生又說：“我們今日要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此才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基於這種訓條，我們又該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對日作戰的意義擴大，使全世界人知道我們對日作戰是為人類要求平等而戰，是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抗戰的開始者，不是兩國間普通的戰爭。我們把此次抗戰的意義弄清楚了，抗戰與外交雙管齊下，擬具整個計劃，昭告全世界，使參加第二次大戰的民族循著正當的途徑走去。使一戰之後世界永久和平，才不至重蹈第一次大戰的覆轍，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無絲毫代價。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胎於第一次大戰中早已種下。第一次大戰，英法諸國倡言主張公道，打倒德國的強權，許給殖民地以自由，要求助戰；威爾遜又提出十四條原則，主張民族自決；弱小民族信以為真，一致奮力，把德國打倒了，哪知“巴黎和會”列強食言，不惟所許的自由得不到，反增加了許多壓迫，弱小民族才知道是受騙了。如果第二次大戰發生，要想弱小民族再來幫助，這是不可能的，或許還會反戈相向，故英法諸國提心吊膽地恐怕大戰發生。日本窺破此點，“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顧，陰以世界大戰相威脅，國聯隻好聽他。阿比西尼亞之役，西班牙之役，意、德都是以世界大戰相威脅，國聯也隻好諸多遷就，避免大戰發生。正義既不能伸張，於是講強權者遂愈無忌憚。英、法諸國所主張的集體安全製，等於滿載而歸的強盜勸導初次出馬的強盜放下刀杖、充當良民，宜乎德、意、日三國對於英法等國諸多不滿，主張殖民地重行分割。所以說，第二次大戰的禍胎是第一次大戰種下來的，是英法諸國自身有慚德生出來的。因此，若要主張公道的話，從英法諸國口中說出，就要受法西斯國家的指責；即使勉強說出，也是理不直、氣不壯，必須從中國口中說出，才能理直氣壯，才足以召號世界。
要想世界永久和平，隻有把第一次大戰種下的禍胎連根拔盡，催促威爾遜的十四條原則實現，才能奠定和平的基礎。英、法諸國在第一次大戰中對於弱小民族是失了信的；應由我國出來，把威爾遜的舊事重提，勸導弱小民族起來幫忙，把專講強權的國家抑製下去；一麵要求英法諸國履行威爾遜的原約，這本是他們親口允諾的，隻因後來食言，以致第二次大戰爆發，岌岌不可終日，英、法諸國未必不後悔；所以我們舊事重提，英、法諸國亦必樂從、同情於我們的主張。曆史是有連續性的，第二次大戰是承襲第一次大戰而來，故第一次大戰未完的事件，應於此次大戰中了結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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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所以不能成功，是由於他本身是美國總統，美國是列強之一，與弱小民族立場相反，對於弱小民族隻能表示一種同情，不能挺身相幫。弱小民族本身利害自己不能解決，旁觀者將奈之何？而弱小民族又是一盤散沙，沒有負責的領導者，所以威爾遜的理想是無從實現的。我國在弱小民族中，弱則有之，小則未也，是一個天然的領導者，與全世界的弱小民族立場相同，利害相同，此次由我國出來，當一個“威爾遜”，必定成功。弱小民族力量誠然是小的，但聯合起來力量就大了，就可以解決本身不可避免之事，好比全身毒菌非潰而成瘡不能泄出。依進化趨勢看去，此次大戰，當為人類戰爭的總結束。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正是預備辦理結束事宜的。
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僅僅行威爾遜主義還不夠，必須加之以孫中山主義，才能使世界永久和平。中山主義是集中國主義的大成。中國主義決定於中國的民族性；中國的民族性又決定於所處的天然環境。世界分溫、熱、寒三帶，西洋地偏寒帶，印度地偏熱帶，中國地居溫帶。溫之雲者，寒、熱二者合並而成者也。故中國人性情和平，無論說話做事，都帶一種溫和態度，不走極端。寒帶天然物很少，生於此地之人不努力奮勉即不能生活，故時時想征服天然界。熱帶天然物豐富，生活的需要不患不足，故生於此地之人對於天然界則取放任態度。中國介居二者之間，則另有一種辦法，《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對於天然界，不征服之，而輔相之，不放任之，而裁成之。這種辦法儼然是融合西洋和印度辦法而成的。至中至正，這即是中國主義。故中國文化發揚出來可以把西洋文化、印度文化融合為一。西洋以征服天然為務，因而產出侵略主義；印度以放任天然為務，因而產生出不抵抗主義。中國的主義則為“抵抗而不侵略”，證之以數千年的曆史，證之以古先聖哲的言論，無不如是。中山主義更是繼承這種精神，把世界上的各種學說加以融合的。目前政治經濟上的種種問題，用他的學說即可以得到一種總解決。在政治方麵，是把獨裁主義與民主主義融合為一；在經濟方麵，是把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融合為一。世界各國隻要把中山主義實行做去，一切問題就可得到合理的解決了。
第一次大戰，慢道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了，世界和平還是不能永久的，這有事實可證明：第一次大戰告終，和議方始，全世界把威爾遜看做救世主一般，歡迎的熱烈達於極點；而戰勝國的勞工反暴動起來。美國人民要暴動，威爾遜調兵彈壓方才平息。意大利戰勝迴國的兵士，戴起徽章，橫行都市，因而產出專製魔王墨索裏尼。英國的礦工、鐵路工人、輪船水手結成三角同盟，布起陣勢，預備隨時和政府決戰，害得首相勞合·喬治乘著飛機今日迴倫敦彈壓，明日赴巴黎開會，一夕數驚，疲於奔命。法國首相克裏蒙梭是歐戰中出力最大的一位角色，巴黎和會充當主席，為法國增光不少，反遭國人行刺，幾乎把七十八歲的老命送掉，巴黎市民也曾有一次大大的示威運動。其餘各國大大小小的罷工差不多每星期總有一兩起。這是什麽原因呢？因為大戰到了第三年，一般勞工都覺悟起來，說道：“我們何苦替資本家拚命呢？”於是一方麵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一方麵舉出代表，在中立國交換意見，主張言和。及到大戰終了，勞工覺得白白犧牲，未免不值，所以發生暴動。巴黎正在開會，而各國勞工也舉出代表在瑞士的熊城開會，因此之故，和會上才特訂一個《勞工規約》。所以巴黎和約，不僅是對敵人德國議和，並且是對本國中的勞工議和。從此看來，即使威爾遜的計劃成功了，弱小民族實行自決了，列強國中的勞工，對於資本家，還有一番大流血。我們這次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是謀世界永久和平的，隻要把中山主義宣揚起來，這勞資問題也就附帶解決了。人世戰爭的禍胎才算連根拔盡。
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為推行中山主義的總機關，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列強國中被壓迫的勞工集合在一根戰線上，其平等的方式有二：（一）把全世界弱小民族提高來，與列強平等；（二）把列強國中的資本家降下去，與他本國中的人民平等。所謂與本國中人民平等者，即《製憲私議》中所說致富的機會相等，不是那種平頭的平等。我們把憲法公布出來，使日本人知道我們是對日本的軍閥和資本家作戰，不是對日本的平民和勞工作戰，中日戰爭才容易解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知道了中山主義的好處，自然會跟著我們的主義走來，至少也可同情我們。我們這部憲法就成了世界公共適用的憲法。把憲法製好了，懸出一定的目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國同世界弱小民族就依此目標作戰，使一戰之後永久和平，人類相互間不致再發生戰事，這部憲法，又成了第二次大戰預定的和約。像這樣的作戰，才算是有計劃、有主義。迴憶第一次世界大戰，殖民地的人民和列強國中的勞工一齊奔集在帝國主義的旗幟之下，互相廝殺，真不知所為何事！所以我國此時，應將所謂對日抗戰啦，宣傳中山主義啦，製定憲法啦，組織弱小民族聯盟啦，四者同時並進，合一爐而冶之，才是正當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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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的情形是變化莫測的。我們先把自己腳跟立定，再看國際情勢如何變，就如何應。以此時情形而論，中、蘇二國的關係恰是三國時蜀、吳二國的關係，為對付共同的敵人，實有聯合的必要。我國主張聯合弱小民族，蘇聯也主張聯合弱小民族，但我們並不與蘇聯爭取領導權。蘇聯與我國雖說手段不同，而對於打倒帝國主義則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個集團，都是可以的。
世界上英、蘇、美、法、德、意、日成了兩個集團：德、意、日三國成為一個法西斯集團；英、蘇、美、法四國成為一個集體安全集團。我國同弱小民族另成一個三民主義集團。把世界剖為三個集團，這又是魏、蜀、吳三國的形勢。法西斯集團主張侵略，是我們的敵人；集體安全集團主張維持世界和平，是我們的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這個集團與英、蘇、美、法集團等於蜀、吳二國，有聯合的必要。我們把中國主義宣布出來，世界弱小民族信從中國主義的加入中國集團；信從西洋主義的，加入英、蘇、美、法集團。這兩個集團同向法西斯集團進攻，不言互助，而互助自在其中。
就現在的局勢看來，德、意、日三國仿佛擺下了一個“長蛇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西方的德、意，則東方的日本應之，擊東方的日本，則西方的德、意應之。他們把這種長蛇陣擺下了，就可掠奪中、蘇兩國的地方，就可掠奪英、法等國的屬地，這是他們的陰謀。這種陰謀一揭開，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到了那時，我們三民主義集團，圍攻日本，英、法那個集團，圍攻德、意，使他首尾不能相救，蘇聯東西兼顧，美國為後方糧台，那條長蛇，一擊就斃。須知國際上的或離或合，純以利害為轉移，利害相同則合，利害相反則離。現在國際局勢已明白擺起了，我們無須同蘇聯定約，無須同英、法、美諸國商量，也無須強拉弱小民族加入我們這個集團；隻消把中國主義昭告世界，就全國總動員，同日本抗戰到底，弱小民族自然會參加我們這個集團，英、蘇、美、法自然會朝著我們預定的路線走去，這是決然無疑的。而且人貴自立，即使無人與我國聯合，我國單獨對日作戰，不過犧牲較大，時間較長，最終的勝利，決然屬於我國，是之謂自力更生，是之謂自主外交。
國際上的情形，任它如何變化，我們總是抱著一定的國策做法——抱定中國主義做去。此時英、美諸國，仿佛是同情我國；然而他們同日本都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將來同日本妥協，阻礙我們收複東北四省，不是不可能的事；抑或把我國某某等處，劃為國際共管；甚或列強聯合起來，向弱小民族進攻，都是不可知的事。我們總是埋頭去幹弱小民族聯盟的工作。英、美諸國能主張公道，抑製專講強權的國家，我們這個“弱聯”就同他們聯合，一致行動；如或列強聯為一氣壓迫弱小民族，那麽，全世界就明明白白劃為兩根戰線，我們就依著中山先生指示的途徑，糾合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向壓迫者的列強進攻，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組織“弱聯”是我國唯一的出路，無論如何困難，都應該做去；再困難，總沒有中山先生在滿清時組織“同盟會”那樣困難。以中山先生在滿清革命的精神，用以革列強之命，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我們現在所以受日本欺淩者，全是失去此種精神之故。所謂“依賴列強”，不啻是“畏懼日本”的代名詞，這種心理，就是胸中早已為“強權”二字，所懾服了。中山先生敢於革滿清之命，正是胸中隻有“正義”二字，沒有“強權”二字，這即是孟子書上所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是之謂中國主義。如果英、美等國讚成我國抵抗日本，我們就抵抗日本，不讚成抵抗，就不抵抗，他們借口調停，阻止我們收複東北四省，我們就接受其調停，抑或主張某某地方由國際共管，我們就交出共管，那麽，不惟是中山主義的叛徒，並且是中國主義的罪人。
有人問：抵抗而不侵略既是我國的一貫主張，為什麽日本侵略起來，我國毫無抵抗能力呢？此種主義，以何因緣，消失淨盡？他說：這可用力學公例來說明，依物理學的說法，凡是鐵條皆有磁力，通常的鐵條發不出磁力，是由於內部分子淩亂，南極北極相消之故，隻消把磁石在鐵條上引導一下，南北極分子排順，立即發出磁力來，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本有極大的抵抗力，隻因連年內戰，分子淩亂，所以抵抗力發不出來。而今內部統一了，懸出日本為目標，四萬萬五千萬人有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根根力線直射日本，等於四萬萬五千萬支箭向同一箭垛射去，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線，內部自然莫得紛爭，對外自然有極大的抵抗力。
大凡列國紛爭之際，弱國惟一的辦法是聯合眾弱國，以攻打強國，已經成了曆史上的鐵則。像春秋時的管仲，戰國時的蘇秦，楚漢時的張良酈食其，三國時的諸葛孔明，都是這種主張。齊桓公漢高祖是成功了的；六國聯合，最終為秦所滅，是失敗了的；吳蜀二國最終為魏方的司馬氏所滅，也是失敗了的。因此，又可得出一條公例：“凡聯盟集團中，有負責的首領就成功，無負責的首領就失敗。”齊桓公和漢高祖，是集團中負責的首領，戰爭的責任，一肩擔起，對敵人作正麵的攻擊，其餘聯盟的人從旁協助，故能成功。至若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則地位平等，沒有負責的首領，所以有“連雞不能俱棲”之說。吳、蜀二國亦然。蛇無頭而不行，致遭敵方各個擊破。現在若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我國是天然的首領，等於齊桓公漢高祖一般。戰爭的責任由我們一肩擔起，對日本為正麵的攻擊，其他聯盟者，從旁協助，是為有頭之蛇，日本不敗何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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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我們可以組織弱小民族聯盟，難道日本不能組織強國聯盟，與德、意聯盟；且或進而與其他列強聯合，一致向弱小民族壓迫嗎？他說：日本想是這樣想，其他強國，也未嚐不這樣想；但是這種聯盟，即使組織起來，也斷難持久。何以故呢？列強聯盟，恰犯了當時六國聯盟“連雞不能俱棲”之弊。兼之列強與列強有矛盾，列強與自己的殖民地又有矛盾。而“弱聯”方麵，以我國為首領，隻要堅持到底，抗戰到底，他們那個聯盟自然會破裂。為列強計，反是與弱小民族聯合，還少些矛盾，而於他們有種種利益。我們須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強國對強國作戰，弱小民族牽入旋渦，而居於被動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弱小民族對侵略的國家抗戰，其他強國牽入旋渦，而居於被動地位。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第一次大戰截然不同的地方。這種趨勢，英、美諸國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盧溝橋戰事發生，他們很想從中調停，就是生怕牽入旋渦之故；然而大勢所趨，他們欲不入旋渦而不能。何以故呢？請問日本能自動退出東北四省嗎？既不退出，請問我國能甘心、戰爭能幸免嗎？戰爭既不能免，他們能逃出旋渦嗎？他們倒是眼光放遠點，與我們的“弱聯”，取一致行動，和平的曙光，或可早點出現。
他以為對日抗戰，當應用三種戰爭：全民抗戰，是為武力戰爭；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施以經濟製裁，是為經濟戰爭；將中國主義，在國際上盡量宣傳，是為心理戰爭。這三種戰爭，必須同時發動，才可戰勝日本。講到武力戰爭，又可分為三部分：一是戰鬥的精神，一是戰鬥的經驗，一是戰鬥的器械。前二者，我國俱占優勢；惟有器械一項不如日本。因此當避其所短，用其所長，換句話說，就是“鬥智不鬥力”。必須一麵采取持久戰，把陣地戰和遊擊戰，交互運用；一麵必須組織“弱聯”，宣傳中國主義，把中國主義，把心理戰爭、經濟戰爭，同時發動起來，才能把日本在國際上的矛盾，本國中的矛盾，完全暴露，相持越久，日本的敗著越多。最終就成了垓下的項羽，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
他在《製憲私議》上所說事項，多與國際戰爭有關係，因為政治、經濟、外交三者，原是一貫之事，那篇文內主張：“銀行由國家設立，私人不得設立，每村各設銀行，全村糧稅若幹，責成村長收繳。”這種主張，如果見諸施行，在長期抗戰中，即可把各村銀行之款，提作戰費，而以該村糧稅為擔保品，於全國有大益，於私人亦無傷。
他在《製憲私議》上主張：“工廠由國家設立，工廠以供給需要為目的，不以賺錢為目的，多設小工廠，分布鄉間，便於人民做工。”此項辦法，在戰爭中極有利。外國工廠是大規模的組織，多設都市，一遭轟炸，所損實多；我們的小工廠分設鄉間，依山臨水，飛機轟炸不易，即遭轟炸，損失不大。
再則長期抵抗，全國各處都有被轟炸的可能，此項戰爭，目的在求國際上的自由平等，是為全國人謀利益，為子子孫孫謀利益，不能使一部分人獨蒙犧牲。應由國家設置戰時保險公司，由人民納資保險，一遭轟炸，驗明後立予賠償。但國家哪裏有錢來賠呢？其辦法，由銀行登記某人存款若幹就是了，等於替全國人和子子孫孫借一筆債款，犧牲就平均了。國家可收入一宗保險費，以作戰費，較之勸募救國公債，更必踴躍輸將。私人資財保了險，就是實行焦土抗戰，人民也無不樂從。我們即可用俄人在莫斯科困拿破侖的法子，將重要的市鎮，於適當時自行炸毀，使敵人攻占後無地可居，如此於人民無損，於國家極有利。
他在《製憲私議》上主張行募兵製，不行征兵製，理由是募兵製較征兵製為進步。他以為兵製可分三個時期：我國古代行征兵製，後來進化為募兵製，將來再進化，則征兵製與募兵製合而為一。平時以軍事訓練全國人民，需兵時中央酌派各省出兵若幹，各省酌派各縣出兵若幹，此之謂征兵製。各縣分區招募，以誌願當兵者充之，此之謂募兵製。鼓之以熱誠，獎之以厚賞，自不患應募無人。此等兵，出諸情願，勇氣自必百倍。戰事畢，遣迴原籍安插，編遣也不困難。我國辛亥而後，內戰二十餘年，死人數百萬，幾等於以軍事訓練全國，編餘的軍官士兵遍地皆是。此時對日作戰，隻須厚給薪餉，招募曾充兵役者，略加部勒，即可作戰。將來戰事延長，再按照征兵募兵合而為一的原則做去，方與情事相合。
對日本長期抗戰，當有一種長期計劃。勾踐沼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我們抗日，則當定為若幹年建設。古者寓兵於農，我們則寓抗戰於建設之中。軍事是變化無定的，我們如能一氣收複失地，固然很好；萬一戰事延長，而又歸於沉寂，即當趁此大舉募兵，用以築路開墾等，處處以兵法部勒，隨時可用以攻擊敵人，而又不積極作戰，成為一種“盤馬彎弓故不發”的姿態，使敵人不得不多調些兵來防堵。這樣地相持若幹年，敵人自然鬧得民窮財盡，自身矛盾百出。機會到了，即突起猛攻，一舉而收複東北四省，進而收複台灣，把敵人在各地的一切建設，及所投之資，概行沒收，以補從前的損失。
他在《製憲私議》上規定：“國際貿易，由國家經營。”這也是一種戰略。我們在抗戰時期，列強中讚助我們的，我們可多購它些貨物，多賣給一些原料；其讚助日本的，我們就不買它的貨物，不賣給它原料，使列強不得不讚助我國。我們把東北四省、台灣收複之後，如高麗、琉球尚未獨立，我們仍與日本經濟絕交。因為此二國，先年是我們的屬國，我們不能保護它，致為日本所滅，這是我國的慚德，所以必須扶助它們獨立，才算盡了我國的責任。
現在國際上，隻講利害，不講正義。我國與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列強與弱小民族，利害相反。例如威爾遜高唿“民族自決”，似乎是主張正義了，其實不然，美國的國家，完全為銀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幾個大資本家所操縱，總統是他們的傀儡。第一次大戰之初，美國的資本家借債與協約國，後來眼見協約國要敗了，深恐債款無著，才慫恿政府出來參戰。所以威爾遜高唱人道主義，表麵上很好聽，骨子裏是替幾個資本家收賬的。此次中日戰爭發動了，日本是美國的大債主，如果打敗了，債款必歸無著，所以美國雖同情我國，也不願日本打大敗仗。並且日本一敗，東北四省被我國收迴，高麗、琉球也會獨立，其他委任統治的地方也保不住，日本就有退迴三島，變成小國的危險。英國情形大與日本相類，如果此例一開，英國屬地紛紛獨立，最終也隻剩有英倫三島，這種事勢的演變是很有可能的，英國人士早見及此，所以處處袒日。總之，世界列強與弱小民族是立於利害相反的地位，這種情形，我們不能不看清楚。
中山先生革命，分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現在國難當前，應三者同時並進。對日全民抗戰，是為軍政；在抗戰期中，製定憲法，從鄉村施行起，是為憲政；鄉村議員訓練人民之責，是為訓政。鄉村的憲政辦好了，擴大為區，再擴大為縣，為省，為國。等到擴大為國時，大約中日戰爭已告結束，憲政就算完成。將來再擴大於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最後他說：孔子主張“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所以中國主義即是大同主義。西人唿中國為“睡獅”，生怕它醒了，這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獅子是吃人之物，我國豈幹此等事？我國乃“臥麟”，而非“睡獅”。麟是不踐生蟲不履生草的仁獸，因它閉目高臥，於是豺狼出沒，狐兔縱橫，鬧得不成樣子；隻要它一醒了，昂首挺步，百怪潛形，就頓成祥和的世界，從前西狩獲麟，孔子見了，泣下沾襟，曾作一首《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兮；今非其身，來何求兮？麟兮麟兮，我心憂兮！”想孔子在天之靈，無時不盼望世界大同。果能由此次大戰，得到“民族自決”，得到“人類平等”，實現了“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的大同社會，則我們每年孔子廟中的春秋二祭，可高唱一首《祥麟歌》，其詞曰：
大同世兮，祥麟遊兮；
今已大同，又何求兮？
麟兮麟兮，永無憂兮！
宗吾打算寫的《外交私議》，前麵已經說過，因“七七事變”突起，他便改寫成《抗日計劃之商榷》了。在這篇計劃書中，為配合抗戰的順利，同時也談到了外交——戰時外交。他更談到了中華民族的特性，自數千年來的文化傳統，是“抵抗而不侵略”的民族，也一並將這種態度昭告於世界。他自“九一八”以後，即大講其“厚黑救國”的種種理論，以為世界戰禍，一觸即發。若不思患預防，則事變之來，必有措手不及之勢。因此，他在數年之內，無論是腦中所想的，口中所說的，以及筆下所寫的，都是關於如何救國家、救民族的問題。此次日本帝國主義者無端挑起了侵華的戰爭，立刻便激發他平日胸中所蓄，由空泛的理論步入了實際的問題。他不再開玩笑了，他嚴肅起來了，他把中日情勢和世界全局，作了一番徹底的觀察，於是而有《抗日計劃商榷書》的問世。這篇《計劃書》，據說是隨著“七七”的第一聲炮響，跟即以筆杆應戰，那時正是揮汗如雨的天氣，但他不顧一切，在數晝夜之中手不停揮地把數萬言的《計劃書》一氣嗬成了，他把這篇文章和《製憲私議》合刊的意思，就是認為“製憲”與“抗日”是不能分開的。必須製定憲法之後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全國的力量才可以充分地發揮出來，以對抗我們的敵人。這樣，才可以說到抗戰與建國同時進行，而中華民族才可以從抗戰中強壯起來。所以他這篇《抗日計劃書》是處處顧到內政與外交的。讀者如欲評判他的得失，即當留意以下數事：第一，我們不可忘記這篇《計劃書》是在抗戰的最初期寫成的；第二，我們人人心中自問當抗戰初起時，究有如何的計劃；第三，政府在當時所表現的，究有如何的抗戰國策；第四，在當時全國的報章雜誌上，更有些何等高見的此類文字。如果把這些情形一一迴想一番，然後再來評判這篇《抗日計劃書》的得失，就不至掩沒他的苦心了。那篇《計劃書》的大意是這樣的：
這次中日戰爭，算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起點。第二次大戰與第一次大戰，意義迥乎不同：第一次大戰，是列強彼此爭殖民地，爭市場，因而發生衝突；第二次大戰，是強國侵略弱國，弱國起而抗禦，並要求解放的戰爭。中山先生講民族主義時，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對壓迫者作戰，而今果然開始了，所以我們此次對日作戰，在本國內，則應全民抗戰，在國際上，則應本著中山先生的指示，組織一個弱小民族聯盟，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號，使前次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於此次大戰中實現出來。中山先生又說：“我們今日要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此才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基於這種訓條，我們又該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對日作戰的意義擴大，使全世界人知道我們對日作戰是為人類要求平等而戰，是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抗戰的開始者，不是兩國間普通的戰爭。我們把此次抗戰的意義弄清楚了，抗戰與外交雙管齊下，擬具整個計劃，昭告全世界，使參加第二次大戰的民族循著正當的途徑走去。使一戰之後世界永久和平，才不至重蹈第一次大戰的覆轍，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無絲毫代價。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胎於第一次大戰中早已種下。第一次大戰，英法諸國倡言主張公道，打倒德國的強權，許給殖民地以自由，要求助戰；威爾遜又提出十四條原則，主張民族自決；弱小民族信以為真，一致奮力，把德國打倒了，哪知“巴黎和會”列強食言，不惟所許的自由得不到，反增加了許多壓迫，弱小民族才知道是受騙了。如果第二次大戰發生，要想弱小民族再來幫助，這是不可能的，或許還會反戈相向，故英法諸國提心吊膽地恐怕大戰發生。日本窺破此點，“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顧，陰以世界大戰相威脅，國聯隻好聽他。阿比西尼亞之役，西班牙之役，意、德都是以世界大戰相威脅，國聯也隻好諸多遷就，避免大戰發生。正義既不能伸張，於是講強權者遂愈無忌憚。英、法諸國所主張的集體安全製，等於滿載而歸的強盜勸導初次出馬的強盜放下刀杖、充當良民，宜乎德、意、日三國對於英法等國諸多不滿，主張殖民地重行分割。所以說，第二次大戰的禍胎是第一次大戰種下來的，是英法諸國自身有慚德生出來的。因此，若要主張公道的話，從英法諸國口中說出，就要受法西斯國家的指責；即使勉強說出，也是理不直、氣不壯，必須從中國口中說出，才能理直氣壯，才足以召號世界。
要想世界永久和平，隻有把第一次大戰種下的禍胎連根拔盡，催促威爾遜的十四條原則實現，才能奠定和平的基礎。英、法諸國在第一次大戰中對於弱小民族是失了信的；應由我國出來，把威爾遜的舊事重提，勸導弱小民族起來幫忙，把專講強權的國家抑製下去；一麵要求英法諸國履行威爾遜的原約，這本是他們親口允諾的，隻因後來食言，以致第二次大戰爆發，岌岌不可終日，英、法諸國未必不後悔；所以我們舊事重提，英、法諸國亦必樂從、同情於我們的主張。曆史是有連續性的，第二次大戰是承襲第一次大戰而來，故第一次大戰未完的事件，應於此次大戰中了結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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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所以不能成功，是由於他本身是美國總統，美國是列強之一，與弱小民族立場相反，對於弱小民族隻能表示一種同情，不能挺身相幫。弱小民族本身利害自己不能解決，旁觀者將奈之何？而弱小民族又是一盤散沙，沒有負責的領導者，所以威爾遜的理想是無從實現的。我國在弱小民族中，弱則有之，小則未也，是一個天然的領導者，與全世界的弱小民族立場相同，利害相同，此次由我國出來，當一個“威爾遜”，必定成功。弱小民族力量誠然是小的，但聯合起來力量就大了，就可以解決本身不可避免之事，好比全身毒菌非潰而成瘡不能泄出。依進化趨勢看去，此次大戰，當為人類戰爭的總結束。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正是預備辦理結束事宜的。
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僅僅行威爾遜主義還不夠，必須加之以孫中山主義，才能使世界永久和平。中山主義是集中國主義的大成。中國主義決定於中國的民族性；中國的民族性又決定於所處的天然環境。世界分溫、熱、寒三帶，西洋地偏寒帶，印度地偏熱帶，中國地居溫帶。溫之雲者，寒、熱二者合並而成者也。故中國人性情和平，無論說話做事，都帶一種溫和態度，不走極端。寒帶天然物很少，生於此地之人不努力奮勉即不能生活，故時時想征服天然界。熱帶天然物豐富，生活的需要不患不足，故生於此地之人對於天然界則取放任態度。中國介居二者之間，則另有一種辦法，《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對於天然界，不征服之，而輔相之，不放任之，而裁成之。這種辦法儼然是融合西洋和印度辦法而成的。至中至正，這即是中國主義。故中國文化發揚出來可以把西洋文化、印度文化融合為一。西洋以征服天然為務，因而產出侵略主義；印度以放任天然為務，因而產生出不抵抗主義。中國的主義則為“抵抗而不侵略”，證之以數千年的曆史，證之以古先聖哲的言論，無不如是。中山主義更是繼承這種精神，把世界上的各種學說加以融合的。目前政治經濟上的種種問題，用他的學說即可以得到一種總解決。在政治方麵，是把獨裁主義與民主主義融合為一；在經濟方麵，是把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融合為一。世界各國隻要把中山主義實行做去，一切問題就可得到合理的解決了。
第一次大戰，慢道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了，世界和平還是不能永久的，這有事實可證明：第一次大戰告終，和議方始，全世界把威爾遜看做救世主一般，歡迎的熱烈達於極點；而戰勝國的勞工反暴動起來。美國人民要暴動，威爾遜調兵彈壓方才平息。意大利戰勝迴國的兵士，戴起徽章，橫行都市，因而產出專製魔王墨索裏尼。英國的礦工、鐵路工人、輪船水手結成三角同盟，布起陣勢，預備隨時和政府決戰，害得首相勞合·喬治乘著飛機今日迴倫敦彈壓，明日赴巴黎開會，一夕數驚，疲於奔命。法國首相克裏蒙梭是歐戰中出力最大的一位角色，巴黎和會充當主席，為法國增光不少，反遭國人行刺，幾乎把七十八歲的老命送掉，巴黎市民也曾有一次大大的示威運動。其餘各國大大小小的罷工差不多每星期總有一兩起。這是什麽原因呢？因為大戰到了第三年，一般勞工都覺悟起來，說道：“我們何苦替資本家拚命呢？”於是一方麵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一方麵舉出代表，在中立國交換意見，主張言和。及到大戰終了，勞工覺得白白犧牲，未免不值，所以發生暴動。巴黎正在開會，而各國勞工也舉出代表在瑞士的熊城開會，因此之故，和會上才特訂一個《勞工規約》。所以巴黎和約，不僅是對敵人德國議和，並且是對本國中的勞工議和。從此看來，即使威爾遜的計劃成功了，弱小民族實行自決了，列強國中的勞工，對於資本家，還有一番大流血。我們這次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是謀世界永久和平的，隻要把中山主義宣揚起來，這勞資問題也就附帶解決了。人世戰爭的禍胎才算連根拔盡。
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為推行中山主義的總機關，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列強國中被壓迫的勞工集合在一根戰線上，其平等的方式有二：（一）把全世界弱小民族提高來，與列強平等；（二）把列強國中的資本家降下去，與他本國中的人民平等。所謂與本國中人民平等者，即《製憲私議》中所說致富的機會相等，不是那種平頭的平等。我們把憲法公布出來，使日本人知道我們是對日本的軍閥和資本家作戰，不是對日本的平民和勞工作戰，中日戰爭才容易解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知道了中山主義的好處，自然會跟著我們的主義走來，至少也可同情我們。我們這部憲法就成了世界公共適用的憲法。把憲法製好了，懸出一定的目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國同世界弱小民族就依此目標作戰，使一戰之後永久和平，人類相互間不致再發生戰事，這部憲法，又成了第二次大戰預定的和約。像這樣的作戰，才算是有計劃、有主義。迴憶第一次世界大戰，殖民地的人民和列強國中的勞工一齊奔集在帝國主義的旗幟之下，互相廝殺，真不知所為何事！所以我國此時，應將所謂對日抗戰啦，宣傳中山主義啦，製定憲法啦，組織弱小民族聯盟啦，四者同時並進，合一爐而冶之，才是正當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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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的情形是變化莫測的。我們先把自己腳跟立定，再看國際情勢如何變，就如何應。以此時情形而論，中、蘇二國的關係恰是三國時蜀、吳二國的關係，為對付共同的敵人，實有聯合的必要。我國主張聯合弱小民族，蘇聯也主張聯合弱小民族，但我們並不與蘇聯爭取領導權。蘇聯與我國雖說手段不同，而對於打倒帝國主義則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個集團，都是可以的。
世界上英、蘇、美、法、德、意、日成了兩個集團：德、意、日三國成為一個法西斯集團；英、蘇、美、法四國成為一個集體安全集團。我國同弱小民族另成一個三民主義集團。把世界剖為三個集團，這又是魏、蜀、吳三國的形勢。法西斯集團主張侵略，是我們的敵人；集體安全集團主張維持世界和平，是我們的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這個集團與英、蘇、美、法集團等於蜀、吳二國，有聯合的必要。我們把中國主義宣布出來，世界弱小民族信從中國主義的加入中國集團；信從西洋主義的，加入英、蘇、美、法集團。這兩個集團同向法西斯集團進攻，不言互助，而互助自在其中。
就現在的局勢看來，德、意、日三國仿佛擺下了一個“長蛇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西方的德、意，則東方的日本應之，擊東方的日本，則西方的德、意應之。他們把這種長蛇陣擺下了，就可掠奪中、蘇兩國的地方，就可掠奪英、法等國的屬地，這是他們的陰謀。這種陰謀一揭開，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到了那時，我們三民主義集團，圍攻日本，英、法那個集團，圍攻德、意，使他首尾不能相救，蘇聯東西兼顧，美國為後方糧台，那條長蛇，一擊就斃。須知國際上的或離或合，純以利害為轉移，利害相同則合，利害相反則離。現在國際局勢已明白擺起了，我們無須同蘇聯定約，無須同英、法、美諸國商量，也無須強拉弱小民族加入我們這個集團；隻消把中國主義昭告世界，就全國總動員，同日本抗戰到底，弱小民族自然會參加我們這個集團，英、蘇、美、法自然會朝著我們預定的路線走去，這是決然無疑的。而且人貴自立，即使無人與我國聯合，我國單獨對日作戰，不過犧牲較大，時間較長，最終的勝利，決然屬於我國，是之謂自力更生，是之謂自主外交。
國際上的情形，任它如何變化，我們總是抱著一定的國策做法——抱定中國主義做去。此時英、美諸國，仿佛是同情我國；然而他們同日本都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將來同日本妥協，阻礙我們收複東北四省，不是不可能的事；抑或把我國某某等處，劃為國際共管；甚或列強聯合起來，向弱小民族進攻，都是不可知的事。我們總是埋頭去幹弱小民族聯盟的工作。英、美諸國能主張公道，抑製專講強權的國家，我們這個“弱聯”就同他們聯合，一致行動；如或列強聯為一氣壓迫弱小民族，那麽，全世界就明明白白劃為兩根戰線，我們就依著中山先生指示的途徑，糾合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向壓迫者的列強進攻，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組織“弱聯”是我國唯一的出路，無論如何困難，都應該做去；再困難，總沒有中山先生在滿清時組織“同盟會”那樣困難。以中山先生在滿清革命的精神，用以革列強之命，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我們現在所以受日本欺淩者，全是失去此種精神之故。所謂“依賴列強”，不啻是“畏懼日本”的代名詞，這種心理，就是胸中早已為“強權”二字，所懾服了。中山先生敢於革滿清之命，正是胸中隻有“正義”二字，沒有“強權”二字，這即是孟子書上所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是之謂中國主義。如果英、美等國讚成我國抵抗日本，我們就抵抗日本，不讚成抵抗，就不抵抗，他們借口調停，阻止我們收複東北四省，我們就接受其調停，抑或主張某某地方由國際共管，我們就交出共管，那麽，不惟是中山主義的叛徒，並且是中國主義的罪人。
有人問：抵抗而不侵略既是我國的一貫主張，為什麽日本侵略起來，我國毫無抵抗能力呢？此種主義，以何因緣，消失淨盡？他說：這可用力學公例來說明，依物理學的說法，凡是鐵條皆有磁力，通常的鐵條發不出磁力，是由於內部分子淩亂，南極北極相消之故，隻消把磁石在鐵條上引導一下，南北極分子排順，立即發出磁力來，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本有極大的抵抗力，隻因連年內戰，分子淩亂，所以抵抗力發不出來。而今內部統一了，懸出日本為目標，四萬萬五千萬人有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根根力線直射日本，等於四萬萬五千萬支箭向同一箭垛射去，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線，內部自然莫得紛爭，對外自然有極大的抵抗力。
大凡列國紛爭之際，弱國惟一的辦法是聯合眾弱國，以攻打強國，已經成了曆史上的鐵則。像春秋時的管仲，戰國時的蘇秦，楚漢時的張良酈食其，三國時的諸葛孔明，都是這種主張。齊桓公漢高祖是成功了的；六國聯合，最終為秦所滅，是失敗了的；吳蜀二國最終為魏方的司馬氏所滅，也是失敗了的。因此，又可得出一條公例：“凡聯盟集團中，有負責的首領就成功，無負責的首領就失敗。”齊桓公和漢高祖，是集團中負責的首領，戰爭的責任，一肩擔起，對敵人作正麵的攻擊，其餘聯盟的人從旁協助，故能成功。至若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則地位平等，沒有負責的首領，所以有“連雞不能俱棲”之說。吳、蜀二國亦然。蛇無頭而不行，致遭敵方各個擊破。現在若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我國是天然的首領，等於齊桓公漢高祖一般。戰爭的責任由我們一肩擔起，對日本為正麵的攻擊，其他聯盟者，從旁協助，是為有頭之蛇，日本不敗何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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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我們可以組織弱小民族聯盟，難道日本不能組織強國聯盟，與德、意聯盟；且或進而與其他列強聯合，一致向弱小民族壓迫嗎？他說：日本想是這樣想，其他強國，也未嚐不這樣想；但是這種聯盟，即使組織起來，也斷難持久。何以故呢？列強聯盟，恰犯了當時六國聯盟“連雞不能俱棲”之弊。兼之列強與列強有矛盾，列強與自己的殖民地又有矛盾。而“弱聯”方麵，以我國為首領，隻要堅持到底，抗戰到底，他們那個聯盟自然會破裂。為列強計，反是與弱小民族聯合，還少些矛盾，而於他們有種種利益。我們須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強國對強國作戰，弱小民族牽入旋渦，而居於被動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弱小民族對侵略的國家抗戰，其他強國牽入旋渦，而居於被動地位。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第一次大戰截然不同的地方。這種趨勢，英、美諸國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盧溝橋戰事發生，他們很想從中調停，就是生怕牽入旋渦之故；然而大勢所趨，他們欲不入旋渦而不能。何以故呢？請問日本能自動退出東北四省嗎？既不退出，請問我國能甘心、戰爭能幸免嗎？戰爭既不能免，他們能逃出旋渦嗎？他們倒是眼光放遠點，與我們的“弱聯”，取一致行動，和平的曙光，或可早點出現。
他以為對日抗戰，當應用三種戰爭：全民抗戰，是為武力戰爭；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施以經濟製裁，是為經濟戰爭；將中國主義，在國際上盡量宣傳，是為心理戰爭。這三種戰爭，必須同時發動，才可戰勝日本。講到武力戰爭，又可分為三部分：一是戰鬥的精神，一是戰鬥的經驗，一是戰鬥的器械。前二者，我國俱占優勢；惟有器械一項不如日本。因此當避其所短，用其所長，換句話說，就是“鬥智不鬥力”。必須一麵采取持久戰，把陣地戰和遊擊戰，交互運用；一麵必須組織“弱聯”，宣傳中國主義，把中國主義，把心理戰爭、經濟戰爭，同時發動起來，才能把日本在國際上的矛盾，本國中的矛盾，完全暴露，相持越久，日本的敗著越多。最終就成了垓下的項羽，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
他在《製憲私議》上所說事項，多與國際戰爭有關係，因為政治、經濟、外交三者，原是一貫之事，那篇文內主張：“銀行由國家設立，私人不得設立，每村各設銀行，全村糧稅若幹，責成村長收繳。”這種主張，如果見諸施行，在長期抗戰中，即可把各村銀行之款，提作戰費，而以該村糧稅為擔保品，於全國有大益，於私人亦無傷。
他在《製憲私議》上主張：“工廠由國家設立，工廠以供給需要為目的，不以賺錢為目的，多設小工廠，分布鄉間，便於人民做工。”此項辦法，在戰爭中極有利。外國工廠是大規模的組織，多設都市，一遭轟炸，所損實多；我們的小工廠分設鄉間，依山臨水，飛機轟炸不易，即遭轟炸，損失不大。
再則長期抵抗，全國各處都有被轟炸的可能，此項戰爭，目的在求國際上的自由平等，是為全國人謀利益，為子子孫孫謀利益，不能使一部分人獨蒙犧牲。應由國家設置戰時保險公司，由人民納資保險，一遭轟炸，驗明後立予賠償。但國家哪裏有錢來賠呢？其辦法，由銀行登記某人存款若幹就是了，等於替全國人和子子孫孫借一筆債款，犧牲就平均了。國家可收入一宗保險費，以作戰費，較之勸募救國公債，更必踴躍輸將。私人資財保了險，就是實行焦土抗戰，人民也無不樂從。我們即可用俄人在莫斯科困拿破侖的法子，將重要的市鎮，於適當時自行炸毀，使敵人攻占後無地可居，如此於人民無損，於國家極有利。
他在《製憲私議》上主張行募兵製，不行征兵製，理由是募兵製較征兵製為進步。他以為兵製可分三個時期：我國古代行征兵製，後來進化為募兵製，將來再進化，則征兵製與募兵製合而為一。平時以軍事訓練全國人民，需兵時中央酌派各省出兵若幹，各省酌派各縣出兵若幹，此之謂征兵製。各縣分區招募，以誌願當兵者充之，此之謂募兵製。鼓之以熱誠，獎之以厚賞，自不患應募無人。此等兵，出諸情願，勇氣自必百倍。戰事畢，遣迴原籍安插，編遣也不困難。我國辛亥而後，內戰二十餘年，死人數百萬，幾等於以軍事訓練全國，編餘的軍官士兵遍地皆是。此時對日作戰，隻須厚給薪餉，招募曾充兵役者，略加部勒，即可作戰。將來戰事延長，再按照征兵募兵合而為一的原則做去，方與情事相合。
對日本長期抗戰，當有一種長期計劃。勾踐沼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我們抗日，則當定為若幹年建設。古者寓兵於農，我們則寓抗戰於建設之中。軍事是變化無定的，我們如能一氣收複失地，固然很好；萬一戰事延長，而又歸於沉寂，即當趁此大舉募兵，用以築路開墾等，處處以兵法部勒，隨時可用以攻擊敵人，而又不積極作戰，成為一種“盤馬彎弓故不發”的姿態，使敵人不得不多調些兵來防堵。這樣地相持若幹年，敵人自然鬧得民窮財盡，自身矛盾百出。機會到了，即突起猛攻，一舉而收複東北四省，進而收複台灣，把敵人在各地的一切建設，及所投之資，概行沒收，以補從前的損失。
他在《製憲私議》上規定：“國際貿易，由國家經營。”這也是一種戰略。我們在抗戰時期，列強中讚助我們的，我們可多購它些貨物，多賣給一些原料；其讚助日本的，我們就不買它的貨物，不賣給它原料，使列強不得不讚助我國。我們把東北四省、台灣收複之後，如高麗、琉球尚未獨立，我們仍與日本經濟絕交。因為此二國，先年是我們的屬國，我們不能保護它，致為日本所滅，這是我國的慚德，所以必須扶助它們獨立，才算盡了我國的責任。
現在國際上，隻講利害，不講正義。我國與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列強與弱小民族，利害相反。例如威爾遜高唿“民族自決”，似乎是主張正義了，其實不然，美國的國家，完全為銀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幾個大資本家所操縱，總統是他們的傀儡。第一次大戰之初，美國的資本家借債與協約國，後來眼見協約國要敗了，深恐債款無著，才慫恿政府出來參戰。所以威爾遜高唱人道主義，表麵上很好聽，骨子裏是替幾個資本家收賬的。此次中日戰爭發動了，日本是美國的大債主，如果打敗了，債款必歸無著，所以美國雖同情我國，也不願日本打大敗仗。並且日本一敗，東北四省被我國收迴，高麗、琉球也會獨立，其他委任統治的地方也保不住，日本就有退迴三島，變成小國的危險。英國情形大與日本相類，如果此例一開，英國屬地紛紛獨立，最終也隻剩有英倫三島，這種事勢的演變是很有可能的，英國人士早見及此，所以處處袒日。總之，世界列強與弱小民族是立於利害相反的地位，這種情形，我們不能不看清楚。
中山先生革命，分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現在國難當前，應三者同時並進。對日全民抗戰，是為軍政；在抗戰期中，製定憲法，從鄉村施行起，是為憲政；鄉村議員訓練人民之責，是為訓政。鄉村的憲政辦好了，擴大為區，再擴大為縣，為省，為國。等到擴大為國時，大約中日戰爭已告結束，憲政就算完成。將來再擴大於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最後他說：孔子主張“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所以中國主義即是大同主義。西人唿中國為“睡獅”，生怕它醒了，這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獅子是吃人之物，我國豈幹此等事？我國乃“臥麟”，而非“睡獅”。麟是不踐生蟲不履生草的仁獸，因它閉目高臥，於是豺狼出沒，狐兔縱橫，鬧得不成樣子；隻要它一醒了，昂首挺步，百怪潛形，就頓成祥和的世界，從前西狩獲麟，孔子見了，泣下沾襟，曾作一首《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兮；今非其身，來何求兮？麟兮麟兮，我心憂兮！”想孔子在天之靈，無時不盼望世界大同。果能由此次大戰，得到“民族自決”，得到“人類平等”，實現了“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的大同社會，則我們每年孔子廟中的春秋二祭，可高唱一首《祥麟歌》，其詞曰：
大同世兮，祥麟遊兮；
今已大同，又何求兮？
麟兮麟兮，永無憂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