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腹經綸
宗吾本著他所倡的“合力主義”，曾寫了一篇《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於一九二七年刊入《宗吾臆談》，一九二九年擴大為單行本，名為《社會問題之商榷》。一九三七年，政府定期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製定憲法，他便寫了一篇《製憲私議》，從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繼此文之後，他正想寫一篇外交私議時，而“七七事變”突起，他就改寫了一篇《抗日計劃之商榷》，亦在《華西日報》連續登載。這兩篇文字，即於是年九月合刊一冊，名為《製憲與抗日》，關於製憲部分，他特別注重經濟與政治兩項，也可說是他研究社會問題的一種結論。關於抗日部分，除了抗日計劃外，更涉及外交問題和民族問題等。今先將《製憲私議》的要點介紹於下：
他以為規劃國家大計，猶如建築一個大房子一般，須有全部計劃，先把圖樣繪出來，然後才可按照圖樣逐步興建，倘若沒有全部計劃，隨便建築幾間來住，人口添多了，又隨便添築幾間，人再多，就再添築，結果必是雜亂無章，擁擠不堪。要想繼續住下去，無奈人口太多，實在擠不下；要想拆除別築，那就費事太大了。西洋的資本帝國主義，就是犯了這個毛病。因此，我們此次製憲應當仔細斟酌，不能照抄歐美憲法，瞎子跟著瞎子走，一齊跌入陷坑。
規劃國家大計，目光至少要看到五百年以後，斷不能為數十年計，或一二百年計。亞當·斯密著《原富》一書。缺乏此種目光，行之未及百年，即弊害百出，種下社會革命的禍胎，由資本主義的盛行，釀成世界第一次大戰，跟著又要第二次大戰。假使他的目光能注意到今日，或許不至倡出那種說法。孔子《禮運》大同之說，目光注及數千年後，而下手則從小康做起，這即是先把全部房子式樣繪出，一步一步地建築，孔子死了二千多年，他理想的世界尚未出現，其學說的價值不惟不因之而損，反愈見其偉大。他懸出一種目標數千年俱走不到，於是數千年以後的人俱有路可走，不像亞當·斯密、達爾文諸人的學說，行了數十年，百十年，即無路可走，處處碰壁，非打仗不可，而且打了仗還是不能解決。所以我國此次製憲，須有遠大的計劃，即使中間有幾部分一時不能實行；但既垂為憲法，定出了目標，大家望著走去，步法才不至紊亂，才不至彼此相碰。
先談政治方麵：
他以為要行民主共和製。辦法很簡單，隻消把真正君主專製國的辦法打一個顛倒，就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了。君主專製國是一個人做皇帝，我們行民主共和製，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做皇帝，把一個皇帝權剖成四萬萬五千萬塊，合夥做一個皇帝，現在就要研究這每塊皇帝權如何行使了。
我國從前的皇帝要想興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張提交軍機處，由軍機大臣議決了，就通飭各省，轉飭各縣，以及各鄉村照辦，其辦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國以鄉村議會為人民的軍機處，鄉村議員為人民的軍機大臣，人民對於國家想興革一事，即提交村議會，經村議員議決了提交區議會，由是而縣議會，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了，即施行，其辦法是由下而上的，與君主專製國恰成一反對形式。
君主專製時代，軍機大臣的議決案，須奏請皇帝批準方可施行。民主共和時代，國會的議決案，須經全體人民投票認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國會議決施行；大點的事，由各省議會議決施行；再大的事，由各縣議會議決施行；頂大的事，才由全體人民投票公決。
民主共和國，以取法君主專製國為原則，不過把君主的辦法，一一拿在人民的手中去行使罷了。君主時代，知縣有司法權，今後仍當以司法權授予縣長。縣長延請精通法律的人為司法官，司法官對縣長負責，縣長對人民負責，如審判不公，人民彈劾縣長撤換縣長就是了。昔日衙門黑暗，是人所盡知的；但現在的司法機關，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見；而法庭調查的結果，適得其反。今後當以調查或和解的責任加之村長和區長。人民有爭執事件先訴諸村長，村長調查明白，即予以調解，如不服，訴諸區長。村長應將調查所得，及調解經過情形，備文送之區長。區長即當再調查，再調解，如不服，訴諸縣長。區長又備文送之縣長，如仍不服，訴諸省，訴諸中央。村長區長可依本地習慣法處理；縣長以上則當按國家法律來解決。
現在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兩大潮流互相衝突，非將兩種主義融合為一，衝突是不能免的。中山先生曾說：“美國製憲之初，主張地方分權者，認為人性是善的；主張中央集權者，認為人性不盡是善的。”故知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的衝突，仍是性善性惡問題的衝突。但人性是渾然的東西，無善無惡，所以製定憲法應當將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合而一之。上述的辦法如能一一做到，則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有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根根力線直達中央，成為一個極健全的合力政府。大總統在職權內所發出的命令人民當絕對服從，儼然專製國的皇帝一般，是為獨裁主義。大總統的去留，操諸人民之手，國家興革事項，由人民議決，是為民主主義。如此，則兩大潮流，即可融合為一了。
次談經濟方麵：
他以為要改革經濟製度，首先應將世間的財物，何者應歸公有，何者應歸私有，劃分清楚，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社會上才能相安無事。
第一項，地球生產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獸公有物，後來人類出來，把禽獸打敗了，地球就成為人類的公有物。所以地球這個東西，應該全人類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銀買賣。資本家買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了公有物；勞動家買去，自行耕種，也是侵占了公有物。何以故呢？假令有人雇工在荒山上種樹一日，給以大洋二元，他得了報酬，勞力即算消滅。樹在山上，聽其自然生長，若幹年後，出售得價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於地球的生產力。地球既為人類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應由全人類平攤。勞動家隻能享受勞力相當的代價，而不能享受此項生產力。所以說，資本家買去招佃收租，勞動家買去耕種，同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國土地應一律收歸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
第二項，機器生產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業每日獲利也不過此數，這算是勞力的報酬。若改用機器，每日可獲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於機器的生產力，不是出於工人的勞力。當初發明機器的人，業將發明權放棄，機器便成為人類的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應由全人類平攤。舊日歸廠主所有，是侵占了公有物。所以應該收歸公有，工人做工，給以相當的代價；由機器生出的利益，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
第三項，腦力和體力：世間之物，隻有身體是個人私有的。由身體又發出兩種力，一是腦中的思考力，一是手足的運動力。這兩種力即是個人的私有物。社會上想使用它，就應出以相當代價；並且出售與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權，不能任意加以侵犯。
基於上麵的看法，即可定出一條原則：“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歸社會公有，腦力和體力，歸個人私有。”依據這個原則以改革經濟製度，社會與個人自然相安無事。
按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現在可定出一條原則：“金錢可私有，土地和機器不能私有。”於是將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機器的工廠，一律購歸公有。但是全國的工廠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廣，購買之款，從何而出呢？
於此當首先定出一條法令曰：“銀行由國家設立，私人不得設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銀行。需款者，向銀行貸用。其有私相借貸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貸而涉訟者，其款沒收歸公。藏巨款於家而被劫竊者，賊人捕獲時，其款亦予以沒收。有存款於外國銀行者，查明後，取消其國籍，華僑所在地設立國家銀行，存儲華僑之款，由國家轉存外國銀行，私人不得徑往存儲。”如此，則人民金錢，集中國家銀行，即可供一切應用。至銀行月息多少，視隨時情況而定。如假定存入為月息一分，貸出為一分半或二分，即無異於以金錢放借者，繳所得稅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與公家。
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以下設區銀行和村銀行，銀行法既已確定，則應屬公有的財物，即可著手收買。
（一）私立銀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給以月息。
（二）使用機器的工廠，和輪船、火車、礦山、鐵道等，一律收歸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經理及職工等，悉仍其舊，不予變更，隻將紅息繳歸國家，手續是很簡單的。
（三）全國土地房屋，一律照價收買。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銀一百元，即定為價值一萬元，存入銀行，每月給以息銀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則公共估價，或投標競佃，以確定其租息，原業主有優先承佃權，如此則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無一人不是佃戶，亦即是無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謂“平均地權”。
（四）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出口貨，由人民售之公家，轉售外國；入口貨，由公家購而售之人民，聽其自由銷售，不再課稅。外人在內地設有工廠者，人民不得與之直接交易。如此則關稅無形取消，外貨以百元購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無異值百抽五十，或值百抽百。至外貨何者該買，何者不該買，國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兩相平衡，我國與外國，兩得其益。
以上四者辦理完畢後，即可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以能維持最低生活為原則。因為人民既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的收益交之國家，國家即應保障人民的生存權。法國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權；我們改革經濟製度，則注重生存權。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為三級：（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適；（三）奢侈。現在的經濟製度，人民一遇不幸，即會凍死餓死，是以“死”字為立足點，進而求生存，進而求安適和奢侈；發給生活費的辦法，則是以“生”字為立足點，進而求安適，求奢侈。生存為社會重心，人人能生存，重心才能穩定。
改革社會猶如醫病，有病的部分應當治療，無病的部分不可妄動刀針。從舊經濟製度中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收歸國有，這即是有病的部分加以治療；其餘可悉仍其舊，私人生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幹涉，這即是無病的部分不動刀針。如此辦去，則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就可實現了。
中山先生屢次說：“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公司內的股東。”這種說法再好沒有了！那麽，如今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即是四萬萬五千萬股東，以一個人為一股，國中生了一人，即新添一股，死了一人，即取消一股，其股權是很分明的。發給生活費是各股東按年所分的紅息；服務社會者，或勞心，或勞力，給予相當代價，即是股東在公司內服務，於分紅息之外各得相當報酬。像這樣的組織法，不但是取法公司製，並且是從天然界取法來的。說明如下：
（一）取法人身分配血液之法：身體上某部分越勞動，血液的灌注越多，彌補消耗之外，還有餘剩，因之越勞動的部分越發達，這就是人體獎勵勞動的方法；準此，對於國中的勞動者就應該從優報酬。吾人身上還有許多無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即是無用的東西，但既已生在身上，也不能不給以血液，不過因其不工作，灌注的血液較少，所以男子之乳漸漸縮小；準此，對於國中的任何人一律發給生活費，以能維持最低生活為止，不勞動者待以不死就是了。飲食從總口入，便溺從總口出，飲食在腹中如何消化，如何運轉，腦筋全不知道；準此，國際貿易，由政府支配，國內貿易，
聽人民自由經營，不必過問。
（二）取法天空分配雨露之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曬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其中的水蒸氣取出來，變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灑下，不惟幹枯之地，蒙其澤潤，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雨露，也一律散給；最妙的是把草木所含的水分蒸發出來，又還給它，一轉移間，就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了。並且枯枝朽木也同樣散給，不因其沒有生機就剝奪了享受雨露之權。灑在地上之水，聽憑草木之根吸取，無所限製，吸多吸少，純是草木自身的關係，自然界固無容心於其間。準此，土地、工廠、銀行及國際貿易的收入，原是從人民身上取出來的，除公共開支而外，不問貧富老幼，不問勞動與否，一律發給生活費，而國中致富的機會人人均等，這即是取法雨露的無私。
有人慮及遺產製，可以發生資本家，那是不相幹的。美國的銀行大王、汽車大王、煤油大王、商業大王諸人，除銀行大王摩爾根外，都是赤貧之子；而摩爾根之致富，並未依賴遺產。他們之所以致富，全靠個人的努力，從事於經營土地、工廠、銀行及國際貿易而來。憲法上如把四者定為國家公有，私人不得買賣，這些大王，自然無從產生，這才是根本辦法。
土地、工廠、銀行及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公有，大資本家無從產生，是富者削低一級；人人有生活費，不至凍餒而死，是貧者升高一級。兩級中間為人民活動的餘地。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不主張平頭的平等，而主張立足點平等；因之經濟上的組織不應主張平頭的平等，使全國人貧富相等，而應主張立足點平等，使全國人致富的機會相等，欲務農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為官吏、為教員、為商賈悉任自由，不加限製。因勞動種類的不同，所得的報酬即不同，或貧或富，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為斷。如此則可促進人民的向上心，社會才能日益進化。猶如地勢高下不平，水便滔滔汩汩，奔趨於海，若平而不流，就成為死水了。
宗吾在《製憲私議》中，對於政治經濟的主張，大概如上。他說這次國民代表大會，其權限僅屬製憲，故隻能談及政治與經濟，不能談及外交，然他又說，如果舍去外交不管，則製出的憲法無論如何是不能實行的。因此，他於《製憲私議》草成之後，又想作一篇《外交私議》，以備采擇。
宗吾本著他所倡的“合力主義”，曾寫了一篇《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於一九二七年刊入《宗吾臆談》，一九二九年擴大為單行本，名為《社會問題之商榷》。一九三七年，政府定期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製定憲法，他便寫了一篇《製憲私議》，從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繼此文之後，他正想寫一篇外交私議時，而“七七事變”突起，他就改寫了一篇《抗日計劃之商榷》，亦在《華西日報》連續登載。這兩篇文字，即於是年九月合刊一冊，名為《製憲與抗日》，關於製憲部分，他特別注重經濟與政治兩項，也可說是他研究社會問題的一種結論。關於抗日部分，除了抗日計劃外，更涉及外交問題和民族問題等。今先將《製憲私議》的要點介紹於下：
他以為規劃國家大計，猶如建築一個大房子一般，須有全部計劃，先把圖樣繪出來，然後才可按照圖樣逐步興建，倘若沒有全部計劃，隨便建築幾間來住，人口添多了，又隨便添築幾間，人再多，就再添築，結果必是雜亂無章，擁擠不堪。要想繼續住下去，無奈人口太多，實在擠不下；要想拆除別築，那就費事太大了。西洋的資本帝國主義，就是犯了這個毛病。因此，我們此次製憲應當仔細斟酌，不能照抄歐美憲法，瞎子跟著瞎子走，一齊跌入陷坑。
規劃國家大計，目光至少要看到五百年以後，斷不能為數十年計，或一二百年計。亞當·斯密著《原富》一書。缺乏此種目光，行之未及百年，即弊害百出，種下社會革命的禍胎，由資本主義的盛行，釀成世界第一次大戰，跟著又要第二次大戰。假使他的目光能注意到今日，或許不至倡出那種說法。孔子《禮運》大同之說，目光注及數千年後，而下手則從小康做起，這即是先把全部房子式樣繪出，一步一步地建築，孔子死了二千多年，他理想的世界尚未出現，其學說的價值不惟不因之而損，反愈見其偉大。他懸出一種目標數千年俱走不到，於是數千年以後的人俱有路可走，不像亞當·斯密、達爾文諸人的學說，行了數十年，百十年，即無路可走，處處碰壁，非打仗不可，而且打了仗還是不能解決。所以我國此次製憲，須有遠大的計劃，即使中間有幾部分一時不能實行；但既垂為憲法，定出了目標，大家望著走去，步法才不至紊亂，才不至彼此相碰。
先談政治方麵：
他以為要行民主共和製。辦法很簡單，隻消把真正君主專製國的辦法打一個顛倒，就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了。君主專製國是一個人做皇帝，我們行民主共和製，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做皇帝，把一個皇帝權剖成四萬萬五千萬塊，合夥做一個皇帝，現在就要研究這每塊皇帝權如何行使了。
我國從前的皇帝要想興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張提交軍機處，由軍機大臣議決了，就通飭各省，轉飭各縣，以及各鄉村照辦，其辦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國以鄉村議會為人民的軍機處，鄉村議員為人民的軍機大臣，人民對於國家想興革一事，即提交村議會，經村議員議決了提交區議會，由是而縣議會，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了，即施行，其辦法是由下而上的，與君主專製國恰成一反對形式。
君主專製時代，軍機大臣的議決案，須奏請皇帝批準方可施行。民主共和時代，國會的議決案，須經全體人民投票認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國會議決施行；大點的事，由各省議會議決施行；再大的事，由各縣議會議決施行；頂大的事，才由全體人民投票公決。
民主共和國，以取法君主專製國為原則，不過把君主的辦法，一一拿在人民的手中去行使罷了。君主時代，知縣有司法權，今後仍當以司法權授予縣長。縣長延請精通法律的人為司法官，司法官對縣長負責，縣長對人民負責，如審判不公，人民彈劾縣長撤換縣長就是了。昔日衙門黑暗，是人所盡知的；但現在的司法機關，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見；而法庭調查的結果，適得其反。今後當以調查或和解的責任加之村長和區長。人民有爭執事件先訴諸村長，村長調查明白，即予以調解，如不服，訴諸區長。村長應將調查所得，及調解經過情形，備文送之區長。區長即當再調查，再調解，如不服，訴諸縣長。區長又備文送之縣長，如仍不服，訴諸省，訴諸中央。村長區長可依本地習慣法處理；縣長以上則當按國家法律來解決。
現在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兩大潮流互相衝突，非將兩種主義融合為一，衝突是不能免的。中山先生曾說：“美國製憲之初，主張地方分權者，認為人性是善的；主張中央集權者，認為人性不盡是善的。”故知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的衝突，仍是性善性惡問題的衝突。但人性是渾然的東西，無善無惡，所以製定憲法應當將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合而一之。上述的辦法如能一一做到，則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有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根根力線直達中央，成為一個極健全的合力政府。大總統在職權內所發出的命令人民當絕對服從，儼然專製國的皇帝一般，是為獨裁主義。大總統的去留，操諸人民之手，國家興革事項，由人民議決，是為民主主義。如此，則兩大潮流，即可融合為一了。
次談經濟方麵：
他以為要改革經濟製度，首先應將世間的財物，何者應歸公有，何者應歸私有，劃分清楚，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社會上才能相安無事。
第一項，地球生產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獸公有物，後來人類出來，把禽獸打敗了，地球就成為人類的公有物。所以地球這個東西，應該全人類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銀買賣。資本家買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了公有物；勞動家買去，自行耕種，也是侵占了公有物。何以故呢？假令有人雇工在荒山上種樹一日，給以大洋二元，他得了報酬，勞力即算消滅。樹在山上，聽其自然生長，若幹年後，出售得價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於地球的生產力。地球既為人類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應由全人類平攤。勞動家隻能享受勞力相當的代價，而不能享受此項生產力。所以說，資本家買去招佃收租，勞動家買去耕種，同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國土地應一律收歸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
第二項，機器生產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業每日獲利也不過此數，這算是勞力的報酬。若改用機器，每日可獲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於機器的生產力，不是出於工人的勞力。當初發明機器的人，業將發明權放棄，機器便成為人類的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應由全人類平攤。舊日歸廠主所有，是侵占了公有物。所以應該收歸公有，工人做工，給以相當的代價；由機器生出的利益，歸全社會享受，方為合理。
第三項，腦力和體力：世間之物，隻有身體是個人私有的。由身體又發出兩種力，一是腦中的思考力，一是手足的運動力。這兩種力即是個人的私有物。社會上想使用它，就應出以相當代價；並且出售與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權，不能任意加以侵犯。
基於上麵的看法，即可定出一條原則：“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歸社會公有，腦力和體力，歸個人私有。”依據這個原則以改革經濟製度，社會與個人自然相安無事。
按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現在可定出一條原則：“金錢可私有，土地和機器不能私有。”於是將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機器的工廠，一律購歸公有。但是全國的工廠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廣，購買之款，從何而出呢？
於此當首先定出一條法令曰：“銀行由國家設立，私人不得設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銀行。需款者，向銀行貸用。其有私相借貸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貸而涉訟者，其款沒收歸公。藏巨款於家而被劫竊者，賊人捕獲時，其款亦予以沒收。有存款於外國銀行者，查明後，取消其國籍，華僑所在地設立國家銀行，存儲華僑之款，由國家轉存外國銀行，私人不得徑往存儲。”如此，則人民金錢，集中國家銀行，即可供一切應用。至銀行月息多少，視隨時情況而定。如假定存入為月息一分，貸出為一分半或二分，即無異於以金錢放借者，繳所得稅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與公家。
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以下設區銀行和村銀行，銀行法既已確定，則應屬公有的財物，即可著手收買。
（一）私立銀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給以月息。
（二）使用機器的工廠，和輪船、火車、礦山、鐵道等，一律收歸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經理及職工等，悉仍其舊，不予變更，隻將紅息繳歸國家，手續是很簡單的。
（三）全國土地房屋，一律照價收買。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銀一百元，即定為價值一萬元，存入銀行，每月給以息銀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則公共估價，或投標競佃，以確定其租息，原業主有優先承佃權，如此則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無一人不是佃戶，亦即是無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謂“平均地權”。
（四）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出口貨，由人民售之公家，轉售外國；入口貨，由公家購而售之人民，聽其自由銷售，不再課稅。外人在內地設有工廠者，人民不得與之直接交易。如此則關稅無形取消，外貨以百元購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無異值百抽五十，或值百抽百。至外貨何者該買，何者不該買，國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兩相平衡，我國與外國，兩得其益。
以上四者辦理完畢後，即可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以能維持最低生活為原則。因為人民既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的收益交之國家，國家即應保障人民的生存權。法國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權；我們改革經濟製度，則注重生存權。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為三級：（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適；（三）奢侈。現在的經濟製度，人民一遇不幸，即會凍死餓死，是以“死”字為立足點，進而求生存，進而求安適和奢侈；發給生活費的辦法，則是以“生”字為立足點，進而求安適，求奢侈。生存為社會重心，人人能生存，重心才能穩定。
改革社會猶如醫病，有病的部分應當治療，無病的部分不可妄動刀針。從舊經濟製度中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收歸國有，這即是有病的部分加以治療；其餘可悉仍其舊，私人生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幹涉，這即是無病的部分不動刀針。如此辦去，則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就可實現了。
中山先生屢次說：“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公司內的股東。”這種說法再好沒有了！那麽，如今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即是四萬萬五千萬股東，以一個人為一股，國中生了一人，即新添一股，死了一人，即取消一股，其股權是很分明的。發給生活費是各股東按年所分的紅息；服務社會者，或勞心，或勞力，給予相當代價，即是股東在公司內服務，於分紅息之外各得相當報酬。像這樣的組織法，不但是取法公司製，並且是從天然界取法來的。說明如下：
（一）取法人身分配血液之法：身體上某部分越勞動，血液的灌注越多，彌補消耗之外，還有餘剩，因之越勞動的部分越發達，這就是人體獎勵勞動的方法；準此，對於國中的勞動者就應該從優報酬。吾人身上還有許多無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即是無用的東西，但既已生在身上，也不能不給以血液，不過因其不工作，灌注的血液較少，所以男子之乳漸漸縮小；準此，對於國中的任何人一律發給生活費，以能維持最低生活為止，不勞動者待以不死就是了。飲食從總口入，便溺從總口出，飲食在腹中如何消化，如何運轉，腦筋全不知道；準此，國際貿易，由政府支配，國內貿易，
聽人民自由經營，不必過問。
（二）取法天空分配雨露之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曬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其中的水蒸氣取出來，變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灑下，不惟幹枯之地，蒙其澤潤，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雨露，也一律散給；最妙的是把草木所含的水分蒸發出來，又還給它，一轉移間，就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了。並且枯枝朽木也同樣散給，不因其沒有生機就剝奪了享受雨露之權。灑在地上之水，聽憑草木之根吸取，無所限製，吸多吸少，純是草木自身的關係，自然界固無容心於其間。準此，土地、工廠、銀行及國際貿易的收入，原是從人民身上取出來的，除公共開支而外，不問貧富老幼，不問勞動與否，一律發給生活費，而國中致富的機會人人均等，這即是取法雨露的無私。
有人慮及遺產製，可以發生資本家，那是不相幹的。美國的銀行大王、汽車大王、煤油大王、商業大王諸人，除銀行大王摩爾根外，都是赤貧之子；而摩爾根之致富，並未依賴遺產。他們之所以致富，全靠個人的努力，從事於經營土地、工廠、銀行及國際貿易而來。憲法上如把四者定為國家公有，私人不得買賣，這些大王，自然無從產生，這才是根本辦法。
土地、工廠、銀行及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公有，大資本家無從產生，是富者削低一級；人人有生活費，不至凍餒而死，是貧者升高一級。兩級中間為人民活動的餘地。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不主張平頭的平等，而主張立足點平等；因之經濟上的組織不應主張平頭的平等，使全國人貧富相等，而應主張立足點平等，使全國人致富的機會相等，欲務農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為官吏、為教員、為商賈悉任自由，不加限製。因勞動種類的不同，所得的報酬即不同，或貧或富，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為斷。如此則可促進人民的向上心，社會才能日益進化。猶如地勢高下不平，水便滔滔汩汩，奔趨於海，若平而不流，就成為死水了。
宗吾在《製憲私議》中，對於政治經濟的主張，大概如上。他說這次國民代表大會，其權限僅屬製憲，故隻能談及政治與經濟，不能談及外交，然他又說，如果舍去外交不管，則製出的憲法無論如何是不能實行的。因此，他於《製憲私議》草成之後，又想作一篇《外交私議》，以備采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