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線”的發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宗吾又刊一書，叫做《中國學術之趨勢》，內容包括四大篇：（一）老子與程明道；（二）宋學與蜀學；（三）宋儒之道統；（四）東西文化之融合。每篇又各分若幹段，以成此書。他在序文中說：“寫文字是發表心中感想，心中如何想，即當如何寫，如果立出題目來做文章，等於入場應試，心中受了題目的拘束，所有感想，即不能盡情寫出；又因題義未盡，不得不勉強湊補，於是寫出來的，乃是題中之文，不是心中之文。我寫此書，本想出以隨筆體裁，許多朋友說是不妥，才標出大題目小題目。
我覺得做題目，比做文章更難，文章是我心中所有，題目是我心中所無，此書雖名為《中國學術之趨勢》，而內容則非常簡陋，對於題義的發揮，未及十分之一，這是很抱歉的。”可見他即便講述具有體係的學術，仍是抱有他一貫的自由作風，這是與近代流行的教科書式的著作有些不同的。
我們當還記得他發明的一條公例：“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於是他想適用這條公例，覺得學術上的演變，也有軌道可循，如果知道了從前的學術是如何演變，即可推測將來的學術當向何種途徑發展。他說：“自開辟以來，人類在地球上走來走去，自以為自由極了，三百年前，出了一個牛頓，發明地心引力，才知道任你如何走，終要受地心引力的支配。人類的思想，自以為自由極了，若試把牛頓的學說擴而大之，應用到心理學上，即知道任思想如何自由，終有軌道可循。人世上一切事變，無不有力學公例行乎其間，不過一般人習而不察，等於牛頓以前的人，不知有地心引力一樣。”因此，他對於中國學術的趨勢和世界學術的交流，也是持此看法的。
他說：我國已往的學術有最發達的兩個時期：第一是周秦諸子，第二是趙宋諸儒，這兩個時期的學術，都帶有創造性。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是承襲周秦時代的學術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襲漢宋時代的學術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襲漢宋時代的學術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創造性。周秦是中國學術獨立發達時期，趙宋是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時期。周秦諸子，一般人都認孔子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趙宋諸儒，一般人都認朱子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現在已經入第三時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方學說，相推相蕩，依天然的趨勢看去，此三者又該融合為一。故第三時期，為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時期，學術的進化，其軌道是曆曆可循的。知道從前中印兩方學術融合出以某種方式，即知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當出以某種方式。我們用鳥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學術上的大趨勢看出來。
他說，《老子》一書，是周秦學派的總綱，諸子書是細目。諸子是從總綱中提出一部分，加以發揮，隻能說他們研究得精細，卻不出老子的範圍。宇宙真理，是渾然的一個東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座絕大的荒山，無人開采。後來偶有人在山上拾得點珍寶歸來，人人驚異，於是大家相約上山開采，有得金的，有得銀的，有得銅鐵錫的，雖然所得不同，總是各有所得。作河圖洛書的，是偶爾拾得珍寶的人；周秦諸子，是相約上山開
采的人；這夥人中，所得的東西，要以老子為最多。老子把宇宙真理、古今事變融會貫通，尋出它變化的規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說，宇宙萬事萬物，非走這條路不可。把這種規律，筆之於書，即名之曰《道德經》。根據已往的事變，就可推測將來的事變，故曰：“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
老子洞明萬事萬物變化的軌道，有得於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在老子後，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繼孔子之後，故言仁必帶一“義”字。荀子繼孟子之後，注重“禮”學，韓非學於荀子，知“禮”字不足以範圍人，故又講“法術刑名”。這都是時會所趨，不得不然。世人見“道德”流為“法術刑名”，就歸咎於老子，說是申韓的刻薄寡恩，淵源於老子；殊不知中間還有“道德”流為“仁義”一層，由“仁義”才流為“法術刑名”的。言“仁義”者無罪，言“道德”者有罪，實不能不為老子叫屈。
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孫子言兵，韓非言刑，而其源皆出於老子。如果知道兵刑與道德相通，即知諸子之學無不與老子相通了。老子的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的“溫、良、恭、儉、讓”：“儉”字與老子同；“讓”字即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溫、良、恭”三字，比“慈”字較為具體：足見儒家與老子相通。墨子的“兼愛”，即是老子的“慈”；墨子的“節用”，即是老子的“儉”。老子言兵：“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說：“以守則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見其與老子相通。戰國的縱橫家，首推蘇秦，他讀的書是《陰符經》，此書是道家之書，也與老子相類。老子說：“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老子此語，是以一個“平”字立論。蘇秦說六國，每用“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一類的話，激動六國君主的不平之氣，暗中即藏得有天道張弓的原理，與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蘇秦的說法，能夠披靡一世。老子所說“欲取姑與”等語，為後世陰謀家兵家所祖。他如楊朱、莊子、列子、關尹諸人，直接承繼老子之學，更不待說。周秦諸子，往往互相詆毀，獨沒有詆毀老子的，即使諸子之學，不盡出於老子，也可說老子之學，與諸子不相抵觸，既不抵觸，也就可以相通。後世講靜功，講符籙等，俱托始於老子，更足知老子與百家相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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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列國並爭；同時學術界也是百家爭鳴。自秦以後，天下統一；學說也隨君主之意歸於統一。秦時，奉法家的學說，此外的學說皆在所擯斥。漢初，改而奉黃老，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從此即專奉孔子之學；但老子的學說，勢力仍是很大。於是孔老二教，在中國成為兩大河流。以後佛教傳入中國，越傳越盛，就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個區域內，相推相蕩，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天然有合並的趨勢，於是宋儒的學說應運而生。
要談宋儒的學說，須先把儒、釋、道三教的異同，加以研究。三教異同，自然古人說得很多；但最主要的一點，即是三教均以“返本”為務。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還不能終止，於是他又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為止。“老子”一書，屢言“嬰兒”，嬰兒是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說的孩提，知愛知敬，是有知識的；老子所說的嬰兒，是無知識的。可知老子返本要進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無知無欲的嬰兒為止。但老子所說的，雖是無知無欲，然猶有心，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釋氏則並此心亦無之，以證入涅槃，無人無我為止，禪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麵目”，竟是透過娘胎，較老子的嬰兒，更進一步。儒、釋、道三家俱是在一條線上，如圖所示：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家由丁返至甲。宗吾唿此線為“返本線”。由此可看出三家的異同：要說他們不同，他們三家都是沿著返本線向後而走，這是相同的；要說他們相同，則儒家返至丙點而止，老子返至乙點而止，佛家直返至甲點方止，又可說是不同。所以三教的同與異，都可以說得過去，總看如何看法。
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則又不然。佛氏說妙說常；老子亦說，“複命曰常”，又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嚐不能到呢？佛氏主張破我執破法執，孔子亦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氏所謂我執法執，孔子又何嚐不能破呢？但三教雖同在一線上，終是個個獨立，他們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須追尋至父母未生以前，連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既是要出世，所以世間的禮樂刑政等，也就不詳加研究了。孔門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盡力，人事的發生，以意念為起點，而意念之最純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從孩提之童研究起。以誠意為下手功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的宗旨，既是想治世，所以關於涅槃滅度的學理，也就不願深究了。老子意在窺探造化的本源，故絕聖棄智，無知無欲，於至虛至靜之中，領會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妙理，故取象於初生的嬰兒。向後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間法。他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中”字，即指乙點而言，是介於入世出世之中的。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詩》、《書》、《禮》、《樂》、《易》、《春秋》可算說得很多了。老子卻不願多說，隻簡簡單單的五千多字，扼著乙點立論，含有隱而不發的意味。他的意思隻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為一，揭出原理，讓人自去研究，不願多言，所以講出世法沒有佛氏那樣精，講世間法沒有孔子那樣詳。總而言之，佛氏專言出世法，孔子專言世間法，老子則把出世法和世間法打通為一，這就是儒、釋、道三教的不同之點。
人情是厭故喜新的，魏晉時代清談既久，一般人都有些厭棄了，適值佛教陸續傳入中國，越傳越盛，在學術上另開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歡迎。到了唐朝，佛經遍天下，寺廟遍天下，天台華嚴淨土，各宗大行，禪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興的唯識宗，可算是佛學極盛的時代。唐朝自稱是老子之後，遍尊老子為“玄元皇帝”，所以道教很盛。孔教是曆代所崇奉的，當然也很盛行。三教相推相蕩，天然有合並的趨勢。那時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學，可說他們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卻不曾把它融合為一。直到宋儒，尤其是程明道，才把這種工作完成了。
程明道以前，雖有孫明複、胡安定、石守道、周濂溪諸儒，做宋學開路的先鋒，但那隻算是萌芽時期；到了明道，才吸取三教的精華，以老子思想為主把它組織成一個係統，成為所謂“宋學”。以後的程、朱、陸、王學派，都是從明道分支的。明道為宋學之祖，等於老子為周秦諸子之祖，而明道之學，即大類於老子。明道之學，既近於老子，所以趙宋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以釋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學治世”，二者俱是順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徑。宋儒本沒有居心要走入老子的途徑，隻因宇宙真理實是這樣，不知不覺就走入這個途徑。由此知老子之學，不獨可以貫通周秦諸子，並且可以貫通宋明諸儒。極而言之，即說老子之學貫通中國全部學術也不為過。
在宋儒盡管說他們是孔門嫡派，與佛老無關，實際是融合三教而成，他們的學說俱在，何能掩飾？其實能把三教融合為一，這是學術上最大的成功！他們有了這樣的建樹，盡可自豪，反棄而不居，自認為孔門嫡傳，這是為“門戶”二字所誤。惟其是這樣，我們反把進化的趨勢看出來了。儒、釋、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該合並，宋儒順著這個趨勢做去，自家還不覺得，猶如在河內撐船一般，宋儒極力想逆流而上，自以為撐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還看不出天然的趨勢；惟其極力反對三教合一，實際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這才見天然趨勢的偉大。宋儒學說所以不能磨滅者，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為人詬病者，在裏子是三教合一，麵子偏說是孔門嫡派，就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了。
宋儒的學說，原具一種革命精神。他們把漢儒的說法全行推倒，另創一說，是具備了破壞和建設兩種手段。他們不敢說是自己特創的新說，仍然托諸孔子，名為複古，實是創新。馬丁·路德的新教，歐洲的文藝複興，俱是走的這種途徑。宋儒學說帶有創造性，所以信從者固多，反對者亦不少，大凡新學說出世，都有這種現象。
不過宋儒也有很大的短處，就是門戶之見太深，以致發生許多糾葛。其門戶之見，共有二點：（一）孔子說的就對，佛老和周秦諸子說的就不對。（二）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說的就對，別人說的就不對。合此兩點，就生出自韓愈以來杜撰的“道統”之說。程朱一般人，生怕這個道統被別人分去，就拚命地排斥異己，以致他們的徒子徒孫都染有這種惡習，曆宋、元、明、清以至於今，還在爭詈不已。此中的病根就是缺少了一個“量”字。宋儒的才德二者俱好，惟於“量”字最缺乏。他們在政治界是這樣，在學術界也是這樣。君子排斥君子，故生出洛蜀之爭；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陸之爭。
如果不存門戶之見，把氣量放寬，來鳥瞰學術上的分合之跡，倒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融合眾說，獨成一派。老子書中，常常援引古說，可見他也是述而不作的人，其學說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種外道，經過釋迦的一一研究，然後另立一說，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宋儒之學，照以上所說，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這種現象是學術上由分而合的現象。
然一種學說獨成一派之後，本派中跟著就要分派。韓非說：“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就是循著這個軌道走的。漢儒研究遺經，成立漢學，跟著又分許多派。老子之學，也分許多派。佛學在印度，分許多派；傳入中國，又分若幹派。單即宋儒所說的佛學禪宗說，自達摩傳至五祖，分南北兩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為六祖，他的門下又分五派。明道創出理學一派，跟著就分程（伊川）朱和陸王兩派。而伊川門下分許多派，朱子門下分許多派，陸王門下也分許多派。這種現象是學術上由合而分的現象。
宇宙真理是一個渾然的東西，人類的知識短淺，不能驟窺其全，必定要這樣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地研究，才能把宇宙的真理研究出來。其方式，是每當眾說紛紜的時候，就有人融會貫通，使其匯歸於一，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經匯歸於一之後，眾人又分頭研究，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隻要以探討真理為歸，不過於存主觀的見解，無論是由分而合，或是由合而分，這在學術上說都是有功的；唯有門戶之見道統之說，是要不得的。
吾人現在所處的時代，是西洋學說傳入中國，與固有的學說發生衝突，正是眾說紛紜的時代。我們應該把中西兩方學說融會貫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這樣，才合得到學術上的趨勢。等到融會貫通之後，再分頭研究，去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但是要做這種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並不是沒有賓主之分，一味地將中西文化雜糅在一起，使人發生齟齬，以致影響我們的思想行動，無所適從，如近幾十年來的混亂現象，這是不足取的；而是應當以我們數千年來深入人心的民族文化為重心，或采取他人之所長，以補吾人之所短，或吸收他人之精英，以豐富吾人之生命。從前有個故事：魯國有個男子獨處，鄰家有一寡婦亦獨處，夜雨室壞，婦人來求托庇，男子閉戶不納。婦人說：“你何不學柳下惠呢？”男子說：“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我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這事被孔子聽見了，就讚歎道：“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男子！”還有九方皋相馬，並不取其皮相，是在牝牡驪黃之外。吾國先哲，師法古人，也是遺貌取神，為我國學術界最大特色。畫家書家無不如此。我們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洋文化，就有利無害了。
從前印度的佛學傳入我國，我國盡量地研究，如以修改或發揮的所有天台、華嚴、淨土諸宗，差不多成了中國化，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歡迎。就中國最盛行的禪宗，而此宗在印度幾等於無。唯有唯識一宗，帶印度色彩最濃，此宗自唐以來幾乎失傳。從此可見印度學說傳入中國，越是中國化的越盛行；帶印度色彩越濃的就不盛行，或至絕跡。我們今後采用西洋文化，仍是采取印度文化的方法，使其一一中國化，好比藥料之有炮製法，把那有毒的部分除去，單留有益的部分就對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趨勢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事先經過良心裁判，返諸吾心而安，然後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夠這樣地采用，中西文化自然可以融合。本此原則，我們今後應走的途徑，就可以決定了。
西洋人用仰觀俯察的法子，窺見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等科。中國的古人，行仰觀俯察的法子，窺見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製定各種製度，同是窺見自然之理，一則用之物理上，一則用之人事上，雙方文化實有溝通的必要。
中國的古人定的製度，許多地方極無條理，而又極有條理，如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愛物，在下者親上事長之類，隱然有磁電感應之理，不言權利義務，而權利義務自在其中，人與人之間生趣盎然。西洋人則人與人之間劃出許多界限，父子夫婦間的權利義務，俱用簿計學的方式計算，權利義務分明，生趣就減少了。所以西洋的倫理，應當灌注以磁電，才可把冷酷的氣氛改變；但中國則未免太渾淪了，又當參酌西洋組織。果然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學問就如開礦一般，中國人、印度人、西洋人各開一個洞子，向前開采。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國人的洞子首先打通；現在又與西洋的洞子接觸了。宇宙真理，是渾然的一個東西，中國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從人事上研究，或從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幹派，各派都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現在的趨勢看去，中西印三方學說，應該融會貫通，人事上的學說與物理上的學說也應該融會貫通。吾人生於斯世，即當順應潮流，做這種融合的工作，融合以後，不妨再分類研究。像這樣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經過若幹次，才能把這個渾然的東西，研究得毫發無遺，依舊還它一個渾然的。
衝突是融合的預兆，無所謂衝突即無所謂融合。譬如幾個泥丸放在盤內，不相接觸，可謂不相衝突了；然而這幾個泥丸是永久獨立不能合並為一的。如把它們合在一處，擠之捏之，這幾個泥丸就可合為一個了。現在國際競爭劇烈，與戰國七雄時代相似。西洋學說傳入中國，與舊有學說發生衝突，如南北朝、隋唐時代佛學傳入中國相似。一般人看見這些衝突情形都很悲觀；不知這正是幾個泥丸擠之捏之的時候，乃是世界大同的動機，是東西學說融合的動機。所不同者，秦皇統一戰國之後是有一個君主高踞其上；將來世界大同是把君主換作民主的，宋儒的理學雖能融合眾說，但其學說的推行是仗君主威力，強迫人民信從，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說融合，是學者自由研究的結果，並非強人信從。國際上、學術上這種現象都是天然的趨勢，非人力所能反抗，如水之東流入海，即使要反抗，也是萬萬無效的。如果看清楚這種趨勢做去，才不致違反潮流。
但中西文化的衝突，其病根有應歸咎於西洋的地方。例如，西洋人對社會、對國家以“我”字為起點，即是以“身”字為起點。中國儒家講治國平天下，從正心誠意做起，即是以“心”字為起點。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所以西洋人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從事運動，把身體培養好；中國儒者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讀書窮理，把心地培養好。西洋人培養身，中國人培養心。西洋教人，重在“於身有益”四字；中國教人，重在“問心無愧”四字。斯密士倡自由競爭，達爾文倡強權競爭。西洋人群起信從，因為此等學說是“於身有益”的。中國聖賢絕無類似此等學說，因為倡此等學說其弊流於損人利己，是“問心有愧”的。我們追尋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很少尋得出像斯密士和達爾文一類的學說，隻有莊子書中的盜蹠，所持議論，可稱神似；然而此種主張，是中國人深惡痛絕的。
孔門的學說：“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減其意。”從“身”字向內追進兩層，把“意”字尋出，以誠意為起點，再向外發展。就好比建築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尋著石底才從事建築。由是而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造成的社會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人我之間，無所謂衝突，這是中國學說最精粹的地方。西洋人自由競爭等說，以利己為主，以“身”字為起點，不尋石底，徑從地麵建築，基礎不穩固。所以國際上釀成世界大戰，死人數千萬，大戰過後，還不能解決，跟著就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濟上造成資本主義，種下社會革命的禍胎：將來算總賬，還不知要流多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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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把前麵所繪的“返本線”一書，就更可把中西文化的優劣看出來。吾國儒家主張從小孩時，即把愛親敬兄的心理，在家庭中培養好，然後擴充出去，以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就造成一個仁愛的世界了。所以中國的家庭，可說是一個“仁愛培養場”。西洋人從“我”字徑到“國”字，中間缺少一個“家”字，即是莫得“仁愛培養場”；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誠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所以西洋學說發揮出來，就成為殘酷的世界了。
講近代物質文明，中國誠然萬萬不及西洋；但從社會倫理部分來說，則以上諸點，確乎中勝於西。此等之處，應該西洋效法中國，不應該中國效法西洋。
最後，他站在中國文化的本位上，主張中國學說可救西洋印度之弊。他是以老子為中國學說代表的，前麵已說過了。他認為西洋所講是極端的世間法，印度所講是極端的出世法，老子所講則把出世法、世間法打通為一。宋明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開辟了康莊大道。如把這種學說，發揚而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為一。
以“返本線”言之：西洋人從“丁”點起，向前走，直到“己”點或“庚”點止，絕不迴顧。印度人從“丁”點起，向後走，直到“甲”點止，也是絕不迴顧。老子從“丁”點起，向後走，走到“乙”點，再折轉來，向前走，走到“庚”點為止，是雙方兼顧的。老子所說“歸根複命”一類話，與印度學說相通。所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一類話，與西洋學說相通。雖說他講出世法沒有印度那樣精，講世間法沒有西洋那樣詳，但由他的學說，就可把西洋學說和印度學說打通為一。
西洋的學問重在分析，中國的學問重在會通。西洋人無論何事，都是各科研究；中國古人，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就“返本線”看來，西洋講個人主義的，隻看見線上的“丁”點（我），其餘各點，均未看見；講國家主義的，隻看見“己”點（國），其餘各點，也未看見。他們既未把這根線看通，所以各種主義互相衝突。孔門的學說，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老子也說：“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這根線看通了的，所以倡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說法（二語出《禮運》，或以為道家之說，故渾言孔老），這樣，所謂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就毫不覺得衝突。中國人能見其會通，但嫌其渾淪疏闊；西洋人研究得很精細，而彼此不能貫通。應該就西洋人所研究者，以中國的看法貫通之，各種主義就無所謂衝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其實，西洋人講競爭，講超人，都是末流之弊。至若希臘三哲，何嚐不是孔老一流人物？中國號稱儒、釋、道三教並行，但今之和尚道士、秀才舉人，何嚐有幾分與釋迦孔老相類？其末流也是與西洋一樣。世界種種衝突，是由思想衝突來的，而思想的衝突，又源於學說的衝突。所謂衝突，都是末流的學說；若就最初而言，則釋迦、孔子、老子和蘇格拉底諸人，固無所謂衝突。將來一定有人出來把儒釋道三教、希臘三哲和宋明諸儒學說、西洋近代學說合並研究，融會貫通，創出一種新學說，其工作與程明道融合儒、釋、道三教成為理學是一樣。假使這種工作完成，則世界的思想一致，行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以上是宗吾《中國學術之趨勢》一書的扼要介紹。此外他在本書中，詳述“宋學”與“蜀學”的關係，說二程的學說，深受當時蜀學的影響，尤其是程伊川的“易學”，是受了箍桶翁和賣醬翁的啟示，才別有會心。同時，四種道教和佛教也是盛極一時，二程當深有所濡染，所以他們後來能做出三教融合的工作。再則蜀主孟昶在當時提倡文化的熱心，與夫政治的清明，可謂甲於天下。蘇子由對於老學的研究也是前無古人。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當時的四川可稱為此後中國文化的搖籃。宗吾對於這些問題都加以考證和說明，這是國內一般講學術史的人不曾注意的。
至於他提出以老子來貫通中國的全部學說，西洋和印度的學說各走極端，唯中國學說可以濟二者之弊這種觀點，是否也是太偏，太主觀，我在此不願批評；批評的責任，希望讀者負起來吧。
一九三六年七月，宗吾又刊一書，叫做《中國學術之趨勢》，內容包括四大篇：（一）老子與程明道；（二）宋學與蜀學；（三）宋儒之道統；（四）東西文化之融合。每篇又各分若幹段，以成此書。他在序文中說：“寫文字是發表心中感想，心中如何想，即當如何寫，如果立出題目來做文章，等於入場應試，心中受了題目的拘束，所有感想，即不能盡情寫出；又因題義未盡，不得不勉強湊補，於是寫出來的，乃是題中之文，不是心中之文。我寫此書，本想出以隨筆體裁，許多朋友說是不妥，才標出大題目小題目。
我覺得做題目，比做文章更難，文章是我心中所有，題目是我心中所無，此書雖名為《中國學術之趨勢》，而內容則非常簡陋，對於題義的發揮，未及十分之一，這是很抱歉的。”可見他即便講述具有體係的學術，仍是抱有他一貫的自由作風，這是與近代流行的教科書式的著作有些不同的。
我們當還記得他發明的一條公例：“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於是他想適用這條公例，覺得學術上的演變，也有軌道可循，如果知道了從前的學術是如何演變，即可推測將來的學術當向何種途徑發展。他說：“自開辟以來，人類在地球上走來走去，自以為自由極了，三百年前，出了一個牛頓，發明地心引力，才知道任你如何走，終要受地心引力的支配。人類的思想，自以為自由極了，若試把牛頓的學說擴而大之，應用到心理學上，即知道任思想如何自由，終有軌道可循。人世上一切事變，無不有力學公例行乎其間，不過一般人習而不察，等於牛頓以前的人，不知有地心引力一樣。”因此，他對於中國學術的趨勢和世界學術的交流，也是持此看法的。
他說：我國已往的學術有最發達的兩個時期：第一是周秦諸子，第二是趙宋諸儒，這兩個時期的學術，都帶有創造性。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是承襲周秦時代的學術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襲漢宋時代的學術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襲漢宋時代的學術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創造性。周秦是中國學術獨立發達時期，趙宋是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時期。周秦諸子，一般人都認孔子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趙宋諸儒，一般人都認朱子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現在已經入第三時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方學說，相推相蕩，依天然的趨勢看去，此三者又該融合為一。故第三時期，為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時期，學術的進化，其軌道是曆曆可循的。知道從前中印兩方學術融合出以某種方式，即知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當出以某種方式。我們用鳥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學術上的大趨勢看出來。
他說，《老子》一書，是周秦學派的總綱，諸子書是細目。諸子是從總綱中提出一部分，加以發揮，隻能說他們研究得精細，卻不出老子的範圍。宇宙真理，是渾然的一個東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座絕大的荒山，無人開采。後來偶有人在山上拾得點珍寶歸來，人人驚異，於是大家相約上山開采，有得金的，有得銀的，有得銅鐵錫的，雖然所得不同，總是各有所得。作河圖洛書的，是偶爾拾得珍寶的人；周秦諸子，是相約上山開
采的人；這夥人中，所得的東西，要以老子為最多。老子把宇宙真理、古今事變融會貫通，尋出它變化的規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說，宇宙萬事萬物，非走這條路不可。把這種規律，筆之於書，即名之曰《道德經》。根據已往的事變，就可推測將來的事變，故曰：“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
老子洞明萬事萬物變化的軌道，有得於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在老子後，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繼孔子之後，故言仁必帶一“義”字。荀子繼孟子之後，注重“禮”學，韓非學於荀子，知“禮”字不足以範圍人，故又講“法術刑名”。這都是時會所趨，不得不然。世人見“道德”流為“法術刑名”，就歸咎於老子，說是申韓的刻薄寡恩，淵源於老子；殊不知中間還有“道德”流為“仁義”一層，由“仁義”才流為“法術刑名”的。言“仁義”者無罪，言“道德”者有罪，實不能不為老子叫屈。
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孫子言兵，韓非言刑，而其源皆出於老子。如果知道兵刑與道德相通，即知諸子之學無不與老子相通了。老子的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的“溫、良、恭、儉、讓”：“儉”字與老子同；“讓”字即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溫、良、恭”三字，比“慈”字較為具體：足見儒家與老子相通。墨子的“兼愛”，即是老子的“慈”；墨子的“節用”，即是老子的“儉”。老子言兵：“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說：“以守則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見其與老子相通。戰國的縱橫家，首推蘇秦，他讀的書是《陰符經》，此書是道家之書，也與老子相類。老子說：“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老子此語，是以一個“平”字立論。蘇秦說六國，每用“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一類的話，激動六國君主的不平之氣，暗中即藏得有天道張弓的原理，與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蘇秦的說法，能夠披靡一世。老子所說“欲取姑與”等語，為後世陰謀家兵家所祖。他如楊朱、莊子、列子、關尹諸人，直接承繼老子之學，更不待說。周秦諸子，往往互相詆毀，獨沒有詆毀老子的，即使諸子之學，不盡出於老子，也可說老子之學，與諸子不相抵觸，既不抵觸，也就可以相通。後世講靜功，講符籙等，俱托始於老子，更足知老子與百家相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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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列國並爭；同時學術界也是百家爭鳴。自秦以後，天下統一；學說也隨君主之意歸於統一。秦時，奉法家的學說，此外的學說皆在所擯斥。漢初，改而奉黃老，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從此即專奉孔子之學；但老子的學說，勢力仍是很大。於是孔老二教，在中國成為兩大河流。以後佛教傳入中國，越傳越盛，就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個區域內，相推相蕩，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天然有合並的趨勢，於是宋儒的學說應運而生。
要談宋儒的學說，須先把儒、釋、道三教的異同，加以研究。三教異同，自然古人說得很多；但最主要的一點，即是三教均以“返本”為務。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還不能終止，於是他又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為止。“老子”一書，屢言“嬰兒”，嬰兒是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說的孩提，知愛知敬，是有知識的；老子所說的嬰兒，是無知識的。可知老子返本要進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無知無欲的嬰兒為止。但老子所說的，雖是無知無欲，然猶有心，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釋氏則並此心亦無之，以證入涅槃，無人無我為止，禪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麵目”，竟是透過娘胎，較老子的嬰兒，更進一步。儒、釋、道三家俱是在一條線上，如圖所示：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家由丁返至甲。宗吾唿此線為“返本線”。由此可看出三家的異同：要說他們不同，他們三家都是沿著返本線向後而走，這是相同的；要說他們相同，則儒家返至丙點而止，老子返至乙點而止，佛家直返至甲點方止，又可說是不同。所以三教的同與異，都可以說得過去，總看如何看法。
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則又不然。佛氏說妙說常；老子亦說，“複命曰常”，又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嚐不能到呢？佛氏主張破我執破法執，孔子亦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氏所謂我執法執，孔子又何嚐不能破呢？但三教雖同在一線上，終是個個獨立，他們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須追尋至父母未生以前，連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既是要出世，所以世間的禮樂刑政等，也就不詳加研究了。孔門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盡力，人事的發生，以意念為起點，而意念之最純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從孩提之童研究起。以誠意為下手功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的宗旨，既是想治世，所以關於涅槃滅度的學理，也就不願深究了。老子意在窺探造化的本源，故絕聖棄智，無知無欲，於至虛至靜之中，領會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妙理，故取象於初生的嬰兒。向後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間法。他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中”字，即指乙點而言，是介於入世出世之中的。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詩》、《書》、《禮》、《樂》、《易》、《春秋》可算說得很多了。老子卻不願多說，隻簡簡單單的五千多字，扼著乙點立論，含有隱而不發的意味。他的意思隻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為一，揭出原理，讓人自去研究，不願多言，所以講出世法沒有佛氏那樣精，講世間法沒有孔子那樣詳。總而言之，佛氏專言出世法，孔子專言世間法，老子則把出世法和世間法打通為一，這就是儒、釋、道三教的不同之點。
人情是厭故喜新的，魏晉時代清談既久，一般人都有些厭棄了，適值佛教陸續傳入中國，越傳越盛，在學術上另開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歡迎。到了唐朝，佛經遍天下，寺廟遍天下，天台華嚴淨土，各宗大行，禪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興的唯識宗，可算是佛學極盛的時代。唐朝自稱是老子之後，遍尊老子為“玄元皇帝”，所以道教很盛。孔教是曆代所崇奉的，當然也很盛行。三教相推相蕩，天然有合並的趨勢。那時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學，可說他們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卻不曾把它融合為一。直到宋儒，尤其是程明道，才把這種工作完成了。
程明道以前，雖有孫明複、胡安定、石守道、周濂溪諸儒，做宋學開路的先鋒，但那隻算是萌芽時期；到了明道，才吸取三教的精華，以老子思想為主把它組織成一個係統，成為所謂“宋學”。以後的程、朱、陸、王學派，都是從明道分支的。明道為宋學之祖，等於老子為周秦諸子之祖，而明道之學，即大類於老子。明道之學，既近於老子，所以趙宋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以釋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學治世”，二者俱是順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徑。宋儒本沒有居心要走入老子的途徑，隻因宇宙真理實是這樣，不知不覺就走入這個途徑。由此知老子之學，不獨可以貫通周秦諸子，並且可以貫通宋明諸儒。極而言之，即說老子之學貫通中國全部學術也不為過。
在宋儒盡管說他們是孔門嫡派，與佛老無關，實際是融合三教而成，他們的學說俱在，何能掩飾？其實能把三教融合為一，這是學術上最大的成功！他們有了這樣的建樹，盡可自豪，反棄而不居，自認為孔門嫡傳，這是為“門戶”二字所誤。惟其是這樣，我們反把進化的趨勢看出來了。儒、釋、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該合並，宋儒順著這個趨勢做去，自家還不覺得，猶如在河內撐船一般，宋儒極力想逆流而上，自以為撐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還看不出天然的趨勢；惟其極力反對三教合一，實際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這才見天然趨勢的偉大。宋儒學說所以不能磨滅者，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為人詬病者，在裏子是三教合一，麵子偏說是孔門嫡派，就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了。
宋儒的學說，原具一種革命精神。他們把漢儒的說法全行推倒，另創一說，是具備了破壞和建設兩種手段。他們不敢說是自己特創的新說，仍然托諸孔子，名為複古，實是創新。馬丁·路德的新教，歐洲的文藝複興，俱是走的這種途徑。宋儒學說帶有創造性，所以信從者固多，反對者亦不少，大凡新學說出世，都有這種現象。
不過宋儒也有很大的短處，就是門戶之見太深，以致發生許多糾葛。其門戶之見，共有二點：（一）孔子說的就對，佛老和周秦諸子說的就不對。（二）同是尊崇孔子的人，程子和朱子說的就對，別人說的就不對。合此兩點，就生出自韓愈以來杜撰的“道統”之說。程朱一般人，生怕這個道統被別人分去，就拚命地排斥異己，以致他們的徒子徒孫都染有這種惡習，曆宋、元、明、清以至於今，還在爭詈不已。此中的病根就是缺少了一個“量”字。宋儒的才德二者俱好，惟於“量”字最缺乏。他們在政治界是這樣，在學術界也是這樣。君子排斥君子，故生出洛蜀之爭；孔子信徒排斥孔子信徒，故生出朱陸之爭。
如果不存門戶之見，把氣量放寬，來鳥瞰學術上的分合之跡，倒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人，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融合眾說，獨成一派。老子書中，常常援引古說，可見他也是述而不作的人，其學說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印度有九十六種外道，經過釋迦的一一研究，然後另立一說，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宋儒之學，照以上所說，也是融合眾說，獨成一派。這種現象是學術上由分而合的現象。
然一種學說獨成一派之後，本派中跟著就要分派。韓非說：“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就是循著這個軌道走的。漢儒研究遺經，成立漢學，跟著又分許多派。老子之學，也分許多派。佛學在印度，分許多派；傳入中國，又分若幹派。單即宋儒所說的佛學禪宗說，自達摩傳至五祖，分南北兩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為六祖，他的門下又分五派。明道創出理學一派，跟著就分程（伊川）朱和陸王兩派。而伊川門下分許多派，朱子門下分許多派，陸王門下也分許多派。這種現象是學術上由合而分的現象。
宇宙真理是一個渾然的東西，人類的知識短淺，不能驟窺其全，必定要這樣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地研究，才能把宇宙的真理研究出來。其方式，是每當眾說紛紜的時候，就有人融會貫通，使其匯歸於一，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經匯歸於一之後，眾人又分頭研究，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隻要以探討真理為歸，不過於存主觀的見解，無論是由分而合，或是由合而分，這在學術上說都是有功的；唯有門戶之見道統之說，是要不得的。
吾人現在所處的時代，是西洋學說傳入中國，與固有的學說發生衝突，正是眾說紛紜的時代。我們應該把中西兩方學說融會貫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這樣，才合得到學術上的趨勢。等到融會貫通之後，再分頭研究，去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但是要做這種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並不是沒有賓主之分，一味地將中西文化雜糅在一起，使人發生齟齬，以致影響我們的思想行動，無所適從，如近幾十年來的混亂現象，這是不足取的；而是應當以我們數千年來深入人心的民族文化為重心，或采取他人之所長，以補吾人之所短，或吸收他人之精英，以豐富吾人之生命。從前有個故事：魯國有個男子獨處，鄰家有一寡婦亦獨處，夜雨室壞，婦人來求托庇，男子閉戶不納。婦人說：“你何不學柳下惠呢？”男子說：“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我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這事被孔子聽見了，就讚歎道：“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男子！”還有九方皋相馬，並不取其皮相，是在牝牡驪黃之外。吾國先哲，師法古人，也是遺貌取神，為我國學術界最大特色。畫家書家無不如此。我們本此精神，去采用西洋文化，就有利無害了。
從前印度的佛學傳入我國，我國盡量地研究，如以修改或發揮的所有天台、華嚴、淨土諸宗，差不多成了中國化，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歡迎。就中國最盛行的禪宗，而此宗在印度幾等於無。唯有唯識一宗，帶印度色彩最濃，此宗自唐以來幾乎失傳。從此可見印度學說傳入中國，越是中國化的越盛行；帶印度色彩越濃的就不盛行，或至絕跡。我們今後采用西洋文化，仍是采取印度文化的方法，使其一一中國化，好比藥料之有炮製法，把那有毒的部分除去，單留有益的部分就對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趨勢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事先經過良心裁判，返諸吾心而安，然後才推行出去。如果能夠這樣地采用，中西文化自然可以融合。本此原則，我們今後應走的途徑，就可以決定了。
西洋人用仰觀俯察的法子，窺見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等科。中國的古人，行仰觀俯察的法子，窺見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製定各種製度，同是窺見自然之理，一則用之物理上，一則用之人事上，雙方文化實有溝通的必要。
中國的古人定的製度，許多地方極無條理，而又極有條理，如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愛物，在下者親上事長之類，隱然有磁電感應之理，不言權利義務，而權利義務自在其中，人與人之間生趣盎然。西洋人則人與人之間劃出許多界限，父子夫婦間的權利義務，俱用簿計學的方式計算，權利義務分明，生趣就減少了。所以西洋的倫理，應當灌注以磁電，才可把冷酷的氣氛改變；但中國則未免太渾淪了，又當參酌西洋組織。果然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學問就如開礦一般，中國人、印度人、西洋人各開一個洞子，向前開采。印度人的洞子和中國人的洞子首先打通；現在又與西洋的洞子接觸了。宇宙真理，是渾然的一個東西，中國人、印度人、西洋人分途研究，或從人事上研究，或從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幹派，各派都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現在的趨勢看去，中西印三方學說，應該融會貫通，人事上的學說與物理上的學說也應該融會貫通。吾人生於斯世，即當順應潮流，做這種融合的工作，融合以後，不妨再分類研究。像這樣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經過若幹次，才能把這個渾然的東西，研究得毫發無遺，依舊還它一個渾然的。
衝突是融合的預兆，無所謂衝突即無所謂融合。譬如幾個泥丸放在盤內，不相接觸，可謂不相衝突了；然而這幾個泥丸是永久獨立不能合並為一的。如把它們合在一處，擠之捏之，這幾個泥丸就可合為一個了。現在國際競爭劇烈，與戰國七雄時代相似。西洋學說傳入中國，與舊有學說發生衝突，如南北朝、隋唐時代佛學傳入中國相似。一般人看見這些衝突情形都很悲觀；不知這正是幾個泥丸擠之捏之的時候，乃是世界大同的動機，是東西學說融合的動機。所不同者，秦皇統一戰國之後是有一個君主高踞其上；將來世界大同是把君主換作民主的，宋儒的理學雖能融合眾說，但其學說的推行是仗君主威力，強迫人民信從，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說融合，是學者自由研究的結果，並非強人信從。國際上、學術上這種現象都是天然的趨勢，非人力所能反抗，如水之東流入海，即使要反抗，也是萬萬無效的。如果看清楚這種趨勢做去，才不致違反潮流。
但中西文化的衝突，其病根有應歸咎於西洋的地方。例如，西洋人對社會、對國家以“我”字為起點，即是以“身”字為起點。中國儒家講治國平天下，從正心誠意做起，即是以“心”字為起點。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所以西洋人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從事運動，把身體培養好；中國儒者見人閑居無事，即叫他讀書窮理，把心地培養好。西洋人培養身，中國人培養心。西洋教人，重在“於身有益”四字；中國教人，重在“問心無愧”四字。斯密士倡自由競爭，達爾文倡強權競爭。西洋人群起信從，因為此等學說是“於身有益”的。中國聖賢絕無類似此等學說，因為倡此等學說其弊流於損人利己，是“問心有愧”的。我們追尋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很少尋得出像斯密士和達爾文一類的學說，隻有莊子書中的盜蹠，所持議論，可稱神似；然而此種主張，是中國人深惡痛絕的。
孔門的學說：“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減其意。”從“身”字向內追進兩層，把“意”字尋出，以誠意為起點，再向外發展。就好比建築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尋著石底才從事建築。由是而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造成的社會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人我之間，無所謂衝突，這是中國學說最精粹的地方。西洋人自由競爭等說，以利己為主，以“身”字為起點，不尋石底，徑從地麵建築，基礎不穩固。所以國際上釀成世界大戰，死人數千萬，大戰過後，還不能解決，跟著就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濟上造成資本主義，種下社會革命的禍胎：將來算總賬，還不知要流多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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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把前麵所繪的“返本線”一書，就更可把中西文化的優劣看出來。吾國儒家主張從小孩時，即把愛親敬兄的心理，在家庭中培養好，然後擴充出去，以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就造成一個仁愛的世界了。所以中國的家庭，可說是一個“仁愛培養場”。西洋人從“我”字徑到“國”字，中間缺少一個“家”字，即是莫得“仁愛培養場”；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乏“誠意”功夫，即是少了“良心裁判”。所以西洋學說發揮出來，就成為殘酷的世界了。
講近代物質文明，中國誠然萬萬不及西洋；但從社會倫理部分來說，則以上諸點，確乎中勝於西。此等之處，應該西洋效法中國，不應該中國效法西洋。
最後，他站在中國文化的本位上，主張中國學說可救西洋印度之弊。他是以老子為中國學說代表的，前麵已說過了。他認為西洋所講是極端的世間法，印度所講是極端的出世法，老子所講則把出世法、世間法打通為一。宋明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二三千年。開辟了康莊大道。如把這種學說，發揚而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為一。
以“返本線”言之：西洋人從“丁”點起，向前走，直到“己”點或“庚”點止，絕不迴顧。印度人從“丁”點起，向後走，直到“甲”點止，也是絕不迴顧。老子從“丁”點起，向後走，走到“乙”點，再折轉來，向前走，走到“庚”點為止，是雙方兼顧的。老子所說“歸根複命”一類話，與印度學說相通。所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一類話，與西洋學說相通。雖說他講出世法沒有印度那樣精，講世間法沒有西洋那樣詳，但由他的學說，就可把西洋學說和印度學說打通為一。
西洋的學問重在分析，中國的學問重在會通。西洋人無論何事，都是各科研究；中國古人，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就“返本線”看來，西洋講個人主義的，隻看見線上的“丁”點（我），其餘各點，均未看見；講國家主義的，隻看見“己”點（國），其餘各點，也未看見。他們既未把這根線看通，所以各種主義互相衝突。孔門的學說，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老子也說：“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這根線看通了的，所以倡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說法（二語出《禮運》，或以為道家之說，故渾言孔老），這樣，所謂個人也，國家也，社會也，就毫不覺得衝突。中國人能見其會通，但嫌其渾淪疏闊；西洋人研究得很精細，而彼此不能貫通。應該就西洋人所研究者，以中國的看法貫通之，各種主義就無所謂衝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其實，西洋人講競爭，講超人，都是末流之弊。至若希臘三哲，何嚐不是孔老一流人物？中國號稱儒、釋、道三教並行，但今之和尚道士、秀才舉人，何嚐有幾分與釋迦孔老相類？其末流也是與西洋一樣。世界種種衝突，是由思想衝突來的，而思想的衝突，又源於學說的衝突。所謂衝突，都是末流的學說；若就最初而言，則釋迦、孔子、老子和蘇格拉底諸人，固無所謂衝突。將來一定有人出來把儒釋道三教、希臘三哲和宋明諸儒學說、西洋近代學說合並研究，融會貫通，創出一種新學說，其工作與程明道融合儒、釋、道三教成為理學是一樣。假使這種工作完成，則世界的思想一致，行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以上是宗吾《中國學術之趨勢》一書的扼要介紹。此外他在本書中，詳述“宋學”與“蜀學”的關係，說二程的學說，深受當時蜀學的影響，尤其是程伊川的“易學”，是受了箍桶翁和賣醬翁的啟示，才別有會心。同時，四種道教和佛教也是盛極一時，二程當深有所濡染，所以他們後來能做出三教融合的工作。再則蜀主孟昶在當時提倡文化的熱心，與夫政治的清明，可謂甲於天下。蘇子由對於老學的研究也是前無古人。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當時的四川可稱為此後中國文化的搖籃。宗吾對於這些問題都加以考證和說明，這是國內一般講學術史的人不曾注意的。
至於他提出以老子來貫通中國的全部學說，西洋和印度的學說各走極端，唯中國學說可以濟二者之弊這種觀點，是否也是太偏，太主觀，我在此不願批評；批評的責任，希望讀者負起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