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學”變質了

    宗吾所講的“厚黑學”,原分前後兩期。前期的“厚黑學”,是從暴露人類的罪惡方麵立論,是摘奸發伏的一種看法,是官場現形的內在原理,其立論的方式,可說是“反話正說”,不惜自居為厚黑教主,而以己身擔當了天下人的罪惡。後期的“厚黑學”,是從鼓勵人類的行為向善良方麵發展立論,他把“厚”字解釋成“忍辱負重”,把“黑”字解釋成“剛毅果斷”,可說是“借題發揮”,厚黑學到了後期,雖是襲用原來的名詞,但已可說是有些變質了。這種變質的原因,想是他覺得前期的說法,得罪了社會,受到了許多的非議,雖是把麵厚心黑的罪惡自己擔當了起來,但是社會人士總不免有些心涼,所以在一般的輿論上,依然是不肯饒恕他的。他受不住輿論的攻擊,於是就與社會妥協了,這當是“厚黑學”變質的一種原因。其次,他最初是相信“性惡論”的,自從他打破了性善性惡的偏見,發現了“心理變化是循力學規律而行”的,於是便決定一種力量,隻看它發展的方向如何,才可以斷定它的價值;厚黑的行為,根於心理的變化,所以厚黑的價值,也全視其發展的方向而定。當年謝綬青為《厚黑學》作的跋語說:“‘厚黑學’……如利刃然,用以誅盜賊則善,用以屠良民則惡,善與惡何關於刃?”此種看法,到後來他是承認了的,所以他對“厚黑”二字的詮釋,也不能不隨著改變。再則他對張列五“權術公開”的主張,是深深服膺的;施行厚黑,如果是一種權術,在施行過後,必須能公開出來的,才不是罪過。有此幾種原因,“厚黑學”的變質,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厚黑學”當有三種看法:一是“做得說不得”,一是“說得做不得”,一是“做得也說得”。古今來的大奸巨惡,以及世上一般壞心腸不要臉的人,是實行的第一種;宗吾自發表《厚黑學》以後,便時時避免做出丟德喪行之事,是實行的第二種;到了後來,他才覺得施行厚黑也不妨,隻看你的動機如何,效果如何,這便進入第三種看法了。

    於是他很鄭重地說道:“就人格言之,我們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圖謀一己之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汙;用厚黑以圖謀眾人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尚。就成敗言之,我們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越厚黑,越失敗;用厚黑以圖謀眾人之公利,越厚黑,越成功。何以故呢?凡人皆以‘我’為本位,為我之心,根於天性,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勢必妨害他人之私利,越厚黑則妨害於人者越多,以一人之身,敵千萬人之身,焉得不失敗?人人既以私利為重,我用厚黑以圖謀公利,即是替千萬人圖謀私利,替他們行使厚黑,自然得千萬人之讚助,所以必能成功。我是眾人中的一分子,眾人得利,我當然也得利,不言私利而私利自在其中了。從道德方麵說,攘奪他人之私利,以為我有,是為盜竊行為,故越厚黑,人格越卑汙。若用厚黑以圖謀眾人之公利,則是犧牲我的臉,犧牲我的心,以救濟世人,視人之餓,猶己之餓,視人之溺,猶己之溺,此即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故越厚黑,人格越高尚。”

    他曾舉胡林翼的故事為例。胡林翼曾說:“隻要有利於國,就是頑鈍無恥的事我都幹。”相傳林翼為湖北巡撫時,官文為總督,有一天,是總督夫人的生日,藩台去拜壽,手本已經拿上去了,才知道是如夫人的生日。立將手本索迴,折身轉去,其他各官,也隨之而去了。不久,林翼到來有人告知此事,他聽了,伸出大拇指道:“好藩台!好藩台!”但他說畢即取出手本遞上去,自己竟紅頂花翎地進去拜壽;眾官聽說巡撫也來拜壽,又紛紛地轉迴了。次日,官妾來巡撫衙門迴謝,林翼就請他母親好好招待,官妾竟拜胡母為幹娘,林翼為幹哥哥。此後,林翼在軍事上有應該與總督會商的事,就請幹妹妹從中疏通;官文稍有遲疑,其妾便聒耳說道:“你的本事,比胡大哥差得多,你還是依他的話去做就是了。”因此,林翼辦事,非常順手;官胡交歡,關係滿清中興甚大。試想林翼肯幹此等事,他的臉皮真算是厚了;但眾人不惟不說他卑鄙,反引為美談,何以故?心在國家故。

    他又舉徐階的故事為例。嚴世蕃是明朝的大奸臣,後來皇帝把他下在獄中。眾臣合擬了一個奏折,曆數世蕃的罪狀,如殺忠臣楊椒山沈煉等,把稿子拿給宰相徐階去看。徐階看了就問道:“你們是想殺他,還是想放他呢?”眾人說:“當然想殺他!”徐階說:“這奏折一上去,我敢斷定皇上立即把他放出來!何以故呢?世蕃殺這些人,都是巧取上意,使皇上自動地要殺他們。此折上去,皇上就會說:殺這些人明明是我的意思,怎麽誣在世蕃的身上呢?這樣,豈不立把世蕃放出嗎?”眾人問:“如何辦才好呢?”徐階說:“現在皇上最恨的是倭寇,就說他私通倭寇好了。”於是徐階關起門把折子改了遞上去。在先,世蕃在獄中探得眾人奏折的內容,就對親信說:“你們不必擔憂,不幾天我就出去了。”後來折子發下,說他私通倭寇,世蕃大驚道:“完了!完了!”果然把他殺死。試想世蕃罪大惡極,誠然該殺,但不曾私通倭寇,可謂死非其罪。徐階設此毒計,他的心腸可說是黑極了;但後人都稱他為有智謀,不說他陰毒,何以故?為國家除害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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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在這時極力提倡“厚黑救國”,尤其當著國際形勢日趨惡化而不講信用不顧正義的時候。他最愛舉的例子,是越王勾踐的故事,他說:“厚黑救國,古有行之者,越王勾踐是也。會稽之敗,勾踐自請身為吳王之臣,妻入吳宮為妾,這是厚字訣。後來舉兵破吳,吳王遣人痛哭乞情,甘願身為臣,妻為妾,勾踐毫不鬆手,非把他置之死地不可,這是黑字訣。由此知厚黑救國,其程序是先之以厚,繼之以黑,勾踐往事,很可供我們參考。”除此以外,他更列舉太公的佐周伐殷,管仲的尊王攘夷,蘇秦的合縱六國,張良的扶漢滅楚,以及近代國際上的鉤心鬥角,無一不是實行厚黑,他都不憚煩瑣地引證說明。於是他不辭以厚黑教主的資格,向四萬萬人宣言道:“勾踐何人也……予何人也,凡我同誌,快快地厚黑起來吧!何者是同誌?心思才力,用於抵抗列強者,即是同誌。何者是異黨?心思才力,用於傾陷國人者,即是異黨。”因此他大聲疾唿提倡“團結禦侮”,譬之射箭,精研“厚黑學”,就是練習射箭。從前是關著門,父子兄弟,你射我,我射你;現在應當以列強——尤其是日本為箭垛子,四萬萬支箭支支都向同一箭垛子射去,才有得救的希望。他所說的“厚黑救國”,便是如此。

    他說他把各國外交史,研究了多年,才把列強對外的秘訣,發現出來。其方式不外兩種:一是劫賊式,一是娼妓式。他們時而橫不依理,用武力掠奪,等於劫賊的明火搶劫,是謂劫賊式的外交。時而甜言蜜語,曲結歡心,等於娼妓的媚客;結的盟約,毫不生效,等於娼妓的山盟海誓,是謂娼妓式的外交。

    當時有人問他:日本以何者立國?他答道:以厚黑立國。娼妓之麵最厚,劫賊之心最黑,大概日本軍閥的舉動,是劫賊式,外交官的言論,是娼妓式。劫賊式之後,繼以娼妓式,娼妓式之後,繼以劫賊式,二者循環互用,而我國就吃不消了。但娼妓之麵固厚,而毀棄盟誓,則是厚中有黑;劫賊之心固黑,而不顧唾罵,則又是黑中有厚。他一麵用武力掠奪我們的土地,一麵又高談中日親善,娼妓與劫賊,融合為一,是之謂大和魂。

    又問:我國當以何者自救?他答道:“當以厚黑自救。即是日本以厚字來,我以‘黑’字應之,日本以‘黑’字來,我以‘厚’字應之。譬如娼妓豔裝而來,我即開門納之,但纏頭費絲毫不出,如果服侍不周,把她衣飾剝了,逐出門去,這便是以‘黑’字破其厚。日本橫不依理,以武力壓迫,我們就用張良的法子來對付,張良紀上受書,老人種種作用,無非教他麵皮厚罷了;楚漢戰爭,高祖用張良計策,睢水之戰敗了,整兵又來,滎陽成皋敗了,整兵又來,卒把項羽逼死烏江。若用這個法子對付日本,便是以‘厚’字破其黑。厚黑與救國融合為一,是之謂中國魂。”

    他在後期大談其“厚黑學”時,是在“九一八”以後,見日本侵華益急,吾國岌岌可危,而當時所謂國際聯盟者,無非是列強討論分贓的一種機關。他們對於弱小民族,可說是“閻王不嫌鬼瘦”的;況且像中國這樣“弱而不小”的國家,還更足以惹動列強的垂涎呢!國際間的假仁假義,萬不可輕於信賴,某一國的強取豪奪,是必須思患預防的。因此,他當時所談的“厚黑學”,多不出“厚黑救國”的範圍。他認為現在的世界,是戰國時代的放大形。戰國時代的國際間,都是實行厚黑的;現在的國際間,更是實行厚黑的。能厚黑者富強,不知厚黑者弱亡。隻要有國際的存在,“厚黑學”便是自救自存的至寶,一切國際上好聽的名詞,都是騙死人不償命的。他把戰國時代的國際情勢,和二十世紀的國際情勢,都加以詳細的分析,越發證明了這種道理。

    請看他拆穿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上的一幕吧:

    他說,美國參戰之初,威爾遜提出十四條原則,主張“民族自決”,可說是弱小民族的一種福音。當巴黎和會初開時,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把威爾遜當做救世主一般,以為他們的痛苦可以在和會上解除了;哪知英國的勞合喬治、法國的克裏蒙梭都是精研“厚黑學”的人,而克裏蒙梭綽號“母老虎”,尤為兇悍。他初聞威爾遜鼎鼎大名,還有些畏懼;及至見麵以後,才知黔驢無技,就時時奚落他,甚至說道:“上帝隻有十誡,你今提出十四條,比上帝的還多了四條,隻好拿到天國去行使吧!”威爾遜聽了,也隻好忍受。後來意大利全權代表下旗歸國,日本全權代表也要下旗歸國,就把威爾遜嚇慌了,於是俯首帖耳,接受了他們的要求,而“民族自決”的問題,遂成泡影。

    他說,假使他是威爾遜的話,他就裝癡賣呆,聽憑他們奚落,坐在和會席上,一言不發,直待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退席之後,就猝然站起來,大拍桌子道:“你們要這樣幹嗎?我當初提出十四條原則,主張民族自決,經你們認可,我美國才參戰;而今你們竟這樣幹,使我失信於美國人民,失信於全世界弱小民族,那麽我隻好領率全世界弱小民族,向你們英法日意決一死戰,才可見諒於天下後世。你‘母老虎’說我這十四條應拿到天國去行使,你看我於短短的時間,要用鮮血染紅這個地球,就從這鮮血中,現出一個天國來,給你‘母老虎’看看!”說畢,立刻退出和會,就用《厚黑學》中所謂“辦事二妙法”中的“敲鍋法”,把鍋敲破了再說。三十分鍾內,通電全世界,叫所有弱小民族,一致起來,對列強反戈相向,由美國指揮作戰,這樣一來,請問英法敢開戰嗎?因為當時的情勢是這樣的:德國的戰鬥力並未損失,他所感痛苦的,是食糧被列強封鎖了,隻要接濟他的食糧,單是一個德國,已夠英法對付。再則大戰之初,英法答應殖民地許多權利,弱小民族才拋棄舊日嫌怨,一致讚助,印度的甘地,還叫他的黨徒幫助英國,他們如此作為,原想大戰結束,可以抬頭,哪知堂堂的和會席上,列強竟自食其言!弱小民族,正在含血噴天,有了威爾遜這樣的主張,它們在戰地上,還有不立即倒戈的嗎?況且美國是生力軍,國家又富,英法已是筋疲力倦,如果實行開戰,可斷定在一星期之內,即把英法打得落花流水。這樣的情勢,試問英法敢打嗎?如果請求不打,除非十四條原則,條條實行,並須加點利息,格外再增兩條。何以故呢?因為你英法諸國,素無信義,明明是承認了的條件,還要翻悔,所以十四條之外,非增兩條以資保障不可。威爾遜果肯這樣幹去,難道“民族自決”的主張,還怕不能實現嗎?無奈威爾遜一見意日兩國的代表下旗歸國,手忙腳亂起來,就用“鋸箭法”了事,竟把千載一時的機會失去,豈不可惜!不久,箭頭在裏麵陸續發作,我國東北四省,無端失去,阿比西尼亞,也無端遭受意大利的摧殘,而世界第二次大戰,就不得不爆發了。凡此種種,都是由於威爾遜在和會席上,少了拍桌子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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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他又分析下去:上述的辦法,以威爾遜的學識,難道見不到嗎?

    就算威爾遜是個書呆子,不懂得厚黑的道理;但同著威爾遜赴會的,有那麽多的專門人才,那麽多的外交家,一個個都是在厚黑場中來來往往的人物,難道這種粗淺的厚黑技術也不懂得嗎?於是他下一判斷說:他們懂是懂得的,隻是不肯這樣幹呢!其原因,就是弱小民族是被壓迫者,美國是壓迫者之一,根本上有了這種大矛盾在。日本是精研“厚黑學”的,他窺破威爾遜有些弱點,就在和會上提出“人種平等”案,朝著他的弱點攻去,意思是說:“你會唱高調,我唱的高調,比你更高!”這本是“厚黑學”的妙用,果然把威爾遜製住了。然而威爾遜竟是天稟聰明的人,他是深懂得厚黑哲理的。他明知“民族自決”的主張,為列強所不許,也為本國所不許;但不妨大吹大擂起來,鬧得舉世震驚,這即是《厚黑學》中所說的“敲鍋法”。先把鍋的裂痕,敲得長長的,趁勢大出風頭;及至意大利和日本的代表,要下旗歸國,他就馬馬虎虎了事,這即是《厚黑學》中所說的“鋸箭法”。有此一著,威爾遜可以昭告世界曰:“民族自決之主張,其所以不能貫徹者,非我不盡力也,其奈環境不許何!其奈英法意日之不讚成何!”這就好像外科醫生對人說道:“我之隻鋸箭杆,而不取箭頭者,非外科醫生不盡力也,其奈內科醫生袖手旁觀何!”

    他繼此而再事追究:威爾遜是個老教書匠出身,是一個書呆子,何以懂得“敲鍋法”、“鋸箭法”呢?經他多方考察,才知他背後站有一位軍師豪斯大佐,是著名的陰謀家,是威爾遜的靈魂。威爾遜得被選為總統,他出力最多;威爾遜的閣員,大半是由他推薦的。所有美國絕交參戰啦,山東問題啦,都是此公的主張,他專門唱後台戲,威爾遜不過是登台的傀儡罷了。但威爾遜之聽信此公,等於劉邦之聽信張良。我們既承認劉邦為厚黑聖人,就唿威爾遜為厚黑聖人亦非過譽。一般人都以為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是失敗了的;殊不知他的失敗,正是他的成功。他當美國第二十八代的總統,試問從前二十七位總統,彰彰在人耳目的,究有幾位?恐怕除了華盛頓林肯二人鼎鼎大名而外,就要推威爾遜了。任人如何批評,他總算是曆史上的有名人物。問其何修而得此?無非是善用“敲鍋法”、“鋸箭法”罷了。假使他不懂點“厚黑學”,不過混在從前的二十幾位總統中間,姓名若有若無,“威爾遜”三字安得赫赫在人耳目?由此知“厚黑學”的功用:成則建千古不朽的偉業,敗亦可留大名於宇宙的。

    宗吾對於列強的對策,是主張組織“弱小民族聯盟”的。他說當時的巴黎和會,聚世界厚黑家於一堂,鉤心鬥角,仿佛一群拳術家,在擂台上較技,我們站在台下,已經看得清清楚楚,當用何種拳法才能破他們,但是台上人反漠然不覺。當初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的主張,大得弱小民族的歡迎,而深為英法日意所不喜,足知“民族自決”四字,可以擊中列強的要害。及至日本提出“人種平等”案,威爾遜就啞口無言,而“民族自決”案,也無形打消,足知“人種平等”四字,又可擊中歐美人的要害。似此,我國如出來提倡“弱小民族聯盟”,把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案,和日本的“人種平等”案,合一爐而冶之,豈不更足以擊中他們的要害嗎?

    宗吾關於“厚黑救國”的言論,在這裏是說不完的。此外,他更談到思想的獨立,談到“厚黑”的麵麵觀,談到他作書的文體,談到許多好友的種種情事。這些妙趣橫生的文字,從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華西日報》上,每天發表一二段,積若幹字即刊印一冊,至次年五月,共刊印三冊,以後又加以增刪,即為合訂本,這便是他有名的《厚黑叢話》。這叢話,他本想無限止地繼續寫下去,將他的觀察所及,無論是上天下地,物理人情,統統用隨筆式的體裁把它寫出來;不意正在按日發表的時候,四川省政府突然奉到中央的命令:“嚴予禁止,以遏亂萌!”於是《厚黑叢話》就隻得中斷了。但隻就發表的部分看來,已是巒峰重重,群壑競秀,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的。

    他在前期發表的《厚黑傳習錄》,是記載他與眾人的談話;此次的叢話,是把傳習錄的範圍擴大了,內容包括四種:(一)厚黑史觀;(二)厚黑哲理;(三)“厚黑學”的應用;(四)“厚黑學”發明史。其立論的方式,完全是自由的,想說什麽,就說什麽,口中如何說,筆下就如何寫。或談古事,或談時局,或談學術,或追述平生瑣事,高興時就寫,不高興就不寫,或長長地寫一篇,或短短地寫幾句,或概括地說,或具體地說,總是隨其興之所至,不願受任何的拘束。他寫這些文字的時候,如引用某事,或某種學說,而案頭適無此書,就用蘇東坡“想當然耳”的辦法,依稀恍惚地寫去,以免打斷興趣。他說寫這類文字,和講考據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種見解,憑空無從說起,隻好借點物事來說,引用某事某說,猶如使用家夥一般,把別人的偶爾借來用用就是了。若無典故可引,就杜撰一個來用,亦無不可。這好比莊子的寓言:是他心中有一種見解,特借鯤鵬野馬,漁父盜蹠來立論,隻求把胸中所見表達出來;至於鯤鵬野馬是否有此物,漁父盜蹠是否有此人,他是一概不問的。

    他是主張思想獨立的人,所以他說:“宇宙真理,明明是擺在我們的麵前,我們自己可以直接去研究,無須請人替我們研究。古今的哲學家,乃是我和真理中間的介紹人,他們所介紹的,有無錯誤,不得而知,應該離開他們的說法,直接去研究一番才是。”有一個朋友,曾讀到他叢話中的文字,就對他說:“這些問題,東西洋哲學家,討論的很多,未見你引用;並且學術上的專有名詞,你也很少用;可見你平時對於這些學說,還是欠研究的。”哪想他聽了這話,也不答辯,反把平日所作的文字檢出來,凡引有哲學家的名字,及學術上的專有名詞,竟盡量刪去。如果名詞不夠用,他就自行杜撰,直抒胸臆,一空依傍。偶爾引有古今人的學說,總是用自己的鬥秤,去衡量古今的學說;不是用古今人的鬥秤,來衡量自己的學說。換言之,乃是他去審判古今的哲學家,不是古今的哲學家來審判他。因此,他常對人說:“中國從前的讀書,一開口就是詩雲書雲,孔子曰,孟子曰;戊戌政變以後,一開口就是達爾文曰,盧梭曰;後來又添些杜威曰,羅素曰,純是以他人的思想為思想。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樣,自己也不伸頭去窺察一下,未免過於懶惰了!假如駁我的人,引了一句孔子曰或孟子曰,即是以孔子孟子為審判官,以四書五經為新刑律,叫我來案候審;引了一句達爾文諸人曰,即是以達爾文諸人為審判官,以他們的著作為新刑律,叫我來案候審。像這樣的審判,我是絕對不到案的。”有人問他道:“要誰人才能審判你呢?”他說:“你就可以審判我。以你自己的心為審判官,以眼前的事實為新刑律,例如說道:李宗吾,據你這樣說,何以我昨日看見一個人做的事不是這樣?今日看見一隻狗也不是這樣?可見你說的道理不確實吧!如果能夠這樣地判斷,我任是輸到何種地步,都要與你立一個鐵麵無私的德政碑。”他這種獨立自由的意思,充滿了他的《厚黑叢話》中。但他並不是野馬狂奔,卻有他一定的觀點和原理,那便是他本店自造的《厚黑史觀》和《厚黑哲理》。請看他自己的說明吧:

    我們用厚黑史觀去看社會,社會就成為透明體,既把社會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會的辦法。我時於經濟、政治、外交、與夫學製等,都有一種主張,而此種主張,皆基於我所謂厚黑哲理。我這部叢話,可說是拉雜極了,仿佛是一座大山,滿山的昆蟲鳥獸,草木土石等,是極不規則的;惟其不規則,才是天然的狀態。如果把它整理得厘然扶然,極有規則,就成為公園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參加了人工,非複此山的本來麵目了。我把胸中的見解,好好歹歹,和盤托出,使山的全體顯現,有誌斯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補充之,冗蕪者刪削之,錯誤者改正之。開辟成公園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處房子也好;抑或捉幾個雀兒,采些花草,拿迴家中賞玩也好;如能大規模地開采礦物,則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點藥去醫病,撿點牛犬糞去肥田,也未嚐不好。我發明“厚黑學”猶如瓦特發明蒸汽,後人拿去紛紗織布也好,行駛輪船火車也好,開辦任何工業都好。我講的厚黑哲理,也是無施不可,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有能得我之一體,引而申之,就可獨成一派,孔教分許多派,佛教分許多派,將來我這厚黑教,也要分許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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