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有懷抱

    我在前麵介紹的可以作宗吾一生思想中心的那篇《心理與力學》,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他才肯拿出來交給成都《新四川日刊》連續發表。在以前,大家都知道他是講“厚黑學”的,知道他是為堅決主張施行考試製度幾乎被學生打死的。他雖是對世界風行的學說頗有研究,對解決社會問題頗有獨見,對改革教育製度尤具苦心。即對自身擔任的省視學一職,也是求著如何做到合理的地步;但是這一切一切,當時的人是不能了解他的。他們所揣想他的,必以為此人是詭計多端,否則也是一位玩世不恭者。他查學所到的地方,無不是盡心盡力,去幫助辦學的人解決困難,或是鼓勵他們熱心教育;但得到的報酬,往往是被呈控,被發攻擊的傳單,第一大罪,就是說他講“厚黑學”。由此而推演下去,便說,他既是提倡麵厚心黑,他自己必首先是麵厚心黑,他既是麵厚心黑,更何事而不可為呢?於是由第一罪狀,而第二罪狀……以至於十大罪狀,是不難羅織成的。大概這些可笑的情形,如今四川省府和教育廳還有案可稽吧。但自他的《心理與力學》發表以後,一般知識界的人士,就對他忽然改觀了。同時在這一年中,他把曆年來經研究所得寫出的文字,刊印一單行本,叫做《宗吾臆談》。臆談者,隻是他自己的一種臆說,不敢說是定理,讓學術界及社會人士給他一種嚴厲的批評;但很少是對他不佩服,不心折,而更有若何訾議的。那本書所收入的文字,除已經差不多算是定本的《厚黑學》外,更有《我對於聖人之懷疑》、《心理與力學》、《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考試製之商榷》、《學業成績考察查之計劃》、《推廣平民教育之計劃》若幹專論。關於前兩種的要點,我已寫入《厚黑教主別傳》中,不再贅述。以下各篇的要點,就是我在以上各章中業已介紹了的。其中《心理與力學》和《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後來都加以研究擴充,刊為專書,流傳於世。前者幾經修正,直到他臨死的前一年(一九四二年),才算成為定本。後者於修正後,改名為《社會問題之商榷》,這書他自己並不十分滿意,所以在他臨死的前二年,更寫了一篇專論《改革政治經濟之我見》,來替代此書。《考試製之商榷》後來也略加修正,附有若幹文件,刊為專書流行。我們可以說,一九二七年,才是整個的李宗吾向社會人士正式揭幕的一年。

    這時他已是近五十歲的人了,平日體質又不甚健康,省視學的職務,是終年奔波勞碌的,計他自一九二一年再任省視學,算來已六七年了,很可找個機會休息一下,他自問對於教育上的意見,可說是貢獻的已不算少;假使全省的教育界人士,上下調協,采納他貢獻的種種方案,一齊動員起來,文盲的掃除,中小教育的發展,必是不難實現的。就是單照他在自流井試行的學業成績考查辦法,各縣一齊仿行起來,也是很容易做到教育普及的。他肯出而再任省視學的目的,也無非是借著身在其位,即可以謀其政,庶乎可以把他的教育意見貢獻出來,讓大家由研究而至於實施。尤其主要的,他以為閉門造車,固然是不能合轍;但完全模仿歐美的辦法,也未必適合於國情。因此,他也要借著這視學的職務,可以到各地去考察現行教育的實際情形,何者宜提倡,何者宜改革,何者立刻即辦,何者逐漸進行,然後再按此時此地的需要,來決定教育上的實施方案。所以我在前麵所列舉他的種種主張,種種辦法,既不中,又不西,既不守舊,又不趨新;也可以說是亦中亦西,亦舊亦新;這正可反映中國教育在過渡時期的實際需要來,因為他的主張和辦法,不是由“閉門造車”得來的,也不是由模仿歐美得來的。就憑他在教育上的一些貢獻,一段努力,或者說是一種功績,也應讓他略資休息了。

    適逢他的許多著作正在他想要倦勤的時候公表於世,突然惹起了各界的重視,於是這方麵也要拉他,那方麵也要爭他,都被他一概謝絕。可是他的謝絕,並不是自高身價,也不是沽名釣譽;他是看到世事不可為了,自問沒有力量出來擔當大任,甚且在現實政治的旋渦中,即想潔身自好也是很難保持的。他自民國初年,即已絕意政途,如萬不得已,出任政治上的工作,也隻有請求擔任低級的職務,這層我在前麵已是敘述過了。在這方麵說,他的心理,實在和人家不同:人家做官,是願意越做越大;他做官,是願意越做越小。在另一種意義上說,他這種態度,是消極的,不革命的;但是他孤掌難鳴,當年誌同道合的朋友,大半都死去了,黑暗勢力越來越大,所以他自忖爝火之光,是不易衝破黑暗的。他早已看慣各省軍閥們的全武行帶打,更看慣四川一省的蠻觸相爭,這些英雄好漢們,看起來是劍拔弩張,有不可一世之概,其實對國家的興建上,是消極而又消極,破壞而又破壞的。至於舉國的政治人物:有的則唯恐天下不亂,借以朝秦暮楚;有的則托庇在槍杆之下,足以逞快一時;此外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隻因他看慣了這些現象,所以才有《厚黑學》的出世。《厚黑學》出世了,他也隻有退出局外,冷眼作壁上觀了。但他對於人民大眾,青年學子,依然是不失望的,所以才有十餘年來在教育上的一番努力。他在這種培養國本的事業中,不惜被打,被控告,被發傳單,他仍是興致勃勃地幹去,一直到他在教育上的主張和辦法,統統貢獻出來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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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他先後充任劉文輝劉湘部中的顧問及編撰委員;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又改任省府的政聞編審委員。我們看他數十年來的做人、為學,以及平日的抱負,他豈是想借著一時顯赫的軍人有所貪圖嗎?古來的高士,原有隱於朝、隱於市、隱於山林的不同。隱於山林的人,多半是矯俗立異,自高而卑人,還有“身處江湖之上,而心在廊廟之中”的,這等人可說是隱而不隱;隱於市的人,那是願意“和光同塵”,既不矯俗,也不立異,但他過去的一段生平,總不能為眾人所忘,這等人,仍可說是隱而不隱;唯有隱於朝的人,權且處在一種清閑的位置,在一般人看來,他還是做官,不用另樣的眼光去看他,在當權的人看來,以為這個人還算就範,也不怎樣地疑忌他,但他本人則正是“身處廊廟之中,而心在江湖之上”的,這等人,可說是隱而不隱,不隱而隱,是謂之真隱。宗吾當時處身的方式,當是屬於這一類吧。他本是好主張好做計劃的人,但他在二劉的軍部中,不聲不響,沒有聽說他做過什麽主張,出過什麽計劃,於此就可以看出他的心跡了。

    他那時也不願交朋友,隻和幾個潔身自愛的熟人,還有來往,經常是獨自一人,坐坐茶館,遊遊公園的,聽當時的成都人談:宗吾在茶館中,往往一坐半天,閉目凝神,似乎在作遐想,也不知他想些什麽。有時在公園中的樹陰遮蔽處,獨自一人在散步,見有熟人來,則好似不經意地掩藏起來,真是遊魂般的生活。據我所知:他那時似乎有一位好友,就是全國聞名的“姑姑筵”餐館的老板兼廚師黃敬臨老先生,此人真可說是隱於“庖刀”者,不信,有宗吾為他撰的《食譜》序為證:

    我有個六十二歲的老學生黃敬臨,他要求入厚黑廟配享,我業已允許把他寫入《厚黑叢話》。大家想還記得,他在成都百花潭側,開一“姑姑筵”,備具極精美的肴饌,招徠顧主,大家或許光顧過。昨日我到他公館,見他正在凝神靜氣,楷書《資治通鑒》,詫異道:“你怎麽幹這等事?”他說:“我自四十八歲以後,即矢誌寫書,已手寫十三經一遍,補寫《新舊唐書合鈔》、《李善注文選》、《相台禮記》、《坡門唱和集》各一遍;現在打算再寫一部《資治通鑒》,以完夙願。”我說:“你這種主意就錯了!你從前曆任射洪、巫溪、滎經等縣知事,我遊跡所至,詢之人民,你的政聲很好,以為你一定在官場努力,幹一番驚人的事業;歸而詢知你退為庖師,自食其力,不禁大讚曰:真吾徒也!特許入厚黑廟配享。不料你在幹這等生活!須知古今幹這一類生活的人,車載鬥量,有你插足之地嗎?庖師是你的特別專長,棄其所長而與人爭勝負,何苦乃爾!鄙人所長者是厚黑學,故專講厚黑學;你所長者是庖師,不如把所寫十三經《文選》與夫《資治通鑒》等,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譜》,倒還是不朽的盛業。”

    敬臨聞言,頗以為然,說道:“往年在成都省立女子師範,充任烹飪教師,曾分:熏、蒸、烘、爆、烤、醬、炸、鹵、煎、糟十門,教授學生,今打算就此十門,條分縷析,作為一種教科書,但茲事體大,苦無暇晷,奈何!”我說:“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為你計,每日高興時,任寫一二段,以隨筆體裁出之,積久成帙,有暇再把它分出門類;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寫出,將來老病侵尋,雖欲寫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敬臨深感餘言,乃著手寫去。

    敬臨的烹飪學,可稱家學淵源。他的祖父,由江西宦遊到川,精於治饌,為其子聘婦,非精烹飪者不合選。聞陳氏女在室,能製鹹菜三百餘種,乃聘之,這便是敬臨的母親。於是以黃陳兩家烹飪法冶為一爐。清末,敬臨宦遊北京,慈禧後賞以四品銜,供職光祿寺三載,複以天廚之味,融合南北之味,敬臨之於烹飪,真可謂集大成者矣。有此絕藝,自己乃不甚重視,不以之公諸世而傳諸後,不亦大可惜乎?敬臨勉乎哉!

    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我嚐笑:孔廟中七十子之徒,中間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者外,其大半則姓名亦在若有若無之間,遑論功德?徒以依附孔子末光,高坐吃冷豬肉,亦可謂借且濫矣。敬臨撰《食語》嘉惠後人,有此功德,自足廟食千秋。生前具美饌以食人,死後人具美饌以祀之,此固報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貴自立,敬臨勉乎哉!

    孔子平日飯蔬飲水,後人以其不講肴饌,至今以冷豬肉祀之,腥臭不可向邇。他日厚黑廟中,有敬臨配享,後人不敢不以美饌進。吾可傲於眾曰:吾門有敬臨,冷豬肉可不入於口矣!是為序。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李宗吾,於成都由宗吾這篇文字看來,敬臨非一當代的奇人而何?他曾蒙慈禧太後的賞識,曾曆任各縣的知事,而且政聲很好;忽然由士大夫階級,一退而為廚師,若不是別具懷抱的人,可以斷言他萬萬不能,他做了廚師以後,竟於事務之暇,一連楷書十五年的古籍,而猶不中輟,這種修養功夫,更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計他所抄各書,如連《資治通鑒》已抄完的話,當不下數千萬言。以這樣具有毅力的人物,在過去又有政治上的經驗,倘若出而為國家社會做任何的事業,還怕沒有成績嗎?但他甘心退而開飯館,為廚師,這不能說與時代環境沒有關係吧。宗吾不結交王公大人,不和趨炎附勢的世人為友,獨對敬臨大為賞識,一隱於朝,一隱於市,真可謂無獨有偶了!

    宗吾在那幾年中,身子是清閑的,但腦子絕不是清閑的。他天天在研究,天天在思考。他繼續研究他的“心理與力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中國學術,研究民主政治等。當中央定期召開國民大會時,他又研究製定憲法問題;抗戰軍興,他更草擬抗日計劃。他在茶館中閉目凝神,在公園內獨步徘徊,正是思考他研究的種種問題。不知他幾經醞釀,才又寫出了以下的文字:(一)《厚黑叢話》,刊為單行本;(二)《中國學術之趨勢》,刊為單行本;(三)《達爾文學說之修正》、《克魯泡特金學說之修正》、《經濟政治外交三者應采用合力主義》,這三篇是《心理與力學》一書的補充,合刊單行本;(四)《製憲私議》、《抗日計劃之商榷》,合刊單行本,書名為《製憲與抗日》。這是他在十年清閑的歲月中,另一階段的大收獲。我想在以下的各章中,將他這些作品的內容,扼要地介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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