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試驗，一種計劃
宗吾在省視學的任內，可說是無時無刻不在為教育上想辦法。上麵是說他主張考試製的建立，各學程畢業考試，無論是在校的，不在校的，一律準他們參與考試，由政府委派專員，主持此事。但他並非隻知重視畢業考試，而不注重平時。平時的考試，他是更為看重的，因此他作了一篇《學業成績考查會之計劃》，首先請求在他的故鄉自流井試辦——其實自流井也在他的視學區域之內。他設立的學業成績考查會，是約集地方教育界人士，籌備經費，每月會合在校學生，及私塾自修學生，按照部定科目，會考一次，及格者從優給獎，鼓勵學生的興會；而貧生得獎，更可以繳納學費，或購置書籍，不致因貧廢學。考試科目，及所用教科書，均先期公布，使私塾自修學生，預為肄習。張榜時注明肄業地點，及校長或塾師的姓名，以資比較，使學校與私塾，互相競爭。這是辦法的大概。
此項辦法，是重在提倡私塾，並借以警覺正式學校。但是還有困難的地方，因為國文國語等科，私塾教師大半能教，其他各科也有能教的，唯有工用藝術、象形藝術、音樂體育等科，如其要考，則私塾一向無此科目，一定考不及格，學生就會絕跡不來，有失提倡私塾的本旨，如其不考，則公家所辦的學校，就會把這些科目拋棄。於是他主張先把這些科目指定範圍，明白宣示。例如第一次考試象形藝術，通告上規定作四個圖，考試時可擇試一圖；工用藝術，規定做兩種物件，音樂規定兩首歌，體操規定某某段，考試時擇試其一，這樣各私塾也就可以按照學習。第二次又另行規定幾種，過了數次之後，把私塾引上路了，通告上又把這些科目改為某科用某種教科書，私塾就不感困難了。同時，還聘有私塾指導員，巡迴指導。考試算學時，並考試珠算，規定用舊式算盤書，取其私塾教師及學生父兄，多能指導，而且便於實用。考試科目，有必考的，有擇考的，可由主考人臨時酌定，不讓學生事先知道。試場外擺列桌子數張，分派教員數人，專司非筆試的考試，如學生交卷出來，即命他在某處打算盤，某處講故事，某處唱歌等。試卷用彌封，無論及格與否，批閱後一律發還。榜上注明某某先生評閱某科，所以閱卷的先生，也十分認真。每次以平均滿六十分為及格。後來發現一個弊病，有的學生投考幾次，因見榜上無名，就興味索然，不想來考了。因此，他和與事人商量，把那六十分以下的，再擇些出來，列為副取，也略為發獎。如此用錢不多，取錄一批人，這些人迴去，一定要用功，想著下次考入正取。這就好像彩票的對尾，凡是買彩票得了對尾的人，下次還想再買。
經他如此試辦之後，所有自流井一帶的學校私塾的教師學生，無不興奮起來，教者盡心教，學者也努力學。當時有許多人向他說：“你這個法子真好！我們是外行人，不經這一考試，家中的老師究竟好不好，我們怎能知道？”於是教師學生及家庭的心理，就可窺見一斑了。他以為教師與學生，不必用法令強迫他，或是派人去督促他，他們自己是知道著急的；但是把學生的競爭心提倡得過高了，於青年的腦力也有妨害，又當隨時告誡教師，使他們注意，他又向坊間去調查，問他們教科書銷售如何，他們都說一連銷去好幾批了，購者還是絡繹不絕，於是他知道私塾是改良了，從教科書銷數的增加，便是經書雜書減少的明證。
當時自流井的教育經費，是很不充足的，各校教員的待遇，自然也很微薄。他便特許各校的小學教師，自由征收學費，並可仿照先年議學金的辦法，隨家境的貧富，定出錢的多寡，有人說：“教員收費應加以限製吧，否則他們會任意多收的。”他說：隻規定極貧的學生免征一條就是了。他們有錢之家，是擔負得起的，我們何苦替他們儉省，使教師們餓著肚皮去教他們的子弟呢？但是教師征收學費，他自己也會酌量情形；如果取多了，學生會往私塾去，他校中無人來學，於他是很不利的。他以為教師越認真，來學的越多，教師的收入就越增加，勞力與報酬成正比例，這是一種天然的獎金。公家給教師獎金，還有考核不公的毛病；唯有這種天然獎金，教師如不能得，隻有怪自己，不能怪他人。因此，他主張與其籌款獎勵教師，不如籌款獎勵學生，學生得獎，教師得名，教師有了名譽，天然的獎金，即隨之而至。他所主張的成績考查會，正是公家拿錢獎勵學生的，但學生又拿錢去繳納學費，仔細推尋起來，公家的錢還是人於教師之手，不過由學生方麵周轉一次罷了。學生想得獎，非認真用功不可；教師想增加收入，非認真教授不可。其實公家出錢是一樣的，但多此一番周折，效果就迥然不同了。
他這種成績考查法，是提倡私塾與學校競爭。學校對於私塾，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如果私塾學生，占了優勝，學校就沒得麵子了。學校的教員，報酬雖是微薄，總是得了公家的錢；私塾未得公家一文，而其成績反在學校之上，相形之下，未免太難為情。所以實行這種辦法，各學校是特別戒嚴的，自然成績就好起來。凡當塾師的，隻要他的學生考取了，他就要稱讚現行教科書的好處，表彰他自己的本領，這種塾師，也就變成改進教育的勸學員了。假使私塾發達起來，人人都願送子弟人私塾，就不妨把小學教育，讓給私塾去辦。剩下的學款，可以拿來辦平民讀書處，教授力不能入私塾的學生；或是辦師範學校，儲備私塾教師；或是增加每月考試的獎金；或是添設公共實驗所及公共導師。到了這種地步，就無妨承認私塾是小學教育的主體，公家隻是設法補助私塾的不及就是了。
當時四川各縣私塾的數目，大約十倍於初小學校。全縣私塾的學金，和供給先生的夥食費，合計起來，大約也是十倍於全縣初小學校的經費。他以為興設學校，籌款既很困難，私塾中藏有這樣大的一筆款，就該設法使它發生好的作用。學校與私塾的區別：一是照章教授，一是不照章教授。若是想出方法，誘導各私塾，也肯照章教授，便是憑空添了十倍的學校。私塾中藏有巨款，仿佛山中藏有金銀礦一般；如此每月的考試獎金，也不過是開礦的一點費用罷了。因此可以說，他所舉辦的那個成績考查會，猶如設立一個大規模的小學校，那些私塾，可認為是他們的分校。分校的校舍校具，薪金夥食，都由學生自備；唯有舉行月終考試時，學生來本校試驗一次。他從此著想，實覺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可說是用少數的金錢，收到最大的效果。——這是他在自流井舉行“學業成績考查會”簡要的敘述。
此外他對於平民教育，也是計劃周詳，當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四川分會，選舉董事，宗吾被選為董事之一。會中希望他發表意見，他便作了一篇《推廣平民教育之計劃》。那篇文字，可以說是補《考試製之商榷》及《學業成績考查會之計劃》所未及的。
他看到當時有些地方，私塾日益發達，許多家庭都甘願出錢把子弟送入私塾，學校日益退化，以致學生寥寥，有名無實。依他的意見，各地有名無實的那些初級小學，不妨改為平民學校，內容可取私塾的組織，個別教授，有讀整天的，有讀半天的，有讀一二小時的，有來問字的，均可聽其自便。每逢趕場的日期（“場”即四川鄉鎮中交易的處所，每隔幾日，人民前往買賣，名曰趕場），教師並可兼負講演的責任。籌措學款，既是非常艱難，即不妨把平民教育、社會教育、通俗教育及義務教育等項，合為一起辦理。一般貧民，並非不知讀書的好處，實在是為生活所迫，要謀衣食，不能來讀。若是有這樣的一種平民學校：聽人民來去自由，一麵謀衣食，一麵來讀書，學者不感困難，自然就容易推行了。初級小學的弊病，在分班教授，按鍾點授課；民間早膳午膳，早晚不一，學生來校，自然先後不齊，又學生常常耽誤時間，缺課甚多，也是補不勝補。各家父兄，見課本中有許多未教，就很不滿意，因之把子弟送入私塾，而私塾的組織，恰能彌補這種缺陷，這也是私塾發達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主張初級小學的內容應該改組，平民學校也應該改組。通常的平民學校，大半是夜間授課，因為做工的人，到了夜間才得暇；但情形各有不同，白日也有得暇的。如果平民學校的教師，白日夜間都在校內，來學的人就很感便利了。
他以為平民教育，應該擴大辦理，教育一般民眾，不僅僅教不識字的人。吾國人民，除一字不識者外，有讀過一二年書的，有讀過三四年書的，還有些人讀書雖多，對於時局卻茫然不知，其程度是參差不齊的；兼之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些是有職業的，有些是無職業的，種種情形，也是萬有不齊。因此供給人民所讀的書籍，也應該萬有不齊，方能與他們相應。民間通行的讀物，都是印版書；唱本戲本一類的，他們尤其喜歡看。主持平民教育的機關，就應該順著這種趨勢辦法，多征集些著作品，或白話的，或淺近文言的，都不必拘定，總以富於趣味為主。通行的唱本戲本，字跡非常惡劣；但因為富於趣味，詞句淺顯，隻要讀過一兩年書的人就能看，間有不認識的字，也可以意會。因此編著平民讀物的人，或用教科書的體裁，或用戲本小說的體裁，或用功世文、三字經、四字經，以及其他各種體裁，當應有盡有。更可把外國壓迫我國的情形，諸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實，和其他應該知道的常識，分別編入，把字跡刻端正些，發交賣唱本戲本的人，沿街售賣，並派人講演。人民縱有不認識的字，有不了解的意義，但有了問難的地方，他們讀起來，一定很有趣味，輾轉傳播，如此人民的程度，自然就培養起來了。
他主張各街宣講“格言”的人，和在茶館內說“評書”的人，應該由教育局把他們召集起來，傳習改良，授給他們一些新知識，把應該供給民眾的讀物，叫他們拿去傳播，講給眾人聽，這等人的語言態度，與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們說的話，眾人都肯聽；若是上流社會的人去講，反覺得是異言異服了，所說的話，必不能深入人心，這就好比孔子出遊時所發生的一段故事一樣：當年孔子出遊，他的馬吃了農人的禾苗，農人把馬牽去，孔子叫子貢去要，子貢百般解說，農人堅不肯還；孔子又叫馬夫去要，馬夫幾句話，說得農人歡歡喜喜，就把馬送還了。因為子貢與農人，知識不相等，說的話是隔閡的；馬夫與農人，知識很接近，一說就投機。所以教導民眾，不可不明白這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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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為現在阻礙文化的，就是教科書有版權一事。我們中國，本來是讀書很自由的；改行學校而後，訂出種種法令，有了許多限製，讀書就不自由了。從前無所謂版權，如今所用的教科書，概有版權，人民不能自由翻印，於是購書也不自由了。外縣購置教科書很難，往往有錢也買不到書。他查學所見：有些初小教師，手寫教科書，拿與學生讀的；又有命大學生幫助小學生抄寫的，這就是“版權”二字生出來的現象。有了這種製度存在，教育怎麽能夠普及？所以他提倡平民教育，首先要自編書籍，放棄版權；促進會再征集各種讀物，加以審查，認為合格，即刻成木板或鉛印，把著者姓名印上，予以名譽上的報酬；把所有書籍的名目，公布出來，各處要購某種，隻要寄函到會，會中雇有工人代印，隻取紙本，不取工資版費，如有願翻印的，那就更好了，其刊版的用費，除募集外，並請求公家籌撥巨款；再則勸人捐資刊版，把捐者姓名，附刊版末。果能照此辦去，則曆年越久，存儲的版片越多，各種書籍都有，就與萬有不齊的程度相適應了。
他以為現行學製，處處都是束縛人的，因主張徹底改革。他認為施行教育，應該有三種方式：一是正式的學校，即現在的小學中學專科大學；二是私塾，即是現在有一般人，不願把子弟送入學校，願送人私塾，也應該聽其自便；三是平民學校，有些人不能入學校，又不能入私塾，就設這種平民學校去容納他們。另外再設一個考試製，立於其上，有來應考的，不管他男女老少，隻看他的程度，到了某個地步，就發給他某種畢業文憑，如此辦去，才可以多造就些人才。尤其現在的時代，是民眾的勢力，指導民眾，如得其道，自然有很大的利益，如不得其道，發生出來的弊害也是無窮的。所以他希望熱心救國的人，借平民教育，為指導民眾的機關，使民眾洞明事理，庶可為國家民族盡人民一分子的天職。
宗吾在省視學的任內，可說是無時無刻不在為教育上想辦法。上麵是說他主張考試製的建立，各學程畢業考試，無論是在校的，不在校的，一律準他們參與考試，由政府委派專員，主持此事。但他並非隻知重視畢業考試，而不注重平時。平時的考試，他是更為看重的，因此他作了一篇《學業成績考查會之計劃》，首先請求在他的故鄉自流井試辦——其實自流井也在他的視學區域之內。他設立的學業成績考查會，是約集地方教育界人士，籌備經費，每月會合在校學生，及私塾自修學生，按照部定科目，會考一次，及格者從優給獎，鼓勵學生的興會；而貧生得獎，更可以繳納學費，或購置書籍，不致因貧廢學。考試科目，及所用教科書，均先期公布，使私塾自修學生，預為肄習。張榜時注明肄業地點，及校長或塾師的姓名，以資比較，使學校與私塾，互相競爭。這是辦法的大概。
此項辦法，是重在提倡私塾，並借以警覺正式學校。但是還有困難的地方，因為國文國語等科，私塾教師大半能教，其他各科也有能教的，唯有工用藝術、象形藝術、音樂體育等科，如其要考，則私塾一向無此科目，一定考不及格，學生就會絕跡不來，有失提倡私塾的本旨，如其不考，則公家所辦的學校，就會把這些科目拋棄。於是他主張先把這些科目指定範圍，明白宣示。例如第一次考試象形藝術，通告上規定作四個圖，考試時可擇試一圖；工用藝術，規定做兩種物件，音樂規定兩首歌，體操規定某某段，考試時擇試其一，這樣各私塾也就可以按照學習。第二次又另行規定幾種，過了數次之後，把私塾引上路了，通告上又把這些科目改為某科用某種教科書，私塾就不感困難了。同時，還聘有私塾指導員，巡迴指導。考試算學時，並考試珠算，規定用舊式算盤書，取其私塾教師及學生父兄，多能指導，而且便於實用。考試科目，有必考的，有擇考的，可由主考人臨時酌定，不讓學生事先知道。試場外擺列桌子數張，分派教員數人，專司非筆試的考試，如學生交卷出來，即命他在某處打算盤，某處講故事，某處唱歌等。試卷用彌封，無論及格與否，批閱後一律發還。榜上注明某某先生評閱某科，所以閱卷的先生，也十分認真。每次以平均滿六十分為及格。後來發現一個弊病，有的學生投考幾次，因見榜上無名，就興味索然，不想來考了。因此，他和與事人商量，把那六十分以下的，再擇些出來，列為副取，也略為發獎。如此用錢不多，取錄一批人，這些人迴去，一定要用功，想著下次考入正取。這就好像彩票的對尾，凡是買彩票得了對尾的人，下次還想再買。
經他如此試辦之後，所有自流井一帶的學校私塾的教師學生，無不興奮起來，教者盡心教，學者也努力學。當時有許多人向他說：“你這個法子真好！我們是外行人，不經這一考試，家中的老師究竟好不好，我們怎能知道？”於是教師學生及家庭的心理，就可窺見一斑了。他以為教師與學生，不必用法令強迫他，或是派人去督促他，他們自己是知道著急的；但是把學生的競爭心提倡得過高了，於青年的腦力也有妨害，又當隨時告誡教師，使他們注意，他又向坊間去調查，問他們教科書銷售如何，他們都說一連銷去好幾批了，購者還是絡繹不絕，於是他知道私塾是改良了，從教科書銷數的增加，便是經書雜書減少的明證。
當時自流井的教育經費，是很不充足的，各校教員的待遇，自然也很微薄。他便特許各校的小學教師，自由征收學費，並可仿照先年議學金的辦法，隨家境的貧富，定出錢的多寡，有人說：“教員收費應加以限製吧，否則他們會任意多收的。”他說：隻規定極貧的學生免征一條就是了。他們有錢之家，是擔負得起的，我們何苦替他們儉省，使教師們餓著肚皮去教他們的子弟呢？但是教師征收學費，他自己也會酌量情形；如果取多了，學生會往私塾去，他校中無人來學，於他是很不利的。他以為教師越認真，來學的越多，教師的收入就越增加，勞力與報酬成正比例，這是一種天然的獎金。公家給教師獎金，還有考核不公的毛病；唯有這種天然獎金，教師如不能得，隻有怪自己，不能怪他人。因此，他主張與其籌款獎勵教師，不如籌款獎勵學生，學生得獎，教師得名，教師有了名譽，天然的獎金，即隨之而至。他所主張的成績考查會，正是公家拿錢獎勵學生的，但學生又拿錢去繳納學費，仔細推尋起來，公家的錢還是人於教師之手，不過由學生方麵周轉一次罷了。學生想得獎，非認真用功不可；教師想增加收入，非認真教授不可。其實公家出錢是一樣的，但多此一番周折，效果就迥然不同了。
他這種成績考查法，是提倡私塾與學校競爭。學校對於私塾，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如果私塾學生，占了優勝，學校就沒得麵子了。學校的教員，報酬雖是微薄，總是得了公家的錢；私塾未得公家一文，而其成績反在學校之上，相形之下，未免太難為情。所以實行這種辦法，各學校是特別戒嚴的，自然成績就好起來。凡當塾師的，隻要他的學生考取了，他就要稱讚現行教科書的好處，表彰他自己的本領，這種塾師，也就變成改進教育的勸學員了。假使私塾發達起來，人人都願送子弟人私塾，就不妨把小學教育，讓給私塾去辦。剩下的學款，可以拿來辦平民讀書處，教授力不能入私塾的學生；或是辦師範學校，儲備私塾教師；或是增加每月考試的獎金；或是添設公共實驗所及公共導師。到了這種地步，就無妨承認私塾是小學教育的主體，公家隻是設法補助私塾的不及就是了。
當時四川各縣私塾的數目，大約十倍於初小學校。全縣私塾的學金，和供給先生的夥食費，合計起來，大約也是十倍於全縣初小學校的經費。他以為興設學校，籌款既很困難，私塾中藏有這樣大的一筆款，就該設法使它發生好的作用。學校與私塾的區別：一是照章教授，一是不照章教授。若是想出方法，誘導各私塾，也肯照章教授，便是憑空添了十倍的學校。私塾中藏有巨款，仿佛山中藏有金銀礦一般；如此每月的考試獎金，也不過是開礦的一點費用罷了。因此可以說，他所舉辦的那個成績考查會，猶如設立一個大規模的小學校，那些私塾，可認為是他們的分校。分校的校舍校具，薪金夥食，都由學生自備；唯有舉行月終考試時，學生來本校試驗一次。他從此著想，實覺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可說是用少數的金錢，收到最大的效果。——這是他在自流井舉行“學業成績考查會”簡要的敘述。
此外他對於平民教育，也是計劃周詳，當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四川分會，選舉董事，宗吾被選為董事之一。會中希望他發表意見，他便作了一篇《推廣平民教育之計劃》。那篇文字，可以說是補《考試製之商榷》及《學業成績考查會之計劃》所未及的。
他看到當時有些地方，私塾日益發達，許多家庭都甘願出錢把子弟送入私塾，學校日益退化，以致學生寥寥，有名無實。依他的意見，各地有名無實的那些初級小學，不妨改為平民學校，內容可取私塾的組織，個別教授，有讀整天的，有讀半天的，有讀一二小時的，有來問字的，均可聽其自便。每逢趕場的日期（“場”即四川鄉鎮中交易的處所，每隔幾日，人民前往買賣，名曰趕場），教師並可兼負講演的責任。籌措學款，既是非常艱難，即不妨把平民教育、社會教育、通俗教育及義務教育等項，合為一起辦理。一般貧民，並非不知讀書的好處，實在是為生活所迫，要謀衣食，不能來讀。若是有這樣的一種平民學校：聽人民來去自由，一麵謀衣食，一麵來讀書，學者不感困難，自然就容易推行了。初級小學的弊病，在分班教授，按鍾點授課；民間早膳午膳，早晚不一，學生來校，自然先後不齊，又學生常常耽誤時間，缺課甚多，也是補不勝補。各家父兄，見課本中有許多未教，就很不滿意，因之把子弟送入私塾，而私塾的組織，恰能彌補這種缺陷，這也是私塾發達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主張初級小學的內容應該改組，平民學校也應該改組。通常的平民學校，大半是夜間授課，因為做工的人，到了夜間才得暇；但情形各有不同，白日也有得暇的。如果平民學校的教師，白日夜間都在校內，來學的人就很感便利了。
他以為平民教育，應該擴大辦理，教育一般民眾，不僅僅教不識字的人。吾國人民，除一字不識者外，有讀過一二年書的，有讀過三四年書的，還有些人讀書雖多，對於時局卻茫然不知，其程度是參差不齊的；兼之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些是有職業的，有些是無職業的，種種情形，也是萬有不齊。因此供給人民所讀的書籍，也應該萬有不齊，方能與他們相應。民間通行的讀物，都是印版書；唱本戲本一類的，他們尤其喜歡看。主持平民教育的機關，就應該順著這種趨勢辦法，多征集些著作品，或白話的，或淺近文言的，都不必拘定，總以富於趣味為主。通行的唱本戲本，字跡非常惡劣；但因為富於趣味，詞句淺顯，隻要讀過一兩年書的人就能看，間有不認識的字，也可以意會。因此編著平民讀物的人，或用教科書的體裁，或用戲本小說的體裁，或用功世文、三字經、四字經，以及其他各種體裁，當應有盡有。更可把外國壓迫我國的情形，諸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實，和其他應該知道的常識，分別編入，把字跡刻端正些，發交賣唱本戲本的人，沿街售賣，並派人講演。人民縱有不認識的字，有不了解的意義，但有了問難的地方，他們讀起來，一定很有趣味，輾轉傳播，如此人民的程度，自然就培養起來了。
他主張各街宣講“格言”的人，和在茶館內說“評書”的人，應該由教育局把他們召集起來，傳習改良，授給他們一些新知識，把應該供給民眾的讀物，叫他們拿去傳播，講給眾人聽，這等人的語言態度，與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們說的話，眾人都肯聽；若是上流社會的人去講，反覺得是異言異服了，所說的話，必不能深入人心，這就好比孔子出遊時所發生的一段故事一樣：當年孔子出遊，他的馬吃了農人的禾苗，農人把馬牽去，孔子叫子貢去要，子貢百般解說，農人堅不肯還；孔子又叫馬夫去要，馬夫幾句話，說得農人歡歡喜喜，就把馬送還了。因為子貢與農人，知識不相等，說的話是隔閡的；馬夫與農人，知識很接近，一說就投機。所以教導民眾，不可不明白這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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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為現行學製，處處都是束縛人的，因主張徹底改革。他認為施行教育，應該有三種方式：一是正式的學校，即現在的小學中學專科大學；二是私塾，即是現在有一般人，不願把子弟送入學校，願送人私塾，也應該聽其自便；三是平民學校，有些人不能入學校，又不能入私塾，就設這種平民學校去容納他們。另外再設一個考試製，立於其上，有來應考的，不管他男女老少，隻看他的程度，到了某個地步，就發給他某種畢業文憑，如此辦去，才可以多造就些人才。尤其現在的時代，是民眾的勢力，指導民眾，如得其道，自然有很大的利益，如不得其道，發生出來的弊害也是無窮的。所以他希望熱心救國的人，借平民教育，為指導民眾的機關，使民眾洞明事理，庶可為國家民族盡人民一分子的天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