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打不死，又來！”
一九二二年，宗吾同省視學遊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見到南北各省學校辦理的成績，比較上雖不無優劣的差異，但同在現行教育製度束縛之下，是不會有理想的發展的。因此他考察歸來，即力主實行考試製，以救其弊。一九二三年下學期，成都開“新學製會議”，他便同幾位省視學，及會員多人，提出考試案，開會討論，未蒙通過。會畢，他即單獨上一呈文，主張各校學生畢業，應由政府委員考試，即後此十年教育部才頒令全國的會考製度。他於呈文中列舉理由十六項，並請在原籍富順試辦，經省署核準，委他為主試委員，一九二四年暑假舉行，後來推廣於川南各縣。一九二五年年假，敘州府聯立中學學生畢業，他複為主試委員，考了幾場，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他拖出寢室，痛打一頓。據他說，打時秩序非常之好，全場靜悄悄，學生寂無一語，他也默不做聲，學生隻是打，他就隻是挨，學生打夠了，臨走，罵道：“你這個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他躺在地下，想道：“隻要打不死，又來！”學生走後，他請宜賓知事來驗傷，將傷單粘卷，木棒啞鈴，存案備查，次晨，又請該校鄧校長到床前，他便口授電文，由鄧錄出，呈報上峰，曆述經過情形，末雲：“自經此次暴動，愈見考試之必要，視學身受重傷，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曆行考試，挽此頹風，生平主張，倘獲見諸實行，身在九泉，亦當引為大幸！”療養稍愈，即宣布繼續考試，他裹傷上堂，勒令全體學生，一律就試，不許一人不到，就是打他的學生也無例外；但場規較前更加嚴厲了，學生也隻得規規矩矩地考下來。事後，他特作一書，叫做《考試製之商榷》，說明考試的必要，尤其注重學製的改革，由教育廳印發各縣討論。他常常對人說：“不經這一次痛打，我這本書是作不出的，所以對於該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謝！”
他以為這次的挨打，是十分應該的，因為當時各地的學生，都在運動廢除考試，而他偏偏主張嚴格考試，又不曾宣布詳細的理由，哪能不挨打呢？自經這次苦打以後，他才得了一種覺悟，凡事固然重在實行，尤其重在宣傳，他之所以被打，是由於一般人對考試製懷疑，所以才生出反對的事來。王安石的新法，本來是對的，當他在鄞縣做官的時候，曾經試辦過，人人都稱便利。但他做了宰相，把他的新法推行天下，就遭了一個大大的失敗。要說他沒有毅力嗎？他是“天變不畏，人言不恤”的，其擔當宇宙的氣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說他的新法不好嗎？他死去以後，他的法子幾乎完全被人采用，還有許多法子一直行到今日，不過把名稱改一下或把辦法略略修正一下就是了。然則王安石何以當時會失敗呢？這就是他少了一層宣傳的手續。當時的名流，如司馬光蘇東坡諸人，都不能了解，一齊反對他，彼此各走極端，結果兩敗俱傷，不但人民吃虧，國家吃虧，反種下後來亡國的因素，真可說是不幸之至！假使王安石不亟亟實行，先從宣傳入手，把他的法子提出來，聽人指駁，取消那種執拗態度，容納諸賢的意見，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諸賢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經過長時間的辯論，然後折中一致，大家同心協力做去，豈不是很好的事嗎？宗吾心中有了這個見解，所以他把主張考試的意見，就發表了出來。
他主張施行考試製，並不專在考試的本身，是想借著這種製度，以求教育的普及，和造就真實的人才。他對於現在法定的學校，主張有兩種解放：第一種解放，是破除學校與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業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並不必限定年齡，使為工為商為農的，及早年失學的，都給他們一條出路；第二種解放，是學校內部的組織，得由教員體察情形，酌量變通，不必拘守那種死板的辦法，可隨學生的程度，為適宜的誘導。但有了這兩種解放，自然呈現一種紛亂的狀態，再設立一種考試製度於其上，懸出一定的標準去考試，於是參差之中，就寓於劃一之製了。
他說：人的本性，原是不齊的，現在的學校，處處求整齊劃一，他以為“整齊劃一”這句話，是戕賊個性的名詞。古時有個強盜，捉住人即按他在鐵床上，身比床長的，把他截短點，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長點。現在的學校，注重學年製，學年一滿，就可畢業，資質高的，把他按下去，資質劣的，把他拖起來，究竟學生感不感到痛苦，辦學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齊劃一”，試問這與鐵床主義，有何區別？青年個性，如此被戕賊的，就不知有若幹了。
現在的學校，是按鍾點授課。本日應授的功課，即使學生業已了解，鍾點一到，還是叫他們上堂聽講；其有程度太差，聽了茫然不解的，也要叫他們上堂聽講。因為不如此，就不算整齊劃一了！犧牲學生的精力與時間，去換取形式上的整齊劃一，這便是現行製度。實則所說的三年畢業四年畢業，並不是所習的學業，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畢，不過是講堂上規定了若幹鍾點，必須去坐滿罷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是四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現在的學校，也可以說是監獄式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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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在學校的組織法而言，管理人對於形式上負責任，鈴子一響，隻要他能把學生弄上講堂，他的責任就算盡了；教員對於時間負責任，隻要他每點鍾能在講堂上講過五十分鍾或講過四十分鍾，他的責任也就算盡了。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這本是很好的教授法，但如今用不著了，鈴子一響，就須上堂聽講，不憤者也要啟，不悱者也要發，學校的組織如此，怎麽會不生流弊呢？
拿斯密士的“分工原理”研究一下，就知道學校內的學生損失的勞力和時間，真是不可思議了。據斯密士的調查，一個人做針，每天隻能做二十枚；倘把做針的工作分開來，一個人拉，一個人截，一個人鑽，一個人磨……共分為十八人，每天可做八萬六千枚，平均每人每天做四千八百枚，所得成績增加二百多倍。現在學校的組織，每日要學幾種學科，每科以一點鍾為限，這就像一人做針，時而拉，時而截，時而鑽，時而磨是一樣，當然有許多勞力和時間，作為無益的消耗了。雖說學生肄習各種學科，與做針的情形不同；但明白了這個原理，就知道每點鍾改習一種學科，是最不經濟的。中學校應習的各科不該同時並進，所有各科學習的先後，和學習的時間，都應該酌量變通，取消那每天學習五六科的辦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許多。
若取一種未經學習過的學科，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著不了解的地方，往往鑽研許久，都不了解，一經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時發生了興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釋手，進行非常之快，比那教師講授的速度，真有天淵之隔，而且是自己鑽研得來的，心中也格外暢快。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時用猛火，到了沸騰後，改用微火，隻要能夠保持沸騰的溫度，雖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與猛火無異。凡人看書，有時發生興趣，津津有味，這就是煨肉到了沸點的時候，就該一直看下去，這是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時無故把它放下，隔許多時候又來看，自己也覺得興趣沒有先前那樣好，看下去就較為艱難了，這便是煨肉停了火的緣故。必要耐心再看許久，方才發生興趣。若把平日自己看書的經驗，下細思考一番，就可發現學校每一點鍾換習一科的弊病了。
例如學校內，學生上講堂，聽教員講某種學科，初時一二十分鍾，還沒有什麽趣味，這就是因為煨肉的水還是冷的。入後越聽越有趣味，就是到了沸點的時候了。忽然鈴子一響，改授他科，這就像肉還未煨好，就把罐子提開，改為煮飯一樣。學生又要經過一二十分鍾，才能發生興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時候，鍾點又到了，又須改授他科，這就是飯還未熟，又改而炒菜。每天學習五六科，改變五六次，結果時間耗費了，精力也疲倦了，所受的益處，依然沒有好多。
有人說：“每日功課，難易相間，才不虧腦力；每一點鍾換一種學科，使腦筋變換，才不受損傷。”宗吾對於這個說法，也有點懷疑。請問世間的事何者為難？何者為易？依他的解釋：（一）前進無阻則易，前進有阻則難，所以行平直的路易，行崎嶇的路難。（二）順其習慣則易，違其習慣則難，所以讀書人以寫字為易，挑擔為難，而勞工則以寫字為難，挑擔為易。當學生學習某種學科，正在津津有味的時候，如果聽他一直做下去，豈不是前進無阻嗎？忽然換一種學科喊他去學，這就像行路的人，正在順利前進時，忽然有了障礙，不得不折而他走是一樣。又學生正在發生興趣時，順著他的慣性讓他前進，自然是很便利的；為什麽要改授他科，阻止他的慣性呢？這明明是化易為難，何嚐是難易相間？我們也隻能講明這個道理，使學生自擇其所謂難所謂易，不能鑽入學生的腦中代擇其所謂難所謂易。學生習某科，他要想繼續下去，不肯中止，這是可以的；他自覺厭煩了，想另換一科，也是可以的。當純由學生自動。教師在旁邊輔導，隨時指點，卻不可強製他。這樣學生的進步，自然很快，腦筋也不會損傷。
工場的管理法，是以最少的消耗收最大的效果為原則，對於金錢材料勞力時間四者，俱有精密的計劃。金錢材料，不能妄費，自不必說；就是工人的勞力，與做工的時間，都是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不使他有絲毫的虛耗。如果用管理工場的眼光，來考察現在的學校，他那金錢材料勞力時間四者的虛耗，真要令人驚駭不已，幾乎無一個學校不是以最大的消耗收最小的效果，無怪乎教育日形退化。
現在的學製，勞力與時間的虛耗，既如上述，至於金錢材料的虛耗，更是所在多有。例如，各學校的儀器標本，封鎖的時候多，利用的時候少，為什麽不把它公開，使一般人都享受利益？這就是材料不經濟的地方。從前書院的山長，得了幾百串錢，那全書院的學生數十個，或是百多個，都由山長一人去教，此外沒有一個冗員；現在教育上的組織，就是拿錢的人多，教書的人少。教育廳設廳長、科長、科員、幾十個人，是拿錢不教書的；省設省視學若幹人，是拿錢不教書的；各縣設教育局長視學員，是拿錢不教書的；各中小學校校長，多半未擔任功課，是拿錢不教書的。從前書院時代，學生的品性，由山長負責，未另支薪，現在把它劃分出來，每校設管理員數人，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從前山長優厚，但他們可無須教書，實際上在教書的隻有所謂教員罷了，此外還有文牘、庶務、會計、書記等，都是拿錢不教書的。至於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員或學董，都支所謂車馬費，也是拿錢不教書的。拿錢不教書的人有如此之多，教育經費哪能不支絀？用了那麽多的金錢，費了那麽大的勞力，所得的結果，不過是造成一個讀書不自由的組織罷了。倘把所有的組織細加考察，無在不是荊棘叢生，諸多窒礙，維新之初，手訂學製的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其次則談到學校以外的情形：從前科舉時代，自然是弊病不少；但那個時代，卻有一個極好的精神，隻要立誌讀書，就有書可讀。國家衡文取士，隻問學業，不問貧富，試場之中，貧如乞丐的，富同王侯的，是一樣待遇，無絲毫的區別。現在學校的組織，完全是家資富裕的占便宜，學校的等級越高，所需的費用越多，於是高深的學問，就成為家資富裕的私有物了。貧苦人家的子弟，是終身得不到高深學問的；即使實行義務教育，也不過得點粗淺知識罷了。
但就全人民而論，貧窮的人多，富足的人少。現在的學製，隻有富家子弟才有入學的機會，貧家子弟，是在擯棄之列，立法未免太偏枯了。我們實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貧家子弟，多半奮勉，中國曆史上，許多名儒碩學，都是從貧寒的家庭出來的。若照現在的學製，繼續行下去，國家必要少出許多人才，無形之中就是受了極大的損失。
從前科舉時代，可以一麵謀生活，一麵自己用功，國家行使考試時，對於此等人，與在書院肄業的人，同樣待遇，沒有什麽歧視之心。現在學校的組織，定要身在學校之內，住上若幹年，才能承認他是某某畢業生；至於校外自修的，任他學問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認的，依然把他當做棄材。若把科舉時代名人的曆史一查，在他們未遇之時，有教學糊飯口的，有充當書傭的，有務農下力的；假若這些人生在今日，可以斷定他們永無出頭之日。現在充當小學教師和充當書記的一流人物，要想得個碩士博士，是終身不可能的，這不能不說是學製上的缺點吧。
宗吾既見到現行教育製度的諸多缺點，於是就想出一種補救的辦法。他以為學校中的學科，大半是可以自修的，最好讓學生自動去研究，教員可處於輔導的地位，不必死守學年製和鍾點製，但為要考查他們的成績，自當予以嚴格的考試。可是那些在校外自修的，也不可遺棄他們，隻要他們的學力，和某一學校階段的程度相當，亦應準其參與考試，考試及格，即當與在校學生同等待遇。因此他所主張的考試製，有兩個目的：一是杜絕學校的積弊，使天才優越的學生不受學年製的限製，而程度較低的學生，不能僥幸畢業；二是把學校開放了，使校外學生，亦能參加畢業考試，方可多造就一些人才。似此，則消極積極兩方麵，都可以顧到了。但他的意思，尤重在後一目的，他是以“求學自由”四字為主旨的，因此，現在學校的組織，非設法解放不可；欲求解放，非先把考試製確立了不可。
他主張舉行畢業考試時，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準其與考，正是想彌補上麵所說的缺點，使家務貧寒資質可造的學生，不至成為棄材；並且校內學生見有校外自修的與之競爭，萬一成績不及他們，豈不為人非笑？自己也就不能不用功了。所以考試時加入校外的學生，不惟不能妨害校內的學生，並且可以催促他們用功，同時可以成就校外的寒士，一舉兩得，又何苦而不為呢？公家所辦的學校，見有私塾與他競爭，恐怕相形見絀，自然也就不能不力加整頓了。
他這種主張，當時也生出許多疑難的問題，但他都一一地予以解答：
有人說：從前的科舉，注重文字，是可以自修的；現在的學科，有許多非經講授，是不易了解的，還有許多注重實驗，並不是課本上的知識，是更不能自修的。他說：這種見解，他是承認的，他從前也慮及此，所以他上的主張考試的呈文中，即說得多設補習學校，並可於適中地點，設公共理化室，圖書標本室，專聘教師，常住其中，許人自由請問等語，也就是救濟這種缺陷。他以為中學的課程，很多是可以自修的，間或有不了解的地方，隻要有人指示門徑，仍然可以循序進行的。他的主張，是先把考試製確定了，並且把校外自修生準其與考一層也確定了；然後基於考試製上，再想出種種方法去扶助它就是了，現在的學校，各置儀器標本一套，封鎖的時候多，利用的時候少，這是很不經濟的。依他的意見，可以各校共同置購，放在適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論講明白了，到了規定的時間，由各校把學生引到那個地方去實驗，如此辦法，一套標本儀器，可供幾個學校之用；並且還可以把它開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這種利益。如果有了這種設備，又有指導者居住其中，那些貧苦子弟，可以一麵謀他的生活，一麵抽暇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請問，倘若無人請問，就可赴公共場所請指導人指示，又有儀器標本可供實驗，所得的知識，即與在校的無異。自己把學問造好了，與在校學生受同樣考試，所得的結果，亦與在校者無有區別。如此辦法，那些貧家子弟，有出身之路，有求高深學問的機會，於文化上是很有增進的。
有人說：依照這種辦法，那個指導員就難以物色了，他必要學問極高深，又必須各種學科無所不通，各種書籍無所不覽的，方能勝任。他說：這也不必慮及，此事著手之初，可先就中學的課程，分科聘請專員，負指導之責；並可先把教科書標示出來的，指導員對於這幾部教科書，負充分指導之責，若來問的人，出了範圍以外，指導員如能了解，不妨先說與他聽；如不了解，就可謝絕他。如此辦去，隻消能夠充當中學教師的，就可充當指導員了，此項人才，又有什麽難以物色呢？先把中學程度的一步辦到了，中學以上的各科，再慢慢想法子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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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照你這樣的辦法，私塾學生也可畢業，現在的學生，豈不盡向私塾去了嗎？學校內還招得到學生嗎？他說：施行考試時，所考的是學校內應授的學科，並不在其他書籍中出題目，私塾如不改良，它的學生斷不會僥幸及格，自然學生不會到它那裏去，即使去了，也是要迴來的；如果它的學生考試能及格，可見他的私塾，業已改良，與學校無異，豈不是很好的事嗎？國家興設學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現在有私塾也在幫助造就，不支公家款項，造出的學生，又能合格，應當獎勵之不暇，又何必阻止它呢？如果私塾盡都改良了，學校的學生，全體都向私塾去，也是無妨的，正好把造就人才的事，讓與私塾去辦，國家隻消設一個考試製，去考試私塾的學生就是了。所有辦學校的款項，可移來辦平民學校，教育無力入私塾的學生，或是去辦高級的學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學科，豈不是很好嗎？所以私塾發達，是很好的事，並不是悲觀的事。但他所說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學校，未向政府立案者在內，不僅僅是指鄉村的私塾。
他又說：現在學界中的爭端很多，窮原竟委，細細推尋，可斷言有一大半是由於位置上的關係。這也無怪其如此：全省教育局長、與夫校長教員，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長、校長、教員的資格者，又是很多的，並且這種人才是逐年增加，實在是消納不完；兼之實業不發達，各項人才沒有出路，隻有匯集於教育之一途，怎能不起爭端呢？現在公家所辦的學校，頗為人所詬病，富厚之家，每出重金延師訓讀，所苦的就是得不到畢業證書，如果施行考試製，私塾學生，與在校學生，同樣地可以畢業，那些家資富有的人，把各項人才禮聘去充當教師，也就可以消納了。或者自己約集幾個朋友，組織私立學校，征收學費自行辦理，無形之中，又增加了許多學校，對於社會也是很有利益的，這類私立學校，互相競爭，大家都想辦好，自然教育事業就發達起來。公家所辦的學校，見有私塾與它競爭，恐怕相形見絀，就不能不整頓內容，於是公家的學校自然可以好起來。有了那些具有校長教員資格的人，去充當私家教師，那些腐敗的塾師，也就被天然淘汰了。
他查學所到的地方，往往有些校長對他說：“本年招收新生一班，投考的有數百人，我選取了幾十名，其餘很有些程度好的，因為額滿了，都未收入，我這班學生，程度很整齊。”他聽了這話，口雖不言，心中不免納悶。因為政府是要行強迫教育的，不就學的，還要勒令就學，為什麽想來就學的，反而叫他們廢學呢？調查未考取的那些學生的去路，除廢學而外，有往別處尋學校入的，也有投入私塾的，幸而尚有私塾這條路，不然，廢學的就更多了。
有人說：“現在學校內，教授各種學科，與中國舊學不同，不能不分班教授，每班程度不能不整齊，所以招收學生，不得不加以限製。”他說：“程度整齊，固然好；就是程度不齊，也未見得沒有辦法。現在學校內的國文、曆史、地理等科，中國舊學是有的；現在學校內的英文，是外國字外國音，從前講說文講音韻的，是研究古字古音，都是一樣的艱難；理化等科，也未見得比經學詞章艱深好多；至於數學一科，從前的經師也有精通的，並且程度很高，看他們所著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時的老師學生，並未取現在的形式，居然能夠把學生教得好，這豈是沒有辦法嗎？”
有人說：“你既如此主張，我如果充當中學校長，定要聘你做教員，教一百個程度不齊的學生，請你去教授，看你有甚麽辦法？”他說：“這件事我能夠擔任，你把學科排定了，並規定學期之末，學生程度要教至某個地方為止；到學期滿了你來試驗，如果學生達不到限定的程度，我受罰就是了；至於教授的方法，可以聽我自由，你不必過問。”那人又問：“學生程度，參差不齊，你有什麽辦法呢？”他說：“惟其參差不齊，就更有辦法了。我提倡學生看書，養成自修的能力，隻須指示門徑，說過大概，叫他們自己研究，互相切磋，有不了解的，先問同學，再不了解，才來問我。如此辯理，那程度高的學生，就成為我的助教了，人的天性，是喜歡為師的，程度高的學生，有人向他請問，他一定樂於講解，每與人講解一次，猶如自己複習一次，於他也是很有益處的。當教師的，隻立於考察地位，考察各生是否了解，某生的指導有無錯誤，如有不合，即予指正。再者，學生的通性，大都喜歡問同學，不十分肯問教師，其有來問教師的，已經是苦心思索，不得其解，這等人即是孔子所謂憤悱的人，隻消就他懷疑之點，略加指點，他就會恍然領悟，無須多費言辭。我用這個法子做去，即使一百個學生，有一百等程度，教起來也不費好大的氣力。”
有人說：“整頓教育，當從各方麵進行，不單是一個考試製，就能整理好的。”他說：“我當省視學十餘年，所有查學報告，無一篇不談整理的方案，考試製僅是整理方案中的一種，我並不是不知道。實則現在教育上的病狀甚多，凡熱心教育的人，不妨分途治療，或治內病，或治外傷，或治一切雜症，我於各症中擔任小小的一種，大家懸壺問世，我想教育上的病症，或有醫好的希望。”
有人說：“東西各國，教育方法很多，為何舍去不談，隻談考試呢？”他說：“教育家有良好的整頓方法，盡管辦去，東西各國的教育法，盡管采用，考試製於其他方法並無妨害。像現今的學製，有了部令限製，眼見許多良好的辦法，也行使不出來。且各人的見解不同：甲所謂良好的，乙未必以為良好。我敢斷言：任何教育家上台，製出一部教育法令，都不能盡滿人意。既是這樣，就不如索性把現行學製打破了，使全國的教育家，把各人心中所謂良好的辦法，拿出來實行，分頭並進，教育才能盡量發展。我所說的考試製，對於各種主張，均能容納，可再設比喻來說明：假如有城一座，我們想攻下它，所有進攻的路，東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轟擊，或是肉搏而上，或用飛機，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總以攻入城內為勝。畢業考試，就是考查他攻入沒有。至於進攻的路線與攻取的方法，應由前敵將士考察地勢，偵探敵情，自行選擇；當主帥的，隻嚴令各將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對於教育的主張，就是如此。”
有人說：“關於考試的法子，應當討論的地方很多，何故忽略不談？”他說：“考試的法子，自應詳加討論，這是不待說的，施行考試，有種種流弊，也是當然的事。我的意思，是先把考試製確定了，才能討論考試的法子和救弊的方法。現在考試製尚未確定，故隻說明原則，未說到具體的辦法。大體說來，現在學校的考試，僅出簡單題目，既不足以借此考驗出某些學生的真實學問，又容易使某些學生生出僥幸的心理；將來的考試，問題宜多，時限宜寬，並須采用測驗的方法，以期精密。關於博物理化等科，當羅列標本儀器，令學生詳細說明，實地試驗，如此則考試時，非確有心得的學生，即不能及格，僥幸的弊病，也就無從發生了。不過這仍是一種原則，將來考試製實行時，還須做精密的研討，總以使學生不冤屈，不僥幸，才合乎考試的理想。”
有人說：“考試製，隻能考查學生的知識，不能考查學生的操行，施行此製，未免把德育方麵拋棄了。”他說：“考試製固然不能改正學生的操行，可是現在學校中的辦法，也不能改正學生的操行。要想學生有良好操行，首先要改變學生不正當的心理。改變心理的方法，在不斷地予以暗示，教師人格高尚，即是一種很好的暗示。耶穌的教理，並非如何精深，是他的人格足以感化人，他的毅力足以轉移人，才造成了全世界無量的信徒。現在的學校內，對於學生的操行，不用耶穌傳教的法子，去行商鞅秉國的政策，並且是秦始皇鉗製人民的辦法。所以遇有可乘之隙，學生中有人出來振臂一唿，就應者四起了。全國學潮的根源，就在於此。”
他把以上的種種疑難，一一加以辯解，然後他在文化進步的階段上，又給予考試製一種評價。他說中國比歐洲開化得早，當然也比歐洲進化得多，我們考察歐洲的社會，如果把近代的物質文明部分除去，單看它的組織法，就可見出它社會進化的程度了。歐洲政治上的許多製度，如征兵製，如選舉製，中國都曾施行過。後來漸漸進化，那些設施就漸漸棄去，其間蛻化的痕跡，都是彰彰可考，由選舉而變為考試，是進化必經的階段。美國近三十年來，也施行考試製度了。美國的考試製度，和現在各國的考試製度，都是學英國的。英國的考試製度，又是學中國的（見中山先生《五權憲法》）。歐美正在向著考試製那條路進化，我們反把考試製廢除了，退轉去行選舉製，違反了進化原則，所以選舉省縣議員的時候，就弊病叢生了。
他說：中國的考試製，發源最遠，漢朝對策，固然是考試；其實戰國的遊說，也是一種考試，不過是人君當麵口試罷了。我們可以說：戰國重遊說，是考試的起點，後來越久越進化，於是中國的考試製度，就成為世界上最好的製度了，進化較後的歐美，自然要來取法。我們在曆史上，還看出一個進化的痕跡：周初學製，區分為小學中學大學幾個階段，以次遞升，肄業年限，是有定時的，政府用人，自然也是選用畢業生。最奇的，是那種學製剛剛破除，繼之而起的，便是考試製的出現，可見考試製，正是替代那種學製的。所以他主張施行考試，不問肄業年限，不問曾否入校，一律以程度為準。
他說：現在要整頓教育，隻有把那中斷了的考試製，繼續施行下去，才能鏟除現在的積弊，才能企圖將來的發展，今人一聞“考試”二字，依心理上的聯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試帖，認為這個法子，陳腐不堪，其實大錯了，考試是一事，八比試帖是一事，八比試帖可說是腐敗，考試斷不能說是腐敗。現在的學校，如果不教科學，仍教八比試帖，還是腐敗不堪的。可見腐敗與否，全在學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說：“依你的主張，莫非要把現在的學校一齊廢了嗎？”他說：現在中國的學校，已經有若幹年的曆史，哪有廢去之理？他是主張學校與私塾，二者並存，願進學校的進學校，願進私塾的進私塾，願自修的聽其自修，統以考試製匯其歸就是了。
他所主張的考試製，經他從各方麵加以說明，並且著為專書，由教育廳印發各縣討論，不久便得到教育界的讚同。我們應當知道他對於考試製的一切理論，乃含有他所說的“力學公例”。人類都是求上進的，政府既施行了考試製，準許私塾學生、自修學生與在校學生，一律參與考試，考試及格，即發給畢業證書，使貧苦有誌的青年，也同樣地有了出路，自然他們對於考試製度，即不禁生出向往之心，這便是所謂“向心力”的作用。人類又是不願受拘束的，他主張學校中應打破學年製鍾點製，在規定的學科之內，提倡自由研究的精神；同時，除正式學校外，不幹涉私塾的設立，使校外的學生，也可以自由研究，這便是所謂“離心力”的作用。他以為製定法令製度，定要把路線看得清楚，又要把引力離力二者，支配均勻，才能推行無阻，我國紛亂不已，實由於許多法令製度，違反了天然的規律，引力離力，支配不均。他見全國學校，日趨窳敗，主張徹底改革，擬有幾種辦法，考試製便是其中的一種，每種辦法，都是把引力離力支配均勻的，所以這其間仍適合於“力學公例”。
他主張的考試製度，實在說，就是開放學校。下手從小學開放起，所以就從小學考試起，小學收了效，再開放中學，由是以至於大學。一九二四年暑假，他在富順試辦，中學修業年滿者，方能與試；小學則不分私塾與學校，隻要程度及格，即給予畢業證書。這是因為小學考易辦，中學則較難，各校辦法參差，教科書多不一致，且集合多數學生於一處，一校學生借故鬧事，勢必波及全體，考試製難免不發生動搖，不如先每校分考，由考試委員酌量辦理，即使一校鬧事，與他校無關。等到考試製基礎穩固了，各中學漸歸劃一了，再舉辦中學會考，仿照小學的辦法，自修生和私塾生，也能參與中學考試了。依此類推，以至於大學，均可借考試而予以開放。他以為這種辦法，果然能通行全國，在十數年之內，即可為國家多造就許多人才，毫無疑義。一九二五年二月，四川省署根據他的呈請建議，製定各級學校畢業考試暫行條例，通令辦理，於是各縣就逐漸推行了。我們知道國家頒行的中學會考製，是一九三四年才實行的，於此可見四川的會考製，幾乎早過國家頒布的法令十年，這不能不歸功於他了。但中央頒行中學會考製時，同時即取消小學會考，於是成都華陽等六十一縣教育局長，以川省小學會考，頗收成效，聯名協請保留此項製度，奉指令姑準再辦一年。一九三五年，四川省政府諮教育部，臚舉理由，請予保留，結果又準再辦一年。到了一九三六年，各縣遂一律奉令停止小學會考，也未另辦私塾學生的考試，宗吾不禁慨歎道：“我在川省教育界遺留的痕跡，就算完全肅清了！”不但如此，到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之間，竟有好幾省的省政當局，連他所著的《考試製之商榷》一書也下令禁止起來，至此，則他主張改革教育製度的苦心，不惟無功，反而有罪了！
一九二二年，宗吾同省視學遊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見到南北各省學校辦理的成績，比較上雖不無優劣的差異，但同在現行教育製度束縛之下，是不會有理想的發展的。因此他考察歸來，即力主實行考試製，以救其弊。一九二三年下學期，成都開“新學製會議”，他便同幾位省視學，及會員多人，提出考試案，開會討論，未蒙通過。會畢，他即單獨上一呈文，主張各校學生畢業，應由政府委員考試，即後此十年教育部才頒令全國的會考製度。他於呈文中列舉理由十六項，並請在原籍富順試辦，經省署核準，委他為主試委員，一九二四年暑假舉行，後來推廣於川南各縣。一九二五年年假，敘州府聯立中學學生畢業，他複為主試委員，考了幾場，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他拖出寢室，痛打一頓。據他說，打時秩序非常之好，全場靜悄悄，學生寂無一語，他也默不做聲，學生隻是打，他就隻是挨，學生打夠了，臨走，罵道：“你這個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他躺在地下，想道：“隻要打不死，又來！”學生走後，他請宜賓知事來驗傷，將傷單粘卷，木棒啞鈴，存案備查，次晨，又請該校鄧校長到床前，他便口授電文，由鄧錄出，呈報上峰，曆述經過情形，末雲：“自經此次暴動，愈見考試之必要，視學身受重傷，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曆行考試，挽此頹風，生平主張，倘獲見諸實行，身在九泉，亦當引為大幸！”療養稍愈，即宣布繼續考試，他裹傷上堂，勒令全體學生，一律就試，不許一人不到，就是打他的學生也無例外；但場規較前更加嚴厲了，學生也隻得規規矩矩地考下來。事後，他特作一書，叫做《考試製之商榷》，說明考試的必要，尤其注重學製的改革，由教育廳印發各縣討論。他常常對人說：“不經這一次痛打，我這本書是作不出的，所以對於該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謝！”
他以為這次的挨打，是十分應該的，因為當時各地的學生，都在運動廢除考試，而他偏偏主張嚴格考試，又不曾宣布詳細的理由，哪能不挨打呢？自經這次苦打以後，他才得了一種覺悟，凡事固然重在實行，尤其重在宣傳，他之所以被打，是由於一般人對考試製懷疑，所以才生出反對的事來。王安石的新法，本來是對的，當他在鄞縣做官的時候，曾經試辦過，人人都稱便利。但他做了宰相，把他的新法推行天下，就遭了一個大大的失敗。要說他沒有毅力嗎？他是“天變不畏，人言不恤”的，其擔當宇宙的氣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說他的新法不好嗎？他死去以後，他的法子幾乎完全被人采用，還有許多法子一直行到今日，不過把名稱改一下或把辦法略略修正一下就是了。然則王安石何以當時會失敗呢？這就是他少了一層宣傳的手續。當時的名流，如司馬光蘇東坡諸人，都不能了解，一齊反對他，彼此各走極端，結果兩敗俱傷，不但人民吃虧，國家吃虧，反種下後來亡國的因素，真可說是不幸之至！假使王安石不亟亟實行，先從宣傳入手，把他的法子提出來，聽人指駁，取消那種執拗態度，容納諸賢的意見，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諸賢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經過長時間的辯論，然後折中一致，大家同心協力做去，豈不是很好的事嗎？宗吾心中有了這個見解，所以他把主張考試的意見，就發表了出來。
他主張施行考試製，並不專在考試的本身，是想借著這種製度，以求教育的普及，和造就真實的人才。他對於現在法定的學校，主張有兩種解放：第一種解放，是破除學校與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業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並不必限定年齡，使為工為商為農的，及早年失學的，都給他們一條出路；第二種解放，是學校內部的組織，得由教員體察情形，酌量變通，不必拘守那種死板的辦法，可隨學生的程度，為適宜的誘導。但有了這兩種解放，自然呈現一種紛亂的狀態，再設立一種考試製度於其上，懸出一定的標準去考試，於是參差之中，就寓於劃一之製了。
他說：人的本性，原是不齊的，現在的學校，處處求整齊劃一，他以為“整齊劃一”這句話，是戕賊個性的名詞。古時有個強盜，捉住人即按他在鐵床上，身比床長的，把他截短點，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長點。現在的學校，注重學年製，學年一滿，就可畢業，資質高的，把他按下去，資質劣的，把他拖起來，究竟學生感不感到痛苦，辦學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齊劃一”，試問這與鐵床主義，有何區別？青年個性，如此被戕賊的，就不知有若幹了。
現在的學校，是按鍾點授課。本日應授的功課，即使學生業已了解，鍾點一到，還是叫他們上堂聽講；其有程度太差，聽了茫然不解的，也要叫他們上堂聽講。因為不如此，就不算整齊劃一了！犧牲學生的精力與時間，去換取形式上的整齊劃一，這便是現行製度。實則所說的三年畢業四年畢業，並不是所習的學業，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畢，不過是講堂上規定了若幹鍾點，必須去坐滿罷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是四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現在的學校，也可以說是監獄式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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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在學校的組織法而言，管理人對於形式上負責任，鈴子一響，隻要他能把學生弄上講堂，他的責任就算盡了；教員對於時間負責任，隻要他每點鍾能在講堂上講過五十分鍾或講過四十分鍾，他的責任也就算盡了。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這本是很好的教授法，但如今用不著了，鈴子一響，就須上堂聽講，不憤者也要啟，不悱者也要發，學校的組織如此，怎麽會不生流弊呢？
拿斯密士的“分工原理”研究一下，就知道學校內的學生損失的勞力和時間，真是不可思議了。據斯密士的調查，一個人做針，每天隻能做二十枚；倘把做針的工作分開來，一個人拉，一個人截，一個人鑽，一個人磨……共分為十八人，每天可做八萬六千枚，平均每人每天做四千八百枚，所得成績增加二百多倍。現在學校的組織，每日要學幾種學科，每科以一點鍾為限，這就像一人做針，時而拉，時而截，時而鑽，時而磨是一樣，當然有許多勞力和時間，作為無益的消耗了。雖說學生肄習各種學科，與做針的情形不同；但明白了這個原理，就知道每點鍾改習一種學科，是最不經濟的。中學校應習的各科不該同時並進，所有各科學習的先後，和學習的時間，都應該酌量變通，取消那每天學習五六科的辦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許多。
若取一種未經學習過的學科，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著不了解的地方，往往鑽研許久，都不了解，一經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時發生了興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釋手，進行非常之快，比那教師講授的速度，真有天淵之隔，而且是自己鑽研得來的，心中也格外暢快。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時用猛火，到了沸騰後，改用微火，隻要能夠保持沸騰的溫度，雖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與猛火無異。凡人看書，有時發生興趣，津津有味，這就是煨肉到了沸點的時候，就該一直看下去，這是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時無故把它放下，隔許多時候又來看，自己也覺得興趣沒有先前那樣好，看下去就較為艱難了，這便是煨肉停了火的緣故。必要耐心再看許久，方才發生興趣。若把平日自己看書的經驗，下細思考一番，就可發現學校每一點鍾換習一科的弊病了。
例如學校內，學生上講堂，聽教員講某種學科，初時一二十分鍾，還沒有什麽趣味，這就是因為煨肉的水還是冷的。入後越聽越有趣味，就是到了沸點的時候了。忽然鈴子一響，改授他科，這就像肉還未煨好，就把罐子提開，改為煮飯一樣。學生又要經過一二十分鍾，才能發生興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時候，鍾點又到了，又須改授他科，這就是飯還未熟，又改而炒菜。每天學習五六科，改變五六次，結果時間耗費了，精力也疲倦了，所受的益處，依然沒有好多。
有人說：“每日功課，難易相間，才不虧腦力；每一點鍾換一種學科，使腦筋變換，才不受損傷。”宗吾對於這個說法，也有點懷疑。請問世間的事何者為難？何者為易？依他的解釋：（一）前進無阻則易，前進有阻則難，所以行平直的路易，行崎嶇的路難。（二）順其習慣則易，違其習慣則難，所以讀書人以寫字為易，挑擔為難，而勞工則以寫字為難，挑擔為易。當學生學習某種學科，正在津津有味的時候，如果聽他一直做下去，豈不是前進無阻嗎？忽然換一種學科喊他去學，這就像行路的人，正在順利前進時，忽然有了障礙，不得不折而他走是一樣。又學生正在發生興趣時，順著他的慣性讓他前進，自然是很便利的；為什麽要改授他科，阻止他的慣性呢？這明明是化易為難，何嚐是難易相間？我們也隻能講明這個道理，使學生自擇其所謂難所謂易，不能鑽入學生的腦中代擇其所謂難所謂易。學生習某科，他要想繼續下去，不肯中止，這是可以的；他自覺厭煩了，想另換一科，也是可以的。當純由學生自動。教師在旁邊輔導，隨時指點，卻不可強製他。這樣學生的進步，自然很快，腦筋也不會損傷。
工場的管理法，是以最少的消耗收最大的效果為原則，對於金錢材料勞力時間四者，俱有精密的計劃。金錢材料，不能妄費，自不必說；就是工人的勞力，與做工的時間，都是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不使他有絲毫的虛耗。如果用管理工場的眼光，來考察現在的學校，他那金錢材料勞力時間四者的虛耗，真要令人驚駭不已，幾乎無一個學校不是以最大的消耗收最小的效果，無怪乎教育日形退化。
現在的學製，勞力與時間的虛耗，既如上述，至於金錢材料的虛耗，更是所在多有。例如，各學校的儀器標本，封鎖的時候多，利用的時候少，為什麽不把它公開，使一般人都享受利益？這就是材料不經濟的地方。從前書院的山長，得了幾百串錢，那全書院的學生數十個，或是百多個，都由山長一人去教，此外沒有一個冗員；現在教育上的組織，就是拿錢的人多，教書的人少。教育廳設廳長、科長、科員、幾十個人，是拿錢不教書的；省設省視學若幹人，是拿錢不教書的；各縣設教育局長視學員，是拿錢不教書的；各中小學校校長，多半未擔任功課，是拿錢不教書的。從前書院時代，學生的品性，由山長負責，未另支薪，現在把它劃分出來，每校設管理員數人，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從前山長優厚，但他們可無須教書，實際上在教書的隻有所謂教員罷了，此外還有文牘、庶務、會計、書記等，都是拿錢不教書的。至於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員或學董，都支所謂車馬費，也是拿錢不教書的。拿錢不教書的人有如此之多，教育經費哪能不支絀？用了那麽多的金錢，費了那麽大的勞力，所得的結果，不過是造成一個讀書不自由的組織罷了。倘把所有的組織細加考察，無在不是荊棘叢生，諸多窒礙，維新之初，手訂學製的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其次則談到學校以外的情形：從前科舉時代，自然是弊病不少；但那個時代，卻有一個極好的精神，隻要立誌讀書，就有書可讀。國家衡文取士，隻問學業，不問貧富，試場之中，貧如乞丐的，富同王侯的，是一樣待遇，無絲毫的區別。現在學校的組織，完全是家資富裕的占便宜，學校的等級越高，所需的費用越多，於是高深的學問，就成為家資富裕的私有物了。貧苦人家的子弟，是終身得不到高深學問的；即使實行義務教育，也不過得點粗淺知識罷了。
但就全人民而論，貧窮的人多，富足的人少。現在的學製，隻有富家子弟才有入學的機會，貧家子弟，是在擯棄之列，立法未免太偏枯了。我們實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貧家子弟，多半奮勉，中國曆史上，許多名儒碩學，都是從貧寒的家庭出來的。若照現在的學製，繼續行下去，國家必要少出許多人才，無形之中就是受了極大的損失。
從前科舉時代，可以一麵謀生活，一麵自己用功，國家行使考試時，對於此等人，與在書院肄業的人，同樣待遇，沒有什麽歧視之心。現在學校的組織，定要身在學校之內，住上若幹年，才能承認他是某某畢業生；至於校外自修的，任他學問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認的，依然把他當做棄材。若把科舉時代名人的曆史一查，在他們未遇之時，有教學糊飯口的，有充當書傭的，有務農下力的；假若這些人生在今日，可以斷定他們永無出頭之日。現在充當小學教師和充當書記的一流人物，要想得個碩士博士，是終身不可能的，這不能不說是學製上的缺點吧。
宗吾既見到現行教育製度的諸多缺點，於是就想出一種補救的辦法。他以為學校中的學科，大半是可以自修的，最好讓學生自動去研究，教員可處於輔導的地位，不必死守學年製和鍾點製，但為要考查他們的成績，自當予以嚴格的考試。可是那些在校外自修的，也不可遺棄他們，隻要他們的學力，和某一學校階段的程度相當，亦應準其參與考試，考試及格，即當與在校學生同等待遇。因此他所主張的考試製，有兩個目的：一是杜絕學校的積弊，使天才優越的學生不受學年製的限製，而程度較低的學生，不能僥幸畢業；二是把學校開放了，使校外學生，亦能參加畢業考試，方可多造就一些人才。似此，則消極積極兩方麵，都可以顧到了。但他的意思，尤重在後一目的，他是以“求學自由”四字為主旨的，因此，現在學校的組織，非設法解放不可；欲求解放，非先把考試製確立了不可。
他主張舉行畢業考試時，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準其與考，正是想彌補上麵所說的缺點，使家務貧寒資質可造的學生，不至成為棄材；並且校內學生見有校外自修的與之競爭，萬一成績不及他們，豈不為人非笑？自己也就不能不用功了。所以考試時加入校外的學生，不惟不能妨害校內的學生，並且可以催促他們用功，同時可以成就校外的寒士，一舉兩得，又何苦而不為呢？公家所辦的學校，見有私塾與他競爭，恐怕相形見絀，自然也就不能不力加整頓了。
他這種主張，當時也生出許多疑難的問題，但他都一一地予以解答：
有人說：從前的科舉，注重文字，是可以自修的；現在的學科，有許多非經講授，是不易了解的，還有許多注重實驗，並不是課本上的知識，是更不能自修的。他說：這種見解，他是承認的，他從前也慮及此，所以他上的主張考試的呈文中，即說得多設補習學校，並可於適中地點，設公共理化室，圖書標本室，專聘教師，常住其中，許人自由請問等語，也就是救濟這種缺陷。他以為中學的課程，很多是可以自修的，間或有不了解的地方，隻要有人指示門徑，仍然可以循序進行的。他的主張，是先把考試製確定了，並且把校外自修生準其與考一層也確定了；然後基於考試製上，再想出種種方法去扶助它就是了，現在的學校，各置儀器標本一套，封鎖的時候多，利用的時候少，這是很不經濟的。依他的意見，可以各校共同置購，放在適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論講明白了，到了規定的時間，由各校把學生引到那個地方去實驗，如此辦法，一套標本儀器，可供幾個學校之用；並且還可以把它開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這種利益。如果有了這種設備，又有指導者居住其中，那些貧苦子弟，可以一麵謀他的生活，一麵抽暇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請問，倘若無人請問，就可赴公共場所請指導人指示，又有儀器標本可供實驗，所得的知識，即與在校的無異。自己把學問造好了，與在校學生受同樣考試，所得的結果，亦與在校者無有區別。如此辦法，那些貧家子弟，有出身之路，有求高深學問的機會，於文化上是很有增進的。
有人說：依照這種辦法，那個指導員就難以物色了，他必要學問極高深，又必須各種學科無所不通，各種書籍無所不覽的，方能勝任。他說：這也不必慮及，此事著手之初，可先就中學的課程，分科聘請專員，負指導之責；並可先把教科書標示出來的，指導員對於這幾部教科書，負充分指導之責，若來問的人，出了範圍以外，指導員如能了解，不妨先說與他聽；如不了解，就可謝絕他。如此辦去，隻消能夠充當中學教師的，就可充當指導員了，此項人才，又有什麽難以物色呢？先把中學程度的一步辦到了，中學以上的各科，再慢慢想法子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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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照你這樣的辦法，私塾學生也可畢業，現在的學生，豈不盡向私塾去了嗎？學校內還招得到學生嗎？他說：施行考試時，所考的是學校內應授的學科，並不在其他書籍中出題目，私塾如不改良，它的學生斷不會僥幸及格，自然學生不會到它那裏去，即使去了，也是要迴來的；如果它的學生考試能及格，可見他的私塾，業已改良，與學校無異，豈不是很好的事嗎？國家興設學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現在有私塾也在幫助造就，不支公家款項，造出的學生，又能合格，應當獎勵之不暇，又何必阻止它呢？如果私塾盡都改良了，學校的學生，全體都向私塾去，也是無妨的，正好把造就人才的事，讓與私塾去辦，國家隻消設一個考試製，去考試私塾的學生就是了。所有辦學校的款項，可移來辦平民學校，教育無力入私塾的學生，或是去辦高級的學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學科，豈不是很好嗎？所以私塾發達，是很好的事，並不是悲觀的事。但他所說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學校，未向政府立案者在內，不僅僅是指鄉村的私塾。
他又說：現在學界中的爭端很多，窮原竟委，細細推尋，可斷言有一大半是由於位置上的關係。這也無怪其如此：全省教育局長、與夫校長教員，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長、校長、教員的資格者，又是很多的，並且這種人才是逐年增加，實在是消納不完；兼之實業不發達，各項人才沒有出路，隻有匯集於教育之一途，怎能不起爭端呢？現在公家所辦的學校，頗為人所詬病，富厚之家，每出重金延師訓讀，所苦的就是得不到畢業證書，如果施行考試製，私塾學生，與在校學生，同樣地可以畢業，那些家資富有的人，把各項人才禮聘去充當教師，也就可以消納了。或者自己約集幾個朋友，組織私立學校，征收學費自行辦理，無形之中，又增加了許多學校，對於社會也是很有利益的，這類私立學校，互相競爭，大家都想辦好，自然教育事業就發達起來。公家所辦的學校，見有私塾與它競爭，恐怕相形見絀，就不能不整頓內容，於是公家的學校自然可以好起來。有了那些具有校長教員資格的人，去充當私家教師，那些腐敗的塾師，也就被天然淘汰了。
他查學所到的地方，往往有些校長對他說：“本年招收新生一班，投考的有數百人，我選取了幾十名，其餘很有些程度好的，因為額滿了，都未收入，我這班學生，程度很整齊。”他聽了這話，口雖不言，心中不免納悶。因為政府是要行強迫教育的，不就學的，還要勒令就學，為什麽想來就學的，反而叫他們廢學呢？調查未考取的那些學生的去路，除廢學而外，有往別處尋學校入的，也有投入私塾的，幸而尚有私塾這條路，不然，廢學的就更多了。
有人說：“現在學校內，教授各種學科，與中國舊學不同，不能不分班教授，每班程度不能不整齊，所以招收學生，不得不加以限製。”他說：“程度整齊，固然好；就是程度不齊，也未見得沒有辦法。現在學校內的國文、曆史、地理等科，中國舊學是有的；現在學校內的英文，是外國字外國音，從前講說文講音韻的，是研究古字古音，都是一樣的艱難；理化等科，也未見得比經學詞章艱深好多；至於數學一科，從前的經師也有精通的，並且程度很高，看他們所著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時的老師學生，並未取現在的形式，居然能夠把學生教得好，這豈是沒有辦法嗎？”
有人說：“你既如此主張，我如果充當中學校長，定要聘你做教員，教一百個程度不齊的學生，請你去教授，看你有甚麽辦法？”他說：“這件事我能夠擔任，你把學科排定了，並規定學期之末，學生程度要教至某個地方為止；到學期滿了你來試驗，如果學生達不到限定的程度，我受罰就是了；至於教授的方法，可以聽我自由，你不必過問。”那人又問：“學生程度，參差不齊，你有什麽辦法呢？”他說：“惟其參差不齊，就更有辦法了。我提倡學生看書，養成自修的能力，隻須指示門徑，說過大概，叫他們自己研究，互相切磋，有不了解的，先問同學，再不了解，才來問我。如此辯理，那程度高的學生，就成為我的助教了，人的天性，是喜歡為師的，程度高的學生，有人向他請問，他一定樂於講解，每與人講解一次，猶如自己複習一次，於他也是很有益處的。當教師的，隻立於考察地位，考察各生是否了解，某生的指導有無錯誤，如有不合，即予指正。再者，學生的通性，大都喜歡問同學，不十分肯問教師，其有來問教師的，已經是苦心思索，不得其解，這等人即是孔子所謂憤悱的人，隻消就他懷疑之點，略加指點，他就會恍然領悟，無須多費言辭。我用這個法子做去，即使一百個學生，有一百等程度，教起來也不費好大的氣力。”
有人說：“整頓教育，當從各方麵進行，不單是一個考試製，就能整理好的。”他說：“我當省視學十餘年，所有查學報告，無一篇不談整理的方案，考試製僅是整理方案中的一種，我並不是不知道。實則現在教育上的病狀甚多，凡熱心教育的人，不妨分途治療，或治內病，或治外傷，或治一切雜症，我於各症中擔任小小的一種，大家懸壺問世，我想教育上的病症，或有醫好的希望。”
有人說：“東西各國，教育方法很多，為何舍去不談，隻談考試呢？”他說：“教育家有良好的整頓方法，盡管辦去，東西各國的教育法，盡管采用，考試製於其他方法並無妨害。像現今的學製，有了部令限製，眼見許多良好的辦法，也行使不出來。且各人的見解不同：甲所謂良好的，乙未必以為良好。我敢斷言：任何教育家上台，製出一部教育法令，都不能盡滿人意。既是這樣，就不如索性把現行學製打破了，使全國的教育家，把各人心中所謂良好的辦法，拿出來實行，分頭並進，教育才能盡量發展。我所說的考試製，對於各種主張，均能容納，可再設比喻來說明：假如有城一座，我們想攻下它，所有進攻的路，東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轟擊，或是肉搏而上，或用飛機，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總以攻入城內為勝。畢業考試，就是考查他攻入沒有。至於進攻的路線與攻取的方法，應由前敵將士考察地勢，偵探敵情，自行選擇；當主帥的，隻嚴令各將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對於教育的主張，就是如此。”
有人說：“關於考試的法子，應當討論的地方很多，何故忽略不談？”他說：“考試的法子，自應詳加討論，這是不待說的，施行考試，有種種流弊，也是當然的事。我的意思，是先把考試製確定了，才能討論考試的法子和救弊的方法。現在考試製尚未確定，故隻說明原則，未說到具體的辦法。大體說來，現在學校的考試，僅出簡單題目，既不足以借此考驗出某些學生的真實學問，又容易使某些學生生出僥幸的心理；將來的考試，問題宜多，時限宜寬，並須采用測驗的方法，以期精密。關於博物理化等科，當羅列標本儀器，令學生詳細說明，實地試驗，如此則考試時，非確有心得的學生，即不能及格，僥幸的弊病，也就無從發生了。不過這仍是一種原則，將來考試製實行時，還須做精密的研討，總以使學生不冤屈，不僥幸，才合乎考試的理想。”
有人說：“考試製，隻能考查學生的知識，不能考查學生的操行，施行此製，未免把德育方麵拋棄了。”他說：“考試製固然不能改正學生的操行，可是現在學校中的辦法，也不能改正學生的操行。要想學生有良好操行，首先要改變學生不正當的心理。改變心理的方法，在不斷地予以暗示，教師人格高尚，即是一種很好的暗示。耶穌的教理，並非如何精深，是他的人格足以感化人，他的毅力足以轉移人，才造成了全世界無量的信徒。現在的學校內，對於學生的操行，不用耶穌傳教的法子，去行商鞅秉國的政策，並且是秦始皇鉗製人民的辦法。所以遇有可乘之隙，學生中有人出來振臂一唿，就應者四起了。全國學潮的根源，就在於此。”
他把以上的種種疑難，一一加以辯解，然後他在文化進步的階段上，又給予考試製一種評價。他說中國比歐洲開化得早，當然也比歐洲進化得多，我們考察歐洲的社會，如果把近代的物質文明部分除去，單看它的組織法，就可見出它社會進化的程度了。歐洲政治上的許多製度，如征兵製，如選舉製，中國都曾施行過。後來漸漸進化，那些設施就漸漸棄去，其間蛻化的痕跡，都是彰彰可考，由選舉而變為考試，是進化必經的階段。美國近三十年來，也施行考試製度了。美國的考試製度，和現在各國的考試製度，都是學英國的。英國的考試製度，又是學中國的（見中山先生《五權憲法》）。歐美正在向著考試製那條路進化，我們反把考試製廢除了，退轉去行選舉製，違反了進化原則，所以選舉省縣議員的時候，就弊病叢生了。
他說：中國的考試製，發源最遠，漢朝對策，固然是考試；其實戰國的遊說，也是一種考試，不過是人君當麵口試罷了。我們可以說：戰國重遊說，是考試的起點，後來越久越進化，於是中國的考試製度，就成為世界上最好的製度了，進化較後的歐美，自然要來取法。我們在曆史上，還看出一個進化的痕跡：周初學製，區分為小學中學大學幾個階段，以次遞升，肄業年限，是有定時的，政府用人，自然也是選用畢業生。最奇的，是那種學製剛剛破除，繼之而起的，便是考試製的出現，可見考試製，正是替代那種學製的。所以他主張施行考試，不問肄業年限，不問曾否入校，一律以程度為準。
他說：現在要整頓教育，隻有把那中斷了的考試製，繼續施行下去，才能鏟除現在的積弊，才能企圖將來的發展，今人一聞“考試”二字，依心理上的聯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試帖，認為這個法子，陳腐不堪，其實大錯了，考試是一事，八比試帖是一事，八比試帖可說是腐敗，考試斷不能說是腐敗。現在的學校，如果不教科學，仍教八比試帖，還是腐敗不堪的。可見腐敗與否，全在學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說：“依你的主張，莫非要把現在的學校一齊廢了嗎？”他說：現在中國的學校，已經有若幹年的曆史，哪有廢去之理？他是主張學校與私塾，二者並存，願進學校的進學校，願進私塾的進私塾，願自修的聽其自修，統以考試製匯其歸就是了。
他所主張的考試製，經他從各方麵加以說明，並且著為專書，由教育廳印發各縣討論，不久便得到教育界的讚同。我們應當知道他對於考試製的一切理論，乃含有他所說的“力學公例”。人類都是求上進的，政府既施行了考試製，準許私塾學生、自修學生與在校學生，一律參與考試，考試及格，即發給畢業證書，使貧苦有誌的青年，也同樣地有了出路，自然他們對於考試製度，即不禁生出向往之心，這便是所謂“向心力”的作用。人類又是不願受拘束的，他主張學校中應打破學年製鍾點製，在規定的學科之內，提倡自由研究的精神；同時，除正式學校外，不幹涉私塾的設立，使校外的學生，也可以自由研究，這便是所謂“離心力”的作用。他以為製定法令製度，定要把路線看得清楚，又要把引力離力二者，支配均勻，才能推行無阻，我國紛亂不已，實由於許多法令製度，違反了天然的規律，引力離力，支配不均。他見全國學校，日趨窳敗，主張徹底改革，擬有幾種辦法，考試製便是其中的一種，每種辦法，都是把引力離力支配均勻的，所以這其間仍適合於“力學公例”。
他主張的考試製度，實在說，就是開放學校。下手從小學開放起，所以就從小學考試起，小學收了效，再開放中學，由是以至於大學。一九二四年暑假，他在富順試辦，中學修業年滿者，方能與試；小學則不分私塾與學校，隻要程度及格，即給予畢業證書。這是因為小學考易辦，中學則較難，各校辦法參差，教科書多不一致，且集合多數學生於一處，一校學生借故鬧事，勢必波及全體，考試製難免不發生動搖，不如先每校分考，由考試委員酌量辦理，即使一校鬧事，與他校無關。等到考試製基礎穩固了，各中學漸歸劃一了，再舉辦中學會考，仿照小學的辦法，自修生和私塾生，也能參與中學考試了。依此類推，以至於大學，均可借考試而予以開放。他以為這種辦法，果然能通行全國，在十數年之內，即可為國家多造就許多人才，毫無疑義。一九二五年二月，四川省署根據他的呈請建議，製定各級學校畢業考試暫行條例，通令辦理，於是各縣就逐漸推行了。我們知道國家頒行的中學會考製，是一九三四年才實行的，於此可見四川的會考製，幾乎早過國家頒布的法令十年，這不能不歸功於他了。但中央頒行中學會考製時，同時即取消小學會考，於是成都華陽等六十一縣教育局長，以川省小學會考，頗收成效，聯名協請保留此項製度，奉指令姑準再辦一年。一九三五年，四川省政府諮教育部，臚舉理由，請予保留，結果又準再辦一年。到了一九三六年，各縣遂一律奉令停止小學會考，也未另辦私塾學生的考試，宗吾不禁慨歎道：“我在川省教育界遺留的痕跡，就算完全肅清了！”不但如此，到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之間，竟有好幾省的省政當局，連他所著的《考試製之商榷》一書也下令禁止起來，至此，則他主張改革教育製度的苦心，不惟無功，反而有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