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中國學術之趨勢
自序
我生平喜歡研究心理學。於民國九年，作一文曰：《心理與力學》。創出一條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有了這條臆說，覺得經濟政治外交，與夫人世一切事變，都有一定軌道，於是陸陸續續，寫了些文字，曾經先後發表。
後來我又研究諸子百家的學說，覺得學術上之演變，也有軌道可循。我們如果知道，從前的學術是如何演變，即可推測將來的學術，當向何種途徑趨去，因成一文曰：《中國學術之趨勢》。自覺此種觀察，恐怕不確，存在篋中，久未發表。去歲在重慶，曾將原稿交《濟川公報》登載，茲把它印為單行本，讓閱者指正。
我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聞者嚐駁我道：“我的思想，行動自由，哪裏有什麽規律？”殊不知我們受了規律的支配，自己還不覺得。譬如書房裏，有一鳥籠，鳥在籠中，跳來跳去，自以為活動自由了，而我們在旁觀之，任它如何跳，終不出籠之範圍。設使把籠打破，鳥在此室中，更是活動自由了，殊不知仍有一個書房，把它範圍著。漢唐以後的儒者，任他如何說，終不出孔子的範圍，周秦諸子和東西洋哲學家，可說是打破了孔子範圍，而他們的思想，仍有軌道可循，既有軌道可循，即是有規律。
自開辟以來，人類在地球上，行行走走，自以為自由極了。三百年前，出了一個牛頓，發明地心引力，才知道：任你如何走，終要受地心引力的支配，這是業已成了定論的。人類的思想，自以為自由極了，我們試把牛頓的學說擴大之，把它應用到心理學上，即知道：任你思想如何自由，終有軌道可循，人世上，一切事變，無不有力學規律行乎其間，不過一般人習而不察，等於牛頓以前的人，不知有地心引力一樣。
我寫文字，有一種習慣，心中有一種感想，即寫一段，零零碎碎，積了許多段，才把它補綴起來，成了一篇文字。此次所發表者，是把許多小段，就其意義相屬者，放在一處，再視其內容，冠以篇名。因此成了四篇文字：（1)老子與程明道（程顥）；(2)宋學與蜀學；（3)宋儒之道統；(4）中西文化之融合。總題之曰：《中國學術之趨勢》。
寫文字是發表心中感想，心中如何想，即當如何寫，如果立出題目，來作文字，等於入場應試，心中受了題之拘束，所有感想，不能盡情寫出，又因題義未盡，不得不勉強湊補，於是寫出來的，乃是題中之文，不是心中之文。我發表這本書，本想出以隨筆體裁，許多朋友說不對，才標出大題目、小題目，我覺得作題目，比作文章更難，文章是我心中所有，題目是我心中所無，此書雖名《中國學術之趨勢》，而內容則非常的簡陋，對於題義，發揮未及十分之一，這是很抱歉的。
我寫文字，隻求把心中感想表達出，即算完事。許多應當參考的書，也未參考，許多議論，自知是一偏之見，仍把它寫出來。是心中有了這種疑團，特發表出來，請閱讀賜教，如蒙指駁，自當敬謹受教，不敢答辯，指駁越嚴，我越是感謝。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日，李宗吾，於成都
老子與諸教之關係
一、中國學術分三大時期
我國學術最發達有兩個時期，第一是周秦諸子，第二是趙宋諸儒。這兩個時期的學術，都有創造性。漢魏晉南北隋唐五代，是承襲周秦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襲趙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襲漢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創造性。周秦是中國學術獨立發達時期，趙宋是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時期。周秦諸子，一般人都認孔子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趙宋諸儒，一般人都認朱子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書，當分兩部分看，他說致虛守靜、歸根複命一類話，是出世法，莊列關尹諸人，是走的這條路。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一類話，是世間法，孔子以仁治國、墨子以愛治國、申韓以法治國等，皆是以正治國。在吳司馬稷苴，是以奇用兵，這都是走的世間法這條路。《老子》一書，是把世間法和出世法，一以貫之，兩無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總括周秦學術的全體。
漢明帝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曆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愈傳愈盛，與中國固有的學術成為兩大派，相推相蕩，到了程明道出來，把二者融合為一，是為宋明之理學，名為儒家，實是中國和印度兩方學術融合而成的新學說。程明道的學說出來後，跟著就分為兩大派：一派是程伊川（程頤）和朱子（朱熹），一派是陸象山（陸九淵）和王陽明（王守仁）。所以宋學，要以程明道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從周秦至今，可分為三個時期。周秦諸子，為中國學術獨立發達時期，趙宋諸儒，為中國學術印度學術融合時期。現在已經入第三時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方學說，相推相蕩，依天然的趨勢看去，這三者又該融合為一。故第三時期，為中西印三方學說融合時期。學術之進化，其軌道曆曆可循，知道從前中印兩方學術融合，出以某種方式，即知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當出以某種方式，我們用鳥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學術上的大趨勢看出來。
二、《老子》一書是周秦學派之總綱
宇宙真理，是渾然的一個東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個絕大的荒山，無人開采。後來偶有人在山上拾得點珍寶歸來，人人驚異，大家都去開采，有得金的，有得銀的，有得銅鐵錫的。雖是所得不同，總是各有所得。周秦諸子，都是上山開采的人，這夥人中，所得的東西，是以老子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於史官，我國有史以來，零零碎碎的，留下許多學說，直到老子出來，才把它整理成一個係統。他生於春秋時代，事變紛繁，年紀又高，眼見的事又多。身為周之柱下史，是國立圖書館館長。讀的書又多。他自隱無名，不問外事，經過了長時間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發現出來。
老子把古今事變融會貫通，尋出了它變化的規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說，宇宙萬事萬物，非走這條路不可，把這種規律，筆之於書，即名之曰：《道德經》。德者有得於心也，根據以往的事變，就可以推測將來的事變，故曰：“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
他見到了真理的全體，講出來的道理，顛撲不破，後人要研究，隻好本著他的道理，分頭去研究。他在周秦諸子中，真是開山之祖。諸子取他學說中一部分，引而申之，擴而大之，就獨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黃帝，如太公（薑子牙），如鬻子（鬻熊）、管子（管仲）等，《漢書·藝文誌》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驅，周秦諸子中最末一人，是韓非，非之書有《解老》、《喻老》兩篇，把老子的話，一句一句地解釋，唿老子為聖人，可見非之學也出於老子。至呂不韋門客，所輯的《呂氏春秋》，也是推尊黃老。所以周秦時代的學說，徹始徹終，可用老子貫通之。老子的學說是總綱，諸子是細目，是從總綱中，提出一部分，詳詳細細地研究，隻能說研究得精細，卻不能出老子的範圍。
至於老子年代問題，有人說：孔子問禮於老子，為春秋時人，著《道德經》之老子，為戰國時人，是兩人，不是一人，這層不必深問，我們隻說《道德經》一書，可以總括周秦學術之全體。其書出現於周秦諸子之前，是諸子淵源於老子，出現於周秦諸子中間，或在其後。我們可說：《道德經》可以貫通諸子，而集周秦學術之大成，無論他生在春秋時，生在戰國時，甚或生在嬴秦時，其為周秦學術之總代表則一也。
關於老子姓名問題，有種種說法，甚有謂老子姓老者。我想不必這樣講，古人的名字，有點像字學中之反切法，用兩個字，切出一個字，舉出其人之兩個特點，即知其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字之上冠以官。東裏子產，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紇，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馬遷是史官，故稱史遷，曾受腐刑，又稱腐遷。其他如髯參軍、短主簿，是官職之上，冠以形貌，隻要舉出兩個特點，即可確定其為某人。大約老子耳有異狀，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隱無名的人，埋頭研究學問，世人得見他時，年已老矣，人人驚其學問之高深，因其須發皓然，又是一個大耳朵，因唿之為老聃，聃是生前的綽號，不是死後之諡，他不是生而皓首，乃是世人得見他時，業已皓首了。一般學者，聞老子之名，都來請教。孔子也去問禮。各人取其學說之一部分，發輝光大之，就成為一家之言，發表出來，盡是新奇之說，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隱無名，其出處存亡，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猶之四川廖平與康有為說一席話，康本其說，跟著著出《孔子改製考》、《新學偽經考》，震驚一世，而廖之書尚未出也，其人亦不甚為世注意。老子年齡，比孔子大二三十歲，孔子是七十幾歲死的，老子修神養身，享年最高，或許活到二百多歲，著《道德經》時，已入了戰國時代，這也是可能的事。
三、無為之意義
老子的“無為”，許多人都誤解了。《老子》一書，是有為，不是無為。他以為要想有為，當從無為下手，所以說“無為則無不為”。他的書，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無為，下半句是有為。例如，“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要想勇當從慈做起走。要想廣，當從儉做起走。要想成器長，當從不敢為天下先做起走。慈與儉，不敢為天下先，是無為；能勇，能廣，能成器長，即是有為。老子洞明盈虛消長之理，陰陽動靜，互相為根，凡事當從相反方麵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揚，欲揚先抑，寫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為，我好靜，我無事，我無欲，我無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樸，是有為。“弱勝強，柔勝剛。”弱柔是無為，勝強勝剛，是有為。老子書中，這類話很多，都是“無為則無不為”的實證。
老子所說的無為，是順其自然，我無容心的意思。當為的就為，當不為的就不為，如果當為的不為，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這叫做有為，算不得無為。王弼注老子，就是這種見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說道：“須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說道：“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諦。老子說：“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韓非本作恃，按作輔義較長）。即是《陰符經》所說：“聖人知自然之不可違，因而製之。”（現在的《陰符經》，雖是偽書，但說的道理不錯。）也即是《易經》所說：“裁成天地之體，輔相天地之宜。”曹參為相，日飲醇酒，諸事不為，隻可謂之“不輔萬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輔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之不可違，因而不製之”。黃老之道，豈是這樣嗎？老子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裏之行，始於足下。”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來龍去脈，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未發動，或才發動，就把它弄好了。猶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隻須輕輕地把舵一搬，那船就平平穩穩地下去了，這叫做無為。即是所謂，“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何嚐是曹參那種辦法呢？文景行黃老，隻是得點皮毛，於“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等工作，未免缺乏，所以不無流弊。但政治之修明，已成為三代下第一，黃老之道之大，也可想見了。
四、“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意義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道德仁義禮五者，是連貫而下的。天地化生萬物，有一定規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謂道，吾人懂得這個規律，而有得於心，即為德，本著天地生物之道，施之於人即為仁。仁是渾然的，必須製裁之，使之合宜，歸為義。但所謂合宜，隻是空空洞洞的幾句話，把合宜之事，製為法式，是為飾文，即為禮。萬一遇著不守禮之徒，為之奈何？於是威之以刑。萬一有悖禮之人，刑罰不能加，又將奈何？於是臨之以兵。我們可續兩句曰：“失禮而後刑，失刑而後兵。”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由道德以至於兵，原是一貫而已。
老子洞明萬事萬物變化的軌道，有得於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見老子後，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繼孔子之後，故言仁必帶一“義”字。荀子繼孟子之後，注重禮學。韓非學於荀卿（荀子），知“禮”字不足以範圍人，故專講刑名。這都是時會所趨，不得不然。世人見道德流為刑名，就歸咎於老子，說申韓之刻薄寡恩，來源於老子。殊不知中間還有道德流為仁義一層，由仁義才流為刑名的。言仁義者無罪，言道德者有罪，我真要為老子叫屈。
孔子說：“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都是順著次序說的，韓昌黎（韓愈）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存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把道德放在仁義之下，就算弄顛倒了。
老子說：“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這句話很受世人的痛罵，這也是誤解老子。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這是天然的趨勢，等於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壯，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等於說：“失孩而後少，失少而後壯，失壯而後老。”他看見由道德流而為禮，知道繼續下去，就是為刑為兵，故警告人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等於說：“夫老者少壯之終而死之始也。”這本是自然的現象，說此等話的人，有何罪過？
要救死隻有“複歸於嬰兒”。要救亂隻有“複歸於無為”。吾人身體發育最快，要算嬰兒時代，嬰兒無知無欲，隨時都是半睡眠狀態，分之修養家，叫人靜坐，卻用種種方法，無非叫人達到無知無欲，成一種半睡眠狀態罷了。嬰兒的半睡眠狀態，是天然的，修養家的半睡眠狀態，是人工做成的，隻要此心常如嬰兒之未孩，也就可以長生久存了。我們知：複歸於嬰兒，可以救死。即知：複歸於無為，可以救亂。
國家到了非用禮不可的時候，跟著就有不禮之人，非用刑不可，跟著就有刑罰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禮之時，亂兆已萌，故曰：“亂之首。”然則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亂機雖動，用“無為”二字，即可把它鎮壓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他這個話不是空談，是有實事可以證明。春秋戰國，天下大亂，延至嬴秦，人心險詐，盜賊縱橫，與現在的時局是一樣的。始皇二世，用嚴刑峻罰，其亂愈甚。到了漢初，劉邦的謀臣張良陳平，是講黃老的人，曹參相惠帝用黃老，文景也用黃老，而民風忽然渾樸，儼然三代遺風，這就是實行“鎮之以無名之樸”。人民就居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樸了，足知老子所說“複歸於無為”，是治亂的妙法。“複歸於嬰兒”，可以常壯不老；“複歸於無為”，可以常治不亂。
由道流而為德，為仁，為義，為禮，為刑，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屢言兵，他連兵都不廢，何至會廢禮？他說：“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強天下。”又說：“夫慈以戰則勝。”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際，顧及“道”字“仁”字，即是顧及本源之意。用兵顧及“仁”字，才不至窮兵黷武；用刑顧及“仁”字，才能衰矜勿喜，行禮顧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間，不至徒事虛文；行仁義顧及道德，才能到熙熙浩浩的盛世，不是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我們讀老子一書，當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際，都顧及本源，即知他無處不顧及本源。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主。”他對於兵是這種主張；即知他對於禮的主張，是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為主。”老子明知：“兵之後必有兇年。”到了不得已之時，還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禮之後，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時，還是要用禮。吾故曰，老子不廢禮。惟其不廢禮，以知禮守禮名於世，所以孔子才去問禮。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禮之弊，故善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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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刑用兵，隻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風也可複歸於樸。莊子曰：“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遊於逍遙之虛……逍遙無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於刑，托宿於兵，以達無為之域。我們識得此意，即知老子說“失義而後禮”，“禮仁忠信之薄”，與孔子所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同是一意。
五、絕聖棄智之作用
老子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又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等語很受世人的訾議，這也未免誤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無知無欲的境界，才能窺見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當順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絕聖棄智，本著個人的意見做去，得出來的結果，往往違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並且害得很深。例如“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類話，就是害的這個病，洛蜀分黨，也是害的這個病。他們所謂理，完全是他們個人的意見，戴東原（戴震）說：“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作為聖賢立言之意……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又曰：“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東原此語，可謂一針見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絕聖棄智，必不會有這種弊病。
凡人隻要能夠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順天而動，如四時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義而仁義自在其中，《莊子》一書，全是發揮此理，蘇子由（蘇轍）解老子說道：“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幹，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濡以沫，相呴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子由這種解釋，深得老子本旨。昌黎（韓愈）說老子小仁義，讀了子由這段文字，仁義烏得不小。嬴秦時代，李斯趙高，挾智術以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偽”的實證。漢初行黃老之術，民風渾樸，幾於三代，即是“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的實證。
老子絕聖棄智，此心渾渾穆穆，與造化相通，此等造詣極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體力行之，但隻能喻之於心，而不能喻之於口，隻可行之於己，而不能責之於人，孔子不言性與天道，非不欲言也，實不能言也，即言之與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處可見孔老學術，原是一貫。重言“天何言哉”，反複讚歎，與老子所說“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言絕肖。蘇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子由識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李贄）稱之曰：“解老子者眾矣，而子由最高。”
要窺見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與宇宙融合不可，正常人自然做不到，我們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違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這拿來怎樣辦呢？於是孔門傳下一個最簡單最適用的法子，這個法子，即是孔子所說的良知良能，孔門教人，每發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以為對的即是善，認為不對的即是惡。惡的念頭，立即除去，善的念頭，就把它存留下，這即是大學上的誠意功夫。這種念頭，與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們最初發出之念，並未參有我的私意私見，可說是徑從宇宙本體發出來的，我把這個念頭，加以考察，即與親見宇宙本體無異，把這種念頭推行出來的，就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法子，豈不簡單極了呢？有了這個法子，我們所做的事，求與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難了，所難者，何者為善念，何者為惡念，不容易分別，於是孔門又傳下一個最簡單的法子，叫人閑居無事的時候，把眼前所見的事，仔細研究一下，何者為善，何者為惡，把它分別清楚，隨著我心每動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別善惡，這就是格物致知了。孔門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簡單，愚夫愚婦，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諸儒，把它解得玄之又玄。朱子無端補入格致一章，並且說：“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直是禪門的頓悟，豈不與中庸所說“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相悖嗎？我們把正心誠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問心無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六、盈虛消長之理
老子的學說，是本著盈虛消長立論的，什麽是盈虛消長呢？試作圖說明之：如圖由虛而長，而盈，而消，循環不已，宇宙萬事萬物，都不出道德軌道。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著這個軌道走的。以人事言之：國家之興衰成敗，和通常所謂“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貧賤”，都是循著這個軌道走的。老子之學，純是自處於虛，以盈為大戒，虛是收縮到了極點，盈是發展到了極點。人能以“虛”字為立足點，不動則已，一動則隻有發展的，這即是長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則“消”字即隨之而來，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書中所謂：“弱勝強，柔勝剛”，“高以下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強梁者不得其死”，“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種種說法，都是本諸這個原則立論。這個原則，人世上一切事都適用，等於瓦特發明蒸汽機，各種工業都適用。
七、老子之兵法
老子把盈虛消長之理，應用到軍事上，就成了絕妙兵法。試把他言兵的話，匯齊來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他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與之，以慈衛之。”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又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又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又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可知老子用兵，是出於自衛，出於不得已，以慈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為敵人所殺；二是恐敵人的人民為我所殺。所以我不敢為造事之主，如若敵人實在要來攻我，我才起而戰之，即所謂“不敢為主而為客”。雖是起而應之，卻不敢輕於開戰，“輕敵幾喪吾寶”。這個“寶”字，就是“我有三寶”的“寶”字，慈為三寶之一，輕於開戰，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寶了。我既不開戰，而敵人必來攻，我將奈何？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故曰：“以守則固。”萬一敵人猛攻，實在守不住了，又將奈何？老子就向後退，寧可退一尺，不可進一寸，萬一退到無可退的地方，敵人還要進攻，如再不開戰，坐視我的軍士，束手待斃，這可謂不慈至極了。到了此刻，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戰了，從前步步退讓，極力收斂，收斂到了極點，爆發出來，等於炸彈爆裂。這個時候，我的軍士，處處是死路，惟有向敵人衝殺，才是生路，人人悲憤，其鋒不可當，故曰“哀者勝矣”。敵人的軍士，遇著這種拚命死戰的人，向前衝是必死的路，向後轉是生路，有了這種情形，我軍當然勝，故曰“以戰則勝”。敵人的兵，恃強已極，“堅強者死之徒”，他當然敗。這真是極妙兵法，故曰：“以奇用兵。”韓信背水陣，即是應用這個原理。
孫子把老子所說的原理，推演出來，成書十三篇，就成為千古言兵之祖。孫子曰：“卑而驕之。”又曰：“少則逃之，不若則避之。”又曰：“不可勝者守也。”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又曰：“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又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鬥。”又曰：“投之無所往，請劇之勇也。”又曰：“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又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又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凡此種種，我們拿來與老子所說的對照參觀，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時收斂，後來爆發，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靜”字是老子書上所常用，“幽”字是老子書上“玄”字“杳”字“冥”字，合並而成的，足知孫子之學，淵源於老子。所異者：老子用兵，以慈為主，出於自衛，出於不得已，被敵人逼迫，不得不戰，戰則必勝；孫子則出於權謀，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戰勝之功，把老子“以奇用兵”的“奇”字，發揮盡致。開始凡是一種學說，發生出來的支派，都有這種現象，即是把最初之說，引而申之，擴而大之，惟其如此，所以獨成一派。老子的清靜無為，連兵事上都用得著，世間何事用不著。因為老子窺見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學說，無施不可。
八、《史記》老莊申韓同傳之原因
韓非主道篇曰：“虛靜以待令。”又曰：“明君無為於上。”這虛靜無為四字，是老子根本學說，韓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見他淵源所自。其書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無窮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於道德，而不出於愛惡。”可見他製定的法律，總是本於自然之理，從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並不強人以所難。他說：“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鬥，故賢者勸賞，而不肖者少罪。”可見他所懸的賞，隻要能夠努力，人人都可獲得，所定的罰，隻要能夠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若雷霆，神聖不能解也，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嬖而必誅。”事事順法律而行，無一毫私見。他用法的結果是：“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奸止，淡然閑靜，因天命，持大體，上下交順，以道為舍。”這是歸於無為而止。
老子講虛靜，講無為；韓非也是講虛靜，講無為。黃老之術，發展出來，即為申韓，申韓之術，收斂起來，即為黃老。二者原是一貫。史遷（司馬遷）把老莊申韓同列一傳，即是這個道理。後人不知此理，反痛詆史遷，以為韓非與李耳同傳，不倫不類。試思史遷父子，都是深通黃老的人，他論大道則先黃老，難道對於老氏學派，還會談外行話嗎？不過韓非之學，雖是淵源於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擴而大之，獨成一派。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韓非曰：“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同是“無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適，一出韓非之口，而凜然可畏，惟其如此，所以才獨立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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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與韓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徑絕端相反，而皆本之於無為。莊子事事放任，猶可謂之無為，韓非事事幹涉，怎麽可謂之無為呢？莊子是順應自然做去，毫不摻加自己的意見，所以謂之無為。韓非是順應自然，製出一個法律，我即依著法律實行，絲毫不出入，也是不參加自己的意見，故韓非之學說歸於無為，因為他執行法律時，莫得絲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議親議貴這類辦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韓非說：“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見他立法是持大體，並不苟細。漢高祖用講黃老的張良為謀臣，入關之初，“除秦苛法，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黃老舉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是設柙股虎，用的是申韓手段。我們從此等地方考察，黃老與申韓，有何衝突？
九、老子與其他諸子
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孫子言兵，韓非言刑，而其源皆出於老子。我們如果知道兵刑與道德相通，即知諸子之學無不與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溫良恭儉讓，“儉”字與老子同，讓即老子之不敢為天下先，孔子嚐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見儒家與老子相通。墨子之兼愛，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節用，即是老子之儉。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則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見其與老子相通。戰國的縱橫家，首推蘇秦，他讀的書，是陰符，揣摩期年，然後才出而遊說，古陰符不傳，他是道家之書，大約是與老子相類。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老子此語，是以一個“平”字立論。蘇秦說六國，每用“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一類話，激動人不平之氣，暗中藏得有天道張弓的原理，與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蘇秦的說法，能夠披靡一世。老子所說“欲取姑予”等語，為後世陰謀家所祖，他如楊朱莊列關尹諸人，直接承繼老子之學，更不待說，周秦諸子之學，即使不盡出於老子，也可說老子之學，與諸子不相抵觸，既不抵觸，也就可以相通。後世講神仙、講符籙等，俱托始於老子，更足知老子與百家相通。
漢朝汲黯，性情剛直，其治民宜乎嚴刑峻法了，乃用黃老之術，專尚清靜。諸葛武侯，淡泊寧靜，極類道家，而治蜀則用申韓。這都是由於黃老與申韓，根本上是共通的緣故。孔孟主張仁義治國，申韓主張法律治國，看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其實是一貫的。諸葛武侯說“法行則知恩”，這句話真是好極了，足補四書五經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走，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義。子產治鄭用猛，國人要想殺他，說道：“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來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說道：“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難道子產改變了政策嗎？他臨死前還說為政要用猛，可見猛的宗旨，至死不變，而所收的效果，卻是惠字，《論衡》載：“子謂子產……其養民也惠。”又講：“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關鍵，隻有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嚴，與子產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說申韓刻薄寡恩，其實最慈惠者，莫如申韓。申子之書不傳，試取韓非子與諸葛武侯本傳，對照讀之，當知鄙言之不謬。
韓非之學，出於荀子，是主張性惡的。荀子以為人性惡，當用禮去裁製他。韓非以為禮的裁製力弱，法律的裁製力強，故變而論刑名，由此可知：黃老申韓孟荀，原是一貫。害何種病，服何種藥。害了嬴秦那種病，故漢初藥之以黃老，害了劉璋那種病，故孔明藥之以申韓，儒者見秦尚刑名，至於亡國，以為申韓之學，萬不可行，此乃不知通變之論。商鞅變法，秦遂盛強，迨至始皇，統一中國，見刑名之學，生了大效，繼續用下去，猶之病到垂危，有良醫開一劑芒硝大黃，服之立愈，病已好了，醫生去了，把芒硝大黃作為常服之藥，焉得不病？焉得不死？於芒硝大黃何尤？於醫生何尤？
十、孔子不言性與天道之原因
《禮記》上，孔子屢言：“吾聞諸老聃曰。”可見他的學問，淵源於老子。至大限度，隻能與老子對抗，斷不能駕老子而上之。《史記》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這種驚訝佩服的情形，儼如虯髯客見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樣。《虯髯客傳》載，道士謂虯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虯髯也就離開中國，到海外扶餘，另覓生活。孔子一見老子，恰是這種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道德已被老子講得透透徹徹，莫得孔子說的，孔子隻好從“仁”字講起走了。老子學說，雖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詳，他專言道德，於仁義禮三者，不加深論。孔子窺破此旨，乃終身致力於仁義禮，把治國平天下的方法，條分縷析地列出來。於是老子談道德，孔子談仁義禮，結果孔子與老子，成了對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帶得有點強哉矯的性質，雖是佩服老子，卻不願居他籬下。這就像清朝惲壽平，善畫山水，見了王岩穀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畫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習花卉，後來二人竟得齊名。孔子對於老子，也是這樣。他二人一談道德，一談仁義禮，可說是分工的工作。
《論語》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何以不言性與天道呢？因為性與天道，老子已經說盡，莫得孔子說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離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業已探驪得珠，孔子再說，也不能別有新理，所以就不說了。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請問致的是什麽？守的是什麽？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學案，“虛”字“靜”字，滿紙都是，說來說去，終不出“致虛守靜”的範圍，不過說得比較詳細罷了。老子書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雲“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長久，而況於人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老子這一類話，即把天地化生萬物，天人感應，天道福善禍淫，種種道理，都包括在內，從天長地久，說至天地不能長久，就叫孔子再談天道，也不能出其範圍，所以隻好不說了。老子所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見到了的，他讚周易，名此物曰太極，曾極力發揮，惟理涉玄虛，對門人則渾而不言，故大學教人，從誠意做起走。
性與天道，離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講的。何以見得呢？一般人說宋儒是得了孔子真傳的，朱子是集宋學大成的，朱子畢生精力，用在《四書集注》上，試拿《集注》來研究，“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這不是明明白白地提出“自然”二字嗎？《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注：“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豈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嗎？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則導之……程子（程頤）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歸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見性與天道，離卻“自然”二字，是講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說盡，宜乎孔子不再說了。
十一、三教異同之點
春秋戰國時，列國並爭，同時學術界，也有百家爭鳴，自秦以後，天下統一，於是學說隨君主之旨意，也歸於統一。秦時奉法家的學說，此外的學說，皆在所排斥。漢初改而奉黃老。到了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從此以後，專奉孔子之學。而老子的學說，勢力也很大。孔老二教，在中國成為兩大河流。隨後佛教傳入中國，越傳越盛，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個區域內，相推相蕩，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天然有合並的趨勢，於是宋儒的學說，應運而生。
我們要談宋儒的學說，須先把三教異同研究一下。三教異同古人說的很多，無待我們再說，但我們可補充一下：三教均以返本為務。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還不能終止。孟子又曰：“孩提之事，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為止。老子一書，屢言嬰兒，請問孟子之孩提，與老子的嬰兒，同乎不同？答曰：不同。何以故呢？孟子所說之孩提能愛親敬兄，大約是二三歲或一歲半歲。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說文：孩，小兒笑也。嬰兒還未能笑，當然是指才下地者而言。老子又說：“骨弱筋柔而握固。”初生小孩，手是握得很緊的。可見老子所說的嬰兒，確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說的孩提知愛知敬，是有知識的。老子曰：“常使民無知無欲。”是莫有知識的。可知老子返本更進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嬰兒為止。
但老子所說的雖是無知無欲，然猶有心；故曰：“聖人當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釋氏則並心而無之，以證入涅槃，無人無我為止。禪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麵目”。竟是透過娘胎，較老子的嬰兒更進一步。他們三家俱是在一條線上，我們可作圖表示，如圖：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氏由丁返至甲。我們可唿此線為“返本線”。由此可看出三家的異同。要說他們不同，他三家都沿著返本線向後而走，這是相同的。要說他們相同，則儒家返至丙點而止，老子返至乙點而止，釋氏直返至甲點方止，又可說是不同。所從三教同與異俱說得去，總看如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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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從“身”字追進兩屋，直至“意”字，從誠意做起走。但是有意就有我，老子以為有了我即有人，人我對立，就生出許多膠膠擾擾的事，鬧個不休。有我即身，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倘若無有我身，則人與我渾而為一，就成了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再不會有膠膠擾擾的事。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子書上種種譏誚孔子的話，與夫老子謂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等語，都是根據這個原理。試問如老子所說，是個什麽境界呢？這就是所說的“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了，也即是“嬰兒未孩”的狀態，自佛學言之，此等境界是為第八識，釋氏更進一步，打破此識，而為大圓鏡智，再進而連大圓鏡智也打破，即是心經所說“無智亦無得”了。
據上麵所說，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則又不然，佛氏說妙說常，老子曰：“複命曰常。”又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嚐不能到呢？孔子毋意必固我，又曰：“無可無不可。”佛氏所謂法執我執，孔子何嚐莫有破呢？但三教雖同在一根線上，終是個個獨立。他們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須追尋至父母未生前，連“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說是要出世，所以世間的禮樂刑政等，也就不詳加研究了。孔門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工作上，人事之發生，以意念為起點，而意念之最純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從孩提之童研究起來，以誠意為下手功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他的宗旨，即是想治世，所以關於涅槃滅度的學理，也就不加探討了。老子重在窺探造化的本源，故絕聖棄智，無知無欲，於至虛至靜之中，領會那寂然不動、虛而逍遙之妙，故而像一初生之嬰兒。向後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間法。他說道：“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這個“中”字，即指乙點而言，是介於入世出世之中。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詩》、《書》、《易》、《禮》，《春秋》，可算說得很多了。老子卻不願意多說，隻簡簡單單五千多字，扼著乙點立論，含有“引而不發，躍如也”的意思。他的意思，隻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為一，揭出原理，等人自去研究，不願多言，所以講出世法莫得釋氏那麽精，講世間法莫得孔子那麽詳。綜而言之，釋氏專言出世法，孔子專言世間法，老子則把出世法和世間法，打通為一，這就是他三人立教不同的地方。
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後，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複命。”他是用致虛守靜的功夫，步步向內收斂，到了歸根複命，跟著又步步向外發展，所以他說：“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彰，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孔子之學，得之於老子，其步驟是一樣。《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這是步步向內收斂。“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又是步步向外發展。老子歸根複命的工作，與佛氏相同，從“修之於身”，以至“修之於天下”，與孔子相同，所以老子之學，可貫通儒釋兩家。
北方人喜吃麵，南方人喜吃飯，孔子開店賣麵，釋迦開店賣飯，老子店中，麵和飯皆有，我們喜歡吃某種，進某家店子就是了。不能叫人一律吃麵，把賣飯的店子封了，也不能叫人一律吃飯，把賣麵的店子封了。賣麵的未嚐不能做飯，賣飯的也未嚐不能做麵，不過開店的目的，各有不同罷了。儒釋道立教，各有各的宗旨，三教之徒，互相攻擊，真算多事。
十二、宋學是融合儒釋道三家學說而成
最初孔老二教，迭為盛衰，互相排斥。故太史公說：“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到了曹魏時，王弼出來，把孔老溝通為一，他說：“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無累便謂其不複應物，失之遠矣。”（見《魏誌鍾會傳》裴鬆之注）“衝和以通無”，指老氏而言。“哀樂以應物”，指孔氏而言。裴說：“應物而無累於物。”就把孔老二說，從學理上融合為一。王弼曾注《易經》和《老子》，《易經》是儒家的書，《老子》是道家的書，他注這兩部分，就是做的融合孔老的工作，這是學術上一種大著作，算是一種新學說，大受一般人的歡迎，所以開晉朝清談一派。
人情是厭故喜新的，清談既久，一般人都有點厭煩了，適值佛教陸續傳入中國，越傳越盛，在學術上另開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歡迎，到了唐時，佛經遍天下，寺廟遍天下，天台、華嚴、淨土各宗大行，禪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興之唯識宗，可算是佛學極盛時代。唐朝自稱是老子之後，追尊老子為玄元皇帝，道教因之很盛。孔子是曆代崇奉之教，當然也最盛行。三教相蕩，天然有合並的趨勢。那個時候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學，可說他們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卻不曾把此融合為一，直到宋儒，才把這種工作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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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東原（戴震）謂：“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子自老子，談老子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家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這本是詆斥宋儒的話，但我們從這個地方，反可看出宋儒的真本事來，最當注意的是“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二語，老釋和孔孟，大家認為是截然不同之二派，宋時就把他們融合為一，創造力何等偉大。
在宋儒盡管說他是孔門嫡派，與佛老無關，實際是融合三教而成，他們學說俱在，何能掩飾。其實能把三教融合為一，這是學術上最大的成功，他們有了這樣的建樹，盡可自豪，反棄而不居，自認孔門嫡派。這即是為“門戶”二字所誤。惟其是這樣，我們反把進化的趨勢看出來了。儒釋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該合並，宋儒順著這個趨勢做去，自家還不覺得，猶如河內撐船一般，宋儒極力欲逆流而上，自以為撐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還看不出天然的趨勢，惟其極力反對三教合一，實際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這才見天然趨勢的偉大。宋儒學說，所以不能磨滅掉，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為人詬病者，在裏子是三教合一，麵子務必說是孔門嫡派，成了表裏不一致。我們對於宋儒，隻要他的裏子，不問他的麵子，他們既建樹了這樣大功，就應替他們表彰。
宋儒融合三教，在實質上，不在字麵上。若以字麵而論，宋儒口口聲聲，詆斥佛老，所用的名詞，都是出在四書五經上，然而實質上卻是三教合一。今人言三教合一者，滿紙是儒釋道書上的名詞，我們卻不能承認他們把三教融合了。這是什麽緣故呢？譬如吃飲食，宋儒把雞魚羊肉，米飯菜蔬，吃下肚去，變為血氣。看不出雞魚羊肉，米飯菜蔬的形狀，實質上卻是這些東西融合而成。他人是把這些東西吃下去，吐在地上，滿地是雞魚羊肉米飯菜蔬的細顆，並未融化。我們把融合三教之功，歸之宋儒，就是這個道理。世間的道理，根本上是共通的，宋儒好學深思，凡事要研究徹底，本無意搜求共通點，自然把共通點尋出，所以能夠把三教融合。
由晉曆南北隋唐五代，而至於宋，都是三教並行。名公巨卿，大部研究佛老之學，就中以禪宗為尤盛。我們試翻《五燈會元》一看，即知禪宗自達摩東來，源遠流長，其發達的情形，較之宋元學案所載的道學，還要盛些。王荊公嚐問張文定（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軻亞聖，自後絕人何也？”文定言：“豈無？隻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雷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見宋《稗類鈔宗乘》），佛教越傳越盛，幾乎把孔子地盤完全奪去，宋儒生在這個時候，受儒道的甄陶孕育，所以能夠創出一種新學說。
周敦頤的學問，得力於佛家的壽涯和尚和道家陳摶的太極圖，這是大家知道的。程伊川說：“程明道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宋史說：範仲淹命張橫渠讀《中庸》，讀了猶以為未足，又求諸老釋。這都是“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緣故。明道和橫渠，都是“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試問：他二人初讀孔子書，何以得不到真傳，必研究老釋多年，然後返求諸六經，才把它尋出來？何以二人都會如此？此明明是初讀儒書，繼續佛老書，涵泳既久，融會貫通，心中恍若有得：然後還向六經搜求，見所說的話，有與自己心中相合者，就把它提出來組織成一個係統，這即是所謂宋學了。因為天下的真理是一樣的，所以二人得著的結果相同。
著者往年著《心理與力學》一文，創一條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曾說：“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有形有狀之物，吸引來成為一個地球，人心也有引力，把耳濡目染、無形無體之物，吸引來，成為一個心。”宋儒研究儒釋道三教多年，他們的心，已經成了儒釋道的化合物，自己還不覺得，所以宋學表麵上是孔學，裏子是儒釋道融合而成的東西。從此以後，儒門就不淡泊了，就把人收拾得住，於是宋學風靡天下，曆宋元明清以至於今，傳誦不衰。他們有了這種偉大工作，盡可獨立成派，不必依附孔子，在他們以為依附孔子，其道始尊，不知依附孔子，反把宋儒的價值看小了。
十三、宋學含老學成分最多
宋學是融合三教而成，故處處含有佛老意味。其含有佛學的地方，前人指出很多，不必再加討論。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宋學所含老氏成分，特別濃厚。宋儒所做的功夫，不外“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天理者天然之理，也即是自然之理。人欲者個人之私意。宋儒教人把自己的私意除掉，順著自然的道理做去，這種說法，與老子有何區別？所異者，以“天”字代“自然”二字，不過字麵不同罷了。
自序
我生平喜歡研究心理學。於民國九年，作一文曰：《心理與力學》。創出一條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有了這條臆說，覺得經濟政治外交，與夫人世一切事變，都有一定軌道，於是陸陸續續，寫了些文字，曾經先後發表。
後來我又研究諸子百家的學說，覺得學術上之演變，也有軌道可循。我們如果知道，從前的學術是如何演變，即可推測將來的學術，當向何種途徑趨去，因成一文曰：《中國學術之趨勢》。自覺此種觀察，恐怕不確，存在篋中，久未發表。去歲在重慶，曾將原稿交《濟川公報》登載，茲把它印為單行本，讓閱者指正。
我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聞者嚐駁我道：“我的思想，行動自由，哪裏有什麽規律？”殊不知我們受了規律的支配，自己還不覺得。譬如書房裏，有一鳥籠，鳥在籠中，跳來跳去，自以為活動自由了，而我們在旁觀之，任它如何跳，終不出籠之範圍。設使把籠打破，鳥在此室中，更是活動自由了，殊不知仍有一個書房，把它範圍著。漢唐以後的儒者，任他如何說，終不出孔子的範圍，周秦諸子和東西洋哲學家，可說是打破了孔子範圍，而他們的思想，仍有軌道可循，既有軌道可循，即是有規律。
自開辟以來，人類在地球上，行行走走，自以為自由極了。三百年前，出了一個牛頓，發明地心引力，才知道：任你如何走，終要受地心引力的支配，這是業已成了定論的。人類的思想，自以為自由極了，我們試把牛頓的學說擴大之，把它應用到心理學上，即知道：任你思想如何自由，終有軌道可循，人世上，一切事變，無不有力學規律行乎其間，不過一般人習而不察，等於牛頓以前的人，不知有地心引力一樣。
我寫文字，有一種習慣，心中有一種感想，即寫一段，零零碎碎，積了許多段，才把它補綴起來，成了一篇文字。此次所發表者，是把許多小段，就其意義相屬者，放在一處，再視其內容，冠以篇名。因此成了四篇文字：（1)老子與程明道（程顥）；(2)宋學與蜀學；（3)宋儒之道統；(4）中西文化之融合。總題之曰：《中國學術之趨勢》。
寫文字是發表心中感想，心中如何想，即當如何寫，如果立出題目，來作文字，等於入場應試，心中受了題之拘束，所有感想，不能盡情寫出，又因題義未盡，不得不勉強湊補，於是寫出來的，乃是題中之文，不是心中之文。我發表這本書，本想出以隨筆體裁，許多朋友說不對，才標出大題目、小題目，我覺得作題目，比作文章更難，文章是我心中所有，題目是我心中所無，此書雖名《中國學術之趨勢》，而內容則非常的簡陋，對於題義，發揮未及十分之一，這是很抱歉的。
我寫文字，隻求把心中感想表達出，即算完事。許多應當參考的書，也未參考，許多議論，自知是一偏之見，仍把它寫出來。是心中有了這種疑團，特發表出來，請閱讀賜教，如蒙指駁，自當敬謹受教，不敢答辯，指駁越嚴，我越是感謝。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日，李宗吾，於成都
老子與諸教之關係
一、中國學術分三大時期
我國學術最發達有兩個時期，第一是周秦諸子，第二是趙宋諸儒。這兩個時期的學術，都有創造性。漢魏晉南北隋唐五代，是承襲周秦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襲趙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襲漢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創造性。周秦是中國學術獨立發達時期，趙宋是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時期。周秦諸子，一般人都認孔子為代表，殊不知孔子不足以代表，要老子才足以代表。趙宋諸儒，一般人都認朱子為代表，殊不知朱子不足以代表，要程明道才足以代表。
《老子》一書，當分兩部分看，他說致虛守靜、歸根複命一類話，是出世法，莊列關尹諸人，是走的這條路。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一類話，是世間法，孔子以仁治國、墨子以愛治國、申韓以法治國等，皆是以正治國。在吳司馬稷苴，是以奇用兵，這都是走的世間法這條路。《老子》一書，是把世間法和出世法，一以貫之，兩無偏重。所以提出老子，可以總括周秦學術的全體。
漢明帝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曆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愈傳愈盛，與中國固有的學術成為兩大派，相推相蕩，到了程明道出來，把二者融合為一，是為宋明之理學，名為儒家，實是中國和印度兩方學術融合而成的新學說。程明道的學說出來後，跟著就分為兩大派：一派是程伊川（程頤）和朱子（朱熹），一派是陸象山（陸九淵）和王陽明（王守仁）。所以宋學，要以程明道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
從周秦至今，可分為三個時期。周秦諸子，為中國學術獨立發達時期，趙宋諸儒，為中國學術印度學術融合時期。現在已經入第三時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方學說，相推相蕩，依天然的趨勢看去，這三者又該融合為一。故第三時期，為中西印三方學說融合時期。學術之進化，其軌道曆曆可循，知道從前中印兩方學術融合，出以某種方式，即知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當出以某種方式，我們用鳥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學術上的大趨勢看出來。
二、《老子》一書是周秦學派之總綱
宇宙真理，是渾然的一個東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個絕大的荒山，無人開采。後來偶有人在山上拾得點珍寶歸來，人人驚異，大家都去開采，有得金的，有得銀的，有得銅鐵錫的。雖是所得不同，總是各有所得。周秦諸子，都是上山開采的人，這夥人中，所得的東西，是以老子為最多。
老子是道家，道家出於史官，我國有史以來，零零碎碎的，留下許多學說，直到老子出來，才把它整理成一個係統。他生於春秋時代，事變紛繁，年紀又高，眼見的事又多。身為周之柱下史，是國立圖書館館長。讀的書又多。他自隱無名，不問外事，經過了長時間的研究，所以能把宇宙真理發現出來。
老子把古今事變融會貫通，尋出了它變化的規律，定名曰道。道者路也。即是說，宇宙萬事萬物，非走這條路不可，把這種規律，筆之於書，即名之曰：《道德經》。德者有得於心也，根據以往的事變，就可以推測將來的事變，故曰：“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
他見到了真理的全體，講出來的道理，顛撲不破，後人要研究，隻好本著他的道理，分頭去研究。他在周秦諸子中，真是開山之祖。諸子取他學說中一部分，引而申之，擴而大之，就獨成一派。
前乎老子者，如黃帝，如太公（薑子牙），如鬻子（鬻熊）、管子（管仲）等，《漢書·藝文誌》均列入道家，算是老子之前驅，周秦諸子中最末一人，是韓非，非之書有《解老》、《喻老》兩篇，把老子的話，一句一句地解釋，唿老子為聖人，可見非之學也出於老子。至呂不韋門客，所輯的《呂氏春秋》，也是推尊黃老。所以周秦時代的學說，徹始徹終，可用老子貫通之。老子的學說是總綱，諸子是細目，是從總綱中，提出一部分，詳詳細細地研究，隻能說研究得精細，卻不能出老子的範圍。
至於老子年代問題，有人說：孔子問禮於老子，為春秋時人，著《道德經》之老子，為戰國時人，是兩人，不是一人，這層不必深問，我們隻說《道德經》一書，可以總括周秦學術之全體。其書出現於周秦諸子之前，是諸子淵源於老子，出現於周秦諸子中間，或在其後。我們可說：《道德經》可以貫通諸子，而集周秦學術之大成，無論他生在春秋時，生在戰國時，甚或生在嬴秦時，其為周秦學術之總代表則一也。
關於老子姓名問題，有種種說法，甚有謂老子姓老者。我想不必這樣講，古人的名字，有點像字學中之反切法，用兩個字，切出一個字，舉出其人之兩個特點，即知其為某人，名字之上，不必一定冠以姓，如祝是名之上冠以官。行人子羽，是字之上冠以官。東裏子產，是字之上冠以地，叔梁紇，是名之上冠以字。司馬遷是史官，故稱史遷，曾受腐刑，又稱腐遷。其他如髯參軍、短主簿，是官職之上，冠以形貌，隻要舉出兩個特點，即可確定其為某人。大約老子耳有異狀，故姓李名耳，他是自隱無名的人，埋頭研究學問，世人得見他時，年已老矣，人人驚其學問之高深，因其須發皓然，又是一個大耳朵，因唿之為老聃，聃是生前的綽號，不是死後之諡，他不是生而皓首，乃是世人得見他時，業已皓首了。一般學者，聞老子之名，都來請教。孔子也去問禮。各人取其學說之一部分，發輝光大之，就成為一家之言，發表出來，盡是新奇之說，人人都去研究。老子自隱無名，其出處存亡，世人也就不甚注意了。猶之四川廖平與康有為說一席話，康本其說，跟著著出《孔子改製考》、《新學偽經考》，震驚一世，而廖之書尚未出也，其人亦不甚為世注意。老子年齡，比孔子大二三十歲，孔子是七十幾歲死的，老子修神養身，享年最高，或許活到二百多歲，著《道德經》時，已入了戰國時代，這也是可能的事。
三、無為之意義
老子的“無為”，許多人都誤解了。《老子》一書，是有為，不是無為。他以為要想有為，當從無為下手，所以說“無為則無不為”。他的書，大概每句中，上半句是無為，下半句是有為。例如，“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要想勇當從慈做起走。要想廣，當從儉做起走。要想成器長，當從不敢為天下先做起走。慈與儉，不敢為天下先，是無為；能勇，能廣，能成器長，即是有為。老子洞明盈虛消長之理，陰陽動靜，互相為根，凡事當從相反方麵下手，如作文欲抑先揚，欲揚先抑，寫字欲左先右，欲右先左一般。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為，我好靜，我無事，我無欲，我無為；能使民化民正，能使民富民樸，是有為。“弱勝強，柔勝剛。”弱柔是無為，勝強勝剛，是有為。老子書中，這類話很多，都是“無為則無不為”的實證。
老子所說的無為，是順其自然，我無容心的意思。當為的就為，當不為的就不為，如果當為的不為，這是有心和自然反抗，這叫做有為，算不得無為。王弼注老子，就是這種見解。他注《老子》二十七章說道：“須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注二十九章說道：“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可算得了老子的真諦。老子說：“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韓非本作恃，按作輔義較長）。即是《陰符經》所說：“聖人知自然之不可違，因而製之。”（現在的《陰符經》，雖是偽書，但說的道理不錯。）也即是《易經》所說：“裁成天地之體，輔相天地之宜。”曹參為相，日飲醇酒，諸事不為，隻可謂之“不輔萬物之自然”，“不裁成天地之道，不輔相天地之宜”，“知自然之不可違，因而不製之”。黃老之道，豈是這樣嗎？老子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裏之行，始於足下。”老子把宇宙事事物物的來龍去脈，看得清清楚楚的，事未發動，或才發動，就把它弄好了。猶如船上掌舵的人，把水路看得十分清楚，隻須輕輕地把舵一搬，那船就平平穩穩地下去了，這叫做無為。即是所謂，“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何嚐是曹參那種辦法呢？文景行黃老，隻是得點皮毛，於“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等工作，未免缺乏，所以不無流弊。但政治之修明，已成為三代下第一，黃老之道之大，也可想見了。
四、“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意義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字作“流”字解。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道德仁義禮五者，是連貫而下的。天地化生萬物，有一定規律，如道路一般，是之謂道，吾人懂得這個規律，而有得於心，即為德，本著天地生物之道，施之於人即為仁。仁是渾然的，必須製裁之，使之合宜，歸為義。但所謂合宜，隻是空空洞洞的幾句話，把合宜之事，製為法式，是為飾文，即為禮。萬一遇著不守禮之徒，為之奈何？於是威之以刑。萬一有悖禮之人，刑罰不能加，又將奈何？於是臨之以兵。我們可續兩句曰：“失禮而後刑，失刑而後兵。”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由道德以至於兵，原是一貫而已。
老子洞明萬事萬物變化的軌道，有得於心，故老子言道德。孔子見老子後，明白此理，就用以治人，故孔子言仁。孟子繼孔子之後，故言仁必帶一“義”字。荀子繼孟子之後，注重禮學。韓非學於荀卿（荀子），知“禮”字不足以範圍人，故專講刑名。這都是時會所趨，不得不然。世人見道德流為刑名，就歸咎於老子，說申韓之刻薄寡恩，來源於老子。殊不知中間還有道德流為仁義一層，由仁義才流為刑名的。言仁義者無罪，言道德者有罪，我真要為老子叫屈。
孔子說：“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都是順著次序說的，韓昌黎（韓愈）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存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把道德放在仁義之下，就算弄顛倒了。
老子說：“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這句話很受世人的痛罵，這也是誤解老子。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這是天然的趨勢，等於人之由小孩而少年，而壯，而老，而死一般。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等於說：“失孩而後少，失少而後壯，失壯而後老。”他看見由道德流而為禮，知道繼續下去，就是為刑為兵，故警告人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等於說：“夫老者少壯之終而死之始也。”這本是自然的現象，說此等話的人，有何罪過？
要救死隻有“複歸於嬰兒”。要救亂隻有“複歸於無為”。吾人身體發育最快，要算嬰兒時代，嬰兒無知無欲，隨時都是半睡眠狀態，分之修養家，叫人靜坐，卻用種種方法，無非叫人達到無知無欲，成一種半睡眠狀態罷了。嬰兒的半睡眠狀態，是天然的，修養家的半睡眠狀態，是人工做成的，隻要此心常如嬰兒之未孩，也就可以長生久存了。我們知：複歸於嬰兒，可以救死。即知：複歸於無為，可以救亂。
國家到了非用禮不可的時候，跟著就有不禮之人，非用刑不可，跟著就有刑罰不能加的人，非用兵不可。所以到了用禮之時，亂兆已萌，故曰：“亂之首。”然則為之奈何？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亂機雖動，用“無為”二字，即可把它鎮壓下去。老子用的方法是：“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他這個話不是空談，是有實事可以證明。春秋戰國，天下大亂，延至嬴秦，人心險詐，盜賊縱橫，與現在的時局是一樣的。始皇二世，用嚴刑峻罰，其亂愈甚。到了漢初，劉邦的謀臣張良陳平，是講黃老的人，曹參相惠帝用黃老，文景也用黃老，而民風忽然渾樸，儼然三代遺風，這就是實行“鎮之以無名之樸”。人民就居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樸了，足知老子所說“複歸於無為”，是治亂的妙法。“複歸於嬰兒”，可以常壯不老；“複歸於無為”，可以常治不亂。
由道流而為德，為仁，為義，為禮，為刑，為兵，道是本源，兵是末流。老子屢言兵，他連兵都不廢，何至會廢禮？他說：“以道佐人主者，可以兵強天下。”又說：“夫慈以戰則勝。”慈即是仁，他用兵之際，顧及“道”字“仁”字，即是顧及本源之意。用兵顧及“仁”字，才不至窮兵黷武；用刑顧及“仁”字，才能衰矜勿喜，行禮顧及“仁”字，才有深情行乎其間，不至徒事虛文；行仁義顧及道德，才能到熙熙浩浩的盛世，不是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我們讀老子一書，當作如是解。老子用兵之際，都顧及本源，即知他無處不顧及本源。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主。”他對於兵是這種主張；即知他對於禮的主張，是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為主。”老子明知：“兵之後必有兇年。”到了不得已之時，還是要用兵，即知他明知禮之後，必有兵刑，到了不得已之時，還是要用禮。吾故曰，老子不廢禮。惟其不廢禮，以知禮守禮名於世，所以孔子才去問禮。老子知兵之弊，故善言兵，知禮之弊，故善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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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刑用兵，隻要以道佐之，以慈行之，民風也可複歸於樸。莊子曰：“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遊於逍遙之虛……逍遙無為也。”由此知用刑用兵，也是假道於刑，托宿於兵，以達無為之域。我們識得此意，即知老子說“失義而後禮”，“禮仁忠信之薄”，與孔子所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同是一意。
五、絕聖棄智之作用
老子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又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等語很受世人的訾議，這也未免誤解。老子是叫人把自己的意思除去，到了無知無欲的境界，才能窺見宇宙自然之理，一切事，當順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果不絕聖棄智，本著個人的意見做去，得出來的結果，往往違反自然之理。宋儒即害了此病，並且害得很深。例如“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類話，就是害的這個病，洛蜀分黨，也是害的這個病。他們所謂理，完全是他們個人的意見，戴東原（戴震）說：“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作為聖賢立言之意……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又曰：“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東原此語，可謂一針見血，假使宋儒能像老子絕聖棄智，必不會有這種弊病。
凡人隻要能夠洞明自然之理，一切事順天而動，如四時之行，百物之生，不言仁義而仁義自在其中，《莊子》一書，全是發揮此理，蘇子由（蘇轍）解老子說道：“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幹，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濡以沫，相呴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子由這種解釋，深得老子本旨。昌黎（韓愈）說老子小仁義，讀了子由這段文字，仁義烏得不小。嬴秦時代，李斯趙高，挾智術以馭天下，叛者四起，即是“智慧出有大偽”的實證。漢初行黃老之術，民風渾樸，幾於三代，即是“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的實證。
老子絕聖棄智，此心渾渾穆穆，與造化相通，此等造詣極高。孔子心知之，亦曾身體力行之，但隻能喻之於心，而不能喻之於口，隻可行之於己，而不能責之於人，孔子不言性與天道，非不欲言也，實不能言也，即言之與人亦未必了解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等處可見孔老學術，原是一貫。重言“天何言哉”，反複讚歎，與老子所說“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等言絕肖。蘇子由曰：“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子由識得此旨，所以明朝李卓吾（李贄）稱之曰：“解老子者眾矣，而子由最高。”
要窺見造化流行之妙，非此心與宇宙融合不可，正常人自然做不到，我們既然做不到，而做出的事，如果違反了造化流行之理，又是要不得的，這拿來怎樣辦呢？於是孔門傳下一個最簡單最適用的法子，這個法子，即是孔子所說的良知良能，孔門教人，每發一念，就用自己的良心裁判一下，良心以為對的即是善，認為不對的即是惡。惡的念頭，立即除去，善的念頭，就把它存留下，這即是大學上的誠意功夫。這種念頭，與宇宙自然之理是相合的，何以故呢？人是宇宙一分子，我們最初發出之念，並未參有我的私意私見，可說是徑從宇宙本體發出來的，我把這個念頭，加以考察，即與親見宇宙本體無異，把這種念頭推行出來的，就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法子，豈不簡單極了呢？有了這個法子，我們所做的事，求與自然之理相合，就不困難了，所難者，何者為善念，何者為惡念，不容易分別，於是孔門又傳下一個最簡單的法子，叫人閑居無事的時候，把眼前所見的事，仔細研究一下，何者為善，何者為惡，把它分別清楚，隨著我心每動一念，我自己才能分別善惡，這就是格物致知了。孔門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本是非常簡單，愚夫愚婦，都做得到，不料宋明諸儒，把它解得玄之又玄。朱子無端補入格致一章，並且說：“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直是禪門的頓悟，豈不與中庸所說“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相悖嗎？我們把正心誠意，改作“良心裁判”四字，或改作“問心無愧”四字，就任何人都可做到了。
六、盈虛消長之理
老子的學說，是本著盈虛消長立論的，什麽是盈虛消長呢？試作圖說明之：如圖由虛而長，而盈，而消，循環不已，宇宙萬事萬物，都不出道德軌道。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是循著這個軌道走的。以人事言之：國家之興衰成敗，和通常所謂“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貧賤”，都是循著這個軌道走的。老子之學，純是自處於虛，以盈為大戒，虛是收縮到了極點，盈是發展到了極點。人能以“虛”字為立足點，不動則已，一動則隻有發展的，這即是長了。如果到了“盈”字地位，則“消”字即隨之而來，這是一定不移之理，他書中所謂：“弱勝強，柔勝剛”，“高以下為基”，“功成身退天之道”，“強梁者不得其死”，“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多藏必厚亡”，“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種種說法，都是本諸這個原則立論。這個原則，人世上一切事都適用，等於瓦特發明蒸汽機，各種工業都適用。
七、老子之兵法
老子把盈虛消長之理，應用到軍事上，就成了絕妙兵法。試把他言兵的話，匯齊來研究，即知他的妙用了。他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善者果而已。”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以奇用兵。”又曰：“慈故能勇……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與之，以慈衛之。”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又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又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又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可知老子用兵，是出於自衛，出於不得已，以慈為主。慈有二意：一是恐我的人民為敵人所殺；二是恐敵人的人民為我所殺。所以我不敢為造事之主，如若敵人實在要來攻我，我才起而戰之，即所謂“不敢為主而為客”。雖是起而應之，卻不敢輕於開戰，“輕敵幾喪吾寶”。這個“寶”字，就是“我有三寶”的“寶”字，慈為三寶之一，輕於開戰，即是不慈，就算失去一寶了。我既不開戰，而敵人必來攻，我將奈何？老子的法子就是守，故曰：“以守則固。”萬一敵人猛攻，實在守不住了，又將奈何？老子就向後退，寧可退一尺，不可進一寸，萬一退到無可退的地方，敵人還要進攻，如再不開戰，坐視我的軍士，束手待斃，這可謂不慈至極了。到了此刻，是不得已了，也就不得不戰了，從前步步退讓，極力收斂，收斂到了極點，爆發出來，等於炸彈爆裂。這個時候，我的軍士，處處是死路，惟有向敵人衝殺，才是生路，人人悲憤，其鋒不可當，故曰“哀者勝矣”。敵人的軍士，遇著這種拚命死戰的人，向前衝是必死的路，向後轉是生路，有了這種情形，我軍當然勝，故曰“以戰則勝”。敵人的兵，恃強已極，“堅強者死之徒”，他當然敗。這真是極妙兵法，故曰：“以奇用兵。”韓信背水陣，即是應用這個原理。
孫子把老子所說的原理，推演出來，成書十三篇，就成為千古言兵之祖。孫子曰：“卑而驕之。”又曰：“少則逃之，不若則避之。”又曰：“不可勝者守也。”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又曰：“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又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鬥。”又曰：“投之無所往，請劇之勇也。”又曰：“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又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又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凡此種種，我們拿來與老子所說的對照參觀，其方法完全是相同的，都是初時收斂，後來爆發，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靜”字是老子書上所常用，“幽”字是老子書上“玄”字“杳”字“冥”字，合並而成的，足知孫子之學，淵源於老子。所異者：老子用兵，以慈為主，出於自衛，出於不得已，被敵人逼迫，不得不戰，戰則必勝；孫子則出於權謀，故意把兵士陷之死地，以激戰勝之功，把老子“以奇用兵”的“奇”字，發揮盡致。開始凡是一種學說，發生出來的支派，都有這種現象，即是把最初之說，引而申之，擴而大之，惟其如此，所以獨成一派。老子的清靜無為，連兵事上都用得著，世間何事用不著。因為老子窺見了宇宙的真理，所以他的學說，無施不可。
八、《史記》老莊申韓同傳之原因
韓非主道篇曰：“虛靜以待令。”又曰：“明君無為於上。”這虛靜無為四字，是老子根本學說，韓非明明白白提出，足見他淵源所自。其書曰：“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無窮之令。”又曰：“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於道德，而不出於愛惡。”可見他製定的法律，總是本於自然之理，從天理人情中斟酌而出，並不強人以所難。他說：“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鬥，故賢者勸賞，而不肖者少罪。”可見他所懸的賞，隻要能夠努力，人人都可獲得，所定的罰，隻要能夠注意，人人都可避免，又曰：“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若雷霆，神聖不能解也，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嬖而必誅。”事事順法律而行，無一毫私見。他用法的結果是：“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奸止，淡然閑靜，因天命，持大體，上下交順，以道為舍。”這是歸於無為而止。
老子講虛靜，講無為；韓非也是講虛靜，講無為。黃老之術，發展出來，即為申韓，申韓之術，收斂起來，即為黃老。二者原是一貫。史遷（司馬遷）把老莊申韓同列一傳，即是這個道理。後人不知此理，反痛詆史遷，以為韓非與李耳同傳，不倫不類。試思史遷父子，都是深通黃老的人，他論大道則先黃老，難道對於老氏學派，還會談外行話嗎？不過韓非之學，雖是淵源於老子，也是引而申之，擴而大之，獨成一派。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韓非曰：“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同是“無為”二字，在老子口中，何等恬適，一出韓非之口，而凜然可畏，惟其如此，所以才獨立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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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與韓非，同是崇奉老子，一出世，一入世，途徑絕端相反，而皆本之於無為。莊子事事放任，猶可謂之無為，韓非事事幹涉，怎麽可謂之無為呢？莊子是順應自然做去，毫不摻加自己的意見，所以謂之無為。韓非是順應自然，製出一個法律，我即依著法律實行，絲毫不出入，也是不參加自己的意見，故韓非之學說歸於無為，因為他執行法律時，莫得絲毫通融，不像儒家有議親議貴這類辦法，所以就蒙刻薄寡恩之名了。
韓非說：“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可見他立法是持大體，並不苟細。漢高祖用講黃老的張良為謀臣，入關之初，“除秦苛法，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苛法”是捕鼠之物，把他除去，自是黃老舉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是設柙股虎，用的是申韓手段。我們從此等地方考察，黃老與申韓，有何衝突？
九、老子與其他諸子
道流而為德，德流而為仁，仁流而為義，義流而為禮，禮流而為刑，刑流而為兵。道德居首，兵刑居末。孫子言兵，韓非言刑，而其源皆出於老子。我們如果知道兵刑與道德相通，即知諸子之學無不與老子相通了。老子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溫良恭儉讓，“儉”字與老子同，讓即老子之不敢為天下先，孔子嚐言仁，即是老子之慈，足見儒家與老子相通。墨子之兼愛，即是老子之慈，墨子之節用，即是老子之儉。老子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曰：“以守則固。”墨子非攻而善守，足見其與老子相通。戰國的縱橫家，首推蘇秦，他讀的書，是陰符，揣摩期年，然後才出而遊說，古陰符不傳，他是道家之書，大約是與老子相類。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老子此語，是以一個“平”字立論。蘇秦說六國，每用“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一類話，激動人不平之氣，暗中藏得有天道張弓的原理，與自然之理相合，所以蘇秦的說法，能夠披靡一世。老子所說“欲取姑予”等語，為後世陰謀家所祖，他如楊朱莊列關尹諸人，直接承繼老子之學，更不待說，周秦諸子之學，即使不盡出於老子，也可說老子之學，與諸子不相抵觸，既不抵觸，也就可以相通。後世講神仙、講符籙等，俱托始於老子，更足知老子與百家相通。
漢朝汲黯，性情剛直，其治民宜乎嚴刑峻法了，乃用黃老之術，專尚清靜。諸葛武侯，淡泊寧靜，極類道家，而治蜀則用申韓。這都是由於黃老與申韓，根本上是共通的緣故。孔孟主張仁義治國，申韓主張法律治國，看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其實是一貫的。諸葛武侯說“法行則知恩”，這句話真是好極了，足補四書五經所未及。要施恩先必行法做起走，行法即是施恩，法律即是仁義。子產治鄭用猛，國人要想殺他，說道：“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來感他的恩，又生怕他死了，說道：“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難道子產改變了政策嗎？他臨死前還說為政要用猛，可見猛的宗旨，至死不變，而所收的效果，卻是惠字，《論衡》載：“子謂子產……其養民也惠。”又講：“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猛的效果是惠，此中關鍵，隻有諸葛武侯懂得，所以他治蜀尚嚴，與子產收同一之效果。一般人說申韓刻薄寡恩，其實最慈惠者，莫如申韓。申子之書不傳，試取韓非子與諸葛武侯本傳，對照讀之，當知鄙言之不謬。
韓非之學，出於荀子，是主張性惡的。荀子以為人性惡，當用禮去裁製他。韓非以為禮的裁製力弱，法律的裁製力強，故變而論刑名，由此可知：黃老申韓孟荀，原是一貫。害何種病，服何種藥。害了嬴秦那種病，故漢初藥之以黃老，害了劉璋那種病，故孔明藥之以申韓，儒者見秦尚刑名，至於亡國，以為申韓之學，萬不可行，此乃不知通變之論。商鞅變法，秦遂盛強，迨至始皇，統一中國，見刑名之學，生了大效，繼續用下去，猶之病到垂危，有良醫開一劑芒硝大黃，服之立愈，病已好了，醫生去了，把芒硝大黃作為常服之藥，焉得不病？焉得不死？於芒硝大黃何尤？於醫生何尤？
十、孔子不言性與天道之原因
《禮記》上，孔子屢言：“吾聞諸老聃曰。”可見他的學問，淵源於老子。至大限度，隻能與老子對抗，斷不能駕老子而上之。《史記》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這種驚訝佩服的情形，儼如虯髯客見了李世民，默然心死一樣。《虯髯客傳》載，道士謂虯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虯髯也就離開中國，到海外扶餘，另覓生活。孔子一見老子，恰是這種情形。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道德已被老子講得透透徹徹，莫得孔子說的，孔子隻好從“仁”字講起走了。老子學說，雖包含有治世法，但是略而不詳，他專言道德，於仁義禮三者，不加深論。孔子窺破此旨，乃終身致力於仁義禮，把治國平天下的方法，條分縷析地列出來。於是老子談道德，孔子談仁義禮，結果孔子與老子，成了對等地位。孔子是北方人，帶得有點強哉矯的性質，雖是佩服老子，卻不願居他籬下。這就像清朝惲壽平，善畫山水，見了王岩穀的山水，自量不能超出其上，再畫得好，也是第二手，乃改習花卉，後來二人竟得齊名。孔子對於老子，也是這樣。他二人一談道德，一談仁義禮，可說是分工的工作。
《論語》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何以不言性與天道呢？因為性與天道，老子已經說盡，莫得孔子說的了。何以故呢？言性言天道，離不得“自然”二字，老子提出“自然”二字，業已探驪得珠，孔子再說，也不能別有新理，所以就不說了。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請問致的是什麽？守的是什麽？這明明是言心言性，一部宋元明學案，“虛”字“靜”字，滿紙都是，說來說去，終不出“致虛守靜”的範圍，不過說得比較詳細罷了。老子書中言天道的地方很多，如雲“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長久，而況於人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老子這一類話，即把天地化生萬物，天人感應，天道福善禍淫，種種道理，都包括在內，從天長地久，說至天地不能長久，就叫孔子再談天道，也不能出其範圍，所以隻好不說了。老子所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孔子也是見到了的，他讚周易，名此物曰太極，曾極力發揮，惟理涉玄虛，對門人則渾而不言，故大學教人，從誠意做起走。
性與天道，離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講的。何以見得呢？一般人說宋儒是得了孔子真傳的，朱子是集宋學大成的，朱子畢生精力，用在《四書集注》上，試拿《集注》來研究，“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這不是明明白白地提出“自然”二字嗎？《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注：“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豈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嗎？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則導之……程子（程頤）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歸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見性與天道，離卻“自然”二字，是講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說盡，宜乎孔子不再說了。
十一、三教異同之點
春秋戰國時，列國並爭，同時學術界，也有百家爭鳴，自秦以後，天下統一，於是學說隨君主之旨意，也歸於統一。秦時奉法家的學說，此外的學說，皆在所排斥。漢初改而奉黃老。到了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從此以後，專奉孔子之學。而老子的學說，勢力也很大。孔老二教，在中國成為兩大河流。隨後佛教傳入中國，越傳越盛，成了三大河流。同在一個區域內，相推相蕩，經過了很長的時間，天然有合並的趨勢，於是宋儒的學說，應運而生。
我們要談宋儒的學說，須先把三教異同研究一下。三教異同古人說的很多，無待我們再說，但我們可補充一下：三教均以返本為務。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但返至身，還不能終止。孟子又曰：“孩提之事，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可知儒家返本，以返至孩提為止。老子一書，屢言嬰兒，請問孟子之孩提，與老子的嬰兒，同乎不同？答曰：不同。何以故呢？孟子所說之孩提能愛親敬兄，大約是二三歲或一歲半歲。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說文：孩，小兒笑也。嬰兒還未能笑，當然是指才下地者而言。老子又說：“骨弱筋柔而握固。”初生小孩，手是握得很緊的。可見老子所說的嬰兒，確指才下地者而言。孟子所說的孩提知愛知敬，是有知識的。老子曰：“常使民無知無欲。”是莫有知識的。可知老子返本更進一步，以返至才下地的嬰兒為止。
但老子所說的雖是無知無欲，然猶有心；故曰：“聖人當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釋氏則並心而無之，以證入涅槃，無人無我為止。禪家常教人“看父母未生前麵目”。竟是透過娘胎，較老子的嬰兒更進一步。他們三家俱是在一條線上，我們可作圖表示，如圖：儒家由庚返至丁，再由丁返至丙。老子由丁返至乙。佛氏由丁返至甲。我們可唿此線為“返本線”。由此可看出三家的異同。要說他們不同，他三家都沿著返本線向後而走，這是相同的。要說他們相同，則儒家返至丙點而止，老子返至乙點而止，釋氏直返至甲點方止，又可說是不同。所從三教同與異俱說得去，總看如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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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從“身”字追進兩屋，直至“意”字，從誠意做起走。但是有意就有我，老子以為有了我即有人，人我對立，就生出許多膠膠擾擾的事，鬧個不休。有我即身，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倘若無有我身，則人與我渾而為一，就成了與人無忤，與世無爭，再不會有膠膠擾擾的事。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子書上種種譏誚孔子的話，與夫老子謂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等語，都是根據這個原理。試問如老子所說，是個什麽境界呢？這就是所說的“恍兮惚兮，窈兮冥兮”了，也即是“嬰兒未孩”的狀態，自佛學言之，此等境界是為第八識，釋氏更進一步，打破此識，而為大圓鏡智，再進而連大圓鏡智也打破，即是心經所說“無智亦無得”了。
據上麵所說，似乎佛氏的境界，非老子所能到，老子的境界，非孔子所能到，則又不然，佛氏說妙說常，老子曰：“複命曰常。”又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佛氏的妙常境界，老子何嚐不能到呢？孔子毋意必固我，又曰：“無可無不可。”佛氏所謂法執我執，孔子何嚐莫有破呢？但三教雖同在一根線上，終是個個獨立。他們立教的宗旨，各有不同，佛氏要想出世，故須追尋至父母未生前，連“心”字都打破，方能出世，說是要出世，所以世間的禮樂刑政等，也就不詳加研究了。孔門要想治世，是在人事上工作上，人事之發生，以意念為起點，而意念之最純粹者，莫如孩提之童，故從孩提之童研究起來，以誠意為下手功夫，由是而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他的宗旨，即是想治世，所以關於涅槃滅度的學理，也就不加探討了。老子重在窺探造化的本源，故絕聖棄智，無知無欲，於至虛至靜之中，領會那寂然不動、虛而逍遙之妙，故而像一初生之嬰兒。向後走是出世法，向前走是世間法。他說道：“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這個“中”字，即指乙點而言，是介於入世出世之中。佛氏三藏十二部，孔子《詩》、《書》、《易》、《禮》，《春秋》，可算說得很多了。老子卻不願意多說，隻簡簡單單五千多字，扼著乙點立論，含有“引而不發，躍如也”的意思。他的意思，隻重在把入世出世，打通為一，揭出原理，等人自去研究，不願多言，所以講出世法莫得釋氏那麽精，講世間法莫得孔子那麽詳。綜而言之，釋氏專言出世法，孔子專言世間法，老子則把出世法和世間法，打通為一，這就是他三人立教不同的地方。
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後，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複命。”他是用致虛守靜的功夫，步步向內收斂，到了歸根複命，跟著又步步向外發展，所以他說：“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彰，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孔子之學，得之於老子，其步驟是一樣。《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這是步步向內收斂。“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又是步步向外發展。老子歸根複命的工作，與佛氏相同，從“修之於身”，以至“修之於天下”，與孔子相同，所以老子之學，可貫通儒釋兩家。
北方人喜吃麵，南方人喜吃飯，孔子開店賣麵，釋迦開店賣飯，老子店中，麵和飯皆有，我們喜歡吃某種，進某家店子就是了。不能叫人一律吃麵，把賣飯的店子封了，也不能叫人一律吃飯，把賣麵的店子封了。賣麵的未嚐不能做飯，賣飯的也未嚐不能做麵，不過開店的目的，各有不同罷了。儒釋道立教，各有各的宗旨，三教之徒，互相攻擊，真算多事。
十二、宋學是融合儒釋道三家學說而成
最初孔老二教，迭為盛衰，互相排斥。故太史公說：“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到了曹魏時，王弼出來，把孔老溝通為一，他說：“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無累便謂其不複應物，失之遠矣。”（見《魏誌鍾會傳》裴鬆之注）“衝和以通無”，指老氏而言。“哀樂以應物”，指孔氏而言。裴說：“應物而無累於物。”就把孔老二說，從學理上融合為一。王弼曾注《易經》和《老子》，《易經》是儒家的書，《老子》是道家的書，他注這兩部分，就是做的融合孔老的工作，這是學術上一種大著作，算是一種新學說，大受一般人的歡迎，所以開晉朝清談一派。
人情是厭故喜新的，清談既久，一般人都有點厭煩了，適值佛教陸續傳入中國，越傳越盛，在學術上另開一新世界，朝野上下，群起歡迎，到了唐時，佛經遍天下，寺廟遍天下，天台、華嚴、淨土各宗大行，禪宗有南能北秀，更有新興之唯識宗，可算是佛學極盛時代。唐朝自稱是老子之後，追尊老子為玄元皇帝，道教因之很盛。孔子是曆代崇奉之教，當然也最盛行。三教相蕩，天然有合並的趨勢。那個時候的儒者，多半研究佛老之學，可說他們都在做三教合一的工作，卻不曾把此融合為一，直到宋儒，才把這種工作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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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東原（戴震）謂：“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子自老子，談老子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家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這本是詆斥宋儒的話，但我們從這個地方，反可看出宋儒的真本事來，最當注意的是“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二語，老釋和孔孟，大家認為是截然不同之二派，宋時就把他們融合為一，創造力何等偉大。
在宋儒盡管說他是孔門嫡派，與佛老無關，實際是融合三教而成，他們學說俱在，何能掩飾。其實能把三教融合為一，這是學術上最大的成功，他們有了這樣的建樹，盡可自豪，反棄而不居，自認孔門嫡派。這即是為“門戶”二字所誤。惟其是這樣，我們反把進化的趨勢看出來了。儒釋道三教，到了宋朝天然該合並，宋儒順著這個趨勢做去，自家還不覺得，猶如河內撐船一般，宋儒極力欲逆流而上，自以為撐到上流了，殊不知反被卷入大海，假令程朱諸人，立意要做三教合一的工作，還看不出天然的趨勢，惟其極力反對三教合一，實際上反完成了三教合一的工作，這才見天然趨勢的偉大。宋儒學說，所以不能磨滅掉，在完成三教合一的工作，其所以為人詬病者，在裏子是三教合一，麵子務必說是孔門嫡派，成了表裏不一致。我們對於宋儒，隻要他的裏子，不問他的麵子，他們既建樹了這樣大功，就應替他們表彰。
宋儒融合三教，在實質上，不在字麵上。若以字麵而論，宋儒口口聲聲，詆斥佛老，所用的名詞，都是出在四書五經上，然而實質上卻是三教合一。今人言三教合一者，滿紙是儒釋道書上的名詞，我們卻不能承認他們把三教融合了。這是什麽緣故呢？譬如吃飲食，宋儒把雞魚羊肉，米飯菜蔬，吃下肚去，變為血氣。看不出雞魚羊肉，米飯菜蔬的形狀，實質上卻是這些東西融合而成。他人是把這些東西吃下去，吐在地上，滿地是雞魚羊肉米飯菜蔬的細顆，並未融化。我們把融合三教之功，歸之宋儒，就是這個道理。世間的道理，根本上是共通的，宋儒好學深思，凡事要研究徹底，本無意搜求共通點，自然把共通點尋出，所以能夠把三教融合。
由晉曆南北隋唐五代，而至於宋，都是三教並行。名公巨卿，大部研究佛老之學，就中以禪宗為尤盛。我們試翻《五燈會元》一看，即知禪宗自達摩東來，源遠流長，其發達的情形，較之宋元學案所載的道學，還要盛些。王荊公嚐問張文定（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軻亞聖，自後絕人何也？”文定言：“豈無？隻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雷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見宋《稗類鈔宗乘》），佛教越傳越盛，幾乎把孔子地盤完全奪去，宋儒生在這個時候，受儒道的甄陶孕育，所以能夠創出一種新學說。
周敦頤的學問，得力於佛家的壽涯和尚和道家陳摶的太極圖，這是大家知道的。程伊川說：“程明道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宋史說：範仲淹命張橫渠讀《中庸》，讀了猶以為未足，又求諸老釋。這都是“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緣故。明道和橫渠，都是“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試問：他二人初讀孔子書，何以得不到真傳，必研究老釋多年，然後返求諸六經，才把它尋出來？何以二人都會如此？此明明是初讀儒書，繼續佛老書，涵泳既久，融會貫通，心中恍若有得：然後還向六經搜求，見所說的話，有與自己心中相合者，就把它提出來組織成一個係統，這即是所謂宋學了。因為天下的真理是一樣的，所以二人得著的結果相同。
著者往年著《心理與力學》一文，創一條臆說：“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曾說：“地心有引力，把泥土沙石，有形有狀之物，吸引來成為一個地球，人心也有引力，把耳濡目染、無形無體之物，吸引來，成為一個心。”宋儒研究儒釋道三教多年，他們的心，已經成了儒釋道的化合物，自己還不覺得，所以宋學表麵上是孔學，裏子是儒釋道融合而成的東西。從此以後，儒門就不淡泊了，就把人收拾得住，於是宋學風靡天下，曆宋元明清以至於今，傳誦不衰。他們有了這種偉大工作，盡可獨立成派，不必依附孔子，在他們以為依附孔子，其道始尊，不知依附孔子，反把宋儒的價值看小了。
十三、宋學含老學成分最多
宋學是融合三教而成，故處處含有佛老意味。其含有佛學的地方，前人指出很多，不必再加討論。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宋學所含老氏成分，特別濃厚。宋儒所做的功夫，不外“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天理者天然之理，也即是自然之理。人欲者個人之私意。宋儒教人把自己的私意除掉，順著自然的道理做去，這種說法，與老子有何區別？所異者，以“天”字代“自然”二字，不過字麵不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