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社會問題之商榷
自序
我從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華西日報》寫《厚黑叢話》。每日寫一二段，初意是想把平日一切作品拆散來，連同新感想，融合寫之。乃寫至二十五年四月底止，曆時九月，印了三小冊，覺得心中想寫的文字，還莫有寫出好多。長此寫去，閱者未免討厭，因變更計劃，凡新舊作品，已經成了一個係統者，各印專冊。《厚黑叢話》暫行停寫，其他心中想寫的文字，有暇時，再寫一種《厚黑餘談》。
我打算刊為專冊的，計：（1)《厚黑學》，（2）《心理與力學》，（3)《社會問題之商榷》，(4)《考試製之商榷》，(5)《中國學術之趨勢》共五種。《厚黑學》業於本年五月內印行，茲特將《社會問題之商榷》付印。
民國十六年，我做了一篇《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載人《宗吾臆談》內，十七年擴大為一單行本，十八年印行，名曰：《社會問題之商榷》。此書發表後，據朋友的批評，大概言：“理論尚不大差，惟辦法不易實行，並且有些辦法，恐非數百年後辦不到。”這種批評，我很承認。我以為，改革社會，等於修房子，應當先把圖樣繪出，然後才按照修造，如或財力不足，可先修一部分，陸續有款，陸續添修，最終就成為一個很完整的房子了。倘莫得全部計劃，隨便修幾間來住，隨後人多了，又隨便添修幾間，再多添幾間，結果雜亂無章，不改修，則人在裏麵，擁擠不通，欲改修，則須全行拆掉，籌款另建，那就有種種困難了。東西各國，舊日經濟之組織，漫無計劃，就是犯了這種弊病。
大凡主持國家大計的人，眼光必須注及數百年後，斷不能為區區目前計。斯密士著《原富》，缺乏此種眼光，造成資本主義，種下社會革命之禍胎。達爾文缺乏此種眼光，倡優勝劣敗之說，以強權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個虎狼社會。孟德斯鳩，缺乏此種眼光，倡三權分立之說，互相牽製，因而激成反動，產出墨索裏尼、希特勒等專製魔王，為擾亂世界和平的罪魁，這是很可痛心的。
我輩改革社會，當懸出最遠大的目標，使人知道前途無有止境，奮力做去，社會才能日益進化。並且有了公共的目標，大家向之而趨，步驟一致，社會才不至紛亂。
《禮記》上有《禮運》一篇，本是儒家的書，又有人說是道家的思想，書中提出大同的說法，至今兩千多年，並未實現。當日著書的人，明知其不容易實現，而必須這樣說者，即是懸出最遠大的目標，使數千年後之人，向之而趨。也即是繪出一個房子的樣式，使後人依照這個樣式修造，經過若幹年，這個完整的房子，終當出現。著《禮運》的人，雖然提出此種目標，而實際上，則從小康下手，一步一步地做去。至於釋迦佛所說的境界，更非曆劫不能到，然而有了此種目標，學佛的人，明知今生不能達到，仍不能不苦苦修習。東方儒釋道三個教主，眼光之遠大，豈是西洋斯密士一類學者所能夢見，有了西洋這類目光短淺的學者，才會釀成世界第一次大戰，直接間接死了數千萬人。大戰過後，仍不能解決，跟著又要第二次大戰，如不及早另尋途徑，可斷跟著又要第三次大戰，第四次大戰。
墨索裏尼、希特勒和日本少壯軍人，真是瞎子牽瞎子，一齊跳下岩。我國自辛亥革命，至今已二十五年，政治和經濟，一切機構，完全打破，等於舊房子，全行拆掉，成了一片平地，我們應當斟酌國情，另尋一條路來走。如果盲目地模仿西洋，未免大錯而特錯。
房子是眾人公共住的，我們要想改修，當多繪些樣式，經眾人細細研究，認為某種樣式好，才著手修去。不能憑著一己的意見，把眾人公住的房子，隨便拆來亂修。我心中有了這種想法，就不揣冒昧，先繪個樣式出來，請閱者嚴加指駁，將不合的地方指出；同時就說“這個辦法，應當如何修改”，另繪一個樣式，我們大家斟酌。
本書前四章是理論，第五章是辦法，有了這種理論，就不能不有這種辦法。十八年刊行之本，有吳郝姚楊四君的序文。本年四月再版《厚黑學》，已刻人，茲不贅刻，我有自序一首，也刪去。第六章《各種學說之調和》，中間刪去數段，其餘一概仍舊，未加改竄。現在我覺得辦法上，有許多地方，應該補充和修改，將來寫入《厚黑餘談》，借見前後思想之異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李宗吾，於成都
公私財產之區分
我們要想解決社會問題，首先當研究的，就是世界上的財物，哪一種應當歸諸社會公有，哪一種應當歸諸個人私有，先把這一層研究清楚了，然後才有辦法。茲將我所研究者分述如下：
第一項，地球的生產力：地球上未有人類，先有禽獸。禽獸渴則飲水，饑則食果實，那個時候地球上的天然物，是禽獸公有的，即可以說，那個時候的地球是禽獸公有物。隨後人類出來，把禽獸打敗了，也如禽獸一般，渴飲饑食，地球上的天然物，歸人類所有。我們可以說，那個時候的地球是人類公有物，任何人都有享受地球上天然物的權利。後來人類繁興，地球上的天然物不夠用，才興耕稼，把地球內部蘊藏的生產力，設法取出來，以供衣食之用。於是大家占據地球上麵一段，作為私有物，就有所謂地主了。地主占據之方法有二，最初是用強力占據，後來才用金錢買賣。無論哪一種都是把地球的生產力攘為私有，我們須知這地球的生產力是人類的公有物，不惟不該用強力占據，並且不該用金錢買賣，不惟資本家不該占有，就是勞動家也不該占有。為什麽勞動家不該占有呢？例如，我們請人種樹，每日給以工資口食費一元，這一元算是勞力的報酬，所種之樹，經過若幹年，出售與人，得十元百元或千元，我們所售者，是地球內部的生產力，不是種樹人的勞力，因為他的勞力，是業已報酬了的。當初種樹的工人，即無分取樹價之權。地球是人類公有物，此種生產力，即該人類平攤，故我主張的第一項，即是地球生產力應該歸諸社會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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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機器的生產力：最初人民做工，全靠手足之力，後來機器發明，它那生產力就大得了不得。我們川省轎夫擔夫的工價，大約每日一元，如用手工製出之貨，每日至多不過獲利一元，這一元算是勞力的報酬；如改用機器，一人之力，可抵十人百人千人之力，所獲之利，十元百元或千元不等。這多得的九元，或九十九元，或九百九十九元，是機器生產力的效果，不是勞力的效果，也應該人類公有，不該私人占有。就說工人勞苦功高，有了機器，莫得勞力，它的生產力不能出現，我們對於工人，加倍酬報，每人每日給以二三元，或四五元罷了，所餘的五元，或九十五元，或九百九十五元，也應該人類平攤。被資本家奪去，固是不平之事，全歸工人享用，也是不平之事。因為發明家發明機器，是替人類發明的，不是替哪個私人發明的。猶之前輩祖人遺留的產業一般，後世子孫，各有一份，我們對發明家，予以重大的報酬，他那機器，就成為人類公有物。現在通行的機器，發明家早將發明權拋棄了，成了無主之物，他的生產力，即該全人類公共享受。故我主張的第二項，即是機器生產力應該歸諸社會公有。
上麵所舉種樹人及在工廠做工之人，是就勞力之顯著者而言，若精密言之，則種樹時尚有規劃者，種後有守護者，砍售時有砍者售者，工廠中亦有經理監工售貨種種勞工，除去此等人之報酬外，才是純粹的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才應歸社會公有。
第三項，人的腦力體力：各人有一個身體，這個身體即算是各人的私有物。身體既是各人私有物，則腦之思考力和手足之運動力，即該歸諸個人私有，不能把它當做社會公有物，不能說使用了不給代價。故我主張的第三項，即是各人的腦力體力應該歸諸個人私有。
我們把上麵三項的性質研究清楚了，就可定出一個公例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是社會公有物，不許私人用強力占據，或用金錢買賣。腦力體力，是個人私有物，如果要使用它，必須給予相當的代價。”
（1)斯密士的學說，律以上述公例，就發現一個大缺點，各工廠除開支工資而外，所得純利，明明是機器生出來的效果，乃不歸社會公有，而歸廠主私有，這就是掠奪了機器的生產力，是極不合理的事。又田地中產出之物，地主把它劃作兩部分，一部分歸佃農自用，這是勞力的報酬，是很正當的；另一部分，作為租息，由地主享用，這一部分明明是使用地球的代價，乃不歸社會公有，而歸地主私有，這就是掠奪了地球的生產力，也是極不合理的事。斯密士的學說，承認廠主有享受純利之權，承認地主有享受租息之權，犯了奪公有物以歸私之弊。有了這個缺點，所以歐美實行他的學說，會造成許多資本家，會釀出勞資的大糾紛。
(2)孫中山的學說，律以上述公例，就覺得他的學說是很圓滿的，是與公例符合的。閱者如果不信，試取孫中山所著《三民主義》，反複熟讀，再遍覽他的著作及一切演說詞，無論如何，總尋不出他奪私有物以歸公的地方，也尋不出奪公有物以歸私的地方。
人性善惡之研究
大凡研究古人之學說，首先要研究他對於人性之主張，把他學說之出發點尋出了，然後才能把他學說之真相研究得出來。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了，是無從評判的。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二說對峙不下，是兩千餘年未曾解決之懸案。所以中國學術史上，生出許多糾紛，其實二說俱是一偏之見。宋以後儒者，篤信孟子之說，一部宋元明清學案，觸處皆是穿鑿矛盾，中國如此，歐洲亦然。因為性善說性惡說，是對峙的兩大派。所以經濟學上就生出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派，一派說人有利己心，一派說人有同情心，各執一詞，兩派就糾紛不已了。
斯密士認定人人都是徇私的，人人都有利己心，但他以為這種自私自利之心，不惟於社會上無損，並且是非常有益的。因為人人有貪利之心，就可以把宇宙自然之利開發無遺，社會文明就因而進步，雖說人有自私自利之心，難免不妨害他人，但是對方也有自私自利之心，勢必起而相抗，其結果必出於人己兩利，各遂其私之一途。他全部學說，俱是這種主張，他不料後來資本家專橫到了極點，勞動家毫無抵抗能力，致受種種痛苦。他的學說，得了這樣的結果。
社會主義之倡始者，如聖西門等一流人，都是悲天憫人之君子，目睹工人所受痛苦，倡為共產之說。他們都說：“人性是善良的，上帝造人類，並沒有給人類罪惡痛苦，人類罪惡痛苦，都是惡社會製成的。”我們看他這種議論，即知道共產主義的學說是以性善說為出發點。
孟子主張性善，他舉出的證據，共有兩個：（1)“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2)“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他這兩個證據，都是有破綻的。他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這話誠然不錯，但是我們可以任喊一個當母親的，把她的親生孩子抱出來當眾試驗。母親手中拿一塊糕餅，小兒見了，就伸手來拖，母親如不給他，把糕餅放在自己口中，小兒就會伸手，從母親口中把糕餅取出，放入他的口中。請問孟子，這種現象算不算愛親呢？孟子又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個說法，我也承認，但是我要請問孟子，這句話中，明明是“怵惕惻隱”四字，何以下文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憑空把“怵惕”二字摘來丟了，是何道理？又孟子所舉的證據，是孺子對於井，生出死生存亡的關係，那個時候，我是立在旁邊，超然於利害之外。請問孟子，假使我與孺子，同時將入井，此心作何狀態？請問此刹那間發出來的念頭，究竟是惻隱，還是怵惕？不消說，這刹那間，隻是有怵惕而無惻隱，惻隱是仁，怵惕斷不可謂之為仁，怵惕是驚懼的意思，是從自己怕死之心生出來的。吾人怕死之心，根於天性，乍見孺子將入井，是猝然之間，有一種死的現象呈於吾前。我見了不覺大吃一驚，心中連跳幾下，這即是怵惕。我略一審視，知道這是孺子死在臨頭，不是我死在臨頭，立即化我身而為孺子，化怵惕而為惻隱。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惻隱是怵惕之放大形，先有我而後有孺子，先有怵惕而後有惻隱，天然順序，原是如此。怵惕是利己之心，惻隱是利人之心，利人心是利己心放大出來的。主張性善說者，每每教人把利己心鏟除了單留利人之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既無有我，焉得有孺子？既無怵惕，焉得有惻隱？
研究心理學，自然以佛家講得最精深，但他所講的是出世法，我們現在研究的是世間法。佛家言無人無我，此章是研究人我的關係，目的各有不同，故不能高談佛理。孟子言怵惕惻隱，我們從怵惕惻隱研究起就是了。怵惕是利己心，惻隱是利人心。荀子知道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惡說，孟子知道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說。我們可以說：荀子的學說，以怵惕為出發點；孟子的學說，以惻隱為出發點。王陽明《傳習錄》說：“孟子從源頭上說來，荀子從流弊上說來。”荀子所說，是否流弊，姑不深論。怵惕之上，有無源頭，我們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講之惻隱，則確非源頭。怵惕是惻隱之源，惻隱是怵惕之流，王陽明所下“源流”二字，未免顛倒了。
孟子的學說，雖不以怵惕為出發點，但“怵惕”二字，他是看清楚了的。他知道惻隱是從怵惕擴充出來的，因教人再擴而充之，以達於四海，其說未嚐不圓滿。他的學說，純是推己及人，所以他對齊宣王說“王如好貨，與民同之”，“王如好色，與民同之”，又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己”字的代名詞，孟子的學說，處處顧及“己”字，留得有“己”字的地位，本無何種弊害，惜乎他的書上，少說了一句“惻隱是怵惕擴充出來的”。傳至宋儒，就誤以為人之天性，一發動出來，即是惻隱，以“惻隱”二字為源頭，抹殺了“怵惕”二字。元明清儒者，承繼其說，所以一部宋元明清學案，總是盡力發揮“惻隱”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不免損傷“己”字，因而就弊端百出。
宋儒創“去人欲存天理”之說，天理隱貼“惻隱”二字，把它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說不清，有時把怵惕也認為人欲，想設法把它除去，成了“去怵惕存惻隱”，那就壞事不小了。程子說：“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他不知死之可畏，這可算是去了怵惕的。程子是主張去人欲之人，他發此不通之論，其病根就在抹殺了“己”字。這是由於他讀孟子書，於“怵惕惻隱”四字，欠了體會的緣故。張魏公苻離之敗，死人無算，他終夜鼾聲如雷，其子南軒，誇其父心學很精，這也算是去了怵惕的。怵惕是惻隱的根源，去了怵惕，就無惻隱，就會流於殘忍，這是一定不移之理。許多殺人不眨眼的惡匪，身臨刑場，談笑自若，就是明證。
據上項研究，可知怵惕與惻隱，同是一物，天理與人欲，也同是一物，猶之煮飯者是火，燒房子者也是火一般。宋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做截然不同之二物，創出“去人欲”之說，其弊往往流於傷天害理。王陽明說：“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複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這種說法，仿佛是見了火會燒房子，就叫人以後看見了一星之火，立即把它撲滅，斷絕火種，方始為快。《傳習錄》中又說：“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座者悚然。”我們試思，王陽明是很有涵養的人，他平日講學，任人如何問難，總是勤勤懇懇地解說，從未動氣，何以門人這一問，他會動氣了？何以始終未把那門人之誤點指出？何以又承認說這話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為陽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為一，能把明德親民二者合而為一，能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看做一事，獨不能把天理、人欲看做一物，這是他學說的缺點，他的門人這一問，正擊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動起氣來了。
究竟“剜肉做瘡”四字，怎樣講呢？肉喻天理，瘡喻人欲，剜肉做瘡，即是把無理認做人欲，去人欲即未免傷及天理，門人的意思，即是說：我們如果見了一星之火，即把它撲滅，自然不會有燒房子之事，請問拿什麽東西去煮飯呢？換言之，即是把好貨之心連根去盡，人就不會吃飯，豈不餓死嗎？把好色之心連根去盡，就不會有男女居室之事，人類豈不滅絕嗎？這個問法，何等厲害？所以陽明無話可答，隻好憤然作色了。宋儒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是剜肉做瘡的工作。
我們如果知道怵惕與惻隱同是一物，天理與人欲同是一物，即知道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並不是截然兩事。斯密士說人有利己心，是以怵惕為出發點，講共產的人，說人有同情心，是以惻隱為出發點，前麵曾說惻隱是怵惕之放大形，因而知同情心是利己心之放大形，社會主義、個人主義之放大形。
據我的研究，人性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善惡”二字，都是強加之詞。我舉一例，就可證明了：假如有友人某甲來訪我，坐談許久，我送他出門去後，旋有人來報，說某甲走至街上，因事與人互毆，非常激烈，現刻正在難解難分之際。我聽了這話，心中生怕某甲受傷，趕急前往救援。請問這種生怕某甲受傷之心，究竟是善是惡？假使我們去問孟子，孟子一定說：“此種心理即是性善的明證。因為某甲是你的朋友，你怕他受傷，這即是愛友之心。此種心理，是從天性中不知不覺自然流出，人世種種善舉，由此而生，古之大聖大賢，民胞物與，是從此念擴充出來的。現在所謂愛國，所謂愛人類，也是從此念擴充出來。此種心理是維持世界和平之基礎，你應該把它好生保存，萬不可失掉。”假如我們去問荀子，荀子一定說：“此種心理，即是性惡的明證。因為某甲是人，與某甲相毆之某乙也是人，人與人相毆，你不怕某乙受傷，而怕某甲受傷，不去救某乙，而去救某甲，這即是自私自利之心。此種心理，是從天性中不知不覺自然流出，人世種種惡事，由此而生。歐洲大戰數年，死人無算，是從此念擴充出來的。日本在濟南任意殘殺，也是從此念擴充出來的。此種心理，是擾亂世界和平之根苗，你應該把它鏟除淨盡，萬不可存留。”上麵所舉之例，同是一事，兩麵說來，俱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性善性惡之爭，就數千年而不能解決。因為研究人性有兩說對抗不下，所以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就對抗不下。
據我的研究，聽見友人與人鬥毆，就替友人擔憂，怕他受傷，這是心理中一種天然現象，猶如磁電之吸引力一般，不能說它是善，也不能說它是惡，隻能名之日天然現象罷了。我們細加考察，即知吾人任發一念，俱是以“我”字為中心點，以距我之遠近，定愛情之厚薄。小兒把鄰人與哥哥相較，覺得哥哥更近，故小兒更愛哥哥。把哥哥與母親相較，覺得母親更近，故小兒更愛母親。把母親與己身相較，自然更愛自己，故見母親口中糕餅，就取來放在自己口中。把朋友與別人相較，覺得朋友更近，故聽見朋友與別人鬥毆，就去救朋友。由此知人之天性是距我越近，愛情越篤，愛情與距離，成反比例，與磁電的吸引力相同，此乃一種天然現象，並無善惡之可言。我所說小兒奪母親口中食物的現象，和孟子所說孩提愛親、少長敬兄的現象，俱是一貫的事，並不生衝突。孟子看見小兒愛親敬兄的現象，未看見奪母親口中食物的現象，故說性善；荀子看見奪母親口中食物的現象，未看見愛親敬兄的現象，故說性惡。各人看見半截，就各執一詞，我們把兩截合攏來，孟荀兩說，就合而為一了，現在所講的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就聯為一貫了。
古今學說之衝突，都是由於人性之觀察點不同，才生出互相反對之學說，其病根就在對於人性，務必與它加一個“善”字或“惡”字，最好是把“善惡”二字除去了，專研究人性之真相。如物理學家研究水火之性質一般，隻要把人性的真相研究出來，自然就有解決的方法。假如研究物理的人，甲說水火性善，乙說水火性惡，問他們理由，甲說水能潤物，火能煮飯，是有益於人之物，是謂性善，乙說水能淹死人，火會燒房子，是有害於人之物，是謂性惡，像這樣的說法，可以爭辯數千年不能解決。不幸孟子之性善說，荀子之性惡說，其爭辯的方式，純是爭辯水火善惡之方式，所以兩說對峙兩千餘年而不能解決。物理學家，隻是埋頭研究水火之性質，用其利，避其害，絕不提及“善惡”二字，此種研究法，我們是應該取法的。
著者嚐謂小兒愛親敬兄，與夫奪母親口中食物等事，乃是一種天然現象，與水流濕火就燥的現象，是一樣的，不能說它是善，也不能說它是惡。我多方考察，知道凡人任起一念，俱以“我”字為中心點，曾依孟子所說性善之理，繪出一圖，又依荀子性惡之理，繪出一圖，拿來照規之，兩圖俱是一樣，兩圖俱與物理學中磁場現象相似（見拙著《心理與力學》），因臆斷人之性靈和地球之引力，與夫磁氣電氣，同是一物。我們把地球物質的分子解剖之，即得原子；把原子解剖之，即得電子。據科學家研究，電子是一種力，這是業已證明了的。吾身之物質，無一不從地球而來，將吾、身之物質解剖之，亦是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是歸於一種力而後止。吾人的身體，純是電子集合而成，所以吾人心理的現象，與磁電的現象絕肖，與地球的吸引力也絕肖。
人有七情，大別之隻得好惡二者，好者引之使近，惡者推之使遠，其現象與磁電相推相引是一樣的。磁電同性相推，異性相引，與人類男女相愛，同業相嫉是一樣。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情的混合物，隻算有知、情二者。磁電相推相引，是情的作用。能判別同性異性，是知的作用。足知磁電之性與人性相同，小兒生下地即會吸乳，與草木之根能吸取地中水分，是一樣的。小兒見了食物，伸手取來，放在口中，其作用與地心遇著物體就吸，是一樣的。小兒有了這種天然作用，小兒才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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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有了這種天然作用，地球才能成立。小兒奪取食物，固然是求生存，地心吸引物體，草木之根吸取地中水分，與夫磁電之相推相引，都是求生存的現象，不如此，即無磁電，無草木，無地球，無人類了。基於此種研究，可知孫中山說“生存是社會問題的重心”，真是不錯。
物理種種變化，逃不出力學公例。人為萬物之一，故吾人心理種種變化，也逃不出力學公例。著者用物理學規律去研究心理學，覺得人心的變化，處處是循著力學軌道走的，可以一一繪圖說明。於是多方考察，從曆史事跡上，現今政治上，日常瑣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數學上，中國古書上，四洋哲學上，四麵八方，印證起來，似覺處處可通。我於是創了一條臆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曾著一文，題曰：《心理與力學》。所有引證及圖解，俱載原作，茲不備述。我於緒論中，曾說：“治國之術，有主張用道德感化的，其說出於孔孟，孔孟學說，建築在性善說上，性善說有缺點，所以用道德治國，會生流弊。有主張用法律製裁的，其說出於申韓，申韓學說，建築在性惡說上，性惡說有缺點，所以用法律治國，也會生出流弊。我主張治國之術當采用物理學，一切法令製度，當建築在力學之上等語，我因此主張國家所定製度，當使離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猶如地球繞日一般。地球對於日，有一種離力，時時想向外飛去，日又有一種引力，去把地球牽引著，二力平衡，成橢圓狀，所以地球繞日，萬古如一，我們這個世界，就因而成立了。國家一切製度，當采用此種原理，才能維持和平。例如，甲女不必定嫁乙男，是謂離力，而乙男之愛情，足以吸引她，是謂引力；乙男不必定娶甲女，是謂離力，而甲女之愛情，足以吸引他，是謂引力。二力保其平衡，甲乙兩男女之婚姻遂成，故自由結婚之製度，是具備了引離二力的，是為最良之製度。中國的舊婚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隻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故男女兩方均以為苦。又如，歐洲資本家專製，工人不人工廠做工，就會餓死，離不開工廠，缺乏了離力，故釀成勞資的糾紛。”本書第五章，主張做工與否聽其自由，這是一種離力。對於做工者，優予報酬，使人見而生羨，這是一種引力。二力保持平衡，願做工者做工，不願做工者聽其自由，社會就相安無事了。
著者著了《心理與力學》過後，再去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覺得他的學說處處與力學公例符合。他講民族主義說：“世界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我們中國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應該設個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他處處提出“力”字。又《孫中山演說集》講五權憲法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這兩個力量，好比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與向心力一樣，離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離開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吸收向內的，如果離心力過大，物體便到處飛散，沒有歸宿；向心力過大，物體愈縮愈小，擁擠不堪。總要兩力平衡，物體才能夠保持平常的狀態。政治裏頭，自由太過，便成了無政府，束縛太緊，便成專製，中外數千年來，政治變化，總不外乎這兩個力量之往來衝動。”又說：“兄弟所講的自由同專製，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如果物體是單有離心力，或者是單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態的，總要兩力相等，兩方調和，才能夠令萬物均得其平，成現在的安全現象。”這簡直是明明白白地引用力學公例。
《民權主義》第六講說：“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關，就是像物質的機器一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做機器，把人民當做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此平衡。”這就是孫中山把力學上兩力平衡之理，運用到政治上的地方。
他又說：“現在做種種工作的機器，像火車輪船，都是有來迴兩個方向的動力。蒸汽推動活塞前進以後，再把活塞推迴，來往不息，機器的全體，便運動不已。人民有了這選舉、罷免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麵可以放出去，又一麵可以調迴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用機器的自動。”推出去是離心力，拉迴來是向心力，這也是應用力學原理的地方。這類話很多，不及備引。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中國有一段最有係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什麽政治哲學家，還沒有見到，都沒在說出。”我們試把《大學》這段文字拿來研究，格致誠正，是我身內部的工作，暫不必說，今從我身說起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試繪一圖，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家，第三圈是國，第四圈是天下，層層放大，是一種離心力現象。“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層層縮小，是一種向心力現象。這種現象，與磁場現象絕肖。孟子的學說，由怵惕擴充而惻隱，再擴充之以達於四海，又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層層放大。孟子主張愛有差等，即是大圈包小圈的現象，孟子的學說，是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相調和的。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有個人而無社會，照上麵之法繪出圖來，隻有第一圈之我，我以外各圈俱無。墨子愛無差等，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有了社會，卻無個人，如果繪出圖來，隻有天下之一個大圈，內麵各圈俱無。吾人的愛情，如磁氣之吸引力一般，楊墨兩家的學說，繪出圖來，均與磁場現象不類，可知他們的學說，是違反了天然之理。孟子因為楊墨的學說不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故出死力去排斥他。因為孔子的學說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故終身崇拜孔子。現在歐洲講個人主義的和講社會主義的，都是落了楊墨兩家的窠臼，把兩主義看做截然不相容之二物，孫中山不取他們學說，返而取《大學》的說法，真是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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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外國是以個人為單位，他們的法律，對於父子弟兄姊妹夫婦，各個人的權利，都是單獨保護的。打起官司來，不問家族的情形是怎麽樣，隻問個人的是非怎麽樣。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便是空的。”我們把它繪出圖來，隻有內部一個“我”字小圈和外部一個“國”字大圈，不像《大學》那個圖層層包裹，故孫中山說它中間是空的。孫中山又說：“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我們細繹“一級一級的放大”這句話，儼然把磁場現象活畫紙上，我們由此知，孫中山的學說，純是基於宇宙自然之理的。
中國的舊家庭，以父子弟兄叔侄同居為美談，這種製度是淵源於儒家之性善說。歐洲社會主義倡始者，如聖西門諸人，都說“人性是善良的”，與儒家之學說相同，故生出來的製度也就相同。福利埃主張建築同居舍，以一千六百人同居一舍，其製尤與中國家庭相似。講共產的人，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我國聖賢所創的家庭製，即是想實行此種主張，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叔侄，實行共產，能讀書的讀書，能耕田的耕田，能做官的做官，其餘能做何種職業，即做何種職業，各人所得之錢，一律歸之公有，這即是“各盡所能”了；一家人的衣食費，疾病時藥醫費，兒童的教育費，老人的贍養費，一律由公上開支，這可謂“各取所需”了。我們試想，以父子兄弟叔侄骨肉之親，數人以至數十人，在一個小小場所，施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組織，都還行之不通，都還要分家，何況聚毫無關係之人，行大規模之組織，怎麽會辦得好？中國曆代儒者，俱主張性善說，極力提倡道德，極力鏟除自私自利之心，卒之他們自己的家庭，也無一不是分析了的，這都是由於性善說有破綻的緣故。
孫中山的理想社會則不然，他主張的共產，是公司式的共產，不是家庭式的共產。他建國方略之二，結論說：“吾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民國十三年，一月十四日，他對廣州商團警察演說道：“民國是公司生意，賺了錢，股東都有份。”又說：“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都是應該有權力來管理公司事務的。”十三年三月十日，對東路討賊軍演說道：“把國家變成大公司，在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又說：“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由此可知孫中山的理想社會，是公司式的組織，絕非家庭式的組織，現在歐美的大公司，即可說是孫中山主義的試驗場所。歐美各公司的組織法，比中國家庭的組織法好得多，這是無待說的，所以我們講共產，應當來歐美公司式，不當采中國家庭式。家庭式的共產製，建築在性善說上，帶有道德作用和感情作用，公司式的共產製，是建築在經濟原則上，脫離了道德和感情的關係。歐洲人的家庭組織，與中國人不同，他不知中國家庭之弊，故理想中的社會走入了中國家庭式的軌道，孫中山是中國人，深知舊式家庭之弊，所以他的理想社會，采取歐美公司式，真可謂真知灼見，現在崇拜歐化的人，一麵高唿打倒舊家庭，一麵又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家庭式共產製度，未免自相矛盾。
孫中山民生主義，是建築在經濟原則上，脫離了道德和感情的關係，我這話，是有實證的。《民生主義》第四講說：“洋布便宜過於土布，無論國民怎麽提倡愛國，也不能夠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或者一時為愛國心所激動，寧可願意犧牲，但是這樣的感情衝動，是和經濟原則相反，是不能持久的。”我們讀這一段文字，即知孫中山對於人性之觀察……惟公司式的共產則不然，股東中有在公司中辦事的人，予以相當的報酬，不願在公司中辦事的人，聽其自由，如此則“有所能而不盡”，也就無妨於事了。股東要需用公司中所出物品，由各人拿錢來買，自然不會有“取所需而無厭”的事，這就是公司式的共產遠勝家庭式共產的地方。中國的舊家庭，往往大家分小家，越分越小，歐美的公司，往往許多小公司，合並為一大公司，越合越大。中國舊家庭，數人或十數人，都會分裂，歐美大公司，任是幾百萬人，幾千萬人，都能容納，我們把這種公司製擴大，使它容納四萬萬人，就可成為全國共產，再擴之能容納十五萬萬人，就可成為世界共產，這即是大同世界了。
我把中國的舊家庭，看做歐洲社會主義者的試驗場所，把歐美的大公司，看做孫中山主義的試驗場所，就試驗的結果，下一斷語曰：“公司式的共產製可以實行，家庭式的共產製不可實行。”將來我們改革社會，訂立製度的時候，凡與中國家庭製類似的製度，都該避免，遇有新發生的事項，我們即在歐美公司中搜尋先例，看公司中遇有此類事項，是用什麽方法解決，如此辦去，方可推行無阻，著者有了此種意見，所以第五章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是采用公司製的辦法。
我著《心理與力學》，創一臆說曰：“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此發表後，很有些人說我是牽強附會的，後來我曾經考得：歐洲十七世紀時，有白克勒者，曾說：“道德吸引，亦若物理之吸力。”他嚐用離心力和向心力，以解釋人類自私心和社交本能。又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初，曾有人用牛頓之引力律，以解釋社會現象。可知我所說的，古人早已說過，並不是何種新奇之說。又我主張性無善無惡，這個說法，中國告子早已說了的，告子說：“性猶湍水也。”湍水之動作，純是循著力學公例走的。我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算是把告子和白克勒諸人之說，歸納攏來的一句話，既是中外古人，都有此種學說，我這個臆說，或許不會大錯。我用這個臆說去考察孫中山的學說，就覺得他是深合宇宙自然之理的，他改革社會的辦法，確與力學公例符合。茲再舉兩例如下：
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他說：“令人民自己報告地價，政府隻定兩種條件，一是照原報的價抽稅，一是照價由政府收買。這個辦法，可使人人不敢欺蒙政府，不敢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效用是很妙的。因為人民以少報多，原意是希望政府去買那塊地皮，假設政府不買，要照原報之價去抽稅，豈不受重稅之損失嗎？至於以多報少，固然可以減輕稅銀，假若政府要照原價收買，豈不是因為減稅，反致虧本嗎？地主知道了這種利害，想來想去，都有危險，結果隻有報一個折中的實價，法則之善，是再無有複加的。”（見《孫中山演說集》第一編《三民主義》）他這個辦法，即是暗中運用力學原理。地價報多報少，可以自由，這是離心力，但是報多報少，都怕受損失，暗中有一種強製力，即是向心力，兩力平衡，就成為折中之價了。孫中山講民權主義曾說：“機器之發動，全靠活塞，從前的活塞，隻能推過去，不能推迴來，必用一個小孩子，去把它拉轉來，後來經一個懶孩子的發明，逐漸改良，就成了今日來往自如的活塞，推過去了之後，又可以自動地拉迴來。”這是由於從前的機器隻有推出去的離心力，沒得拉迴來的向心力，後來經懶孩子的發明，把二力配置停勻，機器就自能運動不已，不需派人拉動了。外國對於地價一層，設專官辦理，不時還要發生訴訟之事，就像從前的活塞要派小孩子拉動一樣，偶爾管理不周，機器就會發生毛病，這是由於此種製度，未把二力配置停勻之故。孫中山定地價的法子，內部藏有自由和強製兩個力量，這兩個力量是平衡的，所以不需派人去監督，人民自然不會報多報少，真是妙極了，非怪他自己稱讚道：“法則之善，無有複加。”
更以孫中山之考試製言之，中國施行考試製的時候，士子願考與否，聽其自由，這是離力，考上了有種種榮譽，使人歆羨，又具有引力，二力是平衡的，所以那個時候的士子，政府不消派人去監督他，他自己會三更燈火五更雞，發憤用功。現在的學生，若非教職員督課嚴密，學生就不會用功，就像從前機器中的活塞，要派一個小孩子去拉動一般。現在各省設教育廳，設省視學，各縣設教育局，設縣視學，各校又設校長和管理員，督促不可謂不嚴，而教育之窳敗也如故，學生之嬉惰也如故，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想見了。孫中山把考試製采入五權憲法，厘定各種考試製度，以救選舉製度之窮，可算特識。
綜上所述，可知孫中山主義，純是基於宇宙自然之理，其觀察人性，絕未落性善性惡窠臼，我們用物理學的眼光看去，他的主張，無一不循力學公例而行，無一不合科學原理。
世界進化之軌道
大凡一國之中，每一製度俱與其他製度有連帶關係，我們試把古今中外會通視之，即知每一時期的製度都有共通的性質，都與那個時期的情形相適應，猶之冬寒夏暑一般，每一時期的飲食衣服，俱與那個時期氣候相適應。我們如想改革社會，應當先把世界進化之趨勢審察清楚，一切設施才不至違背潮流。前一章，人性善惡之研究，是置身在斯密士和孫中山學說之內部，搜尋它的立足點，這一章，是站在他們學說之外部，鳥瞰世界之趨勢。譬如，疏導河流者，必須站在河側高山之上，縱覽山川形勢，與夫河流方向，才知道何處該疏漏，何處該築堤。茲將我所研究者，拉拉雜雜地寫它出來。我這種研究，有無錯誤，還望閱者諸君指正。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時三千國；周武王時，一千八百國；到了春秋的時候，隻有二百幾十國；到了戰國的時候，隻有七國；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就成為一統。以後雖時有分裂，然不久即混一，仍不害其為一統之局。歐洲從前，也是無數小國，後來也是逐漸合並，成為現在的形勢。由此知世界的趨勢，總是由數小國，合並為一大國，由數大國，合並成一更大之國，漸合漸大，國數亦漸少，由這種趨勢觀去，終必至全球混一而後止。現在國際聯盟，是全球混一的動機，發明了世界語，是世界同文的預兆，這種由分而合的趨勢，我們是應該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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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熟察宇宙一切事變，即知道社會進化是以螺旋線進行，不是以直線進行。螺旋式的狀態，是縱的方麵越深，橫的方麵越寬。例如，現在列強並峙，仿佛春秋戰國一般，但是現在範圍更廣大，文化更進步，這就是螺旋式的進化。古人每說：“天道循環，無往不複。”可知他們已窺見這種迴旋狀態，但他們不知是螺旋形，誤以為是環形，所以才有“循環無端”之說。假使宇宙事事物物之進行，都是循著一個圈子，旋轉不已，怎麽會有進化呢？我國古來流傳有循環無端的諺語，所以才事事主張複古，這都是由於觀察錯誤所致。古人說：“天遵循環。”今人說：“人類曆史，永無重複。”我們把這兩說合並攏來，就成一個螺旋式的狀態了。
我國的兵製，可分為三個時期。春秋戰國的時候，國際競爭劇烈，非竭全國之力，不足以相抗，故那時候行征兵製，全國皆兵，這算是第一個時期。後來全國統一了，沒得國際的戰爭，雖間有外夷之患，其競爭也不劇烈，無全國皆兵之必要，故第二個時期，就依分工之原則，兵與民分而為二，民出財以養兵，兵出死以衛民，就改行募兵製。現在入了第三個時期，歐亞交通，列強並峙，國際競爭劇烈，非竭全國之力，不能相抗，又似有全國皆兵之趨勢。但務必強迫人民當兵，迴複第一時期的製度，社會上一定紛擾不堪。這個時期的辦法，應取螺旋進化的方式，參用第一時期的征兵製而卻非完全征兵製，把募兵製與全國皆兵之製，融為一致。平日用軍事教育訓練人民，即寓全國皆兵之意，有事時仍行招募法，視戰事之大小，定招募之多寡，規定每省出兵若幹，由各省酌派每縣募若幹，再由各縣向各鄉村分募，以誌願當兵者充之。我國人口四萬萬，世界任何國之人口，俱不及我國之多，故與任何國開畔，均無須驅全國之人與之作戰，隻須招募誌願當兵之人，已經夠了。鼓之以名譽，予之以重賞，自不患無人應募，且此等兵出諸自願，其奮勇敵愾之心，自較強迫以為兵者熱烈得多。否則把那些怯懦無勇的人，強迫到軍中來，湊足人數，反是壞事不小。這個辦法，可用力學公例來說明。當兵與否，聽其自由，這是一種離力；當兵者享美名，得厚賞，又足以使人欣羨，是為一種引力。二力保其平衡，願當兵者與不願當兵者，各得所欲，社會上自然相安。又戰事終了之後，解散軍隊，最為困難，如用上述招募法，事平後，由原籍之省縣設法安插，就容易辦理了。
我國婚姻製度，也可分為三個時期。上古時男女雜交，無所謂夫婦，生出之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這個時候的婚製，隻有離心力而無向心力，是為第一個時期。後來製定婚製，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婦間即使有非常的痛苦，也不能輕離，是為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這是第二個時期的婚製。到了現在，已經是入了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是結構自由，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之愛情足以吸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之愛情足以吸引他，由離心向心二力之結合，就成為第三時期的自由婚製。此種婚製，本來摻得有一半上古婚製，也是依螺旋式進化的，許多青年男女，看不清這種軌道，以為應該迴複上古那種雜交狀態，就未免大錯了。
歐洲人民的自由，也可分為三時期。上古人民，穴居野處，純是一盤散沙，無拘無束，極為自由，是為第一個時期。中古時，人民受君主之壓製，言論思想，極不自由，是為第二個時期。自法國革命後，政府幹涉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是為第三個時期。以力學公例言之，第一時期，有離心力而無向心力；第二個時期，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第三時期，向心離心二力，保其平衡。從表麵上觀之，這第三時期中，摻有第一時期的自由狀態，似乎是迴複第一時期了，而實非迴複第一時期，乃是一種似迴複非迴複的螺旋狀，態。盧梭生當第二時期之末，看見那種迴旋的趨勢，誤以為應當迴複到第一時期，所以他的學說，完全取第一時期之製以立論，以返於原始自然狀態，為第一要義。他說：“自然之物皆善，一人人類之手，乃變而為惡。”他的學說，有一半合真理，有一半不合真理，因其有一半合真理，所以當時備受一般人之歡迎，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所以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釀成非常騷動的現象，結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幹涉，卒至政府幹涉的力量，與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社會方才安定，此乃天然之趨勢。惜乎盧梭倡那種學說之時，未把這螺旋式進化的軌道看清楚，以致法國革命之初，冤枉死了許多人。
人類分配財產的方法，第二章內，曾經說明，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地球上的貨財，為人類公有；第二個時期，把地球上的貨財，攘為各人私有；第三個時期，公有私有，並行不悖。到了第三時期，儼然是把個人私有物分出一半，公諸社會，帶得有點迴複第一時期的狀態，實際是依螺旋式進化，並非迴複到第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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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時代劃分清楚，就知道何種學說適宜，何種學說不適宜。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第二時期之末，將要入第三時期了，斯密士自由競爭的學說，達爾文優勝劣敗的學說，都是第二時期的產物，故施行起來，能生效，其說能聳動一時，但律以第三時期，則格不相入。所以斯密士之學說，會生出資本家專製之結果，達爾文之學說，會生出歐洲大戰之結果，窮則變，因而產出共產主義，以反對斯密士之學說，產出互助論，以反對達爾文之學說。這共產主義和互助論，宜乎是第三時期的學說了，而卻又不然，因為第三時期之學說，當折中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之間。
克魯泡特金之互助論，確是第三時期的人應當行的軌道，惜乎克魯泡特金，發明這種學說，是旅行西伯利亞和滿洲等處，從觀察動物和野蠻人生活狀態得來的，他理想中的社會，是原始的狀態，換言之，即是無政府狀態。因之他極力提倡無政府主義，他的學說，也是有一半可取，有一半不可取。
我們會通觀之，凡是反對第二時期製度之人，其理想中的社會，俱是第一時期的社會，中國人之夢想華胥國、夢想唐虞，與夫歐洲倡社會主義的人、倡無政府主義的人、倡民約論的人，俱是把第一時期的社會，作為他們理想中的社會，俱是走入相同的軌道，他們這些人，都說人性皆善，也是走入相同的軌道，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此外凡是不滿意現在製度的人，其理想中的社會，無一不是原始狀態，例如，打倒知識階級，與夫戀愛自由等說法，都是迴複原始時狀態。我們用這種眼光，去研究現在各種學說，孰得孰失，就了如指掌了。
孫中山的學說，是公有的貨財和私有的貲財並行不悖。他主張把那應該歸公有者，歸還公家，似乎是迴複第一時期了，然而私有權仍有切實之保障，則又非完全迴複第一時期。這種似迴複非迴複的狀態，恰是依著螺旋進化的軌道走的。
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當知我國情形與歐美迥然不同，我國未通商以前，無論誰貧誰富，金錢總是在國內流轉，現在國內金錢，如水一般，向外國流去。例如，外國運洋紗洋油，到中國來賣，我們拿金錢向他買，不久衣穿爛了，油點幹了，金錢一去，永不迴頭，這是一種變相的搶劫。我國現在的情形，猶如匪徒劫城，全城之人，無一不被動，不過受害有輕重罷了。我們對付外國劫城，當行堅壁清野之法，不購外貨，使他無從掠奪，才是正辦。外國工人，受歐美資本家之壓迫，我國人民，也受歐美資本家之壓迫，彼此的敵人是相同的，我國抵製外貨和外國工人罷工，乃是一貫的策略，歐美工人攻其內，我們防堵於外，那些大資本家，自然就崩潰了。孫中山主張收迴關稅，以免外貨之壓迫，即是堅壁清野的辦法，所以孫中山主義，在我國是很適宜的。
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掠奪機器生產力得來，換言之，即是掠奪了全人類的勞力，他並莫有掠奪自己廠內工人的勞力，因為廠內工人，他給了相當的工價，就不能坐以掠奪之罪，唯有他把廠內製出之貨，銷售於世界各國，全世界的人，就受其掠奪了。例如，我國人口四萬萬，男女各半，我國女子，自古以紡織為業，自從洋紗洋布輸入中國，女子紡織之事，遂至絕跡，這就是掠奪了二萬萬女子的職業，雖有勞力，無所用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由此知歐美工業發達，全人類的勞力，都被資本家掠奪了，所以凡是由機器生出來的純利，必須全人類平攤，在道理上才講得通。
世界上的金錢，與夫一切物品，都是從地球中取出來的，我們人類，如果缺乏金錢，抑或想享受愉快的生活，隻消向地球索取就是了。不料歐洲那些講強權競爭、優勝劣敗的學者，隻教人向人類奪取，不知向地球索取，真可謂誤人誤己。地球是擁有寶庫的主人翁，人類猶如盜賊一般，任你如何劫壓，主人毫不抗拒。歐洲大戰，殺人數千萬，恰像一夥劫賊，在主人門外，互相劫殺，你剝我的衣服，我搶你的財物，並不入主人門戶一步，鬧到一齊受傷，遍體流血，這夥劫賊，才講和而散。地球有知，當亦大笑不止，推原禍始，那充當群盜謀主的達爾文，實在不能辭其責。孫中山的實業計劃，是劫奪地球的策略。
世界的紛爭，實由機器生產力和地球生產力不相調協，才釀出來的。歐洲工業國，機器生產力，發達到了極點，不能不在國外尋銷場、尋原料，所以釀成大戰；而世界之農業國，則地中生產力，蘊藏而不能出，貨棄於地，殊為可惜，有了這種情形，農業國，工業國，就有通功易事之必要了。無如列強專以侵奪為目的，迷夢至今未醒，奈何奈何！
列強既執迷不悟，我們斷無坐受宰割之理，也無向他搖尾乞憐之理，隻有修明內政，準備實力，與之周旋，一麵組織弱小民族聯盟，仿蘇秦聯合六國的辦法，去對付五大強國即是了，以修明內政為正兵，以聯合弱小民族為奇兵。蘇秦的方法，是“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攻之”。現在五大強國是秦人，世界弱小民族是六國，我們把世界弱小民族聯合起來，互相策應，多方以挽之，這個辦法，有種種勝算：（1)世界弱小民族人數多，各強國人數少；(2)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容易聯合，各強國利害衝突，舉動不能一致；（3)弱小民族大概是農業國，列強大概是工業國，他們的原料和銷場，嚐仰給農業國，可以說強國人民的衣食，仰給予弱小民族，弱小民族的衣食，不仰給予他們。以上三者，皆是弱小民族占優勝。我們把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向列強進攻，予他一個重大打擊，其入手方法，即是不供給他的原料，不購他的貨物，采用甘地的辦法，為大規模之組織，列強能悔禍固好，如可開釁，我們就一致動作起來，明知世界大戰終不能免，不如我們先動手，經過一次大戰，然後才有和平之可言。這是弱小民族，生死關頭，斷無退讓之理，等到各強國創痛巨深，向弱小民族求和的時候，才提出最平等之條件，與之議和，農業國出土地和工人，工業國出機器和技師，所得利益，按照全世界人口平均分攤，不達到此項目的，決不與之妥協。隻要弱小民族能夠努力，大同世界，未必不能實現。此種辦法，是順著進化軌道走的，這種軌道孫中山看得極清楚，他主張聯合弱小民族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去攻打列強的二萬萬五千萬人，就是順著這軌道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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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從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華西日報》寫《厚黑叢話》。每日寫一二段，初意是想把平日一切作品拆散來，連同新感想，融合寫之。乃寫至二十五年四月底止，曆時九月，印了三小冊，覺得心中想寫的文字，還莫有寫出好多。長此寫去，閱者未免討厭，因變更計劃，凡新舊作品，已經成了一個係統者，各印專冊。《厚黑叢話》暫行停寫，其他心中想寫的文字，有暇時，再寫一種《厚黑餘談》。
我打算刊為專冊的，計：（1)《厚黑學》，（2）《心理與力學》，（3)《社會問題之商榷》，(4)《考試製之商榷》，(5)《中國學術之趨勢》共五種。《厚黑學》業於本年五月內印行，茲特將《社會問題之商榷》付印。
民國十六年，我做了一篇《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載人《宗吾臆談》內，十七年擴大為一單行本，十八年印行，名曰：《社會問題之商榷》。此書發表後，據朋友的批評，大概言：“理論尚不大差，惟辦法不易實行，並且有些辦法，恐非數百年後辦不到。”這種批評，我很承認。我以為，改革社會，等於修房子，應當先把圖樣繪出，然後才按照修造，如或財力不足，可先修一部分，陸續有款，陸續添修，最終就成為一個很完整的房子了。倘莫得全部計劃，隨便修幾間來住，隨後人多了，又隨便添修幾間，再多添幾間，結果雜亂無章，不改修，則人在裏麵，擁擠不通，欲改修，則須全行拆掉，籌款另建，那就有種種困難了。東西各國，舊日經濟之組織，漫無計劃，就是犯了這種弊病。
大凡主持國家大計的人，眼光必須注及數百年後，斷不能為區區目前計。斯密士著《原富》，缺乏此種眼光，造成資本主義，種下社會革命之禍胎。達爾文缺乏此種眼光，倡優勝劣敗之說，以強權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個虎狼社會。孟德斯鳩，缺乏此種眼光，倡三權分立之說，互相牽製，因而激成反動，產出墨索裏尼、希特勒等專製魔王，為擾亂世界和平的罪魁，這是很可痛心的。
我輩改革社會，當懸出最遠大的目標，使人知道前途無有止境，奮力做去，社會才能日益進化。並且有了公共的目標，大家向之而趨，步驟一致，社會才不至紛亂。
《禮記》上有《禮運》一篇，本是儒家的書，又有人說是道家的思想，書中提出大同的說法，至今兩千多年，並未實現。當日著書的人，明知其不容易實現，而必須這樣說者，即是懸出最遠大的目標，使數千年後之人，向之而趨。也即是繪出一個房子的樣式，使後人依照這個樣式修造，經過若幹年，這個完整的房子，終當出現。著《禮運》的人，雖然提出此種目標，而實際上，則從小康下手，一步一步地做去。至於釋迦佛所說的境界，更非曆劫不能到，然而有了此種目標，學佛的人，明知今生不能達到，仍不能不苦苦修習。東方儒釋道三個教主，眼光之遠大，豈是西洋斯密士一類學者所能夢見，有了西洋這類目光短淺的學者，才會釀成世界第一次大戰，直接間接死了數千萬人。大戰過後，仍不能解決，跟著又要第二次大戰，如不及早另尋途徑，可斷跟著又要第三次大戰，第四次大戰。
墨索裏尼、希特勒和日本少壯軍人，真是瞎子牽瞎子，一齊跳下岩。我國自辛亥革命，至今已二十五年，政治和經濟，一切機構，完全打破，等於舊房子，全行拆掉，成了一片平地，我們應當斟酌國情，另尋一條路來走。如果盲目地模仿西洋，未免大錯而特錯。
房子是眾人公共住的，我們要想改修，當多繪些樣式，經眾人細細研究，認為某種樣式好，才著手修去。不能憑著一己的意見，把眾人公住的房子，隨便拆來亂修。我心中有了這種想法，就不揣冒昧，先繪個樣式出來，請閱者嚴加指駁，將不合的地方指出；同時就說“這個辦法，應當如何修改”，另繪一個樣式，我們大家斟酌。
本書前四章是理論，第五章是辦法，有了這種理論，就不能不有這種辦法。十八年刊行之本，有吳郝姚楊四君的序文。本年四月再版《厚黑學》，已刻人，茲不贅刻，我有自序一首，也刪去。第六章《各種學說之調和》，中間刪去數段，其餘一概仍舊，未加改竄。現在我覺得辦法上，有許多地方，應該補充和修改，將來寫入《厚黑餘談》，借見前後思想之異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李宗吾，於成都
公私財產之區分
我們要想解決社會問題，首先當研究的，就是世界上的財物，哪一種應當歸諸社會公有，哪一種應當歸諸個人私有，先把這一層研究清楚了，然後才有辦法。茲將我所研究者分述如下：
第一項，地球的生產力：地球上未有人類，先有禽獸。禽獸渴則飲水，饑則食果實，那個時候地球上的天然物，是禽獸公有的，即可以說，那個時候的地球是禽獸公有物。隨後人類出來，把禽獸打敗了，也如禽獸一般，渴飲饑食，地球上的天然物，歸人類所有。我們可以說，那個時候的地球是人類公有物，任何人都有享受地球上天然物的權利。後來人類繁興，地球上的天然物不夠用，才興耕稼，把地球內部蘊藏的生產力，設法取出來，以供衣食之用。於是大家占據地球上麵一段，作為私有物，就有所謂地主了。地主占據之方法有二，最初是用強力占據，後來才用金錢買賣。無論哪一種都是把地球的生產力攘為私有，我們須知這地球的生產力是人類的公有物，不惟不該用強力占據，並且不該用金錢買賣，不惟資本家不該占有，就是勞動家也不該占有。為什麽勞動家不該占有呢？例如，我們請人種樹，每日給以工資口食費一元，這一元算是勞力的報酬，所種之樹，經過若幹年，出售與人，得十元百元或千元，我們所售者，是地球內部的生產力，不是種樹人的勞力，因為他的勞力，是業已報酬了的。當初種樹的工人，即無分取樹價之權。地球是人類公有物，此種生產力，即該人類平攤，故我主張的第一項，即是地球生產力應該歸諸社會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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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機器的生產力：最初人民做工，全靠手足之力，後來機器發明，它那生產力就大得了不得。我們川省轎夫擔夫的工價，大約每日一元，如用手工製出之貨，每日至多不過獲利一元，這一元算是勞力的報酬；如改用機器，一人之力，可抵十人百人千人之力，所獲之利，十元百元或千元不等。這多得的九元，或九十九元，或九百九十九元，是機器生產力的效果，不是勞力的效果，也應該人類公有，不該私人占有。就說工人勞苦功高，有了機器，莫得勞力，它的生產力不能出現，我們對於工人，加倍酬報，每人每日給以二三元，或四五元罷了，所餘的五元，或九十五元，或九百九十五元，也應該人類平攤。被資本家奪去，固是不平之事，全歸工人享用，也是不平之事。因為發明家發明機器，是替人類發明的，不是替哪個私人發明的。猶之前輩祖人遺留的產業一般，後世子孫，各有一份，我們對發明家，予以重大的報酬，他那機器，就成為人類公有物。現在通行的機器，發明家早將發明權拋棄了，成了無主之物，他的生產力，即該全人類公共享受。故我主張的第二項，即是機器生產力應該歸諸社會公有。
上麵所舉種樹人及在工廠做工之人，是就勞力之顯著者而言，若精密言之，則種樹時尚有規劃者，種後有守護者，砍售時有砍者售者，工廠中亦有經理監工售貨種種勞工，除去此等人之報酬外，才是純粹的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才應歸社會公有。
第三項，人的腦力體力：各人有一個身體，這個身體即算是各人的私有物。身體既是各人私有物，則腦之思考力和手足之運動力，即該歸諸個人私有，不能把它當做社會公有物，不能說使用了不給代價。故我主張的第三項，即是各人的腦力體力應該歸諸個人私有。
我們把上麵三項的性質研究清楚了，就可定出一個公例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是社會公有物，不許私人用強力占據，或用金錢買賣。腦力體力，是個人私有物，如果要使用它，必須給予相當的代價。”
（1)斯密士的學說，律以上述公例，就發現一個大缺點，各工廠除開支工資而外，所得純利，明明是機器生出來的效果，乃不歸社會公有，而歸廠主私有，這就是掠奪了機器的生產力，是極不合理的事。又田地中產出之物，地主把它劃作兩部分，一部分歸佃農自用，這是勞力的報酬，是很正當的；另一部分，作為租息，由地主享用，這一部分明明是使用地球的代價，乃不歸社會公有，而歸地主私有，這就是掠奪了地球的生產力，也是極不合理的事。斯密士的學說，承認廠主有享受純利之權，承認地主有享受租息之權，犯了奪公有物以歸私之弊。有了這個缺點，所以歐美實行他的學說，會造成許多資本家，會釀出勞資的大糾紛。
(2)孫中山的學說，律以上述公例，就覺得他的學說是很圓滿的，是與公例符合的。閱者如果不信，試取孫中山所著《三民主義》，反複熟讀，再遍覽他的著作及一切演說詞，無論如何，總尋不出他奪私有物以歸公的地方，也尋不出奪公有物以歸私的地方。
人性善惡之研究
大凡研究古人之學說，首先要研究他對於人性之主張，把他學說之出發點尋出了，然後才能把他學說之真相研究得出來。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了，是無從評判的。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二說對峙不下，是兩千餘年未曾解決之懸案。所以中國學術史上，生出許多糾紛，其實二說俱是一偏之見。宋以後儒者，篤信孟子之說，一部宋元明清學案，觸處皆是穿鑿矛盾，中國如此，歐洲亦然。因為性善說性惡說，是對峙的兩大派。所以經濟學上就生出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派，一派說人有利己心，一派說人有同情心，各執一詞，兩派就糾紛不已了。
斯密士認定人人都是徇私的，人人都有利己心，但他以為這種自私自利之心，不惟於社會上無損，並且是非常有益的。因為人人有貪利之心，就可以把宇宙自然之利開發無遺，社會文明就因而進步，雖說人有自私自利之心，難免不妨害他人，但是對方也有自私自利之心，勢必起而相抗，其結果必出於人己兩利，各遂其私之一途。他全部學說，俱是這種主張，他不料後來資本家專橫到了極點，勞動家毫無抵抗能力，致受種種痛苦。他的學說，得了這樣的結果。
社會主義之倡始者，如聖西門等一流人，都是悲天憫人之君子，目睹工人所受痛苦，倡為共產之說。他們都說：“人性是善良的，上帝造人類，並沒有給人類罪惡痛苦，人類罪惡痛苦，都是惡社會製成的。”我們看他這種議論，即知道共產主義的學說是以性善說為出發點。
孟子主張性善，他舉出的證據，共有兩個：（1)“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2)“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他這兩個證據，都是有破綻的。他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這話誠然不錯，但是我們可以任喊一個當母親的，把她的親生孩子抱出來當眾試驗。母親手中拿一塊糕餅，小兒見了，就伸手來拖，母親如不給他，把糕餅放在自己口中，小兒就會伸手，從母親口中把糕餅取出，放入他的口中。請問孟子，這種現象算不算愛親呢？孟子又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個說法，我也承認，但是我要請問孟子，這句話中，明明是“怵惕惻隱”四字，何以下文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憑空把“怵惕”二字摘來丟了，是何道理？又孟子所舉的證據，是孺子對於井，生出死生存亡的關係，那個時候，我是立在旁邊，超然於利害之外。請問孟子，假使我與孺子，同時將入井，此心作何狀態？請問此刹那間發出來的念頭，究竟是惻隱，還是怵惕？不消說，這刹那間，隻是有怵惕而無惻隱，惻隱是仁，怵惕斷不可謂之為仁，怵惕是驚懼的意思，是從自己怕死之心生出來的。吾人怕死之心，根於天性，乍見孺子將入井，是猝然之間，有一種死的現象呈於吾前。我見了不覺大吃一驚，心中連跳幾下，這即是怵惕。我略一審視，知道這是孺子死在臨頭，不是我死在臨頭，立即化我身而為孺子，化怵惕而為惻隱。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惻隱是怵惕之放大形，先有我而後有孺子，先有怵惕而後有惻隱，天然順序，原是如此。怵惕是利己之心，惻隱是利人之心，利人心是利己心放大出來的。主張性善說者，每每教人把利己心鏟除了單留利人之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既無有我，焉得有孺子？既無怵惕，焉得有惻隱？
研究心理學，自然以佛家講得最精深，但他所講的是出世法，我們現在研究的是世間法。佛家言無人無我，此章是研究人我的關係，目的各有不同，故不能高談佛理。孟子言怵惕惻隱，我們從怵惕惻隱研究起就是了。怵惕是利己心，惻隱是利人心。荀子知道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惡說，孟子知道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說。我們可以說：荀子的學說，以怵惕為出發點；孟子的學說，以惻隱為出發點。王陽明《傳習錄》說：“孟子從源頭上說來，荀子從流弊上說來。”荀子所說，是否流弊，姑不深論。怵惕之上，有無源頭，我們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講之惻隱，則確非源頭。怵惕是惻隱之源，惻隱是怵惕之流，王陽明所下“源流”二字，未免顛倒了。
孟子的學說，雖不以怵惕為出發點，但“怵惕”二字，他是看清楚了的。他知道惻隱是從怵惕擴充出來的，因教人再擴而充之，以達於四海，其說未嚐不圓滿。他的學說，純是推己及人，所以他對齊宣王說“王如好貨，與民同之”，“王如好色，與民同之”，又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己”字的代名詞，孟子的學說，處處顧及“己”字，留得有“己”字的地位，本無何種弊害，惜乎他的書上，少說了一句“惻隱是怵惕擴充出來的”。傳至宋儒，就誤以為人之天性，一發動出來，即是惻隱，以“惻隱”二字為源頭，抹殺了“怵惕”二字。元明清儒者，承繼其說，所以一部宋元明清學案，總是盡力發揮“惻隱”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不免損傷“己”字，因而就弊端百出。
宋儒創“去人欲存天理”之說，天理隱貼“惻隱”二字，把它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說不清，有時把怵惕也認為人欲，想設法把它除去，成了“去怵惕存惻隱”，那就壞事不小了。程子說：“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他不知死之可畏，這可算是去了怵惕的。程子是主張去人欲之人，他發此不通之論，其病根就在抹殺了“己”字。這是由於他讀孟子書，於“怵惕惻隱”四字，欠了體會的緣故。張魏公苻離之敗，死人無算，他終夜鼾聲如雷，其子南軒，誇其父心學很精，這也算是去了怵惕的。怵惕是惻隱的根源，去了怵惕，就無惻隱，就會流於殘忍，這是一定不移之理。許多殺人不眨眼的惡匪，身臨刑場，談笑自若，就是明證。
據上項研究，可知怵惕與惻隱，同是一物，天理與人欲，也同是一物，猶之煮飯者是火，燒房子者也是火一般。宋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做截然不同之二物，創出“去人欲”之說，其弊往往流於傷天害理。王陽明說：“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複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這種說法，仿佛是見了火會燒房子，就叫人以後看見了一星之火，立即把它撲滅，斷絕火種，方始為快。《傳習錄》中又說：“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座者悚然。”我們試思，王陽明是很有涵養的人，他平日講學，任人如何問難，總是勤勤懇懇地解說，從未動氣，何以門人這一問，他會動氣了？何以始終未把那門人之誤點指出？何以又承認說這話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為陽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為一，能把明德親民二者合而為一，能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看做一事，獨不能把天理、人欲看做一物，這是他學說的缺點，他的門人這一問，正擊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動起氣來了。
究竟“剜肉做瘡”四字，怎樣講呢？肉喻天理，瘡喻人欲，剜肉做瘡，即是把無理認做人欲，去人欲即未免傷及天理，門人的意思，即是說：我們如果見了一星之火，即把它撲滅，自然不會有燒房子之事，請問拿什麽東西去煮飯呢？換言之，即是把好貨之心連根去盡，人就不會吃飯，豈不餓死嗎？把好色之心連根去盡，就不會有男女居室之事，人類豈不滅絕嗎？這個問法，何等厲害？所以陽明無話可答，隻好憤然作色了。宋儒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是剜肉做瘡的工作。
我們如果知道怵惕與惻隱同是一物，天理與人欲同是一物，即知道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並不是截然兩事。斯密士說人有利己心，是以怵惕為出發點，講共產的人，說人有同情心，是以惻隱為出發點，前麵曾說惻隱是怵惕之放大形，因而知同情心是利己心之放大形，社會主義、個人主義之放大形。
據我的研究，人性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善惡”二字，都是強加之詞。我舉一例，就可證明了：假如有友人某甲來訪我，坐談許久，我送他出門去後，旋有人來報，說某甲走至街上，因事與人互毆，非常激烈，現刻正在難解難分之際。我聽了這話，心中生怕某甲受傷，趕急前往救援。請問這種生怕某甲受傷之心，究竟是善是惡？假使我們去問孟子，孟子一定說：“此種心理即是性善的明證。因為某甲是你的朋友，你怕他受傷，這即是愛友之心。此種心理，是從天性中不知不覺自然流出，人世種種善舉，由此而生，古之大聖大賢，民胞物與，是從此念擴充出來的。現在所謂愛國，所謂愛人類，也是從此念擴充出來。此種心理是維持世界和平之基礎，你應該把它好生保存，萬不可失掉。”假如我們去問荀子，荀子一定說：“此種心理，即是性惡的明證。因為某甲是人，與某甲相毆之某乙也是人，人與人相毆，你不怕某乙受傷，而怕某甲受傷，不去救某乙，而去救某甲，這即是自私自利之心。此種心理，是從天性中不知不覺自然流出，人世種種惡事，由此而生。歐洲大戰數年，死人無算，是從此念擴充出來的。日本在濟南任意殘殺，也是從此念擴充出來的。此種心理，是擾亂世界和平之根苗，你應該把它鏟除淨盡，萬不可存留。”上麵所舉之例，同是一事，兩麵說來，俱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性善性惡之爭，就數千年而不能解決。因為研究人性有兩說對抗不下，所以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就對抗不下。
據我的研究，聽見友人與人鬥毆，就替友人擔憂，怕他受傷，這是心理中一種天然現象，猶如磁電之吸引力一般，不能說它是善，也不能說它是惡，隻能名之日天然現象罷了。我們細加考察，即知吾人任發一念，俱是以“我”字為中心點，以距我之遠近，定愛情之厚薄。小兒把鄰人與哥哥相較，覺得哥哥更近，故小兒更愛哥哥。把哥哥與母親相較，覺得母親更近，故小兒更愛母親。把母親與己身相較，自然更愛自己，故見母親口中糕餅，就取來放在自己口中。把朋友與別人相較，覺得朋友更近，故聽見朋友與別人鬥毆，就去救朋友。由此知人之天性是距我越近，愛情越篤，愛情與距離，成反比例，與磁電的吸引力相同，此乃一種天然現象，並無善惡之可言。我所說小兒奪母親口中食物的現象，和孟子所說孩提愛親、少長敬兄的現象，俱是一貫的事，並不生衝突。孟子看見小兒愛親敬兄的現象，未看見奪母親口中食物的現象，故說性善；荀子看見奪母親口中食物的現象，未看見愛親敬兄的現象，故說性惡。各人看見半截，就各執一詞，我們把兩截合攏來，孟荀兩說，就合而為一了，現在所講的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就聯為一貫了。
古今學說之衝突，都是由於人性之觀察點不同，才生出互相反對之學說，其病根就在對於人性，務必與它加一個“善”字或“惡”字，最好是把“善惡”二字除去了，專研究人性之真相。如物理學家研究水火之性質一般，隻要把人性的真相研究出來，自然就有解決的方法。假如研究物理的人，甲說水火性善，乙說水火性惡，問他們理由，甲說水能潤物，火能煮飯，是有益於人之物，是謂性善，乙說水能淹死人，火會燒房子，是有害於人之物，是謂性惡，像這樣的說法，可以爭辯數千年不能解決。不幸孟子之性善說，荀子之性惡說，其爭辯的方式，純是爭辯水火善惡之方式，所以兩說對峙兩千餘年而不能解決。物理學家，隻是埋頭研究水火之性質，用其利，避其害，絕不提及“善惡”二字，此種研究法，我們是應該取法的。
著者嚐謂小兒愛親敬兄，與夫奪母親口中食物等事，乃是一種天然現象，與水流濕火就燥的現象，是一樣的，不能說它是善，也不能說它是惡。我多方考察，知道凡人任起一念，俱以“我”字為中心點，曾依孟子所說性善之理，繪出一圖，又依荀子性惡之理，繪出一圖，拿來照規之，兩圖俱是一樣，兩圖俱與物理學中磁場現象相似（見拙著《心理與力學》），因臆斷人之性靈和地球之引力，與夫磁氣電氣，同是一物。我們把地球物質的分子解剖之，即得原子；把原子解剖之，即得電子。據科學家研究，電子是一種力，這是業已證明了的。吾身之物質，無一不從地球而來，將吾、身之物質解剖之，亦是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是歸於一種力而後止。吾人的身體，純是電子集合而成，所以吾人心理的現象，與磁電的現象絕肖，與地球的吸引力也絕肖。
人有七情，大別之隻得好惡二者，好者引之使近，惡者推之使遠，其現象與磁電相推相引是一樣的。磁電同性相推，異性相引，與人類男女相愛，同業相嫉是一樣。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情的混合物，隻算有知、情二者。磁電相推相引，是情的作用。能判別同性異性，是知的作用。足知磁電之性與人性相同，小兒生下地即會吸乳，與草木之根能吸取地中水分，是一樣的。小兒見了食物，伸手取來，放在口中，其作用與地心遇著物體就吸，是一樣的。小兒有了這種天然作用，小兒才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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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有了這種天然作用，地球才能成立。小兒奪取食物，固然是求生存，地心吸引物體，草木之根吸取地中水分，與夫磁電之相推相引，都是求生存的現象，不如此，即無磁電，無草木，無地球，無人類了。基於此種研究，可知孫中山說“生存是社會問題的重心”，真是不錯。
物理種種變化，逃不出力學公例。人為萬物之一，故吾人心理種種變化，也逃不出力學公例。著者用物理學規律去研究心理學，覺得人心的變化，處處是循著力學軌道走的，可以一一繪圖說明。於是多方考察，從曆史事跡上，現今政治上，日常瑣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數學上，中國古書上，四洋哲學上，四麵八方，印證起來，似覺處處可通。我於是創了一條臆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曾著一文，題曰：《心理與力學》。所有引證及圖解，俱載原作，茲不備述。我於緒論中，曾說：“治國之術，有主張用道德感化的，其說出於孔孟，孔孟學說，建築在性善說上，性善說有缺點，所以用道德治國，會生流弊。有主張用法律製裁的，其說出於申韓，申韓學說，建築在性惡說上，性惡說有缺點，所以用法律治國，也會生出流弊。我主張治國之術當采用物理學，一切法令製度，當建築在力學之上等語，我因此主張國家所定製度，當使離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猶如地球繞日一般。地球對於日，有一種離力，時時想向外飛去，日又有一種引力，去把地球牽引著，二力平衡，成橢圓狀，所以地球繞日，萬古如一，我們這個世界，就因而成立了。國家一切製度，當采用此種原理，才能維持和平。例如，甲女不必定嫁乙男，是謂離力，而乙男之愛情，足以吸引她，是謂引力；乙男不必定娶甲女，是謂離力，而甲女之愛情，足以吸引他，是謂引力。二力保其平衡，甲乙兩男女之婚姻遂成，故自由結婚之製度，是具備了引離二力的，是為最良之製度。中國的舊婚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隻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故男女兩方均以為苦。又如，歐洲資本家專製，工人不人工廠做工，就會餓死，離不開工廠，缺乏了離力，故釀成勞資的糾紛。”本書第五章，主張做工與否聽其自由，這是一種離力。對於做工者，優予報酬，使人見而生羨，這是一種引力。二力保持平衡，願做工者做工，不願做工者聽其自由，社會就相安無事了。
著者著了《心理與力學》過後，再去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覺得他的學說處處與力學公例符合。他講民族主義說：“世界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我們中國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應該設個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他處處提出“力”字。又《孫中山演說集》講五權憲法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這兩個力量，好比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與向心力一樣，離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離開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吸收向內的，如果離心力過大，物體便到處飛散，沒有歸宿；向心力過大，物體愈縮愈小，擁擠不堪。總要兩力平衡，物體才能夠保持平常的狀態。政治裏頭，自由太過，便成了無政府，束縛太緊，便成專製，中外數千年來，政治變化，總不外乎這兩個力量之往來衝動。”又說：“兄弟所講的自由同專製，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如果物體是單有離心力，或者是單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態的，總要兩力相等，兩方調和，才能夠令萬物均得其平，成現在的安全現象。”這簡直是明明白白地引用力學公例。
《民權主義》第六講說：“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關，就是像物質的機器一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做機器，把人民當做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此平衡。”這就是孫中山把力學上兩力平衡之理，運用到政治上的地方。
他又說：“現在做種種工作的機器，像火車輪船，都是有來迴兩個方向的動力。蒸汽推動活塞前進以後，再把活塞推迴，來往不息，機器的全體，便運動不已。人民有了這選舉、罷免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麵可以放出去，又一麵可以調迴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用機器的自動。”推出去是離心力，拉迴來是向心力，這也是應用力學原理的地方。這類話很多，不及備引。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中國有一段最有係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什麽政治哲學家，還沒有見到，都沒在說出。”我們試把《大學》這段文字拿來研究，格致誠正，是我身內部的工作，暫不必說，今從我身說起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試繪一圖，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家，第三圈是國，第四圈是天下，層層放大，是一種離心力現象。“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層層縮小，是一種向心力現象。這種現象，與磁場現象絕肖。孟子的學說，由怵惕擴充而惻隱，再擴充之以達於四海，又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層層放大。孟子主張愛有差等，即是大圈包小圈的現象，孟子的學說，是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相調和的。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有個人而無社會，照上麵之法繪出圖來，隻有第一圈之我，我以外各圈俱無。墨子愛無差等，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有了社會，卻無個人，如果繪出圖來，隻有天下之一個大圈，內麵各圈俱無。吾人的愛情，如磁氣之吸引力一般，楊墨兩家的學說，繪出圖來，均與磁場現象不類，可知他們的學說，是違反了天然之理。孟子因為楊墨的學說不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故出死力去排斥他。因為孔子的學說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故終身崇拜孔子。現在歐洲講個人主義的和講社會主義的，都是落了楊墨兩家的窠臼，把兩主義看做截然不相容之二物，孫中山不取他們學說，返而取《大學》的說法，真是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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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外國是以個人為單位，他們的法律，對於父子弟兄姊妹夫婦，各個人的權利，都是單獨保護的。打起官司來，不問家族的情形是怎麽樣，隻問個人的是非怎麽樣。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便是空的。”我們把它繪出圖來，隻有內部一個“我”字小圈和外部一個“國”字大圈，不像《大學》那個圖層層包裹，故孫中山說它中間是空的。孫中山又說：“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我們細繹“一級一級的放大”這句話，儼然把磁場現象活畫紙上，我們由此知，孫中山的學說，純是基於宇宙自然之理的。
中國的舊家庭，以父子弟兄叔侄同居為美談，這種製度是淵源於儒家之性善說。歐洲社會主義倡始者，如聖西門諸人，都說“人性是善良的”，與儒家之學說相同，故生出來的製度也就相同。福利埃主張建築同居舍，以一千六百人同居一舍，其製尤與中國家庭相似。講共產的人，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我國聖賢所創的家庭製，即是想實行此種主張，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叔侄，實行共產，能讀書的讀書，能耕田的耕田，能做官的做官，其餘能做何種職業，即做何種職業，各人所得之錢，一律歸之公有，這即是“各盡所能”了；一家人的衣食費，疾病時藥醫費，兒童的教育費，老人的贍養費，一律由公上開支，這可謂“各取所需”了。我們試想，以父子兄弟叔侄骨肉之親，數人以至數十人，在一個小小場所，施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組織，都還行之不通，都還要分家，何況聚毫無關係之人，行大規模之組織，怎麽會辦得好？中國曆代儒者，俱主張性善說，極力提倡道德，極力鏟除自私自利之心，卒之他們自己的家庭，也無一不是分析了的，這都是由於性善說有破綻的緣故。
孫中山的理想社會則不然，他主張的共產，是公司式的共產，不是家庭式的共產。他建國方略之二，結論說：“吾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民國十三年，一月十四日，他對廣州商團警察演說道：“民國是公司生意，賺了錢，股東都有份。”又說：“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都是應該有權力來管理公司事務的。”十三年三月十日，對東路討賊軍演說道：“把國家變成大公司，在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又說：“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由此可知孫中山的理想社會，是公司式的組織，絕非家庭式的組織，現在歐美的大公司，即可說是孫中山主義的試驗場所。歐美各公司的組織法，比中國家庭的組織法好得多，這是無待說的，所以我們講共產，應當來歐美公司式，不當采中國家庭式。家庭式的共產製，建築在性善說上，帶有道德作用和感情作用，公司式的共產製，是建築在經濟原則上，脫離了道德和感情的關係。歐洲人的家庭組織，與中國人不同，他不知中國家庭之弊，故理想中的社會走入了中國家庭式的軌道，孫中山是中國人，深知舊式家庭之弊，所以他的理想社會，采取歐美公司式，真可謂真知灼見，現在崇拜歐化的人，一麵高唿打倒舊家庭，一麵又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家庭式共產製度，未免自相矛盾。
孫中山民生主義，是建築在經濟原則上，脫離了道德和感情的關係，我這話，是有實證的。《民生主義》第四講說：“洋布便宜過於土布，無論國民怎麽提倡愛國，也不能夠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或者一時為愛國心所激動，寧可願意犧牲，但是這樣的感情衝動，是和經濟原則相反，是不能持久的。”我們讀這一段文字，即知孫中山對於人性之觀察……惟公司式的共產則不然，股東中有在公司中辦事的人，予以相當的報酬，不願在公司中辦事的人，聽其自由，如此則“有所能而不盡”，也就無妨於事了。股東要需用公司中所出物品，由各人拿錢來買，自然不會有“取所需而無厭”的事，這就是公司式的共產遠勝家庭式共產的地方。中國的舊家庭，往往大家分小家，越分越小，歐美的公司，往往許多小公司，合並為一大公司，越合越大。中國舊家庭，數人或十數人，都會分裂，歐美大公司，任是幾百萬人，幾千萬人，都能容納，我們把這種公司製擴大，使它容納四萬萬人，就可成為全國共產，再擴之能容納十五萬萬人，就可成為世界共產，這即是大同世界了。
我把中國的舊家庭，看做歐洲社會主義者的試驗場所，把歐美的大公司，看做孫中山主義的試驗場所，就試驗的結果，下一斷語曰：“公司式的共產製可以實行，家庭式的共產製不可實行。”將來我們改革社會，訂立製度的時候，凡與中國家庭製類似的製度，都該避免，遇有新發生的事項，我們即在歐美公司中搜尋先例，看公司中遇有此類事項，是用什麽方法解決，如此辦去，方可推行無阻，著者有了此種意見，所以第五章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是采用公司製的辦法。
我著《心理與力學》，創一臆說曰：“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此發表後，很有些人說我是牽強附會的，後來我曾經考得：歐洲十七世紀時，有白克勒者，曾說：“道德吸引，亦若物理之吸力。”他嚐用離心力和向心力，以解釋人類自私心和社交本能。又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初，曾有人用牛頓之引力律，以解釋社會現象。可知我所說的，古人早已說過，並不是何種新奇之說。又我主張性無善無惡，這個說法，中國告子早已說了的，告子說：“性猶湍水也。”湍水之動作，純是循著力學公例走的。我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算是把告子和白克勒諸人之說，歸納攏來的一句話，既是中外古人，都有此種學說，我這個臆說，或許不會大錯。我用這個臆說去考察孫中山的學說，就覺得他是深合宇宙自然之理的，他改革社會的辦法，確與力學公例符合。茲再舉兩例如下：
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他說：“令人民自己報告地價，政府隻定兩種條件，一是照原報的價抽稅，一是照價由政府收買。這個辦法，可使人人不敢欺蒙政府，不敢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效用是很妙的。因為人民以少報多，原意是希望政府去買那塊地皮，假設政府不買，要照原報之價去抽稅，豈不受重稅之損失嗎？至於以多報少，固然可以減輕稅銀，假若政府要照原價收買，豈不是因為減稅，反致虧本嗎？地主知道了這種利害，想來想去，都有危險，結果隻有報一個折中的實價，法則之善，是再無有複加的。”（見《孫中山演說集》第一編《三民主義》）他這個辦法，即是暗中運用力學原理。地價報多報少，可以自由，這是離心力，但是報多報少，都怕受損失，暗中有一種強製力，即是向心力，兩力平衡，就成為折中之價了。孫中山講民權主義曾說：“機器之發動，全靠活塞，從前的活塞，隻能推過去，不能推迴來，必用一個小孩子，去把它拉轉來，後來經一個懶孩子的發明，逐漸改良，就成了今日來往自如的活塞，推過去了之後，又可以自動地拉迴來。”這是由於從前的機器隻有推出去的離心力，沒得拉迴來的向心力，後來經懶孩子的發明，把二力配置停勻，機器就自能運動不已，不需派人拉動了。外國對於地價一層，設專官辦理，不時還要發生訴訟之事，就像從前的活塞要派小孩子拉動一樣，偶爾管理不周，機器就會發生毛病，這是由於此種製度，未把二力配置停勻之故。孫中山定地價的法子，內部藏有自由和強製兩個力量，這兩個力量是平衡的，所以不需派人去監督，人民自然不會報多報少，真是妙極了，非怪他自己稱讚道：“法則之善，無有複加。”
更以孫中山之考試製言之，中國施行考試製的時候，士子願考與否，聽其自由，這是離力，考上了有種種榮譽，使人歆羨，又具有引力，二力是平衡的，所以那個時候的士子，政府不消派人去監督他，他自己會三更燈火五更雞，發憤用功。現在的學生，若非教職員督課嚴密，學生就不會用功，就像從前機器中的活塞，要派一個小孩子去拉動一般。現在各省設教育廳，設省視學，各縣設教育局，設縣視學，各校又設校長和管理員，督促不可謂不嚴，而教育之窳敗也如故，學生之嬉惰也如故，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想見了。孫中山把考試製采入五權憲法，厘定各種考試製度，以救選舉製度之窮，可算特識。
綜上所述，可知孫中山主義，純是基於宇宙自然之理，其觀察人性，絕未落性善性惡窠臼，我們用物理學的眼光看去，他的主張，無一不循力學公例而行，無一不合科學原理。
世界進化之軌道
大凡一國之中，每一製度俱與其他製度有連帶關係，我們試把古今中外會通視之，即知每一時期的製度都有共通的性質，都與那個時期的情形相適應，猶之冬寒夏暑一般，每一時期的飲食衣服，俱與那個時期氣候相適應。我們如想改革社會，應當先把世界進化之趨勢審察清楚，一切設施才不至違背潮流。前一章，人性善惡之研究，是置身在斯密士和孫中山學說之內部，搜尋它的立足點，這一章，是站在他們學說之外部，鳥瞰世界之趨勢。譬如，疏導河流者，必須站在河側高山之上，縱覽山川形勢，與夫河流方向，才知道何處該疏漏，何處該築堤。茲將我所研究者，拉拉雜雜地寫它出來。我這種研究，有無錯誤，還望閱者諸君指正。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時三千國；周武王時，一千八百國；到了春秋的時候，隻有二百幾十國；到了戰國的時候，隻有七國；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就成為一統。以後雖時有分裂，然不久即混一，仍不害其為一統之局。歐洲從前，也是無數小國，後來也是逐漸合並，成為現在的形勢。由此知世界的趨勢，總是由數小國，合並為一大國，由數大國，合並成一更大之國，漸合漸大，國數亦漸少，由這種趨勢觀去，終必至全球混一而後止。現在國際聯盟，是全球混一的動機，發明了世界語，是世界同文的預兆，這種由分而合的趨勢，我們是應該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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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熟察宇宙一切事變，即知道社會進化是以螺旋線進行，不是以直線進行。螺旋式的狀態，是縱的方麵越深，橫的方麵越寬。例如，現在列強並峙，仿佛春秋戰國一般，但是現在範圍更廣大，文化更進步，這就是螺旋式的進化。古人每說：“天道循環，無往不複。”可知他們已窺見這種迴旋狀態，但他們不知是螺旋形，誤以為是環形，所以才有“循環無端”之說。假使宇宙事事物物之進行，都是循著一個圈子，旋轉不已，怎麽會有進化呢？我國古來流傳有循環無端的諺語，所以才事事主張複古，這都是由於觀察錯誤所致。古人說：“天遵循環。”今人說：“人類曆史，永無重複。”我們把這兩說合並攏來，就成一個螺旋式的狀態了。
我國的兵製，可分為三個時期。春秋戰國的時候，國際競爭劇烈，非竭全國之力，不足以相抗，故那時候行征兵製，全國皆兵，這算是第一個時期。後來全國統一了，沒得國際的戰爭，雖間有外夷之患，其競爭也不劇烈，無全國皆兵之必要，故第二個時期，就依分工之原則，兵與民分而為二，民出財以養兵，兵出死以衛民，就改行募兵製。現在入了第三個時期，歐亞交通，列強並峙，國際競爭劇烈，非竭全國之力，不能相抗，又似有全國皆兵之趨勢。但務必強迫人民當兵，迴複第一時期的製度，社會上一定紛擾不堪。這個時期的辦法，應取螺旋進化的方式，參用第一時期的征兵製而卻非完全征兵製，把募兵製與全國皆兵之製，融為一致。平日用軍事教育訓練人民，即寓全國皆兵之意，有事時仍行招募法，視戰事之大小，定招募之多寡，規定每省出兵若幹，由各省酌派每縣募若幹，再由各縣向各鄉村分募，以誌願當兵者充之。我國人口四萬萬，世界任何國之人口，俱不及我國之多，故與任何國開畔，均無須驅全國之人與之作戰，隻須招募誌願當兵之人，已經夠了。鼓之以名譽，予之以重賞，自不患無人應募，且此等兵出諸自願，其奮勇敵愾之心，自較強迫以為兵者熱烈得多。否則把那些怯懦無勇的人，強迫到軍中來，湊足人數，反是壞事不小。這個辦法，可用力學公例來說明。當兵與否，聽其自由，這是一種離力；當兵者享美名，得厚賞，又足以使人欣羨，是為一種引力。二力保其平衡，願當兵者與不願當兵者，各得所欲，社會上自然相安。又戰事終了之後，解散軍隊，最為困難，如用上述招募法，事平後，由原籍之省縣設法安插，就容易辦理了。
我國婚姻製度，也可分為三個時期。上古時男女雜交，無所謂夫婦，生出之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這個時候的婚製，隻有離心力而無向心力，是為第一個時期。後來製定婚製，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婦間即使有非常的痛苦，也不能輕離，是為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這是第二個時期的婚製。到了現在，已經是入了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是結構自由，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之愛情足以吸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之愛情足以吸引他，由離心向心二力之結合，就成為第三時期的自由婚製。此種婚製，本來摻得有一半上古婚製，也是依螺旋式進化的，許多青年男女，看不清這種軌道，以為應該迴複上古那種雜交狀態，就未免大錯了。
歐洲人民的自由，也可分為三時期。上古人民，穴居野處，純是一盤散沙，無拘無束，極為自由，是為第一個時期。中古時，人民受君主之壓製，言論思想，極不自由，是為第二個時期。自法國革命後，政府幹涉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是為第三個時期。以力學公例言之，第一時期，有離心力而無向心力；第二個時期，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第三時期，向心離心二力，保其平衡。從表麵上觀之，這第三時期中，摻有第一時期的自由狀態，似乎是迴複第一時期了，而實非迴複第一時期，乃是一種似迴複非迴複的螺旋狀，態。盧梭生當第二時期之末，看見那種迴旋的趨勢，誤以為應當迴複到第一時期，所以他的學說，完全取第一時期之製以立論，以返於原始自然狀態，為第一要義。他說：“自然之物皆善，一人人類之手，乃變而為惡。”他的學說，有一半合真理，有一半不合真理，因其有一半合真理，所以當時備受一般人之歡迎，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所以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釀成非常騷動的現象，結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幹涉，卒至政府幹涉的力量，與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社會方才安定，此乃天然之趨勢。惜乎盧梭倡那種學說之時，未把這螺旋式進化的軌道看清楚，以致法國革命之初，冤枉死了許多人。
人類分配財產的方法，第二章內，曾經說明，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地球上的貨財，為人類公有；第二個時期，把地球上的貨財，攘為各人私有；第三個時期，公有私有，並行不悖。到了第三時期，儼然是把個人私有物分出一半，公諸社會，帶得有點迴複第一時期的狀態，實際是依螺旋式進化，並非迴複到第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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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時代劃分清楚，就知道何種學說適宜，何種學說不適宜。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第二時期之末，將要入第三時期了，斯密士自由競爭的學說，達爾文優勝劣敗的學說，都是第二時期的產物，故施行起來，能生效，其說能聳動一時，但律以第三時期，則格不相入。所以斯密士之學說，會生出資本家專製之結果，達爾文之學說，會生出歐洲大戰之結果，窮則變，因而產出共產主義，以反對斯密士之學說，產出互助論，以反對達爾文之學說。這共產主義和互助論，宜乎是第三時期的學說了，而卻又不然，因為第三時期之學說，當折中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之間。
克魯泡特金之互助論，確是第三時期的人應當行的軌道，惜乎克魯泡特金，發明這種學說，是旅行西伯利亞和滿洲等處，從觀察動物和野蠻人生活狀態得來的，他理想中的社會，是原始的狀態，換言之，即是無政府狀態。因之他極力提倡無政府主義，他的學說，也是有一半可取，有一半不可取。
我們會通觀之，凡是反對第二時期製度之人，其理想中的社會，俱是第一時期的社會，中國人之夢想華胥國、夢想唐虞，與夫歐洲倡社會主義的人、倡無政府主義的人、倡民約論的人，俱是把第一時期的社會，作為他們理想中的社會，俱是走入相同的軌道，他們這些人，都說人性皆善，也是走入相同的軌道，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此外凡是不滿意現在製度的人，其理想中的社會，無一不是原始狀態，例如，打倒知識階級，與夫戀愛自由等說法，都是迴複原始時狀態。我們用這種眼光，去研究現在各種學說，孰得孰失，就了如指掌了。
孫中山的學說，是公有的貨財和私有的貲財並行不悖。他主張把那應該歸公有者，歸還公家，似乎是迴複第一時期了，然而私有權仍有切實之保障，則又非完全迴複第一時期。這種似迴複非迴複的狀態，恰是依著螺旋進化的軌道走的。
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當知我國情形與歐美迥然不同，我國未通商以前，無論誰貧誰富，金錢總是在國內流轉，現在國內金錢，如水一般，向外國流去。例如，外國運洋紗洋油，到中國來賣，我們拿金錢向他買，不久衣穿爛了，油點幹了，金錢一去，永不迴頭，這是一種變相的搶劫。我國現在的情形，猶如匪徒劫城，全城之人，無一不被動，不過受害有輕重罷了。我們對付外國劫城，當行堅壁清野之法，不購外貨，使他無從掠奪，才是正辦。外國工人，受歐美資本家之壓迫，我國人民，也受歐美資本家之壓迫，彼此的敵人是相同的，我國抵製外貨和外國工人罷工，乃是一貫的策略，歐美工人攻其內，我們防堵於外，那些大資本家，自然就崩潰了。孫中山主張收迴關稅，以免外貨之壓迫，即是堅壁清野的辦法，所以孫中山主義，在我國是很適宜的。
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掠奪機器生產力得來，換言之，即是掠奪了全人類的勞力，他並莫有掠奪自己廠內工人的勞力，因為廠內工人，他給了相當的工價，就不能坐以掠奪之罪，唯有他把廠內製出之貨，銷售於世界各國，全世界的人，就受其掠奪了。例如，我國人口四萬萬，男女各半，我國女子，自古以紡織為業，自從洋紗洋布輸入中國，女子紡織之事，遂至絕跡，這就是掠奪了二萬萬女子的職業，雖有勞力，無所用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由此知歐美工業發達，全人類的勞力，都被資本家掠奪了，所以凡是由機器生出來的純利，必須全人類平攤，在道理上才講得通。
世界上的金錢，與夫一切物品，都是從地球中取出來的，我們人類，如果缺乏金錢，抑或想享受愉快的生活，隻消向地球索取就是了。不料歐洲那些講強權競爭、優勝劣敗的學者，隻教人向人類奪取，不知向地球索取，真可謂誤人誤己。地球是擁有寶庫的主人翁，人類猶如盜賊一般，任你如何劫壓，主人毫不抗拒。歐洲大戰，殺人數千萬，恰像一夥劫賊，在主人門外，互相劫殺，你剝我的衣服，我搶你的財物，並不入主人門戶一步，鬧到一齊受傷，遍體流血，這夥劫賊，才講和而散。地球有知，當亦大笑不止，推原禍始，那充當群盜謀主的達爾文，實在不能辭其責。孫中山的實業計劃，是劫奪地球的策略。
世界的紛爭，實由機器生產力和地球生產力不相調協，才釀出來的。歐洲工業國，機器生產力，發達到了極點，不能不在國外尋銷場、尋原料，所以釀成大戰；而世界之農業國，則地中生產力，蘊藏而不能出，貨棄於地，殊為可惜，有了這種情形，農業國，工業國，就有通功易事之必要了。無如列強專以侵奪為目的，迷夢至今未醒，奈何奈何！
列強既執迷不悟，我們斷無坐受宰割之理，也無向他搖尾乞憐之理，隻有修明內政，準備實力，與之周旋，一麵組織弱小民族聯盟，仿蘇秦聯合六國的辦法，去對付五大強國即是了，以修明內政為正兵，以聯合弱小民族為奇兵。蘇秦的方法，是“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攻之”。現在五大強國是秦人，世界弱小民族是六國，我們把世界弱小民族聯合起來，互相策應，多方以挽之，這個辦法，有種種勝算：（1)世界弱小民族人數多，各強國人數少；(2)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容易聯合，各強國利害衝突，舉動不能一致；（3)弱小民族大概是農業國，列強大概是工業國，他們的原料和銷場，嚐仰給農業國，可以說強國人民的衣食，仰給予弱小民族，弱小民族的衣食，不仰給予他們。以上三者，皆是弱小民族占優勝。我們把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向列強進攻，予他一個重大打擊，其入手方法，即是不供給他的原料，不購他的貨物，采用甘地的辦法，為大規模之組織，列強能悔禍固好，如可開釁，我們就一致動作起來，明知世界大戰終不能免，不如我們先動手，經過一次大戰，然後才有和平之可言。這是弱小民族，生死關頭，斷無退讓之理，等到各強國創痛巨深，向弱小民族求和的時候，才提出最平等之條件，與之議和，農業國出土地和工人，工業國出機器和技師，所得利益，按照全世界人口平均分攤，不達到此項目的，決不與之妥協。隻要弱小民族能夠努力，大同世界，未必不能實現。此種辦法，是順著進化軌道走的，這種軌道孫中山看得極清楚，他主張聯合弱小民族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去攻打列強的二萬萬五千萬人，就是順著這軌道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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