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秋稅
大明日不落，開門，自由貿易 作者：粵瓜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陳誌上奏給隆慶帝的奏折中，先是告訴了隆慶帝，國庫現在的金銀已經大半被鑄幣廠熔鑄成了錢幣，變法已經是正式的走上了開始。
接著陳誌告訴隆慶帝，已經七月了，北方種植小麥等作物已經開始要秋收了，詢問隆慶帝，你的糧倉是否已經建成。
是否能投入使用了。
這件事隆慶帝交給了李芳去執行，且分別要求在縣府設置大小倉，最後匯總入京師的太倉。
而李芳沒有辜負隆慶帝和朱翊釴的期望，已經在北直隸各縣各府督造了大小不一的糧倉，就等著這變法之後的第一次民間主動賣糧。
為此，朱翊釴按照往年北直隸征繳的稅賦額度，緊急命鑄幣廠多鑄造了一萬圓的備用銀幣，為的就是防止突然被清丈出的田地賣糧而糧倉無錢可出。
大明的田稅分為官田和民田，而民田又區分為一等田，二等田，三等田，其中還有重租田，以及沒官田。
按明太祖朱元璋製定的田稅，官田每畝收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
沒官田則收一鬥二升。
草塌地收三合一勺。
明代一石等於二斛，一斛五鬥，一鬥有十升，一升十合，一合有十勺。
而明代一石約等於市斤一百零七點四斤，也就是一升等於一斤七分四厘。
官田每畝收稅五升三合四勺，也就等於現在的5.69斤。
明代一畝大概是614.4平方米，就算是沒有現代的化肥等助產，一畝地一百斤到二百斤之間浮動，取中間值為一百五十斤。
而像普遍的民田三升三合五勺，也就是3.54斤，這還是一等田的田稅，二等田甚至是更低，至於三等田，可能跟草塌地相同了。
什麽是草踏地，就是農村的荒草地，屬於是連農民都不願去開墾的無價值土地。
但朱元璋為了鼓勵農民開墾，依然將草塌地列入征稅範圍，逼著農民去開墾這些他們看不上的荒地。
許多地主士紳喜歡用詭寄將自家的一等田改為草塌地，或者將自家的一等田轉嫁給其他平民，讓原本耕種二等田的農民去給他們繳一等田的稅。
朱翊釴在了解了大明的田稅製度後，曾經不止一次的詢問，為何每畝隻交三斤多的稅，農民還是活不下去？
陳誌這個戶部尚書解答了朱翊釴的疑惑，就是地方攤派。
地方稅收是按照各地的田冊進行定向征稅的，假如大興縣田冊規定每年無災荒下應征繳到稅糧十萬石，而地主士紳早就通過各種手段暗改自家田地的等級。
這樣地方收上來就隻有七萬石，缺了三萬石，缺的這三萬石，朝廷自然不肯，地方官為了保住烏紗帽，隻能全縣進行攤派。
攤派也是講究等級的，而地主士紳們在第一輪的繳稅時，就已經逃避過一迴了，他們的稅被轉嫁到了農民頭上。
如今再攤派，原本二等田被轉為一等田的農民，就以一等田再次被攤派，而且是年年如此，且愈演愈烈，逐年加重攤派。
農民交完了田稅，後麵還有勞役，還有馬稅，還要交丁稅，還有牛酒稅，還有攤派勞役，朝廷還時不時的加餉銀。
加上地方稅吏的糧耗等等斂財手段，一個有十畝田地的五口之家，一年下來，不說盈餘，能溫飽就不錯了。
這些還是在風調雨順，且農民無病無災的勤苦耕種下才能混個溫飽，要是災年，那就真的是要了老命了。
在朱翊釴和隆慶帝以及陳誌高拱等人的商談中，就馬稅這個永樂帝一拍腦袋決定的稅種進行改革。
原先的馬稅，分為官牧和民牧，明太祖朱元璋規定，北方一戶養一匹馬，南方十一戶共養一匹馬，如果每年能生一匹馬駒，則免去牧養農戶該年之徭役。
但是，這些毫無經驗的農戶，如何會養馬，而且馬畜並非隻是喂養草料就可，如果照顧的不仔細，馬匹受傷甚至是死亡，那對農戶來說，就是滅頂之災。
朱元璋時，養馬還隻是自願，而到了朱棣這個征塞狂魔，就變成了強製，規定擁地五十畝的必須牧養。
朱翊釴提出必須停止這種強製農民養馬的政策，一來加重農民的負擔，二來農民牧養出來的馬，並不適合用來當戰馬。
為這些不適合當戰馬的馬，搞得百姓怨氣衝天，損人而不利己，必須予以杜絕。
隆慶帝同意了朱翊釴的提議，認為應該重新恢複太祖時的自願原則，不再強迫百姓牧養馬匹。
同時朱翊釴還提出，杜絕攤派勞役，且進行年甲製，規定每戶男丁兩年才可被安排一次徭役。
再對流放製進行改革，以後的罪犯將不再進行流放充軍，而是就近進行勞役服刑，用罪犯來填補年甲製出現後的徭役虧空。
地方官需統計徭役人員缺損名額，由府省安排調度需流放服刑人員增補，牢獄服刑犯也需進行徭役服刑。
朱翊釴所做的種種決定，為的就是減輕農戶的負擔，甚至以後大明進行全國牌照法施行，商稅增加之後，可能會出現雇傭農戶進行土木作業。
在朱翊釴設想的藍圖下，朝廷不是為了稅賦而征繳，而是要將大明的內需拉動。
農戶占據了大明百姓的五分之三，隻有讓農戶兜裏有錢了，他們才會進行適當的消費，光靠地主士紳，遠遠拉動不了大明的內循環。
在華夏這個重農抑商的製度下，尤其是大明，朱翊釴實在是想不通，為什麽不將主要的矛頭對準那些商人，而是盯死苦哈哈的農戶。
隻有農戶這個占據大明五分之三的群體富裕了，肯消費了，大明的工商業便會被帶動起來，隻要工商業被帶動起來，大明的商稅便會源源不斷的流入國庫。
而商稅本身就是隱形稅，是農戶和商家共同承擔，並不是商家虧了，而是他們少賺了而已。
這也是國家變相的劫富濟貧，同時工商業起來之後，科技多少也會被帶動，君不見西方資本之下，各種技術層出不窮。
朱翊釴就是要民間自發的去改進自身，挖掘自身的科技，而不是靠某一個人教導某一種思想，去強製改變大明百姓的思維。
接著陳誌告訴隆慶帝，已經七月了，北方種植小麥等作物已經開始要秋收了，詢問隆慶帝，你的糧倉是否已經建成。
是否能投入使用了。
這件事隆慶帝交給了李芳去執行，且分別要求在縣府設置大小倉，最後匯總入京師的太倉。
而李芳沒有辜負隆慶帝和朱翊釴的期望，已經在北直隸各縣各府督造了大小不一的糧倉，就等著這變法之後的第一次民間主動賣糧。
為此，朱翊釴按照往年北直隸征繳的稅賦額度，緊急命鑄幣廠多鑄造了一萬圓的備用銀幣，為的就是防止突然被清丈出的田地賣糧而糧倉無錢可出。
大明的田稅分為官田和民田，而民田又區分為一等田，二等田，三等田，其中還有重租田，以及沒官田。
按明太祖朱元璋製定的田稅，官田每畝收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
沒官田則收一鬥二升。
草塌地收三合一勺。
明代一石等於二斛，一斛五鬥，一鬥有十升，一升十合，一合有十勺。
而明代一石約等於市斤一百零七點四斤，也就是一升等於一斤七分四厘。
官田每畝收稅五升三合四勺，也就等於現在的5.69斤。
明代一畝大概是614.4平方米，就算是沒有現代的化肥等助產，一畝地一百斤到二百斤之間浮動，取中間值為一百五十斤。
而像普遍的民田三升三合五勺，也就是3.54斤，這還是一等田的田稅，二等田甚至是更低，至於三等田，可能跟草塌地相同了。
什麽是草踏地，就是農村的荒草地，屬於是連農民都不願去開墾的無價值土地。
但朱元璋為了鼓勵農民開墾，依然將草塌地列入征稅範圍，逼著農民去開墾這些他們看不上的荒地。
許多地主士紳喜歡用詭寄將自家的一等田改為草塌地，或者將自家的一等田轉嫁給其他平民，讓原本耕種二等田的農民去給他們繳一等田的稅。
朱翊釴在了解了大明的田稅製度後，曾經不止一次的詢問，為何每畝隻交三斤多的稅，農民還是活不下去？
陳誌這個戶部尚書解答了朱翊釴的疑惑，就是地方攤派。
地方稅收是按照各地的田冊進行定向征稅的，假如大興縣田冊規定每年無災荒下應征繳到稅糧十萬石，而地主士紳早就通過各種手段暗改自家田地的等級。
這樣地方收上來就隻有七萬石，缺了三萬石，缺的這三萬石，朝廷自然不肯，地方官為了保住烏紗帽，隻能全縣進行攤派。
攤派也是講究等級的，而地主士紳們在第一輪的繳稅時，就已經逃避過一迴了，他們的稅被轉嫁到了農民頭上。
如今再攤派，原本二等田被轉為一等田的農民，就以一等田再次被攤派，而且是年年如此，且愈演愈烈，逐年加重攤派。
農民交完了田稅，後麵還有勞役，還有馬稅，還要交丁稅，還有牛酒稅，還有攤派勞役，朝廷還時不時的加餉銀。
加上地方稅吏的糧耗等等斂財手段，一個有十畝田地的五口之家，一年下來，不說盈餘，能溫飽就不錯了。
這些還是在風調雨順，且農民無病無災的勤苦耕種下才能混個溫飽，要是災年，那就真的是要了老命了。
在朱翊釴和隆慶帝以及陳誌高拱等人的商談中，就馬稅這個永樂帝一拍腦袋決定的稅種進行改革。
原先的馬稅，分為官牧和民牧，明太祖朱元璋規定，北方一戶養一匹馬，南方十一戶共養一匹馬，如果每年能生一匹馬駒，則免去牧養農戶該年之徭役。
但是，這些毫無經驗的農戶，如何會養馬，而且馬畜並非隻是喂養草料就可，如果照顧的不仔細，馬匹受傷甚至是死亡，那對農戶來說，就是滅頂之災。
朱元璋時，養馬還隻是自願，而到了朱棣這個征塞狂魔，就變成了強製，規定擁地五十畝的必須牧養。
朱翊釴提出必須停止這種強製農民養馬的政策，一來加重農民的負擔，二來農民牧養出來的馬，並不適合用來當戰馬。
為這些不適合當戰馬的馬，搞得百姓怨氣衝天，損人而不利己，必須予以杜絕。
隆慶帝同意了朱翊釴的提議，認為應該重新恢複太祖時的自願原則，不再強迫百姓牧養馬匹。
同時朱翊釴還提出，杜絕攤派勞役，且進行年甲製，規定每戶男丁兩年才可被安排一次徭役。
再對流放製進行改革，以後的罪犯將不再進行流放充軍，而是就近進行勞役服刑，用罪犯來填補年甲製出現後的徭役虧空。
地方官需統計徭役人員缺損名額，由府省安排調度需流放服刑人員增補，牢獄服刑犯也需進行徭役服刑。
朱翊釴所做的種種決定，為的就是減輕農戶的負擔，甚至以後大明進行全國牌照法施行，商稅增加之後，可能會出現雇傭農戶進行土木作業。
在朱翊釴設想的藍圖下，朝廷不是為了稅賦而征繳，而是要將大明的內需拉動。
農戶占據了大明百姓的五分之三，隻有讓農戶兜裏有錢了，他們才會進行適當的消費，光靠地主士紳，遠遠拉動不了大明的內循環。
在華夏這個重農抑商的製度下，尤其是大明，朱翊釴實在是想不通，為什麽不將主要的矛頭對準那些商人，而是盯死苦哈哈的農戶。
隻有農戶這個占據大明五分之三的群體富裕了，肯消費了，大明的工商業便會被帶動起來，隻要工商業被帶動起來，大明的商稅便會源源不斷的流入國庫。
而商稅本身就是隱形稅，是農戶和商家共同承擔，並不是商家虧了，而是他們少賺了而已。
這也是國家變相的劫富濟貧，同時工商業起來之後，科技多少也會被帶動，君不見西方資本之下，各種技術層出不窮。
朱翊釴就是要民間自發的去改進自身，挖掘自身的科技，而不是靠某一個人教導某一種思想，去強製改變大明百姓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