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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果然皇帝對於嚴世蕃“謀反”、“通倭”十分震’驚，下旨：僅憑林潤的揭發，還不足以昭示後世，必須核實。徐階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語氣迴答皇帝，“謀反”、“通倭”證據確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降旨：批準三法司的擬議，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羅龍文斬首，抄家，黜革嚴嵩及其孫子為平民。
兒子斬首、孫子充軍、家產被抄，嚴嵩的精神徹底崩潰了，一年之後命歸黃泉。
嚴嵩、嚴世蕃惡貫滿盈，他們的下場是罪有應得。值得深思的是，為何義正詞嚴的彈劾不但無法奏效，而且適得其反；為何充滿陰謀與權術的做法卻取得了成功？幾年以後，官員們在撰寫《明世宗實錄》時，就表示了異議：嚴世蕃憑藉其父的威勢，“盜弄威福”，“濁亂朝政”，完全可以用“奸黨”罪處死，而林潤的奏疏說他“謀逆”，三法司的擬議說他“謀叛”，“悉非正法”。所謂“悉非正法”雲雲，就是沒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以一種非法手段處死本該處死的罪犯。看來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僅僅指責林潤、三法司是不夠的，關鍵依然在於皇帝。徐階深知皇帝的心態，耍弄權術，把握的原則就是不能“彰上過”，既要處死嚴世蕃，又不能彰顯長期寵信嚴嵩、嚴世蕃父子的皇帝的過錯。而“謀反”、“通倭”這樣的罪狀，是在皇帝決定嚴世蕃充軍之後發生的，皇帝當然毫不知情，與先前寵信嚴氏父子毫無關係，因此一舉成功。當時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奧妙，或者即使洞悉奧妙，也不敢直白地說出來，畢竟聖賢是主張為尊者諱的。
同樣是彈劾嚴嵩，各色人等的心態是不一樣的。顯然，鄒應龍、林潤、徐階的人品，是無法與沈煉、楊繼盛相提並論的。
高拱政治生涯終結的一幕鬧劇
明穆宗逝世之前，命內閣輔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與司禮監太監馮保，一起作為顧命大臣，同心協力輔佐其子朱翊鈞。朱翊鈞即位後（即明神宗），顧命大臣本當同心協力，才不辜負先皇的託付。然而就在此時此際，顧命大臣之間為了權力而明爭暗鬥起來，高拱與馮保的矛盾日趨尖銳化。
高拱，字肅卿，河南新鄭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進而為翰林院編修。嘉靖三十一年他與翰林院檢討陳以勤一起成為四十一歲的裕王（即後來的明穆宗）的講官（老師）。一直到嘉靖三十九年，他被任命為太常寺卿、署國子監祭酒，才離開了裕王府。裕王侍臣的七年半生涯，為他日後進入內閣輔平了道路。隆慶年間的內閣輔臣，高拱以外，陳以勤、高儀、殷世儋、張居正，都是裕王講官出身。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廷機務。在內閣中，首輔徐階以外，有前年入閣的李春芳、嚴訥，以及與高拱一起入閣的郭樸。李春芳、嚴訥專門以撰寫青詞賀表而飛黃騰達，即所謂“青詞宰相”。高拱卻是一個實務型官僚，頗想有所作為，於是乎與首輔徐階漸生嫌隙。結局是，隆慶元年（1567年）五月，高拱以“乞休”而結事了一年零二月的第一次內閣輔臣時代。到了隆重慶三年十二月，吏部尚書楊博致仕，高拱以武英殿大學士第二次進入內閣，併兼任吏部尚書。隆慶五年五月，六十歲的高拱出任內閣首輔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腕宰相（朱元璋取消了中書省及丞相，以後的內閣首輔有相位而無相名）。
高拱一向以精明強幹自詡，傲視同僚，對於張居正卻有所提防，視為潛在對手。他對張居正與馮保的密切關係，早有所知。正如他後來在迴已錄《病榻遺言》所說：“製人（張居正）賣眾，別走輕徑，專交通內臣，陰行事於內。而司禮太監馮保者，狡黠陰狠，敢於為惡而不顧者也。荊人（張居正）傾身結之，拜為兄弟，諂事無所不至……荊人（張居中）每有意指，即捏旨付（馮）保，從中批出，以為出自上意，而荊人（張居正）袖手旁觀，佯為不知。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看得出來，高拱與張居正的矛盾由業已久，尤其對於張居正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的關係如此密切，感到莫名的威脅。
隆慶五年十一月，殷世儋致仕，內閣輔臣隻剩下高拱、張居正二人。高拱為了約事張居正，向皇帝建議增添內閣輔臣。張居正當即擬旨交付馮保，以皇帝的名義批示：“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添人。”這使高拱左右為難：一方麵，自己一旦遭到彈劾，必須迴避，張居正便可以與馮保內外配合，置自己於死地。
明穆宗死後，馮保與張居正的關係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自己大權旁落，決定拿馮保開刀。他多次向剛剛即位的小皇帝表示，要擴大內閣權力，遏製司禮監太監的權力，不讓馮保過多幹預朝一睡。然後，他又與新近由他引薦入閣的高儀相商。高儀自知人微言輕，不願捲入這場政治賭博，顧左右而言它。
高拱自視甚高，把事情的複雜性估計過低。他決定把自己起草的消奪馮保權力的《陳五事疏》，以閣臣聯名的方式提交皇帝，高儀那邊已經打過招唿，當然還得徵求張居正的意見。張居正當場一口答應，並且佯笑道：除掉馮保這個閹宦，就像除掉一隻死老鼠。然後馬上派人告訴馮保，要他早作準備，二人合力對付高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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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斬首、孫子充軍、家產被抄，嚴嵩的精神徹底崩潰了，一年之後命歸黃泉。
嚴嵩、嚴世蕃惡貫滿盈，他們的下場是罪有應得。值得深思的是，為何義正詞嚴的彈劾不但無法奏效，而且適得其反；為何充滿陰謀與權術的做法卻取得了成功？幾年以後，官員們在撰寫《明世宗實錄》時，就表示了異議：嚴世蕃憑藉其父的威勢，“盜弄威福”，“濁亂朝政”，完全可以用“奸黨”罪處死，而林潤的奏疏說他“謀逆”，三法司的擬議說他“謀叛”，“悉非正法”。所謂“悉非正法”雲雲，就是沒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以一種非法手段處死本該處死的罪犯。看來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僅僅指責林潤、三法司是不夠的，關鍵依然在於皇帝。徐階深知皇帝的心態，耍弄權術，把握的原則就是不能“彰上過”，既要處死嚴世蕃，又不能彰顯長期寵信嚴嵩、嚴世蕃父子的皇帝的過錯。而“謀反”、“通倭”這樣的罪狀，是在皇帝決定嚴世蕃充軍之後發生的，皇帝當然毫不知情，與先前寵信嚴氏父子毫無關係，因此一舉成功。當時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奧妙，或者即使洞悉奧妙，也不敢直白地說出來，畢竟聖賢是主張為尊者諱的。
同樣是彈劾嚴嵩，各色人等的心態是不一樣的。顯然，鄒應龍、林潤、徐階的人品，是無法與沈煉、楊繼盛相提並論的。
高拱政治生涯終結的一幕鬧劇
明穆宗逝世之前，命內閣輔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與司禮監太監馮保，一起作為顧命大臣，同心協力輔佐其子朱翊鈞。朱翊鈞即位後（即明神宗），顧命大臣本當同心協力，才不辜負先皇的託付。然而就在此時此際，顧命大臣之間為了權力而明爭暗鬥起來，高拱與馮保的矛盾日趨尖銳化。
高拱，字肅卿，河南新鄭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進而為翰林院編修。嘉靖三十一年他與翰林院檢討陳以勤一起成為四十一歲的裕王（即後來的明穆宗）的講官（老師）。一直到嘉靖三十九年，他被任命為太常寺卿、署國子監祭酒，才離開了裕王府。裕王侍臣的七年半生涯，為他日後進入內閣輔平了道路。隆慶年間的內閣輔臣，高拱以外，陳以勤、高儀、殷世儋、張居正，都是裕王講官出身。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廷機務。在內閣中，首輔徐階以外，有前年入閣的李春芳、嚴訥，以及與高拱一起入閣的郭樸。李春芳、嚴訥專門以撰寫青詞賀表而飛黃騰達，即所謂“青詞宰相”。高拱卻是一個實務型官僚，頗想有所作為，於是乎與首輔徐階漸生嫌隙。結局是，隆慶元年（1567年）五月，高拱以“乞休”而結事了一年零二月的第一次內閣輔臣時代。到了隆重慶三年十二月，吏部尚書楊博致仕，高拱以武英殿大學士第二次進入內閣，併兼任吏部尚書。隆慶五年五月，六十歲的高拱出任內閣首輔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腕宰相（朱元璋取消了中書省及丞相，以後的內閣首輔有相位而無相名）。
高拱一向以精明強幹自詡，傲視同僚，對於張居正卻有所提防，視為潛在對手。他對張居正與馮保的密切關係，早有所知。正如他後來在迴已錄《病榻遺言》所說：“製人（張居正）賣眾，別走輕徑，專交通內臣，陰行事於內。而司禮太監馮保者，狡黠陰狠，敢於為惡而不顧者也。荊人（張居正）傾身結之，拜為兄弟，諂事無所不至……荊人（張居中）每有意指，即捏旨付（馮）保，從中批出，以為出自上意，而荊人（張居正）袖手旁觀，佯為不知。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看得出來，高拱與張居正的矛盾由業已久，尤其對於張居正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的關係如此密切，感到莫名的威脅。
隆慶五年十一月，殷世儋致仕，內閣輔臣隻剩下高拱、張居正二人。高拱為了約事張居正，向皇帝建議增添內閣輔臣。張居正當即擬旨交付馮保，以皇帝的名義批示：“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添人。”這使高拱左右為難：一方麵，自己一旦遭到彈劾，必須迴避，張居正便可以與馮保內外配合，置自己於死地。
明穆宗死後，馮保與張居正的關係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自己大權旁落，決定拿馮保開刀。他多次向剛剛即位的小皇帝表示，要擴大內閣權力，遏製司禮監太監的權力，不讓馮保過多幹預朝一睡。然後，他又與新近由他引薦入閣的高儀相商。高儀自知人微言輕，不願捲入這場政治賭博，顧左右而言它。
高拱自視甚高，把事情的複雜性估計過低。他決定把自己起草的消奪馮保權力的《陳五事疏》，以閣臣聯名的方式提交皇帝，高儀那邊已經打過招唿，當然還得徵求張居正的意見。張居正當場一口答應，並且佯笑道：除掉馮保這個閹宦，就像除掉一隻死老鼠。然後馬上派人告訴馮保，要他早作準備，二人合力對付高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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