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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藥材：諸味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十七兩。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銀二十兩）以為常。
你看，如此巨大的一個市場，如此巨大的利潤，對商人的誘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王直在沿海活動的最後目的，是“要挾官府，開港通市”。這八個字的含義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棄不合時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走私貿易合法化。在當時的形勢下，這個要求是合理的。隨著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東來，已經把中國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漩渦之中，海禁政策與此格格不入，朝貢貿易又難以適應日益發展的海外貿易的增長速度。王直雖然帶有謀求私利的動機，但是他對於國際貿易形勢的判斷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勝一籌。
王直在接受朝廷招撫後所寫的《自明疏》是一篇有價值的史料。他首先說明：“竊臣（王）直覓利商海，賣貨浙（江）、福（建），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屢立微功，蒙蔽不能上達，反罹籍沒家產，臣心實有不甘。”接著他向朝廷報告日本的情況；“日本雖統於一君，近來君弱臣強，不過徒存名號而已。其國尚有六十六國，互相雄長。”而且他們也在搞海禁，“夷船”（外國商船）已經很少來了。最後他向皇帝懇請：“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馬微勞馳驅，浙江定海外長塗等港，仍如廣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也就是說，把廣東允許開放通商口岸，設立海關收取關稅的做法，推廣到浙江沿海，並且恢復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那麽，東南沿海的所謂“倭患”就可以得到解決。
王直的建議無疑是有價值的，但是政府方麵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麵上答應“姑容互市”，要他“悔罪自贖”，當他幾次協助官軍擒拿海盜後，政府方麵卻背信食言，派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統兵前往烈港襲擊王直。王直從此怨恨政府之失信，且藐視官軍之無能，決計報復，擺出一副與朝廷勢不兩立的架勢，僭號稱王。他身穿緋袍，腰佩玉帶：隨從為他打著金頂五簷黃傘，手下頭目都用大帽袍帶、銀頂銀傘；五十名侍衛都用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在定海操江亭稱“淨海王”。以後又建造巨艦，長約一百二十步，可容納二千人，甲板上可以馳馬往來。以後又到日本薩摩洲的鬆浦津， 自稱“徽王”；不時派兵前往沿海騷擾劫掠，成為沿海數省的心腹大患。
地方官知道這是他們自己“以賊攻賊”策略招來的大禍，但不敢實事求是上報，竟然謊稱“倭寇”來犯，矇騙朝廷，以便推卸自己的職責。而王直為了日後能夠推脫責任，每次騷擾劫掠沿海地方之後，就放出風聲：這是“島夷”（倭寇）所為。於是上下掩飾，禍亂愈演愈烈，真相愈來愈混亂。
到了真相——所謂“倭寇”其實是王直所部——逐漸明朗後，朝廷任命兵部尚書張經為總督，率領四方精兵協力進剿。但是，官軍毫無士氣，一觸即潰，朝野上下一籌莫展，不得不乞求招撫，宣布：如有能擒斬首惡王直者，授予世襲指揮僉事：如王直等悔罪率眾來降，亦授予世襲指揮僉事。有的官員表示堅決反對，以為這種“以賞勸惡”的辦法不能解決問題，去了一個王直，會產生另外的“王直”。後來改為一麵圍剿，一麵宣布願意投降的脅從者可以不殺，但首惡不赦。議來議去，議而不決，“剿”與“撫”兩方麵都沒有起色。
嘉靖三十四年權奸嚴嵩的親信、工部侍郎趙文華以奉命祭海神的名義前往江南視察“賊情”，精通權術的浙江巡按胡宗憲與他勾結，排斥和趙文華有矛盾的總督張經、浙江巡撫李天寵，由胡宗憲出任浙江巡撫。這種權力的改組，並沒有改變形勢，官軍依然屢戰屢敗。趙文華與胡宗憲恐怕遭來政治麻煩，秘密議定招撫王直。於是派遣辯士蔣洲、陳可願，以及先前與王直友善者多人，出海招撫王直。與此同時胡宗憲大搞心理戰術，派人把關入金華監獄的王直母親、妻子接來杭州，好生款待。過了幾天後，要王直母親寫信勸王直歸降，信中寫道：朝廷願意寬宥你的前罪，願意放寬海禁，允許日本互市，今派遣蔣洲等人帶信前來說明。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招降的一行人等從定海出發，十一月抵達日本五島，與王直會晤。蔣洲等向他表示胡宗憲的慰勞之意，並說胡宗憲是你的同鄉，推心置腹，任人不疑，願意寬宥前罪，保全骨肉，而且允許通市謀利。次年四月，王直派他的養子毛海峰護送招降隊伍歸國，試探虛實；而把蔣洲留下，作為人質。胡宗憲為了考察毛海峰的歸順誠意，要毛海峰率部攻打徐海。毛海峰害怕萬一兩敗俱傷，將進退失據，藉口此事必須其父王直親自決定，前往日本，把情況報告王直。王直以為時機已經成熟，便率領他的部下千餘人返迴浙江沿海的岑港，表示願意投降，以求得通商的權利。
胡宗憲以為時不可失，機不再來，特地安排了場麵壯大、聲勢煊赫的受降典禮。在王直受撫以後，繼續對他恩寵有加。對於這種做法，反對者議論紛紛，揚言胡宗憲接受王直的巨額賄賂。此時，趙文華得罪罷官，胡宗憲失去內援，態度立即變化。他在奏疏中表態：王直等是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自來送死，請廟堂處分，臣當督率兵將殲滅其餘黨。王直被關入監獄後，他的部下知道當局已經變卦，據守岑港與官軍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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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如此巨大的一個市場，如此巨大的利潤，對商人的誘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王直在沿海活動的最後目的，是“要挾官府，開港通市”。這八個字的含義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棄不合時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走私貿易合法化。在當時的形勢下，這個要求是合理的。隨著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東來，已經把中國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漩渦之中，海禁政策與此格格不入，朝貢貿易又難以適應日益發展的海外貿易的增長速度。王直雖然帶有謀求私利的動機，但是他對於國際貿易形勢的判斷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勝一籌。
王直在接受朝廷招撫後所寫的《自明疏》是一篇有價值的史料。他首先說明：“竊臣（王）直覓利商海，賣貨浙（江）、福（建），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屢立微功，蒙蔽不能上達，反罹籍沒家產，臣心實有不甘。”接著他向朝廷報告日本的情況；“日本雖統於一君，近來君弱臣強，不過徒存名號而已。其國尚有六十六國，互相雄長。”而且他們也在搞海禁，“夷船”（外國商船）已經很少來了。最後他向皇帝懇請：“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馬微勞馳驅，浙江定海外長塗等港，仍如廣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也就是說，把廣東允許開放通商口岸，設立海關收取關稅的做法，推廣到浙江沿海，並且恢復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那麽，東南沿海的所謂“倭患”就可以得到解決。
王直的建議無疑是有價值的，但是政府方麵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麵上答應“姑容互市”，要他“悔罪自贖”，當他幾次協助官軍擒拿海盜後，政府方麵卻背信食言，派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統兵前往烈港襲擊王直。王直從此怨恨政府之失信，且藐視官軍之無能，決計報復，擺出一副與朝廷勢不兩立的架勢，僭號稱王。他身穿緋袍，腰佩玉帶：隨從為他打著金頂五簷黃傘，手下頭目都用大帽袍帶、銀頂銀傘；五十名侍衛都用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在定海操江亭稱“淨海王”。以後又建造巨艦，長約一百二十步，可容納二千人，甲板上可以馳馬往來。以後又到日本薩摩洲的鬆浦津， 自稱“徽王”；不時派兵前往沿海騷擾劫掠，成為沿海數省的心腹大患。
地方官知道這是他們自己“以賊攻賊”策略招來的大禍，但不敢實事求是上報，竟然謊稱“倭寇”來犯，矇騙朝廷，以便推卸自己的職責。而王直為了日後能夠推脫責任，每次騷擾劫掠沿海地方之後，就放出風聲：這是“島夷”（倭寇）所為。於是上下掩飾，禍亂愈演愈烈，真相愈來愈混亂。
到了真相——所謂“倭寇”其實是王直所部——逐漸明朗後，朝廷任命兵部尚書張經為總督，率領四方精兵協力進剿。但是，官軍毫無士氣，一觸即潰，朝野上下一籌莫展，不得不乞求招撫，宣布：如有能擒斬首惡王直者，授予世襲指揮僉事：如王直等悔罪率眾來降，亦授予世襲指揮僉事。有的官員表示堅決反對，以為這種“以賞勸惡”的辦法不能解決問題，去了一個王直，會產生另外的“王直”。後來改為一麵圍剿，一麵宣布願意投降的脅從者可以不殺，但首惡不赦。議來議去，議而不決，“剿”與“撫”兩方麵都沒有起色。
嘉靖三十四年權奸嚴嵩的親信、工部侍郎趙文華以奉命祭海神的名義前往江南視察“賊情”，精通權術的浙江巡按胡宗憲與他勾結，排斥和趙文華有矛盾的總督張經、浙江巡撫李天寵，由胡宗憲出任浙江巡撫。這種權力的改組，並沒有改變形勢，官軍依然屢戰屢敗。趙文華與胡宗憲恐怕遭來政治麻煩，秘密議定招撫王直。於是派遣辯士蔣洲、陳可願，以及先前與王直友善者多人，出海招撫王直。與此同時胡宗憲大搞心理戰術，派人把關入金華監獄的王直母親、妻子接來杭州，好生款待。過了幾天後，要王直母親寫信勸王直歸降，信中寫道：朝廷願意寬宥你的前罪，願意放寬海禁，允許日本互市，今派遣蔣洲等人帶信前來說明。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招降的一行人等從定海出發，十一月抵達日本五島，與王直會晤。蔣洲等向他表示胡宗憲的慰勞之意，並說胡宗憲是你的同鄉，推心置腹，任人不疑，願意寬宥前罪，保全骨肉，而且允許通市謀利。次年四月，王直派他的養子毛海峰護送招降隊伍歸國，試探虛實；而把蔣洲留下，作為人質。胡宗憲為了考察毛海峰的歸順誠意，要毛海峰率部攻打徐海。毛海峰害怕萬一兩敗俱傷，將進退失據，藉口此事必須其父王直親自決定，前往日本，把情況報告王直。王直以為時機已經成熟，便率領他的部下千餘人返迴浙江沿海的岑港，表示願意投降，以求得通商的權利。
胡宗憲以為時不可失，機不再來，特地安排了場麵壯大、聲勢煊赫的受降典禮。在王直受撫以後，繼續對他恩寵有加。對於這種做法，反對者議論紛紛，揚言胡宗憲接受王直的巨額賄賂。此時，趙文華得罪罷官，胡宗憲失去內援，態度立即變化。他在奏疏中表態：王直等是海氛禍首，罪在不赦，今自來送死，請廟堂處分，臣當督率兵將殲滅其餘黨。王直被關入監獄後，他的部下知道當局已經變卦，據守岑港與官軍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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