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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胡宗憲上疏朝廷，請求將正直及其同黨葉宗滿等明正典刑。兵部會同三法司議復：“王直背華勾夷，罪孽深重，著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效，饒死，發邊衛永遠充軍。”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在杭州官巷口被斬首示眾。臨刑前，王直嘆息道：想不到死在這裏，死我一人，恐怕苦了兩浙百姓。
王直的死，並沒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他的部下極大的怨恨，瘋狂的報復，“倭患”愈演愈烈。王直是為了求得海上走私貿易合法化而投降的，他的死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海禁與反海禁的鬥爭愈來愈尖銳了。
在此之前，對“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樞在給胡宗憲的信中，分析了中外貿易的大勢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國與外國的貿易難以禁絕，海禁隻能禁止中國百姓“中國與夷，各擅生產，故貿易難絕。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遠出以生釁端”。第二，嘉靖年間的“倭患”起源於海禁政策之不合時宜——“嘉靖六七年後，守臣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嘉靖二十年後，海禁愈嚴，賊夥愈盛。許棟、李光頭輩然後聲勢蔓延，禍與歲積。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實繫於此”。第三，所謂倭寇，其實是中國百姓——“使有力者既已從商而無異心，則瑣瑣之輩自能各安本業，而無效尤，以為適從。故各年寇情歷歷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為寇也；癸醜（嘉靖三十二年）之寇，各業益之而為寇也；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雲間（鬆江）之良戶復益而為寇也：乙卯（嘉靖二十四年）之寇，則重有異方之集矣”。唐樞作為親歷者對“倭寇”的分析洞若觀火，道出了事實的真相。
無獨有偶，其後謝傑在《虔台倭纂》一書中對“倭寇”的分析，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他也指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為中國患，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導致倭患的原因，“由海商之事觀之，若病於海禁之過嚴”。言簡意賅，一針見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禍患始終存在。王直死後，徽商在海上依然相當活躍，後繼者有徐惟學、徐海，都被當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戶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間貿易的重要據點。真正解決“倭患”的關鍵之舉，並非戚繼光、俞大猷的“平倭”戰爭，而是朝廷的政策轉換。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輔政人臣實行比較開放靈活的政策，取消海禁，準許人民前往西洋、東洋貿易，所謂“倭患”也就煙消雲散了。王直當年的建議，以這樣一種曲折的方式獲得實現，未免令人感慨之至。
彈劾嚴嵩的形形色色
嚴嵩何許人也？明朝嘉靖年間政壇上權勢顯赫、作惡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一般百姓對他的了解，並不是從《明史·奸臣傳》，而是從小說和戲曲中得來的。從他在世時起，抨擊他的作品就不絕於世，《寶劍記》、《鳴鳳記》、《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盤夫索夫》之類，讓人們看到了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權奸形象。
然而在他得勢的時候，要把這個政壇炙手可熱的大人物扳倒，卻並非易事。道理很簡單，有皇帝為他撐腰。
出生於江西省袁州府分宜縣的嚴嵩，自從進士及第以後，一直官運亨通，從翰林院、國子監這些清閑職務做起，逐漸爬上禮部尚書的台階，進而成為內閣大學士、內閣首輔（相當於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542～1562年），專擅朝政達二十年之久。當時的皇帝明世宗剛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篤信道教，在宮中清虛學道，潛心修煉，根本無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對皇帝的批評：“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這樣的皇帝當然需要一個能夠投其所好的、讓他放心的內閣首輔，來擺平朝廷政事。
嚴嵩正是這樣一個人物。他與皇帝的關係處理得非常和諧，馬屁工夫十分了得。為了迎合皇帝學道潛修，經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濃厚道教色彩的“青詞賀表”。以他的進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練，所寫的“青詞”自然非等閑之輩所可望其項背，深得皇帝歡心。嚴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詞宰相”的美名。
嚴嵩的投其所好當然決不僅止於此，而是全方位的。有人說得好：皇帝剛烈，嚴嵩柔媚；皇帝驕橫，嚴嵩恭謹；皇帝英察，嚴嵩樸誠；皇帝獨斷，嚴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間“如魚得水”。皇帝把嚴嵩視為心腹，威權震懾；嚴嵩把皇帝當作護身符，權勢顯赫。嚴嵩大權在握，擅權亂政、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無所不為。他的兒子嚴世蕃代行父權，儼然一個“小丞相”。嚴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壇一派烏煙瘴氣。
一些剛直不阿的官員，秉承儒家倫理道德準則，不畏權勢，前仆後繼，上疏彈劾嚴氏父子。幾乎沒有一個能夠逃脫嚴嵩之手，不是充軍，便是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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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直的死，並沒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他的部下極大的怨恨，瘋狂的報復，“倭患”愈演愈烈。王直是為了求得海上走私貿易合法化而投降的，他的死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海禁與反海禁的鬥爭愈來愈尖銳了。
在此之前，對“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樞在給胡宗憲的信中，分析了中外貿易的大勢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國與外國的貿易難以禁絕，海禁隻能禁止中國百姓“中國與夷，各擅生產，故貿易難絕。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遠出以生釁端”。第二，嘉靖年間的“倭患”起源於海禁政策之不合時宜——“嘉靖六七年後，守臣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嘉靖二十年後，海禁愈嚴，賊夥愈盛。許棟、李光頭輩然後聲勢蔓延，禍與歲積。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實繫於此”。第三，所謂倭寇，其實是中國百姓——“使有力者既已從商而無異心，則瑣瑣之輩自能各安本業，而無效尤，以為適從。故各年寇情歷歷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為寇也；癸醜（嘉靖三十二年）之寇，各業益之而為寇也；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雲間（鬆江）之良戶復益而為寇也：乙卯（嘉靖二十四年）之寇，則重有異方之集矣”。唐樞作為親歷者對“倭寇”的分析洞若觀火，道出了事實的真相。
無獨有偶，其後謝傑在《虔台倭纂》一書中對“倭寇”的分析，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他也指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為中國患，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導致倭患的原因，“由海商之事觀之，若病於海禁之過嚴”。言簡意賅，一針見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禍患始終存在。王直死後，徽商在海上依然相當活躍，後繼者有徐惟學、徐海，都被當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戶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間貿易的重要據點。真正解決“倭患”的關鍵之舉，並非戚繼光、俞大猷的“平倭”戰爭，而是朝廷的政策轉換。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輔政人臣實行比較開放靈活的政策，取消海禁，準許人民前往西洋、東洋貿易，所謂“倭患”也就煙消雲散了。王直當年的建議，以這樣一種曲折的方式獲得實現，未免令人感慨之至。
彈劾嚴嵩的形形色色
嚴嵩何許人也？明朝嘉靖年間政壇上權勢顯赫、作惡多端的大奸臣，人所共知。一般百姓對他的了解，並不是從《明史·奸臣傳》，而是從小說和戲曲中得來的。從他在世時起，抨擊他的作品就不絕於世，《寶劍記》、《鳴鳳記》、《金瓶梅》、《喻世明言》、《一捧雪》，直至《盤夫索夫》之類，讓人們看到了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權奸形象。
然而在他得勢的時候，要把這個政壇炙手可熱的大人物扳倒，卻並非易事。道理很簡單，有皇帝為他撐腰。
出生於江西省袁州府分宜縣的嚴嵩，自從進士及第以後，一直官運亨通，從翰林院、國子監這些清閑職務做起，逐漸爬上禮部尚書的台階，進而成為內閣大學士、內閣首輔（相當於宰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1542～1562年），專擅朝政達二十年之久。當時的皇帝明世宗剛愎自用、猜忌多疑，’而又篤信道教，在宮中清虛學道，潛心修煉，根本無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對皇帝的批評：“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這樣的皇帝當然需要一個能夠投其所好的、讓他放心的內閣首輔，來擺平朝廷政事。
嚴嵩正是這樣一個人物。他與皇帝的關係處理得非常和諧，馬屁工夫十分了得。為了迎合皇帝學道潛修，經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濃厚道教色彩的“青詞賀表”。以他的進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練，所寫的“青詞”自然非等閑之輩所可望其項背，深得皇帝歡心。嚴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詞宰相”的美名。
嚴嵩的投其所好當然決不僅止於此，而是全方位的。有人說得好：皇帝剛烈，嚴嵩柔媚；皇帝驕橫，嚴嵩恭謹；皇帝英察，嚴嵩樸誠；皇帝獨斷，嚴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間“如魚得水”。皇帝把嚴嵩視為心腹，威權震懾；嚴嵩把皇帝當作護身符，權勢顯赫。嚴嵩大權在握，擅權亂政、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無所不為。他的兒子嚴世蕃代行父權，儼然一個“小丞相”。嚴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壇一派烏煙瘴氣。
一些剛直不阿的官員，秉承儒家倫理道德準則，不畏權勢，前仆後繼，上疏彈劾嚴氏父子。幾乎沒有一個能夠逃脫嚴嵩之手，不是充軍，便是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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