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五章
穿越成範進，開局就中舉 作者：夏洛克莫裏亞蒂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163章
新年的開始也是代表著舊的一年的結束，新年的到來好像並沒有給大明朝帶來什麽爭端，但是暗地裏的有些事情已經開始了。
這一年也代表著嘉靖是正式上位了，比曆史上早了一點，但是也無傷大雅，1520年正式從正德已經開始出來，正式更名為嘉靖，也就是範進強烈提議的嘉靖。
不過現在不知道會不會變成以後那個家家皆淨。
這一年的開始也就代表著範進即將登上曆史舞台，與範進一起的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也要考進士了，這就代表著屬於小嘉靖的時代慢慢道來了。
張璁此時正在自己的家裏，新年給了他新的希望，他要繼續科考了！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三十日，張璁生於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華蓋鄉三都，少好經學，博學多才，十三歲作《題族兄便麵》詩雲：“有個臥龍人，平生尚高潔。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動時生清風，靜時懸明月。清風明月隻在動靜間，肯使天下蒼生苦炎熱。”
並對《三禮》（《周禮》、《儀禮》、《禮記》）造詣頗深。但七次進京科，均名落孫山，後在溫州羅峰學院聚徒講學。
張璁可是大禮儀事件的主要人物，也就是他在曆史上讓嘉靖有正當理由的。
嘉靖初年，在明世宗登基後，內閣首輔楊廷和等朝中大臣要求世宗改稱其伯父（即明武宗之父）明孝宗為父，伯母（即武宗之母慈壽皇太後）為母，而變其親生父親興獻王為叔父，生母為叔母。
對於這一不近人情的主張，世宗認為這是割裂親情、違悖常理的事，予以嚴詞拒絕，並以退位來表示自己的決心。以此引發了大禮議之爭。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一日，觀政進士張璁上疏表示異議：“朝議說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王妃為皇叔母的事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的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複顧其私親之說耳。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廁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皇上明辨其事。
張璁指出：漢哀帝、宋英宗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皇嗣，養於宮中，嚐為人後。
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實十六年），“臣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
故遺詔直曰：‘興獻王子倫序當立。’初未嚐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世宗得張璁疏，說：“有此論，我們父子的關係可以保全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張璁以大禮議未定，複上疏進《大禮或問》。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看後說：“張璁的說法，如同聖人，不會改變。”張璁展示了以人為本的政治理想，從而受得明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當然，這隻是嘉靖當年年輕的時候的念想而已，當他屁顛屁顛的召集楊廷和，將這個東西給楊廷和看的時候，楊廷和卻是露出了自己的傲慢和偏見。
進士張璁與侍郎王瓚說，朱厚熜入繼的是皇帝位，不是做了別人的後裔。王瓚含蓄地提到這一點，楊廷和怕他幹擾了討論，就把他改派到南京任職。
楊廷和說：“秀才怎麽知道國家的重大事務。”又將奏章送迴宮中去。不久，朱厚熜到文華殿召見楊廷和與蔣冕、毛紀，給他們一個親筆指示，要他們尊崇自己的親生父母為皇帝、皇後。
楊廷和迴家後上書說：“《禮》說：在前為君的就是父母，親生父母應稱為伯父母或叔父母。不僅喪服等次要降格，稱號也應有不同。臣不敢阿諛奉承，順著聖旨辦。”又密封歸還了朱厚熜的手詔。朝臣們也都堅持原先的決議，朱厚熜就是不聽。
不過現在中間加了一個範進和袁宗皋，也不知道結果會不會改變，不過今年的袁宗皋應該也該入內閣了。
畢竟小嘉靖也需要這個自己人。
張璁在範進的心中也是可以發展成自己人的，畢竟張璁在曆史上可不簡單。自從依靠大禮儀事件上位之後，也是做了不少好的事情的。
在明代嘉靖時期，社會最突出的衝突之一是貧富不均的加劇。皇宮、王府及勳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謂之莊田，權貴豪強和地方惡棍，妄指民田為官田，以之進奉王府、勳戚，結交權貴而謀私利。
土地兼並的嚴重致使大批喪失土地的農民背鄉離井而為流民。明武宗時全國流民已達600餘萬，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農民暴動接踵而起。
基於此，張璁進行一係列政治、製度方麵的改革，社會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抑製土地兼並的進一步惡化，把農民穩定在土地上。
在當時，土地兼並最為激烈、數量最大的是皇宮、王府、勳戚等所占有的莊田。明仁宗建立皇莊，到武宗時已增至200多處，正德九年（1514年）僅畿內皇莊就占地頃。
藩王、勳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請和強占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莊田有332處，占地餘頃。
“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為甚”，其嚴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額田減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
這就是說，賦田約減少了427萬頃。世宗即位後，為革此弊政，穩定社會秩序，曾兩次清理京畿莊田，而宦戚輩中撓，世宗猶豫，收效甚微。
張璁入閣後堅決清理莊田，並由畿輔擴大到各省，由莊田兼及僧寺產業。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勳戚莊田528處，計餘頃，其中餘頃分別還給業主等。
撤迴管莊軍校，嚴定禁革事例，不許再侵占或投獻民田，違者問罪充軍，勳戚大臣亦參究定罪。這樣相對地緩和及消除土地兼並的衝突和百年積弊，使社會秩序趨向穩定，為明王朝統治的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舉製度是明朝政府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但在具體的運作過程當中，暴露了許多弊端，產生了明顯的負效應。如正德年間國子監祭酒陸深在一篇奏疏中認為，科舉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華而無實用。
張璁改革科舉製度，重新規定考試文體，提高應試者素質。由於科舉名額極為有限，不可能網羅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許多士子難以通過科舉而成為進士。
於是，張璁推行三途並用之法，改革用人製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較大，如明人焦竑批評：張璁“為人剛愎，故所行多縱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是何意義！”
出現這種因循之論並不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視之見。張璁改革科舉製度，改變學風，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對提學官的大力整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明代名臣張居正在萬曆三年（1575年）以自己少年時的親身體驗對嘉靖前期整頓學政的成就予以極高的評價。
他說：“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幹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為近古。”（注：《萬曆起居注》）
可以說，嘉靖前期是明代曆史上整頓學風成效最為顯著的時期。不過後來就成道士搞其他的去了，畢竟這朝廷的事務哪有自己長生來得重要？
官吏的貪贓枉法，是政治腐敗，社會動亂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專製社會的大患。張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貪官汙吏。
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張璁在掌管都察院時，向明世宗奏上《憲綱》（共95條），擇其中最急切者七條陳之。依照憲綱實行，可嚴肅風紀，整頓官員作風，提高工作效率。
張璁在任用官吏方麵，主張推舉“廉能愛民者”，不受資曆限製。
嘉靖九年（1530年），他在《論用人》疏上說：“近該北直隸巡撫官奏，欲盡將進士、舉人選補此地方州縣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
張璁認為：無論在何地，無論什麽官職、學曆，隻要廉潔愛民，都可以推舉任用。
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張璁因為名字犯世宗的名諱，請求改名，世宗就賜他名孚敬，字茂恭，禦書四個大字給他。
時吏部侍郎徐縉詢私納賄，經舉發受都察院勘問，徐求解脫，投書行賄於張璁，張發其私。由“法司同證徐縉賄孚敬事，黜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動。
張璁的改革與反腐損害了皇親國戚、太監、官吏、權貴階級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們的仇恨，彈章不絕。但由於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
張璁幾次致仕離京，猶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誡家鄉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勢淩人幹不法事。他居朝十載，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蔭一子侄。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張璁得疾，屢請致仕，世宗不允，為之親製藥餌。張璁在朝房值班時昏暈過去，不省人事一天多，因病情急劇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許致仕迴家調養。
世宗多次派人去溫州瑤溪貞義書院看望張璁，並幾次下旨召張璁到京複任，但都因身體原因未能到京。
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六日，張璁病歿於溫州，卒年六十五歲。此時尚居於承天府（今湖北鍾祥）的世宗傷悼不已，賜祭葬有加，贈太師，諡文忠。
其實從曆史上來看，好像是張璁死了之後，嘉靖這才放飛自我的。
到了執政中期，估計看到以往自己的堂兄朱厚照留下來的爛攤子自己收拾得都差不多了，而自己的父親這些的死亡加上張璁這個首輔的死亡給了嘉靖太大的衝擊。
他開始想著自己要長生不老，要活下去，可能看到身邊的人太多死去了，不想死的想法在他的心中慢慢的紮根，嘉靖的長生路也就此開始了。
說起來楊廷和還是太囂張了，沒有將皇帝放在眼裏麵，畢竟這個皇帝差不多都是他投出來的，為什麽要放在眼裏麵呢？
當然這個後果也就是讓他被削職為民，之後又死在了新都。
盲目的來看，楊廷和的結果其實和嚴嵩都差不多，而嚴嵩這個把持朝政多年的大奸臣竟然和楊廷和的結局差不多，也真是諷刺。
君權在中國古代永遠是至高無上的，君權天授，楊廷和也就是沒有懂得敬畏，也有可能是為了自己的名聲，或者把持朝政太久，心中沒有了數，不知進退。
而和楊廷和差不多的其實還有一個，那就是高拱。
張居正指使神宗“大伴”已是司禮太監馮保在皇貴妃李氏和陳皇後麵前將高拱曾在內閣說過的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改為“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宣稱高拱謀擁立藩王，皇貴妃和陳皇後大驚。
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內閣、五府、六部眾至”，切責高拱擅權無君。到會極門，太監王榛捧旨宣讀：“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專。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迴籍閑住，不許停留！”
高拱聽旨後，“麵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從後趕來的張居正將他扶起。馮保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於死地。幸賴吏部尚書楊博、禦史葛守禮等力救，張居正“貽書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於難。
這裏也就不得不說張居正簡直就是又當又立，當然，玩政治的都很髒，以後的範進也好不到哪裏去。
不過高拱顯然是沒有受到楊廷和的教訓，皇帝的至高無上性是製度的需要，而個人想要把持朝政，隻能說經曆了這麽多的發展，很難。
新年的開始也是代表著舊的一年的結束，新年的到來好像並沒有給大明朝帶來什麽爭端，但是暗地裏的有些事情已經開始了。
這一年也代表著嘉靖是正式上位了，比曆史上早了一點，但是也無傷大雅，1520年正式從正德已經開始出來，正式更名為嘉靖，也就是範進強烈提議的嘉靖。
不過現在不知道會不會變成以後那個家家皆淨。
這一年的開始也就代表著範進即將登上曆史舞台，與範進一起的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也要考進士了，這就代表著屬於小嘉靖的時代慢慢道來了。
張璁此時正在自己的家裏，新年給了他新的希望，他要繼續科考了！
明憲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三十日，張璁生於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華蓋鄉三都，少好經學，博學多才，十三歲作《題族兄便麵》詩雲：“有個臥龍人，平生尚高潔。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動時生清風，靜時懸明月。清風明月隻在動靜間，肯使天下蒼生苦炎熱。”
並對《三禮》（《周禮》、《儀禮》、《禮記》）造詣頗深。但七次進京科，均名落孫山，後在溫州羅峰學院聚徒講學。
張璁可是大禮儀事件的主要人物，也就是他在曆史上讓嘉靖有正當理由的。
嘉靖初年，在明世宗登基後，內閣首輔楊廷和等朝中大臣要求世宗改稱其伯父（即明武宗之父）明孝宗為父，伯母（即武宗之母慈壽皇太後）為母，而變其親生父親興獻王為叔父，生母為叔母。
對於這一不近人情的主張，世宗認為這是割裂親情、違悖常理的事，予以嚴詞拒絕，並以退位來表示自己的決心。以此引發了大禮議之爭。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一日，觀政進士張璁上疏表示異議：“朝議說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王妃為皇叔母的事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的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複顧其私親之說耳。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廁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皇上明辨其事。
張璁指出：漢哀帝、宋英宗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皇嗣，養於宮中，嚐為人後。
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實十六年），“臣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
故遺詔直曰：‘興獻王子倫序當立。’初未嚐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世宗得張璁疏，說：“有此論，我們父子的關係可以保全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張璁以大禮議未定，複上疏進《大禮或問》。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看後說：“張璁的說法，如同聖人，不會改變。”張璁展示了以人為本的政治理想，從而受得明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當然，這隻是嘉靖當年年輕的時候的念想而已，當他屁顛屁顛的召集楊廷和，將這個東西給楊廷和看的時候，楊廷和卻是露出了自己的傲慢和偏見。
進士張璁與侍郎王瓚說，朱厚熜入繼的是皇帝位，不是做了別人的後裔。王瓚含蓄地提到這一點，楊廷和怕他幹擾了討論，就把他改派到南京任職。
楊廷和說：“秀才怎麽知道國家的重大事務。”又將奏章送迴宮中去。不久，朱厚熜到文華殿召見楊廷和與蔣冕、毛紀，給他們一個親筆指示，要他們尊崇自己的親生父母為皇帝、皇後。
楊廷和迴家後上書說：“《禮》說：在前為君的就是父母，親生父母應稱為伯父母或叔父母。不僅喪服等次要降格，稱號也應有不同。臣不敢阿諛奉承，順著聖旨辦。”又密封歸還了朱厚熜的手詔。朝臣們也都堅持原先的決議，朱厚熜就是不聽。
不過現在中間加了一個範進和袁宗皋，也不知道結果會不會改變，不過今年的袁宗皋應該也該入內閣了。
畢竟小嘉靖也需要這個自己人。
張璁在範進的心中也是可以發展成自己人的，畢竟張璁在曆史上可不簡單。自從依靠大禮儀事件上位之後，也是做了不少好的事情的。
在明代嘉靖時期，社會最突出的衝突之一是貧富不均的加劇。皇宮、王府及勳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謂之莊田，權貴豪強和地方惡棍，妄指民田為官田，以之進奉王府、勳戚，結交權貴而謀私利。
土地兼並的嚴重致使大批喪失土地的農民背鄉離井而為流民。明武宗時全國流民已達600餘萬，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農民暴動接踵而起。
基於此，張璁進行一係列政治、製度方麵的改革，社會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抑製土地兼並的進一步惡化，把農民穩定在土地上。
在當時，土地兼並最為激烈、數量最大的是皇宮、王府、勳戚等所占有的莊田。明仁宗建立皇莊，到武宗時已增至200多處，正德九年（1514年）僅畿內皇莊就占地頃。
藩王、勳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請和強占民田，到弘治二年（1489）莊田有332處，占地餘頃。
“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為甚”，其嚴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額田減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
這就是說，賦田約減少了427萬頃。世宗即位後，為革此弊政，穩定社會秩序，曾兩次清理京畿莊田，而宦戚輩中撓，世宗猶豫，收效甚微。
張璁入閣後堅決清理莊田，並由畿輔擴大到各省，由莊田兼及僧寺產業。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勳戚莊田528處，計餘頃，其中餘頃分別還給業主等。
撤迴管莊軍校，嚴定禁革事例，不許再侵占或投獻民田，違者問罪充軍，勳戚大臣亦參究定罪。這樣相對地緩和及消除土地兼並的衝突和百年積弊，使社會秩序趨向穩定，為明王朝統治的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舉製度是明朝政府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但在具體的運作過程當中，暴露了許多弊端，產生了明顯的負效應。如正德年間國子監祭酒陸深在一篇奏疏中認為，科舉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華而無實用。
張璁改革科舉製度，重新規定考試文體，提高應試者素質。由於科舉名額極為有限，不可能網羅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許多士子難以通過科舉而成為進士。
於是，張璁推行三途並用之法，改革用人製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較大，如明人焦竑批評：張璁“為人剛愎，故所行多縱苛刻，如沙汰生員之舉，是何意義！”
出現這種因循之論並不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視之見。張璁改革科舉製度，改變學風，強化學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對提學官的大力整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明代名臣張居正在萬曆三年（1575年）以自己少年時的親身體驗對嘉靖前期整頓學政的成就予以極高的評價。
他說：“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無敢幹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為近古。”（注：《萬曆起居注》）
可以說，嘉靖前期是明代曆史上整頓學風成效最為顯著的時期。不過後來就成道士搞其他的去了，畢竟這朝廷的事務哪有自己長生來得重要？
官吏的貪贓枉法，是政治腐敗，社會動亂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專製社會的大患。張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貪官汙吏。
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張璁在掌管都察院時，向明世宗奏上《憲綱》（共95條），擇其中最急切者七條陳之。依照憲綱實行，可嚴肅風紀，整頓官員作風，提高工作效率。
張璁在任用官吏方麵，主張推舉“廉能愛民者”，不受資曆限製。
嘉靖九年（1530年），他在《論用人》疏上說：“近該北直隸巡撫官奏，欲盡將進士、舉人選補此地方州縣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
張璁認為：無論在何地，無論什麽官職、學曆，隻要廉潔愛民，都可以推舉任用。
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張璁因為名字犯世宗的名諱，請求改名，世宗就賜他名孚敬，字茂恭，禦書四個大字給他。
時吏部侍郎徐縉詢私納賄，經舉發受都察院勘問，徐求解脫，投書行賄於張璁，張發其私。由“法司同證徐縉賄孚敬事，黜為民”，此事使朝野受到震動。
張璁的改革與反腐損害了皇親國戚、太監、官吏、權貴階級的既得利益，不能不引起他們的仇恨，彈章不絕。但由於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
張璁幾次致仕離京，猶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誡家鄉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勢淩人幹不法事。他居朝十載，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蔭一子侄。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張璁得疾，屢請致仕，世宗不允，為之親製藥餌。張璁在朝房值班時昏暈過去，不省人事一天多，因病情急劇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許致仕迴家調養。
世宗多次派人去溫州瑤溪貞義書院看望張璁，並幾次下旨召張璁到京複任，但都因身體原因未能到京。
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六日，張璁病歿於溫州，卒年六十五歲。此時尚居於承天府（今湖北鍾祥）的世宗傷悼不已，賜祭葬有加，贈太師，諡文忠。
其實從曆史上來看，好像是張璁死了之後，嘉靖這才放飛自我的。
到了執政中期，估計看到以往自己的堂兄朱厚照留下來的爛攤子自己收拾得都差不多了，而自己的父親這些的死亡加上張璁這個首輔的死亡給了嘉靖太大的衝擊。
他開始想著自己要長生不老，要活下去，可能看到身邊的人太多死去了，不想死的想法在他的心中慢慢的紮根，嘉靖的長生路也就此開始了。
說起來楊廷和還是太囂張了，沒有將皇帝放在眼裏麵，畢竟這個皇帝差不多都是他投出來的，為什麽要放在眼裏麵呢？
當然這個後果也就是讓他被削職為民，之後又死在了新都。
盲目的來看，楊廷和的結果其實和嚴嵩都差不多，而嚴嵩這個把持朝政多年的大奸臣竟然和楊廷和的結局差不多，也真是諷刺。
君權在中國古代永遠是至高無上的，君權天授，楊廷和也就是沒有懂得敬畏，也有可能是為了自己的名聲，或者把持朝政太久，心中沒有了數，不知進退。
而和楊廷和差不多的其實還有一個，那就是高拱。
張居正指使神宗“大伴”已是司禮太監馮保在皇貴妃李氏和陳皇後麵前將高拱曾在內閣說過的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改為“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宣稱高拱謀擁立藩王，皇貴妃和陳皇後大驚。
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內閣、五府、六部眾至”，切責高拱擅權無君。到會極門，太監王榛捧旨宣讀：“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專。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迴籍閑住，不許停留！”
高拱聽旨後，“麵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從後趕來的張居正將他扶起。馮保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於死地。幸賴吏部尚書楊博、禦史葛守禮等力救，張居正“貽書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於難。
這裏也就不得不說張居正簡直就是又當又立，當然，玩政治的都很髒，以後的範進也好不到哪裏去。
不過高拱顯然是沒有受到楊廷和的教訓，皇帝的至高無上性是製度的需要，而個人想要把持朝政，隻能說經曆了這麽多的發展，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