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哲學大師”李小龍學習,做到“以無法為有法,以無形為有形,以無限為有限”。

    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見這樣一種人—他們言必談“原則”,仿佛渾身上下都是“原則”,因此他們儼然就是“正義”的化身。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人往往在現實生活中是最容易“四處碰壁”的人,常常弄得自己頭破血流,不得不自怨自艾,成天發牢騷,抱怨“世道不公”、“好人沒好報”。

    所以說,“原則”多,真的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太多的“原則”往往會意味著“靈活性”的匱乏,這些“原則”就像一根根鐵索,把人拴得死死的,動彈不得。而你好好想想,天底下哪有那麽多的“好事”,是可以一一滿足你所有的“原則”,從而讓你能夠舒舒服服、心情愉快地把它們辦妥的?

    所以,不要有那麽多的“原則”。一個人的原則太多,這些“原則”就會變得失去“嚴肅性”,就等同於“沒有原則”。而且一個渾身上下都充滿了“原則”的人,雖說看起來好像是“銅頭鐵臂”、“百毒不侵”,實際上卻往往極為脆弱,就像一塊玻璃一樣易碎,這樣的人反而極易受到傷害,從而表現出敏感而易怒的性格弱點。

    有位管理學大師說過,管理的最高境界其實就是兩個字—妥協。

    這裏說的妥協,可不是不講原則的亂妥協,而是在不妨礙最終的“大原則”的基礎上,為了達成最後的“大目標”而主動地放棄一些無足輕重的“小原則”,以求“求大同存小異”、“協同合作”之效果的一種“有意義”的妥協。隻有這樣,才是對那個最終的“大原則”負責任的態度,否則就是“固執”,而“固執”就會使人拘泥於一些無關痛癢的“小原則”不能自拔,最終致使“大原則”受到傷害(從而導致“最高目標”的流產)。這就是“丟西瓜撿芝麻”的道理。因此,對“小原則”的妥協,恰恰是為了對“大原則”更好地“堅持”。這才是“妥協”的真正意義所在。正因為這種“妥協”是為了更好地“堅持”,所以也就恰恰是一種“堅持”原則的表現。

    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自以為“堅持”原則,卻往往導致分崩離析、一事無成的事和人何其多也!送這樣的人和事兒三個字—不開竅。

    “以無法為有法,以無形為有形,以無限為有限”這是“哲學大師”李小龍創造“截拳道”的理論基礎。請注意,我這裏用的是“哲學大師”而不是“武學大家”這個詞。因為李小龍在美國上大學學的是哲學,而他的武學成就與這種厚實的哲學基礎是分不開的。李小龍在他的“武學理論”中號召人們學“水”—因為他認為“水”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物質—放進圓形容器裏就會變成圓形,放進方形容器裏就會變成方形;“抽刀斷水水更流”,沒有人可以傷害到水,沒有人可以打擊水,但是“滴水穿石”、“海嘯傾城”,水卻幾乎可以傷害世界上的一切物質。因此,“水”就是最能體現“以無法為有法”、“以無形為有形”、“以無限為有限”這一哲學理論的完美介質。可惜,李小龍雖然在他創造的功夫“截拳道”中實現了他的“哲學”,但是在自己真實的人生中卻處處與他自己創造的人生哲學背道而馳(太“硬”、太不會“變通”、太“較真兒”;太計較“形”、太計較“法”、太計較“有限”),最終導致了自身的“英年早逝”。

    毛主席在20世紀50年代訪問蘇聯時曾對蘇聯朋友說過“我的接班人有兩個人選,一個是劉少奇,但這個人原則性有餘,靈活性不足;另一個是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別看個子小,前途無量”。20年之內,他老人家話裏涉及的這兩位革命家都分別兌現了這段話中所描述的各自的命運—劉少奇同誌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不幸早逝,未能完成他畢生向往的事業;而小平同誌在經曆了奇跡般的“三起三落”之後,終於在他的暮年領導了一場徹底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偉大革命—改革開放,達到了一個人所能達到的事業巔峰。

    因此,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一個領導者必備的素質。隻講“靈活”不講“原則”失之滑頭;反之,隻講“原則”不講“靈活”則失之僵硬。

    放棄一些毫無用處的“原則”吧!要學會給自己鬆鬆綁,讓自己喘口氣兒,不然會憋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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