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治貪，大到“副國級”，順延數去到“副股級”，佐親未入流的弼馬溫之類，殺卻了的、關起來的恐怕要算是“曆史之最”。據我掌握的曆史資料，唐宋元明清，這些法統清明的曆史時代，沒有哪個能和我們的“力度”相比。
但其實效，我卻以為“一般般”，殺掉的多，仍在前仆後繼；關掉的多，冒出來的似乎更多，有點“野火春風”味；更遑論逃出去的，——算得是太陽山上的撤溜，撈夠了，或是見勢不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三十六計走為上，到外國做寓公去了——報端介紹，這群貪官在美國仍是闊氣得不得了，讓世界首富國的公民驚羨不已。
寫到這裏，我竟無端地想起《紅樓夢》裏的話，套起來叫“看破的遁人了美國，癡迷的斷送了性命……亂哄哄，你暴露了我來幹，且把國家當我家……”如果說這是一群賊，也堪稱曆史之最，史載所無的一大群——剿不完、殺不滅、打不死、訓不順的“悍賊”。
也可以稱為“漢賊”的。也許這樣稱更貼切一點。他們既是民族的賊，也確實與民族不兩立。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殺張子善、劉青山，可以說整個官場為之悚然變色，戰栗驚心。現在搞一個“廳級”已經是“毛毛雨了”，除了他身邊幾個有關的人或有餘悸餘悲，“他人亦已歌”，大家都很無所謂的了。
什麽原因搞成這樣子呢？
a.整個風氣壞；
b.整治措施無力；
c.官員都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人。
這需要作點解釋，中國的腐敗風，正規地起於青萍之末，應該是從“走後門”那辰光滋生，這個腐敗小小的：要辦事，弄個炸藥包（點心）手榴彈（酒瓶），把後門弄開……其來也漸，其入也深，浸潤也廣，——從“文化大革命”的禁錮中走出來，那種苦行僧的生活一下子消失，有酒可以喝得昏天黑地，有肉可以脹得腦滿腸肥——盡吃盡喝愈弄愈大，且是上下一致“與時俱進”，血糖指數達三十，陽性到四個加號，尿糖試紙：黑色。
就整治情形來看，我認為當局決心和腕力都是頗有可觀的。但明擺的事實是措施含糊，缺乏製度支持。武則天肅貪，是弄一些密告箱，用私人特務網巡察，確實冤殺了不少人，但這不失為一種製度，就治貪本身，也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雍正治貪，是用密折製度。他不設內閣，躬親朱批這些私人奏折，對各地各要員的情形相當熟稔，這種製度我以為對官場的“他律”儆戒，確實有極大震懾。我們呢，“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三反”“五反”等運動，其他的政治運動也連帶有肅貪力度，是“運動治貪”。後來沒有了運動，其他措施跟不上去，貪風也就漸熾漸烈，成燎原之勢。“發現一個查處一個”這隻能說是辦法。世界整個曆史沒有哪一個國家團體，“發現”了危害自身的異類而仍“不查處”的。問題本質是在“怎麽發現”，而不是發現了“追究不追究”。就“辦法”而言，我的看法也是少了又少的了。
而貪官那隊伍呢？卻是不斷“成熟壯大”熾盛得成了氣候。現今的幹部隊伍已經沒有了“新中國的締造者”。很簡單，這江山不是他打的，也就是說這家業不是他創的，他敢情就不愛護、不心痛。負責任的少了，巴結者混混兒“上去”的人也就多了。再就是貪官本來就有較高智商——紀曉嵐說過類似這般的話：君子未必有才，而小人莫不有才——他們都是念過大書的人，又都是積極的“唯物”者。好智商加之強大的心理素質，又遇上了製度不健全，又逢改革轉型環境秩序劇變……這一切一切，為貪風的滋長造成了千古良機。這“悍賊”的出現與發旺，實在有著它的社會深層因由的。
但其實效，我卻以為“一般般”，殺掉的多，仍在前仆後繼；關掉的多，冒出來的似乎更多，有點“野火春風”味；更遑論逃出去的，——算得是太陽山上的撤溜，撈夠了，或是見勢不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三十六計走為上，到外國做寓公去了——報端介紹，這群貪官在美國仍是闊氣得不得了，讓世界首富國的公民驚羨不已。
寫到這裏，我竟無端地想起《紅樓夢》裏的話，套起來叫“看破的遁人了美國，癡迷的斷送了性命……亂哄哄，你暴露了我來幹，且把國家當我家……”如果說這是一群賊，也堪稱曆史之最，史載所無的一大群——剿不完、殺不滅、打不死、訓不順的“悍賊”。
也可以稱為“漢賊”的。也許這樣稱更貼切一點。他們既是民族的賊，也確實與民族不兩立。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殺張子善、劉青山，可以說整個官場為之悚然變色，戰栗驚心。現在搞一個“廳級”已經是“毛毛雨了”，除了他身邊幾個有關的人或有餘悸餘悲，“他人亦已歌”，大家都很無所謂的了。
什麽原因搞成這樣子呢？
a.整個風氣壞；
b.整治措施無力；
c.官員都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人。
這需要作點解釋，中國的腐敗風，正規地起於青萍之末，應該是從“走後門”那辰光滋生，這個腐敗小小的：要辦事，弄個炸藥包（點心）手榴彈（酒瓶），把後門弄開……其來也漸，其入也深，浸潤也廣，——從“文化大革命”的禁錮中走出來，那種苦行僧的生活一下子消失，有酒可以喝得昏天黑地，有肉可以脹得腦滿腸肥——盡吃盡喝愈弄愈大，且是上下一致“與時俱進”，血糖指數達三十，陽性到四個加號，尿糖試紙：黑色。
就整治情形來看，我認為當局決心和腕力都是頗有可觀的。但明擺的事實是措施含糊，缺乏製度支持。武則天肅貪，是弄一些密告箱，用私人特務網巡察，確實冤殺了不少人，但這不失為一種製度，就治貪本身，也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雍正治貪，是用密折製度。他不設內閣，躬親朱批這些私人奏折，對各地各要員的情形相當熟稔，這種製度我以為對官場的“他律”儆戒，確實有極大震懾。我們呢，“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三反”“五反”等運動，其他的政治運動也連帶有肅貪力度，是“運動治貪”。後來沒有了運動，其他措施跟不上去，貪風也就漸熾漸烈，成燎原之勢。“發現一個查處一個”這隻能說是辦法。世界整個曆史沒有哪一個國家團體，“發現”了危害自身的異類而仍“不查處”的。問題本質是在“怎麽發現”，而不是發現了“追究不追究”。就“辦法”而言，我的看法也是少了又少的了。
而貪官那隊伍呢？卻是不斷“成熟壯大”熾盛得成了氣候。現今的幹部隊伍已經沒有了“新中國的締造者”。很簡單，這江山不是他打的，也就是說這家業不是他創的，他敢情就不愛護、不心痛。負責任的少了，巴結者混混兒“上去”的人也就多了。再就是貪官本來就有較高智商——紀曉嵐說過類似這般的話：君子未必有才，而小人莫不有才——他們都是念過大書的人，又都是積極的“唯物”者。好智商加之強大的心理素質，又遇上了製度不健全，又逢改革轉型環境秩序劇變……這一切一切，為貪風的滋長造成了千古良機。這“悍賊”的出現與發旺，實在有著它的社會深層因由的。